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以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人们反思、评析史学家们的史学活动、史学成果为研究对象；从春秋时期开始，到清朝中叶，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活动经历了两千五六百年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前后衔接、上下贯通的七个阶段，以揭示其发生、发展、兴盛、拓展和高峰等阶段性特点；每个阶段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史学批评家，撰写了大量的史学批评著作，创造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和观念，为形成中国史学传统话语体系，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爬梳并分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中提出的重要问题，阐发它在沟通史学与社会的联系、史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以及史学理论的积累、生成和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史学批评史上有关的概念、观念作出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可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学科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扎实的文献根据和深刻的理论指导。

关 键 词：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中国古代史学史 史学理论

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对象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一个新兴的学科，我们只有在明确了它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之后，才可能对其学术定位作出某种设想或建议。这就要求我们从什么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谈起。

什么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顾名思义，它是指在中国古代史学上，那些具有批评意识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或其他学人，针对史学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这些看法中既包含着相同或相近的意见，也往往伴随着分歧和异趣，以至完全相反的观点。这种意见、分歧、观点互相讨论、辩难的史学活动、史学现象，我们称之为史学批评。史学批评既不是“挑眼”，也不是“吹捧”，相互间不论是赞同的意见还是不同的意见，重在“发现”并提出问题，对问题的阐说，则启发着时人与后人或加以发扬，或引以为戒，这就是史学批评的产生及其意义。如此这般的一个个史学批评个案的联系，构成了某一时期或某一时代的史学批评史；一个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史，构成了连续不断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这样，研究者可以揭示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异同，可以概括某一时期或某一时代史学批评的特点，并以此探索、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进而为提炼出理论问题提供依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从纵向上看，上起先秦的春秋时期，下迄清代中期(1840年以前)。从横向上看，它包括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及各方面学人对史学的批评；涉及的文献亦不限于史部书，经部、子部、集部也在考察范围之内。我们希望在研究中能够发掘一些有关史学批评的新资料和以往较少涉及的知识领域，尤其希望在研究中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并作出合理的阐述，从而通过集体的努力，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学科。

那么，怎样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作学科定位呢？第一，从宏观领域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属于“中国历史”一级学科范围，当毋庸置疑。第二，从研究内容与特点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与中国古代史学史关系密切，离开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史学批评中提出的问题及相关的论述，都可能涉及理论上的分析，而脱离了史学理论的史学批评，就会成为没有思想、没有内涵的材料堆砌。有鉴于此，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个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

为了明确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同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撰述之异同，以凸显中国史学批评史的性质和特点，我们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概括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的面貌及其规律的历史；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史学史上存在于其间的一个最活跃的内部动因即批评与反思，包含批评的意识、批评的思想、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及各方面成果(思想成果和著述成果)。尽管史学批评史同史学史存在密切的关联，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对象，因而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视角不同，撰述的主要内容自亦有所不同。这一联系与区别，是不应有所模糊的。

本书题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而未以“评论史”命名，也是意在突出研究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视角。记得十几年前，有位记者问我：您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为什么不用“评论”而用“批评”？我一时语塞，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说明自己并不很清楚它们之间有何异同，再说我另有一本论集，书名就叫作《史学与史学评论》。由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这本小书受到一些同行尤其中青年朋友的关注，这些年来，研究史学批评的学人逐渐多了起来，似乎用“批评”一词也就习以为常了，因而很少有人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讲，却没有放下这个问题，总想对此作一点探究。其间，也翻阅了几本从理论上讨论学术批评的书，有中国学者写的，也有外国学者著作的中译本，但它们都是立足于文学批评而展开的，有的还是从解释学的视角对文学批评作阐说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讨论多是在西方学术所谓“原生质”的、“科学”的“批评”与“评论”概念基础上展开的。这对我提高理论上的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帮助，但由于学科的不同，特别是由于文化渊源上的差异，毕竟不能获得原本所需要的借鉴。这就促使我从“传统”中去寻求认识问题的路径。

中国古代学人使用“评论”一词说事，当不晚于魏晋之际。三国魏人王肃所注《孔子家语》中记述孙武这个人有个缺点，“多称人之过，而己评论之”①，因而受到颜回劝告。又《三国志》裴注引王隐《晋书》记：“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②这里说的回避“评论”是对“至慎”的肯定。与此不同的是，王隐《晋书》还有另外的记载：“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汉城阳景王后也。亮直清方，见有不善，必评论之，王公大人望风惮之。”③这里说的敢于“评论”是赞扬之意。这两处说的“评论”，都是指评论时事，评论人之秉性。此外，也有说到评论史书的。如葛洪《抱朴子》记：

而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遽也。④

这里说的“评论”，即是关于司马迁及其所著《史记》的评论。又如，五代时，刘昫等著《旧唐书》说到唐太宗时重修的《晋书》：“参考诸家，甚为详恰。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奇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⑤

上述这两则关于史书的评论，前者是肯定的评论，后者是借用时人之语发表了包含负面评价的评论。又有明人郭孔延撰《史通评释》，其序称：“向以己意为之评论，虽未必合作者之意”云云⑥。显然，这是对评论者的评论。

至于中国古代学人使用“批评”一词，至晚见于葛洪所著、邵雍辑佚的《梦林玄解·占梦》：“占曰：梦殊砂，为官爵，为文章，为批评，为银财之本，为血气，为良药。”⑦此处所讲“批评”，没有明确指向，不便妄测。而元代学人是较早从学术的意义上使用“批评”一词的。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总集类》著录有《仇远批评唐百家诗选》一书，其别集类著录《仇远金渊集》六卷⑧。仇远精于诗，时人称为“仇远先生”，《元史·张翥传》记：

翥少时，负其才雋，豪放不羁，好蹴鞠，喜音乐，不以家业屑其意，其父以为忧。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忧，今且易业矣。”乃谢客，闭门读书，昼夜不暂辍，因受业于李存先生。存家安仁，江东大儒也，其学传于陆九渊氏，翥从之游，道德性命之说，多所研究。未几，留杭，又从仇远先生学。远于诗最高，翥学之，尽得其音律之奥，于是翥遂以诗文知名一时。已而薄游维扬，居久之，学者及门甚众。⑨

这一简略的记载，大致可以得知仇远在唐诗研究上的造诣，乃有《批评唐百家诗选》之作，在中国古代学术批评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学人在奏疏与书信中亦往往使用“批评”一词。如：魏允贞《条陈救弊四事乞赐采纳以弘治道疏》中有这样的话：“分别式样，以授主司，圈点批评，列置卷首，后先及第，海内士人，无不愤叹。”⑩这是反映了明朝科举考试的弊端。李贽的《寄答留都》写道：“前与杨太史书亦有批评，倘一一寄去，乃足见兄与彼相处之厚也。”(11)徐芳的《与高自山》一文更有这样轻松的话语：“诗文传阅，取笑批评，烂如圈点，互相诒炫。”(12)由此可知，在明代的公私文件中，多有“批评”一词的使用。

综观上述事例，可以认为，大约在1700年前，中国学人已将“评论”和“批评”的概念置于不同学术领域之中，以表述和阐说各自的学术见解，并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表现。这种现象在元明以下显得更加广泛。由于前人在使用“评论”和“批评”一词时，并未作出明确的解释，故难得从实质上划清二者的界限。但中国学人有重视字义和慎于遣词造句的传统(13)，由此仍可略知“评论”和“批评”的一点区别：“评论”是评量和议论，意在对事物作出适当的评价；“批评”则兼有批露和评论之意，包含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具有鲜明的反思意识。

在获知古代学人对“评论”和“批评”有更明确的定义或阐述前，姑作此说。

 

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大势与主要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大势是怎样的？其间有哪些主要问题是需要展开讨论的？这是本书需要明确的问题。

这里讲的“发展大势”，上起先秦春秋时期，下迄清代中期(1840年前)，约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根据我们的理解和撰述工作的需要，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可以划分为七个阶段。由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特点，这七个阶段是前后衔接的，上下贯通的，同时又各具特点。

第一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孔子评晋国史官董狐以及孟子和《左传》评《春秋》，揭开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序幕。此后，史家修养和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人们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春秋》的评论与继承、发展，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批评，先后产生了《史记》、《汉书》两部宏伟著作。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开端的最重要的标志。同时，刘向、刘歆父子校书而对各类历史文献作出评论，分别写出了《别录》和《七略》，为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撰述作了资料上的准备。东汉末年，汉献帝认为纪传体《汉书》繁冗难读，由是荀悦乃有编年体《汉纪》之作，从而为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画上句号。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有：良史，书法不隐和史书三要素论(事、文、义)，以及“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论，以及立典五志论(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等。

第二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史学多途发展的学术背景下，学术思想的活跃推动了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关于《史记》《汉书》的批评，开这一时期史学批评之先河，同时反映出了与前一时期史学批评的衔接；关于《三国志》的批评，则表明时人对它的关注。有关上述三部“正史”的批评，对后世均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史学家们关于“史例”及国史“条例”的讨论，推动了有关史书编撰形式的评论。其中，关于史书编著的起元问题的讨论，可谓时代特点使然，对后世多有启发。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史书内容和史家修养的各种批评意见，构成这时期史学批评的主要部分。而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在总结此前史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可视为一篇史学批评史论纲，堪为中国史学批评初步发展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是：信史，烦省，评论，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及由立典五志演变而来的书契五善论(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和注史四旨论(以补其阙、以备异闻、以惩其妄、有所论辩)等。

第三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隋唐时期)。唐初关注对以往众家晋史与南北朝时期所撰正史的批评，反映了在政治统一局面下历史撰述的新的要求，由此奠定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宏大气势。《隋书·经籍志》史部对十三类历代史书的评论，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最早的和最全面的总结；其史部大序对史官职责的表述，反映了史家对历史撰述的高度重视。关于“史才三长”学说的提出与“良史”观念发展，增进了人们对史学主体的认识；关于治学宗旨的讨论，凸显了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关于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识，在这个时期的《史记》注、《汉书》注和《后汉书》注中，均有所发挥。以上这几个方面，均可视为史学批评深入发展的表现。而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标志性成果，则是刘知幾的《史通》一书。这部“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14)的书，是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的史学理论著作。它的重要性可用一句话概括，这就是刘知幾同时代人徐坚说的：“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15)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有：直书、曲笔、鉴识、探赜、疑古、惑经，史学功用论、史才三长论(才、学、识)、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论、史官辨职论、编年纪传论、师古与随时(稽古与随时)论、行状不实论等。

第四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兴盛(五代两宋时期)。从五代后晋开运二年(945)《旧唐书》面世，至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撰成刊行后，围绕两《唐书》、两《五代史》的修撰、比较而展开的史学批评，受到学人的关注。而《资治通鉴》的撰成则直接促进了史学批评的发展，不论是司马光的自述，还是宋神宗的评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通鉴》学”勃然兴起，朱熹、杨万里的相关评论又昭示了新的史书体裁即纲目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郑樵、李焘的史学批评，前者上承司马迁，后者接续司马光，进一步丰富了史学之“通”的观念。《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及各门小序，对史学的由来、社会功用、史官职责、作史原则、撰述流程中的种种情况等作了概括和评论，显示了类书中蕴含的史学批评思想，凸显出“史学事业”的新观念。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序》称“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这是目录学家、文献学家之学术批评思想积累以至形成的艰辛历程。欧阳修不理会他人对其爱好金石学的嘲讽，坚持《集古录》的研究和撰述。而赵明诚《金石录·序》进而申言：“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具有“考其异同”的作用。赵明诚夫人李清照在此书后序中写道：此书“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16)综上，类书、目录书和金石之学中包含的史学批评，是这时期史学批评的几个特点。宋代学人撰写了大量的史料笔记，其中多有自觉的补史意识和史学批评思想，是这时期史学批评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文学之士关注史学，通观其所批评，往往得失两存，但有胜于无，重在分析和判断。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有：公正、议论、记注、疏谬、不实、非才、会通，以及信史论、史家源起论、良史“四足”论(明、道、智、文)、纪事本末论、史法论、作史三原则论(事实、褒贬、文采)等。

第五阶段：民族史学与史学批评(辽夏金元时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起成为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地理条件、历史环境、文明进程的差别，各民族史学的发展迟速不一。由于文字的困难和文献的不足，我们对民族史学尚缺乏较深入的研究。本卷凭藉汉文的有关记载，试图在民族史学与史学批评领域作初步的研究，俾使这时期的史学批评占有其应有的位置。应当强调的是，这时期的史学与史学批评既有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有各民族的文化基础。民族史学在史学思想、史学批评意识方面，或许在针对性上和具体表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中国史学上的经典文献、著名史家以及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等，都是民族史学发展中的评论对象。《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记：辽兴宗“又诏译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17)这里自然包含萧韩家奴对这些历史著作的评论。同书《列女传》记：“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18)《通历》是中唐晚期史家马总所撰的一部简明的编年体通史，常哥读而又能“品藻”，说明有深刻的认识。《金史·世宗本纪中》记：“上谓宰臣曰：‘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19)同书《世宗本纪下》记：“上谓宰臣曰：‘朕近读《汉书》，见光武所为，人有所难能者。……此其度量盖将大有为者也，其他庸主岂可及哉。’”(20)这里所记当指范晔《后汉书》所叙史事。金世宗对《资治通鉴》《后汉书》的评论当不止于此。《元史·仁宗本纪一》记：元武宗时“有进《大学衍义》者……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因命……刊行，赐臣下。”(21)这个评论虽有些夸张，但表明了元武宗对此书的重视。又，《元史·察罕传》记元仁宗同察罕有这样一段对话：

帝尝问张良何如人，对曰：“佐高帝，兴汉，功成身退，贤者也。”又问狄仁杰，对曰：“当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贤相也。”因诵范仲淹所撰碑词甚熟。帝叹息良久曰：“察罕博学如此邪。”尝译《贞观政要》以献。帝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且诏译《帝范》。(22)

上文举出的几个实例，生动地反映出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思想的真实存在，同时也反映了与民族史学相关联的记述中史学批评思想的真实存在。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观念是：“史笔天下之大信”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斑斑可考者，以有史”论、“事”与“道”关系论、文献论、“理”(义理、事理、文理)“情”(人情)评判标准论、心术为修史之本论等。

第六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拓展与前景(明时期)。这时期的史学批评，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诏修《元史》，至明末朱明镐《史纠》面世，贯穿了整个明朝的历史。关于前朝正史的修撰与评论，由《元史》上溯元修三史、两《五代史》、两《唐书》，直至《史记》，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之连续性的特点。关于修撰本朝史过程中的评论，既表明时人对史学认识的深入，也表明存在各种歧见。随着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辩证思维在史学批评领域也有突出的表现，王世贞论国史、野史、家史的得失可谓经典之论。关于刘知幾《史通》的研究和评论在这时期形成第一个高潮，而相关专书的问世，凸显了批评之批评的活力。与此相关的是多种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专书涌现出来，以及对有关概念的讨论等等。以上这几个方面，不仅可以使人们看到明代史学批评的开拓、进展，同时也可以使人们看到以往被长期忽略的一个积极的史学倾向：明代学人对理论的兴趣。正是这几个方面，使人们看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前景。

在明代编的目录书中，用“批评”一词冠以书名者并不是偶然现象，如《批评后汉书》《批评自警编》(23)，前者是批评史书，后者应是就自我修养而作。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明朝末年，学人在书名上冠以“批评”一词的现象更为普遍。据崇祯刻本张溥所著《历代史论一编四卷二编十卷》，二编目录附《正雅堂古今书目》所载，冠以“批评”一词的书名有：

批评二十一史全部(嗣出)

批评仪礼经传集解

批评礼书乐书

批评文献通考

批评通志略

批评杜氏通典

此外，还有用“批论”一词的，如：

谭友夏批论庄子

再者，也有用“评选”一词的，如：

周介生先生评选丁丑大题自携(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丁丑小题宝持(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丁丑名家宝持(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皇明历科小题(嗣后)

周徐两先生评选皇明历科程墨(嗣后)

孙孟机吴扶九两先生评选易参(即出)

七录斋评选皇明易会(嗣后)

七录斋评选易会四编(嗣后)(24)

这好像是一则古今书籍刊刻面世的预告，其书名后注有“即出”字样者，表示近期即可面世；“嗣出”则表示将陆续面世，其未注明者当是已经面世的著作。从内容上看，这可能是适应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参考书。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这些在书名上带有“批评”字样的书，在《明史·艺文志》中少有著录。尽管如此，这则预告表明，至迟在晚明至明末，学人在治学与撰述中，在书名上冠以“批评”一词，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主要概念和观念有：“人恣”与“蔽真”、“人臆”与“失真”、“人谀”与“溢真”，史权，平心，公议，公实，笔正，历史评价无是非论，“经史一物”论，“六经皆史”论，评史著四旨(据、实、慎、忠)论，史家修养五要素论(才、学、识、公心、直笔)，“务成昔美，毋薄前修”论等。

第七阶段：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逐步走向它的发展的高峰(清时期，1840年前)。不论从成果上看，还是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看，这都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集大成时期。开一代学术风气的顾炎武，为有清一代的史学批评确定了新的起点；章学诚继续阐述“六经皆史”的观念，进一步打开了人们从史学的视角评论经书的思路；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把《史通》研究推至新的高峰，在史学批评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这时期的考史名家各具风采：有的高擎“商榷”的旗帜，显露出批评的锋芒；有的则于平静和严谨的考史中，轻轻拂去前人著作中的讹误的“灰尘”，为的是显示出这些著作的“真”与“美”；有的则在考史和批评中，显露出历史理性精神，给治史者诸多启发。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以“史德”论补充刘知幾“史才三长”说，以“心术”论提醒治史者对历史的解释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以“史意”同“史法”相对待，强调思想的重要；以“撰述”、“记注”分史学两大“宗门”，表明“圆神”、“方智”各有所长；以“通史家风”阐发中国史学“通古今之变”的传统；以“别识心裁”推重创新精神等等，显示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多方面成就等等。这时期，政论家、史论家、文章家和诗人龚自珍，已站在通向近代历史之路的门槛，他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25)的庄严启示，可视为对中国古代史学成就及其功能最中肯的评论。

这时期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的概念和观念主要有：史德、史释、释通、通史家风、别识心裁、记注与撰述、史法与史意、尊史，以及“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论、“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论等。

中国古代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为中国史学批评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存在又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也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积累提供了思想遗产。中国史学就是在这种互动中不断开辟新的发展前景。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不同阶段上都会提出一些问题，而有些问题也可能是具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与阐说，我们视为横向上的会通。在许多问题中，下面这几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史学批评作为一种史学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刘知幾《史通·鉴识》篇认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26)，这着眼于批评的主体而言，说明不同的批评者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评论。《史通·探赜》篇又说：“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分，或以是非相乱。”(27)这着眼于批评的客体而言，说明事物本身是复杂的，批评者面对复杂的事物而难得确定取舍而作出是非判断。其《曲笔》篇同样着眼于主体，讲的是另外一些原因，主要指为史者的史风不正以至心术不正；其《采撰》篇同样着眼于客体，讲的也是另外一些原因，即“异辞疑事”本是客观存在。当然，不论着眼于主体的分析，还是着眼于客体的分析，或许还有更复杂的原因，这是史学批评研究者必须关注的；同样，对史学批评者的批评，也不能不顾及到这些复杂的因素。

第二，怎样看待和分析史学批评主体提出问题的主要根源？如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及其《史记》，是否出自政治的根源？唐太宗批评众家晋史，是否出自社会的根源？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批评南北朝所修三部正史，是否出自历史的根源？刘知幾撰《史通》，把以往史学作为批评对象，是否出自学术的根源？柳宗元的《非国语》，是否出自思想的根源？这些原因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是史学批评研究者不能不考虑到并予以深究的。

第三，怎样看待史学批评的成果及其思想的社会意义、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这是认识史学批评的本质所在，是史学批评史研究者需要运用自身的研究所得加以说明的。举例说来，自东汉以后，人们对司马迁《史记》的评论，如何影响到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史记》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产生了何等重要作用？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宗旨，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阐释，史学批评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历史上的“《汉书》学”、“《通鉴》学”及许多史学名著的批评史，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广泛的意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研究，要努力发掘和阐说这方面的成果和意义。

第四，怎样看待史学批评中出现的偏颇？如班彪、班固批评司马迁《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28)。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接受《北齐书·魏收传》的说法，认为魏收的《魏书》“世薄其书，号为‘秽史’”(29)，直至章学诚亦承此说。郑樵在力倡“会通之义”时，极力贬低断代为史，以至斥责班固是“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3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批评司马迁破坏了古之“史法”，“古史学止于此矣”(31)。吴缜《新唐书纠谬》是为名作，其序文具有理论上的建树，但序文中批评《新唐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修书之初，其失有八”(32)等，似有言过其实之嫌。张岱批评明代史学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3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批评李延寿“学浅识陋”，所撰《南史》《北史》“疵病百出，不可胜言”，又说李延寿是“自谓于旧锦机中织出新花样”(34)。王鸣盛还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字批评杜佑所撰《通典》，认为：《通典》“既以刘秩为蓝本，乃自序中只字不提，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以佑之笔力，撰集非难，而又取之他人者若是之多，则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又说：杜佑“所云‘辄肆荒虚，诚为億度’者，佑每有蹈之”(35)，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批评，从今天的学术观点看来，是否有偏颇以至错误之处？如有，则不仅需要指出错在哪里，还要指出何以会出现偏颇以至错误的。这就是说，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把主观的、客观的原因都考察明白，这样的史学批评史才近于史学发展的真实，才具有学术上的价值，才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存在的问题不止于此，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是我们要多加关注的，并力图给以清晰的阐说和中肯的评论。我们在研究和撰述中，还会遇到其他的问题，均须根据本课题的宗旨和本书撰写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庶可作出合理的论述。

 

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应当重视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意义，方法是通向研究的目标并取得相应成果的途径。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方法的正确选择与始终坚持，是科学研究成败的关键。史学史研究如此，史学批评史研究也是如此。

说到研究方法的重要，这使我们想起1948年毛泽东主席致历史学家吴晗的一封信，信中针对吴晗所著《朱元璋传》写道：

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36)

信中用语很严谨，很讲究分寸，说“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说明《朱元璋传》的作者吴晗先生主观上开始关注历史唯物主义了，所以这里用了“尚未完全”，并在“完全”二字下方加了着重号。这封信给我们的启发是，如果能够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且多下功夫，那么在研究历史和研究史学方面，定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更好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和广泛的指导意义。这里，我要强调两点，一是对历史的基本认识，二是把所研究的问题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

关于对历史的基本认识，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论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7)

这是说明，人类的历史活动中第一位的是经济活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建立和发展，因而也必须从经济活动去加以解释。史学工作者不仅首先应当懂得这个道理，而且应当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和史学活动。在这方面，侯外庐先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史道路和治史方法时，首先写道：“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思想是存在的反映。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因此，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相一致的。例如，西周的官学、春秋时代的搢绅之学、战国时代的诸子并鸣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以及近代的各种社会思潮，都是和中国历史自身的演进相联系的。因此，我的具体方法是，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思潮作比较全面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38)概括说来，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指出思想史的研究应当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这一方面是使思想史的研究有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的特点。这是非常明确的和具体的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制定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步骤。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同样应当以对中国社会史的认识为基础，对于史学史、史学批评史的解释，也应当以对社会史的认识为主要依据。必须承认，史学史研究者和史学批评史研究者在这方面还应当下大功夫、用大气力，把研究工作不断向前推进，而本书的撰述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把所要研究的对象置于相应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这是历史研究与史学研究实事求是的表现，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原则之一，即：“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9)。质而言之，这个“绝对要求”，就是强调历史地看待历史的方法。就以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来说，历史上的批评者们所批评的对象，大多是历史上的存在；而史学批评史的研究者所研究的批评者，自亦都是历史上的存在。对于前一种“历史上存在”，我们不能对当时的研究者提出“绝对要求”，此当毋庸置疑；而对于后一种“历史上的存在”，我们作为研究者就应当自觉地遵循这一“绝对要求”。这种区别，正是反映了“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原则。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提出“绝对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于历史真相至少是近于历史真相的认识；如果离开了这一“绝对要求”，其结果必然是脱离了认识历史真相的路径。史学批评史的研究只有把历史上的批评者置于其所在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才能获得真知。因此，对于“绝对要求”的“绝对”遵循，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和运用的前提下，我们还要借鉴前人提出来的有益的方法。如刘知幾重视体例而且善言体例。他强调说：“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40)《史通》全书尤其是内篇，大多在论述史书的体例和修史的体例，在讲体例的过程中广泛地涉及史学的其他问题。史学批评史的研究也要重视体例，一是判断研究对象的体例和体例思想，二是要求我们自身在撰述中遵循既定的体例，既要关注局部的体例，也要关注局部之体例与全局之体例的谐调及其一致性。总之，刘知幾的体例思想是应当借鉴的。此外，刘知幾提倡全面看问题的方法，也是值得借鉴的。刘知幾认为，历史撰述应坚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41)的原则。这种具有一定的辩证思维的方法，在史学批评领域的运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帮助史学批评史研究者避免走向武断和片面的忠诚“卫士”。

再如章学诚关于知人论世的思想和方法，同样是值得借鉴的。他举出人们所熟知的正统问题为例，说明处在不同时期的人，一般都会有当时的认识和处置的方法，这是研究者与批评者所必须注意的。他这样写道：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因有荣辱隐显、屈伸优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而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42)

章学诚的这一段论述，有事实、有分析，不仅指出了陈寿、司马光同习凿齿、朱熹在正统问题的认识上和处置上的不同，而且从历史环境的差异进而指出二者不同的原因。这样，就做到了不仅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章学诚把这种思想和方法概括为“论古必恕”。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的“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同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名家的认识相结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论意义显得越发清晰和易于理解。

历史是复杂的，史学批评的现象也是复杂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和撰述过程中，针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比如：

——对同一批评对象有所肯定，有所否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所见甚多，如班彪、班固父子评论司马迁《史记》，范晔评论班固《汉书》，都属于这种情况。在他们的批评中，肯定与否定之方方面面，都会激起人们的思考，不论赞成或不赞成这些肯定与否定，人们都会凭借自己的认识提出一些根据，这些认识和根据一旦写成文字，流传开来，又会引起更多的人思考，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历史、对史学的深入认识。在这方面，刘知幾的《史通》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给人们提供了足够的思考空间。从整体面貌来说，这两部书在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方面，显得很突出。如《史通·二体》篇论编年、纪传的长处和短处时，讲得很辩证；其《直书》《曲笔》则是对两种不同的作史态度进行评论；而《杂述》篇又对各种短书小说的文献价值作了全面的评论，等等。这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刘知幾说他的《史通》是“商榷古今”，这种“商榷”的理念和态度是极可取的。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都是在“正史”范围内进行商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启发和许多可以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问题。

——对同一批评对象的缺点，作有根据的否定。这在史学批评现象中也是常见的，从史学史上来看，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可视为代表作。当然，这决不是说，吴缜的这两部书没有任何缺点，但总的来说，吴缜所“纠”之“谬”、所“纂”之“误”，大多可以成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比较研究的对象作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如果说上一种史学批评方法给我们以某种警示，那么这里说的比较研究中的方法，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明代史家王世贞比较国史、野史、家史的长短得失时，很客观地考虑到它们各自产生的条件，以及由于这种不同的条件它们才各有自身的特点，并对此作了辩证的分析。这不仅在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上给人们很大启发，而且在理论上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结论，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然，在史学批评中，也有一些不妥当的、甚至是错误的作法。比如：

有一种情况是，对进行比较的对象作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的评价。比较研究，是开展史学批评的一个必要的和有效的方法，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比较的对象作全面的分析，从而得到较公允的结论。在中国史学上，有的比较研究者，对比较的对象陷于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的境地，虽然也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但毕竟是一种片面性方法。如郑樵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史学家，他的《通志·二十略》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但是，我们注意到他那篇影响极大的《通志·总序》，对司马迁《史记》作绝对的肯定，对班固《汉书》作绝对的否定，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上，以及对评论对象的全面认识上，都给人留下了不少遗憾。

还有一种情况是，对同一评论对象从整体上作无根据的全部否定。这在史学批评上也时有所见。北齐魏收《魏书》被斥为“秽史”，唐太宗全部否定当时所见十八家晋史，明代学人不满本朝史学以至于说明朝无史学，等等，都应作具体分析。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章学诚关于“文辞”的见解，尽管这并不是一个直接涉及治史的方法问题，但多少还是和方法有一定的联系。章学诚认为：“文辞非古人所重，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固已合众力而为辞矣。期于尽善，不期于矜私也。”(43)章学诚引用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等人重视文辞而共同努力的典故(44)，说这是“期于至善，不期于矜私”。可见，章学诚是把重视文辞视为个人即“矜私”的事情，故“合众力而为辞”，不能看作是重文辞的表现。显然，这里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如若子产诸人不“合众力而为辞”，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取得积极的效果吗？他们的故事，能为后人所称颂吗？换言之，孔子说到这件事，正是肯定子产等人的合作所带来的成功。在今天看来，这种“集体式”的重视文辞，是不是也可视为重视文辞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志同道合的一个群体对同一领域进行研究，其著述真正做到了“合众力而为辞”，同样是值得称道的。而“期于至善”正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

进而言之，在中国史学上，“文辞”为古人所重而又期于“矜私”者，并非无人。历来认为，班固是极重文辞的史学家，他认为自己所著《汉书》具有“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45)的特点，就含有重文辞的因素。《后汉书》作者范晔也是重“文辞”的史学家，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46)范晔的这几句话，当是也包含着讲究“文辞”的意蕴。班、范在这方面的成就，在以下叙述的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即南朝梁人萧统在《文选》序中特意讲道：“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否，纪别异同，方之篇什，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系，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故与夫篇什。”(47)萧统在《文选》的卷四十九和卷五十专设“史论上”和“史论下”，分别收入班固的《汉书·公孙弘传》赞一首，干宝的《晋武帝革命论》一首、《晋纪》总论一首，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一首(以上“史论上”)；范晔后汉“二十八将论”一首、《宦官传》论一首、《逸民传》论一首，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一首、《恩倖传》论一首，以及班固的《汉书》述《高祖纪》赞一首、述《成纪》赞一首、述韩、彭、英、卢、吴传赞一首，范晔的《后汉·光武纪》赞一首(48)。这不仅表明萧统对“史论”的重视，也包含他对所收入之论、赞的欣赏。近代学人如鲁迅之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49)，梁启超感叹司马光《资治通鉴》把历史写得“飞动”起来(50)，都是大家所熟知的评论。如此看来，章学诚说的“文辞非古人所重”的论断，似非确论。

20世纪70年代末，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一书，对文字表述提出一个总的原则：平实。而平实的具体要求是：明白，准确，凝练。明白是基础，准确是关键，凝练是提高(51)。可以认为：一个学术群体，可以尝试以平实为风格，以明白、准确、凝练为要求，在史学著作的文字表述上，探索一条“合众力而为辞”的新路径。

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这就是史学批评者的历史命运及身后影响。如刘知幾撰《史通》，有人“深重其书”，认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52)。而唐末人柳璨则认为：“刘子玄所撰《史通》议驳经史过当”，于是“纪子玄之失，别为十卷，号《柳氏释史》，学者伏其优赡。”时人“以其博奥，目为‘柳箧子’。”(53)《新唐书》作者如此称赞柳璨，自亦影响对刘知幾的评价，说刘知幾“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54)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经过明代学者郭孔延撰《史通评释》、王惟俭撰《史通训故》、清代学者浦起龙撰《史通通释》，《史通》的学术地位经过学术史的检验而逐步得到提高，为学界所认可。

再如柳宗元著《非国语》，目的在于“救世之谬”，他在《非国语·序》中写道：“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55)然而，《非国语》问世后，既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作《是国语》(56)，更有人针锋相对地作《非〈非国语〉》。如宋人江惇礼撰《〈非国语〉论》，苏轼表示赞同说：“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为书尔”(57)。元人虞集之弟槃“尝读柳子厚《非国语》，以为《国语》诚非，而柳子之说亦非也，著《非〈非国语〉》。”(58)这些，反映了宋元学人对《非国语》的指摘。

明人黄瑜在其《双槐岁钞》一书中，归纳上述史事，作《非〈非国语〉》小札，写道：

宋刘章尝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国语》，乃作《刺〈刺孟〉》、《非〈非国语〉》，江端礼亦作《非〈非国语〉》。东坡见之曰：“久有意为此书，不谓君先之也。”元虞槃亦有《非〈非国语〉》，是《非〈非国语〉》有三书也。同邪异邪，岂绍述而勦取之邪？求其书，不可得，盖亦罕传矣。今以子厚之书考之，大率辟庸蔽怪诬之说耳，虽肆情乱道时或有之，然不无可取者焉。(59)

黄瑜一面说柳宗元《非国语》“大率辟庸蔽怪诬之说”，一面又说《非国语》“肆情乱道时或有之”，可他毕竟承认《非国语》“不无可取者”，比前人已进了一步。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就《非国语》中的一篇《三川震》的理论价值写道：

柳宗元不仅肯定“天地”为物质的自然存在，而且在自然运动问题上提出了“自”的观点，即自然自己运动的观点。……

按“自”这一范畴，取之于道家，王充以来的旧唯物主义者对它作了唯物主义改造，以与“天”意的“故”作(有目的有意志的最初推力)对立起来。柳宗元的这种自然自己的运动观，更含有朴素辩证法因素。在自然界运动的根源问题上，他继承并发展了王充的传统，肯定无穷的阴阳二气在宇宙间不断运动，必然呈现出各种形态(如“动”与“休”、“峙”与“流”等等)，它们并不受任何意志力的支配，而是“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这八个“自”的四对命题是超越前人的理论。(60)

这是对柳宗元所提出的“自”的范畴之极高的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柳宗元《非国语》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史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作了明确的肯定。

上述事例表明，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往往是曲折多变的。但史学批评史确也表明，凡有价值的史学批评，终究是站得住的，是有生命力的。

 

四、探索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

在本书的撰述过程中，我们要努力探索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为中国史学批评史话语体系的建构作知识上和理论上的积累。

首先，是如何对待中国史学遗产问题，这是首要问题。道理很简单，因为是讲的中国史学批评史，其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素材、内容、概念体系自亦建立在中国史学遗产的基础之上。早在80年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指出：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61)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民族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写下的这段话，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重温这段话时，更加深刻地领会到毛泽东思想的高瞻远瞩和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念。从毛泽东的上述论点来看，重视史学遗产的研究，应是中国史学批评史话语体系建构中的第一个层面，没有这个层面的研究，则上述建构云云，说得严重一点，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其次，从史学遗产研究中揭示出或提炼出与相关学科密切联系的概念和观念，是建构该学科话语体系的重要环节。毛泽东指出：

……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62)

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认识的科学的、精辟的论说。我们的先人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从人的认识发展规律来看，他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一些概念和观念，而后人则可根据这些概念和观念并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考察这些概念和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这些概念和观念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面貌的。

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63)从史学批评史的视角来看，这一记载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一是“良史”，一是“书法不隐”。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很大影响。但是，人们对这两个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却讨论得不多，以致产生了种种歧义：有的观点认为，孔子只是表彰董狐“书法不隐”，并未称赞赵盾；有的观点认为，赵盾本是杀死晋灵公的幕后指挥与同党，不应受到赞扬；还有的观点认为，赵盾的罪名不论其“越境”与否，都是免不了的，《左传》这种记载表明《左传》作者见识的低下(64)。笔者甚至还曾见过一篇未刊稿，认为董狐是在曲笔记载史事，因为赵盾并未“弑君”。上述诸多歧见的出现，多是因为没有对这一事件发生的时代及其特点作出考察，而是就事论事。其实，只要把这一事件放到它所处的春秋时期加以考察，董狐、赵盾、孔子的言行，都可迎刃而解，而这个“刃”就是“礼”。“礼”是当时的社会伦理准则，在“礼”的笼罩之下，董狐反驳赵盾的话是合于“礼”的，孔子赞扬董狐“书法不隐”也是合于“礼”的，孔子惋惜赵盾“为法受恶”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维护“礼”的。总之，把《左传》的这一记载置于当时历史条件下来看，自然是合理的。准此，则对于孔子提出的“良史”和“书法无隐”这两个概念就应作历史的看待。这从后人对司马迁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有关概念内涵的变化。《汉书·司马迁传》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5)这里说的“良史”，包含了多种因素，已不同于“礼”笼罩下的“良史”；这里说的“其文直，其事核”等等，也不同于“礼”笼罩下“书法无隐”所记载的史事。

然而，问题在于，上述概念在古人那里往往是模糊的，如《周书·柳虬传》记史官柳虬上疏写道：“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66)又如刘知幾《史通·直书》篇写道：“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67)文中还有“征诸直词”、“务在审实”等说法。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柳虬还是刘知幾，对于“董狐书法”或“书法不隐”与“直笔于朝”或“征诸直词”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上述事例表明，概念和观念是重要的，但只有考察清楚它们产生于或应用于一定时代的史学研究与社会条件时，才能显示出其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艰难的工程，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

再次，对史学批评史上有关的概念、观念作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使之建构成合理的体系(68)。为此，要努力做好两件事。

第一，研究和阐述有关概念、观念提出的社会条件与历史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9)如上所述，对于相同概念、观念应用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其内涵往往有所不同，故必须研究、阐述清楚，使之有可能进入相关的概念或观念体系。对于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提出的概念或观念，自应作同样的研究和阐述，并关注此概念或观念与彼概念或观念的关系，以丰富概念或观念的体系构成。

第二，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的认识发展规律和基本原理，重点考察中国史学批评史上那些具有某种合理因素的概念、观念，作出合理的解释，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前述刘知幾引用前人的观点用以评论史书，指出：“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毕书，斯为实录。”(70)这是包含了朴素辩证思想的观念。又如杜佑在评论前人的有关争论时，强调不可“将后事以酌前旨”，认为那是“强为之说”的做法(71)。这是包含了历史地看待历史的思想，可以看作朴素的历史主义观念。再如章学诚在讲到历史撰述如何处理“天”与“人”的关系时，这样写道：“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於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72)这可以看作是怎样处理历史撰述中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而其核心是尽可能反映客观(尽其天)又尽可能不加入人的主观(不益以人)；同时章学诚又指出，尽管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只要努力这样去做，也可以说是懂得著述的要求了。只有做到这种程度，才可称为史德。章学诚的这个观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历史撰述中的主、客体关系。

上述事例，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也都可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给予合理的阐述，使其融入到当今的史学研究而获得新的生命力。

准此，如果我们在上述几个层面用大气力，下大工夫，并不断取得成就，即是为创新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应当着重说明的是，概念和观念固然是学科话语体系建构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但我们在认识、解说、运用它们的时候，应当用学科发展的历史以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加以说明，而不是用它们来说明学科发展的历史以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这样，就可避免一种理论上的错误，即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73)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史记》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不合于体例，即意在历史应当适应于体例，而不是体例应当适应于历史，就是类似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同时，我们还应当关注恩格斯提出的如下这一观点，即：“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与现实相符合。”(74)这里，恩格斯说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可以作为参考。如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信史”、“实录”这样的概念，它们反映了中国史学求真的优良传统，但若以此为依据，认为“信史”绝无错误，“实录”绝无不实之处，这就过于绝对了；反之，如若发现“信史”也有错误记载、“实录”也有不妥之处，就认为无“信史”、“实录”可言，这就走向历史虚无主义了。可见，对于类似这样的概念，应持有合理的认识和批判。总之，学科话语体系建构，既要大胆探索，又必须谨慎地推进。

关于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现在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的认识水平，自也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我们现在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它的深刻的意义和重要价值，都有待于作进一步的发掘、梳理和阐述。一方面我们在研究中要注意从宏观把握史学批评的大势和发展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于个案的分析判断。这样可以使全局同局部相联系、宏观与微观相联系，庶几写出一部比较深入的中国史学批评史。

2017年8月初稿

2018年6月改定

[作者附记]本文系作者主编并即将出版的七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导论。

注释：

①王肃著：《孔子家语》，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0页。

②陈寿：《三国志》，卷一八，《魏书·李通传》裴注引王隐《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36页。又见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与上略同，杨勇校笺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页。

③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杨勇校笺本，第18页。

④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一○，《明本》，王明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版，第184页。

⑤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63页。

⑥郭孔延：《史通评释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⑦葛洪：《梦林玄解》，卷一二，《文墨·五色颜料》，见《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64册，宋邵雍纂辑，明陈士元增删，明何栋如重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⑧参见《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425、8435页。

⑨宋濂等：《元史》，卷一八六，《张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84页。

⑩参见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三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95页。

(11)见《李贽集》，第1卷，《焚书一增补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

(12)参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一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30页。

(13)如杜佑自谓：“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义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通典》，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67页)《说文解字》：“论，议也。”段注：“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者谓之论。”凡此，均可参考。

(14)刘知幾：《史通》，卷一○，《自叙》，浦起龙通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

(15)刘昫等：《旧唐书》，一○二，《刘子玄传》，第3171页。

(16)赵明诚：《金石录》，金文明校证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1页。

(17)脱脱等：《辽史》，卷一○三，《文学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50页。

(18)脱脱等：《辽史》，卷一○七，《列女传》，第1472页。

(19)脱脱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5页。

(20)脱脱等：《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第202页。

(21)宋濂等：《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36页。

(22)宋濂等：《元史》，卷一三七，《察罕传》，第3311页。

(23)参见祁承 ：《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郑诚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373页。

(24)张溥：《历代史论一编四卷二编十卷》，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第289-142、289-143页。

(2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辑，《尊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81页。

(26)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189页。

(27)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194页。

(28)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7-2738页。

(29)刘知幾：《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第339页。

(30)郑樵：《通志总序》，见郑樵：《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页。

(3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一，《史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4页。

(32)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33)张岱：《石匱书自序》，《琅嬛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页。

(3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三，“新唐书过誉南北史”条；卷六八，“并合个贷每一家聚为一传”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30、814页。

(3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杜佑作通典”条，第1329、1330页。

(36)毛泽东：《致吴晗》(1948年11月24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37)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8日前后)，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页。

(38)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39)列宁：《论民族自觉权》，见《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40)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第81页。

(41)刘知幾：《史通》，卷一四，《惑经》，浦起龙通释，第374页。

(4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78-279页。

(4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说林》，叶瑛注本，第347页。

(44)参见《论语》，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54页。

(45)班固：《汉书》，卷一○○，《叙传》，第4271页。

(46)沈约：《宋书》，卷六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30页。

(47)(48)萧统编：《文选》，李善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86-707页。

(49)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页。

(5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合集》，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

(51)参见瞿林东：《白寿彝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39页。

(5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第3171页。

(5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九，《柳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69-4670页。

(5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三二，《刘知幾传》，第4542页。

(55)柳宗元：《非国语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46页。

(56)脱脱等：《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叶真《是国语》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58页。

(57)苏轼：《与江惇礼秀才》，见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卷五六，《与江惇礼五首》之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4页。

(58)脱脱等：《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附虞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182页。

(59)黄瑜：《双槐岁钞》，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2页。

(60)侯外庐：《柳宗元哲学选集·序》，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6年版，书首。

(6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62)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6页。

(63)《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2-663页。

(64)参见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51-154页。

(65)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66)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681页。

(67)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本，第179、180页。

(68)参见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2016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6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70)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通释本，第374页。

(71)参见杜佑：《通典》，卷三一，《职官十三·王侯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50页自注。

(7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本，第220页。

(7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3页。

(74)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