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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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上)

发布日期: 2015-03-04

 定宜庄 []欧立德

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116-146页。

 

导 论

 

  最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原来相对冷清的清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学科。从事该学科的学者人数之多,学术会议召开之频繁,发表论文数量之大,堪居史学诸学科之冠。尤其是自2004年启动“国家纂修清史”项目以来,在“盛世修史”思想指导下投入的空前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更为国内外其他诸人文学科望尘莫及。

  回顾三十年来清史研究的发展,成果确实令人瞩目。成果的取得,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是为数甚钜的清代档案文献的开放以及整理出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基础。明清档案曾与莫高窟藏经洞的出土文献、殷墟甲骨文以及汉晋木简一起,并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四大发现”。自1980年代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部分馆藏向学术界开放,尤使学者查阅利用明清档案有了远较从前更为便利的条件。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对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引进,已经构成这一时期清史研究的最突出特点。其中如对明清江南经济与人口的研究、华南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乃至对清代乡村、宗族等问题的研究、对下层社会和百姓生活史、心态史的研究等等,都从西方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受到启发。也有一些,或是有中国学者参与,如美国“加州学派”对中国经济史、人口史的研究,或者就是中外学者共同合作的项目,诸如以华南学者为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等。总之,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清史研究的进步,与借鉴、吸收国外的理论与方法是分不开的,与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日益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也成为越来越经常采用的研究方式。换句话说,中国历史学,特别是清史学,正逐渐地走向国际化、普世化和全球化。

  正如上述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加州学派以及江南经济史学等新的研究趋势体现出来的一样,总体来说,国内学界对这些国外的理论、学说甚至史观、范式的吸收是积极主动的,这从许多西方的名词、术语和概念都在中国流行一时就可以看出来。但在这样一种潮流之下,却也有一个不和谐音,那就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清史”。

 

一“新清史”由来简述

 

  “新清史”产生于何等样的学术背景,它的学术源流又是什么,已经有专文做详细阐述,此处不赘。简单说来,它产生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几个:一是与清代档案、尤其是满文档案的新发现有着直接的重要关系;二是受到西方史学理论多方面的学术转向的影响,这些学术转向包括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后殖民论转向、文化转向和族群转向等等。总的来说,“新清史”包含着一种“去中心化”的工程,这点可以从它对于清帝国边疆地区的重视看出来。美国纽约大学的卫周安就写的很清楚:

 

 

  这一修正性认识的核心内容,就是新清史所揭示的:在清鼎盛之时,它并不视中原为他们帝国——远为辽阔的区域,包括了亚洲腹地的疆域:蒙古、西藏和东北(今天有时称之为满洲)和新疆——的核心,只是一个部分而己,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可以将这个“去中心化”工程的根本思路归纳为,它是对一些历来被人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历史叙事提出的挑战。对所谓“汉化论”的质疑可能是最典型的一例,中国史学界关注“新清史”,就是从有关“汉化”问题的一场争论开始的。

 

  (一)争论的由来

 

  概括说来,如果从1996年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全美亚洲年会上发表演讲《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 算起,这场有关清史研究的著名论争,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罗友枝(时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当时已年届八十的何炳棣(Ping-ti Ho)花费两年时间撰写了《我对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友枝“再观清代”一文的答复》(”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一文。虽然这时尚未出现“新清史”这一名称,但这两篇文章可称为“新清史”出台的重要标志。

  有关这场争论,国内目前的评介已经不少,但为下文表述方便起见,这里不得不再做一个简单回顾。罗友枝这篇《再观清代》的讲演,直接针对何炳棣1965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的某些论断(何氏的这篇演讲本身当时也被视为西方学术界挑战学术主流的一个例证)。二人的议题都是讨论清朝的历史贡献。对于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对于清朝统治的成功,二人亦无异议。只是对于清朝统治成功的原因,罗友枝向何炳棣提出了挑战。她认为清朝能够在中国成功维持近三百年的统治,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被汉人同化了,而是清统治者有效地利用了与内陆亚洲诸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来巩固了全国的统一,尤其是在边疆地区。罗友枝认为满洲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非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现的。她反对将大清王朝与“中国”合二为一,强调以一种“满洲中心观”来评价大清帝国的重要性。

  何炳棣在回应罗友枝的文章中,则将重点集中在满洲统治者进入汉地之后是否“汉化”、汉化是否是清朝统治成功原因的问题上。他以“儒化”来代替通常使用的“汉化”一词并对所谓的“儒化”进行了详尽和深入的阐述,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凡非汉民族进入汉地,打破了原本的一统局面,在政权转移、又掺杂着尖锐复杂族群矛盾的局势下,当务之急都是要“争正朔、明法统”,努力将自己纳入华夏的正统链中。非汉民族只有争得了“正统”亦即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在汉地立足,并为进一步的开疆拓土打下基础,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也不例外。

  将二人的这场交锋称为“论战”未必准确,因为何炳棣尽管雄辩,但我们迄未见到罗友枝和她的支持者对他的正面答复。事实上,罗友枝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清朝除开继承了明朝的领土之外,还开拓了大片疆土,那些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基本上没有长期被汉族王朝统治过,他们也未曾接受过任何儒家的思想和文化,而这恰恰是清朝与明朝等中国传统王朝的区别,这是此前研究清史的学者关注和研究不够的领域,也是何炳棣在文章中没有重视的问题。

 

  (二)“新四书”及其它

 

  在罗友枝与何炳棣的相关文章问世前后的短短几年间,美国清史学界几部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专著相继出版,议题都涉及到清朝统治的满洲因素,势头之强劲令人惊诧,因为作为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对于与满族史相关的清史研究,中国学界几十年中都鲜见如此集中地、大量地出版过如此重头的研究成果。

  这几部后来被学界一些人誉为“新四书”的专著,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是:

  1.罗友枝(Evelyn Rawski):《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加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卫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半透明的镜子: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3.路康乐(Edward J.M.Rhoads):《满与汉: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

  4.欧立德(Mark C.Elliott):《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族群认同》(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

  除了这些著作之外,柯娇燕早在1990年就曾撰写过一部在学界颇有影响的著作:《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终结》(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关注了满洲族群意识和认同等问题,并为学界视为经典。于此同时,美国的《清史问题》199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也应该视为“新清史”的先兆,一篇是柯娇燕的《前近代中国族群问题的思考》,另一篇是欧立德的《旗人与民人:十九世纪江南族群的张力》。1994年夏,美国学者在密歇根大学召开会议,会后由米华健(James Millward)、邓如萍(Ruth Dunnell)、欧立德和傅雷(Philippe Forêt)等人主编出版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新清帝国史”(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简称“新清史”)一词从此成为这个清史研究学派的被公认的名称,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未必认可。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还将详述。但我们下文中还会一再将其称为“学派”(school),为的则是叙述的方便。

  事实上,“新清史”并未局限于对满洲的研究,而是更进一步,拓展延伸到宫廷活动、边疆政策、乃至美术史等诸多领域。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成果,有米华健1998年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白瑞霞(Patricia Berger) 2003年的《虚静帝国:清代中国的佛教艺术和政治权威》;濮德培(Peter Perdue) 2005年的《中国西征:清朝对中亚的征服,1600—1800年》;艾宏展(Johan Elverskog)2006年的《我大清:帝制中国晚期的蒙古人、佛教、与国家》;张勉治(Michael Chang)2007年的《马背上的王朝:满洲少数民族宗室统治在中国的建立,1751——1784》等。其中一些著作偏重于对清朝西北边疆的研究,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西北史地研究方式,而如美国学者所说,是希图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之中加以考察(“placing China in world history”),为中国研究提供一个“世界史视野”。

  从“新清史”引发的讨论,目前仍有方兴未艾的趋势,对于“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名词,以及对“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被纳入“新清史”关注的内容,促使学界对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解析和思考。

 

二 从冷漠到热议:中国学术界与“新清史”的初次交锋

 

  “新清史”发展至今已经十有余年,国内学界对它的态度,从开始时的冷漠到后来的关注,经历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过程。

  2000年,定宜庄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一文,其中第二部分详细叙述了罗友枝与何炳棣的那场论争,也谈及“新四书”的出版。2002年,定宜庄又在《满族研究》发表《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再次谈到罗何之争和所谓的“新四书”。但这两篇文章在清史和满族史学界没有引起丝毫反响。此后数年,虽亦有学者撰文介绍海外特别是美国的清史研究动态,如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瑞威2006年写的《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满洲史研究评述》,姚大力2007年的一篇书评:《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以及2006年欧立德以中文发表的《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可能是“新清史”的第一篇以中文发表的文章),引起了较多人的兴趣。但国内清史和满族史学界还是没有将这一学派的产生作为值得注意的学术动向提出来,回应者仍然寥寥无几,反而是研究中国史其它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反应积极得多。

  直到2008年,当定宜庄为庆贺何炳棣教授九十寿辰再撰《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时,还坚持呼吁:

 

  美国学界提出的“新清史”,从开始形成迄今已近十年,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可谓不深刻、不宏大,更不可谓无意义。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个在美国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在本应更切身、更受重视的中国清史学界,虽然也有过几篇报道问世,却几乎未引起任何认真的探讨与回应。其突出表现,就是清史学界对于“大一统”的阐述数量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硬、调子越来越高,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却难以深入、难有突破。

  如果说对美国学界的这些说法持不同意见,却未见有如何炳棣先生那样严肃认真的、高水平的反驳。如果对美国学界的讨论不屑一顾,那么,对于如此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尚且不屑一顾,还有什么是更值得关注的呢?

 

在此旧话重提,并不是由于此语有什么重要,而只是为了说明当时学界的冷淡和沉默确实存在。

  今天国内学界总结对“新清史”长达十多年忽视和沉默的原因,认为是因很多学者对其“持保留态度”和“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并不准确。事实很简单,那就是通晓外语、对西方学界动态也比较了解、通常承担着将欧美学界各种成果推介到国内的人们,并没有看到“新清史”的重要性,也没认为有必要予以理睬。再者,“新清史”最初受到冷遇,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它曾被清史学者归类到“满族史”也就是民族史的类别之中了,而满族史在清史研究中,虽然有以王钟翰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几十年的开拓耕耘,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却始终被视为清史学界的边缘。而很多研究清朝制度史、政治史的学者,开始时并未意识到这个学派与政治的深刻关联,只是一见“满族”便以为这仅仅属于“民族史”范畴,便予以无意识的轻视,亦属势所必然。

  “新清史”终于进入中国学界视野的时候,它在美国已经发展了十有余年,掀起的第一个高潮也已经有了回落之势。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国内有关介绍和评判“新清史”的活动,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兴起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10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的以讨论“新清史”为专题的学术研讨会。作为这次会议的准备,人大清史所专门编选了《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论文集,会议之后,又结集出版了《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下两册,在国内清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从此之后,对于“新清史”的评价,在学界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有关的评论文章,在2010年前后也大多公诸于世,除正式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之外,也包括一些著名学者的相关访谈,以及在学术网站发表的议论等等,近来更有越来越火爆之势。

  “新清史”在出现十多年之后终于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并因此掀起一场波澜,与国家编纂清史工程的启动也有关系。在“盛世修史”思想的指导下,清史学界对“康乾盛世”和“大一统”的讨论一度成为清史学界最热门的主流话题,因而也必然会着力于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解释,并进而关注到清朝的边疆民族问题,而一旦将目光集中到这些问题上,便不可避免地会与“新清史”发生直接的碰撞。

  所以,“新清史”在中国学界成为关注焦点,始发轫者并不是满学界,而是以研究政治史、制度史为主的学者。于是,这个来自西方世界的不和谐音虽然缓慢,却恰逢其时地进入到中国清史学界的视野。很多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学派及其提出的学说,已经不仅仅是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入流”的民族史,它已经影响甚至颠覆了主流话语中最根本的、根深蒂固的诸多观念。笔者以为,这便是自2007年以后,对“新清史”的认识、了解和批评被列入日程,也被作为政治问题而重视起来的原因。

  “新清史”在中国冷寂多年之后又成为热点的另一个原因,是新一代学者的成长。相比老一辈的学者,他们思维更活跃、更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受到过更多西方理论和外语训练,对于“新清史”表现出了远较老一代学者更强烈的兴趣。近年来一些论述“新清史”的文章和专著,都出自他们之手,有些就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如上述党为的著作以及李爱勇的论文《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等等。

  目前,“新清史”在中国的影响所及,已经不仅限于清史学界,而波及到中国古史的各个断代以及近现代史的一些领域,同时也波及到其他相关学科,已经有年轻学者在思考“新清史”的人类学转向等问题。所以,重视“新清史”提出的挑战并予以严肃认真的思考和回应,已经是一件难以回避的事了。

 

三 冲击与回应:“新清史”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

 

  在下文中,笔者拟将讨论几个由“新清史”提出并最受关注的概念,但重点不在介绍“新清史”学者的观点本身,因为相关的文章已有很多,而重在阐述笔者的一些看法,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

 

  (一)“新清史”新在何处?

 

  “新清史”相对于所谓的传统清史研究,究竟是否有所创新,又究竟“新”在何处,近年来国内有大量文章论述,已经成为一个老问题了。但其中有些问题,迄今仍为国内学者忽视,有必要再作些交代。

  首先,很多美国学者并不认可“新清史”是一个学派,他们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方向,一种方法,无非是各自撰写各自的书、研究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而已。即使被看作是代表人物的几位,在相关问题的立论、观点和阐述上也多有分歧,甚至到了很难将它再说成是一个“学派“的程度。这本是美国学术界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既如上文提到的“加州学派”,不同学者之间观点的歧异和交锋也相当尖锐,甚至彼此对立。

  再者,“新清史”从那场著名的争论算起,迄今已经十七八年,著作的出版时间也有先有后,随着史料的不断扩充、思考的不断深化、观念的不断更新,“新清史”关注的焦点也必然会有所转移。当然即使如此,被作为“新清史”代表人物的诸位学者,还是可以说有共同的研究取向和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他们被看作是一个学派的原因。

  那么,能够代表“新清史”学派的共同观点有哪些呢?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全球化的视角。“新清史”主张将清史纳入世界历史——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全球史”——的范畴来研究,特别是主张将其作为一个帝国与世界同时代(即前近代,或者近代前期,日本学者说近世,即early modern)的其它帝国,尤其是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相对)进行比较分析。这种视角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各种方法上的问题,包括断代法的问题。

  第二,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认为满洲的族群认同和清朝的政治制度以及对各非汉族群的统治政策,对于清朝的成功统治,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解释清朝的少数民族统治之所以成功的传统汉化论不同,“新清史”认为清朝统治的成功,正是因为满洲人没有被完全“同化”,尽管他们的涵化(acculturation)已经到相当深的程度,但一直到清末,仍然保留了满洲特殊的族群认同。

  第三,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新清史”将其称为“非汉族群”)语言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充分利用满文(蒙古文、藏文、察合台文等)档案,这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也是以满洲或其他非汉族群为主体进行研究的必要条件。

  笔者认为,这三个方面,概括了“新清史”在方法论、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史料三个层次上的创新。

  不过,这些是否确实是“新清史”所创之“新”?部分中国学者对此有所保留,刘小萌的话比较有代表性: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应澄清的一点,就是究竟“新”在何处?有些学者将“新清史”的主要特点概括为,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我认为,这种概括不准确。上述两特点,中日学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长期实践,尤其在利用满文、蒙文文献考证史实方面,均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无视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成果,将两特点作为一种“新”的发明而归功于“新清史”,这种说法是否合适,答案不言自明。更何况,即使是在西方,早年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有关东北边疆与满族的论文,也已提出类似新清史有关清朝满族性的观点。

  

 

葛兆光在2009年的一次谈话中也明确发表过如下见解:

 

  我们现在都知道新清史,新清史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影响了后来的这批年轻学者。新清史最简单的概括是,不再把清史看成中国的王朝史,而是看成一个更广泛区域的、多民族的历史。在最近这些年,欧美学者,尤其美国学者和日本学者联手,新清史的运动趋向是很厉害的。……但是还要看到另外的问题,其实新清史并不新,老实说是旧清史。为什么是旧清史,在中国的晚清民初,日本明治大政时代,日本最早的东洋史就已经凸显对蒙、回、藏的研究。当时的日本为了改变中国中心,对于中国的政治和当时国家领土有一个新的解释,是有政治背景在后面的。……现在美国的新清史,一方面有新的学术推动力在,和新的学术增加的成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跟过去日本东洋史初期的关联性,这个关联性是很深的。在新的清史研究里面,中国学者要理解美国中国学和美国清史的变化,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背景,看到在中国怎么样接受和区分,以及坚持自己研究的立场。

 

本来,任何一个新观点的创立,一个新问题的提出,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的确,提倡用满、蒙等非汉民族文字形成的档案史料来研究清史,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都不是自“新清史”始。“新清史”学者自己也多次提到,他们对满文史料和清朝的满洲因素的重视,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而是渊源有自。本文作者之一欧立德早在2001年出版的《满洲之道》一书序言中已经做了如下叙述:

  

 

  这个论点[即满洲人重视保留原有的特殊性]就涉及到二次大战以前由日本学者发展出来的最完整的一个主题。他们把满洲人制造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隔离解释为所谓“异民族统治”的关键策略。在他们看来,清王朝统治的三个“保守特征”都与防范同化和维持“首崇满洲”这两种政策很有关系。

  

 

  在另一处,他有更详细的解释:

 

  诸如稻叶岩吉、和田清、浦廉一、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宫崎市定等人所创立的学术传统,都强调了满洲统治精英的独特性,以及“满洲”这个区域的独特的历史地理。不能否认,他们这些学术著作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了证明“满洲”不属于“中国”,以此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的扩张寻找借口,并通过这个手段来开创中国“异民族统治”的历史先例。但是,这些学者们对清王朝的认知还是有它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他们对于内陆亚洲这个地方的历史和语言的深入了解。因此,即使当时他们这个学术有着很浓的政治色彩,然而有关清代各种制度和典章的叙述与分析应该说还是有诸多正确之处。

 

此外,欧立德2005年在台北故宫一个会议上的主题演讲《满文档案与新清史》中,也曾具体介绍过自1970年代开始,“几乎同时在台湾、中国大陆和日本发生的”影响到“新 清史”的学术动向与来源,明确指出这些并非来自西方的学术来源正是“新清史”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应该补充的是,1970年代以来不少日本学者,诸如冈田英弘、细谷良夫、石桥崇雄、楠木贤道、冈洋树、杉山彦明等人,他们的采取的研究途径也与“新清史”的主张基本一致。可知这种注重满洲因素、利用满文文献处理清代历史的做法,并非是唯美国人独有的。

  这些学术动向,包括台湾的陈捷先和庄吉发在发现并非所有的满文档案都有汉文版本后,首先提出满文在研究满洲入关后的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性;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培训了一批年轻学者来着手整理该馆的满文收藏,而该馆在《历史档案》创刊号上刊载了满文史料的汉译,使满文档案的重要性被国内外学术界所体认。同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王钟翰教授要求所招收的研究生都要学习满文,并于1986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创办“满文清史班”,尝试培养一批将满文与清史研究结合的研究人才,等等。这些成果算不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暂可不论,重要的是,这些都是由“新清史”学者自己列举出来并承认从中受到很大影响的因素。许多学者也提到中国老一辈清史学者诸如孟森、金毓黻、冯家升、傅斯年和莫东寅等人的贡献和从他们那里接受的影响,孟森的影响尤深。与此同时,欧立德、柯娇燕等“新清史”的代表人物也一再提到西方的前辈学者如拉铁摩尔、梅谷(Franz Michael)、福华德(Walter Fuchs)、魏特夫(Karl Wittfogel)、弗莱彻(Joseph Fletcher)、芮玛丽(Mary Wright)、史景迁(Jonathan Spence)、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以及孔飞力(Philip Kuhn)的研究对“新清史”产生的影响。由此可知,“新清史”的“新”,本身即是国际学术界、以及历代学者群体内互动交流、互相影响的结果。

  再者,虽然“新清史”确实并不是全新的,但同时也还是要承认,它对清史学界的冲击是新的,引起的争论也是新的。我们上面已经指出,“新清史”源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潮流和档案资料的新发现,而绝非像一百年前跟随日本帝国主义向亚洲大陆发展的、与政治互相纠缠的东洋史。

  尽管如此,人们可能还要问,既然在整个20世纪中国和日本的史学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与“新清史”相同的核心思想和方法,那又为什么非要等到美国学者再次将其提出来,才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是一个值得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的第4节中尝试做出详细的解释。

 

  (二)对“以满洲人为历史主体”的理解

 

  刘小萌尽管对“新清史”有所质疑,但也明确肯定了“新清史”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等方面的创新和贡献。李爱勇发表于2012年《新清史与“中华帝国”问题———又一次冲击与反应?》一文中,也认为“新清史”之新,就在于理论与视角的新运用。但是,所谓理论与视角的创新,说起来简单,不同人的理解却各有不同。有学者认为,在我们上面介绍到的“新清史”三点创新之中,第一点算是视角,第三点只是工具,第二点才是要害所在。笔者却认为,这三点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新清史”力图将以往传统的以汉族为历史主体的视角,转换到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满洲人之上。他们通过这种转换,发现了清朝与传统的汉族中央王朝之间存在的差异,也通过这种转换,来观察非汉地区的诸族群对于清朝皇帝、清朝朝廷的态度。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从“汉人中心观”向所谓“满洲人中心观”的转换。

  研究视角的不断转换和更新,本是西方学界不断挑战陈说、不断颠覆固有囿见而力求学术持续发展的一种常态。每一次视角的转换,往往会引发学术上的一场革命,为学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重要的契机,并引领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即以对中国的研究来说,从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就经历了从早期以欧洲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理念与视角的转换,试图以中国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动力重估中国的历史发展。在柯文(Paul Cohen)的一部极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就提出应将中国视为影响整个世界的一个区域,因而试图将中国研究视为一个“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观点,这代表了西方人中国观的一个根本改变,被评价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毕竟,中国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还在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变化,对世界历史产生着很大影响。

  “新清史”则是针对清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又一次对历史主体的研究视角的转换。而这种以满洲人为历史主体的变换,的确使我们感受到以不同的话语所叙述的清史,乃至受它影响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有着与传统视角看到的清史的重要区别。

  西方学者从欧洲中心观向中国中心观的转换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同,至少是没有受到多少阻力,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西方学者强调的“中国中心观”,与中国学者的爱国意愿和对民族国家的叙述恰恰相合。西方搞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人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探究,与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的既成观点,至少在研究的开始阶段,并无明显的冲突。

  然而,“新清史”在中国的遭遇却大不相同。尽管清朝的创立者是明朝时僻处于辽东边墙外的女真人,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汉人”,尽管这个由非汉族群建立的王朝统治中国的时间长达三百年之久,并始终以八旗制度将自己置于“国中之国”的地位,在法律上、社会地位上和婚姻上与其他人群“未尝一日与混合”(孟森语),因此而导致的族群间的隔阂成为清末革命派提出“驱逐鞑虏”口号的动因之一。但将满洲人作为清王朝的一个“历史主体”,学界却仍然难以接受。提出诘难者有之,明确表示无法接受者有之,甚至有人怀有明显的反感和敌意。黄兴涛教授针对这一问题发表的一段话,就颇有代表性:

 

 

  (“新清史”)强调满洲人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洲人主体性的角度来研究清史,对于丰富清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但在正视清朝历史这一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有意无意地轻忽乃至淡化其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更不能将两者简单化地对立起来。

 

 

  作者很准确地把握到“新清史”之新的关键,即强调满洲人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洲人主体性的角度来研究清史,尽管对“新清史”的这一视角仍然坚持其不肯接受的态度。他也同样敏锐地抓住了“新清史”所具有的颠覆性所在,那就是“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只不过这个“中国性”又是什么,作者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对于“中国性”及其相关问题,本文拟于下文详述。

  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对黄教授提到的“主体性”也就是笔者所说的“历史主体”这个词汇,做一番说明。因为对于“以满洲人为历史主体”的说法产生的诸多分歧,有一部分就是从对这一名词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

  许多学者无法接受“新清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主体”一词理解的歧误。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主体”(historical subject)指的是社会历史活动的承担、发动和实施者,即个人、阶级、政党、人民群众等。这是从宏观上、相对于西方传统上将上帝、即“神”(即德语的Geist)看作是历史主体而言的。而20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社会理论中经常提到的“历史主体”,亦即historical subject(或者说historical agent),指的则是凡是有自己的主体性,有自己的历史叙述、有推动历史发展能力的所有族群和个人。所以,当我们在超越民族国家的时代书写历史的时候,我们将那些有自主权,有自我赋权(agency)的活动者(actors)都视为历史主体。这就是说,“历史主体”并不是唯一的,而很可能是多元的,它甚至也不一定是主要的、中心的“那一个”。

  如果这样说还不够清楚的话,我们可以用社会性别(gender)的研究来做例子。社会性别当今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当这些社会性别的研究者将视野投射到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时,已经不再将那时候的妇女仅仅看作是被压迫的被动的群体,而是脱离开以往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转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他们强调妇女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强调女性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受男人压迫的一方,而是与男人一样的历史主体。乃至于他们提出“赋历史以性别”的倡议。总之,将妇女的历史、将社会性别研究纳入研究范畴,并不意味着否认男人在历史上的主体性。

  新清史提出将满洲人作为历史主体,恰恰与“赋历史以性别”的诉求相合。强调满洲人的主体性,并不是否定其它族群(主要是汉族)的主体性。它所颠覆的,只是那种将清朝的满洲人看成一个从整体上被汉化的、已经在社会和历史上消失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人群而已。就像对社会性别的强调一样,“新清史”也并未简单化地将满汉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而是希望研究者更多地注重他们的互动。当然,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必须将满洲人视为一个保留着自己的族群认同的群体,这正是我们以往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的。

 

  (三)“满洲汉化”问题

 

  满洲人在有清一代是否被汉化(Sinicization),这是“新清史”与反对者展开交锋的首要问题,也是多年来最受关注的问题。何炳棣回应罗友枝的文章,题目就是《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这场争论也许过于吸引众人目光了,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满洲是否“汉化”的问题之上,一提“新清史”,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对有关“汉化”的争论,甚至以为这就是“新清史”的唯一观点。

  但问题在于,即使仅就“汉化”一事而言,新清史的论点也未必被学界完整而充分地认知。笔者之一欧立德就曾为自己作出辩解,说他从未否认满洲人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上的变化趋势一直存在,而且越到清末就越明显:“新清史,至少我个人,只是反对用‘汉化’这个词来描写这个过程,因为‘汉化’包含着一种必然性的含义,也包含着一种大汉族主义的味道,因为好像它忽略汉人受满洲人影响的可能性。”这里所说的“必然性”,指的是植根于学界和普通民众中的、已经根深蒂固的对“汉化”模式的阐释,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中,汉族都是以文明的、文化发达的进步民族的形象出现的,那些处于汉地边缘的其他民族相对而言都是落后的、文明程度不如汉人的;即使他们以武力征服了先进的汉族,最终也必然被先进的汉族从文化上征服,亦即古人习称的“夷狄入中国者则中国之”的含义。文明必然战胜野蛮、先进必然战胜落后,这就是支配或引导中原和周边诸族之间各个层次的关系,是“汉化”的实质,也是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唯一”的规律,清朝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够维持近三百年统治,就在于满洲的彻底汉化。这种既成的、被人广为认知的说法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就是有清一代的满洲人已经彻底变成了汉人,这当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新清史”学者主张用“涵化”(acculturation)一词来描述这个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涵化”的过程并非那么简单,那么单方面,而往往是复杂的、时进时退的,也往往是不平衡的。而用“涵化”一词,能够更准确地描述不同人群长期相处时发生的各种变化、妥协、抵抗等等行为,也才能够承认个人在认同问题上的非单一性。即以满洲人来说,他们虽然受到周围汉人的深刻影响,甚至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但整个有清一代,即使说的是汉语,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满洲人。汉人也一样,尽管他们身边的满洲人(旗人)已经都讲汉语,他们仍然将这些人视为满洲人而绝不会将其与“民人”等同。清朝被推翻之后,满洲人身上还存在一种“缺乏向外标志的内在认同感,”这便是族群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分析的问题。

  “汉化”一词的另一个缺陷,是容易造成某种误解,以为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现象,是古代史中的一种“中国模式。”而事实上,众所周知,文化与文化之间互相的碰撞、磨擦、混合、吸收和排斥,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生活在中原的人希图将自己的华夏文明、儒家文化传播到周边那些被视为“野蛮人”的人群中,以为这是在提高这些“野蛮人”的素质,是在改变他们落后的风俗习惯。其实,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都有如此表现,无论罗马帝国,还是西班牙、大英帝国、沙俄帝国,乃至日本和美国,都或多或少地以为自己承担着一项神圣的“文明使命”(即法文的mission civilisatrice”),但最后的结果,却总是导致了不同程度上的文化交融,而不是单方面的“同化”。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

  总之,“新清史”从来不认为满洲人没有受到汉人的影响,只是认为用“汉化”二字来描述这一现象,一则会显得过于简单,一则也显得过于例外和特殊。国内满族史学界早就有人提出汉人也有被满洲人涵化的问题,并主张用“满化”一词来解释这一现象,但我们认为,无论“汉化”还是“满化”,指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单向的、绝对的同化过程,其实都是不准确的。

  “新清史”为什么如此重视有关“汉化”的争论呢?这牵涉到满洲统治者的自我认同以及满洲人整体的族群认同问题,这也就是“新清史”学者所谓的“非汉因素”之义。他们认为清朝统治的成功,在于保持两个基点之间的平衡。这两个基点,一个是通过争“正统”来取得汉族士大夫集团的认可和统治的合法性(这点与上述何炳棣的论点相合);另一个基点,则是保持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威望和权力。要保持统治集团的权力,就必须极力设法维持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维持在人口上仅占少数的满洲人和人口占多数的民人(汉人)之间的隔离格局。而维持这种隔离格局的前提,就是竭力避免被同化,只有不被同化,只有尽量以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各种机制和措施来保护满洲人的族群认同,才能够找到这样的平衡。因此,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便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特征。他们这一观点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将认同理论运用于对满洲汉化问题的分析上。尽管“新清史”的学者之间关于满洲人的认同观的意见未必一致,但他们都承认,保持统治集团一贯的身份认同,是解释满洲人统治得到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个因素,以往一直是被忽略的。

 

  (四) 对“中国”和“帝国”的理解

 

  在上文中提到,“新清史”对“汉化”的处理方式,是将其视为所有帝国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的现象,这部分地是来自“新清史”提倡的“全球化的视角”,另外,也来自对“满洲因素”和“利用满文史料”两点的强调。在本节中我们要讨论的,是由“新清史”引发的对有关“大清”、“帝国”、以及“中国”等一系列定义的争论。这同样与“全球化的视角”直接相关,因为只要我们将中国的历史置于全球的、人类的历史中去理解观察,我们就不再能坚持说,中国历史是独一无二的,至少不可能说中国历史的“独一无二”性质与其它地方的“独一无二”性质有什么不同。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各种措施和各种经验,都有可能拿来与世界历史上其它的经验、制度和措施相比较。当然,做这种比较并非易事,它需要有坚实可靠的史料作证据,需要根据史学理论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但是,进行这样的历史比较,实在是太重要了,尤其是在我们大家都身处的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因为如果我们不努力把我们的想法和结论传递给全世界关心类似问题的学者的话,我们学术成果的传播就会受到很大局限,甚至沦为一种无人理睬的自言自语。除非我们用一种相对精神,而不是绝对精神来做研究,我们就很难把我们在中国历史里面发掘出来的真实的教训和模式传达给在别的领域工作的同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研究只会越来越孤立。如果我们的学生从我们手中接续的是这样的遗产,前景将会很不利。

  在“新清史”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既成观点的碰撞中,引起的争论最激烈的,可能就是关于满洲统治者的“中国认同”问题了。这个问题可以分若干层面来看,其中涉及到对“帝国”的理解,也就是“大一统”论与“前近代帝国”论之间的矛盾;也涉及到对“大清国”的理解,也就是有关“清王朝”是否等同于“中国”的辩论,请一一述之:

  第一个问题,是“大一统”论与“前近代帝国”论。

  国内大多数清史学家是同意将清朝称为帝国(empire)的,认为将清朝作为大帝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统一了天下,实现了“大一统”的理想。按照郭成康的说法:“康雍乾时期完成国家大一统的伟业,具体来说,就是将‘天下’第一重空间纳入‘中国’版图,使居住在那里的民族‘中国’化”。

  请注意,这里“天下”、“中国”两个词都带引号,表明了郭教授对这些名词所持的谨慎态度,因为他准确地意识到这种词汇的可变性、模糊性。他没有用“帝国”一词来描述清朝在内陆亚洲的这一扩张趋势,而是用“大一统”来取代它,那可能是因为“帝国”一词是最近五六年以来才被普遍运用的,在他撰写这篇文章时,人们通行的用语是“大一统”。但问题是,当我们以“大一统”这样的提法来描述清朝对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方的军事征服和行政管辖时,我们的立场是否与清朝政府的立场太接近了?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一种与清朝统治者的客观距离呢?再者,谈到主位和客位的问题,如果站在边疆(譬如从准噶尔人的角度)来看中央,大清国伟大的“大一统”宏业不外乎是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根本不值得炫耀。这在今天蒙古国学者对满洲人的看法中就可以找到例证,他们始终认为噶尔丹是他们的民族英雄,而不是康熙皇帝所说的“叛乱分子”。

  总之,如果我们想要对清代历史作出更为全面、更为客观的叙述,就必须注意到那些“他者”的立场和观点,这些他者不唯是满洲人,也包括蒙古人、藏人,以及吐鲁番、喀什等地的突厥人,还有西南地区的苗人、傣人等等。

  所以“新清史”提出,既然“大一统”的提法代表的只是清朝中央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是否应该将这种提法放弃?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已经注意到要对边疆问题、对非汉人群在帝国中的地位和经验予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而不是仅仅从中央(无论是满洲人还是汉人)对他们的统治政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仅仅这样仍然是不够的,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到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从周边看中央政权的角度。毕竟,政府的决策再重要,也只不过是历史事实中的一个层面而已。

  而且,如果我们坚持使用“大一统”这个用语,我们将大清国的扩张过程置于一个比较的框架里的想法就很难实现。这个比较的框架,应该就是前近代帝国的框架,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将清王朝和世界上曾与它并存的其他大帝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只有这样做,才能对一个关键的问题做出回答,这就是接下来的:

  第二个问题,大清国是不是一个帝国(empire)?

  中文里本来并没有“帝国”一词,直到清末才有人开始用“帝国”来指代大清。因此,与奥斯曼帝国、罗曼诺夫帝国不同,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术语来论证大清是否具有帝国性质,还需要根据大清国在制度上的一些特点,从对清朝中央与边缘关系的模式入手,来探讨大清的“帝国性”或曰“帝制性。”

  “新清史”对“帝国”的理解与国内大多数学者惯常的理解不同。在将中国作为“帝国”来考虑的时候,西方人往往会转向他们更为熟知的罗马。罗马最先的独裁者屋大维(前63—14)和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的做法,都是将不同的人群、语言和信仰体系汇集成一个单一的、但又有着不同组织结构和不对称的政治秩序的整体,称之为“imperium Romanum”。Imperium即“超越势力”,意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势力,也就是主权,是为专制者一个人所有的,也包括一种神圣的含义。作为一种政权构成形式,这种帝国的概念不仅基于征服、而且基于所创建的能够“有条件地包容差异性”的“主权分层”体制,以及在这个体制之上建立的法律和管理体系,这是将帝国与民族国家区别开来的关键。这个概念在近年来的社会理论中已经出现了。

  我们认为,这种对帝国的理解也非常适用于对清王朝的分析。不仅清朝八旗劲旅的武力征服符合“超越势力”之义,同时,比起此前的明王朝,清朝显然享有族群的多元性和更广阔的疆域范围,这一现实也为清朝涂抹上了帝国的色彩。就像其他曾在中国创立的“帝国”一样,清国也用“天命”作为其政权合法性(“正统”)的基础,控制被它一统的领地(天下,拉丁文会说orbis terrarum)。不仅如此,有赖于近年来对其它前近代帝国研究的学术成果的启发,我们发现了更多可以将清视为一个“帝国”的视角,这些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论证的更多方法,但在这里,我们仅以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与行政为例。

  简单地说,清朝管理内亚边疆(满洲、蒙古、西藏和现在的新疆地区)的政策,是一个混乱复杂的集合体。由于各边疆地区是在清朝前半期(大约从1618年到1758年的140余年间)次第纳入清朝版图的,有着各自特殊的状况,所以清朝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制定的特殊政策,以及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所作的进一步调整,就构成了这个政策集合。清朝中央政权采取弹性的统治政策,随时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也任用当地的主权或宗主权系统来进行统治。此外,清帝国的决策者还采取分而治之的措施,尽量把各个族群互相隔离,让他们仅仅对中央效忠,以维护清廷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为达到此目的,朝廷采用了各种方式,如编纂地图,撰写人种志,编纂各种典章制度和则例等等。不同地区行政系统的差别,以及它们与内地行省的管理体制有天壤之别的事实,正是“帝国”式管理体系的标志性特征。而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我们才能够摆脱“大一统”的陈说,进一步了解“清朝式”管理政策与其他帝国的同异,并且发现它不同于他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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