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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召开张昭军教授新书《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学术研讨会
发布时间:2022-04-30     浏览次数:

2022年4月22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组织召开学术讨论会,研讨张昭军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推进学科建设。会议由杨共乐主任主持,孙燕京教授、李志英教授、周文玖教授、林辉锋教授和湛晓白副教授等多位学者出席讨论会,历史学院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人参加了讨论会。

张昭军老师简要地介绍了该书的选题缘起、基本思路和写作时遵循的指导原则。张老师表示,该书的问题意识来自于教学和研究中所遇到的困惑,每一章尽可能追求基于史料解决实在的学术问题。

 

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无论对于中国文化史学科,还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会学者指出,“该书既在学科史的意义上有发凡起例之功,又是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史的基础性成果,对北师大文化史学术传统的传承也有良好的推进作用。”

孙燕京老师说:该书能够在当前分散的、相对碎片化的诸多文化史研究成果中整理出学术体系,进而以整体的视野,纵横结合,建立起理论系统,对文化史研究予以总结和提升,实属不易。她认为该书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和教学传统的标志性成果,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了充分的自觉性:一是对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自觉,二是传承北师大文化史学术传统的自觉,对学科建设也颇具启迪之功。在充分肯定该书学术贡献的基础上,她建议张老师可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再接再厉,撰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专著,并提出了四点建议。

 李志英老师强调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该书之所以能够做出深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在于它采取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李老师谈及史学的建构性与实在性的问题。她指出,史学的基础是实在发生的历史事实,其次才是建构的。进而,李老师又以时间观念为例,说明了任何精神文化观点的变动,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从而阐述了文化史与其他史学部门彼此联系,却又不能互相替代的关系。

 周文玖老师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从学科史的视角为中国文化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出了建议。他认为,此类研究可以继续关注文化史家对于学科进展的贡献,并在学科史的框架下梳理学术谱系。周老师特别提到,龚书铎先生对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应加强研究。

林辉锋老师从“精”与“全”两个方面,概括指出了该书的优长,认为该书做到了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点面结合与史论结合。另外,林老师还提出,该书在目前的基础上,若能对国外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相关情况做更为全面和详细的介绍,对于中国学者的教学与科研亦将有重要的价值。

湛晓白老师认为,过去二十年间,史学界重新出现向政治史、社会史回归的趋势,因而在当下讨论“文化史学”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于我们重塑学科意识十分必要。她指出,该书不同于目前大量较为碎片化、同质化和短平快的文化史研究,而是力求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脉络,这是该书巨大的价值所在,也是学者们继续拓展文化史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眼光。

杨共乐老师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肯定了《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所取得的成绩。他认为,第一,“《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提出了中国‘文化史学’这一概念,是中国文化史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二,“《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开辟了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学术史、文化史学史研究的新途径。这为以政治为对象的政治史学史、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史的展开,提供了借鉴。”第三,“《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拓展了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扩大了史学史研究的新内容,是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进行的新探索,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杨老师建议作者以此书为基础,加以提炼、深化,在若干年内写出一部压缩版的“中国文化史学理论”。最后,杨老师联系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的生命线等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