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程洋洋，武汉大学国学院

 

摘　要：在民族危亡和新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晚清“新学书目”中历史类书目的编纂在继承传统史部目录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反映社会现实、体现世界眼光的新类目。书目作者以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评判域外史书，重视对史书体例的评论，秉持实录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知世论书，对域外史书的评价颇为允当。在史学思想方面，历史类书目提要特别重视对兴亡史、变法史和民族本位意识的评论，用进化论观念衡量新旧史学的不同，用“英雄人物”激励国人，表达了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心态，体现了新史学发展初期新、旧史学思想纠葛的特点。

 

关键词：晚清　新学书目　历史类书目提要　新史学

 

晚清，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西方各类著述被译介到中国。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西学著述，一股编纂“新学书目”的高潮兴起，出版了大量介绍新学书籍的目录学著作。这些新学书目，往往收录诸多历史类著述，并通过类序、提要等多种方式，对收录的历史类著述进行评论，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反映了旧史学向新史学转换过程中的诸多史学理念，值得深入探讨。笔者不揣浅陋，试对历史类书目提要的编纂、史学思想以及在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换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一　历史类书目的编纂特征

 

经笔者核查，晚清问世的“新学书目”共有30种，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目录学形式，隐含着不同的编纂目的。其中有综合书目，如《增版东西学书录》《新学书目提要》等；有专科书目，如《算学书目提要》《农务要书简明目录》《列国史学书目提要》等；有官方性质的书目，如《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考察政治大臣译书提要》等；有私家所编书目，如梁启超、徐维则、赵惟熙、顾燮光、沈兆祎等人所编目录；有导读书目，如《西学书目答问》《东西学书录提要总叙》《初学读书要略》等。这些新学书目所著录的图书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领域，内容庞杂，其中也包含大量历史类图书。据笔者统计，晚清问世的30种新学书目中，著录历史类图书的书目有10种，他们分别是《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西学书目答问》《东籍月旦》《增版东西学书录》《新学书目提要》《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译书经眼录》《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这些“新学书目”中的历史类书目在细目划分上各有特点，或不再分目，而是简单罗列图书，如《西学书目表》《新学书目提要》《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等，《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就罗列《四裔编年表》《埏纮外乘》《俄国新志》《法国新志》《东方时局论略》《西美战史》等；或分目详尽，如《日本书目志》《东籍月旦》《增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等，在历史类下又进一步细分，《东籍月旦》就把历史类图书分为“世界史（附西洋史）、东洋史（附中国史）、日本史、泰西国别史、杂史、史论、史学、传记”，《增版东西学书录》则将历史类图书分为“通史、编年、古史、专史、政记、战记、帝王传、臣民传记”等。这种细目的划分既保留了中国传统史部分类中的通史、编年和传记等类目，也相应地增加了世界史、国别史、政记、战记等反映近代世界史学发展的新类目，其类目设置一方面继承和完善了传统史部目录的分类，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的类目，体现了晚清新旧交替时期史学发展的新特点。

第一，反映社会现实。晚清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多次外国侵略战争，签订了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家面临灭亡的危险。有识之士为挽救中国，掀起洋务运动，推动维新变法，采取了各种救国措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历史类书目所著录的史书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充分反映了晚清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国人抵御外侮和变法图强的社会现实。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著录各国战争史著作较多，《西学书目表》“史志类”著录《普法战纪》《东方交涉记》《中东战纪本末》等书目，《增版东西学书录》“史志类”著录《俄土战纪》《闽江观战记》《中东战纪本末》《记美日两国战争缘起》等书目，《新学书目提要》“历史类”著录《普奥战史》《近世海战史》《俄国蚕食亚洲史略》等各国战史；二是著录各国变法史著作较多，如《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史类”著录《大英十九周新史》《埃及变政史略》等书目，《新学书目提要》“历史类”著录《英国维新史》《日本维新慷慨史》等书目。这些有关各国战史、变法史的书籍所记载的历史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与晚清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形势极其相似，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要想自强，必须抵抗外侮，必须变法。“新学书目”编纂者试图通过著录各国战史和变法史等来达到警醒国人的目的，并希望国人借鉴各国历史经验，挽中华民族于水火。由此可以看出，历史类书目对晚清西方史著的归类及介绍，反映了晚清知识阶层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认知，并试图以各国历史来影射当时中国的现状，帮助人们从西方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

第二，体现世界眼光。晚清“新学书目”中历史类书目在著录方式和著录内容上受新史学思潮的影响，着重于体现社会进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状况。如历史类书目在进行图书分类时，往往把反映世界历史的史书放在最前面，《万国史记》《西洋史要》《万国历史》等在各种新学书目的历史类目中都名列前端。紧随这些世界史著述的是各类反映文明、进步的历史书籍，如《支那文明史》《现今世界大势论》《未来世界论》等。章太炎曾言：“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因此，在历史类书目的图书分类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编纂者剔除了传统史部“一家一姓”的分类标准，取消了记载帝王将相的“正史”，而以反映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通史”取而代之，以整体的、世界的眼光看待历史，这是晚清史学发展在目录学领域的反映。

可以这样说，晚清“新学书目”中历史类书目的编纂，时代特点突出，它们虽未完全摆脱传统的史部分类特点，但是它能由首列记载“一家一姓”的史籍转变为首列记载整个世界、整个国家和整个国民的史籍，这无疑是一种重大突破。

余嘉锡曾将传统目录分为三类，一是“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是“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是“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中国古代目录学家通过这样的形式，排列、评论图书典籍，表达了自身的思想价值取向。与传统目录学相比，“新学书目”只有两类，一类是有小序和解题（提要）的书目，一类是无小序和解题（提要）的书目。新学书目作者通过小序和解题，同样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而其中的历史类书目则表达了作者丰富的史学思想，既有对史书编纂的认识，也蕴含了晚清学者的政治诉求。

 

二　历史类书目提要对域外史书编纂法的评判

晚清时期，在梁启超的倡导下，“新史学”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在其思想的影响下，学者们逐渐用新史学的观点重新思考中国历史和史学。但是，新史学的倡导者们毕竟是在传统经史之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长期受到传统经史之学的训练。因此，在“新学书目”的历史类书目提要中，笔者发现书目作者经常以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评判域外新书，颇有以中观西、以中衡西的特点。

（一）对域外史书体例的探讨

其一，对域外史书名实问题的讨论。史书编纂必须名实相符，即“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强调史书标题应能准确概括其内容，名与实要相符。晚清学者在历史类书目提要中对外国史书的名实问题进行评论时，明显承袭了传统史家的观点。

日本松村介石的《万国兴亡史》以追溯人种历史起源与发展为宗旨，其叙事唯缺东洋各国，顾燮光对此表示不满，指出“且命名‘万国’而阙东洋各国，揆之著书之例，未免名实不符之诮”。同样，他评论日本人雨谷羔太郎的《世界史要》，指出：“至此书之所纪皆西洋之事，东洋历史概付阙如，于世界史之名称不无矛盾，顾泰西以文明自诩，雄长地球之心，凌灭他人之志，视世界中无一国可与相并，故恒称其史为世界史，实则世界史即西洋史耳。”认为此书虽名为《世界史要》，但对东洋历史却只字未提，与其说是世界史，还不如说是西洋史。沈兆祎也注意到了此类问题，他评论上海作新社出版的《万国历史》时，称此书“惟所述诸事不及亚细亚诸邦而辄命曰‘万国’，此其名义之未安也”。评毗陵周维翰编撰的《西史纲目》，指出“此书标名曰‘西史纲目’而用《四裔编年表》为纲，是又合东西两史并而为一，未免名实不符”。如此种种，皆是“新学书目”作者对外国史书名实问题的评判。

总体来看，以上名实不符的史书，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那些以所谓“世界史”“万国史”命名的历史著作，往往对东亚历史略写甚至只字不提。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处于劣势的东亚各国受西欧各国的压迫与侵略，国际地位低下。因此学者在撰写史书时，对于东亚各国的历史也选择视而不见，有着“欧洲中心论”的观念，名实不符是当时大多数外国史书的通病。“新学书目”作者对外国史书求名责实，与其说是讨论史书名实问题，不如说是民族本位意识的体现。

其二，对域外史书体例问题的评论。在史书编纂体例上，晚清学者对历史类书目提要多次强调要严谨且完善，对于体例不一的史书给予了批评。英人罗培索叟的《讷耳逊传》记事实不记年月，顾燮光认为：“惟所记事实皆无年月，无以资学者参考，此则体例之未尽善者矣。”在《万国兴亡史》体例的问题上，沈兆祎指出：“篇中叙埃及数国之兴衰，或一种一族之起灭，即谓备万国之兴亡，似与体例不合。”认为该书只记载埃及等几个国家的兴衰和种族的兴灭，便称万国兴亡史，以少数国家代表万国，以偏概全，体例极不严谨。沈兆祎还评日本东京社出版的《万国史纲目》，指出“其体例仿朱子《纲目》，用编年体，每条皆立一纲，其目则低一格，叙事颇为简洁，宜于中国人脑质，但近今西史之佳构无不用纪事本末体，旧裁之作万不能及新著矣”。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历史著作在体裁上皆以纪事本末体为佳构，而《万国史纲目》一味承袭旧的纲目体裁而不知变革，落后于时代。赵惟熙评李提摩太所译《列国变通兴盛记》，指出“是书杂论各国变政等事，体例未善”。所有这些，都是从编纂体例上指出外国史著存在的问题。

完善的史书体例是史书编纂的先决条件，传统史书的编纂如此，近代史书的编纂亦是如此，这是一条不变的法则。正如历史类书目提要的评论所言，史书体例不能一味模仿，而应根据史学的发展不断变革，即“旧裁之作万不能及新著”。此外，史书的形式与内容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史书的体裁体例要能充分展示史书的内容，而史书内容的撰写也应该符合史书的体例，否则就会义例乖张，无法很好地展示历史的内容，给读史者造成麻烦。在史书体例问题上，晚清士人继承传统史家的观点，从体例角度评判外国史著，很多见解值得深入思考。

此外，“新学书目”作者对史书文笔和翻译也有极高要求，在提要中赞赏史文简洁爽劲，反对叙事冗长涩滞。如称赞《西洋史要》文笔清新，称赞《法兰西今世史》文笔修洁，称赞《东洋女权萌芽小史》译笔瞻雅，称赞《十九世纪外交史》译笔渊懿雅达，称赞《未来世界论》译笔颇功等。批评《东西洋伦理学史》内容芜杂、《吉田松阴》语言繁杂等。历史类书目提要所关注的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修史工作来说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二）评价域外史书的原则和方法

“新学书目”作者在评价域外史书时，经常以“信史”“实录”为原则来衡量外国史著的价值。在评价域外史书的方法上，“新学书目”作者往往态度公允、折中至当，注重考察历史条件对史书优劣的影响。

其一，对域外史书实录问题的评论。传统历史书目编纂特别重视“实录”和“信史”，孔子、司马迁、刘勰、刘知幾和章学诚等优秀史家都从理论层面对“实录”和“信史”进行过讨论，并把撰成“实录”式著作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尽管他们所论“实录”“信史”的内涵各不相同，但他们所倡导的“求真”理念对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代史家继承这一思想并不断发展，在历史类书目提要中，编纂者经常以“实录”“信史”来衡评外国史著的价值。

一是用“粉饰”“失实”“阿谀”等词语来表达对撰史不实现象的不满。顾燮光在评日本坂口楧次郎所著的《成吉思汗少年史》时，指出“于每节后附以案语，援古证今，尚足以资考镜，惟间有粉饰失实处”。“粉饰”一词便能说明此书叙事有失真之处。在评日本绿冈隐士的《清俄关系》时，顾燮光也用“粉饰”表示不满，指出：“惟其言咸丰八年各事，虽详于叙述而多粉饰之词，殆犹有所顾忌欤。”同样，在《新学书目提要》中，沈兆祎也喜欢用“粉饰”批评当时的史学著作，指出它们记事的不实之处。他在评日本幸田有成所著《亚历山大》时，指出“历史学家每叙其功勋于其失德之处均粉饰其词”，称毗陵周维翰的《西史纲目》“于越、缅之失以有关于本朝之体统，概置不录，此二千年来中国史家之陋习，此亦蹈其弊而不之觉，将终无实录、无信史矣”。对于日本史家笹川种郎所著的《岳飞》，沈兆祎认为“是编意主铺张，不求考核，故未免踵讹袭谬”，批评可谓言辞激烈。以上事实均表明，“新学书目”作者对史书中出现的曲笔、讳饰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二是对宗教类内容的批判。域外史书往往会包含很多宗教类的内容，这些内容在“新学书目”作者的眼中，往往与“求真”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凡是史书中包含的与宗教相关的内容，书目作者定会对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例如法国驼懊屡原的《西洋通史前编》，顾燮光认为该书有些内容依据宗教书籍，不足取信，所谓“神代纪多本教书，荒诞不足信”。沈兆祎在评价《西史纲目》时也指出：“今本所载皆出于教门之附会，支离荒诞，甚于中国盘古、三皇龙头蛇身诸语，稗史家乐道其说，著者采引甚多，而各国政治反多有阙略。”认为书中所载宗教附会之说较中国盘古、三皇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引用甚多，反而忽略了应该详细记载的各国政治，于理未安。

其二，评价域外史书的方法。“新学书目”中历史类书目提要在评价域外史书时，有自己独特的评史方法，体现出时代的特点。

一是分辨优劣，实事求是。书目作者品评域外史书，能够秉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指瑕见美，分辨优劣，客观公允，既肯定其价值，又指出其缺陷。徐维则评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其提要云：“书虽甚略，然五洲各国治乱兴衰之故颇能摘抉要领，读西史者姑先从事是书，以知大略。”指出此书虽然简略，但能够抓住各国治乱兴衰之故，提纲挈领，读之可知五洲各国兴衰原因，适宜初学西史者读之，态度客观公正。其评英人艾约瑟《欧洲史略》：“全书以事为纲，不分国隶事，体例似纪事本末，远胜《万国史记》及《通鉴》，每卷后有总结一篇，盖仿中史论赞，颇为醒目，虽译笔未佳，读之可知远西、中古、近今成迹也。”既不过分夸大此书的优点，又不忽视其缺点，令人心服。顾燮光评日本占部百太郎的《近世露西亚》，同样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指出该书“体例甚为完善，叙露之内政或伤于简略，且于他书不无异同，而于外交无一字言及，尤不足餍读者之心”。诸如此类，均体现了书目编纂者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态度。

二是结合现实，知世论书。书目作者在评论史书时，能够结合现实，考察史书优劣。顾燮光评日本高山林次郎的《释迦牟尼传》云：“至按语云中国所传释迦行状多误谬不经，不考著者所据之书贸然言之，崇拜外人之心何其挚耶？”指出该书未能细致考证，在西学东渐大潮中对西人史著往往有盲目崇信之弊端。顾燮光评《近世露西亚》云：“盖俄人政策素尚阴险诡秘，虽以日人善觇人国亦不能得其底蕴，故可畏矣。”俄国作为瓜分中国的列强，其本性非常残酷而狡诈，书目作者在评论史书时对其阴险诡诈的揭露，正是基于晚清社会现实而做出的判断。沈兆祎评上海群谊译社出版的《印度灭亡战史》，指出“能使五千余年之文明，二十余万里之土地，二万万人口之大族，不数十年而尽归欧人之掌握，藉商力以灭人国，固白皙种人之长计，此书所叙亦中国内视之鉴”。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近代时期却很快沦为别人的殖民地，中国与印度同为大国，在近代亦受他国践踏，没有近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现实，作者很难有这样的议论。这是基于中国的现实而做出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反思。结合现实，知世论书，书目作者使晚清历史类书目提要具有了一层不同于其他书目提要的忧患意识。

三是评价人物，折中至当。书目作者在点评相关历史人物时，往往折中至当。在历史类书目提要中，编纂者著录了相当多的外国历史人物传记。在对这些人物进行评价时，批评者不偏激、不苛刻，态度客观公允。美克拉哥所著《恺撒》一书，虽为恺撒传记，然颇能体现当日之世界形势。顾燮光称：“恺撒为罗马首杰，以善战称，然嗜杀成性，卒不得其死，岂非不学无术之为累乎？”恺撒虽为罗马第一杰出人物，且以善战著称，但其嗜杀之本性造成自身的悲剧，顾燮光能客观评判恺撒，实为难能可贵。与顾燮光相比，沈兆祎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更加全面而深刻了。他评日本幸田有成所著《亚历山大》一书，指出：“《万国史纲目》直书曰亚历山王取埃及于法，甚合，独是亚历山大之战功固昭昭在人耳目间，然听妇人之言而焚波都，信谗言而戮忠臣，因醉而杀良将，皆为名誉上之一大污点。”沈兆祎在肯定亚历山大功绩的基础上，也同时列举了他三大污点，毫无隐讳。对于拿破仑的为人，沈兆祎也同样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论，他在评论日本土井晚翠的《拿破仑传》时称：“虽然，拿破仑之心之才诚雄大矣，而其意见则私而不公，其胸襟则狭而不宏，故其用兵也得志则骄，矢志则馁，见莫斯科之塔大呼落我掌中，自困于哥萨克之兵，而五十万之大军所存尚不足四分之一，斯时神气之沮丧如苻坚之败于淝水，草木皆兵焉。”这段话很清楚地指明了拿破仑在用兵以及性格上的缺陷，态度公允。

总之，书目作者由评论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而评论历史人物，态度客观中肯，值得肯定。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处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晚清学人，在评价域外史书时，一方面未完全摆脱中国传统的评史标准，另一方面又有了新的评价史书的方法，反映了晚清史学新旧交替发展时期的一些特点。

 

三　历史类书目提要所蕴含的历史观念和政治诉求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晚清史学在继承传统史学借鉴和资治的社会功能的基础上，有感于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增加了诸多对家国情怀的关注。柳诒徵曾言：“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不但用此以处理一己之事，且可因此以推之各方面。如国与国之关系，种族与种族之关系等等。”梁启超也说：“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学者在撰写“新学书目”时将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体现了新史学积极入世的特点。

（一）书目作者用兴亡史、变法史和民族本位意识来表达强烈的政治诉求

首先，外国兴亡史引起了书目作者的特殊关注。从晚清的国际形势来看，挽救民族危亡是国人最紧迫的任务。反映到史学上，亡国史的编译研究成为当时域外史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据粗略统计，1900年至1911年间出版的亡国史论著（包括杂志所刊）便在50种以上”。由此表明，晚清史家对历史的评述已由对历史本身的思考上升至对国家兴亡的思考。为此，书目作者在撰写新学书目提要时，有意无意地将国家兴亡的诉求掺入其中。顾燮光为日本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撰写提要，指出：“篇中言埃主济度开苏彝士河失计于前，威斯主醉欧风失计于后，负债累累，权落外人，党同伐异，各私其国而埃及亡矣。国债、客卿足亡人国，可畏也夫！”他在此书的评论中将埃及灭亡的情况与中国做对比，“负债累累”“党同伐异”等词语皆可说明，“可畏也夫”将其立足晚清社会悲天悯人的心情表露无遗。沈兆祎为《印度灭亡战史》撰写提要，指出印度灭亡“亦中国内视之鉴”，“彼处印度之东而立国于亚洲大陆者能以印度为鉴戒”，以他国灭亡为警示的目的跃然纸上。总之，晚清学者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在评价外国史书时，特别对东方一些国家的亡国情况做了考察，其担忧中国亡国灭种之心尤为殷切。

其次，书目作者以评论变法史来表达强国诉求。晚清学者对各国变法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日、英、俄、德等国，尤以日本为盛。康有为特别关注日本的变法史，在《日本书目志》中列举了204种关于日本的历史书籍，并在著录的书籍之后附有识语：“吾中国言变法数十年，而每变一法，弊端百出，反而守旧者藉口为攻击之地，而国未尝少收其效。”并指出：“今考日本之史，若《日本文明史》《开化起源史》《大政三迁史》《明治历史》《政史》《太平记》《近世史略》《近世太平记》《三十年史》，皆变政之迹存焉。”由此我们知道，康有为把日本的富强归功于变法运动，并极力赞同和支持中国效仿日本，进行变法改革。除康有为外，徐维则也对日本变法进行了思考，他在日本东京博文馆编辑的《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的提要中说：“得是书可以研究三十年维新之进步、泰东变法得失之林、亚洲政界先路之导，洵杰作也。”顾燮光对日本变法也有深刻认识，他在评价日本阿东处士、田岛象二的《明治中兴云台图录》时，对日本变法图强且走上富强之路赞赏至极，指出：“日本明治变法二十年，名震全球，为亚洲雄国，虽由睦仁之力排众议以求维新，然其得人之盛有足称者。”并进一步得出“读此书者知变法自强之际非一手一足所可奏效，则所以广学校、开民智者可不亟亟图之哉”的结论。另外，沈兆祎和顾燮光还从评价变法史著引发对变法改革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变法的具体主张，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沈兆祎认为变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需要依靠政府以及国民的支持，因此并非易事。他在评价嘉定秦蘅江编辑的《东洋分国史》时明确指出：“夫政体之改革为事之所最难，法之三次革命、英之革命、美之革命大抵数十年、数百年而其事始成，其愿始偿，明治之维新若是易易者，非出于政府数人之力，全恃国民运动而成。”而顾燮光对变法的看法集中在对他国变法的借鉴和完善上。法赛那布所著《欧洲列国变法史》引起顾燮光的关注，他指出：“欧洲各国之变法也，成于十九周以后，远因近果各有不同，英之变法也以和平，法之变法也以扰乱，若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各国，皆以外侮日迫而不能不变者，盖所处之势不同，故调剂维持之道遂异，其足为我借鉴者一也。”其中所讲“外侮日迫”与晚清中国状况近似，“为我借鉴”则明确道出了作者的心声。书目作者对各国变法史的研究和看法，严格来说，普遍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中国变法并走上自强之路的政治诉求。戊戌变法失败后，面对顽固派的镇压，先进学者并未退缩，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对变法不断进行反思，其深厚的家国情怀令人感动。

最后，书目作者提倡民族本位意识以呼吁民族觉醒。18世纪后期以来，欧洲中心论开始抬头。反映到史学上，外国学者在撰写世界史、万国史时往往忽视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梁启超曾痛心地指出：“日本人所谓世界史、万国史者，实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觉世界为彼等所专有者然。”“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叙乃至谓东方民族，无可以厕人于世界史中之价值。此在日本或犹可言，若吾中国，则安能忍此也。近年以来，知其谬者渐多。”外国史家撰写世界史的自尊自大，已经引起梁启超的强烈不满。顾燮光也对外国史家所著世界史忽视中国历史的现象做出了批评。他在评论作新社译的《万国历史》时指出“惟所述诸事不及亚细亚诸邦，于命名‘万国’未免不顺”。沈兆祎对日本松平康国原所著《世界近世史》中详西略中的弊端也进行了批评，“论全书之体段，于部分之得宜不无缺憾，然其于封建而君主、由君主而共和，列国大事叙述纂详，但于欧西虽详而于中国甚略，中国之专制于历史颇为特色”，“盖自周以至汉初为专制未盛之时，自汉景、武以后至清初为专制犹有憾之时，自康熙平三藩以后为专制之术极巧、极工之时，特叙三藩者，慨中国专制之进步有百世而不易者”。沈兆祎所论专制主义特性，我们可以不必赞成，但他的本意是在说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以及丰富的典章制度，必须被写入世界历史，其背后蕴藏的深厚的民族意识不言自明。对于一味崇尚外国，不知本朝掌故，以至于数典忘祖的现象，书目作者在提要中也多次进行批评，指出“隐名而模仿外人，真无爱国思想矣”。通过评史书将民族自强与爱国结合起来的做法，与晚清历史潮流相呼应。

（二）书目作者用进化论观念表达救国心态

在历史类书目提要中，书目作者多批评旧史，倡导新史。其根本原因是传统史学已经不能满足晚清社会救国的需要。沈兆祎是书目作者中信奉进化论的代表之一，他所撰写的《新学书目提要》与其他书目提要不同，其提要常有超过千字的评点，思想性极强。沈兆祎对旧史学持批判态度，在《新学书目提要》“历史类”小序中，首先就亮明了观点：“历史一门最切近于今日学界，亦莫难于今日学界。旧日乙部充栋盈车，乃者世变相扔，兼以智识日吁，前人窳例、历代破书，语其为体既不足言囊括之功，论其立言亦无当于一映之用，东邻产猫之喻，一姓家谱之讥，取而代之，改弦而更张之，固时哲之用心，亦当世之先急矣。”很显然，沈兆祎将旧史学称为“前人窳例”“历代破书”，所记不过是“东邻产猫”“一姓家谱”而已，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他明确提出了改变旧史学、提倡新史学应为当务之急的主张。在小序中，他还表明了自己对进化论的理解：“天演留良之论，非虚委之自生自灭而已，必欲摧陷廓清，亦岂宏奖之意？”认为进化论并非事物的自生自灭，而是要打破常规、顺应时势。沈兆神这种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的主张在书目提要中亦多有体现。如他评论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泰西通史》时说：“夫史者非徒为陈人塑绘其面目而已，一群一族之渐长、一文一野之递嬗，始必有其所由来，后必有其所终极，研究史学唯此焉赖。”由对旧史的批判进而转变为对进化论的思考。除对旧史学予以批评外，在沈兆祎所撰写的书目提要中，“公理”“公例”等词语亦屡见不鲜。如在评论桃源戴彬编译的《亚美利加洲通史》时，沈兆祎说：“政党之竞争亦立宪国无形之天演，然合众国之设银行必垄断通国财政，大有损于社会之利益，驾革孙之排之距之，公例也。”在评价雨谷羔太郎、坂田厚允所著《世界史要》时说：“甚矣文化之消长与国势之强弱互为因果，世界虽变迁而皆不能出乎公例之外。”由此可见，彰扬新史学、倡导进化论已成为晚清学者的一项使命。

注重探究历史因果，也是历史类书目提要的主旨之一。“接受进化论者多注重探究历史的因果”，这里所讲的历史因果，就是承认历史发展存在规律，并且承认这种规律是可以探求的。顾燮光在评论日本涩江保所著《波兰灭亡史》时有这样一段论述：“推论波兰灭亡之三原因，一国王公选之弊，二外国干涉之祸，三人民不得与政治之故，言之极详，堪为殷鉴。惟推其受福之深，则在教徒之互相侵虐，俄人乃乘瑕肆其要挟，教之足亡人国，可不惧哉。”顾燮光指出，国王公选之弊端、外国干涉、平民百姓脱离政治、教徒互相侵虐四个方面是波兰灭亡的主要原因，而以上四个原因相互联系，对晚清君臣处置国家事务，能够起到极大的借鉴作用。沈兆神对历史因果的探究，在书目提要中也有体现。如他评论《亚美利加洲通史》时，对奴隶问题有这样一段评语：“至于奴隶之问题，南北之战争势弗能缓，一千七百九十年奴隶之数已有六十九万七千六百九十六人，一千八百年复增二十余万，盖当是时民力尽、民财穷，皆思为奴隶以偷生，国家多一奴隶少一国民，七年之苦战，保国民也，然则宪法之立、奴例之去，势在必然。”沈氏讲明了奴隶数量的增长、奴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奴隶制度的废除三大问题，“势在必然”则是所给出的以上三大问题的答案。在其他书目提要中，像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由此可以证明，探求历史因果是新学书目作者孜孜以求的新史学主张。

笔者认为，传统史家在看待国家治乱兴衰、兴亡更替之道时，往往从君主和臣子的个人行为中寻找原因，忽视了对历史因果、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而晚清学者在探讨国家盛衰之理时，一改传统史家的思维模式，多注重从政治和军事、本国内部的政权结构和本国与外国关系等因素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注重探讨历史因果的史学主张，是西方进化论观念对晚清学者思想影响的集中表现。总的来看，西方进化理论之所以受到晚清士人的推崇，根本原因在于其诠释历史的方式正好迎合了深处危机的中国人寻求出路、救国图强的急切心态。这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观念可以成为受压迫民族激励本国人民实现独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武器。晚清学者对西方历史进化观念的利用和传播，在晚清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催人奋进的作用。

（三）书目作者试图用“英雄精神”来激励国人

1904年，《中国白话报》曾为《英雄主义》刊登广告，认为：“中国今日情势之危迫，社会之腐败已臻极点，非有真英雄出而鼓荡之、改造之，几何能自立于竞争最激烈之场耶。”这则广告表明，晚清社会已把英雄人物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希冀通过英雄人物来改变晚清的社会状况。历史类书目所著录的历史人物传记数量不少。如《日本书目志》著录传记类史书127种，《增版东西学书录》著录传记类史书26种，《译书经眼录》著录传记类史书24种，《新学书目提要》著录传记类史书14种。传记所记载的皆是中外英雄人物，他们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改变均产生过重要影响。

顾燮光为日本松村介石所著《林肯传》撰写提要，明确指出：“本书以勉励青年立志为宗旨，故述林肯历史以征豪杰英雄可学而成，不必以艰难困苦而自阻也。”这种观点显然与《中外日报》为《泰西豪杰言行录》所刊广告的主题一致，即勉励中国少年以林肯为榜样，立志报国。沈兆祎在评论日本文学士幸田有成所著《亚历山大》一书时，称亚历山大“以十三年之治世间，其躬历战阵灭国者三，并地数万里，奇伟之战绩，亚历山大实开其端”。沈氏还称成吉思汗为“中国罕见之君主”，称岳飞为“中国第一大伟人”，充分肯定英雄人物的雄才伟略和英勇善战。徐维则虽然对英雄人物的评述较少，但对伟人的功绩并不曾忽视，他在评述日本桥本海关译述的《开辟美洲阁龙航海家独列几合传》时，称阁龙（哥伦布）和独列几（麦哲伦）二人为“古今罕有之奇人”；在评述广学会译述的《威廉振兴荷兰纪略》时，称威廉“雄才大略，功业巍巍”。

书目作者所评述的中外英雄人物，或反对民族压迫，或反抗外族入侵，或开疆拓土，都为维护本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不惜牺牲自我，其精神不禁使晚清学者为之动容。书目作者不惜笔墨对这些传记中的历史人物进行评点并大加赞赏，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困苦境地，人们渴望能有英雄出世，挽救国家与民众于水火。其英雄史观，在身处危难的晚清中国，发乎情，合乎理。

 

四　结语

晚清“新学书目”的编纂出现高潮，原因众多，最主要的动因就是外族入侵、清廷腐败、国家动荡、西学输入，这些社会与学术的变动深深刺激了深具家国情怀的晚清知识分子。由此，晚清学者开始通过撰写目录学著作的方式，向国人介绍西方书籍，倡导新学，以应对时局之变。

在晚清新史学潮流之下，这些新学书目中的历史类书目引人注目，尤其是介绍和评价西方史著的书目提要，包含了作者丰富的史学思想，是近代新旧史学转型过程中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全面认识晚清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书目作者试图用新史学的眼光重新思考中国历史和史学，但又往往摆脱不了传统的评史标准，经常以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评判域外史书。这一方面反映了书目作者深受传统经史之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反映了新史学发展初期新旧史学思潮纠葛的特点。书目作者除了运用传统的评史标准评判域外史书外，还运用传统史学的资治功能，并充分吸收西方进化论观念，将史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使得中国传统史学的经世观念融入新史学思潮，促成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化。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1年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