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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明
发布时间：201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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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有多大不同？是什么使得中国成为“中国”？什么原因使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统一？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曾经提出过这些重大问题，并运用不同方法分析研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不同
一般来说，大家都承认，世界其他文明的一些特征在公元前2千纪的中国也出现过。这些特征包括城市、宫殿建筑、庙宇、冶金术、文字和制度化的社会分层。但这些特征，有些实际上只是表面类似而已。如果深入考察细节，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显著区别。正如已逝的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其多种论著中所概括的，在古代中国，青铜技术系以礼器和武器的形式用于政治目的，而非施之于食物生产，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一直都是石器；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即晚商的甲骨刻辞，主要与占卜有关；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这些特点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判然有别。后者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例如修建灌溉系统，使用金属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为了经济贸易活动而创造文字，重视交易场所而逐步形成城市。张光直进一步强调，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形成这一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商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的形式。早期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的纬度相同，故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中国缺乏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正如从事古代中国研究的汉学家吉德炜所说，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中国何以“中国”，但可以尽力去认识人们所选择的社会机制、文化决策和自然环境，由此对于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诸多因素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正是它们造成中国文明的与众不同。
造成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的确与中国地理环境有莫大关系。中国文化传统及国家基本上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与印度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离很远。但考古资料证实，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史前时期确实存在联系，这种联系早于史书所载汉朝西北商路建立之前。经由北方路线的交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明显已经存在，证据就是细石器技术在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的广泛分布。
外来技术被中国接受和再创造
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复杂程度。最显著的发明包括青铜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牛、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中国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交流可能通过北方与西北广大地区的多条路径进行，但直接的交流可能是通过北方边境的居民完成的，他们发挥了两地之间媒介的作用。
中国西南部与南亚之间在古代也通过一条不太为人所知的路线进行交流，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段。这条古代商路将四川——中间经过云南和缅甸——与印度连结起来，并进一步延伸到中亚和欧洲。这条商路上的货物包括四川和云南的纺织品、竹制品、盐以及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子安贝、玻璃珠、玛瑙珠和其他贵重物品。这种交流可能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量海贝就是例证。
在东南沿海遗址福建黄瓜山发现有属于北方作物的小麦种子，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能走多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如果说在史前时期船只已经能够来往中日之间，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安志敏的研究，在日本已经出土了典型的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遗存，如玦、干栏建筑和稻作农具等。
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被中原居民创新性改造，并将它们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因此，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了解由草原传入中国的独特文化因素有哪些，还有它们被接受的方式，以及它们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进入中国的新技术，到底是打包引进，还是单个而来，现在也不清楚。一旦为中国采纳，它们似乎就会逐渐广泛传播开来。在国家形成期，从二里头到商，几乎所有这些技术运用之密集与强度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黄牛，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和商逐渐成为常见之物，提供新的食物来源，使城市中心人口迅速增长，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的扩张。
其他一些外来技术，如冶金术、马和马车，似乎用于另外一种目的：制造和强化社会等级。但直到国家形成之前，这个功能并未成形。在中国北方各地，几个新石器晚期文化都在使用小件青铜工具（如刀）和装饰品，并未将它们纳入彰显社会等级的规范化符号系统。仅仅到了二里头时期，才开始铸造青铜礼器。通过仿造白陶酒器，青铜器与现行礼仪制度结合起来。同样，在晚商之前的数百年间，马匹在齐家文化是作为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消费的，只是到了殷墟王室贵族手里，才借用马和马车创造了一种新的地位标志。在接受和再创造的过程中，这些技术有助于中国早期文明产生新型的文化价值，开创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文明形成共同的信仰体系
古代中国人主要依靠丰富的本地自然资源满足生业需求，但这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方式，需要辅之以积极的长途交换才能获得奢侈品和稀有原料，在史前时期和早期历史时期都是如此。贸易活动与礼仪行为密切相关，而礼仪行为常使用某些类型的贵重物品，特别是玉器和青铜器。这些礼仪形态有助于中国文明形成期在大范围内形成共同的信仰体系、祭祀方式和象征性符号组合。
在新石器时代，由礼仪活动和通过某些礼器表现的社群之间的关系，明显比较分散，同时不同的地方传统之间也有一种相互融合的趋势。这些过程有助于形成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并以艺术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随着中原地区早期王朝都城的建立，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转变，即贵重物品和资源作为贡品由周边地区流向政治中心。这种发展可能有助于创造出“中国”的概念，即中心国家，体现出中原地区的居民将他们的家园视为世界的中心。“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铜器“何尊”的铭文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在“中国”兴建成周的事件，“中国”即指伊洛河地区，但这个潜在的政治地理概念，可能在商王朝时期已经存在了。
复杂社会的兴衰
过去数十年来关于文明兴起的讨论很多，但近年来关于复杂社会和文明的崩溃这一新问题也赢得了较多关注。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气候论）是寻找气候变化与复杂社会系统剧变之间的时空对应联系，将环境恶化作为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另一种方法强调人类应对压力的应变能力（应变论），将社会看作一套机制，具有处理外部挑战的内在能力。社会变化是间断发生的，自然资本缓慢积累的过程会不时被突如其来的压力打断，并导致这些存留社会系统的重组。后一种见解颇受支持，很多案例研究表明，社会常常修正其行为，以应对眼前的危机，但很有可能的是，那些用来应对不断发生的短期危机的方法，可能并不能解决某些长期而严重的问题。我们相信，对于认识过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两种方法都有价值。我们需要了解环境影响的程度，也需要估量社会应对外部挑战的策略，这些应对策略成败皆有可能。
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也发生过多起早期复杂社会兴衰的事件，例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突然表现为区域范围内考古物质文化的消失，人口骤降，而原因常常归结为气候变化、生态灾难或人类应对外部压力的失败。青铜时代的中国也经历过多起环境恶化事件，但并未导致崩溃的发生。例如二里头国家，是在气候波动期成为一个区域强权的，而这时候很多地方的人口在减少。二里头的兴起是应变理论很好的一个例证。首先，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在嵩山一带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这个选址策略能够抵御大规模的洪水，而很多低海拔地区的新石器聚落很可能正是被洪水摧毁的，特别是长江流域。其次，黄河中游的农业流行种植多种作物，包括粟、大豆、水稻、小麦等，这比其他地区种植水稻的单一农业体系更容易维持社会生存，一个政权采取多种农业形式也有助于规避作物歉收的风险。
根据地理信息系统（GIS）模式的分析结果，伊洛河流域二里头文化的人口，达到最大承载量的78%，超过了最佳比率。二里头人比以往生产更多的食物，但使用的仍然是之前龙山晚期的那些农业技术。二里头国家的统治者似乎有办法让更多的人更加努力地劳作。
中国具有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虽人口众多，族群复杂，却能凝聚一体。深深植根于古代的文化价值，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世代相传。中国走向文明之路是一个长期、坎坷和复杂多样的历程。这个文明经历环境剧变的挑战、复杂社会的兴衰、社会冲突和政治纷争、出乎意料的社会转型和外来影响。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切知道“中国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也难以彻底了解古代“中国性”的一切详情，但通过足够丰富的考古资料，通过多学科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8000多年以来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小村落一步步转变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不同
一般来说，大家都承认，世界其他文明的一些特征在公元前2千纪的中国也出现过。这些特征包括城市、宫殿建筑、庙宇、冶金术、文字和制度化的社会分层。但这些特征，有些实际上只是表面类似而已。如果深入考察细节，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显著区别。正如已逝的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其多种论著中所概括的，在古代中国，青铜技术系以礼器和武器的形式用于政治目的，而非施之于食物生产，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一直都是石器；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即晚商的甲骨刻辞，主要与占卜有关；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这些特点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判然有别。后者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例如修建灌溉系统，使用金属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为了经济贸易活动而创造文字，重视交易场所而逐步形成城市。张光直进一步强调，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形成这一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商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的形式。早期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的纬度相同，故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中国缺乏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正如从事古代中国研究的汉学家吉德炜所说，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中国何以“中国”，但可以尽力去认识人们所选择的社会机制、文化决策和自然环境，由此对于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诸多因素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正是它们造成中国文明的与众不同。
造成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的确与中国地理环境有莫大关系。中国文化传统及国家基本上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与印度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离很远。但考古资料证实，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史前时期确实存在联系，这种联系早于史书所载汉朝西北商路建立之前。经由北方路线的交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明显已经存在，证据就是细石器技术在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的广泛分布。
外来技术被中国接受和再创造
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复杂程度。最显著的发明包括青铜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牛、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中国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交流可能通过北方与西北广大地区的多条路径进行，但直接的交流可能是通过北方边境的居民完成的，他们发挥了两地之间媒介的作用。
中国西南部与南亚之间在古代也通过一条不太为人所知的路线进行交流，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段。这条古代商路将四川——中间经过云南和缅甸——与印度连结起来，并进一步延伸到中亚和欧洲。这条商路上的货物包括四川和云南的纺织品、竹制品、盐以及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子安贝、玻璃珠、玛瑙珠和其他贵重物品。这种交流可能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量海贝就是例证。
在东南沿海遗址福建黄瓜山发现有属于北方作物的小麦种子，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能走多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如果说在史前时期船只已经能够来往中日之间，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安志敏的研究，在日本已经出土了典型的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遗存，如玦、干栏建筑和稻作农具等。
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被中原居民创新性改造，并将它们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因此，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了解由草原传入中国的独特文化因素有哪些，还有它们被接受的方式，以及它们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进入中国的新技术，到底是打包引进，还是单个而来，现在也不清楚。一旦为中国采纳，它们似乎就会逐渐广泛传播开来。在国家形成期，从二里头到商，几乎所有这些技术运用之密集与强度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黄牛，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和商逐渐成为常见之物，提供新的食物来源，使城市中心人口迅速增长，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的扩张。
其他一些外来技术，如冶金术、马和马车，似乎用于另外一种目的：制造和强化社会等级。但直到国家形成之前，这个功能并未成形。在中国北方各地，几个新石器晚期文化都在使用小件青铜工具（如刀）和装饰品，并未将它们纳入彰显社会等级的规范化符号系统。仅仅到了二里头时期，才开始铸造青铜礼器。通过仿造白陶酒器，青铜器与现行礼仪制度结合起来。同样，在晚商之前的数百年间，马匹在齐家文化是作为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消费的，只是到了殷墟王室贵族手里，才借用马和马车创造了一种新的地位标志。在接受和再创造的过程中，这些技术有助于中国早期文明产生新型的文化价值，开创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文明形成共同的信仰体系
古代中国人主要依靠丰富的本地自然资源满足生业需求，但这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方式，需要辅之以积极的长途交换才能获得奢侈品和稀有原料，在史前时期和早期历史时期都是如此。贸易活动与礼仪行为密切相关，而礼仪行为常使用某些类型的贵重物品，特别是玉器和青铜器。这些礼仪形态有助于中国文明形成期在大范围内形成共同的信仰体系、祭祀方式和象征性符号组合。
在新石器时代，由礼仪活动和通过某些礼器表现的社群之间的关系，明显比较分散，同时不同的地方传统之间也有一种相互融合的趋势。这些过程有助于形成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并以艺术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随着中原地区早期王朝都城的建立，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转变，即贵重物品和资源作为贡品由周边地区流向政治中心。这种发展可能有助于创造出“中国”的概念，即中心国家，体现出中原地区的居民将他们的家园视为世界的中心。“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铜器“何尊”的铭文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在“中国”兴建成周的事件，“中国”即指伊洛河地区，但这个潜在的政治地理概念，可能在商王朝时期已经存在了。
复杂社会的兴衰
过去数十年来关于文明兴起的讨论很多，但近年来关于复杂社会和文明的崩溃这一新问题也赢得了较多关注。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气候论）是寻找气候变化与复杂社会系统剧变之间的时空对应联系，将环境恶化作为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另一种方法强调人类应对压力的应变能力（应变论），将社会看作一套机制，具有处理外部挑战的内在能力。社会变化是间断发生的，自然资本缓慢积累的过程会不时被突如其来的压力打断，并导致这些存留社会系统的重组。后一种见解颇受支持，很多案例研究表明，社会常常修正其行为，以应对眼前的危机，但很有可能的是，那些用来应对不断发生的短期危机的方法，可能并不能解决某些长期而严重的问题。我们相信，对于认识过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两种方法都有价值。我们需要了解环境影响的程度，也需要估量社会应对外部挑战的策略，这些应对策略成败皆有可能。
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也发生过多起早期复杂社会兴衰的事件，例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突然表现为区域范围内考古物质文化的消失，人口骤降，而原因常常归结为气候变化、生态灾难或人类应对外部压力的失败。青铜时代的中国也经历过多起环境恶化事件，但并未导致崩溃的发生。例如二里头国家，是在气候波动期成为一个区域强权的，而这时候很多地方的人口在减少。二里头的兴起是应变理论很好的一个例证。首先，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在嵩山一带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这个选址策略能够抵御大规模的洪水，而很多低海拔地区的新石器聚落很可能正是被洪水摧毁的，特别是长江流域。其次，黄河中游的农业流行种植多种作物，包括粟、大豆、水稻、小麦等，这比其他地区种植水稻的单一农业体系更容易维持社会生存，一个政权采取多种农业形式也有助于规避作物歉收的风险。
根据地理信息系统（GIS）模式的分析结果，伊洛河流域二里头文化的人口，达到最大承载量的78%，超过了最佳比率。二里头人比以往生产更多的食物，但使用的仍然是之前龙山晚期的那些农业技术。二里头国家的统治者似乎有办法让更多的人更加努力地劳作。
中国具有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虽人口众多，族群复杂，却能凝聚一体。深深植根于古代的文化价值，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世代相传。中国走向文明之路是一个长期、坎坷和复杂多样的历程。这个文明经历环境剧变的挑战、复杂社会的兴衰、社会冲突和政治纷争、出乎意料的社会转型和外来影响。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切知道“中国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也难以彻底了解古代“中国性”的一切详情，但通过足够丰富的考古资料，通过多学科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8000多年以来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小村落一步步转变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