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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发布时间：20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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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
原载《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2期
[摘 要]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时代剧变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一批中国学者对历史演进阐发了深刻而新鲜的理论。龚自珍、魏源预见到“乱将不远”，对公羊“三世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提出新的命题；其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构建了宣传变法维新的历史观；至19世纪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结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传播了西方近代进化论，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关键词]19世纪中国史家 历史演进理论 公羊“三世说”的改造 维新派历史观 《天演论》
关于历史的演进，古代一些杰出的学者，如先秦时期的《周易·系辞》作者、孔子、荀子、韩非，汉代的司马迁，唐代杜佑、柳宗元，以及清初王夫之，都曾根据他们的观察，作过概括与论述，尽管其表述往往尚属较为直观、素朴，但也确能反映出历史进程的某些特点，因而弥足珍贵。至乾嘉时期考证之学大兴，学者群趋于从事训诂、考异、文献整理工作，对于历史演进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像章学诚这样究心于“道”即探索历史演进的法则性的学者，在当时几乎不被理解。进入19世纪以后，局面终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批感觉敏锐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现实体验和反思以往，提出了深刻而新鲜的见解。历史理论领域这种明显的变化，当然是时代剧变推动的结果。从社会变动来说，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终于在西方殖民者的野蛮军事侵略面前，接连遭到惨败，丧权辱国，有识之士置身于这种“亘古未有之变局”中，当然对于历史演进问题能够有敏锐的观察和总结。再从学术层面言，鸦片战争之役意味着以往闭关锁国时代的结束，西方文化逐步传入，先进人士逐步了解世界的真实面貌，西方新学理输入的势头逐步加剧，学者们关于历史演进的探讨遂因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向前推进。
一、时代剧变与龚自珍、魏源提出的历史演进的新命题
龚自珍、魏源生活的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正当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的时代。清朝统治在康熙、乾隆年间曾有过所谓“盛世”。至乾隆末年以后，早先掩盖在“盛世”表象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终于很快暴露出来，清朝统治随之陷入危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已经腐败不堪，贵族、百官、大地主、大商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吏治败坏，贪污贿赂公行，政风污秽不堪。乾隆的宠臣和珅，因善于阿谀奉承，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威福由己，贪黩无度。“大僚特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帅多倚和珅，靡饷奢侈，久无功。”[1]上层大官僚越贪污挥霍，下层官吏越是凶狠地向民众剥削勒索。鸦片战争前夕，福建正直人士张际亮曾以饱含血泪的文字揭露地方官吏“贪以朘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舞文玩法以欺朝廷之耳目”的凶残行径：“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来数日，胥吏又至矣，必罄尽其家产而后已。……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2]张际亮所沉痛诉说的是当日农村普遍的真实情景。还有水灾、旱灾频仍，农民更被逼得走投无路。正是在这种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的情况下，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蔓延鄂、豫、陕、川、甘五省，持续时间达九年之久，给清朝统治“痛深创巨”的打击。至嘉庆十八年（1813年），河北又爆发天理教起义，起义群众曾进攻皇宫，使统治集团陷入一片混乱。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清朝耗费巨额军费、资财。再加上鸦片走私急剧增加，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国内财政严重恐慌。在对外关系上，前途也充满危险，西方殖民者正在大举向东方扩张，早已看中了中国这块封建统治虚弱而又范围广大的市场，加紧策划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图谋。嘉道时期的清朝，正处于这种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
龚自珍、魏源就是置身于这场对整部中国社会变迁史和学术发展史都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变局之中。当时封建专制统治腐朽颟顸，危机四伏，它扼杀新生力量成长，严重阻碍社会前进。龚自珍和魏源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言人敢于冒险犯难，置黑暗势力的重压以至仇视于不顾，“短刀直入”地将这黑暗得使人窒息的沉重的铁桶捅开一个缺口，让熹微的曙光开始透进来，不畏艰险地树起理性思考和反映时代前进要求的进步观点的旗帜，与落后迂腐顽固的旧意识相对抗，因而引起历史观、哲学观一场意义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清代学术风气的变迁证明了马克思的至理名言：“一个划时代的体系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乾隆年间，考证学曾经盛极一时，如今是社会危机深重、百弊丛生的局面，烦琐考证“只在故纸堆中讨生活”、无益世事的积弊便充分暴露出来。面对着“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4]的危险局面，学术还能不走出象牙之塔？！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深层意义，是今古文经学地位的划时代变化。在封建时代，经学独尊，经学就是对于各个时期政治运作和社会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哲学指导思想。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被奉为权威以后，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过两次历史性的转折。当西汉时代，今文经学盛极一时；从东汉至清乾隆时期，则是古文经学处于尊崇的地位，今文经学则消沉无闻；自鸦片战争前夕至清末，今文经学重新崛起，并风靡于世。若只从学派门户之争来看待这些变化，那是太过表象和浮浅了，经学地位的变化，归其根本，是因为社会深层发生变化所决定的。西汉之后千余年中，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变进程相对平缓，是维持已有的封建体制的时期，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唯古是从，重承袭轻创造，正好符合封建政治的需要。至鸦片战争前后，时代剧变，民族的命运要求打破现状，革除积弊，认识亘古未有的变局，故重新需要阐释变易、变革的哲学。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进步人物对公羊学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恰恰反映了这种时代需要，从而导致晚清时期公羊学盛行的新的历史性变化。
梁启超曾根据本人亲历的晚清今文公羊学说风行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实践，高度评价龚自珍、魏源批判专制统治、倡导变革的历史功绩和深远影响，他说：“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其文又瑰玮连犿，浅学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虽然，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5]龚自珍和魏源对社会危机有敏锐的观察，他们尖锐地批判烦琐空疏学风，倡导学术经世致用，深刻地总结历史盛衰变化的规律，对于今文公羊学说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提出了对世人具有重大启迪意义的新的历史变易观。
龚自珍精警地论述“世有三等”，并且预言“乱亦将不远矣”：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6]
这是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以“治世——衰世——乱世”作为概括时代变迁的理论。龚自珍讲的“深于《春秋》者”，显指两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何休。董仲舒根据《春秋公羊传》的朴略言辞，初步概括了“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公羊“三世说”。至何休又予以发展，总结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理论。公羊学家朴素进化史观，为龚自珍提供了极具激发创造力的思想资料，但他处于危机深重而又变化剧烈的时代，因而要求感觉敏锐的思想家做出理论的新概括、新创造。于是，龚自珍对公羊“三世说”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他保留了三世变易的理论模式，而改造其内容，另外从中国思想史上丰富的关于治乱盛衰变化的思想资料中加以总结、提炼，提出了“治世——衰世——乱世”这一新“三世说”，作为指导观察晚清历史变局的崭新的历史演进观。这篇名文《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就成为社会危机深重种种景象的一次“聚焦”。在举世昏昏然如梦如痴的时候，他却深刻感受到危机四伏，忧虑憔悴、日夜不安，为了唤醒人们而大声疾呼。龚自珍在文章结尾进一步描绘了一幅社会行将解体的惨状：“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只有置身于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之中，才会产生如此惨痛的感受！
推动龚自珍运用《公羊春秋》进行新的哲学创造的力量，是要为危机时代找寻出路。这就是他所说的纵观三千年历史的优秀史家，负有“忧天下”、“探世变”的重任。《公羊传》的变易历史观与《周易》“穷变通久”哲学观本来是相沟通的，龚自珍更把二者糅合起来。他在同一时期所写的另一篇著名政论中，即由此而深刻地总结出变革是历史的规律：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兴，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兴，商不假八百年矣乎?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来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为黄帝以来六七姓括言之也，为一姓劝豫也。[7]
这是对面临“衰世”，“乱亦竟不远矣”，治国者将怎么办的回答。龚自珍从历史必然规律的高度来论述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因而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他尖锐地指出：没有八百年不亡的一姓王朝，但是天下有万亿年不变之道，这就是死守祖宗的老办法必定灭亡!从夏、商、周以来的历史反复地证明，时代变了，老办法就弊端百出，再也行不通，众人要求变革的愿望和议论是无法抵挡的。所以他警告清朝当权者：不改革必将衰败、灭亡。与其不思进取、坐等灭亡，何如奋发振作，改革图强。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龚自珍对清朝当局还采取大胆诤谏的态度，希望执政者能够有所警悟，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发挥《公羊传》和《易经》变易哲学而得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的大胆预言，恰恰被晚清历史前进方向所完全证实。
魏源同是今文经学的健将，他运用公羊学的变易哲学思想，指导研究现实的社会，总结历史的教训，得出了一套在嘉道时期极其难能可贵的进化发展和变革的理论。他从各方面阐述古今递变，社会越来越进步，泥古必败，人类应当以乐观进取的精神，大胆革除陈腐过时、妨害民众、妨碍社会前进的旧制度、旧办法等观点。他极其雄辩地举出大量事实证明：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一切都在变，新旧代嬗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古今的人、古今的物变化多么显著：“燕、赵、卫、郑，昔繁佳治；齐、鲁、睢、涣，古富绮纨；三楚今谁长鬣？勾吴岂有文身？淮、夷孰戎夷之种？伊川畴被发之伦？”榆树在古代是养老的上品，如今遇灾荒年才有人吃榆皮。古人穿衣用麻葛而无棉布，货币使用黄金而无银。丝绸产于睢水流域而江浙地区无有，现在情形相反，说明古今变化之大。因此他明确提出，对陈腐的旧例改革得越彻底，就越能给民众带来更大利益。他说：“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鞭。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鞭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8]根据多数人的愿望和事物演进的趋势变革旧制度，确立新制度，恰像江河归向东海那样是不可阻挡的！
由于龚自珍、魏源在历史变易的必然和时代的特点上站得比较高，因而他们对于当时弊端严重的吏治、选举、治河、盐政等项问题都提出了积极的改革主张，尤其可贵的是，在边疆民族问题上具有远见卓识，着眼于民族间的和好、安定，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提出解决的办法。龚自珍著有《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大臣宝公书》等名文，从加强边防、巩固国家统一出发，对边疆问题提出了切中肯綮的主张。关于新疆设行省的建议，绝非只给新疆起个“行省”名称，也决不是简单设立一个行政机构，而是具有更深刻的意义。自康熙年间，新疆地区已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至嘉庆年间，这一百多年间，朝廷对新疆的管理却一直采用委派将军、参赞大臣等“镇守”的办法，而缺乏一套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显然不利于有效地开发、管理新疆，不利于国家统一。龚自珍反复陈述清代边疆形势已与前代大不相同，“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汉唐时代的“凿空”、“羁縻”办法已完全不适用于今天了；今天的迫切问题是朝廷如何在新疆建立起健全的行政系统，“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9]。因此龚自珍第一个明确提出新疆设立行省，他对新疆的经济、边防，以至十四个府州、四十个县如何设置，都有具体建议。龚自珍以对历史演进的高度洞察力提出这些策略、措施，同时态度又极慎重，他说《西域置行省议》一文“筹之两年而成”，“其非顺天心，究祖烈，剂大造之力，以统利夫东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议”。龚自珍于道光九年朝考时，针对刚刚平息张格尔叛乱这一事件，“胪举时事”，“直陈无隐”，批评清政府为了平叛远从二万里以外的东北调派军队，结果劳师靡饷，骚扰州县，“兵差费至巨万”，“故曰甚非策也”。因此建议加强伊犁索伦驻军的训练，以防备边疆地区再发生不测事件[10]。他预言新疆设行省的建议“五十年中言定验”[11]。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果然设立行省，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魏源同样以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和好的观点记载和论述边疆民族问题。在《圣武记》一书中以大量确凿史实，肯定康、雍、乾三朝进行的巩固统一战争的作用。《康熙亲征准噶尔记》载：准噶尔部噶尔丹竭力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兼有四卫拉特地，复南摧回部城部，诸国尽下之，威令至于卫藏，则又思北并喀尔喀”。在噶尔丹军事进攻下，喀尔喀蒙古三部落“数十万众尽弃牲畜帐幕，分路东奔”。噶尔丹的军事扩张造成了严重后果，清朝中央政府当然应该加以制止。因此，康熙对噶尔丹进行的战争，是为了遏止国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军事争夺，保持国家的统一。魏源还从人民负担减轻的事实说明国家统一带来的好处，这是更加进步的历史眼光。他说：
当准噶尔时，竭泽以渔，喀城岁征粮至四万八百九十八帕特玛，他税称是。叶尔羌岁征匠役户口、棉花、红花、缎布、金矿、铜硝、牛羊、猞猁、毡罽、果园、葡萄之税，折钱十万腾格，他城称是；且不时索子女，掠牲畜。故回民村室皆鳞次栉比，坚墉曲隧，以便窖藏防虏劫。及两和卓木归旧部，虽减科则，而兵饷徭役烦兴，供给稍迟，家立破；及出亡，又尽其赀以行，民脂殆竭。自为王人后，蠲苛省敛，二十而取一，回户休息更始矣。[12]
从准噶尔“竭泽而渔”，大小和卓木“兵饷摇役烦兴”，“民脂殆竭”，到中央政府实行“二十而税一”，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统一对新疆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书中严肃批驳不利于国家统一的错误论调。有人将清政府对新疆实行开发和有效管理视为负担，称“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魏源对此予以批驳，强调要把乾隆以后出现的“中外一家，老死不知兵革”的统一局面，与以前“烽火逼近畿，民寝锋镝”的战乱时期相对比，指出这种人“狃近安，忘昔祸”，好了疮疤忘了痛。与“得不偿失”论者相反，魏源充分肯定开发新疆的意义和前途。“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奫，牛、羊、麦、面、蔬、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又皆什伯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污莱，长子孙，百无一反。”[13]主张进一步发展屯田、开矿等事业。《圣武记》不但记载清代民族间发生的战争，同时更注重记载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趋向密切的事实。最为突出的是详载曾经长期被迫在国外迁徙流落、饱受苦难百余年的土尔扈特部辗转回归祖国，和清政府立即予以接纳，动员各方面力量妥善安置的史实。在国外受尽艰难和欺凌的土尔扈特部两相对比之下，真感到“喘息如归”，真正回到自己家里来了。[14]《圣武记》中这些贯穿了进步的历史演进观点的记载，堪称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好教材。
鸦片战争发生后，魏源的历史演进思想大大向前发展。公羊学变易思想帮助他迅速地认识这一亘古未有的大变局。1842年，他发愤撰成《海国图志》。[15]这部著作标志着实现突破传统学术格局的历史性跃进，摆脱了旧的精神枷锁和顽固派的压力，第一次把中国面临西方殖民势力侵略的严重局势和世界的真实格局摆在国人面前，代表了进步的公羊学者在近代史开端时期的开阔眼光和新的改革主张。魏源在书中首先是大声疾呼人们认识西方侵略的危险，奋起御侮图强，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他呼吁人们在战争失败、签订屈辱条约的严酷事实面前立即惊醒起来：“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智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去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16]他总结了沿海各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坚决御敌、以主待客、扼守海口内河、利用义兵水勇歼灭敌人等一套策略办法。其次，魏源对于反侵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和在技术上赶上西方具有信心。他认为，英国船坚炮利并不神秘，“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方各国视为平常”。中华民族经过学习，一定能迎头赶上，“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17]他强调必须立即抛弃闭目塞听、视外国为“夷狄”的旧意识，以熟悉夷情、设夷馆、译夷书，培养人材、筹划边事为急务。再次，尤为重要的是，魏源跨越了中西文化的鸿沟，回答了要保持御侮图强的信心，却又要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承认侵略者比自己高明，承认西方制度文化比自己先进，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这一复杂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起点。他用“天地气运之变”来概括东西方先进与落后地位转变的空前大变局，说：“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随世而变。”[18]因此，他在呼吁同仇敌忾抗击侵略的同时，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技术，并主张发展民用工业。对于北美民主政体表示衷心向往，说：“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再次用气运说来表达他的预见：“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耶！”[19]预见西方民主政治也终将在东方实行，取代封建专制，中西制度、文化有可能沟通、融合。这是儒家朴素理性精神和公羊学变易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演进趋势取得的重要成果，具有预示近代历史发展方向的深远意义。因此梁启超高度评价魏源倡导了解外国、“师夷长技”思想的贡献，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之关系，不得谓细也。”[20]
二、康有为糅合西方政治学说的新“三世说”
19世纪70年代以后，对中国学者历史演进观念产生巨大推进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事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刺激中国学者从总结现实“时”、“势”变迁中寻找御侮图强之良策；二是，中西文化交流有显著的进展，上海“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方著作译本、外国传教士的译著广为传播，西方新学理的输入大大加快。加上有一批学人，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陈虬等，或是本人有亲到欧洲考察的经历，或是在洋务机构里任职、与外国人直接交往，因而对世界历史和时代潮流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在19世纪70—80年代，有王韬等人结合亲身观察提出的历史演进观，特别是至19世纪90年代，以康有为为代表，把本土的公羊学派历史观与西方政治学说相糅合，创立了新“三世说”，作为认识历史演进趋势和发动维新运动的思想纲领。
王韬对历史的变化和变化的阶段性提出了新的看法。其《变法（中）》一文开宗明义，以此作为宣传变法的理论依据：“《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至今日……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21]王韬将历史的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上古——中古——三代”这三个阶段讲得过于简略而有些朦胧，可以理解为洪荒时代——野蛮时代——华夏文明确立时代；此后，秦统一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直至明朝，是专制皇权确立和统治的时代；明末以来，则是东西方文明接触，中国逐步了解世界，和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王韬的论述虽然尚不够具体和确切，但毕竟对几千年历史演进的阶段性，和当今中国与世界联系加强的趋势，第一次作了概括，因而很有时代意义。在王韬之后，郑观应的《公法》、陈炽的《盛世危言·序》、薛福成的《变法》、陈虬的《治平通议·卷首序》中都表述了相似的观点。郑观应又在《盛世危言·教养》中，提出“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唐、虞之时已臻盛治。迄乎三代，文化尤隆”为历史演进第一阶段。至秦之后，“教养之道荡然无余”，“生民涂炭”，“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为历史演进的第二阶段。而至近世，西方格致之学东来，只有效仿西方，才能“庶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也”[22]。在郑观应的历史演进三阶段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受到历代儒生所盛称的三代是黄金时代，以后世道陵替、人心浇薄的历史倒退论的影响；而经过前一次之否定和后一代否定之否定以后，经由向西方学习的路径，可以重新达到“盛治”的境界，这又凸显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时代主题。郑观应又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归结为“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的必然趋势，“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23]堪称是第一次向国人传播了全世界范围内由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这一历史演进三阶段论的观点。薛福成则强调晚清所面临的西方势力东来、中国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形势是古今未有之变局，这既是不可改变的法则性（“天事”）所决定，同时又昭示着发挥人的主观努力（“人事”）的时代契机和紧迫任务。他认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推其所以启之者，有天事，有人事。”世界各国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其所以然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而西方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其所以然者，人也，不可尽委之天也。居今之世，事之在天者，宜有术以处之，然后不为气数所穷；事之在人者，必有术以挽之，然后不为邻敌所侮。”[24]他强调总结历史演进的趋势要引起国人的警醒，发愤努力，挽救危局，以寻求国家民族富强之道：“自强之道，半系气运主之，是在中外上下，戮力同心，破除积习，发愤有为”。[25]
上述王韬、郑观应、薛福成关于历史演进的论述，明显地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的思想路线，即发挥儒家经典和其他传统思想中关于历史变易和政治变革的观点，并结合时代变迁的感受，作出新的概括，因而成为19世纪中国学者推进历史演进认识的中间环节。至19世纪90年代前后，康有为又将这一认识大大向前推进，由于其所作的论述更强烈地反映出时代特征，且又更具理论的系统性，因而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更加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康有为从青年时代起，便逐步形成强烈的经世意识和救亡图强的精神，这是他后来立志发挥今文公羊学的变易观、从事新的理论创造的重要原因。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他18岁时即深受岭南著名学者朱次琦的学术旨趣和人品的影响，决心效法其师“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高谈空论”，从此树立了经世报国的治学和人生目标。次年，在西樵山结识京官张鼎华，尽知京师风气，大大开扩了眼界。于是舍弃考据帖括之学，时时取《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用心研读，“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康有为生活的广东沿海地区，又使他很早就有可能接触西方文化，认识西方制度、学术的先进，并把大力吸收西学作为他构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游历香港，感于西方治国制度的先进，此后即“大购西书以讲求焉”，“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初步认识到欧美国家的制度，而且对于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有所了解，即为此后他糅合中西学理、阐发独特的历史演进学说奠定了基础。1888年五月，他因张鼎华多次邀请他到京师，于是赴京参加乡试。在京城期间，他感受到中法战争失败后时局的危险，认为中国若及时发愤变法，则尚有几年时间可以争取主动，以支持局面，否则列强再度侵略，就将万分危殆！于是先向最有名的公卿潘祖荫、翁同龢、徐桐致书责备，京师哗然，然后又发愤向光绪帝上万言书，请求变法。把持朝政的顽固派厌恶言变法，更无地位微贱的布衣上书言政的事，所以不但上书格而未达，而且因首倡变法而大受攻击。这次失败使康有为深受刺激，他鉴于国事日蹙的局势，决定选择创立新学说以影响大众的道路。离京之前，他致书好友沈曾植，尖锐地批判清代盛行的考据词章之学：“今之学者，利禄之卑鄙为内伤，深入膏盲，而考据词章，则其痈疽痔赘也。”而他所要创立的是同世局巨大变化相适应的、不“拘常守旧”的新异学说，故云：“仆最爱佛氏入门有发誓坚信之说，峭耸精紧，世变大，则教亦异，不复能拘常守旧，惟是正之。”[26]
1891年起，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学生最盛时达一百多人。讲学的主要内容，是发挥《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变易观和以经议政的特点，指陈国家形势的危险，变法的急迫需要，攻古文经学之伪，讲孔子改制之说，以及西学知识。梁启超曾讲述当日师生怀着救亡图强的忧愤心情从事教和学的情景：“（先生）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27]这也说明康有为的聚徒讲学，实则是从事构建维新变法的理论和培养维新人材。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刊行他所著《新学伪经考》[28]。这部著作以其与长期居正统地位的古文经学完全相对立的观点震动一时，形成为“思想界之大飓风”，上海及各省曾翻印五版。笃守古文经学的人物则怒而相攻，甚至朝野哗然。不久清廷即下令毁版。康有为树立起反对自东汉至清代学者们所尊奉的古文经传的旗帜，力辨刘歆所争请立于学官的古文经均系伪造，故称“伪经”；刘歆伪造古文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汉制造理论根据，湮没了孔子的真经，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当称“新学”。此书从辨伪、纠谬出发，对于一千多年来居于正统地位的古文经学施加总攻击。如言：秦始皇焚书造成六经亡缺，是刘歆之伪说，故意制造口实，欺蒙天下。秦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见于《史记》、《汉书》者，并伏生、申公、辕固生、韩婴、高堂生计之，皆受学秦之前，其人皆未坑之儒，其所读皆未焚之本。秦禁藏书仅四年，天下藏书本必多，有多渠道流传至汉代，除官府所藏外，还有民间藏本。《新学伪经考》的产生，是正在酝酿的维新变法运动将要发生的一个信号，无论是康有为撰著的意图和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远远超出学术辨伪本身。当时中国新旧两种社会力量正在准备着一场较量。列强侵略日益加深，国家形势危如累卵，而清朝统治早已病入膏盲，民族的前途眼看被彻底断送。另一方面，至19世纪80、9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初步产生，并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而且随着西方学说的传入，中国旧制度的落后和腐朽更加暴露。就在这样的新旧冲突、中西文化撞击背景下，爱国志士已经认识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对旧势力展开攻击。康有为根据他于1888年在京师停留的观察，对于清廷的腐败作了这样的描绘：“于时，上兴土木，下通贿赂，孙毓汶与李联英（即李莲英）密结，把持朝政，士夫掩口，言路结舌，群僚皆以贿进，大臣退朝，即拥娼优，酣饮为乐，……不独不能变法，即旧政风纪，亦败坏扫地。官方凌迟，士声尽靡。”[29]对于这样的封建皇朝末日景象和根深蒂固的腐朽势力，必须以雷霆般的声势发动攻击才能动摇其根基。他认识到，首先必须引起社会上对原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产生怀疑、不满，才有可能发动一场政治变革运动。《新学伪经考》的刊行正符合于这一时代需要，所以为革新派人士热心地传布，同时又被顽固派所仇恨。康有为通过对古文经的怀疑和否定，进而公然怀疑和否定封建政治制度。他指责两千年封建腐败统治是由于“奉伪经为圣法”造成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30]他宣布自新莽以来二千年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以至任用宦官、人主奢纵、权臣篡盗，都是尊奉伪经而形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两千年专制统治和思想文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而为鼓吹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新学伪经考》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19世纪9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专制统治的愿望。”[31]在学术上，《新学伪经考》和以后刊行的《孔子改制考》都开启了近代学者重新审查古籍的风气和治史方法，破除了封建时代学者“尊古”、“泥古”、“嗜古”的陋习。五四以后，古史辨派的形成，康有为的著作即为其思想前驱之一。但《新学伪经考》也突出地表现出康有为主观武断的学风，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材料，即宣布是刘歆伪造。对此，梁启超曾批评说：“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而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2]后来古史辨派在考辨古史上有疑古过头的弊病，有时甚至玉石俱焚，这也跟接受康有为的消极影响很有关系。
1897年，康有为又撰成《孔子改制考》，次年刊行。梁启超曾比喻《新学伪经考》的著成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而《孔子改制考》的著成更是“火山大喷火、大地震”。前一书立意于“破”，否定恪守古训、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后一书立意于“立”，通过阐释孔子“改制”学说宣传变法的合法性、迫切性，两部书构成康有为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历史演进观念，并且共同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孔子改制考》的核心观点是：（一）认为大地教主，无不改制立法。孔子撰著儒家六经，假托尧、舜、文、武而制订了一套政教礼法，是为“托古改制”，为后王立法。“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33]孔子是万世尊奉的圣人，改制正是其伟大之处，后人效法孔子改制变法，那当然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二）认为最得孔子精义的，是《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何休的书。孔子创立了“三统”、“三世”诸义，处在“乱世”，向往“太平”。社会的发展，是远的、旧的必定败亡，近的、新的终将兴起。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社会是越向前越进步，泥古守旧，必定败亡。孔子的升平、太平理想同“民主”政治相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朝向共同目标的。“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主，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34]故此，不但六经皆为孔子托古改制之书，甚至资产阶级民主理想，都成为孔子早已树立的传统，那么实行变法，改革封建专制政治，就成为效法孔子的、完全正当的行动。康有为还把公羊三世说与历史进化观，以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民主政治学说都糅合起来，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儒家学说上面，都说是孔子所创。如说：“世官为诸子之制，可见选举实为孔子创制。”“儒是以教任职，如外国教士之入议院者也。”[35]
康有为将儒家经典中的公羊“三世说”、《礼运》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与西方政治中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思想糅合起来，构成了解释社会历史进程的新三世说，即由据乱世（君主专制）——升平世（君主立宪）——太平世（民主共和）。这一崭新而有系统的历史演进观念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末时代的需要，指导人们观察历史的进程和社会前进的方向，因而成为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并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震动。戊戌维新距今已有百余年，时过境迁，有的人觉得对此难以理解，或简单地归结于康有为善于附会。实则，公羊学的朴素历史进化观与西方政治思想能够相糅合，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决非某一个人之学风特点可以使然。中国历史行进到19世纪最后十年，已紧迫地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要求出现质的飞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已有初步的发展，要求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发展资本主义；外交上列强环伺，企图对我蚕食鲸吞，甲午战争以后形势更加险恶，国家被瓜分的惨祸就在眼前，中国要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必须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改革腐朽的政治，跟上世界潮流，建立民主政治。中国社会要求有变革的哲学思想，要求有掀起政治上改革运动的理论武器，而中国的封建统治势力又那么强大，旧的传统观念又是那么根深蒂固，进步力量为了进行斗争，必须找到既对正统地位别树一帜又具有儒家经典合法地位的思想学说，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公羊学恰恰是这样一种可以利用的思想武器。戊戌维新派利用和改造它作为宣传变法的理论，实具有最深刻的时代必然性。公羊学阐发历史演进的变易性和评论时政的特点正好在政治上符合时代的需要，所以显示出所向披靡的力量。由于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和旧生产关系的束缚，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化思想体系从17、18世纪起落后于西方，理学空谈、烦琐考据、科举制度、专制观念等严重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阻碍着社会进步。必须在历史转折关头总结出新的命题，并且吸收西方先进学说，形成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动一场政治上的变革。传统思想中，既有落后、陈腐的东西造成重负，又有新生的萌芽蕴含其中，公羊学说的变易观点、以经议政，就是具有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因而自龚自珍、魏源以来，就一再用对时代变动的新鲜总结为之注入新的生命，至康有为而达到高峰。
戊戌前后几年中，康有为还撰有：《春秋董氏学》（1896）；《礼运注》（1897）；《中庸注》（1901）；《论语注》；《孟子微》；《大同书》（后三种均撰著于1901年至1902年）。这些著作都阐释了共同的历史演进观，即大力改造公羊“三世说”，将之发展成为由封建专制进为君主立宪，再进为民主共和的新学说。康有为于1891年至1895年间已经形成早期大同思想，至此又向前发展，《大同书》不仅表达了康有为设想经由废除封建专制、发展资本主义、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方案，而且又向前跨进，描绘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理想国，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这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晚清学者探索历史演进的成果。
三、严复《天演论》历史演进观的时代意义
19世纪末严复《天演论》的著成，是晚清时期中国学者探讨历史演进的又一重要贡献。
严复（1854—1921）少年时代在福建船政学堂学习五年，学习了英文、数、理、天文及航海术各门课程。后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三年，同时热心研读哲学和各种社会思想学说。甲午战争爆发，严复亲见老大腐败的清皇朝被由于学习西方而骤强的日本打得惨败，更加引起他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忧虑。1895年，他先后在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速决论》等论文，并着手翻译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一书(1898年出版)。在这些论文和译作中，严复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系统地介绍西方进化论历史演进观念，由此标志着中国近代思想界进入新纪元。严复阐发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而形成进化发展的规律，是同唤起人们对民族危亡形势的认识紧密相联系的。赫胥黎的通俗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选择这本书及时地译述，在当时情况下，他不作原书直译，而采取意译、改写、插入议论和加上大段案语的方法，着眼于中国国情，就原著某一内容或观点加以发挥，抒发本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以达到“警世”的目的。他阐述进化发展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小至草木虫鱼，大至天地日月，“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局诸体，……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36]天地一切都在变化，只有“天演”的规律是永恒的。严复很赞赏斯宾塞把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规律引到人类社会的观点。严复认为：人类自远古以来，也各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37]故此，适应环境，不断进化，产生新特性、新能力，这是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胜的根本条件。严复称此为“体合”。 他强调：“于此见天演之所以陶熔民生，与民望之自为体合。(自注：体合者，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谓之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进者传而存，不进者病而亡焉”![38]目的在于使人们警发“保群进化之图”，去旧即新，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严复吸收了斯宾塞把生存竞争引入人类社会的思想，而抛弃其“任天为治”（指在人类社会中任凭自然选择、优胜劣败的规律起作用）的观点，同时吸收和发挥赫胥黎所主张的人类不应任由物竞天存命运的摆布，人类应发挥力量加以干预的论点。这样，严复以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为基础，又经过自己的综合、创造，使他的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激励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自强保种”为最大特色。《天演论》出版时，正是民族危机最严重、举国人心激愤、思变思强的时刻，严复创造性介绍的进化论学说，提供了一套新鲜的哲学观、历史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进化论学说在海内迅速传播，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如革命派机关报《民报》即评论说：“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39]《天演论》被书肆争相翻印，版本达三十多种，成为空前畅销书。（以上论述进化论的进步性是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的时代而言。《天演论》把社会进步归结到“物竞天择”的规律是并不科学的。恩格斯对此问题曾有过论述。[40]）
严复《天演论》历史进化观迅速传播以后，作为历史演进观念的在此前虽经风行海内的公羊今文学说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其地位被进化论所取代，而价值融入其中。因为，西方进化论是近代学术体系，高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前此盛行的公羊三世说虽然比之僵死的封建思想更具进步性，但又具有粗疏原始、主观和神秘的致命弱点。它所讲的变易历史哲学，是靠阐释古代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而得，在很多程度上，建立在主观推论和比附的基础上，未能摆脱传统学术的旧体系，因而很带争论性，使很多人对此感到怀疑甚至骇异。而西方进化论学说，是从大量的实例中归纳出来的，可以动植物、人体、地形、地质、化石来作验证，因而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实证性的优点。比较粗疏的原理一定要被更加科学的原理所代替，这正是学术进化发展的规律。而公羊学历史演进观念成为沟通19世纪、20世纪之交进步知识界通向西方进化论的桥梁，这一贡献是不可埋没的。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西史学理论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号：04JZD0027
[1]《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2]张际亮：《答黄树斋（爵滋）鸿胪书》，《张亨甫全集》卷3，同治六年（1867）福州刻本。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4页。
[4]龚自珍：《平均篇》，《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页。
[5]《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6—97页。
[6]《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页。
[7]《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箸议第七》，第5—6页。
[8]《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7—48页。
[9]《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御试安边绥远疏》，第112页。
[10]《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御试安边绥远疏》，第112—114页。
[11]《龚自珍全集》第十辑《已亥杂诗》，第516页。
[12]《圣武记•乾隆戡定回疆记》，第167—168页。
[13]《圣武记•乾隆荡平准部记》，第158页。
[14]《圣武记•乾隆新疆后事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1页。
[15]《海国图志》初版为五十卷本，不久增补为六十卷，至1847年又续修成后四十卷，合为一百卷本。
[16]《海国图志•叙》，道光己酉年（1849）刊本。
[17]均见《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
[18]《海国图志》卷五《东南洋叙》。
[19]均见《海国图志•后叙》。
[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3页。
[2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页。
[22]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482页。
[23]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1页。
[24]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3页。
[25]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88页。
[26]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27]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四（上），第28页。
[28]据梁启超所说：“先生著《新学伪经考》方成，吾侪分任校雠；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
[29]《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
[30]《新学伪经考》序。
[31]房德邻：《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及其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32]《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三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7页。
[33]《孔子改制考》卷十一《孔子改制托古考》。
[34]《孔子改制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
[35]分别见《孔子改制考》卷三，卷七。
[36]《天演论》导言二《广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页。
[37]《原强》，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38]《天演论》导言十五《最旨》，第36—37页。
[39]《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二号。
[40]恩格斯的原话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生存竞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