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潘崇，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光绪、宣统之交的政局，历来为清末政治史、新政史研究所重视。审视学界基本研究理路，普遍聚焦于此一历史转折时期新主朝政之摄政王载沣某些引入瞩目的重大决策，尤其是驱逐袁世凯、收束兵权、清理财政等集权擅势举措，更将之视为评判载沣治国能力的重要依据，并很大程度上与王朝覆亡关联起来。然而，从督抚人事变动角度观察光、宣之交政局以及载沣执政的研究尚付阙如。这当中，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的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即东督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滇督锡良调补东督，是载沣主导的首次总督人事变动，具有典型意义。

　　目前学界对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尚无分析，对徐世昌离东内用亦无专门讨论，多是在展开徐氏人物研究时有所论及，且普遍基于政争视角，认为其事与驱袁事件有直接关联。徐、袁关系紧密，青年时结义交好，仕途互相提携。徐氏督东是袁系势力进入东北之始，这一点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而认为徐氏离东内用是清廷清除袁氏在东三省势力之举措，似乎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事实链条。然如此论断，实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公式化。徐氏离东内用固然与袁氏失势这一重大政局背景脱不了干系，但究竟受到多大影响，尚待进一步厘清。更重要的是，探讨徐世昌离东内用，需要跳出政争视角，从“人事”本身深入历史场景，充分考量徐氏东三省施政情况以及载沣对东三省乃至整个国家政治局势的判断和把控，从而找出其事之复杂诱因。同时，探讨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亦须探讨另一当事人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唯有将徐氏离东与锡良调东统筹并观，方能全面客观认识此一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从徐世昌、锡良、载沣三方着眼，着重分析清末时期东三省、云南的政治局面以及载沣上台后的施政方略、人事取向，从而揭示宣统元年东督人事变动的来龙去脉，以裨益于我们对光、宣之交政局状况的认识。

　　一、徐世昌东北施政屡遭指斥及其入京陛见 

　　清末东北危机四伏，清政府为改变局面，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八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以徐世昌为首任总督。当天徐氏在日记中剀切写道：“时局艰难，唯有竭力经营，图报万一。”舆论也对徐氏寄予厚望，期待“奕奕生色之事功”。从徐氏日记所见，他自五月二日抵奉接篆后朝乾夕惕，政务异常劳苦。具体看，其施政重点集中在外交、官制改革、发展工商等方面，并取得积极效果。

　　针对徐世昌施政，舆论不乏叫好声。《盛京时报》称，徐氏设置司道、模范监狱、学堂、公园等举措，“全是为百姓野僿进于文明的办法”。然更多的是指责声音。徐氏督东仅三个月，《申报》便刊发长文，详列徐氏内政、外交之失，斥其“辜负人望”。时论指责外，更有言官弹劾。据史料载，徐氏最早遭弹劾距其履任尚不满一月。六月初《申报》报道，“闻制军因东省外交、内政及改设官司等事颇难措手，且被京官一再弹劾”，欲“入觐面陈一切”。同时，徐世昌以“诸事棘手兼之屡被弹章”为由电请开缺，对此庆亲王奕劻特致电劝慰，“谓东省百事改革之始，务请公忠体国，力任其艰”。徐氏遂承诺“不再奏请开缺”。八月间，又有某内阁学士等五人奏参徐世昌施政不善，“大略系指督抚不和、财政紊乱、外交不振、任用私人等款”，折上留中。

　　舆论及言官仅通过短暂观验即对徐世昌施政漫加指斥，此对徐氏显属苛责。事实上，各种指斥言论更多展现出时人对东北局势的焦虑情绪，并非立意于全面真实反映徐氏施政，然此种舆论氛围无疑会对政府人事决策产生影响。据《申报》披露：“鄂省官场接张中堂随员由京来电云，东督徐世昌因人地不宜，屡被参劾，政府久有更调之意。”与此呼应，八月间清廷电命徐世昌晋京，有舆论推测徐氏此行“留京入阁亦未可定”。徐世昌八月二十一日起程赴京，二十三日抵京，九月十九日返回东三省，在京期间蒙慈禧召见六次。尽管徐氏施政颇受时论指斥，但慈禧则给予他充分信任和鼓励，不仅接连赏赐点心、御笔虎字等物，在召对时更宽勉有加。徐氏对八月二十六日召见情形这样记道：“黎明起，诣宫门，蒙召见，责成办理三省各政。仰蒙圣明在上洞鉴一切并为作主，令放手做去。”如前引《申报》所言，清廷或生更调东三省总督的想法，但此仅为一念而已。由于东督新设，其人事更动不仅关乎国内外视听，更关乎东三省政局稳定，于情于势清廷断不会仅因参劾之言动调任职仅两三个月的徐世昌，同样亦不会允其请辞。但徐氏请辞的个人诉求以及清廷动议及此的事实，表明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早有源自。另外，徐世昌自抵京之日即广泛联络京中大佬，与全部六位军机大臣以及数位各部尚书、侍郎等有过接触。于此可见徐氏交际能力之强。徐氏日记未透露接触细情，但推测不外乎商议东三省施政及暗中请托等事项。

　　尽管徐世昌北京之行颇得慈禧安抚，然言官指斥并未因此稍停，反呈愈演愈烈之势。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间，某御史指出东三省作为外官制改革试点，应如何破除积习，然徐世昌“粉饰如故”，以致“奔竞者转瞬飞腾，安分者省垣坐困”，并揭露陈昭常即凭“钻营之技”获徐氏信任而出任署理珲春副都统。同一时期又有御史赵炳麟奏参徐氏失职：“徐世昌一事未办，动辄请款。尤可笑者，赵尔巽磋商多年未结之外交，徐到任一一允许。”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次奏参仅见报刊披露，不见于官方档案。而与之相对，清廷则接连允准徐世昌所请，对其施政给予信任和支持。

　　光绪三十四年，舆论涉及徐世昌的报道大体延续了之前的基本倾向，既有关于徐氏施政举措的消息，亦不乏对其施政之偏的揭露。这一年中，尽管东三省施政之难有增无减，然徐氏并无请辞之举，日记亦无些许情绪表露，恰与此前其在奕劻劝慰下承诺“不再奏请开缺”相呼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心毫无波澜。徐世昌以处事机警著称，屡遭指摘之下必会暗中使力。据笔者见，该年《申报》两次刊发徐世昌内用传闻：一是正月间报道“东三省外交失败，某军机力主调徐内用”。二是六月间报道“东督徐世昌有调入枢府消息”。两则消息皆寥寥数字，虽难以判定具体诱因所在，但考虑徐氏京中联络以及不安其位等情，徐氏个人营谋势所难免，当然清廷谋划亦不能排除在外。总体看，光绪三十四年是徐世昌情绪相对平稳的一年，然随着是年年底驱袁事件的发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二、丁未、戊申年间云贵总督锡良三次请辞 

　　光绪朝最后两年，与徐世昌同样不安其位的还有云贵总督锡良。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年）正月十九日，上谕“百贵总督着锡良调补”，并要求“迅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而几日前，锡良即以“素有肝气旧疾”为由奏请开缺。锡良督川期间水土不服，所言病体确为实情。但他适在调滇前夕奏请开缺，极可能已探闻调滇消息。接到奉调上谕后，锡良又以“滇省危迫”而己“材质庸陋”为由电请清廷收回成命。军机处电寄锡良，斥其“电陈各节殊非仰副委任之意”。最终，锡良于四月十日接任滇督。锡良入滇前虽屡次请辞，然至滇后则希冀有一番作为，他曾致函长期为其属吏、时任邮传部左参议的蔡乃煌，表露心迹：“服官数十载，从不敢避险畏难。滇事既极艰危，正臣子致身之日，况叨此感遇，尤无退志可萌。”然理想难敌现实，因诸多因素使然，锡良在督滇两年半时间内三次请辞，亦因之和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发生关联。

　　锡良出任滇督仅两月后即奏请开缺。《申报》报道：“（锡良）日前电致政府略云：现在滇省举办一切新政，事繁责重，兼之交涉事宜均关紧要。良年老衰庸，恐难胜任，伏乞代奏开缺。”清廷未允，复以“时事多艰，自应力持危局”。锡良督滇不久即奏请开缺，似与当时官场传闻他将调任直督有关，此传闻势必加重其不安滇任的心理。光绪三十三年六七月间，锡良得赵尔丰密函：“张安帅（张人骏，号安圃，笔者注）得调粤信，甚不高兴，宾客一概不见，语人云：调粤是驱逐之意，拟发榜后告休。直督一席颇有摇动，拟议者多在宪台，固属舆论之公，亦由声望著也。”此函有言“发榜后告休”，可见张人骏在调谕颁发前已探闻消息。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上谕张人骏调任粤督，该函当作于是日前。又言直督“颇有摇动”，可见官场对于袁世凯不久其位早有耳闻。然所言“拟议者多在宪台”则未实现。七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外务部尚书着袁世凯补授”，同日袁世凯与大学士张之洞“均着补授军机大臣”。次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杨士骧署理”。

　　锡良第二次请辞，则与言官弹劾有直接关系。光绪三十三年十月间，给事中徐士佳奏参锡良施政不力：“锡良到任时，即力陈腐败情形种种，诿诸丁振铎之办理不善。现锡良已到任数月，毫无振作，可见前次所陈均系推诿之计。”折上，军机大臣世续“以为不如寄谕锡良，责其振刷精神”，“故十八日由军机处廷寄锡督，内有‘再无成效，惟该督是问’等语”。锡良督滇仅数月即遭弹劾，显是当头一棒。事实上，锡良百南施政失于操之过急，并非徐氏所言“毫无振作”。是年八月，四川布政使许涵度曾密电锡良，劝其施政“稍示和缓”：“滇省远在边瘠，近逼强邻，理财、用人无不难于他省，是以人皆畏避……操之过急，束之过严，恐事功未就，怨谤先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年）正月，许氏再电锡良，密示滇政面临人事阻滞，并力劝其早为隐退：“我帅又以力任艰巨，为罗山所深厄，为项城所不豫，一切更较他人为难，与其终为人持，固不若早自引退。”“罗山”“项城”，分别指丁振铎、袁世凯。锡良曾奏劾丁振铎，固两人关系不睦；同时锡良在晚清以“清风亮节”著称，与袁氏亦非一路人物。由此推论，锡良施政过急以及他人幕后推动，或为招致奏参之因。基于上述情势，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致电军机处以病体为由请代奏开缺：“良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因旧疾复发专折具奏，恳恩赏假一个月……假期已满，病仍未愈……仰恳天恩，俯准开缺回旗调理。”在致赵尔丰、许涵度电中，锡良更坦露心迹：“才力既万不如人，而又不恤自招怨谤，即使竭尽心力，终恐无裨国家，转成茧丝自缚。”最终，清廷着再赏假一月，所请开缺应毋庸议。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间，革命党在云南起事，攻占河口、南溪等处，“几成燎原之势”。对此，清廷着锡良“交部议处”。四月十四日，侍读学士荣光鉴于“孙党注意西南，始助桂匪，近更率党犯滇”，指出锡良虽“公忠谋国，任事实心”，然“军务阅历尚浅”，因提议“另简知兵大员督办桂滇军务”。此论虽不能视为对锡良的奏参，但指责之意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革命党起事在四月二十七日被镇压后，锡良却未得应有奖赏，“吏部议覆廉钦河口奖案，均令删减”，如此结局令人不解。是年八月，已调陕藩的许涵度密电锡良：“公此次收复河口，迅奏肤功，固为薄海同钦，为权贵所抑，闻之殊为不平。”联系许氏前电所言“为罗山所深厄，为项城所不豫”，所谓“权贵”，似即指上述之人。被指责不懂军事以及军功被抑，致锡良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日第三次奏请开缺：“匪陷河口，仓猝治军，效命未遑，何敢言病？无如才力竭蹶，又素不知兵，幸秉宸谟，勉以戡定，而心血已亏。”同日军机处廷寄锡良，称此时“筹办善后，岂可遽萌退志”，着再赏假一月。然锡良去意已决，致电某军机言之切切：“俟善后事宜办有端绪，届时必须赐归田里。”据报道，七月间枢垣曾讨论锡良调动事，“拟即准其开缺，另简唐少帅暂署”。对此，某尚书认为：“外务部所办交涉系一国之事，云贵究系一隅之事，以唐之才而用于一隅实为可惜。”其事最终不果。 综上，由于施政为难、官场倾轧、言官弹劾以及病体、朋僚劝言等原因，锡良在滇督任内接连奏请开缺。清政府或允辞或酌调，已成必然之事，这就为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埋下了伏笔。

　　三、驱袁事件后徐世昌请辞与锡良调直传闻 

　　载沣主持朝政后，出于打击和削弱北洋势力的目的，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以“足疾”为由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驱袁事件性质正如有论者所言：“首先为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其实质是以摄政王为首的满族亲贵借机打击和削弱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以确保其权力不受威胁。”事发后，“一时政界颇形恐慌”，以为“党祸之见端”，“其稍被袁党之嫌疑者，皆惴惴焉”。某外论推测中国官场将有重大人事变动：两广总督张人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袁党之最有势力者，日内将有更动”；“梁敦彦之简外务部尚书，逆料必难久任”；“邮传部尚书陈璧，亦有更动消息”。外论对张人骏、梁敦彦的预测并不准确，而对陈璧的预测则颇为准确。

　　就袁世凯重要盟友徐世昌而言，他在驱袁事件后有所行动实属难免。宣统元年正月六日，徐世昌以病体为由恳请开缺：“臣向有痔疾，愈发愈剧，时时便血，行卧维艰，初以百端待举，仍力疾从公，日与参赞司道同署办事，未敢以病躯请假，致滋贻误。乃自去岁秋冬以来，复发怔忡之症，遇事健忘，夜不安寐，心志亏耗，病象愈深……伏思东省为祖宗根本发祥之地，近十余年来，当外交之冲，乘积弊之后，即使合力图维，犹虞不及。若使病躯请假，必至贻误要公，责任所关，五中焦灼。思维再四，惟有仰恳天恩，俯准开缺调理，迅简大员接任。”清末官员因病开缺虽不乏见，借病请辞更不在少数。徐世昌督东后政务繁忙，致遭病恙或为实情，但并未达于开缺地步。舆论即注意及此：“徐督初无大病，其一再求退之用意某枢臣早已洞悉，遂以徐在东省办事为难情形面陈摄政王。”

　　徐世昌请辞固受驱袁事件的影响，但驱袁事件并非唯一致因。事实上，徐氏请辞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东三省施政艰巨棘手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报道，宣统元年正月间东三省施政几陷绝境：“近因东省举办新政，在在需款浩繁，而东省经济又备形困难。去岁所报销各款又统经部驳未准，以是新政上之措置实为棘手，乃于月（指宣统元年正月）之初旬集七司二道会议财政问题，而七司二道率皆仗马寒蝉，竟不能赞一词，钦帅因是痛哭流涕，无法可施，遂于日前奏请开缺。”此外，东三省官场派系斗争也很严重。徐世昌督东后统揽东三省大权，直接导致督、抚不和，《申报》披露：“奉天巡抚唐少川中丞莅任后，诸事皆让权徐督，不赞一词，虽传见僚属亦均由徐督问话，中丞从不发言。”另有学者指出，载沣当政后收缩人事权限，也使得徐世昌心灰意冷。可以说，面对东三省施政方面的诸多困境，徐世昌请辞实为迟早之事，而驱袁事件则加速了其请辞的步伐。在请辞同时，徐世昌又加紧运动枢臣以求内调。费行简记：“袁世凯已被逐，（徐世昌）乃乞奕劻营内调。”陶菊隐也记：“徐与袁厚，人所共知，惧祸及己，大输货币以自固。”这类记述笔者仅见笔记体史料，或许此隐秘情事本无直接史料留存。但从情理推论，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四处使力势属必然。需指出的是，奕劻在徐世昌内用一事上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能过高估量，此和奕劻曾极力反对载沣驱逐袁世凯但最终亦未能阻止之事属同理。

　　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请辞并营谋内调，展示出其并未被动等待政府措置而“以退为进”的策略考量，对此载沣无疑心知肚明。正月九日上谕即言：“东三省地方重要，该总督向来办事尚属认真，自应力任其难，所请开缺之处，着毋庸议。”时任军机章京许宝蘅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记道：“入直，徐菊人制军奏请开缺，奉旨不允，摄政王笑谓其过虑。”可见，此际载沣并无裁革徐世昌之意，否则大可借舆论谴责徐氏施政以及徐本人请辞之机而罢免其职。尽管清廷谕称徐世昌“办事尚属认真”，然徐氏此际之疑惧并不稍减。当天日记中，徐氏在感念“天恩高厚，温谕慰留”的同时，也写下“无任惶悚”四字，实可谓此际心理实态之流露。《申报》也报道，“徐督以‘尚属’二字不尽满意之词，疑虑终不能释”，遂电商某枢臣“拟再续行奏请开缺”，并托其“力为代恳”。某枢臣允将东三省办事为难情形面陈摄政王，同时予以规劝：“时事多艰，我内外臣工，惟有协力赞襄，共图治理，幸勿遽萌退志。”

　　与徐世昌请辞同一时期，外论纷传袁系重要人物杨士骧将离任直督，其职由滇督锡良接任。此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确凿史料证明其与驱袁事件有直接关联。宣统元年正月五日，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电询锡良：“闻公有移镇北洋之说，自有闻否？”次日锡良复电：“此间并无所闻，是何原因，公知之否？”八日端方来电言及传闻由来：“监国推重之故，闻因平日不附项城，是一最近原因。大约即不北迁，亦必别有好音。”此电寥寥数字，然价值非小，不仅揭示出载沣主政后在用人上对袁系人物的排斥，也从侧面印证驱袁事件“政治斗争”的基本属性以及前文述及的锡良“为项城所不豫”之事实。此时杨士骧病恙在身，清廷对其并未采取行动，锡良调任直督又成泡影。

　　徐世昌请辞被拒，锡良调直传闻破灭，似乎一切又归于风平浪静。然而，事情很快出现转折。宣统元年正月十八日，邮传部尚书陈璧遭革，次日清政府即颁布以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锡良调补东三省总督、李经羲补授云贵总督的谕旨。表面观之，此际朝令之变迁颇显突兀，然细绎之则又合乎情势，集中反映了摄政王载沣对光、宣之交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四、摄政王载沣对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载沣上台主政后，首先要考虑的即是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如溥仪所言：“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而现实情势是，载沣主政后，除徐世昌、锡良等重要督抚不安于位外，更面临枢机老臣不断凋零的严峻形势。宣统元年，军机大臣张之洞、大学士孙家鼐辞世，次年军机大臣戴鸿慈、鹿传霖又相继辞世。这种局面对载沣造成极大压力，有报道言：“自鹿相病故，军机大臣一席迄未简放。监国以现在国事艰难，大局危迫，非简有威望素著之大员诩赞枢垣，不足以济时艰。又整顿内政，必须组织责任内阁，今日之军机处即为将来责任内阁之基础，军机一席，更非具有干济之才不可。”宣统二年七月间，载沣召见锡良，也曾就人才困局叹息曰：“张、戴相继逝世，鹿芝轩又因久病，竟至不起”，“时事多艰，总须内外一心，方可共支危局。”《申报》对此亦慨言：“国步日艰，老成凋谢，为之唏嘘。”

　　虽然徐世昌东北施政颇遭时论指斥，然其行政能力并不能因之否定。徐氏在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间曾入直军机，并先后出任巡警部尚书、署兵部尚书、民政部尚书等职，且“颇有政声”。载沣对徐氏之才及其东三省施政也持肯定态度，加之内廷“老成凋谢”的严峻形势，是以载沣内调徐世昌，考察锻炼其才以备日后任用。时论即观察到这一点：“其（徐世昌）独当一面，无人赞助，或易受人蒙蔽。若在京师，则监察较易，而徐亦得时时秉承办理，或者其才尚可造就。”恰逢邮传部尚书空缺，“徐又坚求去位，故遂调补斯缺”。事后看，实出于培植大学士、军机大臣人选之意。

　　与培植中枢人才交错呼应的是，载沣亦要站在全局高度，考虑如何稳定驱袁后中外关系稳定以及袁系势力的情绪。驱袁事发后，外论普遍对载沣极为不满，对中国政局走势深表疑虑，并施加外交压力。同时，袁世凯遭黜后，其嫡系部队大部分驻北京、保定一带，“徐暗中代袁照料一切”。基于上述情势，载沣意识到“大杀袁翼则徒滋事端”，最终审时度势，选择对袁系重要人物徐世昌采取不同于其他袁系人物的内用举措。如此，载沣对待袁系人物事实上是革、用并行，并非以人物派系定取舍，在他看来可以有效破除国际社会的疑虑和猜忌，并能够起到安抚北洋势力的积极作用。

　　徐世昌对内调邮传部尚书不乏悦色，据陆宗舆记述：“东海亦自喜曰：我今生入玉门关矣。”但表面愉悦并不能掩饰内心畏葸。据报道：“某枢臣接徐世昌电，旧恙复发，到邮部任后，拟即乞退。”另有报道，徐世昌在公署与各司道谈论要政时言及必辞邮尚：“近来疾病未痊，精神愈形耗弱，交卸后即履邮传部缺，亦不过任事三两月，悉心整顿，藉尽职务，仍当乞假养疴。”徐氏处舆论指斥尤其是驱袁背景下，如此低调表态，当然并非真有此意，实则为明哲保身之举。值得提及的是，徐世昌尚未就任新职，又遭某御史“外交着着失败，巨款虚縻”之奏参，并提议由新任东三省总督锡良查明实情，“以为碌碌误国者戒”。该折实为老调重弹，是否受人指示，给徐氏下马威亦未可知。或许正是因此，官场传闻清廷将要查办徐世昌：“顷京友（系涛贝勒禁卫军之总文案也）来访，据云：菊帅必要被查，大约总无好收场，断不能到任，此间亦被参，并及幕府十余人。”然此亦仅为传闻而已。四月六日，载沣召见徐世昌，“以东三省参案勉励多时”“并谕到部后务宜勤加奋勉”。对此，徐世昌“感谢不置”，“奏谓臣当竭力整理，以仰副朝廷之恩眷”。可以说，既让徐世昌感到清廷对他的倚重和培植，同时又使之心怀畏惧，所谓拉拢优渥与警诫督导并举，最终达到其人为我所用的目的，这正是载沣所预期的理想状态。

　　前文述及，基于滇政为难、人事阻滞以及病体等多重原因，锡良始终不安滇督之位，更动职务已成必然之势。在经历多次调直传闻后，最终被清廷视为东督合适人选，此正应了端方“即不北迁，亦必别有好音”之预判。究其因，除锡良与袁世凯保持相当距离及其屡次请辞对清廷人事决策产生影响外，根本上缘于其施政能力得到载沣的信任和赏识。宣统元年二月，载沣在召见新任滇督李经羲时，指示其施政“当效法锡良所办事宜”。同年闰二月二日，锡良京察得“力任艰巨，劳怨不辞”评语，此亦为其得载沣信任之一证。与此同时，舆论也对锡良的政治才干颇为赞赏。《盛京时报》指出，锡良“起家州县，飏历者有年，其于民风吏治降污休戚之原，盖已洞若观火，知之明斯处之当，以至节麾所莅，政绩懋焉”，“诚封疆大吏中不可多得之耆硕”。《申报》指出：“东三省居日俄之要冲，交涉素称棘手，徐世昌又夙有柔弱之名，摄政王或因（锡良）滇越交涉近日办理尚称得手，故欲以彼易此耳，未有别有用心。”东亚同文会也指出：“他（锡良）本是蒙古旗人出身，清廉刚直，深通边务。由四川而云贵，遂至调任东三省，极得摄政王的信任。”此外，徐世昌施政好铺张，而锡良则素以廉洁俭朴著称，加之其蒙古旗人身份，并与铁良、那桐、荣庆等京中大佬过从紧密，无不增加其调任东督的砝码。

　　五、结语 

　　作为光绪、宣统之交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包括徐世昌离东内用、锡良离滇调东两部分，步调大体一致，虽不乏偶然性因素，但更有内在统一性。从宣统年间政局大势以及东北、云贵省域局面综合观察，此次人事变动是载沣综合考量徐世昌、锡良行政能力和个体诉求，及维护政治局势稳定和政治生活正常运转基础上做出的一次合乎情理的正常人事调整，与其时政治局势、中外关系状况以及主政者、当事人主观倾向等因素皆有密切关联，并非主要出于集权目的的权力斗争。 徐世昌离东内用，远因在于其东三省施政屡遭舆论以及言官指斥，无论清廷抑或是徐世昌本人，皆早有更调意向。其时老臣凋零、人才捉襟见肘的严峻形势，及载沣对徐氏之才持肯定态度，适逢邮传部尚书陈璧去职，则是徐氏内用的重要客观因素，亦是其在驱袁事件后未像其他袁系人物那样受到责罚的原因所在。而驱袁事件发生后徐氏不安其位并加紧营谋内调，可见驱袁一事客观上起到了助推器作用，加速了此一人事调动的进程。但需注意的是，即便没有驱袁事件发生，此一人事调整亦终会实现。就清廷而言，对徐世昌未予惩处反予内用，实收一箭数雕之效：首先，顺应了时论对徐氏东北施政的不满情绪，但又超出了驱袁后时论对徐氏仕途、命运走向的揣测。其次，在顾及徐氏个人更调诉求的同时隐以监视、培植之意，从而达到储备中枢人才的目的。最后，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驱袁之后弥漫于官场尤其是袁系官僚中的不安情绪，同时也缓和了驱袁之后来自于列强的外部压力。锡良由滇调东，根本原因是其施政颇具人望，尤其是施政能力深得载沣信任赏识，而其廉洁俭朴的品行和作风、在滇督任内屡屡请辞的个人诉求、蒙古旗人身份以及“平日不附项城”的作风，则是重要促成因素。同时，调派锡良督东亦可在很大程度上缓和时论对徐世昌东三省施政的不满情绪。

　　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实具政局发展演变之风向标的历史意蕴，其事来龙去脉展示出光、宣之交政局的若干特色：其一，从舆论视角看，这一时期各种人事风闻传说甚嚣尘上，或来自于官场消息，或来自于内外舆论揣摩推测。这当中，外论尤其反应迅速且不乏准确观察，反映出列强对中国内政窥测之深，亦为中国国权沦丧之一证。其二，从徐世昌、锡良角度看，两总督皆在任内不安其位，虽内中缘由复杂各异，然相同的则是省域新政改革之难。两人在清末皆号为改革派，尚且如此表现，虽不能由此贸然得出其人改革热情低下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实非官场正常状态，不仅意味着省域大员人事运转出现严重问题，也昭示了光、宣之交省域新政愈加陷入复杂难解的困局之中。其三，从载沣角度看，一方面他对徐世昌、锡良请辞的主观诉求给予了充分考虑，反映出其调和清廷和督抚大员关系的努力。很显然，清廷与督抚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并非单向的权力给予与受纳，两者之间互相支持、配合，远比剑拔弩张更能带来利益和实惠，载沣显然体悟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整体看载沣驱袁后对袁系人物以打压排挤为主，内用徐世昌仅为一个特例，其后又有数位袁系重要人物罢官去职。如果说内用徐世昌展示出载沣对政局的把控能力，那么，他过于依恃内用徐世昌之特例对于稳定内外局势的作用，则无疑又凸显出其政治幼稚性。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