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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进路
发布时间：2013-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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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吉东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年5月22日
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从自身的特色追求出发，以探寻理论构建和主线脉络为先导，在研究对象上，从个案起步，逐渐扩展到区域和城市类型；在研究层面上，从宏观起始，逐渐深入社会与空间文化。
城市史研究以城市、城市群、城市类型等为研究对象，研究城市结构和功能，分析其作用、地位、发展，论述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及变化，探讨城市发展规律。近代中国城市史以研究城市近代化为主线，上溯传统城市的转换，下连 20 世纪中叶城市化进程，自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以来，已然发展成为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科目。
主题与学派：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之辩
城市史研究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欧美兴起，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成果相继面世，并在 60 年代出现高潮，形成若干理论模式。但由于中西文化长期阻隔，因而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是在缺乏西方理论、方法借鉴的情况下起步的。
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主题与研究重点的探讨，是其兴起之初面临的首要理论问题。研究者大都承认城市史研究有其特殊性，但如何准确把握其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从而界定其主题与重点，学者们意见不一，这种分歧又因地域不同而形成了特色各异的流派。本地学者群体研究本区域城市的潮流和走向基本贯串了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发展始终。
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就因对城市史主题理解的不同先后产生过各种学派。代表性的有：“结构—功能学派”。隗瀛涛等主张城市史研究要着重探讨城市结构、功能由简单初级形式向复杂高级形式的演变，不仅要揭示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还要揭示每个特定城市的特殊发展规律。中国近代城市史应该通过五方面的研究来揭示城市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即城市地域、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政治、城市文化。
“社会学派”。罗澍伟认为城市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城市社会和经济上，应关注城市社会的各个侧面，探讨近代城市社会的演进以及阶级阶层、民间社团、市民运动及社会风俗、社会管理等方面。林克等人也主张城市史应重点研究城市所具有的各种社会机制的运行规律及其相互关系。
“综合分析学派”。唐振常主张对城市史全面把握、综合研究，把城市看作综合实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口等方面。皮明庥、李怀军也认为城市是一个结构、一个系统、一个动态的立体社会，因此城市史要从纵向上研究城市形成、发展脉络的阶段性，研究不同社会阶段城市的形态及历史特征，同时也要从横向上对包括城市环境、城市经济、城市生活、城市人口、城市病等内容加以研究。
“人文生态学派”。刘海岩认为城市史应当把城市人的行为和城市环境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既要研究城市人的行为方式，又要研究城市环境的形成和结构，以及城市人的行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以上这些学派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城市史研究理论的可塑性和活跃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该学科宏观基础理论构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分歧与争论，各派学者在彼此理论的指引下使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热点与反思：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进路之析
据初步统计，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正式兴起后，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专著和资料集数百部，相关文章千余篇。其在不同时段围绕着不同的重点和热点展开，形成了浑然天成的进路分期。
从个案到区域：研究对象的拓展。近代城市史研究起源于四大城市的研究，而这也成为城市史研究的突破口，首先关注的就是沿海城市和主流城市，形成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个案城市研究成果。这些著作多运用传统史学的理论方法，力图从中国社会本身的特征出发，解读城市的经济结构、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发展，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框架。但总体而言，此时的研究多趋向于“志体”或“传记体”，失于蜻蜓点水，偏于各执一词。
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美国学者施坚雅模式的强力渗入，带动了区域城市史研究热潮。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个案城市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可以从区域的高度得到解释，区域城市史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其在城市化和社会经济上的差异，能够科学地反映我国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区域城市史研究改变了以往个案城市研究存在的孤立、静止的缺陷，开拓了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也提升了城市史研究的层次。同时，基于各城市在发展中的地位变迁、发展因素、所处位置、城市功能等不同，将城市进行类化的研究，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步并取得一定进展。
从宏观到微观：研究层面的细化。21 世纪初，随着多元化理论的再次介入，新社会史领域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解释框架被引入城市史研究，一些新的社会范畴引起关注。城市史研究也从最初的城市整体考察转变为从城市内部分析，学者们摒弃了以往“宏大而全”的综合研究，开始注重“具体而微”的个体研究，由宏观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的模式解读转向微观的空间社会、边缘群体的细化诠释，这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这一时期，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开始摆脱长期占统治地位的 “冲击—回应”模式，尝试探求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内部的原生态与原动力发展因素，逐渐从西方流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士绅社会，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转化，完成了西学中化的初步过渡。
一言以蔽之，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从自身的特色追求出发，以探寻理论构建和主线脉络为先导，在研究对象上，从个案起步，逐渐扩展到区域和城市类型；在研究层面上，从宏观起始，逐渐深入到社会与空间文化。城市史也越来越进入跨学科的交叉领域，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等彼此之间的交融给予其新的生命力和增长点，城市史的研究范式在应用上愈加广泛，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研究体系。
但时至今日，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拓展的研究空间，前者决定其深度，后者影响其广度。前者而言，史学分期形成的断代化思维，使近代城市史研究画地为牢，形成了城市史研究中的诸多断层和代沟，部分学者偏重于强调城市在明清两代的超常发展而忽视它在唐宋以来历史序列长河中的延续性。这种片断性和孤证性的研究或能窥视个别城市在某个临界点突飞猛进的发展路径，但无法实现“一斑窥豹”的功能；而学科分类造就的专业化壁垒，又使我们的研究方法单一、形式老套，在面对多学科综合体的城市史研究时，往往一叶障目，无法更好地借鉴新式学科方法，从立体多维角度建立整体性理论模式。
后者而论，就像美国学者史明正所诠释的那样，“尽管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已经由全国范围和区域范围深化到单体城市，严格说来，中国城市史的许多领域仍然尚待发掘……如市级政权的演变、市政建设、城乡关系、市民文化生活等”。卢汉超也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省城和中小城市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至今为止英语世界还没有出版过一部中国的一个县城或县城以下的一个小城镇的完整历史……中国城市史研究继续沿着‘从上到下’的轨道深入剖析县城和小城镇，这应是今后学者们的一个研究方向。”对此，中国学者也有同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