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
所在位置: 首页» 中国史学史
胡适与夏鼐
发布时间:2012-03-15     浏览次数:


作者:宋广波 转自:台北《传记文学》第100卷第1期,2012年1月

       

  在20世纪中国学术谱系上,胡适(1891-1962)与夏鼐(1910-1985)属于两代人。1910年夏鼐出生那一年,胡适通过了庚款考试赴美留学。1917年胡适因领导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时,夏鼐尚在家塾就读。胡适出生于安徽绩溪的一个小官吏之家,而夏鼐出生在浙江温州一个富商之家。胡、夏两家并无渊源。


  
  一、一个莘莘学子眼中的胡适
  


  1927年夏,夏鼐考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部。其时胡适刚从欧美返国,定居上海,8月任光华大学教授。次年4月30日,胡适就任中国公学校长,但仍在光华兼课。高中时候的夏鼐课业极为优异,有充分闲暇看课外书,还时常到大学部偷听大学课程,其中就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①这当是夏鼐最早的亲炙胡适之教。
  高中时代,夏鼐对胡适的书是本本必读的。这与他的一位终生好友——历史学家王栻②有很大关系。王是胡适的崇拜者,只要胡适的书(包括《新月》杂志以及新月书店出版的其它书刊)一出版,王栻都会立即购买。夏鼐近水楼台,得在第一时间从王处借阅。③


  1930年夏,夏鼐高中毕业,行毕业礼时,曾聆听胡适致辞。9月,夏鼐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次年转入清华历史系。而此时胡适也因争人权、自由和宪政惹恼了一党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在上海不能立足,被迫于1930年11月回北平重返北大。这样,夏、胡二人便一前一后离开上海,又一前一后来到了北平。


  北平求学时,夏鼐能经常听到胡适的演讲。1931年5月13日《夏鼐日记》有记:“下午听胡适之讲演《禅宗是什么》。”1932年10月13日又记:“听胡适之讲演。”这两次讲演都不见于胡适的《日记》,可为胡适补充传记材料。此外,他在1932年3月24日听章太炎讲演后,记下了胡适讲演的盛状:


  
  听章太炎讲演《今日最切要之学术》……穆楼可容百人的103号坐满了人,不过仍没有去年胡适讲演的号召力。去年胡适来讲,可容百余人的103号讲堂竟嫌太小,后来改到可容纳七八百人的大礼堂,依旧是挤满一堂,连外国教授也来听讲,可见章氏的时代是已过去了。


  
尽管胡适演讲盛况空前,但随着视野的扩展、知识的加增,胡适的思想似乎已经不能满足夏鼐了。1934年6月22日,夏鼐记下了他行大学毕业礼时听胡适演讲的感受:



  4年前在光华时曾听过他在毕业礼中的致辞。这次也不外那套陈话。说“自己有三张药方,好比观音赐予孙行者的三根毫毛,可以给你们将来救急用:(1)多找出几个问题,以作研究;(2)多弄点业余的玩意儿,在职业外发展自己的天才;(3)要有自信心,自强不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实则根据自己这几天的经验,毕业即同失业,什么也谈不到。胡适所说的,依旧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而已。


本来,胡适对这次演讲非常重视,讲完后又将讲稿整理成“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先后在《大公报》、《国闻周报》发表,后来又收入《胡适论学近著》。就是这样一次倍受胡适重视的演讲,在夏鼐眼里却被视为“风凉话”!


  北平求学时,夏鼐对作为知识界领袖的胡适极为关注。1934年1月17日《日记》记道:“阅《东方杂志》新年号,其中‘时人传’(汪精卫,蔡孑民,胡适之,王云五)最引起我的兴趣。”1936年9月29日,已在伦敦留学的夏鼐,当得知胡适最近的对日态度时,写下了如下《日记》:


  
  ……(吴半农讲述泛太平洋会议情形)日代表芳泽谓希望中国政府对于内外要事,皆以欣然态度,咨询日本而后决定;又希望中国另有一政府,对于日本抱友谊之态度。中国首席代表胡适之氏即起而驳之,谓中国政府已极亲善之能事,超过独立国所能忍受之程度,日本之举动,将使中国人民更为反日而已。氏自“九一八”以后,仍主张和平对日妥协,但自日本压迫中国政府禁止人民反日之日起,即开始决心积极反日,日本如野心不止,中国决行抵抗云云。


  
这段《日记》告诉我们:在夏鼐眼中,“九一八”以后胡适的对日态度就是“妥协”;此点,夏对胡并不认同。确实,九一八之后,胡适一贯主和,不主张对日作战,此点已不被大多数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接受。胡适对此很清楚,他曾对周作人坦白承认:“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④一方面是抓不住大多数的青年,一方面又想努力影响青年,这就是当时胡适与青年的真实状态。关于前者,夏鼐1932年10月14日《日记》可与之互证:



  晚餐后与王栻散步,谈到胡适之是时代的落伍者了,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将一位前锋移到后卫去,恐怕他读到自己所作《回国杂感》中关于康有为一段,未免有“夫子自道”之感了。


  
拿胡适在私函里的这段话与夏鼐写给自己看的这段《日记》对看,最能反映胡适在当时思想界特别是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当时,胡适最希望于青年的是:好好读书,“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练好本领以报国、救国,他是根本反对呼口号、贴标语、罢课请愿的。很有意思的是,嗜学成癖的夏鼐似乎在这点上与胡适是相通的。国难当前,他认为“书生已成废物,所谓‘文不像录誊生,武不像救火兵’,还是干自己的事情去好。”这里所谓“干自己的事情”,就是求学。他感于国难日深,一度想作《上海制造局的编译西书始末记》,原因是:编译西书“是中国当时‘富国强兵’思想的具体表现,此种思想直到民国时还不衰,成仿吾学兵科,鲁迅、郭沫若学医科,胡适学农科,都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⑤ 要之,他也是希望用学术来报国的。


  在大学时代,胡适的著作对夏鼐来说,依然是必读书目。据《日记》,可知这一时段夏读过的胡著有《胡适文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at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等等。此外,在夏鼐先生的藏书中,笔者发现了3种胡适的书:《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2版)、《白话文学史》卷上(新月书店1928年6月出版)、《胡适论学近著》下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在这些书上颇不乏夏鼐的批注,仔细研究这些批注,可有助于进一步通晓夏氏之成学历程。


  对时贤的著作,夏鼐向来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的:一方面能指出这些新著的优胜之处,同时对其不足亦能点到要害。比如他评乃师蒋廷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评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评武堉干的《鸦片战争史》等等,都是如此。这一方面需要读书广博,另一方面更需要有特出的识见。对胡适的著作,也是如此。1933年7月17日,他在比对了冯友兰、胡适的同名著作后,写下了这样的评论:


  
(冯著)对于考据方面,虽不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然关于叙述各家之哲学系统,却远胜胡氏,在现下此类著作中尚罕其匹。惟对于哲学与当时环境之关系,除概论当时社会制度之变迁外,尚未能作更进一层之分析。陶希圣、李季、叶青诸氏之作品,或可以补充此缺陷。



夏鼐不独细细研读胡适本人的著作,对批评胡适的著作也很关注,比如李季的书,《二十世纪》的批胡文章。1931年5月13日、1月25日《日记》都有阅读《二十世纪》批胡文章的记载和短评。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年3月9-10日所记:



(《二十世纪》第6期)这篇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文章,由积极的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攻击胡氏。实际上反是正面提出的理论更重要,其优点在于能够用经济的背景来解释先秦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又能指出哲学思想本身之辩证的发展。不过他所说的哲学发展之一环、次环、又一环,虽整齐可观,然总觉得有如《易经?说卦》以各卦相生,皆有因果关系,头头是道,虽好看煞人,总使人起一疑问:事实上真是如此的整齐有序吗?抑是经过了作者的脑筋,加以改编而成呢?我现在只有这种疑问,还没有能力来解决这疑问。



此外,胡适的学问,也是学友之间讨论的话题,1932年12月7日记王栻谈话:



  ……(王栻)言及在今日中国史学界情况下,敢于作通史者,仅有二派:一派为守旧之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辈,以中国旧有之历史哲学为基础,以整理旧史;一为新起之左派,以新输入之唯物史观为基础,大刀阔斧地构成中国社会进化史。至于中央派之胡适、顾颉刚等,利用西洋19世纪之史学方法,欲用考据入手,逐渐整理,尚未敢着手贯通五千年之通史也。就将来结果而言,或以此派为最有希望,但以目前之未经清理之史料,殊未足以筑通史。
  
  通过以上记述不难看出,夏鼐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看胡适的。在夏鼐的眼里,被誉作“当今孔子”的胡适,仍然是人,而不是神。



  二、胡、夏之交


  
  尽管夏鼐经常领略胡适演讲的风采⑥,对胡适的思想与学术也认识深透,但作为青衿学子的夏鼐一直无缘与学界领袖胡适结交。直到1946年11月22日经傅斯年介绍,胡、夏才算真正结识,并有了交往。那也是一个偶然:


  
  午饭时遇及傅所长,嘱饭后来谈。饭后往谒,适傅所长正与胡适之先生谈话。傅先生为余介绍后,即拉余至其室中,商谈考古组问题……


胡适这次来南京,是为了参加国民大会。他在任北大校长的这2年多时间里,凡到南京,一般会住在史语所。而此时的夏鼐因工作出色,充分显示了其超长才干而倍得傅斯年的器重,1947至1948年傅赴美期间还曾一度代理史语所所务。这些,都为胡适与夏鼐交往、深谈创造了机会。这一次,夏鼐等就陪胡适游览了紫金山,在欢迎宴会上听胡适讲了“怕老婆的故事”。但最有学术价值的,要算12月20日二人的夜谈:



  晚餐后去胡适之先生处闲谈,并请其写字。胡先生询及西北考察情形,余取出照相、绘图及拓本,胡先生对之颇加赞赏。又谈北大考古学系拟设一博物馆,古物方面由裴文中及向觉明君负责。谈及中国考古学前途希望很大,谓夏朝一代自为实在史实,而非虚构,然考古学方面竟未发现其遗迹,似应从古地理入手,择定几处有为夏代城邑之可能者,加以发掘,或可对此问题加以解决。又推《水经注》一书价值,谓对于考古之帮助很大,以其去古未远,对于故城之记载较为可靠,如能按图就地考查,或可获得大发现。约谈话一小时许,始辞去。


  
  1984年,夏鼐读到台北联经公司刚刚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后,曾就1946-1948年这部分的内容对照《日记》做了详细的补注。他还猜想,胡适的《日记》里一定有关于他本人的记载。⑦事实是,在《胡适日记》里,仅有一处提到夏鼐。相反,是《夏鼐日记》为胡适补充了很多有价值的传记材料,诸如胡适这里所说希望通过考古证实夏代历史,《水经注》与考古的关系等,都是研治“胡学”的人闻所未闻的。由此,亦可显《夏鼐日记》的史料价值。


  《夏鼐日记》一共记述7次胡适住在史语所的情形。第一次如前所述。


  第二次是1947年3月中旬。《夏鼐日记》只在3月13日有简短记述:与高晓梅、王则诚等“往谒胡适之先生,今日新自沪来京,出席中博院理事会也。”事实上,胡适此次来宁,不独参加中央博物院理事会外,还出席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年会、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谈话会,还会见了蒋介石等军政要人。


  第三次是1947年8月28日至9月4日。关于这次南行,胡适只在28日的《日记》有“早晨到南京”五个字,至于为什么到南京等,《日记》、年谱等均不载。《夏鼐日记》可稍稍补缺。他8月28日记道:“胡适之先生今日由沪来京,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中国委员会,下车后即来史语所。谈及沈兼士先生逝世情形……”8月29日又记他与芮逸夫、石璋如往谒胡适,胡氏大谈最近从傅沅叔处新得之《全校水经注》较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者颇有异同。9月3日记梅贻琦、蒋慰堂来史语所拜访胡适。9月4日记他晚间送胡适离南京。


  第四次是1947年10月中、下旬来南京参加中研院评议会。胡适这次在南京,有简短日记。但《夏鼐日记》所记者,均不见于胡适的《日记》。如10月13日,记胡适谈到赵元任曾经为《豆栅闲话》中的一则西调谱曲,谈到北京大学共产党的活动,谈到他是如何走上研治《水经注》之路的,均是重要的学术史料和政治史料:


  
  胡适之先生由北平来京出席中研院评议会,即下榻所中,晨间往见……胡先生谓清人笔记小说《豆栅闲话》中有西调一则(即陕西调),乃明末流寇所歌唱(按此书十二卷,国学图书馆有清初刊本)。“老天爷,您老了,耳又聋,眼又花,不见也不闻,杀人放火的坐享荣华,念经吃素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垮了吧!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垮了吧!”末尾重复,尤见力量。胡先生找出后,曾由赵元任先生作谱,但不敢发表,否则当较现在流行之“你这坏东西”一类歌曲,更为风行。明末之流寇亦有其思想为背景。


  更论及北大学生被捕事,前天包围校长住宅2小时,阻止其南下。校中壁报谓奸人兔计,令胡校长南下后,更大规模逮捕学生,实则决无此事。此次未能保释之学生二人,其共产入党证,一为100余号,一为300余号,皆为加入有年,在党中占重要地位,陈布雷之女儿及女婿亦以党事在平被捕。闻军队中少将、中将皆有加入共党为秘密工作者。接着又谈《水经注》,谓最初系由王重民作北平图书馆藏赵一清家藏本(后归别下斋)水经注校抄本跋寄与胡先生,王氏引及静安先生《水经注释跋》(《观堂别集补遗》),“为东潜作此书序”翻刻本误作“为东潜作此序时”,胡氏指出其误,因而对《水经注》一问题发生兴趣。原拟以六个月做毕工作,结果至今四年,尚未做完,云云。


  
10月14日,记胡适和陈垣在史语所讲演,胡适《日记》也有记,但远不及夏鼐所记详细。此外,还记胡适会后谈到“公教待遇之低”等情。10月15日,记中研院评议会第二届第四次会议开会时,胡适赞同王云五提出的“高等教育独立,少派留学生”的主张,并主张修改博士学位选举法,大学办理研究所五年以上有成绩者得授予学位,不必依旧法由政府赠予。10月16日,夏鼐以“史语所代理所长”的身份列席会议。10月17日《夏鼐日记》详记胡适等力主通过郭沫若的院士资格提名,极为重要:



  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c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


  
这段《日记》告诉我们,是否让郭沫若获得提名的话题,是胡适先挑起来的,而且他的态度很明确:“应以学术立场为主。”据当时情境推测,若无胡适首先发难,其“同党”又顺势呐喊造势,郭氏是否通过提名,甚成问题。


  稍后,10月18日、20日《夏鼐日记》都有晚间到胡适处闲谈的记录,其中20日还记道:“胡先生主张整理古书,作标准定本。”10月19日这天,胡、夏二人的《日记》均未有彼此见面的记录,但笔者在夏鼐先生收藏的胡适著《白话文学史》(卷上)里发现了夏鼐手抄的胡适当日在张默君诗册上的题辞:


  
  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务本女学看运动会。台上有个女学生捍大笔写“我武维扬”四个大字。那个女学生就是后来在首都典试锁闱衡文赋诗的 默君女士。当日在几十小学生队里拍手赞叹的我,今天在 默君这本诗册上题字时也是白发满头了。很想做首小诗写这段故事。不幸写不出来,只好写几句白话。恐怕典试委员还要认作交白卷,罚入四等罢!


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十九夜


                         胡适



这段题辞,是被粘贴在《白话文学史》的最后一页上,先用铅笔抄,然后用毛笔在原底上重抄描。《题辞》中的默君,是清季民国时期的名媛张默君无疑——《题辞》中求学务本学堂、任考试院典试委员的经历,都是女诗人张默君的经历。张女士著有《白华草堂诗集》、《默君诗草》等,不知胡适题辞的是哪一种。想必是夏鼐前往胡适处闲谈时看见了这份题辞,就顺手抄了下来。这是一份从未被发现的胡适文献,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第五次是是1947年12月12至17日,胡适此次南来主要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17日晚间,胡适对夏鼐等谈到自传之难写,“以顾忌过多也,日记易偏重小事,反易漏去长期努力之要事。”又谈到美国大使一段时期中,“颇可写一回忆录,但其中有些事实,尚不能公开,当时未记日记,但周鲠生先生即住大使馆,每日晤谈,周先生逐日记下,可供参考,重要文件亦皆保存,有工夫可写一回忆录。又谓自传之书,童年一段,最易写得出色,由此中可以看出幼年环境及教育;但中年以后,即不易写,以顾忌过多,接触之人物,多仍生存,且多仍为每日见面者,不便毫无忌惮写下。批评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一书,前20多页颇佳,其后半则见解多误。”又谈及拟延聘西洋史教授,欲接沈刚伯、全汉昇来北大,皆未成功。又自谓少年时,“规定每星期读毕一史,除《宋史》、《明史》过多外,其余居然能办到,然《十三经注疏》及《说文解字》之类,则均系留美时课余补读完,惟当时国文根抵已打好,颇占便宜,今日年轻人多有未打好国文根抵者。又谓现下有已二十余岁而未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者,常劝之练习写文章……”


  第六次1948年3月25日到5月6日。胡适此次来宁,先是参加了中研院的评议会,选举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院士,接着又参加国民大会。这次在南京,令胡适最纠结的是蒋介石要他出来“竞选总统”。《夏鼐日记》虽对此事有零星记录,但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4月2日的夜谈。在这次谈话里,胡适谈了他未来的研究计划,谈了史学研究的方向,谈到弟子中只有罗尔纲才得他的真传等等:



  晚间胡适之先生早归,坐着无聊,叫老裴来喊余谈天,余正在读《殷历谱》,抛书去晋褐……胡先生自云:拟于最近半年内将《水经注》作一结束,此本为思想史中之一小注,竟费了四年多功夫,实为意料之外;此后拟续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即卷上亦拟重写,可将殷墟材料加入,此约需一两年的功夫;然后再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卷也许改成为“活的文学”史,不一定是白话文学,如此可以收入《书》、《诗》二经,但此书也许不写,让别人写;另外,想写整个中国文化史。史学的工作,一部分是绣花针的校勘考据,一部分是大刀阔斧的通史。虽然现今的史学成绩尚不够作一成熟的中国通史,但是可以有一种看法仍可成立。虽然有许多史料尚须审查,但是至少知道某一些史料一定不能放进去。关于史料的辨伪及选择,自信可以胜利。胡先生说到这里,又摇头说,可是我老了,还有这三大部书要写,颇有“日暮途远”之感。又说到他教了三十年来的书,没有教出一个可以传衣钵的徒弟出来,实在大部分上课听讲的学生,不能算是徒弟,真正可算徒弟的,只有罗尔纲君。当私人秘书,住在家中,因为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多在晚间,可以真正领教的只有住在他家中才可以做得到。王重民君在美国时,受影响亦不少,时常连着几天不断通信,连邮差都笑着说Love Letter〔情书〕。早期的北大学生,如傅、顾之流,当时即比老师读过古书为多,自然思想方面受影响,但是不能算是学生。当时以留学生回到北大,看到学生的程度已是如此,逼得自己努力用功。至于思想史方面的传人,似无其人,勉强或可算容肇祖君。文学史方面孙楷第君亦仅受影响,不能算是徒弟。胡先生说他自己成了社会中人物(Popular figure),不能脱离一切,从事研究,最好是像陈独秀先生一般,被关禁几年,如又可得阅书之自由,或可专心著作。否则像副总统这样职任,消闲无事,亦属不错,且地位较高,有些小事像写字之类(指着书架上一大堆人家敬求墨宝的纸),人家也不好意思来麻烦了。但是万一总统出缺,这又更加麻烦了。最好能有一职位,每天以二三小时挣钱吃饭,其余时间可专心研究工作,北大校长仍嫌过忙,希望傅孟真先生或蒋梦麟先生能够来代理一两年,自己可以脱离行政事务,专心研究工作。又谈到傅孟真先生及赵元任先生,以为皆是天分极高之人,很希望赵先生能早点回来,教出几个徒弟,否则要成绝学了;很可惜赵先生这几年浪费心力,尤为是替赵太太写自传及中国烹饪术之书,白费精神。胡先生越说越有精神,我劝他少耗心力于无用之事,多写些书来为后学楷模。11时始告辞而出。



胡适的这段谈话,是在百无聊赖、急盼有一位倾吐对象“不吐不快”的情境下说出的。关于未来的研究计划:《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下、《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三部大书,都是“史”,说明胡适一生治学的主要地盘,还是“史学”。其中,《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下,是胡适很早以前就立宏愿要偿还的旧债,但直到逝世,也未偿清。这一方面是因为胡适是“社会中人物”,即今日所说之“公众人物”,要应付人,应付事,不能心无旁骛静坐书斋。此外,胡适晚年,精力大退,恐怕也是主要原因。细读胡适《日记》和书信的人都知道,胡适的最后10几年里,记忆力大大减退,总让人产生才情殆尽的感觉。关于《白话文学史》,胡适明确说:主旨定位于“活的文学”,不一定是白话文学,可以收入《书》、《诗》二经,这也是超越《白话文学史》(卷上)之所在。


  胡适关于学术传承的谈话,也非常有趣而令人耳目一新。作为开风气的大师,胡适对新学术的大贡献之一,就是影响或者说塑造了一批不同学术领域的领袖人物。除胡适在这里提到的顾颉刚、傅斯年、罗尔纲、容肇祖、孙楷第以外,还有明史权威吴晗、宋史权威邓广铭、现在仍健在的“红学”大师周汝昌等等。胡适在这里说只有罗尔纲才得其真传,甚可商榷。像傅斯年、顾颉刚、吴晗、邓广铭等诸人,虽不像罗氏那样朝夕问教,但因他们天分高,才情远,功柢深厚,往往经大师稍一点拨(或是几次通信,或是几次讲演,或者几次谈话),即发生质的飞跃。这些功劳,是应记在胡适名下的。


  第七次是1948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胡适此来,主要是参加院士会议。9月17日他与夏鼐闲谈时说,他在考证《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而前书不在中央图书馆即在浙江大学。⑧次日,夏鼐专程去中央图书馆查检,果在彼处,即为胡借来。这件事令胡、夏二人都非常兴奋,因此各自《日记》里都有记载。夏鼐记道:“下午至中央图书馆,遇及屈万里君,知《直隶河渠志》⑨确在其处,大喜,即借来,转交与胡先生。”胡适记道:“又借得中央图书馆《直隶河渠书》稿本廿五册。(夏作铭借来)”这也是《胡适日记》中惟一一次提到夏鼐。10月3日在去武汉的船上,胡适据此稿本写成《中央图书馆所藏〈直隶河渠书〉稿本详目》一文。11月12日又写定《记中央图书馆藏〈直隶河渠书〉稿本二十六册》,后将此文略加修改后发表在1953年的《大陆杂志》第7卷第3期。


  胡适这次在南京,还有三次夜谈极具史料价值。9月20日夜谈时,胡适谈到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



  晚间至胡适之先生处闲谈。胡先生谓佛教传入中国史之初期,海路或较陆路更重要,希望能由考古学方面找出证据来证明。文献方面,白马寺之传说,虽为后起,然下列之五大证据,似不能抹杀:(1)楚王英之事;(2)汉桓帝于宫中祀浮屠老子;(3)襄楷;(4)竿融;(5)《牟子·理惑篇》。又云,海道至交州后,又由水道至苍梧,更北即可至湘,或由番禺越五岭至湘,佛教传播或先至南方云云。


  
这也是一个“大胆假设”,想必对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能有启发。


  9月30日夜谈时,胡适谈到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即能做诗填词,欲拟杜即拟杜,欲仿宋即仿宋,文章亦能写得通顺”,但学字最差劲,临帖摹碑,皆不成功,惟作文稿时一笔不苟且,经此训练后,乃敢为人写屏幅对联。又谈到《胡适文存》三集,皆汪原放代为搜集已发表稿子,排定篇目,经本人阅过后,去取选择,并修改其次序,然后付印。《文存》能得印出,实出版人之努力,故虽不获分文版税,亦无怨言。这令在场的萨本栋艳羡不止。


  10月13日,谈《水经注》研究即将收束:



  晚间至胡适之先生处,胡先生今晚夜车赴沪返平,谓研究《水经注》再过一个月即为五年,现在大致完竣,惟如何写作,尚未决定。写法有三种:(一)400年来《水经注》研究的历史;(二)新发现之《水经注》版本及戴、赵、全公案之裁判;(三)60余种《水经注》版本之提要及体系。明年蔡先生纪念讲演,拟采用其一,询余意思如何?余以为通俗讲演最好用第一题目,不致令人生倦,胡先生亦以为然。


  
事实上,胡适的《水经注》考证,并未如他打算的那样在近期收束,又写了不少文字。但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写出综合的报告,实在遗憾。


通过以上梳理可看出,胡、夏二人,交谊日深。他们的关系也不止于胡适讲谈、夏鼐恭听这种层面。从现有的文献看,夏鼐曾将其《汉武征和年号考》寄给胡适请其推荐在《申报·文史》发表,⑩后来该文果发表于1948年2月21日《申报》的《文史》副刊第11期,或许就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对夏鼐,必是相当赏识,夏备受胡适的学生兼挚友傅斯年器重,傅必在胡面前揄扬。1947年10月14日,胡适史语所讲演后在当日《日记》记道:“史语所很有人才。”而夏鼐恰是青年才俊中的翘楚,此点,最能识人的胡适不会看不到。夏鼐对胡适,亦格外恭敬与尊重,特别是他对胡适在这一时段大力提倡的学术独立的计划,对胡适的力挺郭沫若,是从心底认同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与忘年友情,若无变故,必定会朝着更深广的方面发展。但是,随着山河变色,其交往也不得不随之划上句号。


  
  三、批判胡适运动中的夏鼐


  
  1948年12月9日,夏鼐在多次拒绝傅斯年请其押运古物赴台的要求后,离南京返温州故家——他对现政权已没有丝毫信心。与夏鼐相反,胡适坚决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他受蒋的委派,于次年4月6日搭船赴美,开始了一生中最支持蒋介石的时期。从此,胡适与夏鼐就成了两个世界的人。111949年以后,在大陆已变成批判对象的胡适,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缺席批判。1954年10月,毛泽东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突破口,又亲自发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这次运动由中宣部按照毛的指示,领导中国科学院、文化部、高教部等科研、教育机构来具体实施。正是这场运动,使夏鼐与胡适又有了一点瓜葛。


  作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夏鼐无论如何是不能脱离运动的。而且,照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生态,他还必须要“积极参加”。《夏鼐日记》为我们留下了当时参加运动的一些材料:



  1954年12月1日:郭院长至陈梦家君处谈石鼓文问题,顺便至我处,谈及批判胡适思想问题,谓“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应改为“小心地假设,大胆地反证”,使不致落入唯心论的陷阱。
  12月25日:……赴干部学校听潘梓年同志作胡适思想批判报告。
  1955年1月7日:下午赴院参加“批判胡适实用主义”讨论会,艾思奇报告,发言者有贺麟、胡绳、王子野等同志。
  1月19日:上午阅侯外庐所写《胡适的反动政治思想》。
  1月20日:……院中开胡适批判会,请黄仲良先生出席。……阅冯友兰批判胡适哲学史对孔、老的评价问题。
  3月5日:下午赴院参加史学界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
  3月26日:下午参加批判胡适思想史学部分讨论会,由翦伯赞同志主持,发言者颇踊跃。
  4月2日:下午赴北京饭店,听艾思奇同志报告“批判胡适思想”。
  4月15日:阅批判胡适思想的论文(侯外庐、胡华等)。
  5月1日:为《历史研究》校阅吕振羽同志《批判胡适派的历史观》一文……
  5月3日:下午参加社会学部招待苏联专家阿斯塔莉叶夫座谈会,由潘梓年报告批判胡适思想运动。


  
应该承认,这些记载对梳理那场批判运动的来龙去脉,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肯定有参考价值。


  当时,夏鼐不但要参加批判会,还要写批判文章。据《夏鼐日记》可知,他于1955年3月6日至9日完成了批判文章:《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12


  这篇文章开首就说:“胡适自己对于考古学是外行的。”这是实事求是的评论。既然外行,又如何影响考古学呢?作者认为,“胡适过去三十年在中国历史学上是起着统治作用的,……作为历史科学组成部分的考古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的恶劣影响。”特别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运动的右派,以考古在内的几个史学刊物为阵地,“因此胡适派思想在中国考古学上的总方向、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等各方面的影响,都是深刻的。”作者在文中所举的例子,也采自史语所发表的考古论文和报告。这表明,文章批判的是考古领域中的胡适派思想,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胡适本人。


  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批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及胡适提倡的整理材料的方法,并举出“殷墟文化曾是由洪水冲击而来”等例子。作为造诣高深的考古学家,作者在这两部分中所举的例子都是击中要害,无懈可击的。但是,这些事例和胡适的思想相联系,似乎有点牵强。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初期,缺乏经验所致。


  第二部分,作者批判了考古领域中片段搜集材料、孤立看问题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是中了胡适的毒:“胡适以为历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个别事实。”此外,作者从胡适做研究靠别人提供材料(顾颉刚供给其《红楼梦》的材料,罗尔纲供给其《醒世姻缘传》的材料)入手,强调考古工作者要亲自动手找材料。应该承认,作者之立论,至今亦未过时。不过,所举胡适的例子却不合事实。即拿其研究《红楼梦》来说,他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红楼梦》,把从不被重视的材料,都变成有用的材料,活的材料,这就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曹雪芹的家世材料,都放在那里,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他让顾颉刚帮助搜集材料,但这些材料在顾颉刚手里仍是一堆死材料,经胡适研究后,就能理出脉络来,得出有关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系统判断。所以,作者所举例子不恰切。


  第三部分,作者指出,用胡适派的方法整理材料,不能得出正确结论。批判了“胡适的庸俗进化论”。


  第四部分,批胡适派统治下的考古学学风:学术脱离政治;支离破碎的钻牛角尖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作风;“为考古而考古”;垄断材料,囤积居奇;宗派林立、学阀霸道。从现在来看,学术是应该远离政治的,而且越远越好。“为考古而考古”的提法,也无可指摘。在史语所,确实有大量的材料没有得到及时整理,但并没有“垄断材料,囤积居奇”;只举傅斯年、董作宾将材料提供给郭沫若一例即可说明问题。
  第五部分表态: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同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


  仔细研究这篇文章,发现作者对考古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所作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但与胡适联系起来,又极为牵强。这是运动的产物,没有运动,肯定不会产生这样的文章。


  远在美国的胡适对这些批判文章非常关注,就是对这篇文章,胡适也用红笔做了很多勾画。胡适勾画的,主要是胡适认为能给他提供学术信息的部分,而不是对他大不敬的话语。确实,胡适从不责怪、怨恨批判他的人,他自己的说法是:这些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管对批判者,还是对胡适本人的态度,我们都还缺乏一种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我们肯定应该采取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结合历史的情境,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单单从字面上的表述,就得出“某某人忘恩负义”,靠批胡适换取进身之阶之类的结论,那肯定是肤浅的。
  


  四、夏鼐晚年记胡适


  
  经过1954-1955年的批判运动后,胡适在大陆上已被彻底批倒批臭。不过,这之后,胡适的名字仍偶尔出现在《夏鼐日记》里。比如,胡逝世后,夏在1962年2月27日记道:“……阅《参考消息》,知胡适已于24日在台湾逝世。”1964年8月4日在游呼和浩特的抗日烈士公园时,又记道:“……乃出来散步,海拉尔路西口路南有抗日烈士公园,乃1933年华北军第59师傅作义部下在怀来一带抗日阵亡将士203人之墓,有一纪念碑,胡适撰文,钱玄同书。此公园现已开辟为农田,仅有二三墓碣,尚矗立田间而已。”


  “文革”以后,胡适的名字又较多的出现在《夏鼐日记》中。1982年元旦,夏鼐阅读了《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胡适与中研院关系的文章。后来又读了传记文学社出版的唐德刚《胡适杂忆》,大陆上出的《胡适往来书信选》等书。他在读这些书时常有画龙点睛的评论,比如他评《胡适杂忆》:“乃胡适评传性质,作者虽以受历史训练者自居,但所论殊未必皆中肯,文章尚流畅活泼。”13读到《胡适往来书信选》之1945-1948年部分,又不由自主想起乃师陈寅恪的诗:“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14最有趣的是他读《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套10巨册、300多万字的大书,他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读完了。读的时候,还就有关部分与其日记对勘,写“补注”。从“补注”的文字看,他一定是怀着兴奋和感慨的心情读这套书的。


  此外,无意中的小事,也常常能使他想起胡适。比如,他偕家人游长城时,就想起胡适说的:“我在北京九年,没有游过长城,我常常笑我自己。”15这些,都无关宏旨,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他在新时期强调要充分注意人文科学自身的特点和客观发展规律,反对学术机关行政化、企业化,反对过分强调为政治服务。他还深切赞同严济慈先生的主张:渴望有蔡元培那样的人来主持学术和教育机构16。这恰是与胡适有相通之处的。
  
①夏鼐:《自订年谱》,据《夏鼐日记》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8页。
②王栻(1912-1983),原名王载栻,字抱冲。浙江平阳人。先后执教温州师范学校、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等校。1952年后任南京大学教授。以研究维新运动史和严复著称。校订、编著有《严复集》等。
③夏鼐:《上海的三年(1927-1930年夏)》,据《夏鼐日记》卷一,13页。
④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81页。
⑤《夏鼐日记》1933年1月15日。
⑥ 1938年8月21日,夏鼐在伦敦的中华协会听胡适讲演“抗战一周年的感想”,这是1935年他负笈英伦以来第一次见到胡适。他为中国抗战捐款2先令,而据胡适当天日记,他共募得捐款52磅。
⑦ 《夏鼐日记》1984年10月6日:阅《胡适年谱长编》第5册,1947年前后,胡适来南京,都住在史语所,我第一次与之有所接触,他的日记中可能会有提到我的地方。这时期我在南京,一度代理史语所所长。读《年谱》,颇有陈寅烙的诗所谓“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正沧桑”之感。
⑧按,胡适于1948年8月12日写成《试判断〈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案子》。张政烺教授告诉他:《直隶河渠书》归吴兴刘氏嘉业堂,“今日当在中央图书馆或浙江大学。据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册(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⑨ 按,夏鼐先生在9月17日和本日《日记》中,都将《直隶河渠书》记做《直隶河渠志》。
⑩ 1948年1月21日夏鼐复胡适函(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
11 1951年8月13日,夏鼐记述了郑振铎当日讲述胡适离开大陆前情形:……胡离沪时,郑曾与之同桌共宴,胡之精神正懊丧,但主张其自由主义,郑劝之不必赴美,不但不听,反转劝郑不要投奔解放区。胡离北京时,仅带书二部,一为脂砚斋《红楼梦》,一为所借铜琴铁剑楼藏本《水经注》;其所著《〈水经注〉考证》,写成十余万言,将稿本交与顾廷龙保管,在上面书“错了”二字,盖发现天津图书馆之全祖望五校《水经注》启,知戴氏实有窃全之事,从前为同乡打不平,此时始知“错了”。
12本文所引该文的内容,均据《胡适思想批判》第6册(三联书店,1955年)。
13 《夏鼐日记》1982年3月1日。
14 《夏鼐日记》1982年3月6日。
15 《夏鼐日记》1984年7月28日。
16《夏鼐日记》 1982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