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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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

发布日期: 2017-10-21

        内容提要: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是现今中国史学界的要务。这首先应从辨明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区别开始。对这些基本概念的厘清至关重要。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不能屈从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议论,也不能从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念推衍而产生。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原理,史学理论建设的基点,是系统性的史学史知识,中国史学史在其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史学理论的内容结构,应当由三大部分构成,即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其中蕴涵广阔的学术探索领域。

        关 键 词:史学理论 西方史学流派 史学史 认识论

        作者简介:乔治忠,1949年生,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中国,历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在史学长足发展的基础上,理所当然地产生予以总结和概括的要求。对历史学发展状况进行抽象性的概括,达到从具体研讨到理论思维的升华,这样形成的史学理论,在历史学整体结构中具备高层次、宏观性的特征,应为历史学科的核心内容,需要坚持不懈地建设与发展。迄今为止,史学理论的研究虽有了很多论著,但如何建立起中国史学理论的学术体系,还有诸多亟须探索的问题,其中厘清基本概念和基本的学术范畴,是必不可少的起点。

  一 历史与史学

        史学理论的建设从何说起?首先应当厘清“史学理论”这一范畴的内涵和外延,方能够形成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目标导向。但“史学理论”的概念、内容并不是孤立的,它混含在史学发展和中外史学交流过程的概念系列之内,需要从头道来。

        在中国古代,单音词多所盛行,“史”字最初是指执行某种使命的官员,即所谓史官,当史官中分配出一部分人作为内史,参与从事撰述政府公文和记载事宜之职务,就越来越倾向于把史官看作记事、记言的职官,这显现于西周末期到春秋时代,也正是中国上古史学萌发和早期发展阶段。约于战国时期,“史”也渐渐代指史官记载的文化产品,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①,《庄子·天下》篇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这里的“史”,都明显是指史文、史书。但是,史官与史书都言之为“史”,二义并行,在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这种一词多义状况,撰史之人与撰写的史籍,二者在语词上不严格划分,全凭整句整段语义加以理解,却很少会出现误读。对于以往的史事,多直言某个朝代之事,或以“古”字表达,“殷鉴”就是以殷商的史事为鉴戒,“唐鉴”就是以唐代的政治得失为鉴戒。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②请注意语句中是“以古为镜”而不是“以史为镜”。宋代刘随上奏说:“臣闻以古为鉴,可以知兴亡。不敢远稽前典,且以近代言之:唐太宗何如主也!十八起义师,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即帝位。鉴情伪之理,明治乱之由,圣文神武,高于三代。然犹每与大臣会议,政事必令谏官、宪臣、史官预闻之。苟诏令不便,大臣不直,刑赏不当,邪正未分,则谏官得诤之,宪臣得弹之,史官得书之。是以上下无壅,而君臣同德,太平之风可谓至矣。”③刘随虽然引证最近的唐代史事,仍称“以古为鉴”。近代以来几乎成为口头禅的“以史为鉴”这种语词表达,在中国古代直至清朝前期,却是极其罕见的。诚然古代也有“史鉴”这个词语,但“史鉴”乃是指可以用来作为鉴戒的史籍,如明黄佐、廖道南撰《殿阁词林记》卷九载明英宗谕旨“翰林官中有才识忠行者,日轮二员入直东阁,凡经书、史鉴有关君德者,日录所闻以赞朕不逮”;清《钦定国子监志》卷五三载大臣王熙上奏要求国子监“设立课程,定期稽查,必使各习一经,兼习史鉴,详为讲解,俾令贯通,务期成材,以收实用”④。以史鉴与经书相对应,其意甚明,均为正宗而有益的经史典籍。即使极其偶然出现“以史为鉴”的语句,其中“史”的含义仍然是史籍,清乾嘉时倪思宽读书笔记《二初斋读书记》有言曰“古称史,今亦称鉴,‘鉴’字,本于《说苑》公扈子曰‘《春秋》,国之鉴也’一语。宋司马温公编集《历代君臣事迹》,神宗赐名《资治通鉴》,以史为鉴,殊觉意味深长”⑤。此处“以史为鉴”是说宋神宗把“史”称为“鉴”,这与现代所言“以史为鉴”的内容、含义是大不相同的。⑥

        以上的辨析,并非无端的咬文嚼字,绵延几千年的语词、话语的特征,应当映射着某种基本的观念和认知,就是中国古代在史学的发展中,“史”字虽然从史家、史官等人员的指称延伸到对典籍的指认,但却避免了将客观史事与人们对于历史的撰写混为一谈,即单一的“史”字,很少用以表示过去所发生的客观史事,史事与对于史事的记述,二者有清晰的分界。在东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史学”这个词语,先是北方少数民族石勒政权委令“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⑦,后南朝刘宋政权于元嘉年间“上留意艺文,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玄立文学”⑧,此后历代言“史学”者充满官、私文献和四部之书,表明在中国古代已经明确了史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与此大体同时,中国古人也将“事实”这一概念,用来表示与书史记载可能不同的真实史事,例如《晋书·裴秀传》载其《禹贡地域图序》说大量书籍记述的历史地理“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⑨;《宋书·裴松之传》言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⑩;北宋史家范祖禹指出史官应当“执简记事,直书其实而已”,但“后之为史者,务褒贬而忘事实,失其职矣”(11)。所谓的“事实”,是与“史学”之记述相区别的概念,相互对比,反映了客观历史与历史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在概念体系上的重大成果,值得重视。

        整个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自上古就形成了两大最具活力的史学体系,一是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核心的东亚史学,另一是以古希腊史学为起源的西方史学。在古代,两大史学体系各自独立发展。西方史学的概念与观念,与中国传统史学存在许多异同之处。至近代,西方史学依靠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综合优势影响东方,而最初的一些新概念,是因日本以汉字翻译西文的方式传入中国,其中包括“历史”这一词语,很快就被中国史学界、文化界所接受。遗憾的是,在西方的概念中,客观的历史与人们对于历史的撰述含混不分,在词语上都可以用History来表示,自希罗多德之后两千年没有产生如同中国“史学”一语的明确概念。这反映了西方古典史学的一个先天的不足。虽然西方古代学者也有人坚持历史撰述绝不同于文学作品,但大部分史家还是将历史撰著的文学色彩作为最重要的追求,因为古代西方没有中国传统史学中组织化、制度化的官方史学,不像中国史学那样被纳入国家的政治机制,西方史著不仅依靠内容的鉴择,也需要笔法的睿智和文采,才会获得社会的接受,文学性是古代西方历史著作生存、传世的条件之一。把史书的文采和文学性当作撰述的焦点,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对于真实历史与史籍记述之间关系的理论性关注。

        “历史”这个词语,由日本对西文的翻译而输入中国,如果用于表达人类社会业已经历过的客观进程,包括以往所有的人物、事迹、生产、生活,确是非常有价值的概念。与“史学”一语配合,一个表示客观历史,一个表达对于客观历史的记述与研究,有助于形成确切的学术理念。杨鸿烈《史学通论》指出:“概念不明瞭的结果,可使人的思想混乱……‘历史’是历史,‘史学’是史学,两者截然为二事。现在若更进一步,寻本溯源,就不得不要首先就明白‘什么是历史?’和‘什么是史学?’”(12)

        区分“历史”与“史学”这两个概念,看上去简单,实际意义颇大,为史学理论建设正途的第一步。承认以往客观“历史”的独立存在,意味着“史学”研究必须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即求真是其学术的底线,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若合符契。人类社会曾经存在过一个不以今天人们意愿为转移的历史过程,这是极其简明、最无可置疑的常识,但除唯物史观之外,西方近现代各种史学流派,大多都回避或曲解这一常识,把客观历史消解在无休止的诡辩之中。例如意大利思想者克罗齐有“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13)的论点,直至21世纪我们有些学者还为之叫好,这是理论界很悲哀的事情。克罗齐立论的理由是说只有与“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表现当下之思想的撰述才算“真历史”(14)。他划定的“历史”圈子排除了史料汇编性的“编年史”,排除了历史的叙述,将之定性为“死历史”,也排除了充满爱憎激情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论的史著(克罗齐称之为“诗歌性历史”),排除了自然史等等,将之归结为“假历史”(15)。那么克罗齐的“真历史”还剩下什么?他既然提倡联结“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才是“真历史”,是不是要主张历史学为现实中的政治或其他利益服务呢?有些人正是这样把克罗齐的观念联系到中国的“史学经世”思想。可是真的对不起!克罗齐倘若有知,也会对此报以嗤笑,因为他对所谓“实用性历史”也颇多微词,“偏颇的历史,如果细加考虑,其实不是诗歌性历史就是实用性历史”,实用性历史“它并不是历史”,它讲究的是“道德功效”,而“真历史”是“作为思想的历史”,它应当具备的乃是现在“思想的生活兴趣”(16)。于是,克罗齐的“真历史”只剩下一种,就是像他的著述那样,驰骋个人想法而不时地选择一些史事当作实例,没有历史叙述、没有对历史事件的褒贬、没有历史评论。如同史学界之外的一个思想暴君,断然否定了以往几乎所有历史著述作为“历史”的资格,当然,对于独立于史著之外的客观历史,更从论述的开始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用其自己的话说就是达到了“这种思想主观性的高度”(17)。有的学者认为按照克罗齐的理论乃是“根本不可能写出一部真实的历史”(18),是很正确的评判。

        广泛流传的英国史家卡尔《历史是什么》一书提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9)这里承认历史事实的存在,甚至还承认历史研究是一种社会的过程,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不是一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20)。表面上声称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是平等互动的关系,但实际仍然以折中主义和诡辩论方法取消了客观历史事实的独立地位,抛弃历史学最根本的求真准则,在所谓“对话”中选择事实和加以解释,都是由历史学家做主,怎能实现与事实之间的平等和互动关系?卡尔同样认为只有被历史学家选择的事实才会成为历史,并且断言:“历史学家当然对事实有所选择。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独立于历史学家解释之外的信念,是一种可笑的谬论。”(21)这清楚地体现了一切主观唯心主义史学理论都着意混淆客观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否定客观历史独立存在的地位,从而消解史学必须力求符合真实历史的原则,以便于任凭己意地选择史事和随意解说。

        总之,区分客观历史与人们研讨历史的史学,虽然是中国古代学者就得出清晰认识的常识,但至今还是坚持正确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的基点,是建设史学理论体系在概念组合中的底线,必须明确历史是指客观的、独立于历史学者之外的、以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而史学则是人们对于客观历史的系统性研究,史学的研究结论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状况。这个求真的进程是持续的,其中某些问题的偏差要在研究进程中纠正和修订。以往历史的一去不返并不影响其独立地存在并约束史学探讨的作用,因为第一,大量史料(包括文献、实物与遗迹)的存在,可以考订历史的真相;第二,运用系统性知识的推理可以弥补一些史料的缺环,如掌握太平天国自广西金田起事后的多次战役和定都南京,可基本推断其主力的进军路线和壮大过程。学术界自有不少学者会将考订史实当作他们“思想的生活兴趣”,不容许自由的思想者任意解说历史。在面对形形色色史学流派云遮雾罩的辩词之时,只要用是否承认客观历史的存在、是否主张史学的准则为求真来检测,其观念体系与宗旨就可以烛照无遗。可见对于无论多么抽象和高深的理论,最基础的概念总会是很有效的试金石。

  二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历史研究与其他门类的学术研究一样,认知的积累会逐步形成系统性的知识结构,与此同时,历史认识会迈向概括提炼、抽象总结的理论化趋向,逐步形成系统的历史观即历史理论。具备宏观性和高度抽象性的历史理论,也被称作历史哲学。当然,历史理论除了具有指导具体历史研究的作用之外,它本身也要经受进一步历史认识的检验,因而做出改造和修订,有些历史理论体系会被否定,而有些历史理论自产生之日起,整体上就不能合乎客观历史及其系统的知识结构。被否定的历史理论,也可能留下某些启示和借鉴。这是历史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

        历史理论与其他历史认识的具体知识一样,都是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以往生活历程的反思,比较丰厚、比较系统的反思形式即可成为史学,历史进程的系统描述和系统概括,都是史学研究的成果,换言之,史学就是对人类历史的较丰厚、较系统的反思。而史学也处于不断发展的进程之中,它本身的认知积累也一定会予以反思,其反思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系统描述性的反思,即史学史;二是抽象概括性的反思,即史学理论。这种以历史认识论反思角度考察的关系,可以作图示意如下。



        上图的单箭头表示反思的指向,双箭头表示具有明显的学术互动的关系。而客观的历史作为所有广义历史认识的依据,史学之内所有发展出来的认知之间有着互动、互补、互为检验的关系,都是不言而喻的,图中不作标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联系与区别,重点在于厘清二者乃为不同的概念,具有很不一致的内涵。在上文已经辨明“历史”与“史学”两个概念之区分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也应当是清晰的,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都在广义的历史认识范围之内,都是历史学科中的事项,许多人没有察觉将之区别开来的必要,而且二者确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很容易混含在一起。西方史学大多流派既然不分历史和史学,也就没有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概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对客观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有明确的认识,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主要致力于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的探索和论述,不暇进行史学理论方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所有这些因素,致使史学界长期忽略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至今行世的大量书名中标示为“史学理论”的撰述,内容多含有高比例的历史理论的内容,甚至完全以历史理论的论述为主,可见其普遍与严重的程度。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联系,主要在于研究方法,二者都体现着理论思维的高度概括性、抽象性,历史理论先行发展,其较为成熟的思维方法,特别是提升到哲学层次的方法论,被史学理论的探讨所借鉴。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历史理论研究和思考的是客观历史的发展问题,是对以往客观历史的概括和抽象,是宏观考察古今中外历史发展的总结,提出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类社会是怎样产生的?人类社会组成结构的根本机制是什么?历史上个别人物与人们群体的关系如何?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历史进程中如何演化?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标准如何掌握?人类历史是否发展?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社会的发展有无规律?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如何?诸如此类,都是针对客观历史的深入探讨。史学理论则是对于历史学的概括性、抽象性认识,研究和思考的是史学的发展问题。诸如历史学是如何产生的?历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历史学的基本属性是什么?历史认识能否符合客观历史的真实概括?历史认识如何检验?凡此均为探索史学本身的理论,与历史理论隔着一个反思和总结的层次。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在很多学科中可以相通,而研究对象是决定学术方向的标的,是决定学术属性的关键。如果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含混地视为一体,谈论史学理论往往跑题到历史哲学问题,就会使真正的史学理论问题淡化、隐没而不彰明,造成亟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得不到关注,反而把形形色色历史哲学的议论重复组合,烦琐炒作,不着边际。为了正本清源,现在强调一下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区别是必要的,因为将二者混淆的时间和程度已经很过分了。

        值得提出的是,西方许多史学流派虽没有客观历史与史学相区别的意识,但在理论的探研中还是体会到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因为二者思考与研究的对象明显不同,但他们用另外的话语来表达,即所谓“历史哲学由思辨向分析的转移”。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流派杂沓纷呈,例如文化形态史观、新黑格尔主义史学、新文化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等等,而在理论上的一个共同的话语之一是区分“思辨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什么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什么是分析的(也称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学术界有过多次同样的解释,“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22),其含义指探索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规律性,考察历史事物的评价和意义,很明显,这是对社会历史作理论层次探讨的历史理论。“分析派的历史哲学”乃是“从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23),这也很明显,乃是对历史学做理论性总结的史学理论。因此,所谓“思辨的”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实质不过是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而已,此乃中国史学界早就具备的学术概念。

        西方学者之所以采用了词不达意和蹩脚的表述方式,部分原因是语词的贫乏——据说西方缺少区别“历史”与“史学”的语词概念,但这绝非主要原因,因为语词很容易根据需要而构建出来。如果明确划分历史与史学的概念、划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范畴,一开始就清晰地展示了客观历史与人们之历史认识的区别和联系,这是西方“分析派”历史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主张历史依赖于史家的主观精神、个人思想,从而以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方法消解了客观历史。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概念,是平行存在的,二者各有探索领域,不可混淆也不可取代,而所谓“历史哲学由思辨向分析的转移”,乃是抛弃历史发展理论的研究。在现代西方史学流派看来,历史是无客观性、无规律性的,甚至反对宏观地研究“大写历史”,因而才转移到关注史学理论的问题。“思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无论原文还是译文,皆表意模糊,扞格不通,却正好被用于填塞反历史科学的议论。一些中国学者,对本国史学界固有的准确概念熟视无睹,却津津乐道地向西方流派学舌,如果不是故弄玄虚,就是在理论上的一塌糊涂。中国史学界毫无必要接纳“思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一类话语,区分历史与史学、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这是中国史学界的理论优势,这一点与现代西方史学理念格格不入,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区别原本十分明显,而其联系也很明晰。史学理论可以将以往的历史理论作为史学现象予以总结和反思,而史学理论的研究也离不开先进历史理论的原则和方法,如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史学理论的建设具有原则性的指导作用。但只有厘清二者的区别,才能把握二者的联系,否则只是一团迷茫。遗憾的是多年以来,国内史学界习惯于把史学理论看作唯物史观的附庸,或者在史学理论的论著中填塞关于唯物史观的常识性知识,而对于史学理论的探索则尚难达于差强人意,许多问题语焉不明。当前的史学理论研究,应当打破现代西方史学概念工具的套路,建设具有中国话语指征的史学理论体系,这是历史学界当前的要务。

  三 史学理论建设的基础与构想

        将史学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来建设,在逻辑上必然面对一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基点何在?史学理论建设所依靠的知识基础和学术前提是什么?这是不能不提出的问题。对此,我们先从历史理论的来源说起。众所周知,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且与辩证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但历史唯物论虽然是贯穿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但其全部观点和结论,不是将辩证唯物主义降临在历史问题上套出来的,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实的研讨和考察。真实的历史进程如何,真实的历史状况如何,才是历史唯物论的基点和研究的起点,唯物辩证法只是研究中的指导思想,而且这种指导思想也是在研究史实中发展、完善的。这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从历史真情实况的研究出发。恩格斯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4)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并不是从哪种一般的哲学体系中推衍出来,而是必须通过研究历史来作出总结、概括和抽象,整个研究过程当然包含着科学思想方法的指导,但真正研究历史和参考历史研究已有的成果,是必不可缺的基础。

        正如历史理论是对历史事实和社会发展真实历程的抽象性概括,史学理论的建设基础也应当来自历史学发展状况和发展历程的总结。这里仍然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但不能简单地套用某种历史哲学的范畴和观念。对史学发展状况予以描述性总结的学科,就是史学史,不言而喻,史学理论应当以史学史的研究为基点,从史学史研究的可信成果出发,抽象出理论化的论断,建立自己的认识体系。不少史学理论的著述,习于从唯物史观的论断推衍出史学理论的论述,总想着怎样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似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但这种作法从一开始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那不是从史学发展的史实出发,犯了把历史唯物论当作现成公式来剪裁史学事例的错误,乃是根本思想方法的问题。平实而言,以某种哲理推衍具体的学术问题,也可以提出某种富于启发性的见识,但不能获得关键的核心认知,不能解决主要的难点,更不能建立系统而正确的理论体系。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原理,史学理论的研究务必摒弃观念推衍的论述方式,将之牢牢立足于史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中国史学史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25)作为史学理论建设的知识基础,中国史学史不能缺位,而根据中国连续发展的史学发展史且参照西方史学史,概括为史学理论,就能够取得高屋建瓴的学术水平。这样得出的史学理论,毫无疑问会带有中国自古以来优良史学遗产中的概念、命题与思想因素,即具有明显的中国式的话语指征,这应是史学理论新建设的特点之一,也是其优点之一。

        中国史学在长足的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概念组合,如表达史家必备资质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概念,反映史籍存在官修、私修以及不同级别的国史、野史、正史、杂史等概念,说明史学社会功能的鉴戒、资治、经世等概念,彰显治史准则的直书、实录、实事求是等概念,归纳史书编纂方式和内容范围的体例、书法、通史、断代史等概念,揭示史学内在结构和层次的“事”“义”“文”概念,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概念经过整合与新的阐释之后,大多能融会到当代史学理论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认为:只有灌注了当代思想和精神的历史才是“真历史”,他说:“既然一件事实只有当他被人想起时才是一件历史事实”,那么在史学家思想之外,“事实其实并不存在”(26)。而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区分史学“事”“义”“文”层次的理念,即可破解克罗齐的观点,北宋史家吴缜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不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27)作为历史思想的“义”是附从于史事的,二者关系不能颠倒,也不可搅合一团,克罗齐的主观主义狡辩是站不住脚的。在史学理论建设中,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为指导,充分利用中国史学史的知识体系,是大有可为的。总结和概括几千年来中国史学以及史学思想的发展,必须得到格外重视,让中国话语成为当代史学理论的显著指征。建设中国的史学理论,并非盲目排外、闭门造车。相反,史学理论的探索,应当观照古今中外的史学发展状况,外来史学理论的优秀成果,需要认真鉴别并汲取精华。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正是需要理解中外史学史的系统知识,从而进行中外史学发展状况的深入比较,探索其中的异同并且析解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方可概括出深切的史学理论。

        关于史学理论的组成结构,史学界、理论界进行了长期的研讨,提出许多卓识。例如将史学理论的内容概括为“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三大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其所谓“本体论”,是指历史唯物论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原理。于是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既然本体在于历史哲学,似乎史学理论还是历史唯物论观念的延伸。现在的作为,应当贯彻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理念,贯彻对于中外史学史的总结、比较与概括的思路,加以调整、充实、更新和提高,以建设史学理论的新体系。

        史学理论的结构应当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本体论不应叙述唯物史观的原理,因为那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史学本体论要探讨历史学的本质是什么,是科学还是艺术?客观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如何?历史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是否各个民族或地区都会原发性地产生史学?史学存在和运行的社会机制是什么?历史学的发展有无规律?等等。
 
        史学认识论,是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大量难点皆在此中,例如:历史认识能否达到符合客观历史的真实概况?历史认识是否可以检验、如何检验?历史学研究的宗旨是什么?不妥善解决这些难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就不能说是建立起来了。对此,回避不可以,随便解说不可以,套用别的一种观念也不可以,必须结合史学史的研究予以阐明,没有史学认识论的史学理论,不仅是残缺的,而且缺少了主要内容,回避要点与难点,就不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将史学理论建立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那些认识论的难点就可以解决。例如历史认识如何检验的问题,是主观唯心论历史观否认历史学科学性的主要说辞,而从史学史上考察,凡属可靠的和正确的历史论点,都是史学探讨者群体在求真、求是准则下,经过研究与论辩得出的。因此,在求真、求是理念下,历史学界共同进行的历史学学术实践,才是检验历史认识的唯一标准。而顺理成章,求真与求是,乃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

        史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不应只是讲述研究历史的具体技能,那种如何搜集史料、如何判别文献史料和其他资料的具体方法和事例,可以提到一些,但必须将治史方法概括、提高为理论化的总结,以高度抽象的纲领,纳入具体实例。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只有三项: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系统与层次的分析方法。

        历史的方法是社会科学和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方法之一,其特征是事物的产生、发展从何时何地开始,我们的考察就从该时该地开始,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展开研究程序,通过事物发展中包括时间顺序在内的有机联系,探索其因果关系、演化过程与发展趋向,从而得出深入系统的历史认识。逻辑的方法是暂时摆脱事物的原初状态,抓住典型、有代表性的现象,进行一系列归类、分析、综合、概括以透视历史内涵,以归纳、演绎等推理过程而揭示事物的本质。逻辑的方法具有抽象性,在运用中往往撇开事物的曲折过程与偶然的、枝节的表象。系统和层次的分析方法具有总体、宏观地考察事物的特征,即将持续存在、有序发展的事物视为一种系统。就社会而言,每一由社会关系组成的集团、民族、国家,都可以看作一个社会系统,随着社会联系的日益广泛,直至全世界人类社会组成一个大的系统。同时,社会与自然又时时组成自然一社会生态系统,这是系统由分支组成整体的进程,而系统内部又有不同的层次。分析历史现象,要将之放在不同层次的系统中考虑,既注意总的整体系统的作用,注意大的系统的作用,也要注意子系统、小系统相对独立的作用,在系统与层次的结构中研究事物所处的地位及内外联系。其余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能,或者是从大的方法论中衍生出来,或者如历史比较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等等,虽也被称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但其实仅仅可以针对某些具体课题,并不普遍适用,故不能归结为史学方法论,毋宁将之视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切入方式更为妥当。

        史学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探讨上,有着广阔的有待开发的领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学术前景灿烂辉煌,但也充满难点。发现史学发展的动力和社会运行机制,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理论达于成熟化的标志,不解决这一史学本体论的高端问题,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就不算成功。源远流长、连续不断、特别兴盛的中国史学,为史学理论的探研提供了丰富、清晰的素材与发展线索,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研究,完全可以揭示中国史学起源与繁荣的原因和机制,阐明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解决了中国史学的理论问题,进而考察整个世界史学的发展机制与规律,总结其方法和理路,反过来给社会历史规律的探讨以启迪,推动历史理论研究的进展,这些都是可能达到的目标。当然,这些理论研究工作的每一进展,仍是十分艰难的,需要史学界更多的学者勇于投入,锲而不舍地共同努力。

注释:

①《孟子·离娄下》,[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5页。

②《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1页。

③[宋]刘随:《上仁宗论当今所切在纳谏》,《宋朝诸臣奏议》卷五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54页。

④[清]王熙:《请严国学官学疏》,[清]文庆等:《钦定国子监志》卷六七《艺文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66页。

⑤[清]倪思宽:《二初斋读书记》卷九,清嘉庆八年涵和堂刻本。

⑥除了上引倪思宽的语句之外,笔者再未发现中国古代有“以史为鉴”的词语运用。

⑦《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

⑧《南史》卷七五《隐逸·雷次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68页。

⑨《晋书》卷三五《裴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39页。

⑩《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9页。

(11)[宋]范祖禹:《唐鉴》卷六《太宗四》,《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5页。

(12)杨鸿烈:《史学通论》第1章《导言》,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2页。

(13)在克罗齐等人的理念中,根本没有以往客观史实的内容,我们姑且将他们所云的“历史”视为史学。

(14)[意]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8页。

(15)[意]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7、23、27、28、105页。

(16)[意]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9、28、30、23页。

(17)[意]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3页。

(18)刘修明:《非“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兼评一种现代史学思潮的形成与前途》,《江汉论坛》1987年第5期。

(19)[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Carr)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5页。

(20)(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Carr)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第146页。

(21)[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Carr)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第93页。

(22)[美]威廉·德雷著(William H.Dray),王炜、尚新建译:《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8页。

(23)何兆武:《从思辩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

(24)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卷,第471-472页。

(2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26)[意]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83、54页。

(27)[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序,载《四部丛刊三编》本《新唐书纠谬》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本文原载于《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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