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首 页 | 中心概况 | 学术队伍 | 科研项目 | 科研成果 | 学术会议 | 资料建设 | 工作简报 | 友情链接 | English  
  
 
阿德·阿贾伊与非洲史研究

发布日期: 2020-07-20

  摘 要:20世纪中叶,伴随着非洲国家纷纷走向独立,史学研究领域的非殖民化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非洲第一代本土史学家应运而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消除非洲历史中殖民主义的影响,恢复非洲历史的本来面目。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阿德·阿贾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伊巴丹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非洲人的视角研究非洲历史,撰写了多部以非洲人为主体的历史著作;他强调非洲历史的延续性,认为殖民主义仅是非洲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他的研究提升了非洲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关键词:阿德·阿贾伊 非洲史 民族主义史学 伊巴丹学派

  作者简介:石海龙,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张忠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非洲历史和中非关系。

 

  20世纪中叶,伴随着非洲国家纷纷走向独立,史学研究领域的非殖民化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非洲第一代本土史学家应运而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消除非洲历史中殖民主义的影响,恢复非洲历史的本来面目。阿德·阿贾伊(J.F.Ade Ajayi,1929—2014)就是非洲第一代本土史学家的代表人物,他与肯尼思·翁伍卡·戴克(Kenneth Onwuka Dike)、阿杜·博亨(Adu Boahen)和B.A.奥戈特(Bethwell Allan Ogot)等人一起,为非洲独立初期的民族主义史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阿贾伊是伊巴丹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任伊巴丹大学和拉各斯大学副校长,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撰写了多部代表非洲人观点的历史学著作。[1]非洲知名历史学家托因·法洛拉(Toyin Falola)曾对阿贾伊予以高度评价:“很难衡量阿贾伊教授对20世纪下半叶非洲史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属于第一代非洲专业历史学家。阿贾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非洲史研究本身、历史教学、培养人才、建立学术团体,促进学术与社会的联系等。他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19世纪非洲史学、非洲教育和社会发展史、尼日利亚的基督教使团,以及主编著名的伊巴丹历史系列著作。”[2]

  国内史学界对非洲史学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总体而言,研究相对薄弱。[3]对于阿贾伊及其史学思想的研究,目前仅见舒运国在《非洲史研究入门》一书中对阿贾伊的简要介绍。[4]国外学术界对阿贾伊有一定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托因·法洛拉主编的《非洲史学:致敬雅各布·阿德·阿贾伊论文集》。1989年,阿贾伊的学生、同事以及合作者为庆祝这位著名的尼日利亚历史学家60岁生日而撰写了许多文章,由法洛拉编辑成册,并于1993年出版。这本论文集详细地介绍了阿贾伊在以下四个方面的贡献:培养约鲁巴人文化精英,恢复约鲁巴传统文明;致力于消除西方式教育影响,实行非洲本土特色教育;反殖民主义史学,以及对西非基督教会历史的研究。[5]

  本文以阿德·阿贾伊为个案,总结他对尼日利亚民族主义史学和伊巴丹历史学派发展,乃至非洲史学复兴所做出的贡献,并客观地评价其非洲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一、伊巴丹学派的代表人物

  1929年5月26日,阿德·阿贾伊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城市奥绍博(Osogbo)附近的伊科勒—埃基提(Ikole-Ekiti),属于约鲁巴族。他的父亲埃泽基勒·阿德·阿贾伊(Ezekiel AdeAjayi)信仰基督教,是伊科勒酋长的秘书。阿贾伊的母亲弗洛伦斯(Florence BolajokoAjayi)也是一名基督徒,她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拥有一家纺织作坊,还经营可可和棕榈油等生意。[6]阿贾伊5岁时进入伊科勒教会学校学习。1944年,阿贾伊考入伊格博比学院(Igbobi College)。1947年,阿贾伊以优异的成绩从伊格博比学院毕业,进入雅巴学院(Yaba College)任教。1948年,伊巴丹大学(Ibadan University)成立后,阿贾伊放弃在雅巴学院的教职,进入伊巴丹大学历史专业学习。

  1952—1955年,阿贾伊在英国莱斯特大学留学。之后,他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格拉哈姆(G.S.Graham)教授,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尼日利亚的基督教传教团》。1958年,阿贾伊毕业后回到尼日利亚,在伊巴丹大学历史系任教。1963年晋升为教授,1964年任该校艺术学院院长,之后,担任伊巴丹大学副校长。1972—1978年任拉各斯大学副校长。1978年,阿贾伊回到伊巴丹大学历史系,继续从事非洲历史研究,一直到1989年退休。

  阿贾伊因其在非洲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获得多项荣誉。他曾任非洲大学联合会副主席(1970—1980)、国际非洲研究会主席(1975—1987)、国际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76—1977)。[7]1986年,阿贾伊获得尼日利亚政府颁发的国家功勋奖。因其在非洲史学研究方面的巨大贡献,1993年,非洲研究协会授予他“杰出非洲主义者奖”(Distinguished Africanist Award)。1994年,阿贾伊成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誉研究员。2014年8月9日,阿贾伊去世,享年85岁。

  阿贾伊自1958年进入伊巴丹大学历史系任教,至1989年退休,中间除6年(1972—1978)在拉各斯大学担任副校长外,在伊巴丹大学工作了25年。阿贾伊的主要学术成果是在伊巴丹大学历史系工作时完成的。阿贾伊坚持并发扬伊巴丹历史学派的治史风格,成为伊巴丹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伊巴丹历史学派是20世纪非洲著名的民族主义史学流派,由戴克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在伊巴丹大学创立。在“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导言中,戴克批判了将档案资料等同于历史的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史学传统,批判了将非洲史写成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这一殖民史学传统,明确地提出要继承古代及19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传统,将口头传说和多学科方法引入非洲史学。[8]戴克后来从事学术组织和管理工作,在伊巴丹大学,1953—1966年被称为戴克时代。伊巴丹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创立者戴克之外,还有阿贾伊、比奥巴库(S.O.Biobaku)、阿菲格博(A.E.Afigbo)、阿杨德勒(E.A.Ayandele)、伊基梅(O.Ikime)等人,该学派有三个主要观点:1.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有自己的历史;2.非洲的历史并不是从欧洲人的到来和他们的记录开始的;3.非洲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没有它世界历史就是残缺的。[9]

  由于在非洲史学研究方面的相似观点,阿贾伊与戴克在伊巴丹迅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致力于用非洲观点研究非洲历史,还原非洲历史的本来面貌。他协助戴克参与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和非洲研究院的筹建,并创办《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重视口述史料在非洲史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口头传说作为重要史料引入非洲史学之中。在戴克和阿贾伊等人的努力下,伊巴丹大学成为西非地区非洲历史研究的学术中心。从1965年开始,阿贾伊辅助戴克出版了“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从1970年开始,阿贾伊被任命为“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总主编,为伊巴丹学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5年,阿贾伊出版了《1841—1891年尼日利亚基督教传教团:新精英的形成》一书,成为“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力作。该书原稿是阿贾伊1958年向伦敦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为了撰写这部著作,阿贾伊除了在伦敦大学学习之外,还去罗马和巴黎档案馆查过资料。除此之外,阿贾伊还著有《西非史》《非洲的传统与变革》[10],以及《19世纪约鲁巴战争》《千年西非史》《尼日利亚政治文化的演变》《非洲历史上的人民和帝国》等,并主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的《非洲通史》(第六卷)。

  二、对殖民主义的认识

  非洲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统治,所以,殖民主义是非洲历史学家绕不过去的话题。当然,非洲人民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在非洲历史学家看来,殖民主义往往不是沉重的历史负担。阿杜·博亨曾言,殖民统治在非洲很多地方不超过80年;[11]阿贾伊则认为殖民主义是非洲历史的一个插曲,它存在于非洲历史的时期较为短暂。虽然殖民主义对非洲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既不能过于夸大这一时期对非洲历史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它对非洲社会发展的作用,对非洲殖民主义的研究应该放在整个非洲历史之中进行宏观研究,综合而全面地分析其影响。

  1.“殖民主义只是非洲历史的一个插曲”

  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这是非洲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沃尔特·罗德尼(WalterRodney)倾向于全盘否定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历史作用。阿杜·博亨则是洋洋洒洒地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分正反两个方面全面论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12]阿贾伊对殖民主义影响的论述虽然没有阿杜·博亨那样长篇大论,但是也很有代表性,他提出著名的“插曲论”。阿贾伊认为,“在非洲漫长和多事的历史中,殖民主义只是非洲历史的一个插曲”。[13]阿贾伊在一系列著作中始终坚持认为: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被夸大了,殖民主义并没有使非洲历史的延续性中断,非洲人仍然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其程度可使非洲人继续保持能动精神,欧洲人要使非洲完全脱离自己历史轨道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14]

  阿贾伊肯定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变化。他认为,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地区的人民彻底转变,而有些地区却全然不知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殖民政权常常与非洲社会中最保守的势力结盟,竭力遏制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脚步,因为殖民者的首要任务不是推行改革,而是维持社会秩序,以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阿贾伊认为欧洲的殖民统治客观上给非洲带来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殖民政府摒弃与西方社会伦理相悖的人祭、杀婴等非洲传统陋习;支持一夫一妻制;殖民政府推行的新经济规划、矿业、工业、公路和铁路、西方教育和其他因素导致了非洲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等等。

  当然,阿贾伊也认识到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的表现是非洲主权的丧失。因为主权的丧失使非洲人失去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以及与外部世界直接打交道的权力。总之,殖民主义剥夺了非洲人民最基本、最不可分割的权力——自由。阿贾伊仍然认为,尽管殖民主义对非洲影响深远,但是不能过分夸大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非洲人民才是非洲历史的主体,是非洲历史的主要创造者。

  阿贾伊的殖民主义“插曲论”在独立后的非洲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增强非洲人民的信心,消除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非洲人所形成的低人一等的自卑思想,从而放下包袱,把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和发展当中。这一思想实际上与19世纪以来非洲思想家所追求的目标也有相似性。例如,爱德华·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提出“非洲个性”思想,认为,非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非洲不仅有辉煌的历史,而且有光明的未来。[15]这一思想焕发了非洲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鼓励着非洲人民更加坚定地追求非洲的自治、独立与发展。

  阿贾伊的殖民主义“插曲论”强调非洲历史的顽强韧性,但这一观点容易产生对殖民统治影响力的低估。后来,阿贾伊做了适当的修正,他说:“我仍然相信(在殖民统治期间)非洲个性的延续性,……但是我现在要强调殖民主义对非洲自主发展能力造成的一定程度的影响。”[16]

  2.开拓对基督教传教团的研究

  “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与非洲人的反应”是非洲第一代史学家研究的一大主题,[17]在这方面,阿贾伊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主要体现在1965年出版的《1841—1891年尼日利亚基督教传教团:新精英的形成》一书中。在这部著作中,阿贾伊认为,传教活动与殖民侵略是相伴相生的。1841—1891年期间,主要有五大传教团在尼日利亚活动: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卫理公会传教士协会、苏格兰联合长老会国外使团委员会、美国南方浸礼会外国使团委员会和法国非洲天主教会。其中,最大且最有成效的使团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协会。[18]

  阿贾伊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基督教传教团在尼日利亚活动的影响,一方面,基督教传教团在西方列强入侵非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尼日利亚基督教传教团的活动,是后来英国对尼日利亚殖民统治的前奏,该活动奠定了英国对尼日利亚扩张的基础。[19]19世纪是非洲变革的时期,许多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为西方殖民非洲做准备。对此,阿贾伊还是比较清醒的:“探险家不能仅仅为了满足科学上的好奇心,还要鼓励他们收集战略情报和商业机密。传教士不仅仅是上帝的奴仆,遵从神的呼唤来传播福音,而被认为是有组织地进行文化植入的国家代理人。他们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削弱所在国的文化和商业上的排外性。”[20]

  另一方面,阿贾伊认为,“基督教(传教)运动为尼日利亚播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21]传教团在客观上也对西非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如西式教育的推广,在西非上层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新精英阶层。而这个精英阶层为以后西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建立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他们在医疗卫生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传教士教授当地人通过种牛痘防治天花,以密切传教使团与当地社会的关系”。[22]当然,基督教传教团在非洲,包括在尼日利亚做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工作,也是为其传教服务的。

  总之,阿贾伊揭示了基督教传教团的双重作用:促进了非洲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崩塌,并为殖民侵略服务;培养了新精英阶层,对非洲民族主义意识的产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3.主张用泛非主义对付殖民主义

  西非地区是奴隶贸易的重灾区,在非洲四百多年奴隶贸易的黑暗历史上,有一多半的奴隶是从西非贩卖出去的,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将西非当成“猎奴后花园”。阿贾伊对19世纪尼日利亚的奴隶贸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认为西方奴隶贩子之所以从西非大量贩卖黑奴到美洲,是因为黑人耐热、熟谙农业,并且将他们运到美洲后由于人地生疏,不易逃亡,更重要的是黑奴价格低廉,数量巨大,极易获取巨额利润。[23]奴隶贸易对西非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导致西非各国生产力的不断衰退,昔日繁盛的城市变成了荒凉的村落,阻碍了非洲社会的正常发展。阿贾伊认为,奴隶贸易并不是非洲社会独立发展的产物,完全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西非人民的一场灾难。因此,它不会对西非社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意义而只能导致西非社会的不断衰退。[24]

  19世纪晚期,非洲奴隶贸易逐渐得到废止,欧洲各国为继续加强对非洲的殖民统治,相继变换政策以进一步瓜分非洲。首先,欧洲传教士、探险家、商人和领事代理人以前总是单独行动,彼此间经常不和,此时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联合起来;其次,垄断武器,以反对奴隶制运动的名义禁止向非洲统治者提供武器;第三,欧洲列强对非洲国家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对某些非洲国家示好,对另外一些国家开战。所以,阿贾伊最后的结论是非洲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25]非裔美国人杜波依斯(W.E.B.Du Bois)在20世纪初倡导泛非主义是为了把美洲的黑人与非洲大陆的黑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阿贾伊在此基础上,还主张要把非洲大陆上的黑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非洲各国独立后仍然未能摆脱原殖民宗主国的影响,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前宗主国。针对这种情况,阿贾伊认为,应该成立非洲统一组织,并通过这一组织来实现泛非主义思想,“实现整个黑人种族团结的美好未来”。[26]所以,马兹鲁伊(Ali A.Mazrui)评价说:“阿贾伊不仅是一个跨大西洋泛非主义者,而且也是跨撒哈拉的泛非主义者。”[27]

 

  三、对非洲史研究的贡献

  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后,提倡民族主义史学,这是非洲第一代历史学家的使命,目的是实现史学研究领域的非殖民化。正如唐纳德·德农(DonaldDenoon)和亚当·库珀(Adam Kuper)所言:“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起国立大学后,便不可避免地兴起以国家为基础的史学……来弥补独立之前的殖民史学留下的空白。”[28]阿贾伊正是这么做的,在他的非洲史研究中,积极倡导民族主义史学,努力还原殖民前的非洲历史,并加强对公众的历史教育,树立非洲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第一,对西非史(含尼日利亚史)的研究。

  作为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阿贾伊主要关注西非历史(包括尼日利亚历史),著有《西非史》(合著)、《非洲历史上的人民和帝国》以及《19世纪的约鲁巴战争》等。在对西非历史的研究中,阿贾伊着重对西非主要文明古国——加纳、马里、桑海——近千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评价,用可靠的事实回应“非洲历史荒漠论”的殖民主义观点。

  《西非史》为阿贾伊和迈克尔·克劳德(Michael Crowder)联合主编,于1971年出版,是一部内容丰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成为当时西非各大学的教科书,也是相关领域历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该书最大的特色是从非洲的视角来撰写西非史,如该书第16章主要撰写西非人民自古到1800年的历史,不同于西方学者笔下的西非史,后者主要撰写西方人在西非活动的历史,如英国学者费奇的《西非简史》。[29]

  在《西非史》一书中,阿贾伊认为,古代西非的文化主要是黑人文化,黑人对西非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尼日利亚的诺克文化(Nok culture)代表了西非铁器时代的辉煌成就,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铁器时代文化,充分显示了西非古代文明的悠久历史。[30]铁器时代以后,西非进入了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组织,文化的发展也得到进一步提升。阿贾伊对西非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古代城邦、王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自豪地说:“在西非地区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都较为发达的国家,像西苏丹的加纳、马里、桑海三大帝国,东部地区的豪萨城邦和博尔努王国等。”[31]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代表了西非古代历史的辉煌成就。阿贾伊继而分析了这些国家兴衰的原因,认为这些国家的崛起主要依靠强大的武力支撑,同时也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导致武力的衰落,这些国家的强盛才没有持续下去,也没有形成巩固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32]

  阿贾伊研究了西非历史上族群之间的战争,比如约鲁巴战争(Yoruba Warfare)。这场战争发生在19世纪20—90年代,主要是西非约鲁巴各邦之间,以及他们与周围的富拉尼人和达荷美人之间的战争。阿贾伊认为,英国在西非的黑奴贸易加剧了约鲁巴各邦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约鲁巴各邦之间的不断战争,才给了英国殖民者以可乘之机,将整个约鲁巴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之下,在1897年全部沦为英国的保护国。[33]

  作为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阿贾伊对尼日利亚的现代历史予以极大关注,1985年,阿贾伊撰写了《尼日利亚政治文化的演变》一书,通过对尼日利亚政治文化演变历史的梳理,阐述了他对尼日利亚政治的看法,彰显出历史学家对现实的关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族群矛盾始终困扰着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同样如此,1963年,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成立,但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存在着种种矛盾,三大部族(豪萨—富拉尼族、伊博族和约鲁巴族)之间为各自民族利益而进行争权夺利,“地方民族主义”弥漫在尼日利亚政治文化当中,不利于联邦国家整体的政治团结与统一。所以,国家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矛盾冲突是妨碍尼日利亚政治稳定和民主进步的重要因素。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在国家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倾向地方民族主义,有时倾向国家主义。1967年至1970年,年轻的尼日利亚发生了内部动乱——“比夫拉内战”(Biafra war)。虽然最终联邦政府军队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统一,但经过这场战争,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人民是这场残酷战争的最大受害者。阿贾伊认为,国家的政治民主进步需要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团结,只有各个民族和平相处、国家统一,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才能稳步向前发展。[34]

  阿贾伊认为影响尼日利亚政治文化演变的因素颇多,包括传统的政治统治者——酋长;尼日利亚新的政治精英,即尼日利亚民族知识分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性因素;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以及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的成立。[35]总之,尼日利亚社会近千年以来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宗教信仰和其他历史性因素都对尼日利亚政治文化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36]

  第二,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八卷本《非洲通史》,是一部主要由非洲学者撰写的非洲历史,在39名编写《非洲通史》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中,有三分之二是非洲人。这部书的指导思想是从非洲内部的视角研究非洲历史,注重使用口述资料和考古资料,甚至是通过语言学等研究手段还原非洲古代历史,所以,这部《非洲通史》被视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一大成就。

  《非洲通史》第六卷是由阿贾伊主编的,该卷的主题是“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非洲”,主要是概述欧洲人在非洲进行“大角逐”和建立殖民统治之前的19世纪非洲历史。这个被称为“殖民地前的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非洲历史的重新解释。

  阿贾伊认为,非洲的历史演进应该主要从内部寻找原因,即使19世纪非洲的历史也是如此。他举例说,19世纪埃及的变化,不应该全部归因于拿破仑·波拿巴的影响,而是早在18世纪就已形成的各种内因的总和所造成的,这些内因促成了阿尔巴尼亚人穆罕默德·阿里为首的民族运动。他说:“如果不从非洲社会的内部动因中寻求答案,欧洲的工业化和世界经济对非洲的影响便很容易成为另一种假说。”[37]在这方面,阿贾伊修正了戴克的观点,戴克在他著名的《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1830—1885》中提出:西非的近代史主要就是五个世纪以来同欧洲各国通商贸易的历史;海外贸易、商路的变化,以及内地市场网络和为海外贸易服务的跨西非长途贸易,是19世纪非洲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38]

  在《非洲通史》第六卷中,阿贾伊对19世纪非洲内部改革十分重视。他说:“最突出的是19世纪非洲领导人在各个不同地区所进行的社会改革。有些改革是由于受到非洲文化遗产的激励,另外一些改革则是由于受到伊斯兰教改革思想的影响。”[39]这样的改革在19世纪的非洲很多,比如在北非有著名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那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工厂,训练西式军队的近代化运动。在南部非洲有姆菲卡尼运动,这一运动促使北恩古尼王国采用年龄等级制度建立起常备军。但是,这些改革很多遭到失败,阿贾伊认为,这主要是西方干预破坏的结果,他说:“非洲内部的改革努力一直遭到外来干涉的系统破坏。”[40]阿贾伊认为,对于19世纪非洲内部的改革努力,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所以,在这一卷的结束语部分,他重点讨论了该问题。他认为,非洲19世纪的内部改革努力表现在政治结构、军事体制、社会和经济变革等方面。总之,在《非洲通史》第六卷中,阿贾伊重视非洲内部的变化,并将此作为19世纪非洲历史演进的主要原因,体现了他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第三,重视历史教育。

  阿贾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在非洲历史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非洲国家独立后,建立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是各国教育事业的首要任务,阿贾伊是西非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他推动了尼日利亚中学教育体系和大学高等教育模式的变革,对尼日利亚甚至西非的历史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阿贾伊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但他对尼日利亚的本土教育十分重视。他认为非洲有过许多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以这些古代文明为主体的非洲本土教育,符合非洲人民的切身利益,能够提高非洲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而非洲国家独立之初所实施的教育仍然是西式教育,他认为这种状况亟待改变。为了抵制西式教育,阿贾伊对非洲尤其是西非古代历史进行研究,希望能从非洲本身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形成一套具有非洲本土特色的非洲教育模式。[41]

  作为历史学家,阿贾伊对非洲历史的本土教育尤其重视,并且身体力行。一方面,阿贾伊在大学里进行课程改革,加大本土历史的内容,开设具有非洲传统文化特色的课程,提高了学生对非洲传统文化知识的认识,便于他们未来走向中学教师岗位后,加强对中学生非洲传统文化的教育。另一方面,阿贾伊编写贯彻本土历史教育思想的历史教材,为增强中学教师对非洲古代辉煌文明的了解,他负责编写了《千年西非史》和《19和20世纪的非洲史》,深受读者欢迎,尤其是《千年西非史》成为中学师生酷爱阅读的掌中书。[42]

  阿贾伊不仅是一位著作颇丰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成功的历史教育家,为尼日利亚以及非洲史学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正在继承和发扬阿贾伊的史学研究传统,活跃在非洲乃至世界学术舞台上,如前文提及的著名的非洲史专家托因·法洛拉就是阿贾伊的学生。

  结 语

  作为非洲国家独立后第一代历史学家,阿贾伊成就卓著。他对非洲历史的研究相当广泛,不仅对约鲁巴族和尼日利亚等民族史进行研究,而且对西非地区的历史,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都有所涉猎。此外,阿贾伊还对基督教使团、非洲教育都很有研究。阿贾伊非洲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其民族主义史学观点,他的非洲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非洲历史和文明正名,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还原非洲历史本来面目,确立非洲历史的“本体论”,向非洲以及世界人民展现非洲历史上的辉煌灿烂文明。以其作为重要代表的伊巴丹历史学派,也成为20世纪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并促进了非洲史学的发展。

  阿贾伊对非洲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同时,他的非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时代需要,他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反殖民主义史学、基督传教士史学和国家政治史方面,对于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研究甚少涉猎。而且,阿贾伊的史学研究过于集中在对非洲历史上英雄人物的研究,不免夸大了社会上层少数“精英”的作用。例如,阿贾伊在对基督传教士活动所形成的非洲“精英阶层”的研究中,重点强调了这些精英群体对非洲各民族国家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忽略了普通人民的重要作用。

  当前非洲史学深受西方史学新动态的影响,新文化史在非洲也很有市场,非洲妇女史、环境史、疾病史、社会史以及文化史成为新热点。这种发展看似百花齐放,却也存在隐忧。在目前的全球史学领域,非洲史学的地位没有提升,反而下降,失去了20世纪50—70年代非洲著名历史学家辈出的繁荣景象。彼时,像肯尼思·戴克、阿德·阿贾伊、阿杜·博亨、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以及奥戈特等人都是享誉世界的非洲著名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在非洲历史学领域很有话语权。在非洲联盟已经制定《2063年愿景》,倡导非洲复兴的大背景下,也需要非洲史学的复兴。因此,需要从非洲史学传统和阿贾伊等非洲第一代历史学家那里汲取营养。

注释:

  [1]阿贾伊的代表性著作有:J.F.Ade Ajayi, Yoruba Warfa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J.F.Ade Ajayi and Ian Espie, eds., AThousand Years of West AfricanHistory: A Handbook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Ibadan: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65; J.F.Ade Ajayi, AduBoahen and Michael Tidy, Topics in WestAfrican History, London: Longman, 1966; J.F.AdeAjayi and Bashir Ikara, Evolution of PoliticalCulture in Nigeria: Proceedings of aNational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Kaduna State Council for Artsand Culture,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85; J.F.Ade Ajayi and Michael Crowder,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85; J.F.Ade Ajayi,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VI,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til the 1880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90; J.F.Ade Ajayi, People and Empires in African History: Essays in Memory ofMichael Crowder, London: Longman, 1992;J.F.Ade Ajayi and OkonUya,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inNigeri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badan: Safari Books, 2010.

  [2]Toyin Falola, ed., African Historiography,Essays in Honour of Jacob Ade Ajayi,Harlow:Longman House, 1993,p.vi.

  [3]代表性的论文有:吴秉真:《杜波依斯和他的非洲史学著作》,《西亚非洲》,1985年第3期;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舒运国:《国外非洲史研究动态述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6期;张忠祥:《口头传说在非洲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刘鸿武、王严:《非洲实现复兴必须重建自己的历史——论B.A.奥戈特的非洲史学研究与史学理念》,《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李鹏涛:《特伦斯·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刘伟才:《赞比亚政教关系的历史透视——基于殖民当局与传教会通信的考察》,《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

  [4]舒运国:《非洲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8页。

  [5]Toyin Falola,ed.,African Historiography, Essays in Honour of Jacob Ade Ajayi,Harlow:Longman House, 1993, pp.ix-xxxii.

  [6]Yakubuand Patrick,“Conversation with J.F.Ade Ajayi”,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2, No.1 (2000),pp.266-281.

  [7]Toyin Falola, ed.,African Historiography, Essays in Honour of Jacob Ade Ajayi,p.1.

  [8]J.F.A.Ajayi,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1891, The Making ofa New Elite, London:Longman, 1965, pp.x-xi.

  [9]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第43页。

  [10]Toyin Falola, ed.,Traditionand Change in Africa:The Essays of J.F.Ade.Ajayi, Asmara: Africa World Press,2000.

  [11]张忠祥:《阿杜·博亨与非洲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3期。

  [12]A.Adu Boahen,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94-112.

  [13]Toyin Falola, ed.,Traditionand Change in Africa,The Essays of J.F.Ade Ajayi,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2000, p.174.

  [14] [加纳]A.阿杜·博亨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非洲通史》第七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51-652页。

  [15]张宏明:《近代非洲思想经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16]J.F.Ade Ajayi, “On being an Africanist,”in Toyin Falola, ed.,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frica:The Essays of J.F.Ade Ajayi, pp.459-461.

  [17]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亚非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1-72页。

  [18]J.F.Ade Ajayi, 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1841—1891: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 pp.xiii-xiv.

  [19]J.F.Ade Ajayi, 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1841—1891: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 p.xiii.

  [20] [尼日利亚]J.F.阿德·阿贾伊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非洲通史》第六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88页。

  [21]Toyin Falola, ed.,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frica:The Essays of J.F.Ade Ajayi, p.73.

  [22]J.F.Ade Ajayi, 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1841—1891: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 p.159.

  [23]J.F.Ade Ajayi and OkonUya,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in Nigeria: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125-176.

  [24]J.F.Ade Ajayi and Okon Uya,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in Nigeria: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331-367.

  [25]J.F.阿德·阿贾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第591页。

  [26]J.F.Ade Ajayi and E.J.Alago,“Black Africa:The Historions' Perspective,”Daedalus,Vol.103, No.2 (1974).pp.125-134.

  [27]Toyin Falola, ed.,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frica:The Essays of J.F.Ade Ajayi, p.38.

  [28]Denoon,DonaldandKuper,Adam, “Nationalist Historians in Search of a Nation: The ‘New Historiography’in Dar es Salaam,”African Affairs,Vol.69,No.277(1970).pp.329-349.

  [29] [英]J.D.费奇著,于珺译:《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0]J.F.Ade Ajayi and Michael Crowder,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p.49.

  [31]J.F.Ade Ajayi and Michael Crowder,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p.323.

  [32]J.F.Ade Ajayi and Michael Crowder, eds.,History of West Africa,pp.323-371.

  [33]J.F.Ade Ajayi and Okon Uya,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in Nigeria: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badan: Safari Books, 2010, pp.221-263.

  [34]J.F.Ade Ajayi and BashirIkara,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Nigeria: Proceedings of a National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 Kaduna StateCouncil for Arts and Culture,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73-177.

  [35]J.F.Ade Ajayi and Bashir Ikara,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Nigeria:Proceedings of a National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 Kaduna State Council for Artsand Culture, pp.173-177.

  [36]J.F.Ade Ajayi and Bashir Ikara,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in Nigeria:Proceedings of a National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 Kaduna State Council for Artsand Culture, pp.121-133.

  [37]J.F.阿德·阿贾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第2页。

  [38]K.Onwuka Dike, Trade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p.1.

  [39]J.F.阿德·阿贾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第579-580页。

  [40]J.F.阿德·阿贾伊主编:《非洲通史》第六卷,第580页。

  [41]J.F.Ade Ajayi, “Higher Education in Nigeria,”African Affairs,Vol.74, No.297(Oct.1975), pp.420-426.

  [42]J.F.Ade Ajayi, A Thousand Years of West African History:A Handbook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232-254.

 

(原载于《史学集刊》2020年第3期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电话:010-58806152(传真)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前主楼B区105    邮编: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