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
所在位置: 首页»
历史研究
新出文献中郑庄公的“弱者”形象
发布时间：2017-09-07
浏览次数：
长期以来，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因为具有所谓“一字褒贬”、“微言大义”的特点而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不少人从不同立场、角度出发，围绕其中的案例进行多种解读，各言所是。“郑伯克段于鄢”就是源自《春秋》相关记载，而后逐渐形成学术史上的一个难题。
兄弟因权力争夺而失和
郑伯克段是东周初年的一件大事，记述的是郑国第三代国君郑庄公（郑桓公之孙、郑武公之子，前757—前701年在世，前743—前701年在位）时代的一场政治内斗。事情起因于郑庄公出生时，与常人不同，脚先出来，导致其母武姜（郑武夫人）难产，庄公因此被取名寤生。与庄公相比，武姜更偏爱幼子共叔段（前754—？），在立嗣君的问题上，她极力反对立庄公而力主立共叔段。郑武公（前770—前744年在位）经历过周幽王废嫡立庶引发的西周覆灭这一政治灾难，自然不敢轻易违背礼制，最终否决了武姜的建议。公元前744年武公病卒，庄公继承君位后，武姜不断要求封赏共叔段，帮助共叔段发展势力。庄公不断妥协退让，直至公元前722年共叔段阴谋反叛，试图以武力夺取国政，庄公才制胜一击，迫使共叔段逃往卫国。母子、兄弟之间本应和谐的关系因权力争夺而荡然无存。
对这一事件，《春秋》仅以“郑伯克段于鄢”予以记载，简短六字却寓意深刻，被学者视为“春秋笔法”。《左传》解读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一个为弟不恭，一个为兄失教，似乎有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谷梁传》却认为“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将矛头指向郑庄公，责斥其处心积虑。更有学者认为一切都是庄公的阴谋，满足母弟的要求是他精心布置的陷阱，要诱导共叔段反叛从而诛讨之。这一看法曾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尤其《郑伯克段于鄢》作为首篇收入《古文观止》后，成为研习古代文史者的必读篇目，对郑庄公的负面评价也越来越多，以致其成为众矢之的。
武姜对其子郑庄公步步紧逼
《左传》以庄公寤生为起因，主要书写庄公即位后与其弟共叔段的斗争以及与其母武姜关系的修复，但两事相隔多年，其间情势如何，后人长期难以知晓。最近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提供了武公去世、庄公即位的信息，可称为郑伯克段的“前传”（陈伟《郑伯克段“前传”的历史叙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30日4版），有助于了解其中的时代背景，判断其间的“是非曲直”。
其一，武姜以托词要求郑庄公三年不问政事。公元前744年郑武公去世后，武姜向庄公提出：“吾君（指郑武公——引者注）陷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无君，邦家乱也。”她以郑武公曾经三年不问政为例，要求庄公效仿，并将国政托付大臣。学者认为“三年”是为守丧，但具体情形由于文献缺载尚不得知，从《史记》、清华简《系年》等相关文献的记载看，当时东周形势初定，郑国处于丧乱状态，即便守丧，也无须处卫，处卫三年实际上是特殊政治环境所迫。郑武公去世时，郑国已经处在稳定发展状态，庄公年幼，倘不问政事，势必造成大臣离心离德，完全没有必要。况且此时朝中大臣已经产生分化，如武姜将之分成两派：一派是她认为可以托付的“大夫”，一派是意欲扶植、追随庄公的“暬竖卑御”，这些人“勤力射驭、媚妒之臣躬恭其颜色，掩于其巧语”。由这一具有褒贬色彩的区分可知，朝中“大夫”是站在武姜一方的，武姜主张将国政托付给“大夫”，却又警示庄公远离“嬖臣”，无疑是借此来树立自己的权势，阻止庄公亲政。
其二，以母国为后盾，威胁庄公。武姜在要求庄公“毋知邦政，属之大夫”时，表态说：“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槛之外毋敢有知焉。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这看似对庄公的承诺，实际却是赤裸裸的威胁，是在划分势力范围。武姜系申国国君之女，她所言“兄弟婚姻”指其母家，即姜姓的西申。依据《系年》可知，西申亦是周平王的母家，曾在平王击败周幽王、携惠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有强大的势力。郑国先拥护幽王，但幽王被西申联合戎狄击败。郑武公之所以能够从周平王的对立面一跃而为平王亲信，成为王朝卿士，实赖迎娶武姜，得到西申的支持。武姜所言，正是以上述政治形势为背景的，她所谓“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恰恰说明西申的态度影响着郑国的内政外交。郑武公去世时，庄公不过是十余岁的孩童，武姜不仅不极力辅佐，反而以母家权势相要挟，很明显，母子已经形成对立，看不出丝毫“融洽”。
可见，扶植幼子共叔段、觊觎君权，是武姜多年的诉求。从其行动来看，十几年来未尝中断，对庄公可谓步步紧逼。
郑庄公步步退让
《郑武夫人规孺子》篇末是边父等人与庄公的对话，其中“胡宁君是有臣而为暬嬖，岂既臣之获罪，又辱吾先君曰是其藎臣也”一句，陈伟《郑伯克段“前传”的历史叙事》解读为“为什么君主有我们这些臣子却被看作是‘暬嬖’？这显然是对武姜说辞的反击”。此说有理，辅佐国君是大臣的职责，何必非要国君“三年不言”？这代表了那些支持庄公亲政的大夫的观点，他们与《郑伯克段于鄢》篇中劝谏庄公及早防备共叔段的大臣很可能是同一批人。但是，在武公初死的背景下，朝政不稳，郑庄公根基不深，只能答应武姜的要求——“君拱而不言”。武公丧葬一年后，这些大臣商议庄公亲政，庄公仍没有答应，他对时势有着清醒认识：即使自己勉力主政，“抑无如吾先君之忧何”，会造成内政分裂，不利于郑国发展。这是郑庄公出于国家大局的考虑，从该篇的记载看，庄公很可能答应了其母让他“三年不言”的要求，这一做法既是自保，也是对其母的退让。
待幼子共叔段长大，武姜进一步展开了夺权活动，先是为共叔段请“京”这一大城邑，继而支持其扩大边鄙，“完聚，缮甲兵，具卒乘”，甚至作为内应开启城门“袭郑”。在这一过程中，庄公姑息纵容，原因正如其所言：“姜氏欲之，焉辟害？”十几年间，庄公亲政掌控了政治局面，但武姜并未坐以待毙，朝中仍有一批支持共叔段、与武姜一心的旧臣，不可小觑，是为“内忧”；实力强大的申国随时化友为敌，并可能联络一批诸侯，危及郑在周王朝中的政治地位，成为郑国的“外患”。庄公既忌惮武姜的权势，又不愿撕破脸皮，与亲母为敌，只能不断妥协。事实证明，确如庄公所忧，周王逐渐不信任郑国，并打算将朝政委任虢国，以致后来周郑交恶，有学者认为郑伯克段是起因。
咄咄逼人的武姜、隐忍的庄公、力主专政的大臣，这些人物形象与郑庄公克段情节出奇相似，不过是多了已经成人的共叔段而已。庄公面对生母、亲弟，在没有确凿反叛证据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其意愿，这与他即位之初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郑伯克段”与其说是庄公阴险谋划，不如说是其母武姜步步紧逼的结果。若以性格来论，庄公自小就生活在缺失母爱的环境中，自卑、忍让、被动接受，恰恰是其母武姜一手造成的，“克段”是后发制人的结果。
千百年来学者批判庄公，无非是因他贵为国君，理应是这场政治内斗中的“强者”，与其步步退让的“弱者”形象明显不符，故而认为这是庄公的政治阴谋；今从《郑武夫人规孺子》记载来看，强势的武姜、分化的朝臣、武姜身后的申国以及难以预测立场的周王室等，是我们未曾估量到的，郑庄公自年幼时就面临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局势。以此而言，无奈的庄公确是一个“弱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华简《系年》与东周国别史研究”（16CZS036）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代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兄弟因权力争夺而失和
郑伯克段是东周初年的一件大事，记述的是郑国第三代国君郑庄公（郑桓公之孙、郑武公之子，前757—前701年在世，前743—前701年在位）时代的一场政治内斗。事情起因于郑庄公出生时，与常人不同，脚先出来，导致其母武姜（郑武夫人）难产，庄公因此被取名寤生。与庄公相比，武姜更偏爱幼子共叔段（前754—？），在立嗣君的问题上，她极力反对立庄公而力主立共叔段。郑武公（前770—前744年在位）经历过周幽王废嫡立庶引发的西周覆灭这一政治灾难，自然不敢轻易违背礼制，最终否决了武姜的建议。公元前744年武公病卒，庄公继承君位后，武姜不断要求封赏共叔段，帮助共叔段发展势力。庄公不断妥协退让，直至公元前722年共叔段阴谋反叛，试图以武力夺取国政，庄公才制胜一击，迫使共叔段逃往卫国。母子、兄弟之间本应和谐的关系因权力争夺而荡然无存。
对这一事件，《春秋》仅以“郑伯克段于鄢”予以记载，简短六字却寓意深刻，被学者视为“春秋笔法”。《左传》解读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一个为弟不恭，一个为兄失教，似乎有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谷梁传》却认为“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将矛头指向郑庄公，责斥其处心积虑。更有学者认为一切都是庄公的阴谋，满足母弟的要求是他精心布置的陷阱，要诱导共叔段反叛从而诛讨之。这一看法曾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尤其《郑伯克段于鄢》作为首篇收入《古文观止》后，成为研习古代文史者的必读篇目，对郑庄公的负面评价也越来越多，以致其成为众矢之的。
武姜对其子郑庄公步步紧逼
《左传》以庄公寤生为起因，主要书写庄公即位后与其弟共叔段的斗争以及与其母武姜关系的修复，但两事相隔多年，其间情势如何，后人长期难以知晓。最近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提供了武公去世、庄公即位的信息，可称为郑伯克段的“前传”（陈伟《郑伯克段“前传”的历史叙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30日4版），有助于了解其中的时代背景，判断其间的“是非曲直”。
其一，武姜以托词要求郑庄公三年不问政事。公元前744年郑武公去世后，武姜向庄公提出：“吾君（指郑武公——引者注）陷于大难之中，处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无君，邦家乱也。”她以郑武公曾经三年不问政为例，要求庄公效仿，并将国政托付大臣。学者认为“三年”是为守丧，但具体情形由于文献缺载尚不得知，从《史记》、清华简《系年》等相关文献的记载看，当时东周形势初定，郑国处于丧乱状态，即便守丧，也无须处卫，处卫三年实际上是特殊政治环境所迫。郑武公去世时，郑国已经处在稳定发展状态，庄公年幼，倘不问政事，势必造成大臣离心离德，完全没有必要。况且此时朝中大臣已经产生分化，如武姜将之分成两派：一派是她认为可以托付的“大夫”，一派是意欲扶植、追随庄公的“暬竖卑御”，这些人“勤力射驭、媚妒之臣躬恭其颜色，掩于其巧语”。由这一具有褒贬色彩的区分可知，朝中“大夫”是站在武姜一方的，武姜主张将国政托付给“大夫”，却又警示庄公远离“嬖臣”，无疑是借此来树立自己的权势，阻止庄公亲政。
其二，以母国为后盾，威胁庄公。武姜在要求庄公“毋知邦政，属之大夫”时，表态说：“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槛之外毋敢有知焉。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这看似对庄公的承诺，实际却是赤裸裸的威胁，是在划分势力范围。武姜系申国国君之女，她所言“兄弟婚姻”指其母家，即姜姓的西申。依据《系年》可知，西申亦是周平王的母家，曾在平王击败周幽王、携惠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有强大的势力。郑国先拥护幽王，但幽王被西申联合戎狄击败。郑武公之所以能够从周平王的对立面一跃而为平王亲信，成为王朝卿士，实赖迎娶武姜，得到西申的支持。武姜所言，正是以上述政治形势为背景的，她所谓“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恰恰说明西申的态度影响着郑国的内政外交。郑武公去世时，庄公不过是十余岁的孩童，武姜不仅不极力辅佐，反而以母家权势相要挟，很明显，母子已经形成对立，看不出丝毫“融洽”。
可见，扶植幼子共叔段、觊觎君权，是武姜多年的诉求。从其行动来看，十几年来未尝中断，对庄公可谓步步紧逼。
郑庄公步步退让
《郑武夫人规孺子》篇末是边父等人与庄公的对话，其中“胡宁君是有臣而为暬嬖，岂既臣之获罪，又辱吾先君曰是其藎臣也”一句，陈伟《郑伯克段“前传”的历史叙事》解读为“为什么君主有我们这些臣子却被看作是‘暬嬖’？这显然是对武姜说辞的反击”。此说有理，辅佐国君是大臣的职责，何必非要国君“三年不言”？这代表了那些支持庄公亲政的大夫的观点，他们与《郑伯克段于鄢》篇中劝谏庄公及早防备共叔段的大臣很可能是同一批人。但是，在武公初死的背景下，朝政不稳，郑庄公根基不深，只能答应武姜的要求——“君拱而不言”。武公丧葬一年后，这些大臣商议庄公亲政，庄公仍没有答应，他对时势有着清醒认识：即使自己勉力主政，“抑无如吾先君之忧何”，会造成内政分裂，不利于郑国发展。这是郑庄公出于国家大局的考虑，从该篇的记载看，庄公很可能答应了其母让他“三年不言”的要求，这一做法既是自保，也是对其母的退让。
待幼子共叔段长大，武姜进一步展开了夺权活动，先是为共叔段请“京”这一大城邑，继而支持其扩大边鄙，“完聚，缮甲兵，具卒乘”，甚至作为内应开启城门“袭郑”。在这一过程中，庄公姑息纵容，原因正如其所言：“姜氏欲之，焉辟害？”十几年间，庄公亲政掌控了政治局面，但武姜并未坐以待毙，朝中仍有一批支持共叔段、与武姜一心的旧臣，不可小觑，是为“内忧”；实力强大的申国随时化友为敌，并可能联络一批诸侯，危及郑在周王朝中的政治地位，成为郑国的“外患”。庄公既忌惮武姜的权势，又不愿撕破脸皮，与亲母为敌，只能不断妥协。事实证明，确如庄公所忧，周王逐渐不信任郑国，并打算将朝政委任虢国，以致后来周郑交恶，有学者认为郑伯克段是起因。
咄咄逼人的武姜、隐忍的庄公、力主专政的大臣，这些人物形象与郑庄公克段情节出奇相似，不过是多了已经成人的共叔段而已。庄公面对生母、亲弟，在没有确凿反叛证据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其意愿，这与他即位之初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郑伯克段”与其说是庄公阴险谋划，不如说是其母武姜步步紧逼的结果。若以性格来论，庄公自小就生活在缺失母爱的环境中，自卑、忍让、被动接受，恰恰是其母武姜一手造成的，“克段”是后发制人的结果。
千百年来学者批判庄公，无非是因他贵为国君，理应是这场政治内斗中的“强者”，与其步步退让的“弱者”形象明显不符，故而认为这是庄公的政治阴谋；今从《郑武夫人规孺子》记载来看，强势的武姜、分化的朝臣、武姜身后的申国以及难以预测立场的周王室等，是我们未曾估量到的，郑庄公自年幼时就面临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局势。以此而言，无奈的庄公确是一个“弱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华简《系年》与东周国别史研究”（16CZS036）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代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