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并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而且也处于向现代大众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1944年美籍匈牙利裔历史社会学者卡尔·博兰尼在其著作中首先以“大转型”一词形容这一时期，并分别从经济与社会、个体与社会等关系方面进行考察，特别是对个体行为的变化做出了开创性研究。

 

    此后对“大转型”时期个体行为变化的问题主要有两种研究流派，第一种是浪漫式批判，代表人物有英国社会史学家J.B.哈蒙德和历史学家E.P.汤普森等人，他们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对个体行为具有强大的压迫性，对普通民众凄惨境遇的批判、对民众之间认知观念和对不同阶级间矛盾的分析等。第二种则是以法国社会学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式批判，他们同样用非常悲观的方式批判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人类精神的负面影响，认为现代大众社会转型本身就是权力和抽象观念等对民众进行有利于稳定性和秩序的再组织。资本主义通过国家机构这一显性方式和抽象观念等更为隐性的方式，在深层次上迅速集中了新式权力，而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是被新权力体系重新俘获和塑造的过程。

 

    新近兴起的功能学派解读则提供了一幅色彩较积极的图景，如英国历史学者艾玛·格里芬和美国历史学者詹姆斯·维农等人，他们从文化和认知等角度，通过对一系列数据、文稿和档案等的解读，揭示了在大转型进程中，广大民众也有积极主动适应和参与自我塑造的机制。从功能角度解读这一历史进程确有可取之处，其具体的史实支撑如下。

 

    在城市化进程开始前，英国业已成为一个商业化和手工业化的社会，其早在1700年前后的劳动力构成中，手工业占比已达40%，服务业约占20%，农业劳动力只占40%，这是当时除荷兰以外农业劳动力占比最低的国家。但此时英国城市化率并不高，英格兰只有13%，苏格兰只有5%，这一数值不仅低于意大利，更远低于荷兰和比利时近30%的城市化率。不过，英国从1780年开始迅速城市化，至1850年英格兰城市化率已达40.8%，苏格兰也达32%，在欧洲排名前两位，而此期间欧洲其他地区城市化率几乎没有改变，个别地区甚至略有下降。另一方面，1750年英国只有两座城市进入欧洲城市人口排名前四十位，但1850年英国上榜城市达到20座。这表明相比于较缓慢的工业化进程而言，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化进程要快得多，也剧烈得多。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原先乡村体制和传统习俗对居民的规范机制土崩瓦解，他们进入城市后，实际上又游离于城市旧有的管理体系之外，新的城市管理体系也尚未建立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为了真正的“自由个体”，因此给城市管理和生活带来了很大冲击和压力。不过从犯罪、言语、饮酒和性行为等四方面，通过长时段的对比和考察，却能够揭示出大转型时期城市新群体如何在自我适应或自我控制，以及在外部治理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下，实现有序城市化和现代化，最终形成现代大众社会。

 

    关于犯罪问题，大量新居民涌入城市的确在一段时期内导致犯罪率上升。在大转型之前，无论在城市或乡村，公共空间和人际关系网络较为稳定，若在公开场合犯罪很容易被邻人认出并被绳之以法。但汹涌的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滚滚人流打破了原先较为稳定的环境和网络，狭小和人口密集的城市空间大大提高了犯罪的机会和收益，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对犯罪者身份识别的可能性。因互为陌生人，罪犯转身就可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因此犯罪率在19世纪早期有显著上升，而社会底层民众受害尤其严重。但随着城市居民自我防范意识的提高和守望相助行为的增加，加之自上而下的现代警察局体系建立，其中很多新警局和警员就扎根于新城市居民社区，警察因保护弱势群体而深受民众喜爱和依赖，成为一种英雄职业并延续至今，因此城市的犯罪率在19世纪中期开始又逐步下降。

 

    在市民语言交流方式的变化问题上，更能体现出这种自下而上主动适应的特点。英国历史学者罗伯特·舒梅克的研究发现，城市化进程中的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公共空间的攻击性语言现象呈下降趋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效能下降。在小乡村，若公开指控某人恶行效果会很好，因大家都熟知被指责的对象为何人，指控若属实则会给其带来更大的打击。但大城市中，即使在公共空间指控某人，听众也不知道被指控者为何人，因此公开指控的效能显著下降。第二个原因是危险性上升。城市的聚集大大增加了人与人交流的机会，也提高了冲突几率。若出现口角冲突而导致暴力行为发生，施暴者往往也会迅速躲入人群之中消失，而给自己造成的困扰或伤害也显然很不划算，因此市民更倾向于避免攻击性的语言而减少不必要的冲突，语言交流方式也变得更加文明和克制。

 

    在饮酒方面，从18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前期，英国人均饮酒量持续上升。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财富的增加让人们更有余钱买酒畅饮，另一方面是人口迁入城市后，酗酒行为变得非常方便和普遍，城市生活压力大也增加了饮酒消愁的需求。但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人均饮酒量则开始逐年下降，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如原先城市水源污染，部分居民往往更愿意喝啤酒解渴而非饮用被污染的水，但后来水源水质改善，这类酒类需求也就下降了。此外，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饮料构成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更多的人从饮用含酒精类饮料转向无酒精类饮料，如咖啡、茶等。不过民众对酗酒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有更深刻的批判性认识，特别是因酗酒而导致的家庭暴力频发，促使民众对此越来越难以容忍。工人社区也产生了各种组织，对有酗酒和家暴行为的人施以压力，而社会舆论也对酗酒和相关问题持更加负面的评价，所以酗酒现象开始减少，人均饮酒量也逐年下降。

 

    最后，在新居民的性生活方面，城市提供了远比乡村更多发生性行为的机会和选择，社会对性行为的看法也更趋容忍，在首次结婚年龄呈下降趋势的同时，私生子数量却大幅增加。英国的私生子率从1700年的2%升至1800年的7%，私生子现象泛滥甚至造成一定的社会危机，为此社会精英阶层也试图引导和改变普通民众过于自由的性行为。而学者研究则发现，随着新社区趋于稳定，工人阶层自身也逐渐建立起相应的自我规范，其中有出于维护自身公共形象的需要，有对独自抚养私生子所面临生活艰辛的恐惧，有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保守价值准则的原因，有宗教教导的原因，还有发明出新的理念强调男性应该对怀孕女性起到保护作用等，这些都对婚前和婚外性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反映出社会中下层群体主动参与自我控制和约束机制。

 

    总之，这一时期英国向现代大众社会转型，是一种失序和秩序不断动态平衡，各种因素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过程。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进行主动和被动调整的过程，最终建立了符合大众社会需求的新式“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更强调独立性，与核心家庭关系更紧密，而与大转型之前的乡村社区和传统大家庭关系则较为疏远，更加强调努力工作和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和相互协作。虽然浪漫式批判和后现代批判将这一过程描述成不幸的、受迫的、由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资本主义规则塑造的进程，但功能学派则发掘出其中也存在新群体具有主动性自我控制和自我塑造的因素。通过群体性的赞同和强迫，在社会功能上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适应，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大众社会。

 

    （作者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管洪亮翻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