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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社会主义述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发布时间：20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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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者和先行者。他大力宣传并准备实行社会主义，既根源于其热爱祖国人民的真挚情感和变革社会现实的革命主张，更是其经过长期学习与研究把握宏观世界局势与最新思潮的结果。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为养料，既受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更受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及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影响，来源繁多，驳杂不一。孙中山虽然没有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但其对社会主义的大力宣传和热切向往，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社会文化思想，确实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重温孙中山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崎岖业绩，理应有选择地传承和汲取其中的积极养分，更加努力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关键词］孙中山; 社会主义; 民生主义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同时还是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先行者。真城地为国为民的孙中山，在历史舞台上奋斗了凡四十年，著述甚多，广为交游，并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给时代留下了个人的鲜明印记。他除制定三民主义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旨在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和谐社会外，一生都真诚地推重社会主义，重视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殷切地向往社会主义，执着地坚持“天下为公”理念和社会主义方向。这同样是孙中山留给后人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社会文化思想，应该对其理论与实践价值予以确切评估。特别是当前，面对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现实，深入回味和思考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汲取有益的养分，并对其进一步更好地理解和从中获得借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本文即对此作些概述和探讨。
一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是封建制度土崩瓦解、重新选择中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为寻求救亡图存的救国真理，先进的中国人作了种种尝试，进行各种理论选择。当中国民主革命还在起步时，孙中山就对社会主义学说表现出极大热情。他认为，中国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应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并大力宣传并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当时众多谈论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当中，孙中山是最早在中国开宗明义提出社会主义(包括平均地权和民生主义) 的先驱并毕生为此目的勤奋奔走，大力宣传并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坚信在中国能够夺取社会主义胜
利，可以建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孙中山为什么要大力宣传并准备实行社会主义?这并非偶然。它根源于孙中山热爱祖国人民的真挚情感，根源于他变革社会现实的革命主张，又与20世纪初的思潮特点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有关联，更是孙中山经过长期学习和研究把握宏观世界局势和了解新思潮的结果。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放眼世界的孙中山毕生都在学习西方。他的思想志趣是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吸收世界先进思想为我所用。这在其向往、宣传社会主义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
翻阅孙中山的全部著述，可以看出，孙中山特别偏重阐释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课题。围绕这一课题，他除在《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两种重要著作中有颇大篇幅论及之外，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 年3 月至1924年11 月的22 年里，在其发表的文章、演说、谈话、函电、批语和有关文告、规章中，涉及谈论这一课题者，尚有82 篇(件) 之多。在这些论述中，他描绘出一个共和国的前景，突出的从劳工运动、实业建设、铁路计划等各个角度阐述和鼓吹社会主义。
1903 年 12 月，孙中山在复友人信中已提出自己“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主张用“平均地权(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并认为这是“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使中国将不致像欧美那样贫富悬殊，发生“大冲突”［1］( P30)。稍后，他说:“我坚信，只有当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人民才会更幸福，苦痛才会减轻。”［2］( P98)从此，孙中山正式揭出了社会主义旗帜。他在以后的 20 多年中，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孜孜以求，屡仆屡进，毫不懈怠，并终其一生向往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不止一次地宣称，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号召人民要用社会主义理想建设国家。
追溯此前的历史，从 1896 年起，30 岁的孙中山于英国伦敦遭囚脱险后，留住欧洲近一年的时间，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等处读书，该馆“所藏的书籍总有好几百万种，无论关于什么问题的书籍都是很丰富的”［3］( P480)。他大量翻阅各类图书，研究政治、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并对马克思和亨利•乔治的著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更产生深远的影响，认为它适宜中国社会经济情况。
与此同时，孙中山很注重考察欧洲社会政治状况。当时，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向帝国主义阶段过度，劳资冲突日益频繁和尖锐，各国无产阶级在争取经济、政治权利的斗争中，显示出前所未能的力量，不断扩大自己的组织。英国在 1889—1891 年新成立了 60 多个工会，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欧美国家的工人不断举行游行示威，罢工运动亦在更大更频繁的规模上开展起来。1890—1891 年，罢工事件 226 次，参加人数 38563名; 1896 年，罢工斗争增为483次，参加人数达128808 人［4］( P414)。英国工人运动于1890 年代有了新的高涨，伦敦机器制造工人在1899 年举行了历时36 个星期的罢工。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蓬勃发展，他们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很大胜利，表明社会民主党在民众中影响的日益扩大。无疑，孙中山对这种社会革命运动情景有所闻见和了解，从而感叹像欧洲列强那样自产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异常严重，他“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登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3］( P78)。
关于“社会革命”，孙中山后来多次解释为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他在上述期间已接触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和某些社会主义人士。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对此，宋庆龄曾多次谈到: “就在这一海外活动期间，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产生了吸引力。”［5］( P487)
正是欧美工人阶级蓬勃发展的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斗争，给孙中山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他断定，在那些地方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由是以世界潮流为中国导向，进而考虑到自己祖国的现状和未来，以“中国式”路向未来定位，中国人要按中国的国情来办中国的事，决定采用社会主义和用什么手段进行革命的问题。
稍后，孙中山在1897—1903 年亡命日本期间，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热潮有了更多接触。19 世纪八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已逐渐在日本传播，1898—1900 年间，日本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协会”等组织。1901 年，片山潜、幸德秋水创建了社会民主党，1904—1905 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社会主义思潮在 20 世纪初已在日本广泛传播。当时，孙中山先后结识了主张土地变革问题的宫崎寅藏兄弟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幸德秋水等，彼此就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交换意见，相互切磋，并与宫崎寅藏兄弟在共同振兴亚洲问题上十分契合。这些活动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自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1906 年11 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很繁博的科学”，“这里头千头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6］( P15—16)。这一结论表明，他同欧、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确实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接触和探索，研究了社会主义众多流派的著作，并首先给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引进了第一道社会主义的曙光，这种积极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孙中山正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刺激下，开始了解决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革命等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深入考虑过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后，对中国迈向社会主义进行积极的探索，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把民生(社会)主义与民族、民权主义等量齐观，指出中国前进的方向，不仅要建立共和国，还要人民安乐，社会经济繁荣。从此，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为了孙中山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05 年初，孙中山由美洲抵达欧洲，在中国留学生中从事革命宣传，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同年9月中旬，他曾专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又称“第二国际”) ，访问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中国社会党的领袖，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并宣布将派代表出席下一届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
孙中山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曾反复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避免其种种弊端”。也就是说，中国要吸收西方的“精华”，但决不成它糟粕的牺牲品。这样就能够使“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等某些问题，说他要与第二国际社会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曾发生的那样”。他还预言:“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的所有行会全都是社会主义的了。”①
1907 年6 月8 日，孙中山在越南河内与法国《时代》杂志罗德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他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意预”［7］( P109)。在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和完成南北统一之后，从4 月开始，孙中山周游全国各省;积极宣传民生主义，掀起了传播社会主义的高潮。他连续发表演说、谈话102次，其中专讲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有43次。孙中山以极大地热忱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争取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国家。他相信社会主义能治愈中国的疾苦，中国是有条件实现社会主义的。
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在 1913 年 9 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流亡日本身处十分穷困之时，仍然相信“中国是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度，这个国度应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 并满怀激情吁请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协助他“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 P98)。这说明，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学说已树立了相当坚定的信仰。
综上所述，说明孙中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最早在中国开宗明义提出以社会主义( 包括平均地权和民生主义) 理想建设国家的伟大先行者。从孙中山长时期的言行活动中，说明他既是最积极的倡导者、鼓吹者和宣传者，又是最真诚的实践者、身体力行者。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二
孙中山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接受了哪些影响?
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他已经知道有关各国的社会主义派别有57种之多，研究学者有千百家，出版的研究著作也有几千种，而当时“普通人( 即一般民众) 对于社会主义无所适从”［3］( P477)。1979 年 2 月间，经宋庆龄先生同意，我曾专程赴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图书室查寻资料，在翻阅孙中山使用过的书籍中，见到颇多本社会主义方面的名著，如麦克唐纳《社会主义运动》、C. H.纳尔《社会主义原理》以及亨利•乔治《社会问题》、《社会经济学批判》、《垄断集团与托拉斯》等书，并且藏书范围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文学、传记和历史等16 种类别。从这些广泛的藏书中，可以考察到孙中山社会主义原理的渊源所自。
从孙中山的一些言论中，也可说明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源相当驳杂。孙中山在 1906 年曾说，“社会主义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6］( P16)。他在1912 年又说: “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 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6］( P160)从孙中山的言论中分析，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为养料，既受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更受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及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影响，来源繁多，确属驳杂不一。但是，与此同时，他还结合时代特点、中国国情和个人体验，而有所发展和有所创新，“有所独见而创获”，所以应该是集博采众说与独立创想之大成，是多元智慧的结晶。
孙中山和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存在着世界观的差异，但由于孙中山具有进化唯物主义和进化发展观思想，并和中国民主革命始终紧密联系，这就使得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常有近似的看法，比如他们在谋求中国独立发展问题上就有着近似的思路等。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诚然也有不少误解，但他确实有所了解并涉猎过不少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且对各种名目的共产党、社会党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研究，具有了自己的独创见解。比如，他对出现于社会主义初期的“均产派”所提出的“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的主张，并不赞成，认为它虽然激烈却很粗浅，“于事理既未能行，而徒然肇攘夺变乱之祸”。他也不赞成乌托邦派，说他们都是一些悲天悯人的道德家，只寄托于子虚乌有的安乐世界，讲些“理想上的空话”，而丝毫没有提出“消灭人类的痛苦的具体办法”。应该说，这对于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是很到位的。
正是由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一定科学成分与积极因素，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备加赞誉，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推崇备至，十分敬佩。他认为，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研究得“最透彻和最有心得”，而“马克思主义得社会主义的真髓”，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因而叫“科学社会主义”。他说，当无政府主义逞于一时之际，“厥后有德国麦克司( 马克思) 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有《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有系统的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有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6］( P160)。并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的解决，所著的书和发明的学说，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集大成”，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都是信仰他”，“岌岌提倡马克思之学说，主张平均分配，求根本和平的解决”［3］( P479—480)。
不过，孙中山不赞成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中心”的观点，而认为美国学者摩里斯•威廉所称“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中心，而社会问题又以生存为中心”，才和他的主义“若合符节”。他也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理论，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才是正确的。孙中山后来毕竟没有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与这种思想认识的差异有着一定的关联。
孙中山是为救国救民而虚心向外国学习的。他力图适应世界发展新潮流，而外国繁多的社会主义学派各有长短，并且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在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所具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多个阶级、多种思想、多条道路并存，这种过渡社会的错综复杂特征又特别显著，犹如孙中山所深切感受的: 当时各种新思潮、新出版物“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8］( P166)。孙中山向来以人民全体的代表自任，这时更提出“全民政治”的政治观，更重视当时在中国有影响的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以便容纳广泛的主张，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他的事业。他特别表明，不主张走完整的资本主义道路，希望能找出一条既有民主政治，又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中国式”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呢?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反复讲了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仅在《民生主义》第一、二讲中提出社会主义者就有 40 多次，提出共产主义、共产制度者有30多次。在孙中山学说中，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同一政治概念，二者是同义词。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6］( P366)，又说“民生主义便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3］( P478)。在晚年又一再声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 P474)，还指出: “社会主义范围，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人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民生主义的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生产。”他主张的三民主义，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即“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3］( P477—482、506)。
这里，孙中山正确理解了中外古今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共同特征，即“共产”。也就是说，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权和分配的平等， 特别是实行“土地共有”和“资本共有”，即主宰国家经济命脉的土地、森林、矿山、铁路、电气、邮政等部门和主要企业的国有制。在这一基础上实行“分配之社会化，就是合作社”，以消灭商人的垄断。他认为，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通过它，“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3］( P808)。这仅就上述理想本身而言，应该是高出于中外乌托邦理想的。其中，实行共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行社会主义理想的必要条件，尤为中肯确切; 他所提出的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来决定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论点，发人深省。
如何实行社会主义呢? 孙中山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只提出一种毫不合时宜的剧烈办法，等实业发达后以求适用，而应用一种“思患于未然的预防的办法，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贫富不均的大毛病”［3］( P561)。他主张分阶段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办法，即主张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用和平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改良社会”。应该说，这一想法也是颇具匠心和具有远见卓识的。
孙中山的确提出了发展工业、对外实行开放、充分利用外资和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等观点，主张“主权在我”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本、人才和方法，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外国的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 并且，可以成为中国和世界的两种经济能力“互为利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3］( P225)。他把引用外资比喻为“水之就壑”，也就是水到渠成，势在必然。
在实际行动中，孙中山也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积极的努力。他在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从海外归国时，专门携带回了欧美最新出版的《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发达史》和《地税原理》名著多种，号召“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稍后，他还曾自称个人是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7］( P156—157)。同年底，孙中山在上海与社会党本部长江亢虎谈话中，宣称自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家”，表示对社会主义“必竭力赞成之”，“余意必广为鼓吹”，“至于方法，原非一成不变者，因时制宜可耳”［7］( P156—157)。
1912 年4 月1 日，他卸职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在南京对中国同盟会员作《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演讲时，声明他“解职不是不办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的”［6］( P36)。这紧要的事，便是民生主义、社会革命。又说，改造中国，不是仅仅地把中国造成一个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而且要经过社会革命，消灭国中贫富悬殊。这就要“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的政策，无外社会主义”［6］( P37)。这篇演说词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点。此后约半年时间内，孙中山风尘仆仆奔走于上海、武昌、济南、烟台、太原、杭州、北京等南北各地，会见记者、发表讲演等，毅然不遗余力地向广大群众宣传社会主义。
尤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孙中山 1912 年热衷宣传民生主义的日子里，他于10 月4—16 日，应中国社会党本部的邀请，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连续三天下午演讲社会主义的流派及方法。他这一专题演讲，不仅向社会党人，而且面向各行各业群众宣传社会主义。首日到会听众是 1600 余人，次日增至2000 多人，第三日则高达 3000 多人，各界人民争先恐后到中华大戏院会场听讲。在讲演中，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发生的历史原因、流派、斗争前途以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孙中山以他丰富的知识，博采兼收，糅合中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规划，并表示其在政治革命之后和平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决心，殷切希望“我中华民族民国之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孙中山一生宣传社会主义最多时期的一篇重要论述。
1924 年1 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次日，孙中山就作了《关于民生主义的说明》的演讲。同年1 月29 日至8 月24 日期间，他亲自开辟了一个系列讲解三民主义的讲座。孙中山在前后四讲的《民生主义》讲演(原计划讲六次，实际讲了四次)中，反复讲述了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他指出:“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3］( P477)。并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6］( P552)。这次的系统讲演是孙中山涉及宣传社会主义最后的一次。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也可以说于此最后确定。
上引各种材料说明，孙中山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及其设想的规划和办法。孙中山毕生把社会主义作为救国的方案，并领导人民不懈的追求，期望把国家建设成不仅与欧美并驾齐驱，而且是地球上第一个最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业绩昭彰，令人敬佩!
我们检视孙中山生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对照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它们相通相应的内在脉络中，可以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迪。
三
毋庸讳言，孙中山所倾心向往的社会主义及其设想的实现办法，存在着颇多不成熟的地方，具有某些空想成分，本身也存在矛盾以及与现实的差距，当然同今天中国大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所差别的。不过，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孙中山不仅对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十分赞赏，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都有着相当深度的了解，尤其是他不是不加比鉴而盲从。孙中山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颇多创新的思考。譬如，孙中山要求高度发展生产力，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都表现了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有着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他看到了中国在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时，自觉地去吸收和利用外国资本主义既有物质成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却是为解决遇到的难题开辟了一条道路;他在呼吁开放，利用外资、外国人才、调和国际关系的同时，始终强调“主权在我”，不能丧失主权，等等。
还要特别注意到的是，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大力宣传、热切向往，完全是出于对苦难大众的深切同情，和实现祖国现代化的善良愿望，其出发点是完全正确且难能可贵的。这在 1921 年前后，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还未或刚刚出现的时候，确实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从这些方面考虑，应该承认孙中山对谋求中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相连接的工作，是作出了最多、最可贵探索的杰出先进人物，是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伟大先行革命者。我们理应有选择地传承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并“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习近平语) 。
正因为孙中山具备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使他得以能够真切同情和热烈欢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期待着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共同斗争，以及深受中国五四爱国运动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景象的鼓舞和启发，视为新希望，并能够下决心以俄为师，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改组中国国民党，依靠工农群众，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得以继续积极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地推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从而促进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任何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道路都不是平安大道，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理想和联俄容共政策就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坚决反对。当国民党右派分子施用种种伎俩反对联俄容共政策，妄图阻止国共合作和孙中山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施用阴谋诡计向孙中山施加压力外，孙中山义无反顾地予以大加斥责和抵制。他一再告诫国民党人:“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3］( P500)并多次宣布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民生主义，国民党员不能反对共产党员。这既是他处于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较好了解的肺腑之言，也是确实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和世界潮流发展需要的至理名言。不幸的是，天不延年，孙中山在 1925 年 3 月 12 日过早地因病溘然长逝。之后，他的学说被歪曲，三大政策遭到取消，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事业也长期窒息无存了。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在其前进的过程中，不管遭遇任何艰难险阻，迟早都会要实现的。回顾当年孙中山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远大规划，和为实现国家振兴的艰辛坎坷经历，以及他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只有在1949 年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才得以实现的漫长曲折历程，更加使人感到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实应坚定地倍加珍爱。我们在重温孙中山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崎岖业绩时，应进一步激发更加努力地建设好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为振兴中华，作出前人所未能做到的伟绩。
［参考文献］
①参见《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近代史资料》1979 年第3 期)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1］孙中山全集: 第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2］孙中山全集: 第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3］孙中山全集: 第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4］国际工人运动史编写组. 国际工人运动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8.
［5］孙中山———坚定不移、不折不挠的革命家［A］. 宋庆龄选集
(下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
［6］孙中山全集: 第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7］孙中山全集: 第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8］孙中山全集: 第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来源：尚明轩，《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
［关键词］孙中山; 社会主义; 民生主义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同时还是近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先行者。真城地为国为民的孙中山，在历史舞台上奋斗了凡四十年，著述甚多，广为交游，并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给时代留下了个人的鲜明印记。他除制定三民主义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旨在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和谐社会外，一生都真诚地推重社会主义，重视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殷切地向往社会主义，执着地坚持“天下为公”理念和社会主义方向。这同样是孙中山留给后人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社会文化思想，应该对其理论与实践价值予以确切评估。特别是当前，面对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现实，深入回味和思考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汲取有益的养分，并对其进一步更好地理解和从中获得借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本文即对此作些概述和探讨。
一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是封建制度土崩瓦解、重新选择中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为寻求救亡图存的救国真理，先进的中国人作了种种尝试，进行各种理论选择。当中国民主革命还在起步时，孙中山就对社会主义学说表现出极大热情。他认为，中国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应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并大力宣传并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当时众多谈论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当中，孙中山是最早在中国开宗明义提出社会主义(包括平均地权和民生主义) 的先驱并毕生为此目的勤奋奔走，大力宣传并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坚信在中国能够夺取社会主义胜
利，可以建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孙中山为什么要大力宣传并准备实行社会主义?这并非偶然。它根源于孙中山热爱祖国人民的真挚情感，根源于他变革社会现实的革命主张，又与20世纪初的思潮特点及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有关联，更是孙中山经过长期学习和研究把握宏观世界局势和了解新思潮的结果。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放眼世界的孙中山毕生都在学习西方。他的思想志趣是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吸收世界先进思想为我所用。这在其向往、宣传社会主义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
翻阅孙中山的全部著述，可以看出，孙中山特别偏重阐释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课题。围绕这一课题，他除在《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两种重要著作中有颇大篇幅论及之外，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 年3 月至1924年11 月的22 年里，在其发表的文章、演说、谈话、函电、批语和有关文告、规章中，涉及谈论这一课题者，尚有82 篇(件) 之多。在这些论述中，他描绘出一个共和国的前景，突出的从劳工运动、实业建设、铁路计划等各个角度阐述和鼓吹社会主义。
1903 年 12 月，孙中山在复友人信中已提出自己“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主张用“平均地权(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并认为这是“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使中国将不致像欧美那样贫富悬殊，发生“大冲突”［1］( P30)。稍后，他说:“我坚信，只有当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人民才会更幸福，苦痛才会减轻。”［2］( P98)从此，孙中山正式揭出了社会主义旗帜。他在以后的 20 多年中，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孜孜以求，屡仆屡进，毫不懈怠，并终其一生向往并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不止一次地宣称，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号召人民要用社会主义理想建设国家。
追溯此前的历史，从 1896 年起，30 岁的孙中山于英国伦敦遭囚脱险后，留住欧洲近一年的时间，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等处读书，该馆“所藏的书籍总有好几百万种，无论关于什么问题的书籍都是很丰富的”［3］( P480)。他大量翻阅各类图书，研究政治、法律等方面的问题，并对马克思和亨利•乔治的著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更产生深远的影响，认为它适宜中国社会经济情况。
与此同时，孙中山很注重考察欧洲社会政治状况。当时，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向帝国主义阶段过度，劳资冲突日益频繁和尖锐，各国无产阶级在争取经济、政治权利的斗争中，显示出前所未能的力量，不断扩大自己的组织。英国在 1889—1891 年新成立了 60 多个工会，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欧美国家的工人不断举行游行示威，罢工运动亦在更大更频繁的规模上开展起来。1890—1891 年，罢工事件 226 次，参加人数 38563名; 1896 年，罢工斗争增为483次，参加人数达128808 人［4］( P414)。英国工人运动于1890 年代有了新的高涨，伦敦机器制造工人在1899 年举行了历时36 个星期的罢工。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蓬勃发展，他们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很大胜利，表明社会民主党在民众中影响的日益扩大。无疑，孙中山对这种社会革命运动情景有所闻见和了解，从而感叹像欧洲列强那样自产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异常严重，他“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登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3］( P78)。
关于“社会革命”，孙中山后来多次解释为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他在上述期间已接触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和某些社会主义人士。这对他形成三民主义思想影响深远。对此，宋庆龄曾多次谈到: “就在这一海外活动期间，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产生了吸引力。”［5］( P487)
正是欧美工人阶级蓬勃发展的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斗争，给孙中山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他断定，在那些地方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由是以世界潮流为中国导向，进而考虑到自己祖国的现状和未来，以“中国式”路向未来定位，中国人要按中国的国情来办中国的事，决定采用社会主义和用什么手段进行革命的问题。
稍后，孙中山在1897—1903 年亡命日本期间，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学说热潮有了更多接触。19 世纪八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已逐渐在日本传播，1898—1900 年间，日本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协会”等组织。1901 年，片山潜、幸德秋水创建了社会民主党，1904—1905 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社会主义思潮在 20 世纪初已在日本广泛传播。当时，孙中山先后结识了主张土地变革问题的宫崎寅藏兄弟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幸德秋水等，彼此就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交换意见，相互切磋，并与宫崎寅藏兄弟在共同振兴亚洲问题上十分契合。这些活动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自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1906 年11 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很繁博的科学”，“这里头千头万绪，成为一种科学，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6］( P15—16)。这一结论表明，他同欧、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确实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接触和探索，研究了社会主义众多流派的著作，并首先给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引进了第一道社会主义的曙光，这种积极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孙中山正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强烈刺激下，开始了解决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革命等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深入考虑过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后，对中国迈向社会主义进行积极的探索，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把民生(社会)主义与民族、民权主义等量齐观，指出中国前进的方向，不仅要建立共和国，还要人民安乐，社会经济繁荣。从此，社会主义思想就成为了孙中山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05 年初，孙中山由美洲抵达欧洲，在中国留学生中从事革命宣传，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同年9月中旬，他曾专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又称“第二国际”) ，访问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中国社会党的领袖，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并宣布将派代表出席下一届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
孙中山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曾反复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避免其种种弊端”。也就是说，中国要吸收西方的“精华”，但决不成它糟粕的牺牲品。这样就能够使“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等某些问题，说他要与第二国际社会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曾发生的那样”。他还预言:“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的所有行会全都是社会主义的了。”①
1907 年6 月8 日，孙中山在越南河内与法国《时代》杂志罗德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他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意预”［7］( P109)。在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和完成南北统一之后，从4 月开始，孙中山周游全国各省;积极宣传民生主义，掀起了传播社会主义的高潮。他连续发表演说、谈话102次，其中专讲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有43次。孙中山以极大地热忱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争取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国家。他相信社会主义能治愈中国的疾苦，中国是有条件实现社会主义的。
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在 1913 年 9 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流亡日本身处十分穷困之时，仍然相信“中国是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度，这个国度应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政府的典范”; 并满怀激情吁请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协助他“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2］( P98)。这说明，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学说已树立了相当坚定的信仰。
综上所述，说明孙中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最早在中国开宗明义提出以社会主义( 包括平均地权和民生主义) 理想建设国家的伟大先行者。从孙中山长时期的言行活动中，说明他既是最积极的倡导者、鼓吹者和宣传者，又是最真诚的实践者、身体力行者。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二
孙中山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接受了哪些影响?
按照孙中山的说法，他已经知道有关各国的社会主义派别有57种之多，研究学者有千百家，出版的研究著作也有几千种，而当时“普通人( 即一般民众) 对于社会主义无所适从”［3］( P477)。1979 年 2 月间，经宋庆龄先生同意，我曾专程赴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图书室查寻资料，在翻阅孙中山使用过的书籍中，见到颇多本社会主义方面的名著，如麦克唐纳《社会主义运动》、C. H.纳尔《社会主义原理》以及亨利•乔治《社会问题》、《社会经济学批判》、《垄断集团与托拉斯》等书，并且藏书范围广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文学、传记和历史等16 种类别。从这些广泛的藏书中，可以考察到孙中山社会主义原理的渊源所自。
从孙中山的一些言论中，也可说明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源相当驳杂。孙中山在 1906 年曾说，“社会主义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归诸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有主张归诸公有的，议论纷纷”［6］( P16)。他在1912 年又说: “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 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6］( P160)从孙中山的言论中分析，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为养料，既受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更受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及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影响，来源繁多，确属驳杂不一。但是，与此同时，他还结合时代特点、中国国情和个人体验，而有所发展和有所创新，“有所独见而创获”，所以应该是集博采众说与独立创想之大成，是多元智慧的结晶。
孙中山和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存在着世界观的差异，但由于孙中山具有进化唯物主义和进化发展观思想，并和中国民主革命始终紧密联系，这就使得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常有近似的看法，比如他们在谋求中国独立发展问题上就有着近似的思路等。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诚然也有不少误解，但他确实有所了解并涉猎过不少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且对各种名目的共产党、社会党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研究，具有了自己的独创见解。比如，他对出现于社会主义初期的“均产派”所提出的“合贫富各有之资财而均分之”的主张，并不赞成，认为它虽然激烈却很粗浅，“于事理既未能行，而徒然肇攘夺变乱之祸”。他也不赞成乌托邦派，说他们都是一些悲天悯人的道德家，只寄托于子虚乌有的安乐世界，讲些“理想上的空话”，而丝毫没有提出“消灭人类的痛苦的具体办法”。应该说，这对于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是很到位的。
正是由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一定科学成分与积极因素，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备加赞誉，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推崇备至，十分敬佩。他认为，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研究得“最透彻和最有心得”，而“马克思主义得社会主义的真髓”，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因而叫“科学社会主义”。他说，当无政府主义逞于一时之际，“厥后有德国麦克司( 马克思) 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有《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有系统的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有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6］( P160)。并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的解决，所著的书和发明的学说，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集大成”，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都是信仰他”，“岌岌提倡马克思之学说，主张平均分配，求根本和平的解决”［3］( P479—480)。
不过，孙中山不赞成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中心”的观点，而认为美国学者摩里斯•威廉所称“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中心，而社会问题又以生存为中心”，才和他的主义“若合符节”。他也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理论，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才是正确的。孙中山后来毕竟没有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与这种思想认识的差异有着一定的关联。
孙中山是为救国救民而虚心向外国学习的。他力图适应世界发展新潮流，而外国繁多的社会主义学派各有长短，并且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在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所具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多个阶级、多种思想、多条道路并存，这种过渡社会的错综复杂特征又特别显著，犹如孙中山所深切感受的: 当时各种新思潮、新出版物“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8］( P166)。孙中山向来以人民全体的代表自任，这时更提出“全民政治”的政治观，更重视当时在中国有影响的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以便容纳广泛的主张，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他的事业。他特别表明，不主张走完整的资本主义道路，希望能找出一条既有民主政治，又要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中国式”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呢?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反复讲了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仅在《民生主义》第一、二讲中提出社会主义者就有 40 多次，提出共产主义、共产制度者有30多次。在孙中山学说中，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同一政治概念，二者是同义词。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6］( P366)，又说“民生主义便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3］( P478)。在晚年又一再声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 P474)，还指出: “社会主义范围，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人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民生主义的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生产。”他主张的三民主义，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即“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3］( P477—482、506)。
这里，孙中山正确理解了中外古今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共同特征，即“共产”。也就是说，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权和分配的平等， 特别是实行“土地共有”和“资本共有”，即主宰国家经济命脉的土地、森林、矿山、铁路、电气、邮政等部门和主要企业的国有制。在这一基础上实行“分配之社会化，就是合作社”，以消灭商人的垄断。他认为，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通过它，“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3］( P808)。这仅就上述理想本身而言，应该是高出于中外乌托邦理想的。其中，实行共有制，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行社会主义理想的必要条件，尤为中肯确切; 他所提出的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来决定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论点，发人深省。
如何实行社会主义呢? 孙中山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只提出一种毫不合时宜的剧烈办法，等实业发达后以求适用，而应用一种“思患于未然的预防的办法，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贫富不均的大毛病”［3］( P561)。他主张分阶段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办法，即主张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用和平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改良社会”。应该说，这一想法也是颇具匠心和具有远见卓识的。
孙中山的确提出了发展工业、对外实行开放、充分利用外资和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等观点，主张“主权在我”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本、人才和方法，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外国的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 并且，可以成为中国和世界的两种经济能力“互为利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3］( P225)。他把引用外资比喻为“水之就壑”，也就是水到渠成，势在必然。
在实际行动中，孙中山也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积极的努力。他在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从海外归国时，专门携带回了欧美最新出版的《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发达史》和《地税原理》名著多种，号召“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稍后，他还曾自称个人是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7］( P156—157)。同年底，孙中山在上海与社会党本部长江亢虎谈话中，宣称自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家”，表示对社会主义“必竭力赞成之”，“余意必广为鼓吹”，“至于方法，原非一成不变者，因时制宜可耳”［7］( P156—157)。
1912 年4 月1 日，他卸职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在南京对中国同盟会员作《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演讲时，声明他“解职不是不办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的”［6］( P36)。这紧要的事，便是民生主义、社会革命。又说，改造中国，不是仅仅地把中国造成一个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而且要经过社会革命，消灭国中贫富悬殊。这就要“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的政策，无外社会主义”［6］( P37)。这篇演说词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观点。此后约半年时间内，孙中山风尘仆仆奔走于上海、武昌、济南、烟台、太原、杭州、北京等南北各地，会见记者、发表讲演等，毅然不遗余力地向广大群众宣传社会主义。
尤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孙中山 1912 年热衷宣传民生主义的日子里，他于10 月4—16 日，应中国社会党本部的邀请，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连续三天下午演讲社会主义的流派及方法。他这一专题演讲，不仅向社会党人，而且面向各行各业群众宣传社会主义。首日到会听众是 1600 余人，次日增至2000 多人，第三日则高达 3000 多人，各界人民争先恐后到中华大戏院会场听讲。在讲演中，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发生的历史原因、流派、斗争前途以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孙中山以他丰富的知识，博采兼收，糅合中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规划，并表示其在政治革命之后和平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决心，殷切希望“我中华民族民国之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孙中山一生宣传社会主义最多时期的一篇重要论述。
1924 年1 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次日，孙中山就作了《关于民生主义的说明》的演讲。同年1 月29 日至8 月24 日期间，他亲自开辟了一个系列讲解三民主义的讲座。孙中山在前后四讲的《民生主义》讲演(原计划讲六次，实际讲了四次)中，反复讲述了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他指出:“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所以我用民生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3］( P477)。并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6］( P552)。这次的系统讲演是孙中山涉及宣传社会主义最后的一次。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也可以说于此最后确定。
上引各种材料说明，孙中山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及其设想的规划和办法。孙中山毕生把社会主义作为救国的方案，并领导人民不懈的追求，期望把国家建设成不仅与欧美并驾齐驱，而且是地球上第一个最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业绩昭彰，令人敬佩!
我们检视孙中山生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对照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它们相通相应的内在脉络中，可以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迪。
三
毋庸讳言，孙中山所倾心向往的社会主义及其设想的实现办法，存在着颇多不成熟的地方，具有某些空想成分，本身也存在矛盾以及与现实的差距，当然同今天中国大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所差别的。不过，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孙中山不仅对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十分赞赏，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都有着相当深度的了解，尤其是他不是不加比鉴而盲从。孙中山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颇多创新的思考。譬如，孙中山要求高度发展生产力，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控制，都表现了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有着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他看到了中国在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时，自觉地去吸收和利用外国资本主义既有物质成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却是为解决遇到的难题开辟了一条道路;他在呼吁开放，利用外资、外国人才、调和国际关系的同时，始终强调“主权在我”，不能丧失主权，等等。
还要特别注意到的是，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大力宣传、热切向往，完全是出于对苦难大众的深切同情，和实现祖国现代化的善良愿望，其出发点是完全正确且难能可贵的。这在 1921 年前后，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还未或刚刚出现的时候，确实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从这些方面考虑，应该承认孙中山对谋求中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相连接的工作，是作出了最多、最可贵探索的杰出先进人物，是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伟大先行革命者。我们理应有选择地传承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并“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习近平语) 。
正因为孙中山具备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使他得以能够真切同情和热烈欢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期待着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共同斗争，以及深受中国五四爱国运动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景象的鼓舞和启发，视为新希望，并能够下决心以俄为师，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改组中国国民党，依靠工农群众，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得以继续积极地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地推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从而促进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变，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任何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道路都不是平安大道，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理想和联俄容共政策就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坚决反对。当国民党右派分子施用种种伎俩反对联俄容共政策，妄图阻止国共合作和孙中山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施用阴谋诡计向孙中山施加压力外，孙中山义无反顾地予以大加斥责和抵制。他一再告诫国民党人:“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3］( P500)并多次宣布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民生主义，国民党员不能反对共产党员。这既是他处于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较好了解的肺腑之言，也是确实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和世界潮流发展需要的至理名言。不幸的是，天不延年，孙中山在 1925 年 3 月 12 日过早地因病溘然长逝。之后，他的学说被歪曲，三大政策遭到取消，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事业也长期窒息无存了。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在其前进的过程中，不管遭遇任何艰难险阻，迟早都会要实现的。回顾当年孙中山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远大规划，和为实现国家振兴的艰辛坎坷经历，以及他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只有在1949 年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才得以实现的漫长曲折历程，更加使人感到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实应坚定地倍加珍爱。我们在重温孙中山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崎岖业绩时，应进一步激发更加努力地建设好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为振兴中华，作出前人所未能做到的伟绩。
［参考文献］
①参见《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近代史资料》1979 年第3 期) ;《中国的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1］孙中山全集: 第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2］孙中山全集: 第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3］孙中山全集: 第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4］国际工人运动史编写组. 国际工人运动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8.
［5］孙中山———坚定不移、不折不挠的革命家［A］. 宋庆龄选集
(下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
［6］孙中山全集: 第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7］孙中山全集: 第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8］孙中山全集: 第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来源：尚明轩，《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