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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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史学
发布时间：201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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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经纬 转自：中国世界史网2010-7-19
[内容提要] 在日本近现代史学史上，形形色色的史学流派各以特定的形式反映了日本社会变迁的脉搏和历史发展的轨迹。这些史学流派良莠并存，瑕瑜互见，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独树一帜、各领风骚，或在横向上相互借鉴，或在纵向上扬弃创新，既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烙印，也或多或少积淀了一些与历史唯物论相吻合的进步因素，正是这些进步因素在日本史学界的长期浸润，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移植生根和传播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关键词] 文明史学、实证史学、民间史学、文化史学、社会经济史学。
明治维新至20世纪初期，是日本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发生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在政治上，经过明治维新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并迅速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最终发展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通过明治初期的殖产兴业政策率先在亚洲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并借助对外掠夺于19世纪90年代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在思想文化方面，经过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政策、自由民权运动及后来的大正民主运动，日本比较彻底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史学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剧烈变动的时代大背景下，日本史学也出现了异彩纷呈、各领风骚的繁荣景象。
在日本近现代史学史上，每一个史学流派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必要的历史文化基础和思想理论条件。形形色色的史学流派在横向上存在着对立冲突与融合借鉴的关系，在纵向上则存在着继承发展或扬弃创新的关系，它们各以特定的形式反映了日本社会变迁的脉搏和历史发展的轨迹。日本近代史学流派良莠并存，瑕瑜互见，在其冲突融合及继承扬弃中积淀了一些进步因素，本文拟就日本近代史学、特别是近代史学中的进步因素作一简单的梳理和分析。
一、文明史学
文明史学是随着明治时期文明开化政策的推行而出现的一个史学流派。在文明史学出现之前的明治初期，传统的封建史学依然统治着日本史坛。在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即1869年，明治天皇即下令恢复修史事业，并设立了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1877年又设立了修史馆，决定编篡《大日本编年史》，并同时着手编修以天皇为中心的《复古记》、《皇亲谱》等。编篡这些史书的指导思想是改以武家为中心为以皇室为中心，其史观和体例都没出封建史学的巢臼。
“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提出的与“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并列的三大口号之一，所谓“文明开化”就是要在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甚至生活习俗方面都要向西方学习。在文明开化风潮中，一批洋学者知识分子得海外风气之先十分活跃，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等翻译西方思想文化名著，著书立说宣传西方文明。在史学领域，也引发了一股翻译西方史学名著的热潮。基佐（G.Guizot,1768—1874）的《欧洲文明史》、贝克尔（H.T.Buckle,1821—1863）的《英国文明史》和米涅（F.A.M.Mignet,1796—1884）的《法国革命史》被翻译成日文，欧洲的文明史学传入日本。西欧文明史学是英法资产阶级的进步史学，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未开化、野蛮到文明的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从而破除了中世纪的宗教历史观，摆脱了宗教对历史的束缚。在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下，日本一批历史学者不再满足旧式编年体或列传体的封建史学，他们试图用史论体的文明史观来解释日本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于是以西方文明史观编著的日本历史相继问世。明治8年后问世的文明史论著有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5年）、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1877年）、北川藤太的《日本文明史》（1878年）、渡边修次郎的《明治开化史》（1880年）、藤田茂吉的《文明东渐史》（1884年）、福田久松的《大日本文明史略》（1891年），等等。
文明史学继承了日本史学的经世传统，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它既是一个应时应景的政治思潮，又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史学流派。随着日本政治形势的变化，文明史学表现出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文明史学家也出现退步甚至自我否定等现象。作为明治初期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它反映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和精神面貌。
对于明治维新的研究，文明史学派没能将其史观贯彻始终。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虽然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日本自开国至明治维新的历史，却未能从历史动力和发展趋势的角度去探寻维新发生的根源。本来文明史学的产生有着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背景，福泽谕吉却鼓吹“官民调和”和“国权论”，支持日本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田口卯吉对明治维新的研究也没有超越名分论的立场。几乎在相同的时间里，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领袖——植木枝盛和德富苏峰曾分别提出了“明治第二次改革论”及“第二次维新论”，但文明史观对明治国家在“文明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没有丝毫的怀疑，对明治后“国民国家”的现状也没有丝毫的批判。在这种意义上讲，文明史学缺乏一种对“明治国家”的批判精神，这对其后日本的近代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田口卯吉在肯定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却又过分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和私利心，认为“一切都是私利心之成长及其发展而生之枝叶”，“世人未汲汲于善事而舍其私利”是“人类社会至今日犹益臻繁荣之故”。[1]他在初期批判编年史是年表而不是历史，是没有理论的历史，认为历史应该说明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2]可在后期却自我否定转向了实证主义，在《日本开化小史》之后，田口卯吉的历史论著渐渐失去文明史学的色彩和原有的研究方法，没能再根据一种结构性理论去划分社会总体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并从普遍性的角度去理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发展到最后他强调“历史非科学”，[3]认为历史不过是记述之学，应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他还否认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认为历史学应仅限于考证史实的可靠性。这不仅意味着田口文明史观的终结，同时也反映出田口文明史观基础的脆弱。
然而，文明史学的出现特别是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的出版，毕竟给明治以后的史学界吹来一股新风，曾被誉为“明治时代史学界之晓钟和开拓者”，“开创了日本学者没有一人能梦想的新方法”。
第一，文明史学继承了日本史学的经世传统，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批判精神，有强烈的反封建性和自由民主意识。他们既批判明治之前的封建专制，也在改良的框架内批判明治政府的藩阀官僚专制，从论史中引出设立民选议院的政治主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学既是一个进步的史学流派，也是一个应时应景的政治思潮。第二，文明史观初步显露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论因素。文明史学家反对封建史学家仅为统治者作传，仅记录统治者的兴衰更替而忽略了人民的历史。福泽谕吉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不是英雄和政府，而是全体庶民智力的发展，民众智力的发展和多样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由是文明发展的推动力，[4]因此只有开发民智，使“民情一新”，才能创造出日本的文明史。[5]田口卯吉从经济史的角度强调，并非统治者创造历史，而是人民的生存需要推动了历史发展，“英雄豪杰的行为不过加速或延缓它的发展罢了”。第三，文明史学派反对封建史学一味堆积史实，他们承认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而史学家的责任和根本目的就在于探寻和发现这一规律。田口卯吉就认为人类社会中有“大道理”，这个“大道理”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史学家孜孜以求的不是搜寻罗列史料，而是要透过这些史料发现“大道理”。第四，文明史学已经存在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因素。田口卯吉擅长经济史研究，他从人的天性切入，揭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认为保生避死是人的天性，实现这一天性离不开衣食住，而要满足衣食住的欲望就必须竭其心智，所以在实现物质欲望的同时，人的心智也就得到了发展。他在在《日本开化小史》第一章中写道：“大凡人心的文明或野蛮（进步或落后）与获得财富的难易密不可分，没有物质富有人心野蛮的地方，也不存在人心文明物质贫乏的国家”。[6]其基本观点是经济的发展及其程度决定文明的程度。他还认为一切学问思想都是“社会现象的一种”，“有了社会以后，与此相适应的学问思想才在社会中产生出来”，[7]田口的这些观点都属于唯物主义的因素。
二、民间史学
19世纪80年代末，田口卯吉转向实证主义，否认历史是科学；福泽谕吉则开始反对自由民权运动，支持对外扩张。随着文明史学派中这些史学家的转向和倒退，文明史学在日本史学界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但文明史学中所包含的进步因素却没有因此消失，它被19世纪末兴起的民间史学继承了下来。民间史学是相对学院派史学而言的，其代表人物德富苏峰、竹越三叉（与三郎）、山路爱山等继承和发展了文明史学中的进步因素。
德富苏峰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转化为对外扩张论者，直到1957年（昭和32年）去世，一直作为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活跃在日本舆论界。但年轻时期的德富苏峰于1886年即23岁时写成《将来之日本》一书，由田口卯吉的经济杂志社出版发行，从此一举成名。到东京以后大约10年，他作为“平民主义”的倡导者，以亲自主持的民友社杂志《国民之友》为舞台而活跃于学术界。
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历史观对明治维新的革命性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反对“王政复古”的历史观。他认为进入明治20年代以后，维新大业已经走向荒废，有必要进行“二次革命”或者“二次维新”。而推进二次革命或维新的主力军是 “明治青年”、“田舍绅士”，也就是说历史进步的主体存在于地方豪农阶层之中。德富苏峰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吉田松阴》（1893年，民友社）一书中，将吉田松阴塑造成革命家的形象，希望通过将其作为维新的代表来预测第二次维新。尽管与文明史学派在思想立场上稍有不同，但在大胆强调“史学家的主体性”上，民间史学与文明史学却有共通之处。
在以民友社《国民之友》为阵地的史学家中，山路爱山（1864—1917）著有《日本历史中人权发展的轨迹》、竹越三叉（与三郎，1865-1950）著有《新日本史》。他们的史学理论，作为非主流的史学理论在整个明治时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竹越三叉（与三郎）赞成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思想，在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出版之前的1891年，他的《新日本史》上册问世，该书以阐明明治维新以来社会变化的大脉络为目的。竹越强调应当从“人类思想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历史，并由此考察了明治维新前后社会思想的变化，指出明治维新是一种社会革命。毫无疑问，其论点的背景是对由幕藩制向藩阀专制的权力更迭历史的激烈批判。在竹越那里，强调从“人类思想变化”的角度切入分析历史，与强调“历史的首要原因是经济原因”的史观并不矛盾。他认为近世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促使农民、市民一步步与武士阶级进行斗争而终获胜利是明治维新的根本原因。竹越对大盐平八郎之乱给予积极评价[8]，从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运动中寻求历史的发展机制，相比文明史学这是一步跨越式发展，把“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因素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他又批判藩阀政府垄断性利用“理应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天皇”，认为国家和天皇是超阶级的存在，这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些学者既同情人民又要维护资本主义的两面性。
1896年，竹越撰写了《两千五百年史》，1919年至1920年间又出版了《日本经济史》（共八卷）。前者是政治史，后者则是以“历史的首要原因是经济原因”为指导思想，在广泛搜集史料基础上的一部巨著。在对记纪神话[9]原封不动地作为史实等文献的甄别、批判上，竹越难以超越实证主义史学，但在明确提出自己的史学观点方面依然表现出理论史学的魅力。
山路爱山比竹越更为大胆、鲜明，他从正面直接批判一味为考证而考证的那种官方学院派实证主义史学，发挥了理论史学的真正作用。他认为考证仅以弄清史实为目的，但弄清史实还不能说就是历史家；考证学是准备，历史学才是结论。[10]他在《国民之友》发表《对战国策和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一文，阐明了他的史观。他在文中写道：“我最讨厌那种认为过去的事情自然而然地过去了，与今天的事情没有关系的史学观点和学风。如果过去的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学问之中最枯燥无味、最令人厌倦的便是历史学了。古犹如今，今犹如古，人生按照相同的法则变化，国家也按照相同的命运循环盛衰，只有懂得了这样的道理，史学才能成为触及人类生命的学问”[11]从山路的历史观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个分割的有着纵向联系的链条，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属于之后产生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因素。但他同时又认为人生的变化和国家的发展有相同的规律，这样的表述就比较模糊。从相近事物在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可能存在相近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看他是对的，从不同事物在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相异的情况下事物发展的趋势则呈现出多样性看他又是错的，否认了事物发展的特殊性，用一种理论模式去解释千差万别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难免不陷入形而上学。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继承了文明史学的山路史观，是之后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贯穿于日本近现代史的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流派。”[12]
山路爱山在1897年所著《日本历史中人权发展的轨迹》一书中，已经表达出一种独特性，形成了先进的史学理论。他反对把日本历史中存在的民主主义因素说成是欧洲的产物，认为日本的历史就是他们的祖先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斗的斗争史。[13]在这里，山路爱山也向我们传达出“人民创造历史”这样一种信息。但山路和竹越一样，在肯定人民创造历史的同时对国家和天皇抱有幻想，认为国家可以通过调和社会矛盾成为人民的朋友，天皇可以通过阻止贵族的横暴保护人民的权益，这也反映了他在近代化初期社会剧烈变动中的社会矛盾面前的两面性立场。
在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盛行时期，山路也从“平民主义”立场出发展开了自由豁达的历史理论。虽然其后山路爱山也像德富苏峰那样，转向国家社会主义乃至赞同帝国主义的立场，但在日本史学史上，其早期的史学理论对进步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三、实证史学
前文提到，明治政府当初设立修使馆的目的是摒弃以武家为中心的历史，通过修史要“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树立天下之纲常。”[14]后来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文明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官方的封建史学处于退守地位。在新的形势下，改革封建史学的客观要求导致官方史学发生了分化。其中修史馆派的代表人物重野安绎和久米邦武，反对修史的道德目的和政治目的，主张“大公无私”地、忠实地记录发生的事实。而国学派则对此激烈反对，依然鼓吹“明辨尊皇爱国之大义乃为历史学之要义”。1888年明治政府聘德国历史学家利斯来日，从此，日本的官方史学出现转折，实证史学逐渐成熟。
利斯是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该学派与英法文明学派相对立，主张通过考证史料记录具体的历史现象，反对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前景。在利斯的主导下，实证史学在日本逐步居于主流地位。实证史学经过长期发展，按着北京大学沈仁安先生的说法，已经演变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大义名分论、德川时代的考据学和德国历史学派考证主义的混合物。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作为文明史学对立物出现的实证史学一无是处，两个史学流派并非此是彼非的关系，实证史学在某一阶段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也存在着进步因素。特别是在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发展和文明史学广为传播时期，御用的实证史学发生分化，一些进步的史学观点也随之出现。前述的以重野安绎、久米邦武为代表的修史馆派和以三宅米吉为代表的洋学派等都存在一些进步因素。
重野安绎和久米邦武在编纂《大日本编年史》过程中，发现了封建史书上的许多史实错误，从而强烈反对封建史学中存在的儒教名分史观和为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的恶劣学风。
1889年（明治22年）11月1日，作为史学会的第一任会长，重野安绎在史学会的成立大会上，以“历史学者必须做到至公至平”为题做了讲演，他认为“近来社会上都感到历史学的必要，……发表于各种杂志上的观点，多失之偏颇，或缺乏公正，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首先应正其心术，倘若其心不公不平，……将会酿成众多弊害，最终不能达成学问之目的，有碍史学之发展，因此史学家之心尤要公正，努力不带偏见私心。”[15]
重野安绎为明治政府官方修史的中心人物，主持明治政府的“正史”编撰工作。本来日本史学就有经世传统，一个有着公开官方背景的史学团体要想做到历史研究的“至公至平”显然难以令人置信。重野安绎虽然作为一名汉学者学习过中国的儒学，但他从清朝考据学的脱名分论以及对庞杂史料搜集和分析的修史过程中，强化了对“至公至平”重要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利斯又接受了兰克的所谓“本来样子的事实”的历史观，这样就进一步强化了他“至公至平”的治史理念。从重野安绎的官方史学者的身份来看，他的治史理念与其说接近清代的考据学，还不如说更接近德国的实证史学。清朝的考据学者为躲笔祸远离政治，而德国实证史学的鼻祖兰克（1795—1886），既是柏林大学教授，又兼任普鲁士国家的历史编撰官，这样的身份决定他既强调严谨的史料分析，又坚持“外交史重要”的历史观。因此，重野安绎的“至公至平”史观与兰克的“本来样子的事实”史观更容易融合。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重野安绎提出“至公至平”的着意点在于，批判以水户《大日本史》[16]为代表的儒教名分论历史观和将记纪神话视为史实的国学—神道学派历史观，这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比如他在上述演讲中提到：“自古以来将历史与教化合为一体，然而历史研究应该放弃教化，如果把教化与历史合为一体，将会大大失去历史的本意”。[17]从日本的治史传统和当时的政治背景看，重野安绎的“至公至平”说与其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治史理念，不如说是一种雾里看花的治史理想。然而尽管如此，重野的史观对如何把日本历史学变为科学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与此同时，重野的同事久米邦武也相继发表了更大胆的论文。他在《史学会杂志》发表的《〈太平记〉对史学无益》（第17-18号、第20-22号）、《英雄是公众的奴隶》（第1号）、《抛弃劝惩之旧习看历史》（第19号）等文章，在当时日本学界可以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论文反映了久米邦武极力推动日本史学从封建到近代转化的治史动机。1891年（明治24年）10月到12月，久米在《史学会杂志》（第23-25号）上发表了“神道为祭天古俗”的论文，在该文中，久米站在“神是人”的立场上将神话解释为史实，同时将古代日本与朝鲜、中国在内的东亚世界联系起来，作为相互影响的历史一环加以解释。这样一来，“神”不是原始社会观念上的存在，而成为历史，这就表现出较大的矛盾性和牵强感。尽管如此，久米首次将“神道”作为历史学家考察的对象，虽无攻击与“神”信仰紧密相连的日本皇室的政治动机，但对奉记纪神话为圣典并将其与国体结合在一起的国学派历史观确实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他认为，神道并非宗教，因此无诱善利生之宗旨，只是在祭天祈福或攘災除祸方面与佛教有相通之处。[18]“神”信仰是每个民族的所共有的“祭天古俗”，日本把神道视作宗教并将其作为国体的基础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神道家把神道当宗教、强调政教合一废佛毁释的政治主张。由此可以看出，在久米的治史理念中已经具备对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和历史发展的进步性的深刻理解。
以三宅米吉为代表的洋学派，主张以西方的史观为立脚点建立日本的新史学。他在《日本史学提要》一书中强调探讨社会发展的定理，这个定理实际上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管他以什么样的史观为指导去探讨，也不管他以什么样的方法去探讨，起码在承认人类历史发展存在规律这一点上是可取的。此外，他用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分析日本人种的起源，[19]否定了天孙降临人间的神话，对明治政府正在着力强化的天皇史观可谓一种挑战和威胁。所有这些，对唯物史观的酝酿和产生都是一种有利因素。
四、文化史学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形成。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资本主义体制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日益激化，由中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藩阀官僚专制政府的城市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实证史学出现分化，文化史学和社会经济史学应运而生。
文化史学又分不同流派，津田史学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史学流派之一。津田左右吉出生于日本尾张藩的下级士族家庭，在幕臣型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因此与在明治政府中掌握实权的萨摩、长州藩阀无缘，也没有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过。津田进入白鸟库吉（1865—1942）主持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东京分社的满鲜地理历史调查室工作之后，开始受到了作为历史研究者的白鸟的影响。津田的处女作《对神代史的新研究》，继承了白鸟库吉的“中国古代的尧舜禹并非真实的历史存在，而是反映了当时创造这种传说的人的思想”的历史观点，[20]认为这样的观点同样适用研究日本的记纪神话，在津田看来，日本的神代史并非史实，而是古代日本人思想的传录，显然，在这一点上津田左右吉与白鸟库吉是相通的。
津田不是把日本古代社会作为整体来把握，而是将古代人生活中的“心意”和“思想”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重点。他于1916年至1921年陆续出版了《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丛书四册，把日本的国民思想分为贵族文学时代（平安时代）、武士文学时代（镰仓—战国时代）、平民文学时代（江户时代）三个阶段，集中反映了津田对日本古代人思想研究的成果和特征。津田的三段式研究有两个缺点：第一，以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阶级或阶层为代表表述这一历史阶段的特征是片面的。平安时代有武士和平民，江户时代也有贵族和武士，并且这些社会阶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把他们人为地割裂开来并固定下来，难免不陷入形而上学；第二，三个社会阶层的思想在三个历史阶段是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联动的，津田缺乏对于作为“文学”和“思想”所赖以存在的基础的社会经济变动的探讨，这又难以避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津田认为，日本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向外国学习先进文化，但国民的“生活文化”与输入文化之间又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和背离，尤其是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并没有影响到日本文化的“根底”，本土文化和输入文化之间存在着异质性。另一方面，津田认为欧美的近代文化影响到了近代日本国民思想的“根底”，因此，欧美思想与日本思想不是异质的。津田这一定性的判断显然有失偏颇，难怪有学者指责他这种观点是“嫌恶支那”的观点并超出了学术的范畴。然而这一定性判断确也反映了明治时期“脱亚入欧”比起历史上任何一次学习外来文化都来得彻底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津田史学属于日本文化史学的一个流派，如何评价津田史学一是需要对文化史学定性，二是需要具体分析这种定性是否完全适合对津田史学的评价。我国研究日本史学史的著名学者沈仁安先生认为“文化史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而是一种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人类精神、思想发展的结果，并从精神、思想的发展中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观。毫无疑问，这种史观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21]就文化史学的一般意义而言，沈先生的定义无疑是准确的。然而津田史学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有必要借鉴，但不能简单地套用这一定义。笔者认为，不能把对“意识、思想影响存在”这一作用链中的特定环节的研究简单地定性为历史唯心主义。日本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前，还没有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同历史学者的史观和史论良莠并存，同一历史学者的史观和史论也是瑕瑜互见。因此，笼而统之地说某某学者的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历史唯心主义就可能以偏概全。我们不能苛责前代学者理论上的不完备和不严密，我们的任务在于指出他们理论上的缺陷，发现他们在当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和环境中发展或者创造了哪些进步因素。津田史学就具备这样的特点，他的史观有时是唯心的，有时是唯物的，有的地方是形而上学的，有的地方则是辩证思考的。津田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他的史观、史论、史法也都有自相矛盾和欠缺的地方。既然他被当时日本史学界誉为“日本古代史的巨匠”，在日本史学史上建立了一座大金字塔，[22]那么他的史学理论肯定存在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也看到在他的史论中存在着与唯物史观接近的进步因素。
津田的《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我国国民的思想的研究》虽然是前所未有的篇幅巨大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但作为历史认识的方法和理论架构还存在不少弱点。津田积极地主张把历史的发展变化明确为研究的任务，这一点在谱系上与“文明史”联系起来了。津田还明确地与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学院派历史学相区别。但另一方面，他又缺乏对于历史变革、发展的动因何在——这一“文明史”特有思想的认识。从另外的角度看，津田认为历史认识不需要理论，因此研究中也不需要“概念”，只要如实叙述历史事实就可以了。与津田同时代、同世代的历史学家们接触到了欧洲的学问，把学问中的诸“概念”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开拓了日欧比较的视角。津田对此采取了不同的立场。
津田从《神代史的新研究》开始，通过对记纪文献的批判工作，赢得了学术界和社会上古代史巨匠的评价。但他的文献批判并没有对律令国家和律令制社会的构造及其演变进行总体性把握和明确的论述。所以津田的工作，对于战后的日本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对于古代天皇制国家性质的研究，两者间直接相关的部分并不多见。然而津田所使用的“国民思想”的视角，与大正时期日本史学研究视野的扩大及开始对于民众世界的关注仍然是相通的，因此在史学史上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津田史学中的进步因素。
五、社会经济史学
社会经济史学和文化史学一样，都是从实证史学中分化出来而又超越实证史学的一个新流派。它是日本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最高峰，在20世纪20、30年代几乎独占史坛。这一史学流派产生于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世界经济状况和日本经济状况的变动有密切关系。战后日本夺取了德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海外投资热及工业和贸易的迅猛增长，使学者们开始运用欧洲经济史学的方法研究日本的经济史和经济问题。福田德三曾拜师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毕歇尔、布伦坦诺等人门下，内田银藏也曾留学英、法、德等国，接受了欧洲的比较史学方法。然而战后繁荣好景不长，这一时期日本频发的经济危机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这又使学者们在研究经济史的同时把社会史也纳入研究的视野，这就产生了通过研究经济史实阐明历史发展的新学派——社会经济史学。
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创始人是内田银藏，代表人物有本庄荣治郎和福田德三等。这个学派与之前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不同，它在产生过程中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比如福田德三翻译过《资本论》、编辑过《马克思全集》），成熟定型之后，它的进步成分又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营养元素。其具体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该学派有条件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本庄荣治郎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有时表现出先后矛盾，但总的看来他是把阶级斗争限制在经济层面。比如他在引述了马克思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名言之后说道：“当然，任何社会都不是由一个阶级构成的。在政治上，有治者阶级和被治者阶级；在经济上则有役使劳动的阶级和劳动阶级”，“在有的场合是公开的阶级斗争，在另外的场合则是隐蔽的阶级斗争。总之，无论在什么意义上，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日本历史上也在所难免”。[23]然而，他在同一部书的稍前部分却说明治以后日本的社会问题仅仅是“经济阶级间的贫富之争”，回避了社会问题的政治性质。[24]本庄的学问受到德意志历史学派和社会政策学派的影响，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性质。当时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也在扩大和加深，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政策问题，本庄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把注意力转向了日本经济史学。本庄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意识”是如何从政策层面回避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并不是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本庄的经济史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学的绝妙对立物而受到当时保守的经济界和学界的欢迎。尽管如此，承认经济层面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毕竟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又接近了一步。
其次，虽然对人类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描述不尽科学，但毕竟承认了这一共同规律的存在。社会经济史学派有过分强调类似性，而对特殊性研究不够的倾向，内田银藏也承认人们往往容易抓住外表上相似的事实而随意联系，以便轻率的引出符合主观愿望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如何评价，笔者觉得应该肯定该学派的主流。他们认为各国因条件不同出现的差异是地域性的，其发展在本质上则是共同的。“如果只拘泥于个别的特殊现象，而忽略社会发展中贯通古今的组织大原则，就不能算是真正研究历史”。[25]因此他们反对孤立地研究一国的历史，而是采用比较史学的方法研究不同国家的共同发展规律。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诸多缺陷，但在努力探究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规律这一点上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相通的，也为后来“大历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第三，社会经济史学派承认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他们把日本社会发展分为古代、封建前期、封建后期、幕末、维新、近代等，这种分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社会形态的分期法有原则区别，但无可否认也存在着相似之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日本明治时期文明开化政策的推动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日本史坛出现了异彩纷呈、空前繁荣的现象。与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相联系，各史学流派或在横向上相互借鉴，或在纵向上扬弃创新，不同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独树一帜、各领风骚，为日本近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史学流派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烙印，但其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与历史唯物论相吻合的进步因素，正是这些进步因素在日本史学界的长期浸润，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的移植生根和传播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注视：
[1] 《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二卷，第6页，吉川弘文馆，1990年版。
[2] 永原庆二、鹿野政直：《日本的历史家》，日本评论社，1976年，第21页。
[3] 《东京经济杂志》1895年11月9日号，转引自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的历史学》吉川弘文馆，2003年，第25页。
[4]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的历史学》吉川弘文馆，2003年，第24页。
[5]永原庆二、鹿野政直：《日本的历史家》，日本评论社，1976年，第23页。
[6]永原庆二前引书第23-24页。
[7] 田口卯吉：《社会中有大道理》，转引自远山茂树、佐藤进一：《日本史研究入门》，三联书店，1959年，第5页。
[8] 大盐平八郎（1793—1837）：日本德川后期著名阳明学者，以知行合一说授徒。1836年，大阪发生饥荒，大盐发动震撼日本的市民暴动，暴动失败后纵火自杀。
[9] 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部书。前者为日本元明天皇于公元711年命太安万侣编篡的日本古代史，该书以皇室系谱为中心，记录了日本自开天辟地至推古天皇（约公元593—628年）间的传说与史事，亦为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后者成书于公元720年，记述神代至持统天皇（公元687—700年）间的历史，采用汉文编年体写成。
[10] 芳贺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学思想史》，柏书房，1974年，第64、70页。
[11] 山路爱山：《对战国策和马基雅维利的思考》，《国民之友》第361页，1897年。转引自岩井忠熊：《日本近代史学的形成》、永原庆二前引书第30页。
[12] 永原庆二前引书第30页。
[13] 山路爱山：《日本历史中人权发展的轨迹》，转引自远山茂树、佐藤进一：《日本史研究入门》，第8页。
[14] 《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岩波书店，1963年，第22卷，第63页。
[15] 《史学会杂志》一号，1889年，转引自永原庆二前引书第34页。
[16] 水户是日本地名，今为日本茨城县水户市。1665年，明末学者朱舜水至此，协助水户藩二代藩主管理藩政，确立了朱子学在水户藩的主导地位，史称“水户学派”。水户藩自1657年开始编篡《大日本史》，历时250年，至1906年完成。
[17]永原庆二前引书第34页。
[18]永原庆二前引书第36页。
[19] 三宅米吉：《日本史学提要》，《文学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目黑书店，1929年，第19页。
[20]永原庆二前引书第67页。
[21] 沈仁安：《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22]上田正昭在〈津田史学的本质及其遗留的课题〉（载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第108页）一文中称赞津田为历史学巨匠，在日本史学史上建立起一座大金字塔。
[23] 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史》，改造社，1942年，第265、267页。
[24] 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史》，第263页。
[25] 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日本历史讲座》，第8卷，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