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在位置: 首页»
中国史学史
日本近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跳出清史、中华民国史等断代史的框架，开始迫切地转向能将中国从传统(王朝、帝国)到近代(国民国家、社会主义)的进程进行统一解释的“20世纪中国史”或者“中国近现代史”。当然，这里所说的中国近现代史不仅仅局限在中国一国之范围内，而是有意识地注意其与世界的同步和联系，亦即是将中国近现代史置于全球史中进行认识。另外，近十年来，日本的研究者们也为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外而绞尽脑汁。具体而言，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们带着紧迫感探索了以下问题：如何引起日本历史学界的关注？试与日本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进行什么样的对话？进而用何种语言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飯島渉「『中国史』が亡びるとき」『思想』1048号、2011年)
当然，这一大的研究趋势源自社会、教育和学术三方的迫切需求。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这里所说的社会的需求，即社会需要人文科学的学术成果广泛地服务社会；教育的需求指的是教育界迫切需要重新唤起学生对以文史哲为主干的传统人文学科的兴趣；学术的需求则在性质上有别于那些“短期的、目光短浅”的社会和教育需求，是一种“长期的、根本的”需求，即培养实证能力和理论能力兼备、能活跃于跨学科领域和国际领域的优秀研究者(飯島渉•田中比呂志編『21世紀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を求めて』研文出版、2006)。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日本的研究者主要开创了如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新局面。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研究新局面是与那些跨时代和跨地域、具有横断性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并行展开的，比如森时彦著《中国近代棉业史研究》（『中国近代綿業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1）、森时彦编《在华日纺与中国社会》（『在華紡と中国社会』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5）、久保亨著《战间期中国的棉业和企业经营》（『戦間期中国の綿業と企業経営』汲古書院、2005），田岛俊雄著《20世纪的中国化学工业》（『20世紀の中国化学工業』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5）和《现代中国的电子产业》（『現代中国の電力産業』昭和堂、2008）——这一点不得不注意。
1
近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意识到只靠现状分析不足以加深对现代中国的理解。于是在研究者之间形成了以传统和近代为纵轴、以中国和世界为横轴进行多方位思考的共识。在承认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中国近现代史作为全球史的一部分进行重建，并从历史纵深角度解读现代中国。这正是该研究动向最大的特征。此外，因为之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与当代中国研究者缺少合作，所以尝试将两者的方法论相结合、扩展两者合作的可能性这一点也是该研究动向的特征之一。而关于战后台湾的研究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
2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涉及的地区与研究范围囊括朝鲜、台湾、满洲的日本史研究是有所重叠,特别是近十年来硕果累累的满洲史研究。此外，即便不是在研究地区上直接互相重叠，将同时代所出现的各类问题进行比较、重视与日本史研究（以及日本整个历史研究）进行对话的中国史研究也有所成果。于是，“日本、朝鲜、满洲、台湾中国、东亚”的研究环环相扣，被不断巩固并强化。另外，关于汪精卫政权的研究今后应该会得到进一步深化。
3
这一研究趋势是在吸收了上述（1）（2）的诸多成果的基础上一同被推到前台的。在此简单地分成几个研究领域进行介绍。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成果都是与中国大陆、台湾、韩国、美国等海外的研究者合作的结果。
A 通史 东亚近现代史研究以20世纪之前的中国研究的成果为基础，首先在政治和外交两方面进行构筑。接着，将研究扩展到政治和外交之外的领域，将研究涉及的地区延伸到东南亚，开始全面绘制东亚近现代通史全图。
B日中关系史、日中战争史 为了使东亚近现代史在日本国内外得到广泛接受，日中关系史，特别是与日中战争史有关的研究，都必须站在国际高度进行客观的分析。尤其是《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以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种见解引起的思考，受到了极大关注。此外，围绕战中、战后国民政府的历史评价也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还出现了关注战争期间传媒功能的新成果。
C与历史认识相关的研究 要构筑能被东亚认同的东亚近现代史，意味着要综合东亚各国的历史认识。不得不强调这个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很大进展。此外，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得到了极大关注，而且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也引起了注意。这都是比较有特点的。
4
这十年来最大的研究趋势之一就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为基石,或者重视与其进行对话的现代中国研究呈现出繁盛的景象。而且，这种现代中国研究是一种跨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与环境学的合作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种新的现代中国研究从2007年4月开始作为日本的“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据点事业”开展至今，其研究成果被译成汉语公开在互联网上(《当代日本中国研究》即该成果在中国的正式发表。——编者注)。
5
虽然上述四个研究趋势日益强劲，但是并未因此削弱“中国是什么”这一问题意识。反而随着这四个研究趋势的展开涌现出很多颇具内涵的课题。其中最具象征性的研究领域是“中华民族主义论”，以及从外部重新认识中国的研究。
此外，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在这十年里并没有忘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的确，推进了上述四项研究的合作研究项目不得不打破基础研究的框架。但是，我们仍一贯坚持对史料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分析，力求客观地把握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当下与未来的日本、中国、东亚三者的关系。当然，日本学界目前不仅仅是对文字史料，也试着对包括影像资料、采访调查在内的史料进行综合运用，以寻求新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性。
支撑主要研究趋势的各研究领域的主要情况
以下笔者将简单地整理支撑了第一部分四大研究趋势的各领域的研究状况。
1外交史研究
外交史研究在最近的十年内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可否认，正是长期以来被称为“绝学”的外交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了第一部分所介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东亚近现代史研究。其一大特征是加入日台关系史等大陆外部的视点，扩展了外交史研究的深度。
2宪政史研究、自由主义研究、“学知”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也是民主和宪政的历史。清末的立宪改革，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和宪政实施等正是在诉说这段历史。宪政史研究的特点在于它将与传统中国的脉络交织叠合的近现代中国宪政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力求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论来理解现代中国。此外，重新审视二元对立思考模式（“选择自由抑或选择国家民族”）的自由主义研究，阐明东亚知识共同体的“学知”研究也与宪政史研究有着紧密联系。
3中央与地方关系史及地域史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在本质上是与相互补充的，近年来也相当活跃。探求中华民国前期统治形态的研究，讨论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研究，考察内地的四川和云南的研究都包含了对（2）中所列各项研究的批评，因为它们往往只强调中央的视点或政治、思想的视点。以江南地区特别是上海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中间阶层的新的都市社会论，重新审视1949年前后的关联性的研究也陆续涌现。此外，在这里必须提一下地域史研究对中国“近代性”问题的不断探寻。例如对天津的社会融合情况以及上海的公共性进行分析的研究。
4农村史研究
继承战前“惯行调查”的资料，关注上述（3）所涉地方社会中的农村地区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考察中华民国时期四川省的研究，关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治地区的研究，聚焦于1949年前后的江西省的研究，通过农村调查致力于掌握实际情况的研究，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地方社会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5环境（史）
研究环境史研究是近十年来新开拓的一个领域。相关研究利用了以“水利社会论”［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为代表的传统亚洲史的学术遗产，尝试从历史学的角度梳理现代的环境问题。这个领域的研究，得到了“现代中国地域研究据点事业”成员之一“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强力推动。
今后的方向和课题
2000年4月至2011年3月，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了上述的特色。顺应以上的研究潮流，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对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必将成为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必须在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成果上构筑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久保亨編『1949年前後の中国』汲古書院、2006）。此外，若要寻求近代与现代中国研究的连接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必定会快速展开。
从中华民国史出发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那些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仅仅作为中国共产党史的一部分来论述的既往研究有天壤之别。但是不能就此否定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重要性，角度新颖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不断涌现。比如，重视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的研究，将中国共产党史作为中华民国史的一部分的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等等（石川禎浩『中国共産党成立史』岩波書店、2001；田中仁『19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勁草書房、2002）。也就是说，我们寻求的是包含了这类角度新颖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而以民俗或者政治性仪式作为新的切入点对中国共产党史进行重新探讨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丸田孝志「太行•太岳根拠地の追悼のセレモニーと土地改革期の民俗」『近きに在りて』49号、2006年）。
此外，如果要探求中国近现代宪政史与同时代的世界史进程的连接点，法制史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就像过去的外交史研究一样，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成为一门“绝学”时日已久。出于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的动机，今后十年在这个研究领域必定会不断涌现出青年研究者。与此同时，为了纠正从前偏重于政治、思想、制度的研究倾向，社会史、地方史、农村史领域的研究也会持续其发展势头(笹川裕史『中華人民共和国誕生の社会史』講談社、2011)。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盛行一时的民众史研究的意义，也一定会被重新认识到。
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今后十年正统的政治史研究（西村成雄『20世紀中国政治史研究』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2011）和经济史研究（久保亨『20世紀中国経済史の探究』信州大学人文学部、2009）面临发展停滞的可能性，而对女性史研究和性别研究（村田雄二郎編『「婦女雑誌」からみる近代中国女性』研文出版、2005）的需求将不断增强。正是为了打破这一现状，《近邻》特地策划了下列特辑：《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现代中国的性别、女性问题》（「歴史的視点で見る現代中国のジェンダー•女性問題」58号、2010年）、《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与课题》（「近現代中国経済史研究の成果と課題」59号、2011年）。但是情况更为严峻的是民族史研究和华侨史研究（園田節子『南北アメリカ華民と近代中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只要东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个大范畴的研究潮流稳定发展，华侨史研究的重要性就不会减退。将其与原本就具有断代史特点和横断性倾向的经济史相结合，积极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在今后的十年内将会是一个迫切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