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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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发布日期: 2020-07-20

内容提要: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既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他建设民族化史学的成果,影响和鼓舞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发展。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他在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20世纪几代学人。

关 键 词:陈垣 20世纪 中国史学 贡献 发展 

作者简介: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0世纪中国史学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和民族的独立自强,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的面貌;中国思想文化的开放和繁荣,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中外史学的融汇也成为中国史学发展进步的动力。20世纪中国史学名家辈出,思想激荡,成果丰硕,与时俱进。陈垣作为20世纪著名的史家,以独特的史学风格和史学成就引领风骚,其史学在20世纪史学大潮中经受洗礼而与时代共奋进,也必然在与其他史家的相互交流中彼此取益,共同发展。那么,陈垣的史学在20世纪受到中国社会、中国史学发展的哪些影响,又反过来如何推动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进程呢?这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需要深入分析并认真总结的课题。

  一、建设以中华历史文化为本的民族化史学

  20世纪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给我们以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民族史学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新生,焕发出勃勃生机。那些以为只要搬弄一些外国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就能使中国史学出现新的转机,造就中国新史学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的史学只有在继承民族史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求新求变,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取得全面的发展。陈垣史学中的民族性理念正是符合了20世纪中国史学建设中国特色民族史学的发展方向,其影响力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垣建设民族化史学的努力与20世纪初新史学的兴起有密切联系。自19世纪末期,中国史学就已经孕育了变革的潜力。从郑观应到康有为、黄遵宪,都期望更新传统史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20世纪新史学的奠基人是梁启超,他以科学的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吸收外国史学理论,特别是日本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思想,构建新史学的理论体系。1901年至1902年,他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高举“史界革命”的大旗,对旧史学展开强烈的批判。在《新史学》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旧史学存在“知有朝运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四弊”;以及“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等“二病”。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①提倡要革除旧史学的“弊”与“病”,建立不以王朝更替和一姓兴衰为记述对象,而是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此后,梁氏又陆续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一系列著作,对新史学的目的、范围、材料、编纂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出了构想,逐渐形成了他新史学的框架体系。与梁启超同时提倡史界革命的还有章炳麟,他在梁氏发表《新史学》等论作时就与梁氏通信联系,探讨建设新史学的问题,表达自己撰写中国历史新通史的设想②。章氏还在他的《訄书·哀清史》篇后附录了《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展示了他的国史结构和新史学思想。梁、章二人关于新史学的提倡,从历史理论、史学功用、史学范围和历史编纂学上系统界定了新史学的特征,划清了新史学与旧史学的界线,吹响20世纪中国史界革命和历史学全面发展的号角。继梁、章二人之后不久,夏曾佑、刘师培出版了各自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力图实现新史学的构想。更为重要的是史界革命吸引了大批史学家的参与,他们纷纷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变革创新,并逐渐形成了互相推进的各个新史学流派,汇成了20世纪史学发展的大潮。

  提倡新史学的梁启超,是与陈垣同处于新会的乡贤。陈垣对于梁氏提出的新史学体系也很关注,在20年代就专门仔细校读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并在上面留下许多批语③,可见他由梁氏著作引起对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深入思考,而陈垣对于中国史学民族化的探索,则在1917年他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后就逐步在他的史学著作中体现出来了。

  启功先生认为,陈垣史学的本质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④,这是对陈垣民族文化史观的准确概括。在1917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陈垣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的思想,表现在他的史学研究内容上,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阐明中华文化巨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纵观他此期的历史著述,如《元也里可温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等“古教四考”,以及其他基督教、伊斯兰教入华史略等一批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著述,不仅讲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且讲中土的政治形势、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对外来宗教、外来文化的影响,反映出他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开展中外交通研究的思想特征。特别是他的史学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更是以大量的史实,表彰了中华民族文化巨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⑤。中华民族历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其实质意义即是重视民族自身的由来与传统,并且自觉地将它传续下去。晚清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⑥。龚自珍把历史记载和天下兴亡、民族存灭直接联系起来了。正是出于这种存续民族命脉的担当,中国的历史记载世代相续,绵延不断,陈垣坚持民族化史学的方向,弘扬中华历史文化,就是出于史家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在20世纪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也有过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思潮。20年代,有些人推行一种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用他们的话来讲,是要把线装书统统扔到茅厕里去。陈垣奋起抵制,他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用以批驳那些民族文化虚无的论调。此举得到陈寅恪的赞赏,他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⑦陈垣提倡要奋起直追,发展中国的民族文化,把汉学中心从巴黎夺回北京,也得到曾大力主张西化的胡适、傅斯年的响应。抗日战争时期,陈垣更是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诸书,表彰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义士,高扬抗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激情,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军民的抗日斗志。当时的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读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后,特意赋五言律诗一首相赠,其中曰:“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编庄诵罢,风雨感情亲。”⑧称颂了陈垣史学激励民族精神的正气。陈垣坚持史学研究的民族性方向,还表现在他重视中国传统史学的著述体例和治史之道,注意总结继承中国古代史学特别是清代乾嘉史学的考据方法,归纳演绎,发凡起例,为20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建立了具有中国风格的科学范式。陈垣的史学以根植于传统而又推陈出新见长,他的史学主张和方法论实践,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成为新历史考证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学术方向和方法与他较为契合的著名史家还有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柳诒徵等。然而,陈垣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发扬光大的成就更为明显,因而他被誉为以“土法为主”获得巨大成功的新史学家⑨。

  陈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的方向,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史学。许多史学家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也不约而同地将史学的民族化作为努力的目标。其中如与陈垣一起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共事的侯外庐,与陈垣一同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白寿彝,都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高度,论证和实践了中国史学的民族化。比如,侯外庐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史学“民族化”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学人早已超出仿效西欧的阶段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⑩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他又进一步论证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而且回顾自己的史学研究说:“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11)白寿彝则从继承中国史学遗产的角度,对如何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表了《谈史学遗产》一文。80年代又连续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等4篇系列文章(12),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多个方面,辩证地分析了中国史学遗产的精华与糟粕,论述了继承优良传统,开创史学新路,建设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的中国史学的方向和任务。

  陈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的宗旨,不仅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史学,也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进入21世纪,经济、信息、生态、文化的全球化趋向成为新的时代特征,全球化也是当前学术界的重要话语之一。然而,在学术和文化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许多学者意识到,中国史学只有突显民族性特征,才能对世界文明做出特殊的贡献。比如,吴怀祺教授就从史学话语权的角度论述中国民族化史学的建设的必要性,他认为当代中国史学问题,“一是史学的时代性,一是史学的民族性。这是上一个世纪史学的两个焦点,也是21世纪全球化趋势下,史学发展的两大中心问题”。“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重视民族史学的话语权,对我们民族史学的丰富遗产进行总结,使民族史学走向世界。”(13)因此,努力吸收中外史学的精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依然是中国史学界努力的目标。

 

 二、推动对史料的不断发掘与整理研究

  20世纪初叶,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大量新史料如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石室遗书、内阁大库档案与各地的金石器物被不断发现、整理和利用。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记载之不足,一方面又带来了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以王国维的史学研究为例,他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地下之新材料”大量出土的时代环境下才得以提出来的。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4)“二重证据法”利用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与古文献相参照,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纪元。新史料的发现还有一层更大的意义,就在于开阔了学术视野,使当时的史家不断地扩充史料的范围,在各个领域发掘新的材料。正如当时史料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傅斯年所说的,中国的“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的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大了,工具不添新了”。要建设新史学,就必须“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史学便是史料学”(15)。

  新史料的发现推动了中国学者在各个领域扩充史料,取得丰硕成果,其中诸如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李济的考古学研究、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等等。陈垣在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中也做出了杰出贡献,仅以上世纪初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内库档案的四大发现而言,陈垣就参与其中两项,为敦煌学和明清史立功至伟。1922年5月,他以教育部次长的身份批准将教育部所辖历史博物馆收藏的1502麻袋档案,划归北京大学整理;后又以故宫文献部主任的身份致信他的旧识、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理许世英,成功地将清代军机处档案收归故宫文献部,成为现在国家第一档案馆的重要库藏。此后,陈垣又直接参与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上述两批档案,因陈垣在北大国学门任导师和在故宫文献部负责,皆由他指导学生和馆员作深入整理和编档,著名的《档案整理八法》就是在当时撰著的(16)。后来,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收到内库大档8千余麻袋档案,也聘请了陈垣为编辑委员。在陈垣、陈寅恪、傅斯年的主持下,这批档案的整理成果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共出版《明清资料丛刊》4编40册,未整理部分被运往台湾,至今仍在陆续整理出版。这些材料成为20世纪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在敦煌史料方面,他参与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动员各方力量组织对国内所存敦煌经卷的收集整理,1931年,陈垣主持编纂的《敦煌劫余录》出版。此书著录当时国内所藏敦煌写本8679种,开启了中国敦煌学的序幕。陈垣在自序中揭示这批敦煌经卷重要的史料价值,指出:“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重轻,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间无由窥其蕴耳。”(17)陈寅恪则在《序》中倡言国人开展敦煌学研究,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新潮流也”。“《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18)敦煌学这门被陈寅恪称为“吾国学术伤心史”的世界显学,经过中国学者近百年的努力,至今已在中国开花结果而远远居于世界前列。这正是由于“《敦煌劫余录》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敦煌学进入了初兴时期,对敦煌学的今后发展起了导引的作用。”(19)回顾中国敦煌学的百年发展,陈垣筚路蓝缕之功自然是不能忘却的。

  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潮流的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以及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等系统的史料学思想。他努力扩展史料的范围,除了充分利用新发现的敦煌经卷、内府档案外,更发掘利用许多他人未见或习见而未能运用之资源,如方志、碑铭、案牍、佛藏道藏、图绘、楹联等,在宗教史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反过来,他又将宗教史领域中涉及一般政治、经济、文化等史料揭示出来,撰写《道家金石略》《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提供给各个研究领域的史学工作者去利用。为了更好地收集、整理、考辨历史文献,他集中精力开展对历史文献学各门专学的总结和建树,创立了专门探寻史料来源、辨析史料真伪优劣、判断使用正误的史源学,并在大学里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程,培养青年考辨史料的能力。史源学至今仍作为许多高校的研究生课程,在培养学生的史学基本功上发挥着作用。陈垣培养的一批著名史学家及此后的数代学人,皆受史源学之沾溉,并深深感受到史源学对于发展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意义。

  陈垣的史料学思想,特别是有关史料整理的原则和方法,也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古籍文献整理事业。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古籍整理要校勘、标点、分段,要编制篇目、索引,要编辑专题资料汇编等主张和方法(20),这些后来都成为20世纪古籍整理的基本路径和法则。1949年以后,他参与全国古籍整理的规划,还亲自主持或指导多项古籍整理项目,如整理《册府元龟》、点校《二十四史》等等,成为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宗师。他的史料学思想和方法,至今仍对古籍整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垣丰富、深邃的史料学思想,既得益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大发展,又为推动中国史学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他关于搜集史料要“竭泽而渔”,使用史料“有第一手材料决不用第二手材料”的思想,关于史料整理的观念和发凡体例的史源学考辨教程,无不为史学界奉为圭臬,其影响和建树,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宣称“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史料学派学者的作为。因此,史料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傅斯年将陈垣引为同道并深深折服,傅氏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礼聘陈垣为特约研究员,并致信称其“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敢我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21),表达了对陈垣开掘中国史料、发展中国史学的仰慕感佩之情。

 

 三、以科学精神促进历史考证学的发展

  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建设是与当时科学精神的提倡密切相关的,因为新史学之所以“新”,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其近代的科学观念和方法。随着19世纪西方近代科学成就对中国的影响,流传和普及科学精神成为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重要思潮。人文社会科学受到自然科学成就的鼓舞,纷纷尝试着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历史学也开始了其漫长的科学化道路。在此过程中,胡适在史学界大力提倡科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到美国留学,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方法和詹姆士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摸索出一套实验主义史学的范式。尤其他所提出的“证明”的方法,其实就是将实验室的方法运用到史学的实证上。他总结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2)这种典型的以实证为特征的方法,为新史学考证学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除了胡适之外,当时还有一些学者积极地将科学方法引入史学领域。比如汪奠基的《科学方法论》就明确地把历史学纳入科学范围,还对历史科学的方法进行了总结。汪氏在书中认为“历史的方法是间接的方法”,“虽然间接推理有许多不完全的条件,但是它可以导入科学的认识”(23)。

  20世纪初的科学观念对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胡适外,其实20世纪前半期活跃的史学家大多拥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比如,陈寅恪、傅斯年等留学法国时,自然科学课程是他们的主修科目之一;而陈垣、郭沫若、鲁迅等早年则都是学医的。陈垣也意识到自己的史学方法应该得益于早年习医的经历,他曾经在给家人的去信中说他虽不行医,“然极得医学之益”,“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24)陈垣和大力提倡科学理念与方法的胡适在学术上也有很长时间的交往,彼此欣赏(25)。胡适曾为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敦煌劫余录》《元典章校补释例》等书分别撰写书评,作出高度的评价。陈垣则在与胡适就《四十二章经》问题的多次长信往返讨论之后,回信胡适,称“先生的研究态度及方法是亟当师法”,“能时时赐教督促,则幸甚幸甚”(26),这当不仅仅是谦辞而已。

  陈垣是以科学精神来开展历史考证和研究的。他在各种著述中,以精确的历史考证阐幽抉微,辨证谬误,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疑难问题。其中如对也里可温教、摩尼教、火祆教、一赐乐业教等4种古教的考证;对唐僧玄奘西行始于贞观三年的考证及纠正梁启超的错误结论;对基督教、回回教入华史实的考证;对顺治皇帝出家史实的考证;对释迦摩尼佛牙在中国流传的考证;对大量高僧生卒年的考证,等等,不胜枚举。陈垣历史考证的精神,还表现在考证过程中如庖丁解牛般的精熟和科学实验般的严密,那些让人叹为神奇的考证过程和结果,为昔日枯燥乏味的历史考据增加了迷人的魅力,也充分证明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历史学科的地位。在诸多精彩的考证事例中,尤为令人折服的是陈垣“一字的考证”。启功曾经举了三个例子:一是陈垣考证四库馆臣于敏中的一封重要信札的写作年份,从信中记述“大雨”的“雨”字得到启发而解开谜团。二是考证顺治皇帝是否出家的问题,从《东华录》中揭示顺治灵柩被称为宝宫的“宝”字,指出宝宫即宝瓶,是骨灰坛,证明顺治是用僧家之俗用火葬的。三是利用清雍正四年后才开始避讳的孔子之名“丘”字,考证了一册伪造吴渔山的画作(27)。陈垣的“一字考证”还有不少例子,比如考证玄奘西行日期的名作,就是以玄奘所见回纥可汗乃“肆叶护”而非“统叶护”的一字之差,作为关键证据的。陈垣的“一字考证”并非出自偶然或侥幸,而是他“考证当于细微处加意”方法的贯彻施行。从细微处找到问题的关节点,就如在乱丝中找到线头一样,只有抓住头绪,才能由此及彼,层层剥离,最终找到正确的答案。

  陈垣不仅以科学考证的精密过程和准确结论为20世纪中国史学提供典型示范,还注意从方法论上加以总结。比如他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中所归纳的“考证贵能疑”,考证“当于细微处加意”,“考史注重数字”,考证“当观其语之所自出”,“考地理贵亲历其地”,“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察”,“考证不徒据书本”,考证需“沿流溯源,究其首尾”等多种考证方法(28),已成为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金科玉律,供后人取法,从而对20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陈垣的历史考证成果和考证学思想,是20世纪中国史学光彩夺目的宝藏。与他同时代的中外史家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的桑原骘藏称其“考据精确”,中国的陈寅恪誉其“精思博识”,胡适则认为是“精密的考证”。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都推崇他的考证方法和成就,史学史专家白寿彝说:“援庵先生的史学,以历史考据方面最有成就。”“援庵先生的考据工作,是从学习钱大昕入手,但他的成就是远远超过钱大昕和乾隆嘉庆年间的考据家的”(29)。

 

 四、为历史学开辟新领域和新学科

  白寿彝对陈垣为20世纪中国史学开辟新领域,建立新学科的贡献有过高度的概括。他说,“援庵先生在史学方面的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他对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础”。“他对于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30)。陈垣为中国史学开辟新领域的底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一是对西方近代史学的借鉴。他善于从传统史学中推陈出新,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风云际会中,他与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相互激励和取益,并形成自己史学的独特风格和取向。比如,他“鉴洋而不崇洋,用洋而不迷洋”的态度就与胡适“西体中用”的路径相异;他“专以汉文史料”考史的特点,也与王国维旁采日、英述作,陈寅恪广聚异国殊文形成鲜明对照。他“以土法为本,洋法为鉴”取得巨大成功,被称为是“岸然屹立于崇洋浪潮中的新史学家”(31)。那么,陈垣是如何借鉴西方史学的,是否有所吸收或秉承呢?这个问题有必要作稍进一步的考察。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陈垣对于西方史学并不生疏,他虽有与之竞争的愿望,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排斥。由于他的基督教史研究要接触一些西学文献(32),虽然这些文献主要是汉译的天主教文献,但也涉及这些文献的流传和研究。所以,基督教史研究是他接触西学的一个窗口。陈垣在学界的朋友中,中国的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皆曾留学外国,对西方史学非常熟悉,在彼此的长期交往中会受到一些影响。他与西方学者伯希和,与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富士川有交游或通信,也由此对西方史学有一些了解。同时,也因陈垣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有“把汉学中心从巴黎和东京夺回北京”的愿望,因此他比较关注日本和西方汉学的最新成果。他的弟子牟润孙就曾说:“先师非常注意日本或欧美的汉学家有什么著作论文发表,他自己时时看日本所编的杂志目录索引,也告诉学生要时时留心国际学术行情,甚以闭门造车为大忌。”(33)他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是很支持他的学生们出国留学,去了解西方史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比如,他“当年全力支持姚从吾留学德国,即希望他学会西洋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结合”(34)。姚从吾是陈垣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赴德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曾任河南大学校长,后赴台湾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是辽宋金元史的著名专家。

  未能熟练掌握西方语言,可能是陈垣了解西方新史观和史法的障碍。不过,他也有一个缓解的办法,就是从效仿西方史学的日本史学界了解西方史学的新动态,并利用他们的新成果。牟润孙指出:“陈先生极注意研究史学的方法,他能读日文书,通过日本人的翻译,他读了西洋人的史学方法,确是事实。”(35)大概因为日文中有数量不少的汉字,因此陈垣能粗通日文的阅读,并在别人的帮助下利用日文文献,牟润孙的回忆可以从陈垣的著述中得到证明。在陈垣早年从事医学研究时,为纪念德国著名的细菌学家科赫(Robert Koch),曾将日本《医事新闻》第758号上的一篇科赫小传译为中文,题曰《古弗先生》,发表于1910在广州出版的《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第1期上(36)。此后,又译科赫的著作目录,题为《古弗先生之业绩》,发表于同年出版的《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第2期(37),由此可见陈垣能阅读利用短篇日文文献。不过,有时他也请人协助翻译。1933年在撰写《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书时,他就专门请朋友黄子献将日文《元秘史》回译为中文,以便与该书的其他版本作比较考证(38)。更有说服力的是他在《元也里可温教考》中,有两处翻译、引用了当时日本史学家田中萃一郎和坪井九马三的研究成果,来辅证他对“也里可温”名称的解释。两位日本学者都从西方语源学的角度论述了“也里可温”从印欧语系向汉藏语系的转换,陈垣据此而作出结论:“故吾确信也里可温者为蒙古人之音译阿剌比语,实即景教碑之阿罗诃也。”(39)

  在主动学习西方的新史观和新方法方面,陈垣的行动似乎也有迹可寻。刘贤博士根据牟润孙《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术风度》一文所言,考索陈垣向奥地利神父施密特(Wilhelm Schmidt)学习文化人类学的片断;分析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卷四对于神话传说、“近世民俗学者”观点的论述;认为陈垣“主动向日本和西方学习,有迹象表明,他自觉学习了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40)。审慎而言,陈垣对于20世纪初西方新史观和治史方法是认真关注的,虽然限于他对欧洲语言文字所掌握的程度,真正能够吸收的较少;但是他通过日本史学界,了解和利用了相关的成果。

  在继承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史学的过程中,陈垣在20世纪为中国史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具体而言,包括外来古教史、中国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道教史、中外文化交通史,以及避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等。在宗教史与中外交通史研究方面,他的宗教史研究关注各教的兴衰与传播,但不专门研究各教的教义。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著述宏富,仅有关中国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就有论著和整理校订之作四十余种。在宗教史研究中,陈垣极大地扩充了可资利用的史料范围,以其缜密的历史考证所向披靡,解决了许多历史疑案,为20世纪中国史学开辟了科学的宗教史研究的道路。因此,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陈寅恪就指出:“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41)陈垣在宗教史研究中所阐发的史学思想,更是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比如,他特别阐明了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注意宗教史中的政治因素;把宗教史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来研究,指出“宗教乃文化之先锋”,从而揭示中外文化交通与宗教传播的内在联系。他的宗教史研究还能从历史的是非褒贬中惩恶扬善,发挥鉴戒作用,抗战时期所作的“宗教三书”则都有这个目的。他还注意发掘宗教史料对一般历史研究的作用,如《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就是专为史学开一“新园地”之作。所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陈垣先生是20世纪我国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在这方面的许多论著,迄今仍是这门学科研究者必读的著作,具有指导意义”(42)。

  在宗教史研究的同时,陈垣也开拓了我国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阵地。他在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四十余种著述中,绝大部分涉及了明清中西文化交通的内容。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其他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著述。因此,他于中外文化交通史的研究也实有创始之功。在他的倡导、鼓励和影响下,我国的中外交通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崛起,与陈垣有学术往来的张星烺、方豪、冯承钧、向达等学者在此领域独领风骚,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以上几人之中,又以方豪和张星烺受陈垣的影响最大。方豪是陈垣的私淑弟子,他称自己并未在大学读书,主要依靠自己向大师求教,“陈援庵先生通信讨论达二十余年,启迪最多”(43)。张星烺编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过程中,也有多信与陈垣往返讨教和商榷学术问题,此后则曾被陈垣聘为辅仁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得到更为长足的发展,并不断衍生出如西方汉学史这样新兴的分支学科,这些都与陈垣的导引和提倡有关。著名的海外汉学研究专家张西平就指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国内是由陈垣、张星烺、向达、方豪、朱谦之、阎宗临这些前辈学者所开辟的。”(44)

  陈垣在历史文献学领域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将前人的文献考辨经验,系统总结为各门具有法则和范例的,可供传授、便于研习和成长的专学,从而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学理基础,这些学理阐述成为他的史学思想中熠熠闪光的结晶。他在目录、版本、校勘等专学不仅有深厚的根基,而且将这些传统专学置于科学方法的规范之中,从而赋予传统学问以新的生命活力,其中“校勘四法”的科学总结就是典型的范例。他在发展、完善传统之学以外,更为后学创辟新域,开设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等新学科,丰富了历史文献学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献学在确立以后得以迅速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并逐步形成一门具有中国风格的优秀学科,这都是得益于陈垣导夫先路的建基和示范。

 

 五、倡导刻苦治学与严谨创新的优良学风

  陈垣不仅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为20世纪中国史学作出开创性的贡献,而且以身体力行的优良学风,垂示风范,影响了几代学人。陈垣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除了以身作则之外,他还在著述中,或者利用各种与青年学子交流的机会,倡导刻苦治学、严谨创新的优良学风。这些谆谆教诲,也是他的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总括陈垣所提倡的优良学风,大致可归纳为几点:一是刻苦治学,持之以恒;二是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三是不说空话,力求创新;四是谦虚谨慎,精益求精。

  陈垣治学,一丝不苟,从来不走捷径、图省事。他搜集材料,主张竭泽而渔,材料不到手,不动笔写文章。有人问他读书治学有何秘诀?他肯定地说,没有秘诀,“如果说有秘诀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要有决心,有恒心,刻苦钻研,循序渐进”(45)。他立论评说,言简意赅,实事求是,就是在提倡政治思想挂帅的时期,他依然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史学研究和史学论著中不搞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套用。比如,他在1956年所作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一书审查意见》中,就批评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指出该书在历史要籍后所加“需要我们批判的来理解”“需要我们批判的来领会”的按语意义不大。他认为,“其实所介绍的历史要籍除几种工具书外,何一不应批判的理解”,如果要批判,就应有真实具体的内容,光贴“批判”的标签,“似可不必”(46)。他在1957年所作《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中,更是批评了那种从教条主义出发、不切实际地否定史学传统和遗产的做法。他说:“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煞。故此文题目只能说科学的考据与不科学的考据不同,不能说‘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他在指出该文提法不妥之后,又说:“诚如此文所标志,容易令人误会,以为旧考据都是要不得的。引言中又提到‘顾炎武的《日知录》完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骂农民革命为盗为贼’。这都是时代的关系,无可苛求。如果说这些都是要不得的,那我们就无历史可看,更无前人文化遗产可继承。”(47)这种辩证地、切合实际地对待史学传统和遗产的论述,反映出陈垣对唯物史观精髓的把握;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对于学术界一些过“左”的行为做出如此冷静、客观的分析,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陈垣著书立说,务求自得创新。他曾明确地指出:“凡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48)“新发现、新解释”正是陈垣学术之魅力所在,如他在宗教史论著中对诸多问题的考证辨析,文献学研究中对校勘四法和避讳学的总结,他的《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在年代学上的贡献,《元西域人华化考》对文化史、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通鉴胡注表微》对胡三省身世、史法和思想的论述,等等,都在各个研究领域里开一代风气,有独特创获。他谦虚谨慎,在发表论著前,总要再三修改;论著发表后,对别人所提意见,更是从善如流,虚心接受。陈垣说,文章“做得容易,打磨则更费时日”(49)。他发表文章总是慎之又慎,在发表之前常经过数次修改。比如,“《佛教考》已印至第五卷,随印随改,颇有增补”(50)。《释氏疑年录》在撰写完竣之后,他无意中发现某处藏《嘉兴藏》一部,有清初语录二百余种,塔铭可采者甚多,则又改写了书中的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并将此视为“意外收获”(51),丝毫没有因多次修改而厌烦。已经出版的著作,如发现新材料,陈垣也一定加以补充修订,如他为《元也里可温考》增订再版时写道:“是稿出版仅三月,续获资料几及倍,其中复有有力之证据数条,不敢不亟谋增订再版,以遗同志。”除了对作品的自我修改,他还常求教于他人。陈垣认为“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52),他的文章要给三种人看:“比自己高明的、与自己平辈的、自己的学生”(53),看完之后最好要给他提出各种意见,“只要找出个标点错,就好;有字抄错,小好;有引文错了,那是大好。”(54)1962年6月2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徐光启著作中的一个可疑的书名》,认为徐光启《徐氏庖言》的“庖言”疑为“卮言”或“危言”之误。他的学生王重民见报后,旋即来信告知,已见明刻书影上“庖言”二字无误;大概是徐氏在礼部为官时替兵部练兵,故将汇集此期奏稿的集子称之“庖言”,意为代庖之言。陈垣认为此说可通,即又在6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徐氏庖言》一文,消除自己的疑问,认可了原来的书名(55)。

  学术研究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是需要有奋斗精神、严谨态度和创新勇气相伴的崇高事业。学风不但反映学者的道德风尚,也是一个学者能否在学术事业中有所创获的关键。因此,陈垣所倡导的优良学风和他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是有必然联系的。在这方面,他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做出了榜样。他所倡导的刻苦求实、严谨创新、谦虚谨慎的优良学风,对于匡正史学界所存在的某些浮躁、虚假风气,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件大事。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唯物史观理论进行了系统宣传,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从1920年起,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等课程。1924年,他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体系构建了基本框架。此后,经由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辛勤开拓,到20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已经有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在中国史学界形成风气。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学习唯物史观,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基本上成为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的一种自觉。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问题,在探索中国历史进程、历史特点;思考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评价历史人物;讨论史学工作的“以论带史”与“论从史出”、“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等若干重大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为20世纪末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陈垣是明确表示他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1949年他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中,说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向。”(56)这些并非虚言,此时距离北京解放已一百余天。从后来的大量回忆文章可以看到,陈垣在北京解放前夕已从他的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中了解了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北京解放后一百余天内,他阅读了大量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参加学马列讲座,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思想转变,也决非一时的冲动或应境之变,是有其深刻思想渊源的。这源于陈垣心中的爱国精神和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着意提倡“有意义之史学”,著书立说斥敌斥伪,用史学服务于抗日斗争。当时的爱国史学也形成一种潮流,一批爱国史学家积极宣传抗日或转而从事与国难边防有关的史学研究。比如,顾颉刚就创办《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为抗日救亡而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延安的进步史学家更是高举史学为抗日建国服务的旗帜。吴玉章说:“历史是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因为,这能百倍地坚强我们的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以获得胜利的必需条件的知识。”(57)吕振羽在他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序言中指出:“为‘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服务的新史学,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们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被陈垣引为同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中国前途渺茫,让陈垣痛心和失望。1949年北京解放以后,他看到军队纪律严明,干部勤劳朴实,共产党为人民利益着想,他看到国家和民族新兴的希望。因此他自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这是他的爱国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当然,陈垣的史学能够较快地转变,他周围的进步学者和学生也起到促进的作用。比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是他相识的旧友,1929年范文澜就被陈垣聘请到辅仁大学史学系任课,讲授《正史概论》。1930年范氏以“共党嫌疑”被捕,因陈垣与北京各大学的名教授联名营救而获释。1949年后,二人恢复了联系,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就是经范文澜修改后送去发表的。1951年3月,《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请在京著名史学家午餐座谈,席间陈垣还对范文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要负些责任,早不告我马列主义,使我几年来摸索。今老矣,不能再有成就,精力枉费,实在可惜。”(58)

  陈垣参与了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当时一些历史重大问题的讨论。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学习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并从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要作用。二是确立了学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三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搞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套用。虽然陈垣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时已届古稀之年,未能运用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他在晚年仍着意追求新思想,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使史学界深为感佩。白寿彝说:“他去世时,邵循正先生挽词说:‘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这都描画出当年援庵先生不断要求进步的心情”。他认为,陈垣与时俱进的精神,“已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59)。总之,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初识和接受,应是陈垣史学与20世纪中国史学共奋进的一道亮丽风景。

 

 注释:

  ①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10页。

  ②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9页。

  ③陈垣:《中国历史研究法批注》,载《陈垣全集》第22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169页。

  ④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9页。

  ⑤参阅周少川《论陈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⑥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载《龚自珍全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⑦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0页。

  ⑧刘乃和:《陈垣校长永远是我们的师表》,载《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⑨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18页。

  ⑩侯外庐:《中国古代学说思想史·再版前言》,上海文风书局1946年版。

  (11)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9页。

  (12)分别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3)吴怀祺:《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兼说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

  (14)王国维:《古史新证》,载《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5)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66页。

  (16)以上参见傅振伦《陈援庵先生与古籍、档案整理》,载《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12-13页;单士元《回忆陈援庵师》,载《历史文献研究》新7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4页。

  (17)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5页。

  (18)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7页。

  (19)林家平等:《中国敦煌学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20)陈垣:《中国史料的整理》,载《陈垣全集》第7册,第456-461页。

  (21)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07页。

  (22)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载《胡适文存》3集卷2,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93页。

  (23)汪奠基:《科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96页。

  (24)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950页。

  (25)参见陈智超《陈垣与胡适》,载龚书铎主编《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267页。

  (26)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216页。

  (27)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143、144页。

  (28)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8、79、80、86、87、91、97页。

  (29)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109页。

  (30)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106页。

  (3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79页。

  (32)比如,在《陈垣全集》第2册中,就收有他研究的天主教文献《灵言蠡勺》、《辨学遗牍》、《大西利先生行迹》、《主制群征》等;还有他对《圣经》旧约、新约异文的考证。

  (33)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73页。

  (34)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5、76页。

  (35)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第67页。

  (36)陈垣译:《古弗先生》,载陈智超编《陈垣早年文集》,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第315-320页。

  (37)陈垣译:《古弗先生之业绩》,载陈智超编《陈垣早年文集》,第332-337页。

  (38)陈垣:《与黄子献》,载《陈垣全集》第23册,第180、181页。

  (39)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第4-6页。

  (40)刘贤:《学术与信仰——宗教史家陈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233、237页。

  (41)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2页。

  (42)陈高华:《陈垣与元代基督教史研究》,载《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第43页。

  (43)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599-2600页。

  (44)张西平:《应重视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载《东西流水总相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9页。

  (45)陈垣:《和青年同学谈读书》,载《陈垣全集》第22册,第726页。

  (46)陈垣:《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一书审查意见》,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60页。

  (47)陈垣:《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第471-472页。

  (48)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1109页。

  (49)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223页。

  (50)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1117页。

  (51)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1105页。

  (52)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1109页。

  (53)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183页。

  (54)柴德赓:《陈垣的学识》,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91页。

  (55)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下册,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801、802页。

  (56)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人民日报》1949年5月11日。

  (57)吴玉章:《中国历史大纲》,载《吴玉章文集》下,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809页。

  (58)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583页。

  (59)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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