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刚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l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分析的历史哲学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就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在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在当代西方的学术语境下，这两者基本上成了同义词）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开始被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所取代。而以l973年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问世为标志，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至今也有了30余年的发展史。要说这一理论范式已走到尽头，未免言之过早。但要说其高峰期已过，想必是很多人所能赞同的。在20世纪最后20年，沿着海登·怀特的思路而大大推进了叙事主义理论的安克斯密特，近年来致力于对“历史经验”范畴的开掘，力图开拓出史学理论超出叙事主义阶段的新境界；而新近如鲁尼亚等人，则着意发挥“在场”概念在史学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虽然这样一些新动向甫一萌芽就引起诸多争议，但其中透露出来的理论范式转移的消息，却不容忽视。大潮初退，盘点一下沙滩上留下的贝壳和水草，追索一番弄潮人留下的足迹，正当其时。本文的主旨，就是以中文学界相关的一些讨论为背景，对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立场，作一番辨析。

 

一、广义的与狭义的后现代主  义史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思潮极为庞杂，在历史学领域所产生的效应也头绪繁多，交相缠绕。在我看来，后现代思潮冲击下史学理论和史学观念所发生的变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在史学理论领域中所造成的冲击和效应。举其要者，如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所标举出来的后现代境况中“宏大叙事”的终结，动摇了传统上以“进步”、“自由”、“阶级冲突”为主线的历史学叙述和解释模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微观权力分析，突出了历史的非连续性，揭示了权力关系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则把所谓以“白的、男的、死的”为中心的现代西方学术传统作为攻击的靶子。这样一些观点和立场都可以视为广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狭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与此不同，它指的是植根于历史学学科内部来进行理论阐发、而带有明显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史学理论范式。较之前者，它更是发生在史学理论内部的理论变革。可以明确地说，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体现于史学理论专门学科领域内的主要范式。

    分析学派的史学理论虽然探讨的是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问题，却极少受到职业史学家们的关注，他们觉得那是和自己的研究实践渺不相关的玄想。与此形成截然对比的是，对于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人的理论观点，虽则很多（或许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颇不以为然甚而极为反感，但似乎很难有人完全忽视它的存在，更无法像当初有人对待分析的史学理论那样，将对其漠然无知引以为自傲的资本。仅此而论，比之思辨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与历史学实践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从而更加受到实践的历史学家的关注，使得史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程度。而这一现象的产生，是与它始终将自身的关注点投射于历史学家工作的最终产品——历史文本——之上分不开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所开辟的所谓史学理论领域中的“叙事的转向”（又有“语言学转向”、“修辞的转向”等不同说法，但各种表述内涵相近），确乎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平台。为将史学实践的诸多现象纳入理论反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譬如，古今中外诸多史学名著在其若干史料已被订正、解释框架已被大幅度修正甚至更新——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就是彰明较著的一个例证——的情形下，为何似乎依然葆有永久的魅力和价值？又比如，研究同一历史现象、同样建基于精密严格的史料考订之上、同样由可靠无疑的对“事实”的陈述构成的历史图景之间。为何会出现互不相容的冲突？对于这样一些不在思辨和分析路数视野之内的问题的讨论，叙事主义者如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思路虽然未必就让人完全满意，却无疑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史学家法、史家技艺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

 

    在我看来，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历史学文本化了。简单来说，其含义在于：（1）历史学家的工作对象是各种各样的史料，这些史料中，最主要的是各种文字性的文献，但也包括考古发现、宫室器皿等物质性的遗存，它们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文本。而且，最终它们都要以语言形式进入史家的研究，而历史学家最终的工作产品如历史学著作或论文，也都是以语言制品的形式出现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永远无法直接接触到过去本身。而只能是借助于各种历史文本而对过去有所言说。因此，文本性就是历史学家全部工作所无法脱离的樊篱。（2）历史学家不同于自然科学家，他没有一套自己的专业语言，而是使用怀特所谓的“日常有教养的语言”。由于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不透明的特性。历史文本并不能真实再现过去，它不可能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历史的本来面目传递给读者。（3）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不可避免地会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立场、伦理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因而，历史文本在陈述事实的表象（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就是用语言造成“实在性效果”）之下，就蕴涵了虚构、想象、创造的因素。

    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林恩·亨特说：“对历史学家而言，后现代主义一般来说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历史学家不能洞穿语言给历史事实蒙上的面纱，换言之，历史学家仅能书写文学文本，而非真相。”这一番话。正是对于上述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基本特征的精要概括。

然而，叙事主义将历史学文本化。并非就如同有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要取消历史学与文学的差别、写历史与写小说的差别，从而走到了完全否认史学家法和史家技艺的地步。过去的真实不妄的存在（即便历史学家只能通过各种文本才能对其有所言说）、历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搜集、考订和使用史料的种种传统学术方法和学术规范、“才、学、识、德”这样的史家技艺和职业伦理，并非是叙事主义理论家们所回避和否认的。尽管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甚少措意，但就我所见，还不曾有人对此公然提出过疑问或否定。有人说，“后现代主义者”否认了史学实践中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或者“原始史料”和“间接史料”）之间的分别，由此，后现代将史学规范完全置之不理的断论仿佛就铁证如山了。实则，后者的意思不过是说，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就其都是文本性的这一点来说，并无差别；由这一论题并不能推演出，两种史料在史学实践中的不同地位就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否认。就像怀特的一篇题为《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中标示出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的若干相通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看来，历史文本就可以像文学文本（如小说）一样，不受史料和史学家法的约束。常言道，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诸多论题未必就是真理。但至少大多都有其言之成理的学理包含在其中。那往前走出来的一望而知的谬误，常常是有些论者望文生义、私心臆断的结果。    怀特明确说过，他的《元史学》一书的宗旨“就是要解构所谓历史科学的神话”。但怀特对历史学客观性的动摇、其思想中明显的相对主义意涵，等等，并不意味着职业史家出身的他会走到否定史学家法和史家技艺的地步。事实上，怀特反复强调历史学是一门“技艺性”的学科。研究美国史的权威史学家贝林谈到历史学的特性时，说历史学“有时是一种艺术，从来不是一门科学，永远是一门技艺”。对这样的论断，怀特想必会有“深得我心”之感。而这样的立场，在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阵营内，乃是一种常态。

 

三、叙事与“讲故事”

 

    怀特和琳达·鸥尔等人在发挥他们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时，常常是以l9世纪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和史学名著作为其解析对象的。而那些著作大都出之以传统叙事的方式。当代史学著作中被普遍认为带有明显后现代倾向而可以作为叙事主义理论佐证者。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和卡罗·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都是以优美文笔将一波三折的故事娓娓道来（虽然，这三位史学家并不认可被加之于自身的后现代标签，对怀特等人的理论也或者径直反对，或者有所保留）。这样的情形，使得叙事与“讲故事”常常就被等同起来。而“叙事的转向”之后的史学理论范式。仿佛就没有能力对史学界的众生说法，而只能将自己的论说对象限制在传统的和新兴的叙事类型的历史体裁上。

    这样一种认识。当然部分出自叙事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因素。比如被认为叙事主义前驱之一的伽利，针对当时所向披靡的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提出传统的历史叙事以讲述让读者可以追根溯源的故事，本身就提供了有效的历史解释。后来的利科和明克，虽然或者认定历史叙事所讲述的故事来自历史实在，或者认为故事形式是史家施加于历史实在之上的，却都在很大程度上将叙事限定在“讲故事”的传统意义上。早期的怀特本人也未能完全脱离此种倾向。

安克斯密特在推进叙事主义理论发展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在我看来，就在于他前后所变换使用的“叙事实体”、“历史解释”、“历史表现”等概念，使得叙事主义所着重考察的文本较为彻底地摆脱了“讲故事”类型的历史叙事，而将目光扩充到了所有的历史文本。一方面，表面上并非传统叙事的历史文本，也未必就不可以从叙事的角度来对其文本进行分析。比如，布罗代尔最明确地反对叙事史，但却有人提出，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在结构上却仿佛以地中海作为拟人主角的一个故事，并由此出发对年鉴学派的这一巨著进行了文本分析。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成果最后要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无论历史文本是出之于“讲故事”的形式。还是类似于社会科学研究报告的形式，历史学家必定是在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中选取其中某些成分，并以语言结构的形式将其勾连成为一幅历史图景；完全由“真实”陈述组合起来的针对同一现象的历史图景，却可能互不相容甚而构成直接的冲突：历史学家所使用来传达他所领会的历史图景的语言，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中立客观，都不可避免地蕴涵了各种超出常识所要求的“如实直书”的蕴涵……只要这样一些因素是所有历史文本无法回避，概莫能外的，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就绝非像有人所设想的那样，只限制在传统的和新兴的叙事史的范围之内。

 

四、“其来有自”与“别开生面”讨论

 

一种具有重大效应的理论，常常会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姿态：一种是将新的理论分解为前人早已有所阐发的各种成分，从而将新的理论看做不过是做了一番重新组装的工作而已；另一种则是将其视作横空出世、前无古人的创作。怀特本人，尤其是他体现于《元史学》一书中的理论框架，在形式上就完全是不同学科领域各种概念范畴的拼合，而这一点正是他自己也毫不讳言的。然而，虽则怀特的理论立场常常受人诟病，似乎倒也没有人由此而否认其原创性。

    广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和狭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即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并不像有的论者所以为的那样脱离常识。走到了将史学家法和史家技艺全然不顾的地步。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诸多论点，对于那些对自己的学科前提和预设有着足够自觉和警醒的传统史家而言，并不陌生。例如，福柯一系的思路启发史家在接触史料和过往的历史著作时，要仔细辨析那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是“何种视角？谁的声音？”。与此相类似的是，社会史名家劳伦斯·斯通说过，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历史学家就被教导“文献——我们当时还不叫它文本——都是由那些易犯错误的人写出来的，他们会犯错，会提出谬误的观点，会以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引导他们的写作，所以我们就需要慎重地考察他们，仔细考虑诸如写作的意图、文献的特性、写作所处的语境等问题。”更早的时候，卡尔在其《什么是历史？》中就指出过：“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情景是有缺点的，这主要不是因为许多部分已偶尔丧失。而是因为大体说来这种叙述是由雅典一小部分人做出的。5世纪时的希腊在雅典公民看来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得很多，可是从斯巴达人、哥林多人、须卜兹人看来它是怎样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更别提对于波斯人，对于奴隶，或者居住在雅典的非公民它是怎样的了。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决定好了的，而且与其说是偶尔选择决定的。倒不如说是由一些人选择决定的。”

再看一个这样的例证。怀特提出，历史事实是“被建构出来的”，他明确赞同阿瑟·丹图的说法：事实乃是置于某种描述之下的事件。而吕思勉在其问世于1945年的《史学方法论》中则说：“真正客观的事实，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其能成为事实，总是我们用主观的意见，把它联属起来的。”不同时空之下的两个论断，其间相似相通之处，自不待言。   

我想要借此说明的是：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当然包含在内）与传统史家对学科前提预设的反省和方法论自，觉相通相连，对史学实践的高度关注，就是其不同于传统的思辨和分析路数的优长之处。它的诸多理论观点其来有自，其中最为主要的来源。就是史学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和史学家自觉的理论反思。后现代史学理论并不排斥常识，它所排斥的是往往不加反思就引以为当然的成见。在我看来，安克斯密特在回应扎格林的辩驳时，实际上写作的就是一篇“从常识角度来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另一方面，思想资源的“其来有自”，并不意味着新理论的创新意义就被打了折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所构筑的理论平台“别开生面”，为我们从不同于传统思辨的和分析的路数来考察历史学家的工作和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委实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换言之，“别开生面”并不排斥“其来有自”，而“其来有自”也并不就降低了它“别开生面”的理论贡献。

 

五、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破”与“立”

 

    据说，后现代史学的一大特点（或者不如径直说是一大缺陷），就是有破坏而无建设。宏大叙事的瓦解、历史学统一性的丧失、过去的碎片化、历史的连续性被淡化而非连续性和断裂被强调、历史知识客观性根基的动摇……这一切都的确可以归因于后现代史学理论包括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对于传统史学的冲击。然而，对这种种“破”的工作，我们在看到其严重地冲击了历史学的传统根基的同时，也不妨多看看其具有积极性的“立”的层面。

    仅就中国史学界近年来新的学术领域的开辟、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新的问题意识的萌生而论，我们就不难辨识出后现代主义史学包括叙事主义史学理论所直接或间接带来的影响。在人们谈论后现代给历史学带来的危机之时和之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史学研究实践在诸多方面所焕发出来的生机。而这其中至少部分来自后现代深化史学实践的理论自觉和开拓史学研究新视野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