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开局以来，俄罗斯史学大体以2005—2006年为界线，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随着90年代俄罗斯社会的转型，继续着90年代以来史学的转型过程，大体以2007年为开端的后一个时期，进入了俄罗斯史学的稳定守成时期。

　　本文按照新世纪开局以来前后两个时期的这种划分，拟对21世纪俄罗斯史学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分别加以阐述。

　　一、俄罗斯转型期的史学及其特点（世纪之交到2006年）

　　苏联解体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给俄罗斯史学带来了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上世纪几乎整个90年代的俄罗斯史学，就是在这种大动荡局面的全面转型和改组中度过的。但这种局面，是指包括整个舆论界——政论、新闻、文艺等等各领域推动史学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言的；仅仅就史学界的情况看，按照一些俄罗斯史学家的看法，由于史学家的谨慎持重、冷静和理性，除个别史学家外，整体上并没有随着整个舆论界的话语浪潮，把苏联时期的历史全部掀翻，一笔加以抹煞，因为他们是职业的历史学家，依凭的是事实，是史料。所以，对历史学家来说，“90年代是一个积蓄力量的时期，是改变航向、重新思考、采取新观念、新立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科学人员、历史家对一些评价抱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是逐渐转变到对过去苏联时代的价值观采取重新评价上来的。而且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终于还是实现了这种重新评价，但这是抱着十分谨慎小心、非常准确仔细的态度实现的，是在业已发表的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极其认真、冷静、深思熟虑地对待各个时代、各个时期、各种人物等等的基础上进行这一重新评价的。”这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前俄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在谈到俄罗斯史学状况时，对上世纪90年代所做的评价。

　　90年代俄罗斯史学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是史学随着俄罗斯社会政治转型而发生转型的过程。而世纪之交和21世纪前几年的俄罗斯史学就是在这一基础之上继续发展的。它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大体呈现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观和方法论继续着90年代的转型

　　对世纪之交和21世纪初俄罗斯史学变化或转型的幅度和深度，究竟应做何种估计，这在俄罗斯史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估计高些，有人估计低些，甚至还有人走极端，完全否定俄罗斯史学的变化。在这个问题上，也恰恰反映了目前俄罗斯史学界各个流派的思想观点。显而易见，自由派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他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当然就认为史学转型的幅度和深度大得很，是天翻地覆的；传统派还基本依然故我，走在旧有的史学航道上，当然好像就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看来，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不太全面，而真正的基本情况是，在世纪之交和21世纪初，马列主义的阶级论和社会形态史观在俄罗斯已成为过去，变为史学的陈迹；但不能把这种估计绝对化，因为不是所有人，所有地方，在评价所有时期都是如此；然而，毕竟马列主义的公式，首先是斯大林的表述方式，《简明教程》的说法，都成了陈年遗迹，都退居到了次要地位而让位于文明史观。这是当前俄罗斯史学主流派别的观点。看来，这种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文明史观在俄罗斯史学中占居主流、主导地位，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随着苏联大厦的轰然崩塌，突如其来就取代马列主义阶级论—社会形态史观而主导学术舞台的。这里有一个时间过程。随着斯大林式的僵化的社会形态史观在苏联史学界逐渐被认识，这种历史观渐渐为人们所冷漠，开始失去在苏联的学术阵地。实际上，有关“型态史观”和“文明史观”的比较研究，对汤恩比的兴趣，早在苏联解体以前好久就已发生。对这个问题的认真研究与探讨，早已举行过多次会议，包括1983年召开的第六届全苏协调会议。这次会议的题目，是“文明与历史过程”；会后还出版了两个论文集：一个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文明》（第一集，莫斯科1983年版）；一个是《文明的社会哲学问题》（第二集，莫斯科1983年版）。至于在1991年以后，随着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瓦解，对文明问题的讨论就更为频繁了。发展到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新世纪开局以来，文明史观就基本取代社会型态史观，巩固地占据了史学的主要阵地。

　　但是，当今的俄罗斯史学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它倾向于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理论，凡有合理成分的，都可加以吸收，包括社会形态史观的东西。所以，当前俄罗斯很多史学家谈论较多的是，怎样把文明因素，即史学观的文明标准，同形态标准结合起来。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文明问题在俄罗斯史学著作中占有相当地位，无论讲述古代中世纪社会，还是谈论近现代社会都是如此。然而，文明的标准是什么，怎样把文明标准应用于有关历史观的概念，这在目前人们的学术思想中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是，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各种史学论著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其论著中普遍认为，文明标准较之社会型态诸因素，要更重要、更广泛、更深刻得多，也是包括范围更大的概念，比如地域—自然因素、精神道德因素、民族因素、语言因素和宗教因素，等等。这些都表示着社会的利益所在，也从整体上体现着社会的特征。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学者看来，认为文明标准因素比社会型态因素，涵盖面要广泛深刻得多，也重要得多。不过，阐述这些方面，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型态史观；说明社会型态诸因素，可以作为这一或那一文明的特点，包括在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内。这样，由社会型态史观的拥护者，向拒斥社会发展的僵化的社会经济论的转变和演进，往往就自然接近了文明史观，有些甚至就渐渐转变为彻底的文明史观论者。

　　主张文明史观的史学家，实际上持有三种不同色彩的文明史观，即自由主义的文明史观、温和的文明史观和欧亚文明史观。这三种不同色彩的文明史观论者和社会型态论者之区分，又同俄罗斯当今史学界的三大思想流派（即“乡土派”、“民主派”和“马克思主义派”）的区分，在多种形式上联系在一起。而这三大思想流派之区分，又是历史上传统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当代翻版。“民主派”大体与“西方派”和自由主义的文明史观论者（也包括部分温和的文明史观论者）联系在一起；“乡土派”基本上同斯拉夫派、欧亚文明史观论者和部分温和文明史观论者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派”则基本等同于社会型态史观论者。

　　我们知道，急进民主派的历史观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西方主义的文明观，他们把西欧文明看作是标准的人类文明，因此基本上是西方中心论者。而欧亚文明史观是以欧亚主义为基础的历史观，它把俄罗斯文明看作是既不属于欧洲文明，也不属于东方的亚洲文明，而处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广袤地域，在精神和传统上介乎欧亚之间、属于兼有二者特征的一种特殊文明。这种文明史观在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曾一度在俄罗斯较为流行，也一度为俄罗斯官方所眷顾，但顾盼不久又被遗弃。不过无论如何，官方对它是抱有某种好感的。当时的普京政府实际上代表着俄罗斯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主流，其政治立场“中派”、温和，并带有某种自由倾向以及保守主义色彩。从种种迹象和证据来看，它所支持的是温和的文明史观，因此，这种历史观可以说是当代俄罗斯史学的主流。

　　无论从2012年6月“21世纪俄罗斯史学”圆桌会议所透露出的信息，还是从2012年举办“历史年”有关活动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来看，俄罗斯史学界有关历史观转型的特点和情况，大体一如上述所谈。

　　但由于俄罗斯史学界流派各异，观点大相径庭，每每对各种问题看法都是截然对立的。有关对历史观转型的看法也是如此。大多数史学家对历史观的转型持上述看法，但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90年代以来俄罗斯史学界的主要变化，是史料的大量涌现，“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其他一切，都是扯淡。”持这种观点者，显然是僵化的传统派，因为他们一仍过去，依然故我，在历史观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当然大千世界，在它们看来也仍然如此。不过，他们到底还是承认有档案大量涌现，史料上出现巨大变化；现在不妨就让我们看看档案资料方面的情况。

　　2. 新史料因90年代档案解密而大量涌现

　　进入新世纪，俄罗斯史学界除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变化外，最显眼的一道风景线，就是档案在90年代解密开放的基础上，继续着出版研究的热潮，有关20世纪的新档案、新史料，一波一波地大量涌现。

　　1992—1993年，原马列主义研究院所属中央党务档案馆，即苏联解体后易名的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向研究者解密了以前被定为最高机密的33个档案库。1993年7月7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有关档案的最新法案，规定禁止建立秘密档案。这样，档案馆的大门便向社会大大敞开了。但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在这年秋天炮打白宫事件之后，档案馆的大门又马上收紧了起来。然而，经此一度开放，苏联时期的一大批档案还是涌流到了外边。此后，俄罗斯掀起了出版和研究档案的持续的热潮。从1996—2000年，总计发表档案1932种，2001和2002年又发表556种。进入21世纪，主要转入了对档案的研究、出版工作。

　　通过对档案的研究，由各研究中心、综合性大学、俄罗斯档案馆、“民主”基金会和ФСБ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汇编。仅大型汇编，就有由“民主”基金会支持、亚·尼·雅科夫列夫主编的20卷集《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还有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与俄罗斯档案馆、ФСБ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的10卷本《“绝密”：卢比扬卡就国内局势给斯大林的报告（1922—1934）》；以及许多边疆区和各州出版的克格勃档案资料汇编，这大多都是多卷本，有多达十数卷的。比如，仅普斯科夫一地就出版了15卷集资料，萨马拉出版了14卷集，鄂木斯克也出版多达6卷集，斯摩棱斯克有4卷集，等等。

　　2004年“莫斯科还出版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画册》，该画册“为两个光盘，上面载有134万多人的苏联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单”。据画册出版者负责人，“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阿尔谢宁·罗根斯基在发行仪式上所说：“在收集起来的资料中还有许多没有发表。按最小数字统计，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应该还有10倍多。”

　　此外，还解密出版了《30年代中央政治局档案》、《苏联农村的悲剧（文件汇编）》、《契卡、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眼睛里的苏联农村》（档案资料汇编）、《给当局的信》、关于国内战争的档案以及涉及苏芬战争的资料《冬天的战争》，等等。

　　这些档案涉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各阶层，也涉及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各领域。特别有关各领域各阶层“大清洗”的情况，是档案出版的一个热点。

　　3. 重新思考和重新评价从古到今的俄罗斯史

　　在历史观和方法论转型的基础上，档案出版提供的大量新资料，进一步改变了史学家对过往历史的视角。所以，重新思考和重新评价从古到今的俄罗斯史的任务，提到了广大史学家面前。

　　我国史学界有人认为，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出现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这是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斯大林的“重新评价”，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思潮。俄罗斯史学史研究提供的大量事实，与这种观点恰恰相反；俄罗斯史学家认为，俄罗斯学界史学观的转型和大量新挡案资料的涌现，进一步促进了史学家的思考，改革之初原以为仅仅是“填补”历史“空白点”的问题，“而后来史学家通过自己全部实际研究表明，问题不在于这些个别的空白点：在每一个历史的断代上，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在每一个历史人名索引里，在每一个大规模的事件中，均有自己的‘空白点’。这就表明，事实上我们的整部历史原来是一个巨大的‘空白点’。并不是因为史学家今天要力图重写整个历史，而是因为上面谈及的这些新的史学观点，涉及的不是个别事件，不是个别时期，不是个别人物，这些史学观点关涉的是整个一部历史。所以，发生的事情不是重写历史，而是重新思考俄罗斯的历史”。

　　这种重新思考、重新评价整个俄罗斯史的观点，并不仅是萨哈罗夫这位著名史学家个人的观点；在有关俄罗斯史学史的一个圆桌会议上，在有关俄罗斯史学史的学生复习大纲中，都抱持的是这一观点。这些俄罗斯史学家都坚持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填补”历史“空白点”、“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基础上，应继续坚持这一进程，把历史“空白点”扩大到整个俄罗斯历史的范围，要“重新思考俄罗斯的历史”，这是进一步坚持以前“重新评价”的历史进程。自21世纪开局以来，俄罗斯史学研究的主流，整体上就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可见，我国某些学者关于俄罗斯近些年存在“重新肯定”斯大林、“重新评价”斯大林思潮的看法，与俄罗斯史学的实际状况是何等背道而驰，他们对俄罗斯史学的了解和见解，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俄罗斯史学界是怎样对从古到今的一整部俄罗斯史进行“重新思考”和进一步“重新评价”的呢?当然，古罗斯历史在现代史学家心目中仍占居着传统的地位，但这在俄罗斯史学家主流看来，已不再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深入探讨古罗斯封建主义了，而恰恰相反，他们对按照斯大林《简明教程》框架解释历史的旧意识形态公式提出了诸多怀疑。以И.Я.弗赖莫夫为首的圣彼得堡学派，目前对拔高古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的观点发表了反对意见，主张用一种与先前不同的另一文明标准对它加以评价。对13—15世纪合并俄罗斯疆土的斗争史，学者们也提出了重新审视的观点。过去认为，命运把这里的首要角色提供给了莫斯科，现在学者们研究了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些过程具有多源的性质，西南罗斯、立陶宛罗斯国家、特维尔，最后还有莫斯科，都曾轮流地充当过首领。如果这种联合经历一条同业已发生的事态有所不同的道路，俄罗斯也可能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某种程度上，史学家现在也改变了先前对待农奴制的陈旧观点。在Л.В.米洛夫和圣彼得堡一批学者的著作中，已经转变了看法。他们认为：在俄罗斯民族受制于严酷气候、在农业生产力低下，同时又必须为支持国家防务日益增大的开支，因而使广大居民变得极为贫困的条件下，农奴制在俄国的出现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同时，19世纪史学家的某些观点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比如有学者认为在彼得一世时期正是俄国农奴制的巅峰期，在这之前已开始发生各阶层农奴化的过程。从19世纪初开始，在经济、政治和道德状况的影响下，才缓慢地、分阶段地把这些阶层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此外，更广义的农奴制概念，也就是把个人对集体（公社）的依附关系也包括进农奴制概念的思想，也得到了发展。

　　农民战争问题也为史学界重新思考。学者们不仅对这类战争的本质和思想意识（并非反对国家，而是维护沙皇）提出了论据充分的怀疑，而且论证了它们的行为内涵。有学者认为，农民战争基本上属于哥萨克任意而为的反叛暴动；并且强调指出，这种哥萨克的农民战争，对俄罗斯的命运是有消极影响的。这种观点，迥然有别于过去那种只是一味肯定农民战争的评价。

　　目前的俄罗斯史学，也增加了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对俄国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企业活动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包括沙俄各时期的政府要员；对他们的评价都采取了新的观点。同时，学界实际上也开始了对俄国教会史、僧侣史，以及代议机构史和地方自治史的重新研究。而对地方自治史和代议机构史的着眼点和兴趣，是从形成俄罗斯文明新模式的视角来研究的。

　　对俄国侨民的研究，在当前俄罗斯史学中被提到了重要层面。不仅包括19世纪的侨民，还包括十月革命后的政治侨民、战后第三波侨民以及60—70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移民。学界研究这些侨民，不只是关注他们的生活境遇、法律地位，更多专注的是他们在社会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思潮和组织，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所在国对他们的政策，他们与周围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侨民同当时的祖国——俄罗斯和苏联的关系。

　　俄国对外政策史虽不是什么新颖的题目，但完全采取的是新的观点、新的路子：先前那种对外政策的阶级标准已成为过去，现在基本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研究问题的。与此相适应，学界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一些外交政策的倡导者，都采取了新的评价。

　　对俄国文化史和俄国多民族的历史，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完全遵循了新的原则。文化史界不再以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思想作为文化史的基础。在俄罗斯学者看来，这样以新的观点研究文化史，将会更加丰富多样，更加富于色彩，更充满各种社会思潮的光彩照人的形象。同时，目前的俄罗斯文化史，也更多关注俄国文化艺术的资助和保护事业，以及各种慈善事业、慈善机构的历史；而这些，在苏联时期都是禁止研究的。

　　至于俄国民族史，最为令人关注的是各民族并入俄罗斯的过程。这个问题是被放置在俄罗斯帝国的框架中研究的。今天的俄罗斯学者，对此问题多持辩护的立场，认为俄罗斯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帝国，不是“各民族的监狱”，而是一个独特的和谐的帝国。但也有不乏客观的研究，认为这个合并的过程既有真正自愿的性质，也有强迫和暴力，因而这里的复杂矛盾之处，在于合并过程中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立场是各不相同的。目前的俄罗斯民族史，也对上世纪30—40年代对苏联少数民族的驱逐和流放予以关注。至于19世纪俄罗斯同北高加索各民族的关系，特别是高加索战争，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题目。

　　最为俄罗斯史学界关注的，是20世纪的俄罗斯史。这至今仍是无不触动人们心弦和政治情绪的一个领域，难免不影响学者对它平静而客观的研究。但进入21世纪，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相对于先前已经客观平静了不少。对20世纪的历史，学界最着力研究的是下述这些课题：十月革命及其前提条件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斯大林主义及其模式形成问题；“大清洗”（包括“古拉格”）问题；第二次大战前夕及卫国战争问题；戈尔巴乔夫改革及苏联解体原因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着各个史学流派的不同观点和解释，但居主导地位的，目前是持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在此不可能一一涉及，只能择其典型者，谈谈有关苏联崩溃原因问题的看法。

　　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可归纳为九种理论，或者说九种观点。《俄罗斯史》杂志前主编А.Н.梅杜舍夫斯基2011年在《从分析史学观点看改革和苏联崩溃的原因》一文中，把苏联崩溃的原因概括为七种基本论点，但他并不同意这七种看法，他从分析史学出发，用信息认识论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实际上可称为是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第八种看法；加上中国学者都熟悉的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提出的苏共瓦解“三垄断说”，实际上俄罗斯舆论界对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总共提出了9种观点或9种说法。

　　先看看А.Н.梅杜舍夫斯基依据现代俄罗斯史学文献，对有关苏联崩溃原因七种理论所做的概括：第一，是帝国论。这种理论把苏联看作是同其他大帝国相类似的国家，其解体也有与这些帝国瓦解相似的各种原因，主要是在现代化条件下发生的政治不稳定和民族冲突。第二，是民族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把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看作是没有形成有充分价值观的、具有公民身份的民族；而“就苏联情况而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造成民族结构标志物的不稳定，而形成民族精英之后，他们要求的是建立对本地区政权和资产所有权的监督和拥有，并力图把资产私有化”。第三，是民族人口理论。该理论把危机的原因“看作是帝制国家决定性的核心民族遭到侵蚀而发生的民族关系的变化”，即“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第四，社会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苏联衰落的原因看作是制度造成的缺乏经济效力，而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而是以计划经济和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第五，是现代化危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苏联在有效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后，却不能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及时改革社会经济制度。”第六，是所谓“阴谋论”，认为“是外部压力和内部阴谋或者里外合谋、消灭苏联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接近于把苏联解体归罪于个人，事实上把事态归结为“戈尔巴乔夫因素”或者是“两个领袖人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造成。第七，综合论；这种理论拒绝用一种主要原因“来准确诊断苏联的病症和死因”。它认为“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瓦解苏联的唯一的主要原因”，它把苏联垮台的原因看作是“所有因素包括民族种族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的结合”。

　　对上述提到的这7种解释，А.Н.梅杜舍夫斯基并不加以认同，他都一一提出了驳论。他认为，“所有这些理论只是说明了现象的个别方面，无法作为包括所有方面的因素让人接受。这些用单因素和多因素的解释之所以无效，其原因在于，它们无法揭示危机的各种变量参数的体制性关联；它们没有考量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它们只是从国家崩溃的预设性考量出发，……把事物归结为领袖人物的感情用事和错误”。“这些解释不能是排他性的、唯一的，因为几乎没有归结为具有独裁管理体制的这整个多民族大国。最后，这些解释也不具体：如果苏联注定解体，那为什么存在这么长时间，而又为什么这解体又恰恰发生在20世纪末，而不是在1920年代或1960年代?须知，那时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存在的。这些理论总的缺陷是，它们实质上重复着人们在解释过去罗马帝国和其他帝国崩溃时所提出的论据，从好的情况说，它们是企图用19世纪出现的那些理论来解释现代史现象，如果从坏的方面说，它们为此只不过是利用了当年那个时代的术语，而同时又依靠从苏联意识形态因袭的思想来做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就不能认为这些解释是称得上完备的。”

　　但是，在А.Н.梅杜舍夫斯基看来，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从历史分析的视角，就能做出充分的解释。他正是依据这种理论和方法，构建现实存在的认识动机，用信息可靠性标准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加以筛选，区分真实信息还是过手（虚假）信息，是学术创造型信息还是转播宣传型信息，是经过操控腐蚀而变形的信息，还是真实直接的学术信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对信息来源者的历史意向行为动机加以分析，就能鉴别出信息资源的质量来。А.Н.梅杜舍夫斯基依靠这种严格的信息分析方法得出结论认为，“在俄帝国遗址上产生的苏联，与这个帝国不同，它是自然而平静地死去的。奇怪的不是苏联的解体，而是它这样长时期地保存了下来，这不仅与经济规律相矛盾，而且与人类理性的本性相矛盾（其长命的基本原因，是核武器的遏制因素）。苏联不是被心怀恶意的人搞垮的，而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它的结构模式的反自然规律性质和无效能（官方也承认这些）而解体瓦解的；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它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就像胡乱粗糙拼凑起来的一栋房屋，它的整体支撑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朽不可言。这个论断的基本证据就是，在它垮塌之时，没有任何人起来维护这栋房屋。由于精英们缺乏构建政治体制真正机制的相接近的观念，缺乏在全球化信息过程考量下对制度性变数和一连串有计划改革的统一观念，这样，通过以实质性的崭新形式构建政治体制的机会，便丧失殆尽了。由于离心倾向超过向心倾向，在20世纪末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体制的解体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这位俄罗斯学者的结论看，他关于苏联瓦解的“模式说”，正同我国多数俄罗斯问题研究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观点独到之处在于，认为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是“精英们缺乏构建政治体制真正机制的”“统一观念”，因观点分歧而发生纷争，从而“丧失机会”。

　　二、稳定守成时期的史学及其特点（2007以后）

　　随着后苏联时期经济政治的转型，俄罗斯经济逐渐得以恢复，社会政治局面也趋向稳定，特别是随着“主权在民”这一官方意识形态的提出，俄罗斯史学也由大变局、大转型的时期，转入相对稳定并走向守成甚至保守的时期。这个时期俄罗斯史学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在理论方法上，在前一时期由型态史观转变为文明史观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着眼于史学方法的转型，为应对过去进化论和实证论方法危机所带来的挑战，从传统的描述历史转变到分析历史上来；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围绕加强俄罗斯国家统一这个中心，着眼于拓展各个方面的课题。

　　现在，让我们从这两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1. 新时期史学的现代理论与方法：

　　21世纪是一个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多文化对话的时代。在这样一种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克服过去的形而上学进化论和实证论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危机，把历史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是俄罗斯史学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

　　在这个新时代，杰出的俄罗斯学者О.М.梅杜舍夫斯卡雅（1922—2007）提出的认知历史的理论，被认为是把史学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理论依据。按照这一理论，历史要成为科学，应具有三个要素：一是，历史应有实际达到可重复解释的功能，成为一种稳固存在的对象；二是，历史的对象应包括人类的历史过程，而历史所依凭的就是有关这一对象的资料；三是，历史作为这种对象，其所满足的主要条件，应是表达人作为一种现象的系统构成之特征。

　　这种认知历史的理论，既然要使历史具有可重复解释的功能，且能成为稳固存在的一种对象（客体），就把解决证据、实证的问题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证据问题在历史认知论看来，就是研究有目的性的人的行为。而由于人的行为是在经验实在中发展的，伴随它不可避免而来的，是定型于研究结果的载体和精神产品的创造物。而这精神产品的创造物“也就成为建立在经典资料学基础之上的证据确凿的历史认识的出发点。这样，认知历史就是一门关于人类思维的科学，这思维是通过创造外在的精神产品，也以创造有目的性活动的信息产品（从史学角度看，它是作为包含着创造者有意为之而并非有意的信息出现的）表现出来”。

　　信息技术处在研究者与历史资料之间，成了改变世界接受能力、认知能力的一种强大工具。一方面，它导致信息资源容量的快速而不受监督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信息往往不经必要的批评性检验，又在极大程度上成了被操控的对象，这就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的质量。这样，对信息批评分析的方法做出新的阐释，同时为适应于现时代，也对一般理论资料学作出新的阐释，就显得尤为迫切。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制订出信息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对科学研究中信息资源的质量和可靠性，对资料筛选及其分类所采取的方针，对适应于现代的科学观念，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向有据可信的、认知确切的分析历史学发展，在历史的现代理论和方法中，自然就被提到了优先的地位。

　　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原则，《俄罗斯史》前主编А.Н.梅杜舍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现代史学面临下列分析历史学的任务：应将阐明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标准，作为历史和资料学方法论和理论的中心问题，并以此为基础，确认对待现代史学认知论各种思潮和派别的态度；同时，要改变历史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平衡关系，阐明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为解决历史学任务在观点方法上应包含的创新成分。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由传统的描述史学向认知史学转变的问题。这一史学范式的变换，就给史学界提出了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或者是将历史理解为严格的、精确的科学，或者是把它作为以主观构建现实的那种类乎艺术的变种来看待，也就是相对主义者对待科学方法的那种准则。

　　分析历史学的方法，被俄罗斯史学界看作是能充分阐释历史的有效方法之一，前面提到的А.Н.梅杜舍夫斯基对苏联改革和崩溃原因所做的分析，就是这一方法的具体应用。依靠认知论方法的历史分析法，属于现代信息论的范畴。它所提供的信息认知范式，是现代信息理论同思维和行为学科的一种综合。“构建现实实在的认知动机”，对分析史学及其信息认知范式具有决定意义，而这些动机也决定于个体世界与社会的信息状况，它们通过这些概念，如像信息资源的质量、真实信息与过手（虚假）信息的区别、学术创造型与转播宣传型的区别、社会对“新闻”现象认识的分裂、对信息交换的操控、信息的腐蚀性，对历史上人们有目的性的行为动机的解释，以及这些动机的可变性等等——只有通过这些概念所构建的框架，这些认知动机才能被揭示出来”。这就是说，在分析史学中，分析和确定认知动机，对确认信息的可靠性具有重要作用，是认知范式的重要准则之一。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史学界对上述历史认知方法论和分析历史学做了积极的探索，曾举行“圆桌会议”，围绕“理论与认知历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研讨。这次会议结论与成果，刊登在2010年第1期《俄罗斯史》杂志上。

　　2. 新时期俄罗斯史学的研究方向

　　新时期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思潮，是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所奉行的所谓政治“中派—保守主义”。“中派—保守主义”实际上是混合着民族爱国主义、强国主义，主张公平、正义，以政治民主价值为依归的带有“中派”色彩的保守主义社会政治思潮。这种社会政治思潮以“主权在民”的思想体系和温和自由主义政治发展方向为特征，大体于2006年最终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尘埃落定。

　　与这一思想体系和政治发展方向相适应，近年普京政府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针对历史教学中的混乱状况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普京在2007年6月21日接见全俄人文及社科教师会议的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在谈话中指出：“历史和社会科学知识方面的教科书有时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对最近时期实践的阐述都是浮光掠影、空泛抽象的，委婉地说，有时十分矛盾”；他要求“必须保证教育标准”，编订“同时代要求”相一致的“新的教学参考书”。

　　接着，在梅德韦杰夫当政期间，俄罗斯又于2009年成立了总统历史委员会，整合了历史方面的有关问题。普京二次执政后虽解散了这个委员会，但又确定2012年为“历史年”，纪念与俄罗斯民族命运有重大关联的1612、1812、1942等几个重要年份；并在2012年底成立俄罗斯历史协会，制订协会章程，确定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针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主流的政治价值趋向，即加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一致性，强化爱国主义和强国主义教育，纠正过去在认知二战史等问题上的一些乱象。

　　为适应主流政治价值需要，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所属《俄罗斯史》杂志提出的优先研究方向，就是加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一致性的课题。由于摆脱了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俄罗斯从古到今统一的历史过程，重新进行了思考和评价；对俄罗斯由落后走向文明，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历史道路，也做了这样的思考和评价。有关苏联时期的历史，也放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研究和考察。

　　从2007年至今，《俄罗斯史》杂志着力加强的研究方向，基本上反映了俄罗斯史学主流的关注点，它主要安排的栏目，选刊的重要文章，有如下一些方面。

　　（1）关于俄罗斯民族生存空间、文化影响、民族关系方面的研究

　　为适应全球化和多文化对话以及同各种文化板块或模式相联系的需要，《俄罗斯史》这些年安排和组织了这样一些栏目和文章，如《世界空间中的俄罗斯》（2009）、《历史上的外来文化观念》（2010年）和《俄罗斯在海外》（2008）等，对俄罗斯在地理发现史上的问题以及在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上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影响；对近现代史上各族人民、各种文化相互关系及吸纳接受的形象；对俄罗斯文化在革命后移民浪潮中对世界文化的影响等等，都一一做了研究。

　　海外侨民史一直是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仍然持续深入。这类文章研究了俄国海外主要流亡地的分布，它的社会组织，学术研究流派以及有关档案文件发表的情况。其对俄国侨民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和其他各大陆分布的中心，也做了详细的研究。

　　（2）有关俄罗斯公民社会形成史、民主政治发展史的研究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史学把俄罗斯重新拉回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上。因此，学界对俄罗斯走向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过程加强了研究。《俄罗斯史》杂志2011年第2期开设专题栏目——《18—20世纪俄罗斯公民社会形成史料》，对公民社会形成的过程，如确定形成公民社会的标准和参数；俄罗斯公民社会形成的起始时间；确定其形成的基础设施诸因素，如经济增长、经济经营的多样性、城市化、职业化、自由主义运动和志愿组织，以及自治会等等，都一一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俄罗斯史学界主流认为，俄罗斯近代以来，一方面是从绝对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从苏联一党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变。所以，俄罗斯学界对近现代走向法制国家道路的研究，对俄罗斯议会史和宪法史的研究极为重视。这些年《俄罗斯史》发表了《俄罗斯宪法的历史》（2010年，第1期）、《俄罗斯宪法15年》（2008年，第6期）和《纪念第一个俄罗斯宪法90周年》（2008年，第2期）等文章，就是出于这一目的。

　　（3）反思重大社会灾变，对其发生原因和摆脱困境的研究，也就是对改革与革命的研究

　　在这个研究领域，20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被放到了重要地位。在俄罗斯主流史学家看来，“现阶段的俄罗斯历史，有条件对20世纪这一巨大社会实验做出总结，这是同这个革命世纪、国内战争和共产主义统治联系着的。这个总结之所以极其重要，是因为这是为了探寻民族生存的历史基础和新的原则，为了形成民族的一致性，也是为了确立国家在全球化——将世界变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技术和信息化体系——条件下的地位。”

　　从这一观点出发，俄罗斯史学力图批判性地对待陈旧的价值观和各个党派的意识形态纲领，再现重大的社会冲突和各阶层（农民起义、工人骚动、知识分子各种形式的抗议）的状况，阐述产生这些冲突的原因和摆脱困境的出路，借以总结历次革命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为此，《俄罗斯史》刊发了反映重新思考俄国革命史的文献资料，如《纪念二月革命90周年》（2007年第6期）、《俄国外省的革命和国内战争》（2007年，第4期）等等。

　　（4）对教会与政权、知识分子与政权的研究

　　这一领域涉及到俄国思想史、教育史和知识分子史的重要问题。近年在《俄罗斯史》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资料，有《教会、社会与国家》（2008年，第4期）、《教会、政权与宗教意识》（2010年，第2期）、《俄罗斯帝国时期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国民教育》（2010年，第6期）以及《“路标”百年：俄罗斯知识分子与政权。1909—2009》（2009年，第6期）等。这里的宗教和“路标”问题，都是通过苏联时期宗教界和神职人员、知识分子遭受迫害的最新档案资料，以新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的。

　　从上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中可以看出，新时期俄罗斯史学极为重视对俄罗斯帝国各个方面的研究。这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目前的俄罗斯，或许要沿着俄罗斯帝国的发展道路继续走下去。这也让我们大体窥见了未来俄罗斯史学的发展趋势：史学将会继续沿着目前各个流派多元共存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将会作为主导的史学流派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史学流派是否会打上“帝国思想”的烙印，甚或演变为“帝国思想”流派，将应受到密切的关注；史学中俄罗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搏击和斗争，将是日后俄罗斯史学相当时期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由于20世纪在苏联的巨大影响，将会像目前一样，作为非主流的史学理论方法之一继续存在下去，但与其相关联的传统左派共产主义史学流派，像目前这样被边缘化的趋势，将不可避免。

（注释从略）

（马龙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