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

 

【摘要】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维持终生可传为佳话的那种忠诚的友谊;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这两对关系中,前者在人们看来属于本位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后者属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分析此四人及两对之关系,可以考察与透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吴宓日记》记事的系统性、连续性尤其吴宓在此四人关系中的特殊性,为我们考察上述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

【关键词】民国学术史;吴宓;陈寅恪;胡适;傅斯年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如果说有“两对”学人其各“对”个人之间友谊的密切、深厚与牢固极具典型性和相似性的话,那就是傅斯年与胡适的关系,和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傅与胡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相援相助、维持终生可传为佳话的那种忠诚的友谊;吴与陈的友谊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对关系中,后者在人们看来属于本位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前者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胡、陈、吴曾经留学美国,傅、陈曾留学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胡、傅两人以北京大学师生关系为基础,吴、陈两人以哈佛同学为基础,傅与陈的关系也是缘于在欧洲求学时的同学关系。此外,傅与陈还都与俞大维有同学和姻亲关系。分析此四人及两对之关系,可以考察与透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吴宓日记》记事的系统和连续性尤其是吴宓地位的特殊性,为我们考察上述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

　　一、在美留学时期

　　胡适与吴宓两人虽然都是美国留学生出身,胡留学于康奈尔大学,吴宓留学于哈佛大学,但两人的思想倾向却很不相同。胡适是以主张新文学起家的,终生坚持新文学、新文化。胡适北大的学生傅斯年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大将,五四时期创办的《新潮》也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傅后来从欧洲留学回国从事学术、教育和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也始终坚持新文化立场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国民政府成立后傅、胡两人先后逐渐转向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并为当局所重。

　　吴宓则与胡、傅的立场与道路不同。当新文化运动发起和高潮之际,吴宓正在美国留学,但他对新文化运动采取的是对立的立场。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是有害的运动,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对新文化运动及对胡适、傅斯年等代表人物激烈抨击的态度。

　　吴宓留美时形成的这种态度,首先与他当时的学术交往圈子有某些联系。尤值得注意的是,吴宓于1919年在哈佛新交的留学生陈寅恪给予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影响到他的学术和思想倾向,也影响到他的人生态度。在吴宓的日记中最早出现陈寅恪名字的时间是1919年3月26日,在日记中吴对新结识的陈寅恪大加称赞:“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①陈寅恪是1919年年初到美国入哈佛大学留学的,由陈在哈佛留学的表兄俞大维介绍给吴宓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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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宓日记》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

 

吴与陈相识后不久,即表对陈的学问与人品极感钦佩,两人成为密友。3月2日,吴宓在哈佛中国学生会曾作一讲演,陈寅恪为吴的此讲演稿《红楼梦新谈》题诗一首,于3月26日相赠,吴宓在陈赠诗的当天日记中极赞陈的才学与品行,谓“新得此友,殊自得也”①。此时,陈“时常拜访吴”②,两人的思想倾向比较接近,不过,陈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应态度不如吴激烈。

　　吴宓在1919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对傅斯年等创办的《新潮》杂志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他斥道:“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③吴宓所以对新文学运动采取如此激烈的批判态度,其动因之一,即是“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事业”④。在吴宓看来,《新潮》的创办人是“狂徒”,而且这些狂徒使少年学子“纷纷风向”⑤,危害了自己专欲从事的文学志业。

　　1919年12月13日午时,陈寅恪至吴宓处,两人“所谈甚多”,吴宓在记陈所谈的主要几个方面后发感想谓:“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实不值得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吴宓所说的“今之盛倡白话文者”,当指胡适、陈独秀等人,自然也包括办《新潮》的傅斯年等人;而其所说的“通人”、“明眼人”,自然包括他自己在内。在他看来,陈寅恪更是“通人”和“明眼人”。由此可推证当时陈寅恪对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及胡适等人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的有关自传性材料中说自己“对胡适也骂过”,陈骂胡应主要是这一时期。吴宓对新文学运动持坚决反对的立场,他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倒行逆施”。“‘新文学’之非是,不待词说。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西文有深造者,亦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不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吴的批评十分辛辣入木。

　　吴宓所以反对“新文学”,除了他以固有文学为志业而与新文化对立之原因外,还在于他认为新文学是乱国、亡国之学,责任所使,不能不反对。他日记中说:“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亡时,皆必有之。自希腊以来,已数数见,在中国昔时亦然。”他认为,“‘新文学’者,土匪文学也”。“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⑥。

　　1920年2月12日吴宓日记载:“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⑦陈、吴二人立场大致相同。同年4月19日,吴宓在日记中将新文学运动称为“文化运动”,认为“今国中所谓‘文化运动’,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视为病毒者……而吾国反雷厉风行,虔诚趋奉。如此破坏之后,安能再事建设?如此纷扰之后,安能再图整理?只见万众息心敛手,同入于陆沉之劫运。”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湮丧”⑧。由于吴宓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的态度,因此国内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状况对吴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于同年5月1日日记道:“目今,沧海横流,豺狼当道。胡适……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事。宓将来至京,未知能否容身。”⑨1920年10月26日晚,吴宓阅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寄至的《教育丛刊》,读后批判道:“粗鄙卑陋,见之气尽。而白话文字、英文圈点。学生之所陈说,无非杜威之唾余,胡适之反响,且肆行谩骂,一片愤戾恣睢之气。呜呼,今国中教育界情形,一至于此,茫茫前途,我忧何极?”⑩同年11月30日,即将归国的吴宓拜访其师巴壁德,巴期盼吴宓归国后致力于中国本土之学的研究,受此激励,吴宓决定以国学研究为己任(11)。吴1921年归国前后作《论新文化运动》及《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君昌渭》等文,公开批判新文化运动(12)。

　　可以说,吴宓大致在1919年至1921年间,即形成了与胡适、傅斯年等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对立的鲜明立场,并确定了归国后宣扬国学并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生目标。吴宓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固然有其个人成长因素的作用,而其最佩服的密友陈寅恪及其业师白壁德的影响,显然是不可忽视的。而吴宓当时对国际和国内“过激派”的认识,是其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思想基础。他于1919年3月27日所写的日记,透露了他内心反对“过激派”的复杂心理:一是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的中国及国际社会是“扰攘争夺”、“人心思动”、“世无宁日”,而其原因是起自“卢梭之徒”的“妄倡邪说”之号召与鼓动而成为“潮流”,由此“而乱遂不可止”(13)。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变动是吴宓所反对的。二是在他看来,19世纪国际帝国主义的极端激烈的竞争加剧了欧洲各国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即为欧洲各国解决其国内矛盾和国际竞争的病体“疮口”之溃裂,而俄国布尔什维克暴力革命则是“疮口”溃裂的结果,俄国式的“过激派”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势力,是“今之大患”(14)。三是在他看来,近代的法国大革命、俄国“过激派”革命、中国的护法运动,在性质上只是一种叛乱,是一种“取而代之”、“你不得吃,让我来吃”式的“率兽食人、争夺扰攘、杀人放火之行为”,如中国效法此种激派革命,后果“何堪设想”(15)。

这一时期,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并未接触,吴与胡的对立是学术思想的对立,主要反映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学(传统文化)和如果对待新文学(新文化)的态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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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③④⑥⑦⑧⑨⑩(11)(12)《吴宓日记》第2册,第20、90～91、91、115、129、154、161、188～189、196、224～225页。

　　②卞僧惠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5页。

　　⑤《新潮》主要创办人傅斯年撰写《怎样做白话文》专文鼓吹白话文,对傅来说,白话文只是革新运动的新形式和新工具,其目的是通过白话文宣传新思想、新文艺和新道德,进行社会改造。见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136页。

(13)(14)(15)《吴宓日记》第2册,第22、22～23、23～24页。　　　　

 

 

二、归国创办经营《学衡》时期

　　吴宓留学归国后,先在东南大学编辑和经营《学衡》杂志,宣扬国学,昌明新知,力图以“温和中正”的态度弥补和抵御胡适派的“偏颇”之处。吴宓1924年被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在清华继续编辑与经营《学衡》。吴宓作为清华研究院筹备主任和研究院主任,尽力为研究院荐才求贤。其中,陈寅恪被聘清华国学院导师,应与吴宓有一定关系。因当时清华识陈寅恪者,唯吴宓最深,吴宓至少是力荐者之一①。陈寅恪女儿后来就其父受聘清华事,亦坦承“父亲老友吴宓于当年初受命主持筹建清华学校研究院后,立即向曹云祥校长力荐陈寅恪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②。陈对受聘归国之事,均与吴宓联络。1925年6月25日吴日记云:“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③至1926年7月7日,吴日记云:“下午一时许,即接电话,知陈寅恪已抵京。乃即乘人力车入城,至西河沿新宾旅馆5号,访陈寅恪,未遇……夕5时,再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谈,告以清华种种情形。又邀至香满园饭馆晚餐。”陈寅恪一到京,作为故交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联系与接待自然是责无旁贷,吴到北京城内接陈寅恪,体现了两位故交的亲密关系。次日,吴宓上午“与陈寅恪合乘汽车回校。抵校,进午餐。陈君及住西客厅。下午,陪导陈君至研究院游览。又至赵元任住宅中叙谈。四时,同谒校长于其宅中,进冰点。六时,陪导陈君访梅贻琦,未遇……晚九时,陪导陈君访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到清华的第一天,吴宓全程陪同陈拜见研究院同事、故友及校长等。除因7月9日一天陈进城外,接下几天吴宓多陪陈寅恪,吴自己亦颇感忙累,7月20日其日记云:“寅恪入城二日,夕始返。寅恪到后,常多谈话,又为之料理诸种杂务,故多日未能读书治事。”④陈回国后陈吴二人过从最密。

　　陈寅恪回国任教清华,本一心潜于学术的他,与吴宓等却身不由己地卷入校长风波之中。早在陈回国前,在关于清华校长人选酝酿时(校长曹云祥一度表示出国,故引发校长继任人选乃至去曹之议),吴宓一度参与去曹校长的计划,因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拟以自己担任校长并表示以后欲拉胡适进入清华,引起吴的不满。吴宓1925年11月24日的日记云:“得柬招,谒梁任公。梁甚愿就校长,询校中内情甚悉,但拟以余绍宋任机要主任。又云此事如决办,宜得仲述同意。又云,胡适可聘来研究院云云。”⑤吴为此转而消极,认为“连日奔走校长事,殊无味。此席(指校长一职——引者)恐终为余日章所得。我等劳碌,何益?即梁就职,且招胡(指胡适——引者)来,是逼宓去”⑥。在吴看来,虽然梁希望担任校长⑦,曹、梁相争的结果很大程度是他人得利(余日章),况且即使梁任校长,将新文化派领袖人物胡适拉来,对自己更为不利。对于此点,梁似未曾想到吴、胡之间因新文化运动而引起的对立。后梁再与吴商议梁任校长问题时,未提胡适聘清华事,吴拟“以调人自居”“推戴梁任公”⑧。可见吴宓对胡适是否来清华的反应敏感程度。陈回国后,清华因校长问题再闹风波,吴、梁、陈再度卷入。

事件的起因是,清华学校因校长曹云祥擅自批准留美预备部(旧制)高二高三提前留学,与教授评议会发生严重对抗,形成风潮⑨,吴宓、陈寅恪等积极介入,抵制校长未经教授评议会批准之越权违规行为,最后经外交部调解,校长“引咎屈服”,教授会通过决议“嗣后校长应遵守《组织大纲》。重要事件,必经评议会正式议决后,按照执行”⑩。此次冲突教授评议会暂时获胜,但校长并未甘心,乃“利用大学部学生,推倒教授会及评议会,以为报复而快于心”(11)。一是教授评议会为追收学费,议决规定不许为未交学费生开饭,但校长却出资请学生吃饭,在教授会同人看来,此举是违背校规,且有利用学生反对教授会之动机。但因教授会权威树立,追收学费一事并未受到破坏。二是校长曹云祥及其盟友朱君毅利用大学部学生“王省事件”,即以王省名义写信旨在取消研究院,进而挫败教授会的权威。但在反击曹、朱所造王省事件上,吴宓开始有所保留,对梁谋任校长一职有自己的担心。吴宓1927年11月2日日记:“晚7～8(时),访陈寅恪,谈校事。寅恪力主梁任公来长校,远胜于曹……宓则坚抱悲观,恐梁来而党徒遍布,趋奉者成群。而我辈之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仍不能受知于当局耳。”此点表明吴对倒曹事有自己的考虑,此虑不在胡适,而在忌梁的“党徒”。11月7日吴记云:“下午赴评议会。曹、梁相斗之局,愈益暴露,而以是日会中所谈者观之,则朱君毅之诱使学生王省写信,实多可疑之点。欲盖弥彰,实不能取信于人也。”吴与朱君毅是多年密友,与曹关系亦可,但吴亦并不持曹、朱立场,而是较为中立。8日记云:“叶企孙函招,乃于11～12(时)往其宅中相见。叶主不助曹,而推梅为校长,以梁为董事长。姑静待之。”此点较明确地表示了吴持中立态度。吴又记:“晚7～9(时)……寅恪亦来……略为进说……寅恪怒甚(是日曾向曹发怒一次),谓非朱或曹去职离校不可。”(12)吴此时总的立场是调解,希望化小与平息事态,与陈寅恪的态度有异。11月9日吴宓日记云:“寅恪但以摧恶助贤自豪,而意气感情,实嫌纵恣,非其平日冷静之态。”(13) 吴此点系对陈寅恪表现的委婉批评,在吴看来,陈有“偏激”之嫌。11月12日,陈寅恪告吴宓“曹校长即将去职。现正进行举荐梅贻琦以教务长暂代理校长,以求迅速解决,藉免觊觎而安校内之人心”。陈寅恪告吴说他已“函梁任公转荐梅于外交总长王荫泰”,如梁尚犹豫,则拟使宓“赴津面谒梁劝说”。对于陈寅恪的行事,吴宓在日记中道:“近倾之事,寅恪乃成为发纵指示之中心人物。”(14)陈寅恪在此次倒曹事件中的作用,当时的清华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金岳霖在其晚年回忆陈寅恪时称赞为“坚持正义、敢于斗争”(15)。倒曹事件颇为复杂,据吴宓日记载,曹曾拟再次运动学生甚至利用奉系张学良军队之计划以作抵抗,情形相当严峻,而最后结果是曹辞职后既非梁启超担任校长亦非梅贻琦代理,而是外交部另派严鹤龄(16)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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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25年2月吴宓在日记中多次记载陈寅恪聘用事,14日记云:“昨与Y.S.及P.C.谈寅恪事(Y.S.指清华时任校长曹云祥,P.C.指清华时任教务长张彭春——引者),已允。”15日记云:“P.C.来,寅恪事有变化,议薪未决。”16日再记“寅恪事”后,则记“发电聘之”。清华聘陈寅恪电当为2月16日所发。但陈寅恪对清华之聘并不急于就任,令吴宓大发感慨:“陈寅恪复信来,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见《吴宓日记》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19页。可知吴宓应是陈寅恪到清华的力荐者。

　　②陈流求、陈小彭、陈延美:《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4页。

　　③④《吴宓日记》第3册,第37、193页。　　

　　⑤⑥⑧⑩(11)(13)(14)《吴宓日记》第3册,第101、101、108、390、402、434、436页。

　　⑦梁启超确曾于此时通信中谈论过诸大学的“校长问题”,但梁提到的诸大学有北大、师大和东大,却未言及清华校长问题,且梁在通信中表示不愿意就任大学校长之意。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2页。而吴的日记则明确记吴见梁时梁“甚愿就校长”。

　　⑨可参见卞僧惠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4～105页。

　　(12)《吴宓日记》第3册,第430、432、433页。

(15)金岳霖回忆:“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敢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的古史。院里主要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轻人李济之……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金岳霖著,刘培育整理:《金岳霖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16)严鹤龄(1879～1937),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参事,农商部次长,清华大学校长等职。

　　　　　　　　　

这一安排,应了吴宓担心的曹、梁相争为他人作嫁的预测①。大概经过这一事件,促使吴、陈两人反思倒曹风波中的行为,吴宓日记称在与陈寅恪闲谈中,“寅恪谓各人疯狂之可能性如下:陈达95%;寅恪50%;宓70%”。吴宓谈有数法可解救或预防疯狂行为之发生,而“寅恪谓言之易而行之难,身当其境,未必便能把持也”②。此言论或许可看作为吴、陈卷入倒曹风波后的心理表白。其实,陈寅恪与吴宓所以卷入或部分地卷入此风波,是感到梁、梅在学术思想体系上与自己比较接近。对吴而言,所以对梁有所保留,如前所言是因为梁有引入胡适的表示或对梁党徒势力的担心;而对于梅,吴宓则认为自己也是梅派的人③。倒曹风波过后,吴宓与陈寅恪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两人又经常在一起散步、谈心与论学。

　　此时期,吴宓仍以胡适为心目中的对手,而胡适的影响早已笼罩全国学界,吴宓时感压抑。吴宓办《学衡》即是对抗胡适的新文化派,学界尽知。由于胡适新文化派为学界主流,《学衡》处境颇难。据吴宓1925年5月25日记云:“在歆海、端升处谈。歆海谓宓办《学衡》为‘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办。乃谓〈现代评论〉,作者以文登其中为荣。又谓宓为‘中世之圣僧’云。噫!”④在这样势单力薄的情势下,吴宓还要坚持与胡适对抗,被看作是“中世之圣僧”也是十分自然的,吴宓也只能发出“噫!”这样的叹息表示自己的伤感和悲愤了。1927年7月26日记云:“下午,钱端升来,述日前歆海宴胡适,胡因Winter(温德)之询,对宓嘲笑之语。宓境殊危,但亦当坦然处之耳。”⑤吴宓也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胡适对自己不利的有关信息。吴胡两人的分歧在对待新文化的态度上,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对白话文的态度。胡适是白话文的坚定提倡与捍卫者,吴宓则是坚决反对者。吴宓1925年10月16日记云:“晚八时,赴普通科师生茶话会……遇学生数人,谈久,甚赞文言而诋白话云。”⑥1925年12月20日记云:访李濂镗,“议定选辑攻诋新文学之论文,刊为一集。宓任筹款,而李君任编辑。”⑦1926年1月2日记云:“上午访李濂镗君(杏南)于惜阴胡同三号,拟刊印之讥评新文化论文,由李君定名曰《白雪集》。”⑧吴宓对胡适所秉持的新文化思想及立场的反对是坚决和一贯的。因反对胡适,使吴宓对胡适与自己相关的行止颇为敏感和不适,反映了身处弱势一方的尴尬一面。1926年7月14日记云:“陈、凌婚礼,未往,以胡适等在座,多所不便。”⑨由于胡适新文化派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使原来反对胡适的有些学者为个人学术发展计,也调和自己的立场接近胡适,而胡适更持海纳兼容的友好态度。如《学衡》社旧友胡先骕到京,对吴宓言“胡适对我(胡)颇好”,并表示《学衡》“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所不喜”,完全否定吴宓所编辑的《学衡》⑩。这给吴宓极大的刺激,使吴宓对有关胡适的信息反应更为敏感。《大公报》之《文学副刊》本为大公报约请吴宓所办,吴宓看到1928年《文学副刊》第10期《胡适评注词选》一文“竟排为四号大字,开前此所无之例”(11)。这在吴宓看来,无疑“系馆中人欲藉名流以自重之意。以宓之辛苦劳瘁,而所经营之《文学副刊》乃献媚于胡适氏,宁不为识者齿冷?以是宓愧愤异常,即作长函,致张季鸾,责问之。谓若馆中以捧胡适为正事,宓即请辞职。旋恐此函太伤感情,乃抑置未发。但作短函,严嘱其以后非经宓诺,不得擅改字体大小云云”(12)。而事实上并非吴宓所猜想。18日吴宓接“张季鸾复函,并附示原稿,始悉《胡适评注词选》一文之用四号字排印,乃宓以红笔批明者”(13)。吴宓遂自责且叹谓:“宓一时荒唐,自家错误,而妄以责人;且牵引大题目,几伤感情。(幸长函未发)。可见人间几多误会,悉出不经意之故。”(14)吴遂承认自己过于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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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当时梁在通信中言及清华学潮时,谓梁与曹的矛盾,是曹恐梁谋校长之职“抢了他的位子”,暗中运动职员与学生反对梁,由此引发学潮。但梁仍表示自己实际上并无担任清华校长之意。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47～748页。

　　②《吴宓日记》第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③吴宓日记云:“校中众所拟为梅派者,多属公正之人,宓亦在其列。”《吴宓日记》第4册,第61～62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吴宓日记》第3册,第28、49、81、110、119、191、437、34页。

　　(12)(13)(14)《吴宓日记》第4册,第34、37、37页。

　　　　　　

 

不过,吴宓仍认为自己的处境时刻有受胡适派威胁的可能。尤其是胡适的几位好友与学生在国民党内有一定势力,故如国民党军占领北京,清华有解散或吴个人被解职的可能。吴记1928年6月8日,“晨起见本校国民党学生已于大礼堂前悬红底之青天白日旗。又于校中到处,满贴颜色纸条之标语。如铲除土豪劣绅,以党为国,党化教育”。吴宓由此判断,清华由“旧北京大学一派人当权,则为毫不容疑之事”①。在此情形下,吴宓与陈寅恪商议进退之事。6月14日“寅恪来,劝宓于清华解散后,仍图居北京,则于学业进步较多……清华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薪金虽微,不计”②。吴宓担忧“北大派之人到此宰割一切,仍各用其私党……处此情形之下,又安能过责人之自为图谋者乎?能容吾侪虱处其间,安适读书作文。比之彼胡适、罗家伦之流,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者,不犹愈耶?”③8月18日毛彦文在杭州告到访的吴宓“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之消息,已见杭报”,吴宓记云“闻之颇不舒。然此意中事”④。罗家伦担任清华校长,可谓北大派“垄断”清华,但清华究竟没有出现吴宓、陈寅恪担心的被解散的结局。其担心确有些过虑。8月24日,陈寅恪述“罗家伦告赵元任言,谓对宓可容留。不以文言白话意见之相反而迫宓离去清华”⑤。9月4日,杨振声“谓罗家伦氏托其致意于宓,愿在校合作,勿萌去志”。在吴宓看来,“罗君急欲到校,不惜力事疏通。他日在此稳固,不难排宓而使不堪容留。然姑与之委蛇”⑥。吴宓担心自己被迫去职问题后来也未成为现实。但吴、胡的疑忌、博弈仍不可能消除。1931年6月,吴宓在欧洲游学,11日晚,“阅《大公报》万号特刊,见胡适文,讥《大公报》不用白话,犹尚文言;而报中季鸾撰文,已用白话,且约胡之友撰特篇,于以见《大公报》又将为胡辈所夺”;并担心“《文副》将不成宓之所主持矣”⑦。可见吴对胡的压力和威胁感觉是明显的。1937年4月24日是清华成立纪念节的前一天,此日学校“已甚热闹”。吴宓以往“屡年参与此会”,“而今年校中更请胡适演讲考证学之来源,使宓列坐恭听,宓尤不耐,乃决入城避之,遂于今日上午11.00入城。至中央公园长美轩,独坐,午餐,阅报,但心神翻觉爽快”⑧。所持思想观念的对立,使吴宓不能认同胡的学术地位。因吴深感胡的压力,甚至有些个人感情方面的事情也感受到胡适的牵制。如吴宓追求毛彦文,因贺麟并未按照吴宓所说去与毛联系、沟通,吴便颇疑此事与胡适的压力有关,并大发感慨:“所以然者,畏毛子水等知之,泄于胡适,而胡适怒麟助宓,致有害麟之职业地位也……念生平受宓恩惠提携,或所谓志同道合之友生,相率叛我弃我而归于敌方,尤其稍得胡适之沾溉者,则离绝我惟恐不速不坚。”⑨1937年6月29日,吴宓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送来的教育部拟推荐吴宓至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之中国学院任教授的公函,吴宓认为此职位“即昔年丁文渊君所任,原属微末,而校中当局乃欲推荐宓前往。此直设计驱逐宓离清华而已……晚陈寅恪来,其所见与宓同,亦认为胡适新月派之计谋。而德国讲学,实促宓离清华之方术,谓当慎静以观其变”⑩。不久,抗战全面爆发,清华联合北大、南开南下成立联合大学,德国讲学一事遂无下文。

　　此时,陈寅恪一方面对老友吴宓受胡派挤压的处境表示同情甚至时常商议应对之策,另一方面由于他对胡适的逐渐了解、认识,而与胡适建立了正常的学术联系,这在陈给胡适的书信中有所反映(11)。陈所以能与胡适交好,系陈本是一纯粹的学者,在思想上没有固定的敌人。同时,除吴宓之外,与陈寅恪关系密切的学界友人亦多是胡适的密友,自然促近了其二人关系的接近与联系。而胡适也认可陈寅恪是一个卓越的学者,尽管在他看来还有其缺点(12)。在陈对胡,是有条件的拥护,在胡对陈,是有条件的欣赏。因此,吴宓对胡的反对和不满,在陈寅恪那里仍能找到一定的共同语言和同情。而对于傅斯年,吴还是因胡适的原因,当其所主持的《大公报》之《文学副刊》被报方停办后,认为是胡适、傅斯年等人办“星期论文”之故,此外,未对傅表示反感。而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甚深,相互推重,陈曾赞傅曰“天下英雄独使君”(13),吴宓在日记中录有陈之此诗。此时期胡适对吴宓如何?吴宓反对胡适,胡适自然明晓。但国内反对胡适者大有人在,胡适似乎并不特别注意。在胡适与吴宓直面交往时仍待之若友,甚至有意示好。1929年1月27日晚,吴宓参加温源宁招宴,有胡适、周作人、杨宗翰、童德禧、吴宓等共10人。席间“胡适居首座,议论风生,足见其素讲应酬交际之术”。胡适对吴宓言,“拟购《学衡》一整份,嘱寄其沪寓,上海极司非而路四十九甲,电话二七七一二。又拟刊译英国文学名著百种,请宓亦加入云云”(14)。不过,胡适私下对吴宓的不满是明显的。1933年12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表露了对吴宓的强烈不满乃至蔑视:“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所主持……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刊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15)胡适是否插手《文学副刊》停办之事,无史料上根据不便妄猜,从胡的态度看,即使他不插手此事也会在客观上产生不利于《文学副刊》的影响,因此作为当事者的吴宓认定胡适一帮人是肇事者,也在情理之中。在《文学副刊》停刊的同时,胡适主持的《大公报》之《星期评论》副刊创刊了,这二者的博弈关系今天看来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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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宓日记》第4册,第72、76页。

　　②③④⑤⑥《吴宓日记》第4册,第77、77、112、116、123页。

　　⑦《吴宓日记》第5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2页。

　　⑧⑨⑩《吴宓日记》第6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4、130、158页。

(11)《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4～141页。

　　(12)《胡适日记》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7页。

(13)《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页。

　　(14)《吴宓日记》第4册,第202页。

　　(15)《胡适日记》6,第267页。

　　　　

 

三、在西南联大及居留南方时期

　　吴宓在西南联大时,胡适已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开辟外交工作。尽管胡适远在海外,吴宓仍时常感到胡适的影子。吴宓1938年10月5日记他的清华及哈佛同学汤用彤被举为教授会主席、现任哲学系主席,兼研究院主任,说汤“继胡适也”,含指汤胡之间的特别关系;并说“彤最私宠者为容肇祖。容之粗率幼稚,无学无识,令人惊异。且终日动转喧哗,不能安坐。徒以能为胡适所赏拔,故得厕任副教授。呜呼,今之联大,亦所谓羞朝廷而轻当世之士者矣”①。容氏研究民俗学,颇有成就,因容出身北大哲学系,与胡适自然有师生关系,吴宓将容与胡适联系起来甚至对容不满也就不难理解。

　　吴宓有意识地摆脱胡适势力的压抑,后离开西南联大这一学术中心,转教燕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可以说,吴宓自己放逐自己、边缘自己。

　　当然,在吴宓看来,其离开西南联大,还有与胡适学术思想倾向相近的其他新文化派学者压力的缘由。1943年6月30日日记云:“7:30～10:20云大客厅赴中国文化讲谈会……姜寅清主席。沈有鼎讲《大学》。宓最后被请略发言。而如闻一多自诩用anthropology(人类学)治中国古籍,觉中国古圣贤之文化实甚primitive(原始的)……《四书》《五经》实极浅俚……又曰,予治中国古学,然深信其毫无价值……又如雷海宗则谓《大学》是道家之书,而周、秦时代之道家……神道设教,不脱迷信。”吴宓在日记中大发感慨:“呜呼,今清华有力之名教授,皆如闻、雷二君(其他后进之教授,由彼等选拔聘用)……清华及联大固‘世犹视此硕果尊’者也。岂不哀哉!”②闻一多是五四新文化的坚定捍卫者,虽然最后在政治上的选择与胡适不同,但对新文化的信奉态度与胡是一致的。闻一多的激进认识在吴宓看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自己力单势薄又无力抵抗。吴宓认为,陈寅恪等同道离开联大即是为胡适、闻一多新文化派所迫,自己是只身“虱彼群中”③。其孤单与压力感乃透于言中。1943年8月15日吴宓知陈寅恪“携家赴成都,就燕京教授聘”,受此影响,吴宓“痛感”在联大所受“经济、精神种种艰迫,遂决即赴燕京与寅恪、公权共事共学”④。此处所谓“精神”方面的艰迫,当包括其“虱彼群中”的感触。1944年1月17日,吴赴联大宴,“席间诸人盛道新文学,而指宓为守旧。宓默不一言,极深厌世离群之感”⑤。这诸人中没有看到胡适的影子,但吴仍能感受到新文化派的压力。1944年5月4日,联大因五四放假,又勾起了吴宓对提倡新文化的胡适的反感,“思胡适等白话文之倡,罪重未惩,举国昏瞀。心厌若辈所为”⑥。1944年7月7日,吴宓赴中西哲学名著编译会宴请,席间得知“罗常培等赴美讲学”,吴宓即判断“当由胡适援荐”⑦。7月10日吴宓参加讨论教育部颁课目表会议,会上“闻一多发言,痛斥各大学之国学教法,为风花雪月,作诗作赋等恶劣不堪之情形”。会后宴请,“宓因闻一多等暴厉之言行,心中深为痛愤……故以酒浇愁,痛饮多杯……遂致大醉,为三年来所未有”⑧。大致二个月后,9月23日,吴宓离开西南联大,乘车到成都的燕京大学、中央大学讲学,从此离开了联大。

到成都后,吴与陈寅恪、李思纯、蒙文通、钱穆、萧公权等志趣相投者相交游,并对病中的陈寅恪多有看护与陪谈。1945年9月16日,吴宓访陈寅恪,关于陈寅恪在中央研究院的薪俸问题,陈夫人唐筼“述傅斯年来函之薄情无礼”⑨。9月25日吴宓听到同事讲到教育部欲扩充北大,“校长胡适,傅斯年代,上月已公布”,大为感叹:“细思中西古今政治文学往史,大率守道从真,博学雄文者,其流辈莫不失败困穷。而诡辩纵横,功利营谋者,往往成巨功、享大名,为当世所尊崇,极人间之荣贵。今胡适等愈登盛显,而吾侪乃益销沉沦落。二十五年以来,此两派之盛衰适成反比例。而中国之文教学德乃全澌灭毁弃,而无人能道及或追惜者矣”⑩。1946年7月31日,吴宓在日记中云:“报载胡适至平宣言,仍主白话,而以骕(胡先骕)撰《大公报》社论,中有五六十句白话,引为最得意之事云云。”(11)但吴宓对此事未加评论。1946年10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又记云:“胡适在平演说,欲以推行白话为改进教育之方云云。”(12) 此时,吴宓已到武汉大学授课,但他对胡适有关白话文的主张仍十分关注,不过并没有如以往那样的抨击言词,似乎暗示吴宓对胡适的态度有所缓和。1948年10月4日胡适到武汉大学讲学,吴宓在10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吴胡二人交往中颇值得注意的一幕。吴宓日记云:“正午,赴校约,随众主要职员、教员、在会议厅款待胡适、李济陪宴,酬酢,饮酒甚多。胡、李对宓,交际欢洽。胡与宓叙年庚。又谈关于《石头记》之新发现。(1)为震钧之弟之诗文集已全出。(2)为戚蓼生之身世已大白。云云。在系中略息。下午2:30-5:00在大礼堂陪聆胡适、李济二君演讲”。(13)此时,国民党正在迅速失去对大陆的统治,未来政局如何,吴胡二人固然不可能完全明了,但如此重要大事二人不可能不加考虑。在此氛围下,二人之间的纠结似反而退为其次了,两人都表现出了相互接近的宽容心情,但这是他们在大陆的最后一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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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宓日记》第6册,第359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吴宓日记》第9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3～64、64、97、191、255、289、291页。

⑨《吴宓日记》第9册,第506页。因抗战时期陈寅恪由香港回内地后未能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驻地李庄任专任研究员而先后滞留桂林与成都高校就教,引发傅斯年对陈寅恪的不满,两人的友好和相互欣赏的关系受到冲击。可参见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⑩《吴宓日记》第9册,第512页。

　　(11)(12)(13)《吴宓日记》第10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5、149、442页。

　　　　　　　　

 

四、结语

　　学界熟知陈寅恪关于“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治学理念,其实这一理念也是吴宓的思想理念。吴陈从在哈弗留学起两人思想就相互交流和影响,后两人同在清华任教,抗战开始后又同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可以说思想体系是一致的,甚至有时是两人共同约定的。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进入北京之前,吴宓于1927年4月3日记云:“近倾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每月期得100或120元,寓中用度,至极节缩,得此亦足,庶于处大节无伤,亦可独立自全也。”①吴宓此时考虑的是如何“于处大节无伤,亦可独立自全”的事情。王国维自沉后,吴宓在同年6月14日的日记中谓:“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特有大小轻重之别。”②吴宓把自己、陈寅恪和王国维联系起来,强调的是殉道精神。所谓殉道精神,也就是“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人格追求。吴宓在同年6月29日的日记中记云:“夕,陈寅恪来,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③吴宓与陈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国民党当政后,吴陈二人与国民党保持了一定距离。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国民党当局是想把在清华的陈寅恪带到台湾的,吴宓也是国民党拉拢的对象之一,但此二人拒绝跟随国民党到台,他们企图隐居在中国的南方边远地区,远离政治中心,希望以此能坚守自己独立与自由之“节”。

胡适与傅斯年在治学倾向与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与吴陈有很大差距。但就其精神人格而言,仍然追求的是独立与自由。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④。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胡适就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呼吁改造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胡适仍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国民党的统治形式与治理形式提出了直率而尖锐的批评,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但在20世纪30年代后,胡适由原来的站在对立的立场上猛烈批评国民党,逐步转到与国民党合作的立场上。胡适的转变,与当时的中国面临的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有关,而胡适的亲密弟子傅斯年与国民党的合作对胡的转变也不无影响。傅于1920年代后期由德留学回国后即服务于国民党的教育与学术部门,并因其才干和人脉关系而深受重用。胡、傅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是有条件的服务与合作,如胡曾于抗战非常时期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傅斯年先后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到台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但在胡傅二人看来,他们的这些职务都不是在政府做官,是他们能够接受的社会公共服务职务,“不在政府做官”是他们所坚持的自由主义的一种要求或信守。傅称“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⑤。当蒋介石邀傅斯年任国民政府委员时,傅辞称“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⑥。傅不仅自己不到国民政府做官,并力劝胡适也不要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等职务。因为在胡傅看来,一入政府,自己对政府监督、批评的作用和立场全就失去了,他们有意与国民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一点,与吴宓和陈寅恪两人的态度虽不尽一致,却又有相似之处。虽然自由主义派持“新文化”的立场而与传统文化派在文化选择上呈对立之势,但两者的立身处世理念及其处理自身与政治的关系,又往往有其相近和相通之处,此点是颇可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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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吴宓日记》第3册,第327、355、363页。

　　④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江西出版集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⑤⑥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327、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