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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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发布时间：201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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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忠
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0年卷
摘 要：中国史学在先秦产生和初步发展，到两汉时期完成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这是曲折迂回的过程。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创举和“成一家之言”的宗旨，是一种让史学发展离开先秦史学路径的个性精神。但班固的史学已经试图扳回司马迁的史学趋向，而东汉官方纂修《东观汉记》、荀悦撰史实践及史学理论，最终完成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及形成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确立了以史为鉴、以史惩劝等经世宗旨，保持了记史求真的基本理念。使整个中国古代的史学在经世功用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中、在官、私史学的互动、互补也时有冲突中发展。
关键词：传统史学基础 个性精神 官方史学 《东观汉记》
中国古代的史学在先秦时期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之后，遭受秦朝极端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陷入十分衰微的状态。西汉建立之后，史学活动渐渐恢复，发展历程经过了大的迂回，完成了方法的更新、创建，以及史学宗旨、史学理念上曲折地复归，到东汉时期实现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两汉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决定了中国古代史学整体的基本特色和基本途径。
一、秦前史学的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是中国上古社会中原生的文化形态，即并非得自外来的文化影响，其产生过程渊源悠久、发展漫长，较直接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的“殷鉴”观念。周武王时起兵征伐商纣，经著名的“牧野之战”占领殷商的统治地区，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震荡。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民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①]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
“殷鉴”这种历史意识，必然导致对历史遗留文献的重视，同时也会注意保存本政权的官方文书。《周书》、《尚书》之中不少历史文献，就是由于周初具备“殷鉴”的历史意识，才自觉地保存下来而且经过了整理编辑，其中包括整编了殷商时代的留存下来的官方文书。据郭沫若等学者研究，《周书》之《牧誓》、《世俘》、《克殷》等多篇可定为周初之作。又据张西堂《尚书引论》的考订，《尚书》中《盘庚》即为殷商遗留文件，西周初年进行了整编。而《尚书》的《康诰》、《酒诰》、《梓材》、《洛诰》等篇，多数学者认为是西周时期的成文。虽现存文本不免带有春秋、战国时期被掺入、窜乱的个别文句，但可信度不能予以否定。这些历史文献能够保存、流传，有赖于历史意识的强化与朦胧史学意识的产生。
周初的“殷鉴”是一种历史意识，由这种历史意识导致对官方所存档案文献的整编，是初步具有朦胧的史学意识，而自觉地系统记录历史的史学意识，在中国上古又经历了很长的时段。中国在什么时间开始自觉地、系统地记录史事？没有直接的历史记载，只能依据零星史料加以推论。白寿彝先生提出：
《墨子·明鬼》为证成己说，列举各书。于宗周晚年以后之事，引周、齐、宋、燕之春秋，而以所引宣王杀杜伯一事为最早。在此之前，不是引某国春秋，而是引《商书》和《大雅》、《国语》。记周事，以穆王征犬戎一事为最早，然记事同时又记年者却始于宣王。这两事似可提供一些迹象，说明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②]
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周宣王时期，是在经历了“国人暴动”、周厉王奔逃与“共和行政”特殊时期之后，西周政权渡过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宣王力图重振国运，对内实行一系列整顿措施，对周边外族进行了多次征战，取得相当大的业绩，也遭受一些挫折，历史上将之称为“宣王中兴”。从“国人暴动”到“宣王中兴”，西周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事件竟然连续发生，具备了可激发出系统性记载史事的社会条件，以编年方式连续记载史事的做法是极其可能出现的。
开始用编年体方式记录历史，标志中国上古时代从朦胧史学意识向自觉史学意识的跨越，即真正开始有目的、有系统地记载自身的经历以留存后世，应当视为史学活动在中国得以巩固的标志。有意识地按时间顺序记载史事，不论内容怎样简单，在史学史上都比口头讲述往事、比保存公文文书的行为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官方的记史制度亦当由此而形成。自觉地、系统、连续地记述历史，进而制度化，史学意识便得到了全社会性的承认和确立。
官方记史制度在春秋时期迅速发展，周王朝与诸侯国皆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史事，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史官，形成各国官方记录的史册，这些史册多以“春秋”为名，也有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别名。一些史学上的基本原则，也陆续提了出来。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官名称与王室类似，如鲁、齐、晋、郑、卫皆有大史，鲁又有外史、齐有南史、晋与楚有左史等等，[③]史官具有多方面的行政职能，而其中包括了记述本国史事和君主言行这一史学机制。齐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④]“无国不记”，显示了自觉记录史事已经在诸侯国普遍化，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公元前753）“初有史以纪事”，[⑤]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并且用于辅助政治，所谓“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⑥]。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⑦]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君举必书”表现出自觉记史意识与如实记载史事的理念，这是史学能够形成的基础，讲究“书法”，则显现了官方记史的制度化。而从曹刿的语气上看，这已经实行许久、得到了普遍的社会公认。“书法不隐”的“良史”价值观，与史学“耸善而抑恶”的理念，成为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总之，至春秋时期，各主要诸侯国都建立了史官记史的制度，这项与西方相比独具特色的官方记史体制，在战国时期也一直因袭，中国史学首先产生与确立于官方。
时至战国，社会文化发生巨变，诸子各立学派，百家争鸣兴起，推动私家撰著意识的逐步强化，各类私家著述接踵而出，这是春秋时期没有的景象。在这种背景下，私家纂修史书的活动也勃然兴起，《左传》、《国语》等书已经是史学层次上高于各国官方的历史记载，而达到了历史著述的水平。这就是说：战国时期的某些私家史著的特例，已经呈现出超越官方的趋势，但在史学观念上，仍与官方保持着一致。
秦并六国，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但掌握最高专制权力的秦始皇，并没有做好思想文化方面的理论建设，反而采取了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极端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⑧]是对先秦传统史学的一大摧残。然而，先秦时期积淀的史学意识与历史文献，仍在民间顽强地存续，即如充满评论和总结历史的《吕氏春秋》，也没有因为主编者吕不韦遭受政治打击而失传，正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言：“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在秦代，史学意识乃处于不绝如缕的状态，其恢复和发展终将难以遏止。
总之，截至到秦朝，中国传统史学已经积累了可观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撰述，官方具备制度化的记录历史的史学机制，重视史学鉴戒、教化、资治功用，以及记史求真的理念，被普遍地认同，影响广泛而深入，是史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但秦代的史学衰退，表明传统史学还未奠定其牢固的社会基础，这有待于汉代才得以实现。
二、从司马迁到班固的史学发展
西汉建立之后，逐步地走上恢复学术文化的途径。汉高祖时陆贾撰《新语》和《楚汉春秋》，是恢复传统史学的良好开端。在西汉国力的增强、思想界的嬗变、文化发展以及《尚书》、《春秋》等典籍的研习和传播的背景下，史学在汉武帝时期异军突起，伟大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横空出世。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述的时间范围自上古直至司马迁生活的当代，地域范围则囊括所有当时能够了解的地区、国度，而不限于汉朝统治的区域。《史记》内容的丰富，也达到了以往史籍无可比拟的程度。作为一部古代的通史，记载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是理所当然的。但《史记》在重点记述政治内容的同时，给与经济和文化内容以充分的重视，还注意记载社会上各个阶层代表人物的事迹，展示出全景式的社会生活面貌，则是前所未有。史学史上完整意义的通史，应当达到三方面的标准：第一是时间上“通”，从可以认知的上古直至当代；第二是地域上“通”，即记述所有可知地区的历史；第三是内容上“通”，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种历史人物等各方面的内容。[⑨]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完全满足了上述条件，此后各个朝代虽也出现过通史著述，但真正达到《史记》这样三方面皆“通”的水平，则极其罕见。司马迁创立的史书纪传体，具备可能容纳多种多样人物和内容的优点，具备根据史实的需要调整结构、增设专项内容的机动性能，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伟大的、独特的创造。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史学界已经有过很多论述，而大多皆围绕其“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自述，予以解释而发挥。但他撰著《史记》最核心的宗旨是哪一点？这是不能不明确考察评析的问题。笔者认为“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的撰史宗旨，“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都是为 “成家”、“立言”的服务的，即以究天人与通古今的探研最终写出“成一家之言”史学著述。
早在司马谈临逝世而嘱令司马迁撰史之际，目的就包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⑩]。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道明：他受宫刑而“所以隐忍茍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表示了《史记》撰著意图与司马迁的人生目标。
本来其父司马谈嘱令撰史，含有记载汉朝大一统功德以及“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事迹的意旨，司马迁在与壶遂的对话中，也表达了“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徳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11]的责任感，这其实是要以撰史来歌颂汉朝。然而司马迁受刑之后，态度已经改变，在《报任安书》中不仅绝口不提撰史的任何政治意图、社会责任，而且针对任安关于为朝廷“推贤进士”的提议，予以拒绝：“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依照这里显露的心态，可知司马迁撰写《史记》早已只剩下留名后世的“私指”，就是“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12]
《史记》以其内容的宏博、体裁的首创、文笔的生动，显现极大的魅力，尽管自汉代至于后世王朝，出现过颇多的訾议和指摘，但都不能不承认《史记》的重要史学地位，注释、讲评、研讨者历代不绝，影响上至庙堂、下及民间，誉满中国、播及海外。毫无疑问，司马迁撰著《史记》，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史记》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力的方向是否与古代传统史学的总方向完全一致？回答是否定的，如果做一形象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实际是将“殷鉴”观念为根基的史学意识拉向一旁，离开原来的轨道，另辟一条发展路线。其特点是并不理会先秦以来以史辅政、以史教化、惩恶劝善等等社会功用，决无为当前政治提供鉴戒的意旨，总的宗旨如上文所论述：是实现“成一家之言”的目标，因此独立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褒贬人物、评论史事，乃显示个人的见识与文采。撰史在司马迁心中，最终是自我的、个性的事业。
认为司马迁撰史为提供鉴戒的学者，仅仅依据这样一条文字：“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13]这里所谓“自镜”，不过是对照“古之道”把自己的行为看个明白而已，紧接着的“未必尽同”、“各殊礼而异务”，道出的乃是可以不从历史中提取经验、教训，重要的只是现实事务上获得“成功”而已。这与“以史为鉴”的理念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中国的古代史学起源于官方，从引史以为“殷鉴”到推衍一系列的社会功能，实际是附属于政治，甚至附属于政权。而远在古希腊、罗马的史学，虽然也时或标榜撰史的社会功用，但史学主流是一种自我的、个性精神的社会文化。因此，司马迁的这种撰史宗旨，是因个人遭际激发出矫枉过正的个性觉醒，呈现了摆脱政治附庸地位的独立要求。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古代史学将会步入类似西方古代史学的发展途径。但是，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集权政治的环境，不可能让《史记》的撰著宗旨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古代史学不过历经了一个迂回，最终仍然返还到传统价值观导引的方向。
《史记》著成之后，如《太史公自序》所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仅极少人得知其事。至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自此才流行于世，但已略有缺失，据说是“十篇缺，有录无书”[14]。从汉元帝时期起，有褚少孙（即今见《史记》中题名“褚先生”者）着手修补《史记》之残缺，虽文笔、见识远不及司马迁，但补足一百三十卷规模，亦有值得肯定的劳绩。此后，冯商、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等等十几位学者争相接续撰写，间或发表评论，可见《史记》已成为有心治史者追随的样板、关注的热点，但历史观点皆不与司马迁一致。东汉初年，班彪对《史记》的续写成绩最为显著，而他对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攻击也最为激烈，甚至刻薄地认为司马迁“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15]。这说明司马迁突出个性精神、不与官方史学理念一途的撰史思想，在私家学者中也难以得到赞同。
班彪之子班固承袭其父的治学业绩，但在撰史举措上予以重大改变，即截断纪传体通史的续写体系，记述主体以西汉政权自为首尾，编纂《汉书》，创立了纪传体的断代史。他在《汉书·叙传下》申明其著述宗旨说：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于髙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这段文字，首先指出必有史籍，才能将圣王的功德传扬于后世。继而批评司马迁私作本纪，将汉朝帝业“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有“不敬”之嫌。于是他决定采用纪、表、志、传四部分组成的纪传体体例，撰写一部起于汉高祖的断代史《汉书》。不仅批评了司马迁《史记》，而且否定了从褚少孙、冯商 、刘向、扬雄直至其父班彪续写《史记》的做法。班固将“尊汉”政治意识，自觉地运用于撰史形式的改作，表现出对史籍之形式、内容、政治义理相互配合关系的深刻理解。
出于“尊汉”的准则，班固的思想于东汉朝廷保持了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东汉初年，统治者为巩固政权，采取“神道设教”方针，为日益弥漫的天人感应、符命谶纬、五德运命等迷信观念推波助澜。班固一因个人的天命论历史观，二因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三因承袭其父的思想，使《汉书》随时随事显露天人相应、五德相生和天命观的色彩。班固承袭其父班彪的观点，认为《史记》 “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16]。通过批评司马迁，表明他所撰之史，要尊崇儒学经典，恪守汉代推重的儒学思想体系，在评价历史人物商采取与官方一致的价值尺度，贯彻班彪的“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17]的观念。总之，班固不但将《史记》的纪传体通史形式改造为断代史，而且取消司马迁的个性精神，重新使撰史成为政权的附庸，使史学思想附隶于官方的思想体系。
但是在班固的史学思想中，具备可贵的述史求真、如实记载的原则，这种理念从他赞扬《史记》“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中可以体会。《汉书》记载大量真实可信的历史事实，除笼统地或个别地宣扬天命论和天人感应之外，并不存在故意编造具体史事的问题。《汉书》虽以尊汉为宗旨，但对西汉皇帝不乏揭露与批评，如对于倍受称颂的汉文帝，《汉书》记述了文帝嬖爱男宠邓通，每每赏赐鉅万，后竟然赐以铜山，允其自行铸钱。虽然此事《史记·佞幸列传》已有记载，而《汉书》照录，不加隐瞒。不仅如此，《汉书·佞幸传》还续写了大量史实，特别是汉哀帝宠幸董贤，任以高官，权势显赫，甚至有“禅让”之意，比邓通之事有过之无不及，充分暴露政治的腐败。班固的尊汉宗旨，是其史学功用理念的体现，这与如实记史的原则构成对立统一的矛盾，表现于《汉书》之中，呈现了史学思想的复杂性。但是史家只要遵守求真、实录的史学底线，在撰史中就可能冲破其它思想认识的局限，往往也可以撰成很有价值的史书。
《汉书》创始了纪传体断代史这一修史方式，既保留了纪传体可以容纳丰富历史内容的优点，也具有了首尾比较明确，便于纂修成书，便于总结一代兴亡之迹的特点，特别适用于政权屡屡更迭的中国古代。《汉书》在史书纪传体的发展上，向规范化的方向跨越了一大步，这是对古代史学的一个贡献。与《史记》相比，《汉书》取消了“世家”，只留纪、表、志、传四体。揆之《史记》的“世家”，采入的标准颇为庞杂，如果它反映春秋诸侯国与战国“七雄”尚属必要，在汉代之后则已事过境迁。《汉书》将之摒弃，同归于“传”，乃是体例的有益简化。其余纪、表、志、传也都在内容上、排序上比《史记》齐整。体例的规范化，在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其利远大于弊。《汉书》提供了一部纂修断代全史的成功样板，对古代史学的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班固一举结束止于其父的续写《史记》的做法，是汉代史学发展方向的一大转折。假若史家总是接续《史记》的时间下限撰写，那么中国古代史学会形成一个司马迁为第一人的史书编纂系统，这个系统将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尊王”、“鉴戒”、“经世”等史学观念都会淡化。这当然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不能容许的，但在东汉早期就由私修史将之打断，不能不说是班固其人的特殊作用。司马迁将要把史学引上史家个性发展的路线，而班固的《汉书》，则又成为将之扳回到先秦传统轨道的关键一步，此后官方以及御用学者的修史，巩固了古代史学发展的传统方向。
三、官修《东观汉记》的史学意义
东汉自汉明帝时起，官方组织了本朝纪传体国史《汉记》的纂修。自汉章帝之后，皇家典藏图书、文献之处移于“东观”，修史亦在此处，故后来被称为《东观汉记》。《东观汉记》久佚，但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意义甚大。
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汉明帝阅其史稿而大为欣赏，起用为官。《后汉书·班彪附班固传》载：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旣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雎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
这段记载表明：第一，班固被任为官，随即进行了“世祖本纪”的纂修，撰成之后，班固又撰写列传、载记28篇，这就是《东观汉记》纂修的开始。最早作出较多贡献者，乃是班固。第二，汉明帝时，此书就有新设的“载记”名目，说明在体例上已然有所规划。第三，纂修《汉记》，应是汉明帝的意旨，起因是已经感受到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对西汉有所贬损，而阅读了班固撰述《汉书》史稿，得到启示，决心开创本朝断代纪传体国史的纂修。
《东观汉记》的纂修几经起伏，至汉灵帝时已经粗具轮廓，史稿达到143卷以上的规模[18]，包含纪、表、志、传、载记五种体裁，内容丰富、结构完备，但全书未经过通彻的统筹修订。此书直接利用公文、档案、原始记录，虽可能有所隐讳，但必然记载大量重要的史实，因而具备可贵的史料价值，三国两晋时期撰述关于东汉历史的史籍，如华峤《后汉书》等，多直接或间接取材于此书。
但《东观汉记》纂修的重要性，不在于该书的著述水平和史料价值，而在于这种纂修活动的本身。中国上古史学起源于官方，但在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而私家学术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下，私家修史已经跃居官方之上，惟史学理念尚未脱开官方的路向。待司马迁《史记》横空出世，华光万丈的成就使官方仅仅记录史事的作为黯然无色，而且在史学宗旨、史学理念方面也试图背离官方认可的传统思想。虽然有不少时人批评司马迁的思想，有班固修纂中的《汉书》可抵挡《史记》的个性史学路线，但以汉明帝为代表的统治者不让官方在修史上无所作为，得到班固撰写断代纪传史的启示之后，迅速进行了本朝（东汉）纪传史的纂修。这一开拓性的修史措施，使古代官方不仅记录历史，而且开始与私家一样撰写成品著作性的史书，特别是利益攸关的本朝史。这在古代中国史学发展中有巨大影响和重要意义：
第一，在中国官方史学的发展中，记史与修史大有区别，记史是当时记录下来，作为一种资料保存起来，修史要修成一个成品的历史著作，使之得以传世。《东观汉记》的编纂，是官方纂修本朝国史的首次尝试，而且取得显著的成就，成书一百多卷，流传至于唐代，此后才多所佚失。曾经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具有很大的影响。《东观汉记》的结构，由纪、表、志、列传、载记组成，明显参照《史记》、《汉书》而有新的变通。从此官方不再仅仅记录史事，而开始了纂修成品史著的活动，并且逐步组织化、制度化，不听任私家独占修纂传世史书的文化阵地。尤其是本朝之史，更表现出越来越限制私家而由官方主导和垄断的趋势。
第二，中国古代朝廷不仅记史，而且修史（指纂修传世的成品史著），极大地扩大了官方史学的传播和影响，对于周边民族政权以及外国政权具有特别的文化魅力，促成其学习和模仿。
第三，正式形成官方与私家两种修史主体、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史学发展轨道的局面。而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备官方与私家这两条相互联系、互补互益又互相矛盾的双轨，是中国史学最重要的特征，是中国古代史学得以繁荣兴旺的重要原因。
四、荀悦与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东汉经黄巾军起事，天下分崩离析，战乱不止。建安年间，汉献帝依附于曹操，形同傀儡，东汉国祚已名存实亡。但史学的发展却未停止步伐，而是沿着以往开拓的路线继续前进，出现了重要的史家荀悦及其撰写的《汉纪》，从而完成了两汉时期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一）荀悦及其撰著的《汉纪》
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州人（今河南许昌），出身于东汉世家大族。他自少好学，十二岁即能讲说《春秋》。汉灵帝时隐居，汉献帝时辟为曹操幕僚，后陆续升任秘书监侍中，实际只是汉献帝身边的侍从文官而已。荀悦很有政治抱负，但处于当时形势，“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论述自己的见解。建安三年（198），汉献帝“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19]，《汉纪序》[20]记述其事更详：“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抄撰《汉书》略举其要，假以不直，尚书给纸笔虎贲给书吏。悦于是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这就是撰著《汉纪》的缘起。
《汉纪》三十卷，取材于班固《汉书》，并且依据《汉书》的帝纪为线索，择取西汉的国家大政、政治要事，以编年体方式予以编纂，起自汉高祖，止于汉平帝之后的王莽篡位。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皇朝编年体断代史。这是继班固创设纪传体断代史之后，又一史书编纂形式的创新，对后来史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蓬勃发展，断代的编年史与纪传史竞相涌现，同样繁荣，此有得于荀悦撰著《汉纪》的成功示范。故刘知几论述说：“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各有其美，并行于世。”[21]当然，说史书的撰著皆为“班、荀二体”而“不出二途”，是不全面的，但就唐代之前史学发展的主流而言，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类断代史书，确实成为最重要、最核心的撰著方式。且编年体史籍更比纪传体易于成书，便于尽快地记述一代政权的兴亡事迹，则是荀悦《汉纪》对于史学之始料未及的贡献。
荀悦虽然没有在《汉纪》卷首但撰一篇“凡例”，但今传《汉纪序》则申明了著述造纸以及所记载的主要内容：
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存焉尔，故君子可观之矣”[22]。
这些论断表明荀悦对于史书应当具备的内容，有着明晰、系统的认识，他以简洁精炼的语句表达于著述，已然在编年体断代史的编纂学上奠定了相当完备的基础。
（二）荀悦的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
荀悦的历史观念与他对西汉政治得失的评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汉纪》的记述中间，随机以“荀悦曰”为标示发表了许多历史议论，表明其政治见解，在政论著述《申鉴》中，也有大量历史事例的引证，基本承袭了先秦以来政论与史论结合的传统。荀悦的政论与史论，兼具宏观概括和具体评析，词语通畅，后人评之曰“论辩多美”。
荀悦试图宏观地探讨历史变动的原因，也首先是从天人关系上思考，他认为“夫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故圣人则天，贤者法地，考之天道，参之典经，然后轨于正矣。”[23]但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结果不同，则对天人感应之说予以相信，他引证历史上的灾异与史事，认为世事的成败、吉凶，“灾祥之应，无所谬矣……猶天回日转，大运推移，虽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24]。但荀悦作为历史学家，对人事予以充分的重视，认为统治者应当整顿纲纪，立政建制，以积极的态度处理国务，谁也不能委于天命而推却责任。为了解决天命于人事间的矛盾关系，荀悦主张“天人三势”之说，即“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凡此三势，物无不然……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大约“自然而成”、“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可以归之天数、天命，但人们还可以在“待人事而成”、“有失人事不成”两种事物上努力作为。不过“凡三势之数深不可识，故君子尽心力焉以任天命”[25]，即在任何事物上都应当积极作为。
荀悦主张严格地执行儒学经典所规定的礼制，主张恪守儒学专制思想体系为指导的纲纪、制度，《汉纪》的史论在居丧及男尊女卑等问题上，都尖锐地批评了西汉朝廷的违礼行为。他对汉帝行为的批评、对汉朝制度的指摘，时时现于笔端，但批评的出发点乃是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种政治历史观可以从他对“游侠”等人物的评论中略见一般。荀悦说：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26]
司马迁《史记》有《游侠列传》，专记述行侠仗义之人，而多加表彰。班固《汉书》仍立《游侠传》，但将一些豪强暴徒混入，毁坏了司马迁的标准，但未对游侠肆意诋毁。而荀悦则一律归入“奸民”之列，视若仇敌，其皇权专制主义立场和思想极其明显。
荀悦的史学理念与其政治观点、历史观念相联系，必然以维护官方统治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从而发展了传统的史学思想，将其推进到理论化的阶段。
荀悦具有强烈的以史为鉴观念，《汉纪》的编纂宗旨就是“爰著典籍，以立旧勋，综往昭来，永监后昆”。[27]但这还不是他的史学理念的核心，理论性地论定撰史的规范和史学的总功能，才是荀悦关注的要点。对于撰史的内容规范，荀悦论道：“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认为有此五项，就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28]。“达道义”是指史籍要通达儒学思想体系倡导的根本原则，“彰法式”是要史籍彰明国家纲纪与符合纲纪的制度，这当然也包括批评不合纲纪的鄙陋政体，但主要还是突出记述正面的内容。“通古今”是要讲明社会历史演进的源流。“著功勋”、“表贤能”是指对国家有功勋、品德高、能力强的人物应当记载和表彰。
此“五志”单看每一项，都具有历史记载的合理性，而总括起来可以发现，它排斥了司马迁乃至班固撰史的许多丰富内容，例如历史人物方面，所谓著功勋和表贤能都是表彰皇朝统治的得力维护者而已。《申鉴·时事》说：“史官使掌典其事，不书诡常，为善恶则书，言行足以为法式则书，立功事则书。兵戎动众则书，四夷朝献则书，皇后、贵人、太子拜立则书，公主、大臣拜免则书，福淫、祸乱则书，祥瑞、灾异则书。”所言记载的事项大致符合“五志”的原则，而且朝廷大量琐碎事务以及祥瑞、灾异都在“则书”之内，那么“不书诡常”究竟是指哪些内容？荀悦没有解释，看来应当是根本上不利于或无关于朝廷政治统治的历史现象，他所提倡的历史记载范围是十分狭窄的。“五志”中的四项既然皆为官方政治范围内的狭窄内容，那么语意含糊的“通古今”，也不过是政治成败的古今演进而已。荀悦“立典有五志”的史学理论，高度概括和凝练了最适于皇朝政治需要的历史记载内容，反映了更加把史学推向政治的附庸地位的一种倾向。
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荀悦有十分经典的论述：“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29]在谈到自撰《汉纪》时，自称“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30]。
这里的论断，除先秦以来早已有过的论说之外，值得注意的新的阐发是：其一，史学具有“以嗣赏罚，以辅法教”的作用，即人员在得到朝廷的赏赐或处罚之后，还有史籍随后记上一笔，这样，历史记载就成为接续朝廷赏罚的道义性“赏罚”，有辅助“法教”的效用。这个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其二，历史记载的史学机制，可使人“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这揭示了史学、史籍所具备的对人生价值的终极性判定，将史学的功能推拓为无限的时间延续，而不止于现实社会的鉴戒作用。这个论述达到高度抽象的理论性层次。但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这种表述，不仅彻底抛弃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个性精神，也淡化了史学在如实记载史事基础上的相对独立地位与学术性能。这是站在朝廷立场上，将史学予以“理想化”的理论，得到历代统治者的赞扬但却难以完全实行。
（三）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基础的奠定
从西汉至东汉整个史学的发展，取得史学史上显著的成就，但这些成就的总和，是通过一个大的迂回，最终奠定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思想基础与编纂学基础，开启了后代难以改变的基本发展方向。除了前文已经论述的重点问题之外，这里有必要将两汉史学发展的一些具体现象简略条述，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发展演变的轨迹。
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公布《太史公书》，随即出现褚少孙等十余人先后接续撰写的活动，延至东汉之初。这反映了司马迁对于史学影响之巨大。
汉成帝时，刘向主持整理国家图书，同时撰写了《列女传》、《新序》、《说苑》等书，前者为史籍，后二种采集古来人物事迹已立说。据称《列女传》“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31]，向朝廷提供鉴戒。可见在西汉学者中，撰史提供鉴戒的观念仍很浓厚。
东汉光武帝时，卫宏撰成《汉旧仪》四篇，记述西汉杂事，见于《后汉书·儒林传》。这是东汉早时撰述西汉史事的一个独立活动。
光武帝时，桂阳太守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撰《史记要传》十卷。这里所说的“约史记要言”，是对多种史籍内容的摘引，不是专用司马迁之书，因其书尚未称为“史记”。《史记要传》是一部历史内容的类纂之书，便于一般人读而引用，表现了编写史籍提供学者运用的编纂意图。
汉明帝至汉章帝时，会稽山阴人赵晔撰有《吴越春秋》十二卷，记述战国时吴、越史事。赵晔曾做县吏，但以身任差役为耻，弃职而逃，求学于《诗》学家杜抚，20多年不回家、无音信。杜抚死后，赵晔才还乡居住。《吴越春秋》一书久已残缺，难窥全豹，从现存内容和历代评介来看，是一部颇具有史料价值的史籍，所载战国时期吴、越史事，多有详于《史记》之处，且文笔生动，但记述也存在错误和失实的内容。《吴越春秋》的编纂方式以及作者的立场、思想，早被历代学者注意，即“内吴外越”。书中记载吴国之篇，用“内传”为题，而越国则使用“外传”，如《勾践阴谋外传》，题目即含贬斥。记述越王勾践，行文中颇有揭露和讥刺，尊重吴国、贬抑越国的思想十分显然，这是本书作者个人的历史独见。
另有《越绝书》者，作者不详，成书当略晚于《吴越春秋》。该书作者必因不满于赵晔以越地之人而偏袒吴国，故撰写“欲以贬大吳、显弱越之功”[32]的《越绝书》。《越绝书》的记事多有与《吴越春秋》相同者，也有自行搜采事迹和传闻者，不乏史料价值。但内容比较芜杂，编纂混乱，既袭用“内传”与“外传”的名目，却不解其意，吴、越两国各有内、外，实属拙劣。该书当是越地乡间读书人纂辑而成，不能与赵晔的学识相比拟。
《吴越春秋》与《越绝书》撰述水平虽有高下，但二书各有不同立场和历史见解，皆自拟编纂方式，表达作者治史的个人独见，是类似于司马迁撰史个性精神，并未完全泯灭于当世的表徵。
汉顺帝时，应奉“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34]《汉事》之书，是首见的私家利用官修《东观汉记》修史的记载。另有侯瑾撰《汉皇德传》三十篇，亦取材于《东观汉记》。
汉桓帝时，伏无忌参修《东观汉记》，同时自纂《伏侯注》（又称《古今注》），“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为八卷”[35]。虽过于简略，但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而且利用了官修的《东观汉记》资料。可见司马迁开创的纂修通史的史学意识，并未泯灭。
汉献帝时，应劭撰《汉官仪》、《汉官礼仪故事》等多种著述，使汉朝典制得以为后世所知。
以上述及的史籍，多已佚失不存，但却在史学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其中许多资料，被其他史书采用，使许多历史史实免于湮灭，更使古代的史学意识接续传承，成为史学基础的奠定过程中的大小环节。
司马迁《史记》的面世，不仅引发史书编撰的显著发展，而且导致了颇多的评论。西汉末扬雄不仅续写汉史，而且在《法言》各篇多有评论《太史公书》之语，如称之“实录”，也指出司马迁记史“爱奇”，批评见解“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东汉之初班彪更有对史书的综合评论，认为史籍的功用在于“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但对于司马迁，一方面称之“良史之才”，另一方面则指斥他思想离经叛道，班固的批评大致与其父班彪同，这些都显示了主流学者既要仿从《史记》的编纂方法，又要反对司马迁的思想观念。而对史籍特别关注的汉明帝，则发表了代表官方的评论：“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36]其影响不可低估，这应当反映了东汉统治者决心由官方纂修本朝纪传史的内在导因。
由上述汉代史学现象可以得见，无论是官方纂修国史的创始，还是荀悦史学理论的表述，都有其积累的过程。两汉时期的史学，固然不能按照司马迁的道路前进，但也未成为官方绝对垄断和思想居然对僵化的状态，传统史学基础奠定的结果，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文已述：《东观汉记》的纂修，使中国古代具备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这成为史学极其繁荣发达的重要原因。官、私修史的互动，在东汉时期即已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二，编年体和纪传体成为撰写历史的最重要体裁，在历史编纂学上形成较为成熟的规范，特别是编年体和纪传体断代史，都具备了成功的样板，即《汉书》与《汉纪》。
第三，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大体上与儒学思想体系和皇朝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
第四，先秦以来以史为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以史惩劝等史学经世致用功能，成为撰史宗旨的根本理念。历史记载对于人生终极关怀的观念，已经融入社会意识。荀悦的史学理论，集中地体现了以官方思想体系为主导价值取向。
第五，传统史学没有否定记史求真的理念，而是明确地得到保持，有时还有所强调，这表现于对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普遍肯定。对私家撰史的个性精神，只要不严重伤及统治者利益，仍然有所容忍。司马迁撰史所高调标举的“成一家之言”的宗旨，隐性地存于史家心底。
整个中国古代的史学，大致就建立在汉代形成的史学基础之上，史学经世功用、统治者的利益要求，与求真务实的史学理念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这对基本矛盾，就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也时有冲突的运行机制中斗争、磨合与调整，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①] 见《诗经·大雅·文王》。按《文王》一诗，据《吕氏春秋》为周公旦所作。
[②]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③]以上史官名称零星见于《左传》、《国语》 。
[④]《左传》僖公七年。
[⑤]《史记》卷五，《秦本纪》。
[⑥]《国语》卷十七，《楚语上》。
[⑦]《国语》卷四，《鲁语上》。
[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⑨]完备的通史应具有此三方面标准，乃为业师 杨翼骧先生授课时所讲述。
[⑩]《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
[11]《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
[12]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13]《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14]《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15]《后汉书》卷四0上，《班彪传》。
[16]《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17]《汉书》卷一00上，《叙传上》。
[18]《隋书·经籍志》著录《东观汉记》143卷，则东汉末年撰就的史稿一定多于这个篇幅。
[19]《后汉书》卷九二，《荀淑传附荀悦》。
[20]载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七，《荀悦集》。
[21]《史通》卷二，《二体》。
[22]《汉纪序》，载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七，《荀悦集》。
[23]《汉纪》卷二三，《孝元纪三》
[24]《汉纪》卷六，《高后纪》。
[25]《汉纪》卷六，《高后纪》。
[26]《汉纪》卷十，《孝武纪一》。
[27]《汉纪序》，载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七，《荀悦集》。
[28]《汉纪》卷一，《高祖纪一》。
[29]《申鉴》卷二，《时事》。
[30]《汉纪序》，载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七，《荀悦集》。
[31]《初学记》卷二五，引刘向《别录》。
[32]《越绝书·外传本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后汉书》卷七八，《杨终传》。
[34]《后汉书》卷七八，《应奉传》唐李贤注。
[35]《后汉书》卷五六，《伏湛传》唐李贤注。
[36]见班固《典引·序》，载（清）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