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人员。

摘要：“新革命史”以与传统革命史观“对着干”的姿态出现，实际上二者有着很深的“学统”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一度式微，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其实，即使凸显革命史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深受其影响。“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既是一些具体研究实践的升华，又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学界革命史研究取向的归纳和命名。近十年来，缘于学术自身的演进、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呼唤，中国革命史研究呈现复兴的态势。“新革命史”研究热即是“再兴”的一个典型表现，且预示了“两个中心”的革命史研究趋向。

关键词：学术史；“新革命史”；革命史；中共党史

 

近年来，“新革命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这不仅表现为一些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专门的笔谈，而且表现为多学科众多学者的参与，尤其是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其中，提出较早、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当属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李金铮。作为一种颇有声势的史学研究取向，“新革命史”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将其置于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的视野下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一、 革命史研究之“学统”

 “革命”一词在近代出现以后，逐渐成为一个特别具有正面价值的概念。无论革命最初的词义是什么，根据它长期以来被使用的频率和语境来看，其意大致是：以主动者的积极姿态，用不同寻常的或激烈的方式，力图把旧的变成新的，把不好的变成好的，意味着对陈腐的和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的打击和破除，意味着对进步、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宣扬、追求和重建，意味着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各方面的巨变。自被称为“革命”的实践发生以后，关于革命的叙事和书写就产生了。有意思的是，“革命史”的建构一开始就是由革命者和学者共同参与的。有学者曾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论及“新革命史”研究，可谓是对“新革命史”的“学统”溯源。

不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同样是革命家和学者联手推动中共革命进入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逻辑，同时又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提供了历史认同和思想资源，从而把中国共产党革命目标与历史发展趋向密切结合起来。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更具体地说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臻于鼎盛。“新革命史”的主要提倡者所说的“传统革命史观”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此间，中国革命史或中国近代史研究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无论是近代史研究人员还是教学人员，都把毛泽东思想列为日常学习的内容。因而，中国近代史或革命史的基本线索和框架体系，都是以毛泽东对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来构建的。其代表性成果有：李新等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黎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新华书店1949年版）等。虽然同样都是依据“革命理论”，但有关革命史的许多观点和书写并不一致。比如，胡绳对范文澜关于近代史分期的批评，引起了长达几年的广泛讨论，甚至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再如，徐海撰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与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内容和格调都十分迥异。荣孟源评价“书中的理论和史实都错误太甚”，甚至“歌颂蒋介石匪帮”。

这说明传统革命史观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新革命史”主要提倡者所讲的它的一大弊病是：“将革命者、现实角色与历史研究者混为一谈，革命史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变成了革命者。”事实上，传统革命史学者与革命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学者就注意到：“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理路看，针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仅相对而言）。”当时，还有史学研究者明确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把“客观真确史实”放在第一位，把“革命理论”置于其次，这多少有点颠覆后来一些人的想象和认知，说明传统革命史观最初的历史属性还是很鲜明的，且有比较开放包容的一面。

事实上，1949年之前，革命者与学者在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上曾有过不少互动。毛泽东对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论断就吸纳了一些学者的看法。如果进一步深究，理论与历史往往是很难截然分开的，用一定的理论研究历史的结果，同时又会形成新的理论。那么，“革命时期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当时的革命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革命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研究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革命理论”的一部分。所以，“传统革命史”与“革命理论”的关系同样不是那么简单的。后来，“现代化范式”的提倡者同样承认，“即使仅看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的研究，本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也是进化史观和各种‘新史学’所无法比拟的”。显然，“革命理论”包含着对近代历史的深入研究。

不过，传统革命史确实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有着初创时期的典型特点，即围绕中国近代史或革命史的“骨架”展开，尚未也不可能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有学者指出，“50年代中国史学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大多数人都在思考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其核心内容之一，即认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借此东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社会史却不然，即使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并未得到太多展现”，“特别是乡村，却始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革命史”主要提倡者所强调的社会史视角，所致力的乡村史研究，恰恰是把传统革命史观提倡的研究取向和内容付诸实践，尽管其未必意识到或认可这一点。学术研究进展的路径一般有两种：一是“接着做”，二是“对着干”。“新革命史”的提倡者似乎没有突出“接着讲”的一面，而是特别表现了“对着干”的一面“；或者说以“对着干”的姿态来“接着讲”；为强化这一点，还引证了不少域外的研究助阵，反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自身学术传统的承接。其实，一些域外的研究取向，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史学研究中已有明显的体现，只是许多推崇或跟进的学者不自知罢了。不过，换个角度看，“学统”是无法中断的，只是有时候可能被遮蔽或在不经意之处。

二、 革命史研究的“隐”与“显”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呼唤新的历史解释，特别是新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当时，新出现的问题“不能够根据传统规范得到充分研究和科学的解释”，“以革命史为骨干的传统近代史研究”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新的社会现实需求。缘于此，一方面，中国革命史研究更加学术化或学科化，以“革命史”命名的教研机构、学科专业和研究成果，颇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传统革命史观不再主导整个中国近代史，有关中国革命的内容逐渐隐形于中国近代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之中。在中国近现代学科体系中，革命史成为其下属的三级学科。相对于原来的单一性，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

但是，无论怎样扩展，革命史的内容及其研究方式是无法回避的，因此才会有“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论争的结果是：“国内学界愈来愈主张超越两个范式之争，突出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近代中国历史主题，两者是不相排斥的。”可以说，双方均放弃了“唯一”及“以己容彼”的主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历史的观察也应该是多视角多方位的，不必以一种范式否定另一种范式，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与共存,更能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尤值得注意者，主张“革命史范式”的一批学者对于“革命史叙事体系存在的不足和局限”进行了深入反思。张海鹏指出：“胡绳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以革命史为中国近代史的主干，以阶级斗争作为主线，显示了其理论的卓越之处，抓住了中国近代史最为本质核心的东西。但毋庸讳言，这个框架当然无法涵盖近代中国的所有内容，它对后来研究者的学术创新的制约也是存在的，虽然这绝非初创者的本意。……‘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可以说，这样一种反思和对“一线多元”近代史研究的呼吁，给革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新革命史”的提法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

改革开放以后，非革命史领域的研究处处开花，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社会史研究逐渐勃兴。1986年初，《历史研究》专门刊发《编者的话》，认为“史学正在发生转机，正酝酿如何革新内容与形式”，由此倡导“我们的史学从主要研究革命、研究政治转向研究整个社会”。同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召开。第二年年初，《历史研究》编辑部发表评论员文章，“吁请史学界扩大视野，复兴和加强关于社会生活发展的研究”。从传统革命史的理论源头上，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鸣锣开道。此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队伍开始聚拢与扩大，相关研究逐渐展开，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近十余年来，社会史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有人称之已进入“成熟—深化期”。

实际上，社会史研究业内，对什么是社会史一直存有争论，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大社会史，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都在此范围；二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三是指社会基层史、地方区域史或一般人的社会生活史。总体上看，后两种说法比较盛行。其中，成绩特别显著的是区域与乡村社会研究。“新革命史”主要提倡者的具体研究实践也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从一个方面看，“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正是主要提倡者从自己具体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或可以说是主要提倡者以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研究革命史的理论思考。因此，有学者认为，“新革命史”研究的兴起，“体现着当代社会史学术趋向的深度影响”，可谓一言中的。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缘于社会史等专门史研究的展开，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宏观性、线索性、基本性和上层史研究越来越少，专题、专门、区域、下层和个案研究则越来越多。随着各种具体研究日益成为学术潮流，日益占据重要学术平台，日益被各种学术资源和评价机制所激励，革命史研究一度受到冷落，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到新世纪前十年，有学者称之为“去革命史观”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研究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共革命史的学者和成果非常之少，甚至被排除于主流视野之外。长期以来，史学界似乎有这样一种现象：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是学问，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认为中共党史研究不是学问。

种种现象表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革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度式微，然而在政治学领域却以“中共党史”的形式成为一个鲜明的存在。中共党史学科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学科定位是“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统一”。不过，这主要体现在一般通史、教科书和理论性作品之中。在具体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其学术性还是第一位的，与一般的史学研究并无二致。其史料的公布与整理，即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许多“新革命史”提倡者所用的史料恰恰是被看作持传统革命史观的机构和人员整理出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党史学者张静如早在1987年就公开提倡，“党史学是历史学”，应该属于“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还在“新革命史”提出之前，有一位博士生的论文总结到：“三十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发展表明，历史学的研究正大行其道。”可能被看作传统革命史观延续者的金冲及也讲到过：“我觉得党史研究和一般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一样的。当然，我也很坦率地说，党史涉及的问题有时候敏感性很强。”实际上在党史范围内“敏感”的问题，同样也会在中国近代史范围内“敏感”，这是由整个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决定的。

 “新革命史”的一个核心理念，即是要使革命史研究“回归历史学轨道”。而实际上作为专业的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本来就在历史学轨道之中的，当然如果同样观以社会史的视角，眼光过于向下，可能不尽然。以学术演进的眼光来看，中共党史研究同样受到了社会史研究的冲击和影响。早在1991年，张静如就批评过党史领域的著述：“许多问题的分析和结论，显得简单化，体现不出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因而缺乏说服力，不能很好地发挥党史的社会功能。”因而，他提倡“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还在“新革命史”提出之前，中共党史学者郭德宏则进一步提出“民众史观”，认为“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因此，“历史研究者就应该站在民众的立场来研究历史，让民众成为历史的主角，反映各个历史时期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疾苦、利益、愿望、要求和呼声”。不难看出，两位学者与“新革命史”主要提倡者重视革命和社会的互动，及突出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何其相似？

2006—2008年间，出于教学的需要，笔者曾对学界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抗战时期思想理论的研究作过梳理，其中讲到：“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来源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成果都是一种简单或硬性的联系,并没有具体地再现理论与理论或思想与思想之间影响的过程。”笔者提出，研究“思想理论”，首先应该“摆脱政治斗争的思维方式，改以历史的学术的态度”；其次应该注意和采用“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开启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的新空间”，即进一步探讨“它如何被贯彻于社会,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层级?有没有发生变异?引起了怎样的社会变动”？这些似乎也都暗合了后来“新革命史”的主要观点。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无论是中国近代史学界，还是中共党史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都深受社会史潮流的影响，也都明显体现在彼此的具体研究方面，主要提倡者可谓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以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进行革命史研究的积极推动者。由此，可以说，“新革命史”的提出，既是一些个人具体研究实践的升华，又是提倡者对改革开放以后学界研究革命史取向的总结，也可看作是对已长期存在的学术潮流的命名。很明显，“新革命史”提出之前，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领域，“‘新东西’已经出现，但尚无以归纳和命名的状态”。那么，“新革命史”提倡者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对“新东西”的“归纳和命名”。当然，这样一种命名是否与实际相符，学术界尚在讨论之中。有意思的是，在主要提倡者首次提出“新革命史”概念的同一年，也有学者指出，国内外最新研究的一种代表性趋势即是“新革命史范式”的“流行”，其意蕴之一“是旧革命新叙事，也就是用社会史、文化史的方法重新研究革命过程中的历史问题，揭示被以往的革命史研究所遮蔽、压抑的诸多方面”。然而，该学者“呼唤”的“新革命史范式”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几近一种综合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

金冲及曾谈到，学术“创新有两种。一种是原来的结论没有错、但很笼统，你用大量的事实把它弄清楚。另一种是过去说错了，你纠正”，“人有时候总是喜欢一个新鲜的说法，以为更有吸引力”。当然，创新还可以各种各样。就“新革命史”来说，这样的“新”因素应该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古人讲，温故而知新，学术的进展同样如此，只有充分地了解过往，才能清楚“新”在何处。不过，一些非史学出身的年轻学者横空出世，往往以不知为创新。一位资深的近代史领域的革命史研究者，曾提醒致力于“新革命史”研究的年轻学人，即使从学术规范的角度，也应该了解中共党史学界的既有研究，否则所自定的“创新”就要大打折扣。换个角度看，“新革命史”的提出，特别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汇通，使两个“互不交集”的学科和群体找到了彼此呼应的结合点，从两方面的期刊比如《中共党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都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和讨论文章也能看出这一点。

三、 革命史研究的再兴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革命史研究相对冷落的时期，有关清政府、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研究，有关思想、经济、社会等非革命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这些研究的深入，最终仍不能不触及革命问题。另一方面，在长时间的具体研究之后，自然呼唤整体的贯通的研究，而整体的贯通的研究绕不开革命。离开革命，就很难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就无法呈现整个的中国近代史。早在新世纪之初，张海鹏就曾指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深入到历史的实际中去看，似乎确如所言。基于此，不研究那时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显然就无法真正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设计、举措及意蕴。

随着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近代通史研究的呼唤，革命的“时代基调”看法，越来越为长期在近代史领域深耕的学者认同。王奇生指出：“20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避开革命而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既然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和主题，那么，革命史研究无论遭遇怎样的冷落，都注定了会“再兴”。王先明指出：“作为时代主体内容的革命运动进程，奠造了革命史兴起的根基”；“恰恰是革命史构成了近代史之所以成为近代史的决定性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史或者说20世纪中国史与革命史天然地一致。”有意思的是，这与当年“传统革命史观”的奠基者范文澜的看法是多么相近：“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毋庸置疑，“新革命史”研究的热潮，既与革命对于近代中国的重要相关，又是近代史研究自身演进的结果。“新革命史”研究不是“新”，恰恰是“旧”或“传统”的复归。

域外的影响，应该是“新革命史”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与国内不同，海外关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似乎一直长盛不衰，尤其是近年更有点“热”起来。面对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加之传统的“长时段”的学术思维，自然容易拉长历史的镜头，从近代中国革命史的视角来审视现在的中国。主要提倡者在论证“新革命史”时就提到若干海外学人，特别是其所反复强调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和方法”，明显取自域外。但是，“社会—国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同样存在局限或不足”，特别是“重社会、轻国家，或在注重微观研究的同时忽视对一些宏观问题的关怀”。

有域外华人学者梳理了20世纪各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近现代史书写，得出一个结论：尽管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治合法性服务的历史。这样一个带有“理论”性的归纳似乎同样掩盖了不知多少丰富复杂的历史面相。比如，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中国近代史领域，还是中共党史领域，“还原历史”“求真”都成为一种专业追求，当然程度和方式往往因人而异，倒不一定是学科差异。革命史书写由原来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由现实政治理论的一部分走向了学术化、学科化，尽管名称隐而不显。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史上的中共革命自然变得不再那么线性化、脸谱化、“高大上”，而呈现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恰似有不符合“现实议程”的一面。除此，非革命史领域的研究，所揭示的革命对象也与原来大为不同，简单地说还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方面；而中间地带的人或事，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更显得近乎情理。这本来是学术研究中一种自然的呈现，历史本然复杂性的再现。然而，研究中所呈现的革命的“问题”、革命对象的被肯定之处、非政治领域的超然平和，在溢出学界走向社会，特别是被夸大和炒作以后，自然会对原有的基本的历史认知产生一定的冲击。

并且，学术界确也曾有一些否定近代革命的倾向。更甚者，学界似乎还曾有过这样一种风气：不揭露一些与传统主流观点相悖的问题，好像就显得不够客观、不够中性、不够真实。那么，蕴含着这样一些价值倾向的史学作品走向社会以后，可能会对历史中形成的思想理论产生更大的冲击。加之，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着拿历史说事、以历史否定现实的势力。由是，基于对某种现实的不满，各种想象性美化过去的观点就出现了，所谓“国粉”“民国粉”也缘此而生，这自然是需要设法纠正的。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的时代呼唤历史研究者从纵深的历史视野特别是近代革命的视野来观照当下中国，并从革命历史中发现和提供下一步发展的启迪；新的社会发展也激发研究者从近代历史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灵感。另一方面，革命史教育功能的突出强调和发挥也是革命史研究的极大助力。比如，“四史”教育提出及“党史教育”活动开展以后，各高校纷纷成立相应的专门研究机构，即是一种明证。

正是在学术演进与时代变迁交相辉映这般场景下，“新革命史”研究逐渐兴起。主要提倡者曾明确表示，“必须承认，中共革命史研究与其他历史领域的确有一定的区别，它本来就有比较强的政治性”，“新革命史”的研究指向是“寻求政治与学术的统一性”。可以说，“新革命史”的提出，既是试图与传统革命史观相区分，也是与非学术的偏激性的“拿历史说事”划清界限，更主要的是对社会现实导向的一种主动回应，致力于学术与现实“打成一片”。

世界上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现实的政治场域和社会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自称投身“新革命史”研究的年轻人，“以外来为新”，生搬硬套，反而对既存的大理论、大的问题意识视为老套而置之不顾，致使偏于一途而不自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空间是稳定而开阔的，尽管有时会受到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学者似乎也有这样一个共识：中国从近代走到今天，着实不易；革命毕竟改变了国家，改变了社会，改变了中国人。“新革命史”的主要提倡者反复强调，“从维护和建立中共革命史的合法性出发”，“完全可以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获得使人信服的解释和权威性力量，这才是今天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应有的担当，也是‘新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任务”。更具体地讲，“新革命史”就是要“拓宽革命史视界、从艰辛曲折中彰显革命伟大历程”；“将革命中所出现的‘问题’看作中共政权需要克服和战胜的难题，经过从问题到难题的思维转换”，“真正理解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值得注意的是，“新革命史”的一些具体成果，无论怎样从学理上展现革命进程的“艰难曲折”，从根本上反而坐实了传统革命史观的重大结论。对此，有学者认为，“新革命史”，“不是为了中止甚至消解‘革命史’的意识形态属性，恰恰相反，是要借此为‘革命史’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促使其进一步接地气”。正如主要提倡者所言，以新的研究方式来阐释和理解中国近代的革命与传统革命史观是一致的，并且可以达到传统革命史观所达不到的社会效果。那么，相对于传统革命史观，“新革命史”研究在学术上似是“对着干”，而在与现实的联系方面似是“接着讲”，试图让学术研究课题本身呈现出自在的服务社会现实的功能。换个角度可以说，“新革命史”论者对传统革命史观的批评不免有点看“岭”言“山”的味道，作为传统革命史观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传统革命史观指导下的传统革命史研究，存在着“革命史范式”坚守者也承认的简单化、线性化和脸谱化等问题。

堪称传统革命史研究重要代表人物的金冲及讲过：“现在我想的还是希望把我们的国家搞好。”那么，如何从革命历史中汲取资源来使国家更好？如何避免革命史上出现的与初衷相悖的问题？显然，这同样是“新革命史”研究者的心愿。近代以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改革开放以来这样一个长期稳定的持续向好的发展时期，那么从历史的长时空推动这样一个时期继续健康发展，从大历史观维护和改善当今发展的大局及趋势，应是近代史或革命史研究者的一种责任。

当然，学者的现实关怀有多个层面、多种方式。如何从革命史的角度来认识新的社会变革，如何再现并提炼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优良做法以资政资治，如何揭示革命史上的问题来对现实形成一种自在的警示，以避免问题的重蹈覆辙。新的社会变革会产生新的历史解释，而新的历史诠释也会酝酿和引发新的社会变革。从历史的纵深处启示未来，史学研究有其独特的优势。在许多情况下，史学研究者确实能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助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革命史研究热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当下问题向过去寻找答案”。也有学者认为，“古往今来，现实社会是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史学的现实功能”有时候“表现为对迫切需要的现实问题提出科学的意见建议”。

如何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灵智？如何通过革命史研究来回应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呼唤？可能总是萦绕于近代史或革命史研究者的头脑之中。有时学术界一些人也浮躁，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马上能解决社会问题，当然有些情况下是可以做到的，特别是在中国已启动“新型智库建设”的背景下。但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成果可能只在一定的范围内为人知晓，甚至是“藏在深闺人未知”。如果从着眼未来的长远目标上去努力，学术研究的功用是不言而喻的。或许这样一种境界值得追求：通过具体的研究，呈现或发掘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和未来意义。

要而论之，“新革命史”研究热的出现，既有学术自身演进的逻辑，又有时代变迁的驱动；既有社会现实的导引，又有史学界对社会和形势变化的敏感洞察，特别体现了学术追求与现实需要的契合。“新革命史”的提出与讨论，亦可谓是革命史研究热度提高的一个典型表现。实际上不赞成“新革命史”提法而专注于或涉及革命史研究的大有人在。中国革命史研究近年呈急剧上升之势，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到各专业刊物纷纷开设相关专栏，也说明了这样一种趋势。

那么，进一步推动革命史研究的进展，不能仅仅依托于“新革命史”论者所着力强调的“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而需要多取向的革命史研究齐头并进，从而日渐呈现更高层次上的整体的贯通的革命史研究。着眼于“大”才能得出“大”，研究中国革命史似可从思想、政党或政治力量、社会三方面用力和推进，或者把中国革命置于这样三个视角下予以考察，可能从方向上更符合整体的革命史研究。在这三个领域，可能还要穿插和融入传统与现代、外国与本国的研究。如此多取向、多层面、多维度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最终可能会趋向于再现中国革命内在的系统和外在的全貌。基于后见之明的优势及全方位地对历史现场的重建，研究者可树立一个目标：争取比革命者更了解革命，从而呈现未曾注意的而又足以启迪或警示后世的革命面相，并为揭示中国革命规律性的东西创造条件。由此，一方面，在革命史研究这样一个平台上，有望形成学术研究、现实关怀和政治教育的统一；另一方面，在学术发展上有望突破学科畛域形成这样一种趋向：中国革命史研究重新成为中国近代史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中共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研究则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中心。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