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专家

摘要：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继续巩固唯物史观指导地位成为学界共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得到稳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并持续升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日益走向深化。推进学科融合，加强哲学界与史学理论界的密切合作，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深度融合，回应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升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提炼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新概念、新问题、新话语，成为加快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三大体系”的基本趋向。

关键词：新时代；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三大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再上新台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守正创新，不懈努力，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向前发展。回顾并总结新时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成绩和特点，发现其研究过程中潜在的问题并展望该学科今后发展趋势，对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一、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地位重新成为共识

　　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唯物史观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现代转型。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在学界取得指导地位，对中国史学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然而，随着20世纪末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唯物史观在学界指导地位受到挑战，甚至被不恰当地否定。为此，围绕要不要、为何以及如何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地位，如何在坚持中发展唯物史观等问题，中国学界展开了深入讨论。

　　巩固唯物史观在史学界指导地位，首先需要清楚唯物史观指导地位为何会受到挑战。对于该问题，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朱佳木分析了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大量引入对唯物史观指导地位造成的挑战，认为这种挑战既表现在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否定上，也表现在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盲目推崇和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吹上。吴英提出，我们对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形成于特定历史背景之下，这造成我们对其中某些问题理解的不准确或偏颇，也造成对唯物史观的某些理解简单化倾向，未能把握住马克思在相关认识上的复杂性。张顺洪分析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潮传入所带来的唯物史观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问题，这导致人们忌谈甚至以轻蔑眼光看待唯物史观的现象。

　　新时代以来学界同类成果还有很多，但多属从某个具体视角展开的分析。而左玉河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一文对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该文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唯物史观指导地位受到挑战的原因：一是历史原因造成了人们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歪曲或误解；二是苏东剧变以后，国际上出现的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在国内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应和；三是国内学界对外国史学理论不加分析、不加别择的吸收借鉴；四是现代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确实提出了一些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要求唯物史观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予以科学解答。唯物史观指导地位受到挑战的原因虽然较为复杂，但从整体上看，基本未超出上述四个方面。

　　新时代以来，经过诸多学者努力，继续坚持唯物史观在史学界的指导地位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如李慎明强调，研究历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认真学习唯物史观，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和深入。王伟光指出，唯物史观是坚持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历史、发展创新历史科学的指南；史学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水平。金冲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决不能抛弃。吴英提出，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它所提供的方法为我们分析世界历史的两次重大转型、两类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等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新时代以来提出相似主张的学者可谓不胜枚举，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牢固树立唯物史观在史学界的指导地位，已成为学界共识，唯物史观指导地位受到挑战的局面逐渐发生改变。

　　那么，围绕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多种有益主张。吴英通过考察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程，提出回到马克思、准确解读原著、重新解释唯物史观，并将之运用于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析中，是恢复唯物史观活力及影响力、重塑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关键所在。朱佳木着眼于如何回应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认为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弄清楚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基本观点，哪些是必须破除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错误观点，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左玉河从推动唯物史观健康发展的角度，认为坚信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解释方法其有效性并未过时，但同时应看到唯物史观本身也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要有借鉴吸收其他理论方法的气度、雅量和勇气；重新研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然有必要，但不能把唯物史观仅仅理解成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文本；在历史研究中，应将唯物史观与客观历史结合起来，在具体研究中抽象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律，对唯物史观进行创造性地运用。

　　瞿林东和张越等则通过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提出了各自主张。瞿林东提出，应进一步营造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论氛围；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总结、阐释中国史学的理论，使其成为当今中国历史进程的养料和助力；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获得新的结论，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有效途径。张越强调发展唯物史观必须有开放的学术气度，并认为面对各种新的历史理论、方法，唯物史观应当积极吸收其合理成分和优秀成果，在兼容并蓄中体现自身的优势；同时，还要善于分析鉴别他人之长，而不是全盘照搬。王力提出了开拓唯物史观研究的具体路径：一是必须依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开展唯物史观的整体性研究，严格区分他们在不同时期论述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绝不能把某一特定论述设定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表述；二是必须打破制约唯物史观研究的认识论局限，全面关注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以来世界的新变化；三是积极关注非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不断开拓唯物史观的研究路径和视野。

　　此外，近十年来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多次召开，部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如有朱佳木主编的《唯物史观与新中国史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顺洪等主编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及卜宪群主编的《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学科创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收录诸多国内学者探讨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论文，集中展示了中国学界对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认同。

　　总之，20世纪末以来唯物史观在史学界的指导地位受到挑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时代以来，中国学界对唯物史观指导地位为何会受到挑战、是否应继续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地位、如何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提出了多种有益方案，唯物史观指导地位受到挑战的局面亦随之发生了积极改观。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稳步推进

　　推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有助于在历史研究中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提高历史研究科学性的必要途径。新时代以来，中国学界围绕唯物史观相关问题的研讨日益细化，相关认知日益深化。

　　关于唯物史观的学术属性即唯物史观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学界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吴英通过考察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的初衷、唯物史观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唯物史观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接受检验并发展自己等问题，论证了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赵磊也在相关论述中提出唯物史观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科学。

　　探究唯物史观的生成逻辑、阐释原则和方法，是理解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重要途径。赵义良探究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及其生成逻辑，提出只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才能实证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和暂时性，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曹典顺提出，如果停留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这一判断，会遮蔽对唯物史观理论生成过程的阶段性逻辑结构的探究；他还分析了唯物史观理论生成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和呈现的三种研究范式。吴晓明提出，唯物史观阐释原则的根本，在于把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性从思想、观念、精神领域移入到人们现实生活领域，并将观念世界的统治地位揭示为意识形态的神话学。桑明旭归纳了唯物史观的三个根本性方法，即“把对象理解为感性活动”“把思想理解为阶级思想”“把原则理解为研究结果”，认为这三个方法是唯物史观所特有，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变革，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性方法。

　　经典文本解读仍是研究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重要手段。任帅军和杨寄荣比较了《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述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它经历了从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到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周嘉昕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走向从生产方式出发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孙琳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两条道路，“都是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实践，不可抬高其中的任何一者而贬低另外一者”。孙赫提出，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丰富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问题的研究”。

　　恩格斯对建立唯物史观的贡献，是近年来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张新提出，恩格斯不仅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做出了杰出和独特贡献，而且进一步推进了唯物史观的系统化和体系化，至其晚年更对唯物史观做出了创新性发展。覃正爱和郭江勇则辩驳了有关“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独创理论”观点，提出恩格斯是唯物史观原理的“独立发现者”和“联合表述者”，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建构者”和“补充完善者”。李彬彬和吕世荣分别以《神圣家族》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中心，分析了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中的贡献。概言之，近年来学界一致肯定了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特别是他对唯物史观创立与晚年对唯物史观发展方面的贡献，并对一些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

　　新时代以来，中国学界围绕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命题，展开了深入研讨。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但关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哪个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中国学界始终存在分歧和争议。《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推出“唯物史观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圆桌会议系列成果，就此问题展开专门讨论，相关学者一致肯定了“五形态”论相较“三形态”说的科学性。王伟光提出，“五形态”论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不能因为历史发展中存在多样性和特殊性，就否定“五形态”论的科学性，二者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乔治忠认为，“五形态”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三形态”说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个别语境下针对不同问题的随机阐发，并不能代替“五形态”论。吕薇洲和刘海霞提出，“五形态”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不能被“三形态”说替代。谭星认为，“三形态”说忽视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对宏观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影响，且不能细致地说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区别，也不能精确地说明社会类型的复杂结构。因而，学界以“三形态”说质疑“五形态”论的观点不成立。王伟光主编的《中国社会形态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及张顺洪、甄小东的专著《社会形态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阐述了各社会形态的基本面貌。此外，王峰明分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基础，认为前者揭示了各种社会形态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和规律，后者则阐释了“怎么样”认识和把握这些本质和规律。

　　淡化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引起了中国部分学者的密切关注。刘军提出，过去不少研究确实夸大了阶级分析的意义，但现在又存在低估的趋势，在史学研究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应该把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张剑平也提出，不能因为过去对阶级分析法教条化、庸俗化的运用，就否认其科学性和重要性。赵庆云认为，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应从实际出发恰如其分地把握历史上阶级分化、阶级矛盾、阶级认同等方面的实态。

　　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梁梁提出，正确认识马克思提出生产方式的过程，有助于把握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剖析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方法。孙要良对自然力与社会生产的关系进行讨论后认为，自然力过好或过差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的条件下，优越的自然环境客观上有利于提高资本的生产率。武力着眼于具体历史的研究，认为长期以来研究者将生产力视为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的自然产物，而忽略了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故在历史研究中应加强对生产力的关注。

　　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历史科学”论述中“决定论”的内涵，关系到人们能否正确理解唯物史观。王峰明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旨在阐明存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适合（适应）与被适合（被适应）的关系，这是一种‘趋势决定’而非‘起源决定’。”蒋迪针对国内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容易将唯物史观误读为单纯的革命动员理论的问题，重新讨论了决定论的内涵，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指某个历史事件有很大的发生概率，而不是必然发生。赵磊和赵晓磊辨析了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而非历史目的论，提出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为历史决定论奠定了科学依据。张一兵认为，在马克思的原始文献中，并没有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德文原文看,他用以表征历史唯物主义关键性原则的概念是社会定在和定在方式。此外，陈元明对唯物史观中“决定”含义的探析、马建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概念的考察，都比较有代表性。

　　“重建”“重构”或“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潮，也是中国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沈江平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西方学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诸种思潮，提出无论如何“重建”，“都必须以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为前提，以恪守理论的基本要义和核心观点为基础”，否则便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和否弃”。李高荣则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结构主义”“折中主义”“结构主义”五种模式为主，分析西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思潮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认为它们都偏离了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断。吴英基于国内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特点，提出“史学界应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合作”，“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事实,重新建构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以提高唯物史观的解释力。”此外，刘爽的专著《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焦佩锋的专著《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都对唯物史观发展的过程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究。

　　总之，新时代以来，中国学界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研究，在过去基础上取得了稳步推进，深化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相关成果多出自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研究持续升温

　　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形成的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可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数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一段时期以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却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其表现有推翻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的一些基本判断、回避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热衷于对历史事件提出“多元”的解释等。近年来，随着唯物史观在史学界指导地位重新得到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研究逐渐升温，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研究

　　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是学界讨论已久但未能达成全面共识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和学术视野的扩展，学界对相关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重新讨论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值得关注的现象。徐义华从“宗族演变的角度”将中国古史分成了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四个时期。李治安提出关于战国至清代社会性质的“新表述”即“帝制地主形态”，认为“两千年‘帝制国家’与‘地主经济’始终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偏废”。《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推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早期社会性质研究”圆桌会议系列成果，对中国早期社会性质进行了讨论。徐昭峰和赵心扬提出，夏商时期并不存在普遍的奴隶制；任会斌认为，殷商时期存在奴隶和奴隶制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奴隶社会；宁镇疆则提出奴隶在周代的社会生产中并不占主要地位；谢乃和主张“用‘封建’这一中国古代传统的概念界说三代社会形态”；李学功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阶段之初是一种存在奴隶制奴役方式、但发展不充分的族社组织形态”，这种族社组织属于封建社会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及特点，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2021年，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课题组在既往研究基础上，重新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即“大土地所有制与农民小生产相结合”“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形成了深入人心的大一统理念与儒家意识形态”“创造了开放包容与璀璨无比的文化”“王朝更替中的社会持续发展”。

　　（二）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以来，就重视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推出“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系列论文，在继承、总结、分析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战国至明清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臧知非提出，汉初的土地私有制“是隶属于土地国有制的”；周国林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自耕农小块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为主线”；耿元骊认为，隋唐时期基层社会经济运行与秦汉以来对土地“私有权”的保障，“大体上具有同一个宏观时代的性质”。李华瑞提出，“抑兼并的思想在两宋时期是时代的主流”，但“从消减贫富分化的两极对立而言，则收效甚微”。赵思渊和刘志伟认为，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始终未能摆脱以王朝国家的户籍赋役体制为基础的格局，土地所有权的法权形态始终以在户籍中登记的赋税责任为基本依据”。这些论文代表了新时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近代历史理论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开篇。但近30年来，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的观点，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亟待辨析和驳正。对此，夏春涛通过对一系列史实的细致考辨，论证了学界关于洪秀全是“野心家”、金田起义为“泄愤”等观点的错误，揭示了金田起义爆发的社会政治根源，肯定了金田起义的正义性。2021年，《史学理论研究》推出“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圆桌会议系列成果，对太平天国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进行驳正。崔之清比较了洪秀全和曾国藩对晚清危局及其出路的认知与抉择，认为洪秀全对晚清危局及其出路的认知比曾国藩更为深刻；姜涛肯定了“造反有理”说在评价太平天国问题上的合理性，认为太平天国于晚清社会的最大贡献是“在其占领地区相当彻底地破坏了清王朝的地方统治秩序，摧垮了已成社会痼疾的旧有官僚体制”；华强、包树芳、吴善中等对《太平杂说》一书称上帝教是“邪教”、洪秀全是“邪教主”等观点进行了批驳，提出上帝教“是农民群众表达自己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的宗教，不是邪教”；“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四）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曾引起较大规模讨论。2020年，《史学理论研究》推出了“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评价”系列论文，继续就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评价近代历史人物展开讨论。张海鹏提出，评价民国历史人物，必须明确“民国是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过渡时代”这一历史前提，参照“近代中国经历从‘沉沦’到‘谷底’再到‘上升’的基本规律”，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框架下进行分析。耿云志结合自己多年研究经验，认为研究历史人物应关注“历史人物生活的背景”，“准确把握住人物一生的追求”，“关注重要的人际关系”，“突出重大史实，做必要的心理分析”，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郑师渠提出，评价思想上具有“流质多变”特点的人物，应以“坚持唯物史观及其阐明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为前提，同时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底线，保持客观学术立场。朱英则对近代中国商人的评价问题进行了反思。

　　（五）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问题

　　“革命”与“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史领域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范式，采用何种范式直接影响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左玉河总结了自范式理论引入中国近代史领域以来的相关争论，认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是两种研究取向、两种解释框架和叙事模式，不是替代更换的关系，而两者的缺点和局限则决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必须超越两种范式，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赵庆云提出，学界将革命与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个相互竞争、轮流主导的宏大叙事模式，过于强化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并遮蔽了革命叙事内部的分歧和紧张。近年来，革命叙事之“阶级革命”悄然转换为“民族革命”，使得“革命”与“现代化”两种叙事有“并存互济”的可能。徐秀丽认为，在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范式争论中，逐渐达成具有建设性的共识，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

　　（六）中共党史理论问题研究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学习讲话精神、探究党史理论、阐释中国道路，成为2021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热点。正确认识党的百年奋斗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党史观，必须对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有正确认识。夏春涛结合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阐释了百年党史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线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主流是始终引领发展进步，本质是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李捷从中国近代历史主题的产生、展开及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三个方面，阐释了为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全部历史主题。李红岩从“人民选择即历史选择”“人民选择的过程也是有所抛弃的过程”“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三方面，论述了为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丰子义从“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世界历史”“社会基本矛盾”和“实践观点”四个角度，阐释了党的历史命运和中国道路的紧密联系。金民卿总结了百年来党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和辉煌成就，认为新时代学习党史的重要任务是“追随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汲取党的理论创新智慧，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张海鹏、杨凤城、罗平汉等均论述了百年来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造，使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

　　总之，新时代以来，随着唯物史观在史学界指导地位的重新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研究持续升温，并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土地制度研究、历史人物评价等一些“老问题”上提出了“新认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向前发展。不过，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成果多是在一些知名史学期刊引导下讨论的，如何进一步提高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自觉，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走向深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关问题，历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点。新时代以来，中国学界将相关问题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围绕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传播及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唯物史观的关联等展开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传播发展问题研究

　　关于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传播及影响等问题，既往研究颇多。近年来的新进展，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相关问题的总结；二是转换研究视角，借鉴概念史理论方法进行新探讨。瞿林东等著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聚集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的研究及其在历史学研究中的运用，阐述了唯物史观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研究的关系；蔺淑英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创造性运用（1919—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年版）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与运用问题；叶建的《近代中国唯物史观话语建构研究》（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则全方位、多层次地考察了思潮、媒介、读者与近代中国唯物史观史学话语建构的关系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多来年来，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故这个问题自然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于沛提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构建的新特点是全面、系统、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将其视为一个严密的科学整体。乔治忠认为，唯物史观的严密逻辑、完整系统以及思想方法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张旭鹏提出，唯物史观在中国被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为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以概念为视角，探讨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问题，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变化。陈峰结合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演变，分析了唯物史观从五四时期被视为“经济史观”和“社会学”，到社会史论战时期被视为“社会形态理论”，再到“学术中国化运动”中逐渐偏向“阶级斗争史观”的演变历程。赵庆云亦认为概念研究有助于“寻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促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研究

　　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社会史论战中崛起以来，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何种不足，是中国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多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著应运而生。于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卷，专门探讨了1949年以前及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成就；赵庆云著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从史家个案、理论探讨、学术活动三个部分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于文善的两部专著《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则专门研究了重庆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及其影响下的学术研究。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重点考察了1919—1956年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谢辉元的专著《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则关注20世纪前半叶唯物史观传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朱慈恩的《接受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则是通过期刊、史家等个案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过程。

　　李红岩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中国社会性质”为话语之源，以“史论结合”为基本方法，实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第一次让中国历史显示出其内在的规律性，为中国史学引入了科学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卜宪群提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史学工作者自觉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取得了突出成就，但马克思主义史学被边缘化，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受到削弱，也是近年来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品格，也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左玉河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两种独特品格，一是科学性（求真性），二是现实性（致用性）；同时，立足时代性和民族性又是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根本保障。

　　新时代以来，中国学界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如谢辉元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进化论的关系；左玉河、乔治忠、张越、朱慈恩等讨论了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高希中讨论了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世”取向；陈峰讨论了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加强学科互动的问题。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

　　新时代以来，学界秉承广见闻、多思考、深研究的治学原则，继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路径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推出了哪些精品力作、取得了哪些成就、产生了何种影响，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问题，中国学界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较大程度的进展。一般所称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仍是学界研究重点，近年来尤以对范文澜的研究成果最多。叶毅均分析了范文澜从书斋式的学人，逐渐“蜕变为一位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程。赵庆云分析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在开创全新中国通史体系方面的贡献。任虎分析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影响。罗志田以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为中心，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史料和理论、民族和国家、规律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张越认为，由范文澜所引发的关于“汉民族形成”的讨论，实际是怎样处理外来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关系的问题。张越还分析了郭沫若对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并澄清了一些不实之说。李勇论述了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对保持史料与理论平衡问题的强调。陈峰讨论了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建构中的贡献。周鑫分析了翻译、研究《资本论》对侯外庐研究思想史、社会史所提供的方法支撑。程鹏宇归纳了郭沫若与侯外庐在“后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术风格。卜宪群通过考察郭沫若对史学的性质、任务与指导思想等问题的认识，总结了郭沫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构建上的杰出贡献。此外，程鹏宇2022年在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专著《侯外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通过十章内容专门探讨了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性贡献。

　　此外，在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方面，李维武考察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及影响。赵庆云考察了唯物史观对荣孟源治学的影响，认为他主持编纂的资料著述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日根考察了傅衣凌对唯物史观由“体认”到“自觉”的根本性转变。何宛昱比较了陈翰笙和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张杰考察了蔡和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张越关注了林甘泉提出的事实判断、认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三个层次”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四）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唯物史观关系研究

　　民国时期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如何看待唯物史观，是考察唯物史观在民国史坛地位和影响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这一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张越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宏观格局、理论阐释、叙事特点以及革命史话语体系对传统认知的颠覆，受到许多民国史家重视。尹媛萍以吴恩裕为例，考察了唯物史观的党外传播现象及特点。李政君考察了民国时期顾颉刚认同唯物史观的事实。胡文辉提出，陈寅恪重视社会群体本位和经济因素，与唯物史观有一定的趋同之处。陈峰认为，陶希圣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认知的最大分歧“在于对社会形态理论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态度”。

　　民国时期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在1949年后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也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陈其泰考察了1949年后“新历史考证”学者掌握唯物史观后在学术研究上的提升。张越考察了1949年后“中生代”史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良性互动。李政君提出，1949年后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并未影响其基本古史观念。此外，张宇龙、刘春强、武晓兵分别考察了1949年后王锺翰、夏鼐、李光璧对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

　　（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反思

　　反思既有成果，是推进相关研究的必要途径。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亦出现了相关成果。学术上认同唯物史观，但政治上未必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在民国学界较为普遍。这些史家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或者说应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学界存在不同意见。胡逢祥认为，学术上接受唯物史观、政治上遵循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应有之义；但考察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活动，也应将党外马克思主义史家纳入考察范围。张越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指“从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的郭沫若、吕振羽及中共‘新思潮派’一系直到抗战时期延安地区范文澜等和重庆地区郭沫若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与之相关的，是署名孙太白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就历史学的实证性而言，它无法中国化。

　　如何在既有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是中国学界较为关心的问题。赵庆云提出，就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史研究而言，超越批判或捍卫的价值立场，重返特定的时空语境，厘清前辈学人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实际作为，展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复杂性，是今后的努力方向。胡逢祥倡导通过扩展文献视野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提出要“注意搜寻那些长期遭受忽略或因各种历史原因被置于边缘的相关史学文献”。乔治忠主张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建立成为“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同时要“防止将唯物史观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任意割裂和肢解，防止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理论与政治任务做绝对化的分割”。陈峰认为，域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强大的形塑作用，因此，应加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域外渊源的研究。

　　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三大体系”建设展望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继续巩固唯物史观指导地位成为学界共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得到稳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并持续升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日益走向深化。中国学界既对一些旧问题提出了新认知，又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扩展了新领域和新视角，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发展不断添柴加薪。

　　当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中，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历史研究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种坚持不能是教条式、机械式的，不能将经典作家针对特定地区或社会的经验概括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直接套用在中国历史分析中，而应以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深入理解为基础；同时，这种坚持也不是排他性的，而应合理吸收借鉴其他有益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真正做到守正创新。其次，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虽然得到推进，但主要成果并非出自史学界，而多出自哲学界。因此，如何提高史学界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研究热情，进而推动理论研究与历史实证有效结合，发挥史学家的专长，从史学视角深入探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理论研究出现了不少高质量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多是史学期刊发起的议题，史学理论界缺乏应有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自主性。因此，必须提高史学理论研究者在相关研究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存在就史事论史事、就史家论史家的偏向，亟须加强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深度融合，推出长时段、宽视域、高水平的成果。

　　有鉴于此，中国学界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继续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探讨具体的历史理论问题，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首先，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针对目前中国史学理论界普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意识淡薄状况，要增强学科意识，加强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关系，弄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联，从哲学、历史学两个维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关注该学科研究特点、学科依据、学科体系等问题，从学科体系建设角度推进学科融合，尽快建构起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体系。

　　其次，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目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唯物史观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探讨，主要来自受过严格哲学训练的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哲学史）的学者，较少来自受过历史学训练的从事历史理论研究的学者。前者擅长探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注重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但因学科知识限制，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的理解有所局限，在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历史研究实践结合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方面，因缺乏扎实的历史研究功底而受到较大的局限，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后者擅长探究中国或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和具体史实，但同样受学科知识限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研究并不擅长，在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具体历史研究、具体实践结合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方面，因缺乏深厚的理论功底也受到极大局限，同样产生力不从心之感。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与史学理论界的密切合作，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哲学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或历史理论）研究的深度融合，是加快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基本趋向。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固然需要进行精细化的专题研究，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但这若成为中国史学理论界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研究取向，则容易忽视理论的系统性，相关认识也容易走向偏狭，故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防止可能出现的研究碎片化趋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求真与致用的双重品格，求真基础上的致用和致用关照下的求真，成为驱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之两轮。加快学术体系建设，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关怀。关怀现实当然应以客观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但一段时期以来，史学理论界对客观的学术研究更为关注，对现实关怀有所忽视甚至是轻视。缺乏现实关怀，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保持其科学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必须回应和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关注时代的史学需求，紧跟时代特色，回答时代问题，深入探讨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根据和实现路径、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的理论底蕴、在历史研究基础上深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历史智慧等。在回应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最后，在话语体系建设上，一方面，要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关注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前沿动态，充分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的研究成果，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水平，同时注重对国外错误观点进行有效批驳，有针对性地传播中国声音；另一方面，必须克服长时间以来片面追随欧美学术理论话语体系的弊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发展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实践中，提炼出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新概念、新问题和新话语，构建符合中国特色、满足新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话语体系。

（原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