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如果说，1925年国共领导的五卅运动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那么，翌年夏间北伐战争爆发，则是最终掀起了国民大革命的洪波巨澜。但还应当看到，“五卅”后不到10个月，三一八运动继起，更进一步促成了北伐战争。因之，从“五卅”到“三一八”，可以说是在更加完整的意义上构成了国民大革命的序幕。

 

学术界对这两场运动都不乏研究，但多集中于作为运动中坚的学生运动，而对于整个知识界则关注不足。实际上，二者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学生运动，它们之所以能形成震惊中外的规模与声势，也不仅仅缘于国共的推动；两场运动都是国民广泛参与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强大的民族主义激励下，工商学等各界力量的联合，为之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其中，于中国社会深具影响力的知识界的加盟，举足轻重。在各界联合战线趋于解体的三一八运动中，这一点愈加突显。所以，离开了对其时知识界的考察，对于这两场运动整体的理解与把握就难以深化。不唯如是，这场大革命的序幕，也为我们考察中国知识界（知识阶级）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思想分野及其不同趋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在20世纪20年代，“知识阶级”和“知识界”是通用的两个概念，彼此可以互代。本文使用“知识界”，而不用“知识阶级”，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依据当下理解，“知识界”显然是较“知识阶级”含义更小的概念，这便于明确本文探讨的对象；其二，本文所谓的“知识界”，主要指教育界（不包括学生在内）与新闻界。这与蒋梦麟将知识阶级定义为“各界中于学术有兴味者”，其主体是教育界与出版界不同；与周作人强调他所谓的“北京知识阶级”乃指“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则是相通的。于此，又需指出以下几点：（１）教育、新闻界都是当时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不容轻忽。陶孟和认为，“五四”后的教育成为一种势力，原本无足轻重的教育界一跃成为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政党等一切活动的重要枢纽。新闻界掌控舆论，其社会影响力同样巨大。作为两大惨案发生地的上海与北京，教育、新闻界的发达程度和实际影响力，均堪表率全国，二者联手之举足轻重，更不难想见。（２）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教育界尤其是大学教授，多一身二任，往往同时也兼充国内重要报刊杂志的编辑者或撰稿人，故教育、新闻界具有人脉上的统一性。《现代评论》、《语丝》、《猛进》等周刊多出自北京大学教授之手；《晨报》、《时事新报》、《京报》等大报，也都不乏学者名流的身影，而张东荪、潘公展等著名报人则列名于上海教职员联合会，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在时人眼里，“知识阶级”、“知识界”的提法，多不包括学生在内，如丁文江在《高调与责任》中特别声言“学生以外的知识阶级”，那是为了突出自己对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的京沪知识界的强烈不满。本文持同样观点。

 

 

一、新闻界的奋起：从陈独秀的愤激到孙伏园“苦痛中的快乐”

 

 

自有了现代报刊杂志之后，近代任何重大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都不可能没有新闻界的参与并借重于它的舆论推动。也唯其如此，在五卅运动中，报刊新闻界的作为，自然首先成为考察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维度。

 

五卅惨案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具有必然性；但作为重大事变本身，又具突发的性质。报刊新闻界对其反映有一个从惊恐漠然，到愤然而起的短暂转变过程。上海作为半殖民地城市，报界虽称发达，舆论却是基本被殖民者所控制，言论并不自由。惨案发生前不久，陶孟和在《在上海的几个印象》中即指出，“上海已不是中国人的都市”，“上海的中国大报纸并不代表上海的舆论，至少也不能影响上海的舆论”。惨案发生后，西报一味渲染所谓民众的“排外”、“赤化”，对于华人揭露真相的文章一律拒载。故有人只好将文章匿名寄到数千里外的北京发表。上海日报公会通告沪上各报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惨案问题，但意见不一，会后由《申报》将公告小样送各报同时发表，最终竟无一家肯登。实际上，自顾正红案以来，各报都噤若寒蝉，1925年5月31日，上海各报对五卅惨案虽有报道，但都无非口将言而嗫嚅。所以，《国闻周报》有文评论说：“这几天上海人心的激昂和报纸的冷静，几几乎是反比例”，“上海报界之冷静，正和乡下人不敢得罪乡约们的情形一样，却是越可见静穆的悲哀，才真是彻骨的苦痛”。而陈独秀的愤激也不无道理：“全国的报纸，除青岛《公民报》外，不曾替被杀的工人说半句话。顾正红被杀时，上海各报馆听了工部局的命令，连许多事实都不敢登载。即至现在大马路两次惨杀，上海各报仍是没有一点热烈的批评，连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是这样……真令人认识中国新闻界的人格了！”他因之感慨，中国民族运动中最勇猛的先锋，唯有热血可敬的学生。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5月31日，潘公展、戈公振等在上海记者联欢会例会上，除报告案情外，即临时动议一致表示公愤。会议最后推陈布雷、张静庐、戈公振等致电外交部上海交涉员力争，又致函各地新闻记者采取一致行动。自6月1日起，沪上报纸开始竞相以大篇幅报道惨案真相及全国各地罢工罢课罢市的抗议浪潮，形成了浩大的舆论声势。这表明新闻界开始走出“静穆的悲哀”，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之中。只需查看《申报》与《时事新报》1日的时评，便不难发现，前后相较，两家报纸的态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其实，这并不足奇。当时有人感叹中国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能齐心协力：“这回的运动普遍性了，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在暗中帮助似的”。这种所谓“不可思议的力”，就是民族主义。张国焘曾回忆说，“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英帝国主义者不仅制造了五卅惨案，而且在随后几天中，又肆无忌惮连续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这犹如火上浇油，令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愈益迸发，不可遏止。强大的民族主义影响力，对于新闻界绝大多数同仁来说，同样“也是超过一切的”。这也表明，西报操纵上海舆论掩盖真相的局面，被打破了。

 

由于地缘关系，北京主要报纸于1925年6月1日才开始报道五卅惨案发生的消息，较上海报纸晚一天，但从一开始便较后者更为愤激。《京报》1日据路透社电报道五卅惨案失实，次日，社长邵飘萍亲撰社论《外人枪杀学生多名巨案》，予以辩驳澄清。3日，他再发社论《帝国主义者激成大风潮而后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较许多人更早尖锐地指出，学生是为不平等条约而牺牲，故“须知共戴天之仇，亡国灭种之敌，即此不平等条约是也”。这引起了外人注意，故有天津《华北明星报》发表《〈京报〉袒护暴动学生》一文，对邵飘萍施以攻击。《晨报》1日发表题为《惨无人道之英人》的社论，义正辞严。3日又发表社论《举国一致对英日》。11日的社论《再告各友邦》，则径直提出要求各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还我国固有之国权”的主张。《晨报》不仅比同属研究系的上海《时事新报》激进，而且它的许多新闻报道，写得深入、感人和富有气势，即在当时众多的报刊中也是独具特色的。《语丝》、《现代评论》与《猛进》，分别都是北京大学教授编辑的著名周刊，它们都为这场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评论说：“《猛进》里面的社员在各方面做实际的活动不消说了。除了实际活动及撰文评论鼓吹以外，他们还在各街上遍贴大字布告，劝人速向正金汇丰银行提存兑现，并隔两日出一沪事特刊等等。《现代评论》里也有许多时事短评，社员做实际活动的更不少。”他特别提到，《语丝》向来重思想评论，对于一般报刊以为政治社会大问题而于思想无大关系者，大抵不加评论；但“这回却破例”，积极投身其间，“我们可以想见上海事件对于我国前途的重要了”。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评论》受人诟病，主要原因在于太过“公允”、“平和”，但实际上其民族主义情怀，一样难以掩抑。对于北京国民大会，它的短评写道：“这次天安门的国民大会，不独是北京市民莫大的光荣，并且是中国人心未死的一个铁证”，“普通市民扶老携幼在大雨中整队游行，勇气百倍，道旁观众为之感泣，我们对于如此热心爱国的民众，表示十分的敬意。”如此真诚的敬意，表明作者与编辑业已深深地融入了爱国运动之中，后人当有同情的理解。

 

上海与北京新闻界都成立了沪案后援会，以团体形式分别加入两地的爱国运动。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体现其自身的特点与优势，是必须提到的。

 

其一，主动与爱国学生联手，编辑多样化的特刊或书籍，以扩大宣传。在这方面，《京报》与《晨报》最有成绩。清华大学学生会以“唤醒民众，抵抗英日”为目的，编有日刊《上海惨剧》，刚出一期，《京报》社长邵飘萍和副刊主编孙伏园便主动提议，从6月8日起由《京报副刊》刊发《上海惨剧特刊》若干号，仍由清华大学学生会编辑。从18日起，复改为每周一、三、五出《上海惨剧特刊》，二、四、六则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撰的《沪汉后援特刊》。随后，它又先后刊出分别由学生救国团和女师大附中学生会分别主撰的《救国特刊》和《反抗英日强权特刊》。7月28日，再出北京大学学生会编辑的《北大学生军》。在不长的时间里，能先后与多校学生联手编辑多样化特刊者，唯有《京报》；而《京报》自身另有耗资巨大的《沪案特刊》，为惨案照片专集，连续出了三期，“使内外同胞，触目惊心，促成极大之反响”，足见其魄力与用力之甚。《晨报》虽然只与师范大学学生会合作编辑《沪案专号》，但它除了成立“租界调查处”，收集上海租界及会审公堂“各种黑暗事实，备作交涉资料”外，还与清华大学学生合作编辑《五卅痛史》一书，7月下旬由《晨报》社公开出版。是书约20万字，收集相关资料百余种，是当时有关五卅惨案资料最全的一本书。有名的大报主动与学生联手编辑特刊与专书，对学生是极大的支持、鼓励与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知识界与学生爱国运动的密切合作，扩大了宣传声势。

 

其二，高扬民族主义，彰显新闻界的民族气节。新闻界不仅很快走出“静穆的悲哀”，而且随着五卅运动的迅速扩大，自觉高扬民族主义，彰显了自身可贵的民族气节。当时英日新闻界对于五卅运动的报道，多肆意歪曲真相，造谣惑众。6月底，日本记者访华团到京，北京新闻界沪案后援会代表在欢迎会上致辞，立场十分鲜明，他说：五卅惨案中杀人的虽是英国人，但导火线却始于日本人。故中日记者应携手维护人类共同的尊严。我们对在座日本记者的最低要求是，“要和我们一齐去宣传这一惨杀真相和公允的批评”，只有这样才足以使中国人“相信素唱亲善论调的日本，不是虚伪的，假造的，是真意的，诚恳的，因为使我们可以看见了亲善论调的铁证”。在座谈中，日本记者布施知足提出：沪案真相未明，中国必须借鉴日本，要知道在自己修明内政前，欲修改不平等条约是不可能的。中方国民通信社记者罗敦伟起而反驳，说：中国内政之所以不能修明，障碍恰恰在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条约如得修改，中国内政自有向上之机会，“此则希望友邦记者，勿倒因为果”。沪案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勿以真相不明为言，因循复因循，反使真相为对方宣传所混淆也”。在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的当时，中国新闻界代表能如此旗帜鲜明和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毫不妥协地反驳对方同仁的谬说，实属难能可贵。无独有偶，与此同时，有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福瑞斯致书中国学界，提出现在事件真相未明，还谈不上追究责任问题。他质疑五卅运动仅是学界少数人所为，无非以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手段，目的只在仇视英人罢了。为此，《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表《致伦敦泰吾士报驻京记者愿其警告英国政府》一文，予以严正驳斥。他指出，记者将这场运动说成“仅系学界为其主动”，“实已陷于根本错误”，他但见学界发表文字较多，不知运动乃缘于英人之残杀激起了中国人普遍的愤慨；至于将运动说成仅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种手段，更无非是“倒因为果”。

 

上述固然都是北京的事例，但沪上同仁也不遑多让。1925年7月初，上海各英文报刊连续刊载英国外相张伯伦在议会下院的演说词及《赤化之有害于中国》一文，两文前都冠以特大字号的“诚言”二字，意谓：中国当下的运动是受共产党操纵，劝中国人当反对共产主义。与此同时，上海工部局不惜以高价诱惑极个别华人报刊登载《诚言》广告，《诚言》招贴更遍布上海各通衢要道，一时颇引人注目。这反映了英人急于扭转上海于己不利的社会舆论，但其结果却是弄巧成拙。7月8日，《时事新报》发表时评指出：共产党活动遍各国，不足为奇。“但共产运动是一事，五卅惨杀所激成之怒潮为又一事。外人以此并为一谈，实属厚诬。”在各国不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之前，此种所谓反共的“诚言”，绝无效果。最后，评论反唇相讥：今外人在沪到处张贴《诚言》，实属徒劳之举，不如改贴于伦敦大街，易其言曰：“诚言：欲免中国之赤化，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前提。”刊登《诚言》广告的两家报纸，最终在舆论与同行的“罢报”制裁下，被迫公开道歉、刊文辟谣并接受罚款。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英人的气焰。惨案发生时，基于工部局的威权，上海报刊多不敢言，以今视昔，相去何止以道里计！客观地说，上述陈独秀愤激质疑新闻界的人格何在，至此当可释怀矣，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继续可议之处。

 

6月7日，即五卅惨案发生一周之后，老报人孙伏园不无兴奋地写道：“这几天的报纸上，一版，两版，三版……载满了上海事件的新闻”，列强可以在我国土上随意杀人，这令我痛苦；“但是，我却在无意中得到了苦痛中的快乐。这就是报纸上原有的关于内争的新闻几乎没有了”，“这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他不是不知道没有内争的新闻，不等于没有内争的事实，但他仍感到“苦痛中的快乐”，原因即在于，他欣慰地看到了工商学各界终于第一次携手结成反帝统一战线，而作为知识界重要一翼的新闻界，则全力以赴投身运动，为国人的抗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舆论阵地。

 

 

二、知识界的独特作用与影响

 

 

五卅后，各地声援团体纷起，若雨后春笋，京沪教育界尤为活跃。

 

上海教育界一开始是江苏省教育会最为活跃。五卅当天，它即致电江苏省长，要求向工部局严重交涉，以平民愤而保国权。5月31日，其又致交涉公署函，重申这一点。6月2日，由它发起成立了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是为上海教育界在运动中最初成立的教职员团体，包括上海大学、复旦大学等近40所学校在内。徐谦、张君劢、张东荪、朱经农、刘海粟等各界名流多有加入。但江苏省教育会很快便趋消极，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初由徐谦任主席，后稳健派担心五卅运动过趋激烈，即行改组，推张君劢为主席。这引起部分激进教职员不满，沈雁冰、杨贤江等另成立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前者以学校为单位，后者则以个人为单位，会员以年轻的中学教职员为主。两会并存，是沪上教育界的主要团体。

 

北京教育界向来颇具势力，国立八校、私立五校和中小学校等，都各有组织。6月初，由包括国立、私立及教会学校在内的140多所大中小学组成的北京各校校长教职员联合会，发起成立北京各校教职员沪案后援会联合会（以下简称“教援会”），推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为主席，与学生各校沪案后援会（以下简称“生援会”）相对应。该会是北京教育界的中坚社团，由它发起成立的北京各界联席会议，更是北京最具影响力的跨界联合体。京沪相较，有一明显差异：在上海，由总工会、学联会、全国学总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和总商会五团体组成的工商学界联合会，是运动的领导核心；但是，北京由于工商界滞后，没有出现类似上海工商学界联合会这样的核心机构，教职员与学生的团体构成了两大主力，二者携手共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教职员投身爱国运动，其热情与真诚，多令人感动。各校办学经费长期短缺，五卅前夕为金佛郎案项下经费的分配问题，各国立学校曾争得不亦乐乎，是人所共知的。与此相应，欠薪严重，教职员生活艰难。但惨案发生后，不仅各校教职员纷纷捐薪，即各校当局也一反常态，形成共识，主张教育界共同捐出部分教育经费。北京教育界议决，主动要求财政部将第二批金款教育费50万元项下，拨出25万元支持上海罢工。东南大学教授会则通电学校驻京代表及北京国立八校等京内外各校，提议将金佛郎案项下150万元，移充救济失业工人。为表示诚意，通过驻京代表，谒教育、财政两部，“请先将本校此次应领之四万余元，立即汇上海中国银行，转上海总商会，以便支配救济”。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一度陷入内部纷争的东南大学教授会能做出这样的义举，足见其深明大义。许多学者平日埋首故书，心无旁骛，现在却主动走出书斋，或撰文呐喊，或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孙伏园说，钱玄同先生“以一个极端主张思想自由的学者”，这回也出来撰写评论，提倡反对帝国主义，“做起‘国民十足’的文字来”；“其他如顾颉刚先生向来是线装书，线装书，线装书里面钻着”，关心的只是学术，这回却出其研究民俗的学力，动手撰写通俗易懂的传单，实让人肃然起敬。其实，顾颉刚还加入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团，被举为出版股主任，《京报副刊》与救国团合作的《救国特刊》共16期，就是由他主编的。他亲撰的文章约有20篇之多。一个沉缅于学术，不愿浪费一分钟时间的著名学者，竟能如此投身运动，亲力亲为，不难想见他表现出了多么高的热情。吴宓也是一位平日钟情学术而不问政治的著名学者，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由《晨报》社与清华大学学生会共同编辑出版的《五卅痛史》一书的初稿，正是由吴宓、朱彬元两位教授指导张荫麟、林同济等四位学生编辑而成。1925年6月8日，《晨报》报道“全城若狂之各界雪耻运动”，内有一节标题是“大学教授同时奋起”：“京中各大学教授连日为沪案纷纷集会，极为忙碌。”11日的报道“二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内有“大学教授随队游行”一节，其中写到，是日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游行者不下数十人。大雨来时，年高体弱者多相率归去，而随大队继续前行仍有多人。“当冰雹交加狂风怒吹之际，记者犹见该校教授周鲠生、徐炳昶、张竞生、李书华、颜任光等，追随示威队伍奋勇而前也。”是日，钱玄同也参加了游行。凑巧的是，同日吴虞在大栅栏，也赶上国民大会散场，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感人的一幕：“予停车让之。男女学生周身皆水湿，仍高呼经济绝交不止，予几为堕泪。徐旭生、戴夷乘同学生步行泥途中，甚可感也。”

 

《时事新报》记者曾报道“北京各界对五卅案之愤激，较沪上为尤烈”，这一观察是对的，它同时即肯定了北京教育界（知识界）的强硬与激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25年6月3日，北京大学教授第一次特开紧急会议，决定致函外交总长，提出英国公使退出中国并由中国政府派军队进驻租界保护国人的强硬要求；7日，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发表宣言，提出八项要求，其中，除了要求政府出兵租界、严重交涉及要求惩凶、赔偿、谢罪以及英日公使退出中国、对两国经济绝交等外，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各国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所有租界及租地，撤销领事裁判权。”上述这些主张实际上已经囊括在整个五卅运动中各界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不仅如此，如果注意到他们明确提出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较之中共于6月5日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提出同样主张，仅晚了两天；而北京大学教援会曾分电上海总商会及上海交涉员并外交部，表示不满意该商会将原先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对英交涉17项条件改为13项条件，有失软弱，“并说明沪案系全国问题，非上海一隅问题，警告其不得希图苟且了事，致贻国家耻辱”；北京各校教援会代表、民国大学校长雷殷到沪与各界联络，也提出同样的批评，那么人们便不能不对北京教育界之愤激与强硬刮目相看。

 

不过，包括两地新闻、教育界在内，整个知识界从一开始便在如何认识五卅惨案性质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顾维钧、丁文江等8人联名发表英文宣言。6月11日，其中文本经各报发表。他们俨然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主张由中外双方共同组成委员会，调查事件，明确责任。“要用友谊的磋商、同情的谅解、同双方的和衷来解决。”在此前后，梁启超还发表一系列文章，进一步提出：“范围愈小愈好”，“我们要认清题目，这个民愤是专对‘上海英捕房’”，抗争对象与范围，不能超出英国人与上海地区。他认为，能提出“根本条件，如收回租界，一了百了”，当然好；但我们要价，人家也会还价，与其“漫天要账买拉倒”，不如言无二价，降低价码，只提出三条：租界内华人有同等选举权；废除会审公堂；租界内各国工厂须遵守中国政府劳工法令。与此同时，王正廷、颜惠庆等人发表《欧美同学会宣言》，上海欧美同学会五卅后援会则致电段祺瑞政府，提出相类的主张，约而言之，即是：甲，治标：调查真相，解决沪案；乙，治本：修正中外条约。“惟此时自应先注全力，解决沪案，然后再行处置全局问题，以永奠中外亲善之基础。要之，吾人对此事变，平心观察，固不敢为过高之论调，以逞一时之意气，亦不容怀苟安之念，而但愿目前之了事。”他们虽然在理论上不否认沪案根本解决在修改中外不平等条约，但在具体操作上，复将两事作了区隔：先经联合调查解决当下事变，修约根本留待从长计议。显然，其用意在就事论事，息事宁人。这引起学界普遍的质疑与反对。

 

其实，就连《晨报》主编渊泉都对所谓调查真相表示怀疑，他在《沪案尚需调查耶？》中说，事实俱有，无需调查，附和外人说法主张调查，只能是自延时日而已，岂非大愚？朱经农尽管同情梁启超，但也对胡适说，主张国际调查有失国人的人格，“以中国人发表此论，不免太disinterested（不偏不倚）一点，他的捱骂是不能避免的”。张荣福则进了一步，他在《怪哉梁启超》中径直指责梁文是“消极反对吾人之运动”的代表作，其恶劣作用是“授英人以机宜，使确定其关于沪案之外交方针”。他质问道：租界本为中国领土，何以不能要回，何谓漫天要价？“公理所在，事实必然，我为独立国家，焉得而不提出也。”但是，真正击中问题要害的代表作，乃是发表于6月16日《晨报》上署名为“北大教职员同人”的《关于沪案性质的辩正》一文。如题目所示，是文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沪案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根本的打破英人在中国的特权地位”，“会审委员会”的办法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只会“徒然淆沪案的真相”。在作者看来，真相洞若观火，而梁启超却主张国际仲裁，这对于受害者的中国，“简直是自甘受辱”。该文认定事件的性质是政治问题，因而其解决的根本途径，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与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绝不容许以治标、治本为借口，将沪案解决与“根本解决”相割裂，从而偷梁换柱，将问题变成了就事论事的司法事件，祸国殃民。此文将知识界的思想分歧揭示得明快尖锐，影响甚大，其基本观点实际上很快便成为知识界的共识。7月中旬，北京大学教援会进一步推动北京各界联合会上书段祺瑞政府，明确警告说：沪案乃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这一点是民意，绝不容有任何模糊或假借。有趣的是，随后梁启超发表《答北大教员（沪案）》，辩解自己没有说沪案单是一个法律问题，“但我确信要使法律上事实证实英人的政治上罪恶”。他虽偷换概念，却在事实上承认沪案是政治问题的重要命题。

 

梁启超诸人所以倾向于就事论事、息事宁人，根本一点即在于他们对于国人的爱国运动缺乏信心，故对于英国的强横主张妥协。梁启超所谓“漫天要账买拉倒”，反映的正是这种心理。丁文江6月19日发表的《高调与责任》一文，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将国人主张反帝与废除不平等条约，都讥为唱“高调”。他说：事件本不难解决，“无奈因为全国人好唱高调”，错过了好时机。我们既无力开战，自然只能谈判解决；不料“北京知识阶级”反对联合调查，“高调主张根本的政治，先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但这是短期能解决的吗？结果陷入僵局。他将国人高昂的爱国热情，说成是感情用事，甚至比作庚子年的狂热。嘲笑学生不读书，到处演讲劝捐，“不知道劝化好一百个拉洋车的，不如感动了一个坐洋车的”，学生无非上了人家的当，于事无补。丁文也引来诸多批评。其中，6月25日，林语堂发表的《丁在君的高调》最具力度。他尖锐指出：说到底，丁文江等有两点没弄明白：一是“不明白此次运动之真正方针在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不在沪案之结束”，所以他们与段祺瑞一样，才会说外交不难解决及叹惜错过了顶好的外交机会；二是“不明白这回运动的中心应在国民群众而不应在官僚与绅士”，故他们不懂得欲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办法，“在于唤醒民众作独立的有团结战争，不是靠外交官的交换公文”。最后，林语堂劝告丁文江：“‘劝化了一百个拉洋车的不如感动了一个坐洋车的’及一切反对群众运动的‘高调’，是唱不得的。”林语堂的批评，同样高屋见瓴，要言不烦。

 

末了，胡适终于出面调停。他发表《作战的步骤：读丁文江先生的“高调与责任”》，对梁启超、丁文江都有所批评。他将问题转换成所谓“作战步骤”，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他说，“今日不应该谈缩小范围，不应该忽略根本问题”，但作战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解决当前问题，但“根本的解决也当同时进行”；第二步再从长计议，最终解决不平等条约问题。有人评论说，胡适的折中方案是成功的，他的“手腕”即高明处，就在于不仅肯定“根本条件”，且明白地将之并入第一步交涉中，这就避免了贻人口实。其实，与梁启超等相较，胡适方案只是表述策略不同而已，并无本质差异；但仍需肯定的一点在于：它以更加明确的表述方式，同样使自己的主张建立在承认沪案是政治问题，必须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根本解决这一前提之上。这反映了胡适较丁文江明智，终究对于舆论的批评有所吸纳。

 

梁启超、胡适、丁文江诸人倾向于就事论事、息事宁人的思想主张，实际反映了当局的心态与要求，但在当时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情势下，其主张不可能有多大影响。当然，我们也需看到，知识界的上述分歧，固然反映了一部分人面对列强表现了不应有的软弱与妥协，但说到底是同中之异，虽有是非之别，却还算不上是知识界内部的分裂，因为，坚持“根本解决”即废除不平等条约，毕竟是彼此共同的底线（当时段祺瑞政府也是如此）。这与下文将谈到的在三一八运动中知识界的内部分裂，不可等量齐观。只需指出，梁启超、胡适、丁文江诸人都积极参加了实际的爱国运动，便可明白这一点。故时人有斥梁启超、胡适诸人为“反动”，或主张将之“逐出国境”或“处以极刑”，都不免过甚其词。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北京大学教职员发表上述《关于沪案性质的辩正》前，中共即于1925年6月5日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明确指出了五卅惨案的根本性质：“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全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自由，决不能由惩凶、赔偿、道歉等虚文得到担保，只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才能得到担保”。尽管我们不便断言北京大学教职员的上述文章是否直接受到中共主张的影响，但其努力促成了学界的共识，这无疑有助于推动整个运动归趋中共指引的方向，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声势。

 

此外，虽然内部存在上述分歧，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知识界在学识素养、社会地位、组织能力、人脉关系及应世经验诸方面，均非尚不成熟的学生界能比，其在运动中起到了独特和重要的作用，是不容轻忽的。以北京知识界为例，以下几方面，可谓其荦荦大者：

 

其一，主张单独对英，促成交涉目标的集中。教职员的加盟不仅明显地提升了学生运动的社会声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促成了整个运动交涉目标的集中。惨案发生后，各界对外交交涉的目标是什么存在分歧。诚夫在《对英乎对日乎》中说：“沪案发生以后，各界所发表之文件宣言，类皆以‘英日’并列”，日本对本案当负责任是否与英同，外交上是否当同样交涉，可讨论也。“因是之故，此项问题，乃成为日来北京社会上讨论最多争论最繁之目标”。实际上，除此之外，尚有两种不同主张。一是以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为代表，主张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一个也不放过。其理由是，帝国主义代表一种制度，是一个整体，任何缩小目标之说，都无非是“不肯相信民众自己的力量”，幻想靠某一列强出来主持公道。这种心态只能“减杀民众革命的精神，便宜了美法日本”。一是以北京大学教援会为代表，主张单独对英。1925年6月20日，北京大学以全体教职员的名义致书外交总长，要求单独对英修约。７月初，北京大学教援会进一步提出《沪案交涉建议书》，请求京各团体联署后交北京政府，得到各界普遍支持。13日，北京各校教援会依此决定：“明日举行全城大讲学”，主旨便是“单独对英”。其认为，北京政府之所以始终不愿单独对英交涉，而以公使团为对象，是怕得罪英国，有意敷衍。从整体看，“单独对英”实成了运动中各界的共识：7月中，北京代表洪轨在南京报告北京情形说，“交涉应单独对英，减少各方阻力”。京中各界虽分激进、稳健、折中三派，“而‘单独对英’，则均为各派所同。”然而，这并不仅仅限于北京，“沪案发生以来，全国示威抵制及其他爱国运动，几于一致以对英为目标，并非偶然之事。”必须看到，北京各校教援会提议的“单独对英”，是以集中力量首先废除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为前提条件，这与梁启超诸人主张“单独对英”，消极“缩小范围”，以便“就事论事”和尽早了结沪案，不能相提并论。应当说，中共反帝的立场最为坚定，它强调帝国主义本质的内在统一性和不能将希望寄托于某一强国，是对的；但是，它视列强为铁板一块，主张全面出击，却有失于“左”，即简单化。张国焘回忆说，其时“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国外，法、美在华外交官亦相继公开表示与英、日不同的态度；甚至日本方面，后来也有悬崖勒马的打算，企图让这股充满正义的反帝怒火，专向英国人燃烧”。这说明，时人主张分化对手的策略，确有其合理性。后虽因英国实行“反赤化”的分化政策，“单独对英”论最终无功而返，但它毕竟凝聚了各界的共识，令英国一时陷入国人抗议、声讨和抵制的汪洋大海之中，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其在华利益与国际形象也受到沉重打击。

 

其二，借自身有利的社会地位，自觉监督政府。在五卅运动中，固然形成工商学各界示威游行以敦促政府对外交涉的格局，但是，知识界尤其是北京高校教职员，凭借自己拥有的特殊社会地位与声望，对政府进行的监督较之其他各界，往往更形自觉、更具优势。从运动一开始，他们便借助报刊舆论对政府交涉不力不断提出质疑，尤其是强调修改不平等条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容政府有意模糊与敷衍。渊泉在《沪案非地方问题，敬告颜惠庆》中就曾尖锐指出：作为办理交涉首席专员，颜惠庆居然认为沪案属法律问题，为地方性事件，这是“颜氏观察沪案之出发点，根本错误，不能放过也”。张君劢甚至撰文，公开要求对使团作无原则退让的外交总长沈瑞麟辞职。这些是对中央政府的监督，包括林语堂、周作人、钱玄同在内的21位北京大学教授在《京报》上联名警告奉系军阀，则可以看成是对地方割据势力的监督。《东方时报》雇用英人辛德森主政，竟为英国张目，诬蔑爱国运动，引起公愤，但它的后台却是奉系军阀，一般人敢怒不敢言。北京大学教授不仅警告《东方时报》必须立即辞退此人，否则抵制该报，而且同时也明确提出：“对于某方实力派之警告”，指斥“某方爱党之心，重于爱国”，并特别指出，“某公”曾对惨案表示愤慨，主张全力对英，自不应对此有所偏袒。这里的“某公”，指的就是张学良。故他们表面警告《东方时报》，最终目的却是警告奉系军阀。后者势力方张，此种警告说明教职员爱国勇气可嘉。教职员与学生一样，都借助上书与请愿的方式表达意愿，但前者却常得以直接与执政府最高层沟通，甚至当面提出质问，影响也自有不同。例如，据《申报》载，1925年7月中旬，北京各界代表约见财政部长李思浩，质疑失业工人接济款问题，主要就是由朱家骅发言。他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质疑十分尖锐，最终迫使李思浩就各款项最后到位日期作出明确承诺。当然，事实证明，教职员的监督、质疑与整个运动一样，都终究无法根本改变军阀政府媚外误国的政策；但它毕竟起到了彰显民意、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

 

其三，运用专业知识，提升运动内涵。五卅运动同时还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教育运动。在这方面，教师尤其是大学教授，多为学有专长的学者，他们借助专业知识，提升运动内涵，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揭露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侵华史，增进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当时各校教师多组织讲演团，或与学生相附而行；或直接受邀，派人前往各处讲演。此外，他们还在报刊撰文。这无形中形成了一支涵盖甚广、热情空前的教师宣传队伍。1925年6月初，上海大同大学就邀请了徐谦、恽代英、杨杏佛和戴季陶等人讲演，主题是“对于五卅案及民族独立运动之关系”和“关于历史上观察五卅惨案及今后之目标”。7月20日，上海学联举办夏令营演讲会，主题为“以演讲社会问题及解释五卅运动之意义，研究今后应付方法为宗旨”。应邀讲演的知名学者多达40余位，包括吴稚晖、潘公展、蔡和森、沈雁冰、曾琦、朱经农、夏元瑮、唐钺等在内的各派人士。“自开讲以来，报名听讲者异常踊跃，惜限于课堂，不能尽量容纳”。北京大学教授更形活跃，如周鲠生在武昌大学演讲《不平等条约废除问题》，王世杰在本校演讲《沪案问题之性质》，马寅初在湖南会馆演讲《中英日之经济的关系》。此外，燕树棠发表有《英国侵略中国的概况》，张慰慈发表有《上海的租界》，等等。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汇丰银行》、《中英日之经济的关系》、《吾侪财政适合于对外宣战否？》等系列演讲，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揭露列强对华侵略，提出抗争的策略，多鞭辟入里，通俗易懂，南北各报竞相转载，影响最大。五卅后，有关帝国主义侵华史、租界史的研究与宣传，由于报刊出版媒介的传播，空前普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五卅运动中成为妇孺皆知的流行语，初识个中道理的国人也空前增加，此中知识界的努力，厥功至伟。

 

二是注重对外宣传，努力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鉴于英国媒体肆意歪曲真相，混淆视听，知识界从一开始便十分注意国际宣传的重要性。就教育界而言，北京大学教授的工作最具成效。他们多留学欧美，不仅外语好，且熟悉西方社会心理，故其发往欧美相关机构及各界名流的电函，多能收到良好效果。当时罗家伦在伦敦，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国内来的电报不少，但多充满情感发泄，缺乏平静的叙述与法理判断，故极少可用的材料。此时恰有一封由胡适、丁文江等四位教授署名的多达三千多字的英文长电转到手里。它“以很爽明锋利的英文，叙说该案的内容，暴露英方军警的罪行，如老吏断狱，不但深刻，而且说得令人心服。每字每句不是深懂英国人心理的作者，是一定写不出来的”，“事后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在君起草的，他真是懂得英国人心理的人”。其实，当时罗素在英国《国民周刊》上发表的《英国在华政策》一文，就特别提到这份长电：“如果有人要知道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中国知识阶级对于这事件如何观察，应该看留英中国协会所发行的小册子叫做《中国事件》。这本书是中国四位名人写的，这些人都是学问很好，见闻很广的，很值得科学的敬重的。”在新闻界，南北各大报多用不少篇幅报道国际进步舆论对中国人民抗争的积极声援。在中国民族运动日益成为世界民族民主运动一部分的情况下，知识界重视对外宣传与报道国际声援，扩大了国人的视野，更增强了他们抗争的信心。

 

 

三、三一八运动继起与“时移势异”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五卅运动失败后不及百日，三一八运动继起，却已是时移势异。其表现有三：

 

第一，原有的各界联合战线不复存在，知识界成了支持运动最主要的社会力量。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既是帝国主义联手反扑的产物，同时也是反帝联合战线归于瓦解的表征。惨案发生后，中共在告全国民众书中，曾号召各界“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故不久在中共内部文件中又指出：三一八的屠杀，事态严重性远过于五卅案，“然因联合战线之破裂，反不能激起一个普遍全国的大运动，普通社会对此事仿佛很冷淡，鼓不起他们参加的热心”。这一判断，与时人的即时观察是一致的。朱自清是惨案亲历者，据他回忆，当天参加游行的总人数约二千人，学界（包括师生）占98%，其他各界人士仅百人而已，即不超过总人数2%。陈文澥说得更明确：“惨案发生，瞬逾旬日，都人士除新闻教育两界稍有表示外，其余各方，对此空前事变，多持隔岸观火态度，国势至此，吁可痛已。”京外情形相类，《时事新报》“时评”指出：“（京案）较五卅案为尤酷，各地民众，宜如何激愤，速起援助。然数日来，民众态度，殊觉淡然，即以南京而论，两开市民大会，到者寥寥，都无结果而散。”这即是说，原有各界联合战线不复存在，站在学生一边的社会力量，从一开始主要就是教育界、新闻界！长期以来，这一点似乎并未真正为人所正视。

 

如果说，在五卅运动中教职员是真诚投入、热情甚高的话；那么，在这次惨案中，师生可谓生死相依了。马叙伦说，三一八当天游行，“各校的教授，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参加得很多”。1926年3月17日晚十时半，清华大学评议会主席黄仕俊才接到明日游行通知，“当即摇铃召集评议会，通过参加国民大会”，并“请干事部各科长及其他同学帮忙筹备一切，次晨并请定方君宗汉为总指挥”。不难想见，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包括李大钊、朱自清、陈翰笙等许多教职员和学生一起在执政府前共同经历了一场出生入死的生死劫！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当时记载惨案发生经过最详尽的两个文本，是出自朱自清与陈翰笙两位教授之手。同时也不难理解，何以惨案发生当晚，清华大学评议会因黄仕俊等人未归，另举他人代理主席并组织出席抗议活动的“代表委员会”，及黄仕俊等返校后，学生却感其生死情，遂有罢免评议会议与干事部案，而重举黄仕俊等负责。此外，当年曾是中法大学学生的陈毅，于1963年看望病中的孙伏园时，回忆邵飘萍，依然感念不已。他说，惨案发生后，北京民众举行的一次追悼，没有人敢做大会主席，自己挺身而出，担任主席并演讲。但讲完话许久却不见有人上台，会场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默。此时忽见一人昂首而前，登台讲话，大意就是3月19日《京报》时评《世界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此人就是《京报》社长邵飘萍。陈毅说：“迄今快四十年了，当日形象犹在脑中。”这里表达的也是当年师生并肩战斗的情谊。需要指出的是，段祺瑞政府为推脱制造惨案的罪责，造谣共产党煽动暴乱，并发出对易培基、李大钊等五人所谓的通缉令；但实际上其内部最初拟通缉的学界人士多达50余人，还包括蒋梦麟、朱家骅、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孙伏园等在内。4月中下旬，随段祺瑞下台和奉军入京，蒋梦麟等人被迫四处走避，《京报》主笔邵飘萍遇害。由是观之，在三一八运动中，知识界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代价，实较五卅运动为甚。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沪知识界立即掀起声讨段祺瑞政府的抗议浪潮。3月20日，北京大学教职员发表宣言，强烈要求北京军警拘捕段祺瑞诸人，处以杀人罪；21日，北京各界在北京大学召开联席会，由北京大学代表王钟文主持，议决成立“北京废约驱段大同盟”。22日，“京报界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注意此次惨案，勿任段贾逍遥法外”。沪上教职员与学术界名流，也纷纷发表宣言，声援京中同行，要求驱逐段祺瑞政府。在这些抗议声中，《京报》主笔邵飘萍的讨段檄文《世界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最为动人，传诵一时。

 

与此同时，在国立九校校长及教职员联席会议统一协调下，京内各校迅速行动起来，主动承担起救死扶伤的责任。他们分赴国务院及东城各医院调查伤亡确数，慰问受伤学生。各校迎回烈士灵柩、隆重安排后事的过程，尤其彰显了师生间深厚的情谊。《京报》3月21、22日两天连续刊登《大流血后之各校现状》，报道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师大、清华大学、中法大学等23所大中学校纷纷召集全校教职员会议，筹备召开全校师生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同时或通电，或罢课，或组织演讲队的消息。北京女师大20日上午开全体教职员大会，由校长许寿裳报告刘和珍、杨德群烈士被害经过。并决议成立“三月十八日外交请愿惨杀案后援会”，以联络各校共同行动。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教授都为烈士写了沉痛的悼念文章，尤其是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沉痛而深刻，反映了师生情笃。是文传诵至今，愈令烈士不朽。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六百余人集齐礼堂，瞻仰烈士遗容。校长马君武自闻惨案发生后，即驰往国务院领二烈士遗体回校，“对之极为惨痛，并谓当局此种行为，不成人类，不愿再与合作，拟即日买舟南下”。无论学界对他原有多少非议，危难之秋，进退有节，终究难能可贵。故全校学生闻之动容，拟即开全体大会加以挽留。22日，清华大学组织全体学生迎烈士之灵，抵校后“全体同学及教职员向烈士行三鞠躬礼”，曹云祥校长代表全体教职员致哀辞。3月底，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北京各界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并议决三项：通电全国定3月18日为废约纪念节，在天安门建立三一八烈士纪念碑，筹备三一八殉难烈士安葬典礼。三一八运动为时甚暂，到4月10日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发布布告，通电全国，驱逐段祺瑞，前后不过20余天。在各界联合战线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知识界在其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知识界内部出现了两派严重分裂。与失去原有联合战线的支持相较，知识界在三一八运动中面临的另一更为严峻的局面，是其自身内部的严重分裂。如前所述，在五卅运动中，知识界虽存分歧与争论，但并未动摇彼此主张反帝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共同政治立场，故终能求同存异，携手合作，未发生真正的分裂；但此次却不同：“在这一次，惨案发生的第二日，舆论便大不相同，我们一方面固然看见革命的舆论攻击段政府，主张驱段废约，一面又看见一种论调，责备领袖，谓群众为领袖所陷害。”主张“责备领袖”，就是嫁祸共产党，为段祺瑞政府张目。两派政治立场公开对立，不言而喻。

 

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即3月19日，北京国立九校校长与教职员联席会议召开临时会，讨论应对惨案办法。会上有人提议，认为政府当局应负法律上责任；群众领袖自天安门集会后多未同行，致令热心青年陷于危地，应负道义上责任。结果引起激烈争论。约分三派：“稳健派”主张不问政治，对是否诘问当局责任，颇为踌躇；“激烈派”力主责任全在当局，不应对群众领袖有所责备，并主张罢工罢课或全体辞职，以反抗当局；“折中派”则同意上述提议。投票结果，提议虽以两票之微弱优势获通过，但“激烈派”坚持反对，遂决暂缓发表而散会。同时北京大学复以教职员会名义，致函九校教职员会，声明本校代表其权能只在追索教育经费，不计其他。燕树棠等人为此愤而退席。会议又只好决定暂不发表宣言。北京如此，沪上亦然。3月21日，张君劢、张东荪、朱经农等18人，代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公学等11所大学发表宣言，主张将案情交司法审判，避谈段祺瑞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责任。随后，郑振铎、叶圣陶、潘汉年、胡愈之等16人致函11校教职员，提出诘问，认为政府枪杀群众、讨好列强“为中国前途莫大之危难”，宣言于此避而不谈，不免让人生疑。但事实上，以不偏不倚面目出现的所谓“群众领袖责任”论，影响甚广。武汉大学追悼校友杨德群大会的挽联，即写道：“段祺瑞罪浮于韩提，易培基对不起杨德群”。郭任远、朱经农主持的上海各大学同志会及上海各大学学生同志会，成为阻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消极力量。对于教育界的分裂，有记者评论说，“学界两派各不相让，今后纠纷正多也”。

 

新闻界之对立，更形激烈。《晨报》于3月20、22日，先后发表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和渊泉的《群众领袖安在？》两篇时评，公然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污蔑爱国青年，攻击民众领袖，为段祺瑞政府辩护。上海《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南北呼应，成为新闻界为政府张目的代表性刊物。它不仅转载了上述林学衡的时评，而且又发表公弼的社评《北京惨杀案里面观》，诬蔑死难青年无非是国共倒段运动的牺牲品。此外，《甲寅周刊》造谣“群众手持木棍，间挟手枪，甚且抛掷炸弹，或则擎火油准备泼灌，以致与卫兵互相冲突，各有死伤”，固属令人发指；而陈源《闲话》编造故事，说杨德群烈士平时不关心政治，这次本不想参加游行，是半路上被教员勉强拉去的，以此坐实他设定的群众领袖“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的罪名，同样让人愤慨不已。

 

这些明显站在段祺瑞政府一边、为虎作伥的言行，激起了人们普遍的谴责。中共的指斥，固不待言；知识界的取角虽不尽同于中共，但以《京报副刊》、《语丝》、《国民新报》等为代表，其愤怒谴责的声浪却是一波高过一波。鲁迅为此写了一系列文章，在他看来，“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而“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惨案“是政府布成的罗网”，而关键是“‘流言’的奏了功效”。晚清民初是用“康党”、“革党”、“乱党”杀人，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而其证据是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且不说这是否真的，就算是，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鲁迅文章的犀利处，就在于不仅一针见血点破了惨案的真相，而且将军阀的预谋与政客文人狼狈为奸的“流言”即凭空造谣相联系，从而有力地揭破了所谓“领袖责任”论者的丑恶面目。陈源《闲话》的险恶用心，也未逃过众人的讨伐。鲁迅对他的深刻批判，人所周知；实则，其时秋芳的《可怕与可杀》一文，异曲同工。其愤怒指斥陈文之包藏祸心，其为虐，“实在比什么执政的电报要利害过十倍”。文中说：各国皆有请愿，却并无杀身危险，所谓群众领袖应负责的话从何说起！陈源之流既认为请愿是会被杀的，何以事先不提醒我们？事先知道，却不露风，事后复攻击民众以转移目标，那末你们简直是同谋，不但应负道义的负责，在法律也难逃罪责！《京报副刊》是当时反击《晨报》等最有力的媒体，其中《大屠杀后的种种呼声》在第446—451期连载，内容有不少为该刊组织的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者的采访，对象包括教员和一般市民等，以证人证言反驳造谣者，真实而有力。1926年4月初，京师地检厅证实，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群众未携带凶器，也未与卫队冲突，全由卫队虐杀。军警伤口都是自己误伤，被认为共产党暴动证据的三支手枪和破洋水壶，也都是伪造的。周作人为此发表《洋铁水壶与通缉令》，在肯定地检厅不失人格与毕竟保存有一点可贵的司法独立精神后，发出以下愤怒的质问：“我不知道那班混帐东西是不是还在那里争论不肯宣言政府应该负责，或者还相信群众真是拿有‘几支手枪’？请你们挖开混帐的眼睛乌珠，把地检厅的公函朗读一遍，再招出真心话来，看看你们的良心到底死绝了没有。”义正而辞严。在正义舆论的谴责之下，事实上，除了陈源在女师大学生致书报馆联名指陈其造谣之后，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有错之外，林学衡、燕树棠等“领袖责任”论者，皆噤若寒蝉，集体失声了。足见公道自在人心。

 

第三，历史场景的重要转换。知识界内部出现上述根本对立的现象，已引起了时人的思考。周作人以为，这说明“北京的知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变坏了”。林语堂将问题推进了一步，以为这是反映了“今日知识界的分裂”。民国以来，不但思想革命不成功，而且知识界中有一部分人更与旧势力妥协了，“分裂是必然之势”。故他主张知识界当先肃清内部，“内除文妖再（才）能够‘外抗军阀’”。这自然是较周作人又深刻多了。但他毕竟未能超越学界原有的派别之争和私人情感纠结的局限，故他又强调，有人主张我们两派彼此和解，这决不可能。“我们骂章士钊，你们也肯骂吗？我们攻击研究系，你们也肯攻击研究系吗？我们深恶晨报，你们也能深恶晨报吗？倘是肯，表面上不一致亦自然一致了，并没有讲和之必要”。相反，我们不但不言和，“我们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事实上，当时许多文章也都强调这些人所以提出“领袖责任问题”，是公报私仇和为了夺取学界肥缺；这些因素固然是存在的，但毕竟不是最主要的，过于强调这些因素，无形中却把更为根本的政治分野模糊了。中共强调三一八惨案是五卅运动失败后，列强与军阀结成反动联合战线，对反帝爱国运动实行反扑的必然结果；而知识界中的一些人公然站在段祺瑞政府一边，提出所谓的“领袖责任问题”，既反映了原有爱国联合战线的解体，同时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此种见解从当时政治变动的全局出发看问题，较之上述论者过于强调人性幽暗的一面，无疑是深刻多了。不过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实际上，理解三一八运动较之五卅运动时移势异，还须看到其时历史场景正发生的重要转换：1926年3月18日，群众示威游行固然是针对八国最后通牒而起的，但三一八惨案直接制造者却是段祺瑞政府，由此继起的三一八运动的主要目标也在于追究后者的责任。这就是说，其时历史场景正发生了由对外交涉向对内政拷问的深刻转换。前者体现了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故人多要求“暂时忍耐缄默，姑置内政于不谈，而一致于对外之国民的作战”；而后者则体现民族主义遭区隔，国内主要矛盾突显，人们重新集注于内政问题，原有党派系别不同政治诉求间之鸿沟，因之再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五卅发令杀人的是租界里的英国人，现在却是民国的北京政府。“爱伏生终于免职而去了，虽然帝国主义是蛮横。这回怎办？或者因为是本国人所杀的，没有什么要紧吧，照所谓国家主义的看法。究竟是那一样呢？有谁能知道。”这说明，他敏感到这次惨案要拷问的首先定然是无可回避的内政问题了。清华大学校长在本校烈士追悼会上说：“清华之态度，是无论何种运动，如系完全对外则行加入；如涉及内政，则取超然态度，而不卷入漩涡。不幸此次国务院前发生惨剧，本校学生重伤数人，轻伤尤多，而韦君杰三竟一命呜呼。”为此他深表歉疚。言外之意，惨案的发生令清华大学不自愿也被卷入了内政问题。而《现代评论》上也有人指出：“我们应当加倍的觉悟，中国今日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对内问题，内政问题不根本解决，决说不上对外。”总之，足见时人多已意识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或现实性的问题正发生重要的转换。正是此种转换，制约着人们的情感与取向。要不，同样的《晨报》及燕树棠诸人，何以在五卅运动中都是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现在却突然都成了列强军阀的“走狗”与“反动派”了呢？仅仅用“阶级妥协”或“复辟反动”来解释，是不够的。所谓内政问题，说到底，就是要不要推翻列强的工具军阀政府和实行国民革命。林学衡等人强调惨案是国共倒段运动的产物，主张“国民真正大革命之成功，将以诸君（指徐谦等群众领袖———引者）之自杀为其嚆矢。顾并此不能，何以愧政府，何以愧青年”。他们公然站在段祺瑞政府一边，反对的就是国共倡导的国民革命；而《晨报》被烧后，任鸿隽忧心忡忡，曾致书胡适说：“照这样下去，谁知北京城的池鱼还有许多呢？谁又晓得‘国民革命’这四个字，代表的是甚么东西呢？”陈源等人担惊受怕的也正是这场国民革命！

 

要言之，知识界的分裂从一个侧面，恰恰表明三一八惨案将国民革命这一时代的课题，以急迫的形式进一步提到了国人的面前。激进的青年学生纷纷“到黄埔去”，参加国民革命军；与此同时，知识界也发生了“顿悟式”的觉醒。朱自清在“屠杀后五日写完”的《执政府大屠杀记》中，提出了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时警察总监李鸣钟匆匆到现场，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他这是局外人的话，“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叶圣陶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不必多说废话，责备他们不该放枪。“惟有开枪，正是他们的正办，他们的道理。我们只消问自己：仇人当前，情势严重，如何才是我们眼前的正办，我们当尽的道理？”他们显然已意识到必须改变当下的抗争方式，但引而不发；鲁迅则不同，“引而发”：“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烈士的鲜血“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这种“别种方法的战斗”，就是进行国民革命的武器批判。当年北京大学学生王凡西回忆说：鲁迅那几天写的一系列文章，道出了我们普遍的心声。“是的，必须继续战斗，而且必须以别种方法来战斗，就这样，三·一八惨案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汹涌暗潮：要以枪杆子来代替笔杆子。”联系到其时知识界吁请南方国民政府实行北伐的呼声日高，我们可以说，三一八运动后，不仅知识界作为整体已倾向于支持北伐与同情国民革命，而且这对于青年学生的走向革命，同样也产生了积极的启发与推动作用。

 

四、余  论

 

知识界的作为当然不是孤立的，作为运动的有机部分，它受国共倡导的运动总体目标与行动策略的规范与制约。这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国共倡导的国民革命基本理念与总体战略目标，知识界尽管各自理解有所不同，但都普遍赞同反帝反军阀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二是知识界的作为在总体上依循了运动的总体节奏与策略安排；三是知识界团体中的中坚分子不乏国共两党党员。但是，尽管如此，却不容将知识界的作为，简单视为国共领导的结果，而抹杀其自身的个性。当时国共在学生社团中建立有党团组织，实行统一领导。知识界多为教授学者名流，普遍信奉自由主义，主张超然于政治与党派，思想多元，尊崇个性；故不仅其团体中国共党团不存在，事实上欲形成统一指挥，也谈何容易。在五卅运动中，知识界多主张单独对英交涉，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的意见便相左。清华大学评议会接到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电话通知后，可以议决赞成明天参加国民大会，但同时却又通过“专对外不对内”的原则，这也说明，可与国民党协同，却不甘放弃自主。也无需讳言，国共对运动的领导，事实上也是十分薄弱的。张国焘说，中共虽是五卅运动的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领导力的不足”，“不能提出适应新形势的进一步政策；结果，它只有听任这一运动的领导，脱离了自己的掌握”。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中共中央讨论这个紧急局势之时，颇有手足失措之态”，加之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局势愈危。中共尚且如此，遑论国民党！这从反面也有助于说明知识界作为的相对独立性。

 

此外，当时国共两党在北京的影响力仍有限，远不及广东与上海。故北京地区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不鲜明、不尖锐，更缺乏激烈的思想斗争，浸成了相互调和模糊混沌的政治生态。“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很不清楚。在少数的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所以，缘此不难理解，蔡元培曾领衔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和主张“好人政府”；北京大学教授派别林立，既不影响他们共组北京大学教援会，声援上海同胞的斗争，同时，也不影响他们各自在各派政治势力间，依然游刃有余。此种政治生态，本身也有助于知识界在运动中保留自己的个性，甚至是“任性”。王凡西说，“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供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三一八运动后国民革命正式揭开了序幕，知识界从此步入了中国革命血与火的新时代，不得不结束自己的“浪漫”与“任性”，被迫认真思考重新调整与选择各自的政治取向；但也唯其如此，恰好构成了考察近代中国知识界（知识阶级）历史演化的一道重要分水岭。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