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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中国”概念与其经济接口

发布日期: 2016-03-25

       三月中,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一场有关古代文明的讨论会,会中讨论的主题之一,即是古代文明的群体性质,大多数学者,遂以「国家」的观念,讨论考古学上那些复杂的大型社会。我则以为「国家」的观念,代表政治权力,包括「国家」对于其人民以公权力的名义,强制约束个人的行为(法律),收取人民的财富(赋税),及人身的服役(徭役,兵役)。一个政治权力主体的大型社会组织(国家),不论其君主,民主或阶级统治,往往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与一定的统治疆域(领土的主权)。然而,凡此观念,都在近代的国家形态,始呈现具体的内涵。
         在古代,大型社会群体,还会有其它的形态,一方面,自古迄今,不同的社会复杂体系内也还有许多不同的变化过程,出现过各种形态的社会群体。近代国家的定义,多是欧洲文明崛起时,以其演变结果,推广于世界各处,以致举世以为这一近代国家形态,乃是人类社会群体的终极模式!
        中国考古学上呈现的许多大型复杂社会,例如红山、良渚、陶寺、朱封、石家河……等遗址,常被界定为「古国」,亦即古代的「国家」。同时,一般意见又往往从这些文化遗址分布,推论出「古国」的势力范围。这一推论的过程,真实似有检查的余地。
  人类行为,当有发生经济活动的接口,其在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性,当不下于人类基于支配欲而引申的政治行为。物质生活中,取得生活资源,在自家生产,与暴力掠取外,贸易交换是最为常见的行为。新石器时代开始,人类逐渐发展了生产生活资源的能力,例如农业与畜牧,人类遂有定居的社区。此时,由于各地自然生态不尽相同,各地有其特产,也因此有本地难以取得的资源,以其所有易其所无,遂有区间贸易的行为。在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受冲积平原自然条件的限制,缺少木材石材,于是,两河流域的「城市」,常以神庙为中心,派遣商队远道取得这些自己欠缺的生活资源,神庙是集合人力与财力的指针,也是分配物质及支配人力的机构。两河城市的政治化,以至成为有力者执掌主权的城邦国家,即由此发轫,然后才演变为大型的王国。以中国地区及其周边可见的情形言,由中国西去的「丝道」,自古是重要的区间贸易信道。「丝道」的路线颇多,从北计算,至少有三、四条平行而又交叉的路线。兹以其通过天山南路的一条路线来谈,那些分散在绿洲上的城市,亦即《史记》、《汉书》所记载西域的「居国」,实际上是自东往西长程贸易线上的商站。这些「居国」与其邻近的「行国」,亦即牧民的社与群,彼此之间又有互依的共生关系。
  这一西域所见大型复杂社会中,其经济接口决定了社会性质,也因为商路上,东方西方文物都有遗留;于是,其考古遗址呈现的特色,遂既有诸方文化杂存的现象,各个绿洲与「居国」之间,又有相当的同构型。若缺少文献资料参证,单凭这一同质的现象,即可能因此而定位为同一文化系统的大型政治体,统一了天山南路的绿洲地带。
  我们往往低估了古代人类相互通联求取生活资源的能力。以台海考古学为例,澎湖即有采取石材的遗址,而台湾则有澎湖石材加工的石器!横渡台湾海峡不是易事,以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能力,居然可以搬运澎湖石材来台,其经济接口的行为动能颇为惊人!
  以此推论,我大胆的假设,3000年前曾在陕北兴盛一时的朱开沟文化,其分布范围,跨越黄河大弧形地区,以河套及水流域为中轴,东边沿黄河有一半朱开沟文化遗址,南达山西省;西边也有一半遗址,沿黄河南达陇西。
  至少这一东侧沿河的遗址,分布在狭窄峻险的河道西侧,其实并非很好的定居之地;我以为这些遗址可能是今日河套一带居民求取西南食盐的商站!
  同样的猜测,还可试之于良渚文化的发展。
  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一度十分兴盛,其发达时期可能正是当地海退之时。当地居民在海水退出的地区,发展了稻耕农业,也发展了极度惊人的玉石雕琢工艺。然而,良渚文化社群,何以如此富有?若单纯从当时农耕水平,未必能有余力,兴建数十处人工山陵及大型建筑,以及耗费人力、物力于精美的玉石雕刻。我大胆假设,良渚文化的兴盛,也未尝不可能与其食盐贸易有关。海退之时宁绍丘陵地带,当有不少咸水的沼泽,经过自然风干,当地即可能有大量盐产。良渚文化遗物中,有一种石制的戽斗,初以为是稻作农业的戽水工具。但是,石制工具,用来戽水,是否太重?若是用来刮取沼泽边上积聚的盐层,岂非更为有效。
  若从这一大胆的假设推衍,良渚文化的遗址,过了长江,还可见其分布,北向达到今日山东、江苏的接界之处,这些北向分布的遗址中,颇有良渚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共存的现象。有人以为良渚文化社群,征服了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地区,遂有些不同文化混杂的遗址。这种解释,可能全由大型复杂社会是一个政治体着想。若是也从经济接口的交换推测,则北向发展的良渚文化遗址,是否也可能是良渚文化人群北向贸易的商站?
  凡此都只是大胆推测,如何求证还须更多的考古资料。此处暂且一说,作为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一些悬想项目。
  由此同一思考方向我们还可考察中国皇朝政权的性质,是否在大一统的政治意义外,还有其它颇可寻思之处。我以为,中国这庞大的复杂社会,获取生活资源与确保经济利益,即是我人可以寻找其功能的方法。
  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属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天下国家。所谓天下国家者,意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乃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秩序。因为没有边界,这一秩序有无限的进退空间。西周封建实是殖民帝国,姬姜人民,随处武装移民,就地封殖,夺取当地资源,维持其人民的生活。周代封国,其实是一系列驻屯在交通路线及战略要地的城堡,「国」是城国,国护的驻防基地,周王室的号令,只能达到城邑的「国」,城外即是乡野。国人(君子)与「野人」之间,是华夏与夷狄的区分,其中并不意味「君子」的文化优于野人,姬姜与其外的异姓,以婚姻继承,也以城乡国野的资源共享,逐渐的融合为一个一个在地的共同体,缓慢将国人的殖民帝国,转化为春秋战国的列国。于是国人的封建网络,本是线形交织,在列国在地自我充实后,逐转化为战国的领土国家。
  秦汉统一天下,中国本土建置郡县。这一庞大的政治体,因其内部的安定,区间贸易,互通有无,基本上,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各处特色足以互补,中国颇可自给自足。拙作《汉代农业》一书,即是探讨中国全国市场经济网络与精耕农业及农会工业的关联性。不过,这一天下国家,依然因其没有边界,其汲取资源的吸管,渐向中国以外伸展。中国与四夷诸群体之间,或和或战,其实都有经济接口的活动。战争是不得已的手段,贸易还是交往的常态,是以汉人文献资料(例如,〈盐铁论〉,史汉中各外国传……)都陈述外地牲口、产品大量输入中国的现象。中国开通西域是为了「断匈奴右臂」,西域远在边外,人口不多,匈奴中国之间的军力平衡,未必有显著影响,中国西进,还是为了将西方贸易从匈奴转移到中国。是以西域道上,中国商贩络绎不绝。开通的西南夷,也是经济接口的利益见功,而完全未在经西南夷联络西域的战略目的上,有任何后果。
  秦汉在边地郡县往往有「道」的制度,这些「县」下的「道」(例如僰道、牦牛道)深入戎狄,可能先是为了贸易而开辟的商路,继而成为移民拓殖的交通道路,最后则是官方经此管道设立行政系统。从汉代以下,迄于清代这一充实边地的发展过程,一次又一次重现于史书。古代希腊城邦的殖民,也由经济接口开始,母国的贸易在外面建立商站,然后有相当数量的人民移殖新地,即在地建立新的城邦,与母国互通贸易,但不隶属于母国。中国与希腊方式的不同,在于希腊是适合殖民,新城悬置海外,中国是先有网络上的郡县,分布的据点之间,有无数空隙,随时以「道」的延伸,补充填实。经济接口的接合,有其重要作用。
  唐代帝国的声势盛大,但是帝国结构其实包括两套不同的管理。一套是内地本部,分道设立州县,编户齐民,以文官系统管理。另一套是羁縻州府,治所多达将近全国州县之半数,涵盖地区十分广袤,尤以今日中亚为多。这些羁縻州府的首长,都是在地族群的君长,挂了大唐的官衔(例如都督某处军事,某州总管之类),其实独立行使其治权。这些羁縻州府,愿意与唐廷有此关系,不单是获得大唐承认其地位,也为了合法与中国贸易的利益。有些贸易(如日本)是以朝贡为名,大多数的中亚部族,则径以国内贸易的方式进行。
  中国在中亚设立四镇,派兵驻守。从高仙芝在吐逻河之败的规模而言,军队人数不多,却配备了不少工匠。例如杜环《经行记》所载,高仙芝军中的中国造纸工匠被阿拉伯人俘虏,遂将造纸工艺传入中东。高仙芝当时带去大批工匠,生产诸种产品,我猜想,也有可能是就地生产中国工艺品,供应附近的市场,换取屯戍军队的给养。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羁縻州府与中国的依存,仍是由经济接口功能所牵成。
  唐代羁縻州府的建制,在中国后世历史上,沿用不绝。在边地的「属国」,其君主取得中国册封,在国内是不折不扣的统治者,而对于与中国的贸易是以定时或不定时的朝贡,在边关或港口,由中国官商承接商货,中国则以「赐贡」的名义,偿还贡品价值。举例言之,明清两代的琉球,不断派遣贡使来福建贸易,实是琉球与明清经济互动的重要项目。
  在西南诸省,自从蒙古设立宣抚使等土官司,明清沿用此制。这些在地族群,大致言之,都保持相当程度的自治。对明代中国是受中央监督的地方官,对其臣民是十足的统治者。清代有过改土归流,但到民国时,云贵还是有土司土官。明清土官,也是以接受册封,保持合法的自治者地位,而又以中国体制内的贸易与白人交换资源。云南马帮,以食盐为工具交易土产,即是在地族群与中国市场的互动。
  羁縻州府,土司土官的制度,以至日本朝鲜与安南等处的朝贡关系,无非是在中国「天下国家」的体制内,另辟既非外国,又非本部的特殊空间。这些单位名义上隶属中国皇帝的地位;实际上则是在体制内的治权独立;而又以此特殊地位,在互利经济接口,参加中国庞大市场的资源交换。
  以上所述,若以现代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为参考,中国的华夏体制,自周代以来,即在文化接口之外,实也有相当重要的经济接口,维系其不在中国本部的族群中与其国的关系,使其能参加中国的庞大经济体。「中国」的概念,实是一个文化、经济与政治三个接口的体系,其内涵的复杂程度与系统性,不是单一接口的体系可比,竟延续两千多年!今日欧盟,是由欧洲经济共存互动发展为经济共同体,然后演变为一个区域性的国家联盟。欧盟的发展,是由经济接口为主要接合的层面。中国传统上号称为皇帝制度的帝国体,揆其实际,又何尝没有经济接口,维系中国文经体系的功能!今日台海两岸关系,正在重要的转折点上。历史上经济接口的作用,当可有古为今用的参考意义。

台北,《历史月刊》,208期,(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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