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首 页 | 中心概况 | 学术队伍 | 科研项目 | 科研成果 | 学术会议 | 资料建设 | 工作简报 | 友情链接 | English  
  
 
龙山时代的中原和北方——文明化进程比较

发布日期: 2017-09-21

        摘 要:龙山时代的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都源于仰韶文化,同属广义的中原龙山文化范畴,都在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先后迈入初级文明社会。但它们同源而异化,分别形成社会发展和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和“北方模式”;同根而相煎,终至龙山后期北方文化南下,对中原造成很大影响。中原和北方的南北互动和起伏盛衰,深层原因当在于自然环境及其演变背景。

        关键词:龙山时代;中原;北方;文明

        作者简介:韩建业,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考古学研究。



        本文所谓“中原”,指豫中豫西、豫北冀南、晋南、关中东部地区,而“北方”,就是中原以北的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和冀西北地区[1]22-30。北方更高亢干冷而中原稍低平暖湿,自然环境略有差异,但是南北渐变,并无显著分界。龙山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800年[2],当时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化碰撞,格局重组,万国林立,文明形成[3]。中原和北方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互相激发,带动变革,是早期中国文明形成的关键所在。本文拟从文化发展、文明模式、背景动因三个方面,对龙山时代中原和北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进行简要比较。

        一、文化发展

        这里所说龙山时代的中原文化,包括豫中西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晋西南的陶寺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以及关中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等。而龙山时代的北方文化只有一个,即老虎山文化。其实这些文化都属于广义的中原龙山文化范畴[4]122-165[5]127。

        龙山时代的中原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受到海岱龙山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海岱龙山文化对中原龙山诸文化的影响,按强烈程度,由近及远,依次为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此外,江汉石家河文化对王湾三期文化的最初发展也有贡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陶寺文化的形成:陶寺大城、大墓以及玉器、鼍鼓等的出现,当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特殊贡献[6],甚至不排除东方人群西迁的可能性[7]。

        老虎山文化的前身也是仰韶文化,其典型器陶鬲源自晋南的斝,又几乎不见来自海岱龙山文化等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更加“纯洁”的仰韶后裔。依区域差异可区分为岱海地区老虎山类型、鄂尔多斯地区永兴店—白草塔类型、陕北地区石峁类型、晋中北游邀类型、冀西北筛子绫罗类型等。但以双鋬鬲为代表的陶器群,以石城为代表的诸聚落,终究和狭义的中原龙山文化泾渭分明。据此推测,不但文化存在差异,而且人群常有冲突。备受关注的石峁石城聚落[8]当属于老虎山文化,但其大量玉器绝非北方传统,而可能与来自陶寺文化等的影响有关①,归根结底则源自东方。没有中原和东方文化的介入,很难想象北方地区会土生土长出石峁这样的大型高级聚落。

        上述中原和北方诸龙山时代文化,均可以公元前2200年左右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期[9],前后期的变化以临汾盆地最剧[10]:龙山后期,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双鋬陶鬲,陶寺文化也就因此而变为陶寺晚期文化,笔者曾经认为这与老虎山文化的强力南下有关,说明北方和晋西南之间发生了冲突战争②。后来发现的大城被毁、暴力屠杀、疯狂毁墓等现象[11],证明我们先前基于陶器的观察符合实际。石峁古城与陶寺古城都是三四百万平方米的特大聚落,两者或有短期共存,但基本态势是石峁兴而陶寺废,这一北一南、一兴一废之间,理当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石峁有人头坑,清凉寺有殉人墓,虽不能确定他们确曾互相伤害,但显示的人群间的紧张关系并无二致。

        老虎山文化的南下不至于晋西南,类似的陶鬲、细石器镞和卜骨还进一步渗透进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当中[12],理当给这些地区带来一定压力。稍后王湾三期文化向豫南和江汉地区的剧烈扩张影响,或可视为是来自北方压力的余波。可见,北方文化虽然源于中原,但同源而异化,同根而相煎,终至“战胜”中原,一度居于主导地位。

        二、文化模式

        北方地区从约公元前3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尤其自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以来,石城猛增,战争频繁,父系家族突显,显示和东方地区一样开始了社会变革,但并没有显著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工现象,墓葬多无随葬品,绝大多数石城不过是御敌之普通石围聚落③,笔者曾将这种长期延续的社会发展和文明化方式,简单概括为“北方模式”,以与“东方模式”和“中原模式”相对[13]203[14]。但近年石峁等大型石城聚落的新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北方。

        石峁石城400多万平方米的庞大体量,雄伟的皇城台,宏大的城门,讲究的城墙垒砌技术,精美的玉器以及铜器等,都显示出该地区存在强大的组织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分工,社会复杂程度较高,已经迈入初级文明社会,石峁聚落至少应该是陕北石峁类型的中心④,甚至不排除对老虎山文化其他类型有一定统摄力。这似乎与“北方模式”不很吻合。仔细分析,这当中也就大量玉器的存在最为特殊,前文已经说过,其实当为东方文化影响的产物。另外,石峁古城的巨大规模也不排除受到东方城建思想的影响。至于宏大建筑所体现的强大组织能力,或者只是北方人集体主义的体现,多处青年女性人头坑的发现,不过是对待战俘残暴本性的流露,本身并不见得能成为社会内部等级分化的证据。现已发现的房屋、墓葬等,尚未见显著等级差别。凡此说明石峁仍保有北方模式的底蕴,只是受到中原和东方影响。

        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开端于更早的庙底沟时代⑤,而于铜石并用时代明显加快了步伐[15]24-37。从仰韶晚期西坡大墓“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已可体会到“中原模式”介于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之间的特点[16][17]153-164。龙山时代墓地基本都是墓葬数量不多的家族墓地,墓葬本身仍基本延续此前中原风格;聚落大小分层,出现陶寺、王城岗、瓦店、新砦等大型中心聚落或城址,形成若干地区中心;建筑则有大型高级宫殿式房屋和一般房屋的差别。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原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玉石器、高级陶器、铜器等的制作当已有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专门武器除钺外还增加了矛、石镞等,精整、量大、形态多样,反映战争频仍,战争专门化程度、惨烈程度空前提升。总体来看,龙山时代的中原虽已进入初级文明时代,但仍基本是中原模式的延续发展。

        稍例外的是晋南的陶寺古城和清凉寺墓葬。和石峁一样,陶寺古城近300万平方米的规模,陶寺和清凉寺等墓地大小墓严重分化、大墓随葬大量玉器等现象,都可理解为是与东方模式交融的结果。至于清凉寺大量的人殉,可能更多与此地处于交通要道而战争频繁的背景有关,与石峁的人头坑,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以人头盖做杯、以人奠基等现象也有可比拟之处。

        三、背景动因

        北方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亚文化,在公元前5千纪至公元前3千纪的漫长时间里,基本都处于从属地位,主要在中原的带动和影响之下发展。但约公元前2200年以后,北方文化迅速强大并对中原产生强烈影响,其深层原因当在自然环境及其演变过程当中寻找。

        北方较中原冬季更为干冷,发展农业的条件有限,狩猎采集和畜牧业程度显著高于中原;北方气候变化敏感,气候变化对动植物资源及其经济形态的影响程度也远甚于中原。这就决定了北方地区不容易出现贫富分化、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显著差异,而且锤炼了北方人相对习于流动、坚韧不拔、勇敢强悍的集体性格。而中原处于早期中国的核心位置,年均温度、降水量和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都大致适中,使得中原“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差异但不强调贫富分化;社会秩序井然但不靠严刑峻法;生产力逐步提高但不尚奢华;关注现实而不是沉溺于宗教;依靠血缘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不疾不徐,稳中求健,终于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成熟的文明社会——晚期夏王朝阶段”[14]。

        中原文化历经磨难,博采众长,自有其坚韧的一面,但和极端气候期面临极大生存压力的北方文化比较,又要从容得多。因此龙山前后期之交北方文化的南下,竟能一举对中原文化产生强烈影响,自在情理之中。同时期整个欧亚草原文化也都有南下严重侵扰农业文化之势。至于对临汾盆地的影响最剧烈,也可能与临汾盆地本来更接近东方模式有关。笔者论述龙山前后期之交中原对江汉的“胜利”时,曾经归因于“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用其来说明北方对中原的短暂“胜利”,也还自有一定道理[18]。

        北方地区尽管可以短期得势,但地处边缘,积淀有限,最终也只是将其文化要素融入中原,并未能长期引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中原地区居“天下之中”,只有这里才具备兴盛时影响全局、低谷时博采众长的特殊条件。这是中原地区在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中心地位的缘由[19]。

        注释

①不但襄汾陶寺、临汾下靳,就连黄河沿岸的芮城清凉寺墓地(属于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期—三里桥类型)也有较多玉器,可见在东方影响下,已于晋南形成独具特色的玉石制作中心。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清凉寺史前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②临汾盆地龙山前后期文化,先前笔者分别称其为“陶寺类型”“陶寺晚期类型”,后改为陶寺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参见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期,第119-123页。③笔者曾认为北方地区龙山时代前后的带状分布的石城,可能与对抗更北方游猎采集人群的侵扰有关。最近石峁遗址发现的石人、铜刀(范)等又显示其与北方欧亚草原可能存在联系,石城的出现就更不能排除对抗更北方人群的可能性。参见韩建业:《试论作为长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带》,《华夏考古》2008年1期,第48-53页;郭物:《从石峁遗址的石人看龙山时代中国北方同欧亚草原的交流》,《中国文物报》2013年8月2日第6版。④石峁聚落的中心地位是早就知道的,但没有想到遗址会如此庞大。笔者以前这样说过:“石峁聚落面积达90万平方米,防卫设施完备并发现珍贵玉器,极可能就是陕北超级聚落群的中心。”参见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页。⑤苏秉琦曾指出,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参见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载于《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另见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3期,第59-69页。

参考文献

[1]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M]//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2]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J].文物,1981(6):41-48.

[3]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M]//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5]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6]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19-123.

[7]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J].考古,2010(11):71-78.

[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J].考古,2013(7):15-24.

[9]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J].考古学报,1997(1):1-22.

[10]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J].考古学报,2006(2):179-204.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5(3):307-346.

[12]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J].中原文物,2007(1):17-23.

[13]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14]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J].古代文明,2003(辑刊):84-96.

[15]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M]//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7]韩建业.西坡墓葬与“中原模式”[M]//仰韶和她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8]韩建业.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比较[J].江汉考古,2016(6):39-44.

[19]韩建业.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J].江汉考古,2004(1):59-64.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电话:010-58806152(传真)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前主楼B区105    邮编: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