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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王 家 范
转自《新华文摘》2010-08
一
先从一个老话题逐渐说开去。如果对史学有兴趣的，可能知道清
在古代中国政府的观念里，地与人，从源头和根本而论，都是属于国家的。他们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只有皇帝才是全部人力、物力资源的最高“法人代表”。“有田即有税，有身即有役”，是“祖宗之法”，不必与百姓商量。现在的人已经不太熟悉了，那个时代的役要比农业税对民众的危害更大。宋代以后，派役经常“改革”为摊派收费。新费成立，旧役复辟。每次财税改革就是把历年积累难去、头绪过于繁杂的税外的役和费，统一合并到税里，简化成一种新的税制。不久，税外又有役、役外又有费，然后再合并……又重生……再合并。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对这种现象极度痛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学问当于不疑处有疑”。从秦晖提出“黄宗羲定律”以后，到处有人借此说事，却没有听到不同声音。这一现象现在被突破了。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杜恂诚在题为《黄宗羲定律是否能够成立》的文章中质疑道：农民的税负怎么可能代代积累，节节攀升，不断成倍上涨？这是经不起经济学分析检验的。因为纳税人（地主和自耕农）的总收入是一定的，生产成本、最低生活费用也是一定的，税负只可能在一定的幅度内变动，税负如超过临界的最高点，纳税人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过度的征收实际就会变得无效。杜教授还指出上述公式里没有考虑经济上升、收入增加以及物价、货币变动的多项因素，只见到数据简单的“累加”。杜教授给明清史专家出了一个好题目。
我们往往只是感觉黄宗羲定律“恐怖”，却忘了往深里追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挥之不去的“定律”？中央政府不是不知道，地方政府更是感到财政压力太大。不少牢骚还留在许多明清文集、政书里，随处可见。有什么难言之隐，不能一去了之？这就回到其时他们身处的政治制度上来了。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创建起了大一统的帝国，发展到明代就已经非常周密了。这样一个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央集权大国，世界独一无二（费正清语），单单把它管住，不出乱子，就非常不容易。古代中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地方出毛病，就整治什么病，小病小治，大病大治。越修补，机构越多；越修补，事项越繁琐。层层叠叠，管头管脚。如果系统做个统计，可以发现赋税数与官吏数（含军队官兵）增长的曲线几乎是重叠的。到万历年间，出现了像吕坤所说的，“今天下无一事不设衙门，无一衙门不设官，而政事日堕，民生日困”。用现在的观念来释读，意思就是官僚机构设置太多，事务文牍繁冗，制度成本费用居高不下，行政效率却日益降低。由于财税负担太重，民生越发地显得艰困。
制度成本高，即意味着财政费用必然高昂。从唐安史之乱起，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局面至南宋终告完成，江南成为国家的财赋重地，这不是个人意志能改变得了的。明初建文帝受身边幕僚的影响，试图改变“祖宗之法”，减轻江南重赋，后因被永乐皇帝打倒，此事黄了。宣德后屡有改革，但役、费所增往往不抵所减（增减幅度视户、田情况有所不同，此即所谓“均田均役”）。因此，赋役繁重的社会反应强烈。在这个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赋役重，当地逃避、拖欠、偷漏的现象就严重，“刁民劣绅”花招百出，与官府玩“躲猫猫”，地方也向中央叫苦，闹讨价还价。双方妥协的结果，不成文，一般默许地方完成70％一80％就可以混过（这也是“黄宗羲定律”不那么“恐怖”的另一个背景，各方利益博弈导致收税效率低下）。然而，中央财政部门总是叫“国库空虚”。催促频频，皇帝也不断下诏要求对县级政府严加审察。在古代，县级政府是责成赋税落实的最后一级行政机构，县官动辄为此丢掉纱帽。为了尽力把赋税的征收落实到每块田地、每户人家，县政府除有限的正式编制外，不得不增派编外人员（从县里辅助书吏、衙门差役到乡以下的粮、里、甲、圩长），让他们帮县政府收税办事，规模十分庞大。《吴江县志》对自明到清的徭役叙述较细，据此统计，明代吴江县的编外“准公务人员”名目有29种，共13716人，还有“其他”给县以外派出的，总计不少于17000人。现在媒体上常说中国古代县政府机构非常精简，这说明它不明历史底细。
为什么把这些人叫做“准公务人员”？因为这些人主要是替县政府完成赋税征收、交纳、运送任务的，还要兼管地方治安、道德教化和水利修浚，名义上都叫“役”，没有正式行政经费，是义务为县府“打工”。但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费用，特别是赋税交纳和运送，各种正常、非正常费用不是一个小数目。洪武皇帝最初的想法，是必须由田地较多的富户担任。富户有义务为国家多做贡献，也有能力义务作贡献。这是理想主义。天下哪有白干活、光赔钱的？开初执行严厉，还有些政治上优待条件，即使如此，违规的人还屡屡发现。洪武皇帝是一概杀无赦。实际上，一开始这些费用就有向下摊派的通融做法，我出人出力。你出费用补贴，民间自发产生这一潜规则。时间长了。风气变坏，这些管事人学会了下欺上骗，长钱加款，勒索中饱，无所不至。其中不少还慢慢变成由富户雇佣“社会闲杂”人员顶替，像是“专业户”，以此谋生。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地方政府想了许多办法，其中关键的就是把这种潜规则的摊派变为明的征收“役费”。收拢后由官府以“工食补贴”的名义雇佣，这就成了规则性的编外“准公务人员”。所以重赋，不只重在正式赋额，为完成田赋征收添加出来的各个环节都需要费用。有些环节严重的。“费”竟然是“税”的l—2倍。这就由“重赋”生出了另一种负担，用现代经济制度学概念，叫做税收管理成本。税收管理成本之高，“一条鞭法”实则未予解决，直至民国政府也想不出特别好的解难招数。
二
历史的“悖论”摆在面前：江南既是“黄宗羲定律”受害最深重的地区，又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这两种矛盾的现象，用什么分析方法可以“被和谐”，在解释上达到圆通？
早在明代的中后期，苛重的赋役与经济的发展构成严重“悖论”，情景中人不可能没有思考。万历年间的浙江天台山人王士性遍游全国南北各地，他说，苏松地区虽然赋役繁重，但它是全国工商贸易的中心地，工商的利润超过农业，以工商补农业，虽然民力艰辛，值得怜悯，但“赋重不见民贫”，老百姓的生活比其他地区不算穷。明末上海人徐光启，本乡本土的，体会更入味：松江一府田地并不比别的府多，却要负担100万石的粮赋。300年来之所以还有一口气能生存下来，全靠家庭的棉布纺织业，妇女的参加劳动。假若只靠田地的那点收入，是怎么也做不到的。嘉兴、湖州地区也是靠养蚕缫丝才艰辛地活下来。所以说，明清江南商品生产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由“黄宗羲定律”压迫所造成，算是“坏事可以变好事”的一个意外收获。
明清江南之所以能这样做，这样做能收到效果（我不敢说是“奇迹”）。仅有愿望是不够的，它是由许多全国性的“条件”与“机会”合力造成的。
江南乃中国的江南，而非“国中之国”，处处受惠于全国大局，也受制于全国大局。这是常识。我一开始对拿江南与英格兰作比较就想不通。这不是比较对象的地域范围大或小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江南从“大一统”中国的整体中硬性分离出去。江南是靠什么繁荣起来的？谁都不能否认，苏松的棉业与嘉湖的丝业必须靠赚足全国各地的钱，才能解救自己逃出重赋困境。好在从秦统一以后，中国向来不缺东南西北到处“乱窜”的贸易商人。那么大的地方，各地资源、需求多种多样，仅仅互通有无，就能创造出远程贸易的活动天地。
新论的学者喜欢抬举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怎么不把“地大物博”的优势一起考虑进去？仅仅依靠国内市场，从可能性上说，明清中国能创造的市场与商业的繁荣，是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也因此使当权者容易忽视海外贸易的重要性。由于当权者缺乏远见（但内部争论也很激烈），海外贸易主要是靠东亚贸易圈，而且较之国内市场还只是“小巫”。
全国性市场的沟通，还须依靠发达的商路。从秦始皇大修全国驰道开始，历代政府政令通达必须修建的驿路、驿站，都是“政治第一”，但同时也为贸易提供了商路，一举而两得。到了明清，商路的发达，同时期的欧洲内陆怎么也到不了这样的水平。这是“大一统”的好处。
有市场潜力、有商路条件，还得有市场“机会”。经南宋、元、明初大约300多年的启动和积累，衣着原料的“市场革命”在明中期前后终于大暴发，棉花、棉布跃过麻、丝，占领了纺织品的主市场。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棉花（保暖性能好）与棉布（比麻布细软、比丝绸便宜）的潜在消费市场之大，怎么乐观估计都不算过分。当时以苏松为中一鳓棉业生产，因为具有纺、织、踹、染等系列环节的技术先进优势，终于把握住了这次消费市场发展的“机遇”。河南、山东、山西等传统棉花产地，则因某些纺织关键技术得不到突破，只得沦为原料供应的“上家”，获取的经济实惠比之于江南就少得可怜了。
对当时的市场能力不能估价得过高。也不能太低估。江南小农乃至市镇居民家庭规模的纺纱织布（作坊的比重不大），大多是为了赚钱而生产的，所谓聚沙成塔。生产的总量是可观的。当时纺织品的消费，普通百姓自用或购买十分有限，傅衣凌、
明代棉织品的主市场在华北和西北。华北、西北边陲也有不少“松江布庄”，购主就是那些地方军政官吏和蒙古等族的头领。五口通商前外贸主要是通过福建、广东“中介”走海上（由苏松棉花贩至闽广，再经当地农民织布，经销东南亚，其中走私的比例不小）。所以到这里收购的贸易经纪商人有两大拨，一南、一北，被江南方志称为操“鸟语”、“夷音”的巨贾大商，市场的繁荣在那个时代确实刺激眼球。文人记载常常不惜笔墨。
一年勤劳，农民交税交租后，能有多少剩余？GDP数字不要说古代几乎算不准确，算出来让百姓“被平均”又有多大意义？棉花、棉布贸易赚大头的是中介批发商，常常玩“杀庄”的把戏，欺负棉农。至于江南的农民是不是像李伯重史料考据的那样“穿得不错、吃得不错”，这要看跟更穷的地方比，还是跟富人比。在明清江南文人、官员提供的材料里，有许多与李说相反的议论和描述。举个例子。康熙皇帝派“大清官”汤斌到江南来做巡抚。临行前关照汤斌：我听说江南风气非常奢靡，你得好好整治一番。结果，到了江南深入了解后，汤斌给皇帝报告说：苏松城镇的风俗确实浮华。独独乡村里耕田交税的农民生活艰难至极啊!
三
打破沙锅问到底。商品生产是靠市场需求的增长作支撑的。农民和城镇的一般居民购买力不可能大幅度增长，是什么使市场如此“繁荣”？看了一些前面所说到的。以及而后将要征引的一些市场史料，突发灵感：与“黄宗羲定律”也有某种关联——江南重赋引出“公款”与“准公款”消费，促进了许多意外的消费和就业“岗位”，为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增添新的“活力”。这是它的又一个意外“收获”。
再举一个现在很少人提到的军队消费。从北宋实行募兵制以来，军费始终是财政大头。嘉靖年问叶春及以一个福建举人、县儒学教谕的身份向皇帝递交了长达三万言的时政建议疏。他在“修军政”一条中说，国初置卫491、所311，按编制算全军共310万余人，当时户籍登记的人口数是6540万，算起来就是20人中有一人当兵。到嘉靖年间，军队的人数减少到84万（逃兵严重，补足有难），为当年的1／4，士兵屯田松松垮垮，自给粮缩小为当年的1／7，缺口全靠各地漕运粮食和商人盐引交粮补足。
这里想特别提请注意，明代棉花、棉布销售中，有一笔不小的军队“公款收购”，就是军队穿衣和军备需要的棉花粗布。早在万历年间这就不是什么秘密，松江人范濂就揭穿过：“松民善织，故布易为办……况今北边每岁赏军市虏，合用布匹，无虑数万。朝廷以帑藏赴督抚，督抚以帑藏发边官，边官以帑藏赍至松郡。日本学者统计，从洪武年间起，除了皇室宫廷以及官僚服用高级棉布外。每年政府需要收购的棉布一百几十万至二百万匹，棉花四五十万斤至超过百万斤（中后期加上“互市”。增至五六百万匹）。这就揭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国家财政充当了一个特殊的棉花、棉布消费的“大主顾”。这一问题，中国学界也注意到了，较早的有严中平先生。这应该是广为人知的“公案”。
再说一下县级“公务”和“准公务”人员。他们很大程度上不是靠极低的工薪，而是靠各种摊派与各种“外快”才生活得比较好。大家知道，“外快”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年，每个运送漕粮的码头，每次运粮的时节，都是酒肉消费的“闹市”，权钱交易的“庙会”。如说“重赋”还有什么“积极”的效果，就是增加了一批靠税收“公务”为生的编外人员的消费市场。这些人比普通乡民具有较高消费能力，也为江南的GDP做出了不可遗忘的贡献。生于万历年间的苏州人陈仁锡在笔记里说，县衙门前有酒店20余家，天天供应鲜肥可151的多样高档菜肴，满足衙门里书吏和跑腿的“公人”的需要。还有提供外来人员住宿的“歇家”。酒店门口派人迎候。按身份高喊“贵宾”、“主人”、“朋友”到，连书吏的家奴也个个酒足饭饱，抹着油嘴大叫“痛快”。因为酒店茶馆正是有事求托与受托的“公人”讲开手钱、发落钱，行贿谈斤两的场所。上海县姚廷遴的《历年记》写了他从崇祯到康熙70年间的人生，有几次说到他与上海县公差到苏州办公事，每每要到船上享受“色情服务”，回来还写诗怀念美人儿，结果得了“杨梅疮”，靠一个乡间中医才算治好难言的病痛。 什么样的消费都可以拉动就业，这是没有问题的。康熙年间苏州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摘抄》里有这方面的描述，说苏州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店铺、戏院、游船、酒肆、茶店等休闲场所，如山如林，有几千万人的奢华，就有几千万人的生计。若要这几千万人回到俭朴状态，必将使另外几千万人无法活命，不是流为游棍，便是变为乞丐、盗贼，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这话非常务实，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但这样畸形的奢侈消费，市场的病态也不容讳言。其脆弱，每遇经济萧条或政治危机立显原形。这些不事耕耘劳作的“失业者”，一旦失去奢侈行业的依仗，又会干出什么勾当？明清易代之际江南民间的乱象，虽早有谢国桢先生著文论述，然不及叙述的史料甚多，可惜现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这里说的还是民间事业，若为了节省国家财政裁减“公务”人员，事情就更大。清朝道光年间，陶澍改革运河漕运，变为经由上海海运，运河两岸原来依漕运为生的水手、牵夫被大批遣散。结果，这些无业者流人地方会道门，各次动乱都有这些人的参与。
俗话说挣得多就用得多，用得多就想挣得多。这是说消费的正面效果。但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什么人能挣得多，什么人想挣多也不能，还有正当收入与非正当收入，体制或政策在鼓励哪一种，都会对消费的社会效果发生作用。就长远效果而论，消费的畸形病态，最终会对经济甚至政治产生惩罚性的报应，这能否认吗？明中后期随财富与消费的增长。社会风气趋下是无法掩饰的。明朝的社会风气变化，线索比较清楚，大约是从正德年间起，前140年与后140年大为不同（明朝的最终灭亡与此不无关系）。松江的张鼐有一篇《先进旧闻》，专门记述松江明初以来缙绅人事变迁的，对成化、弘治前后的士风迥然有别，官僚乡绅阶层生活起居的俭奢转变，有许多生动的描写，感慨良深。宏观性的背景，便是朱元璋恢复“实物经济时代”的理想彻底破产，代之而起的是“白银时代”。货币商品经济的时代。到了这种地步，明朝政府的政策和观念已经与传统的重农抑商说法有许多的不同，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内心很少真正对“白银时代”有反感的（除了少数批判性的知识人士）。从皇室到官僚经商成风，司空见惯。其中多数系由宦官与官僚家属、家奴经营。万历皇帝派出矿监收拢白银，只是“白银戏剧”连台戏本的一个高潮而已。各级官僚看重白银的收入，是普遍共有的心态。白银强烈诱惑和刺激着人的利欲不断上升，体制又提供了凭借政治权势“搭便车”的种种优惠（这是问题的关键），加剧了对权力的争夺，朝野内耗不断。白银价贵体小，再多也觉得不够。为家族的长远安全起见，更需要窖藏白银。于是，积聚财富的欲望变成了无底深渊。明代中后期贪污腐败、官场恶斗，与此多不无关系。现在需要补充的是，在白银与粮食、赋役折变换算时，吃亏的都是生产者和纳税人，以致顾炎武、黄宗羲等非常厌恶白银货币化，虽有不识时务之嫌。但对劳动大众的同情心，我想还是要令如今某些人感到汗颜的!
明清江南的消费是如此这般的“兴旺”，这是一面，另一面呢，有没有消费不足的问题？怎么会没有。首先广大农民的消费是严重不足的，所谓“未卒岁，室庐全空”的感喟、“六十日财主”的揶揄，都说明生产者担当不起“积极”的消费者。这是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一个难以逾越的“瓶颈”。再从全国市场看，大众的消费能力低，市场的这种历史性“瓶颈”状态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更是明显。李伏明撰文指出：由于有了强大的官方市场的支持，在明代市场货币供应量不足的情况下，松江棉布才有可能大规模地运销北方。入清以后，九边裁撤，只留下了少量军队，由此政府方面的需求大幅度减少，松江棉布销售的大好局面会因国家政策变动突然黯然失色。
四
令人感慨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史学界有过一场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有否的大讨论，持续了l0余年。现在的新论，似乎是把原先的“萌芽”变成了大树，也不完全是换汤不换药，与过去有很大不同的，是去掉了其中的价值观念多味成分（例如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观念），专从“经济发展”上说事，也就是李伯重说的，纠偏过去的“唯生产关系论”，着眼于生产力的研究。可烦恼仍然挥之不去，“现代化（或者近代化）”这个词，如同以前的“资本主义”概念，内涵还是多样而不确定，各唱各的调，以致可以产生各种联想。
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自身处在生活于其中的时代里。不可能完全自外于社会的一般状态。这个社会目前有什么样流行的社会需求与生活偏好，人们的精神兴奋点集中在哪里，会影响到史家对他们从事的课题研究及其意义的选择。人民革命的年代，人们多关注社会与政治，要社会革命，争取民众政治权力。经济建设的年代，人们多关注经济与生活，要市场繁荣、财富增长，追求消费的档次，此均可谓之“当下情结”。但学术研究理应超越当下，提供更为全面客观和较为长远的目光。这种时候。史学家特别需要强化自己的长时段历史意识，要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说变迁不离历史连续中的变异。尽量地避免主观意念过强，以致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也要尊重前此相对已有良好积累的学术成果，可持续性地发展，不必矫枉而必须过正。
处于这样一个思想多样化的时代，明清江南经济的面目变得异常多彩，又更混沌迷离。我觉得若要摆脱这种思想混沌状态，恐怕还得回到史实的常识层面上，那就是“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不要说中外比较研究，即以中国而论中国，把握其社会运行连续与变异的历史轨迹，透彻地认识它的发展过程，每一变化所处的位置，以事论史（不是以论带史），也有相当的难度。有鉴于此，我以麴，现在需要呼吁加强学术群体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包括必要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努力将它反过来、侧过去，既要看到生产力有自身增长的动力，也要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增长的制约；既要看到经济发展的态势，也要看政治制度能否为它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既要看到消费拉动经济，也要看是什么人的消费、什么样的消费，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品质的改善与再生产积累的持续：既要看到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发展的一面；既要看积极的光明面，也要看消极的阴暗面。概言之。应尽力克服一切简单化、概念化和片面化的弊病，真正符合现在许多人提倡的，以“学术本土化”的优势回应国际学界的关注，而非仅仅以响应补充为满足：对海外明显不合史实的观点或见解，不必为尊者讳，为朋友讳，坦率批评才是真尊重，才是学问上的同道。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原文约15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