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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和 平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本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动态课题组”集体完成，赵庆云、任智勇、赵利栋、荣维木、黄道炫、陈开科、吴敏超、闵杰、宋广波、左玉河等提供初稿，步平、王建朗、徐秀丽、虞和平讨论，由虞和平执笔统稿。

2008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循着往年的足迹继续发展。值得重视的是，近几年来研究课题细琐化的现象，不仅在理论上受到质疑，而且在实际研究中，对宏观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并对有些以前有较多认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史学理论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近几年来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2007年10月9 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就如何以唯物史观评价历史，并使之符合历史本身的逻辑，提出了思考。丰子义认为，从大的方面来看，历史评价的尺度有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两种。前者，主要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能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作为评价标尺，属于客体尺度；后者，主要着眼于历史发展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以一定的道德准则和主体性原则作为评价标尺，亦即道德尺度，属于主体尺度。这两种尺度，就历史发展长过程和总的趋势而言，是一致的；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问题来说，又可能存在某种不一致，甚或相反；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历史评价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陈学明认为，唯物史观在认识、看待历史时，充分注意到两个环节：事实的历史性与事实的整体性。以此观察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人类是否还需要理想的问题，即人类是否需要从历史事实的整体出发，为自己的行动设立一种奋斗目标。唯物史观在面向历史的时候，把过去所有历史事件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把当前塑造的一切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这充分彰显理想和目标的现实意义。[1]2007年10月29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l4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吴英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作了新的解读，认为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演化牵动生产关系整体发生变革，而社会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着这种变革实现的迟速，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一级的演进。[2]

对于唯物史观如何发展的问题，王和认为，从方法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本质处在于，它是一种实事求是地解释人类发展过程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在中国影响的减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信仰唯物史观的学者在如何发展唯物史观，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这一方面做得不够。所以，能够使唯物史观重振雄风的唯一途径，就是脚踏实地、切切实实地多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而不是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唯物史观绝不可能主要依靠“批判唯心史观的影响”来实现振兴，把“批判唯心史观”作为提升唯物史观地位的猛药良方，从主观意愿讲仅为一厢情愿，从客观效果看实为南辕北辙。[3]

对于中国近代史领域存在的研究模式之争，张海鹏多次提出过看法，2008年又提出：所谓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都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的史观。按照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反帝反封建是主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真正的主线，现代化进程虽然在缓慢地进行，却从来没有居于主导地位。但如果认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只有革命和改革也并非完全的认识，还有现代化进程的萌发，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已经传人，无产阶级政党已经组成，现代化学说里主张的现代性的增长、传统社会因素的剥落亦正在发生。但是现代化进程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4]对于近年来近代史研究领域日益从宏观和上层转向微观和基层的趋向，胡成认为，这种叙述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产物，对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性史学形成了挑战，并产生某些歧异，但并非水火不容。这种叙述转向重返以往“见之于行事”的叙事原则，同时并不摒弃理论的援借和参照，方可提升“见之于行事”的历史洞察力和贯穿力；在容纳“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乃至“个人记忆”的同时，应看到职业和专业化的“历史记忆”具有更多客观成分、更多反思，更具超越时代和地域的视野和胸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亦须注意历史研究碎片化，可能导致新一轮的重此轻彼，乃至新的遮蔽和化约。[5]罗志田也认为，适度提倡面向基层的史学，可以大大拓宽我们的视野，补前人研究之不足。但若矫枉过正，整个史学界都来从事基层研究，亦非正途。西方学界的“中国中心”研究取向有其特定的针对性和涵义，中国学者不可随之起舞，而陷入一种认识误区。在近代中国的各种变化中，处处可见外来的影响，如果淡化外来的“冲击”，则呈现的可能是一个虚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国”。因此，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中，还须参考19世纪以来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的历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6]桑兵从史料利用的角度谈论了这一问题，认为近代史料浩繁，易得而难求其全，甚至难以把握边际，于是不少学者着力缩小研究范围，作极细小的专题研究，导致本属综合性的历史研究日益支离破碎。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唯有各界合作，大规模出版各类文献资料，让不同地域、境遇的研究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从而改善和提升近代史研究的格局和水准。[7]

对于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史研究，马敏认为，要加强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活力，首先需要拓宽研究视野，改革研究的方法和叙事的方法，注意城市文化史中时常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之处和细微之处。可以尝试将“感觉史”概念引入城市文化史研究，循此思路，近代以来的游行史与展览史，值得好好研究。[8]

 

二、晚清政治史

 

在鸦片战争研究方面，王开玺考察了耆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谈判过程中的行为和事后反思，认为他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到近代转变时期的封建官员，无论是其夷务思想还是办理夷务的实践，都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和旧的痕迹，既不能因此而宽宥其所犯错误，也不能以今人的标准去苛求他。[9]郭铁桩初步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对大连地区的侵略和骚扰，认为其目的在于解决英军的给养、集结、修整等一系列战前的准备工作，而清政府则基本采取妥协和羁縻政策。[10]

在太平天国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多注重军政人物方面，朱从兵和张蕾则以官至天官正丞相的文书曾水源为线索，考察了太平军中掌握知识的文书人员的命运。作者认为，这些文书人员由于在工作中与诸王关系密切而一度得到重用；又由于他们卷入到了太平天国高层的政治斗争而走向被消灭的道路。透过他们的命运，可以清晰地看到太平天国前期领导人之间在皇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权力斗争的复杂性，可以深刻地理解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11]

对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小刀会起义，吴善中、韩荣钧对朱从兵2005年发表的《刘丽川上洪秀全奏折时间考》进行再讨论，认为朱文所说的吴健彰“针对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发布策略、故意隐匿原件”造成“版本内容的差异”的推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并认为刘丽川之所以没有在奏件中写明时间是因为不知道太平天国历法。[12]朱从兵在本年度又写了一篇关于小刀会的文章，认为刘丽川“沾染有游民和商人的习性，趋利避害是其本性，并无他自己所说的建立功名的大志”。在初期的胜利之后，他没有足够的魄力和能力领导全局，摇摆不定，幻想在列强的调停和与清军的议和中寻找出路。[13]

关于太平天国起义是否利用“邪教”的问题，陈蕴茜用自己定义的“邪教”来批驳有关的讨论，认为太平天国上帝教不具备邪教的本质与特征。而史式则承认，初期的太平天国和很多农民起义一样是利用了邪教进行起事，但不能将二者等同，太平天国应该被称为“一场流产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14]。

在戊戌维新研究方面，由于2008年是戊戌变法1lo周年，发表的文章较多，尤以考证性文章为多。孔祥吉与村田雄二郎利用日本所藏的资料对《诡谋直纪》进行了再一次辨伪考证，认为此材料虽经毕永年亲自审定，但并非是亲笔所写，而且背后也有来自驻华领事小田切结好清政府、张之洞，驱逐康梁等人的外交动机。因此，毕永年的立场是不客观的，在利用时要认真考求，“不可一概视为信史”[15]。孔祥吉还另发文章，论证了康有为代御史王鹏运、杨深秀、陈其璋等人草拟的七个重要条陈，认为康有为如此大规模地通过为他人草拟奏疏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一大发明”。梳理康氏草拟的这些奏疏，也有助于理解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开始之前他的思想变化和实际活动。[16]茅海建通过对张元济回忆录的考察，确定其准确性不如当时致友人的两封信件，并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中存在着光绪帝的改革意旨和整个政治高层的因循拖沓乃至暗中对抗的矛盾。[17]谢俊美通过考证，认为翁同龢是被慈禧太后下令革职的，而不是光绪帝，背后则与他引起慈禧的憎恶和荣禄、刚毅做手脚有关。[18]

关于戊戌变法前后新旧人士之间的冲突问题，江中孝选择被认为新旧冲突最激烈的湖南为例，通过对所谓守旧人士的考察，提出：我们现在所谓的守旧人士应该分成两种，诸如王先谦等人其实是赞同引入西学的渐进改革者，真正顽固反对西方所有一切的只是谭钟麟等少数“真守旧”者。王先谦之类并不是反对引进西学，而是出于对康梁的反感，真正反对西学的人并不多。作者认为，除了“真守旧”之外，趋新官僚内部确实存在着改革的激进派和渐进派，而戊戌维新的失败与趋新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和纠缠内耗有很大的关系。[19]

在日本与维新人士的关系方面，王明伟注意到以往未曾涉及的奉行国粹主义、主张建立“以中日联盟为核心的亚细亚主义”的日本人士陆羯南。文章梳理了陆羯南与康梁等人的思想、行为和交往，为学界揭示了何以在戊戌变法时，康梁等人赞同中日联盟的原因。[20]

在清末新政研究方面，涉及较多的是政府机构改革问题。法国学者陆康（Luga Gabbiani）通过考察民政部1906年的制度设计和1910年低层人员之间的交恶，以及在全国范围内的内部考试，认为官制改革改变了书吏的尴尬地位，同时官僚仕途依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最终是国家机关的扩展和行政管理职位的扩大。[21]王奎分析了商部向农工商部转化的过程，认为虽然有了机构专业化、管理近代化等优点，但同时也出现了官员人数膨胀、地位下降和经费困难等问题。[22]徐保安考察了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仕学科等机构，认为这类机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课程设计、学习考核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但也由于过于求成、忽视在职官员，尤其是督抚大员以及自身的封建统治，使得“开官智”的目的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23]

对于预备立宪的研究，彭剑通过解读清政府立宪九年清单，认为传统的认识存在误区，这份清单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开国会年限。[24]随即有余元启和侯宜杰分别撰文，从字句的解读和侧面材料的引证反驳了彭剑的结论。[25]

 

三、民国政治史

 

关于抗战后期国共关系问题，仍受到研究者重视。邓野撰文认为，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产生了另编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与中共全面破裂、缓和国共矛盾的四派意见。蒋介石采纳了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事态得到控制之后，国共以二届一次参政会为筹码，围绕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进行较量。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则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26]对于蒋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邓野另文指出，从政治背景来看，蒋在此时出版此书，是利用国民党从形式上完成中国废除半殖民地地位的政治宣传。其核心在于，将一个本来是中国与英美之间的民族平等问题，转换为国共之间的政治选择问题。围绕“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中国产生了两个排斥性的选择，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但这种排斥性的选择提出于国共合作的框架之内，意味着国共在继续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阶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中国之命运”，实际上就是国共合作之命运。此书的出版及其政治后果集中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它以著书立说的方式，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前途，完成了理论意义上的埋葬。[27]

关于国民党的战后执政危机及其最后败退问题，汪朝光有两篇文章进行探讨。一是通过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研究指出，l946年3月召开的这次会议，国民党内对为社会各界所诟病的“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是，国民党言大于行的统治惰性与惯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展示了腐败与政治的关系。二是通过对1947年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的研究，探讨了国民党面临严重统治危机下的应对之策，指出国民党党内在会议期间有激烈争论，其各项内外政策及决策体制受到不少与会者的尖锐批评，但由于国民党多年垄断执政权力的定势，已经使其失去了创新精神，加以蒋介石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独断权力，大体控制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总体进程及其决策，会议未能根本解决国民党面对的种种问题。[28]

关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与人事纠纷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金以林以汪精卫为线索，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宁粤对峙期间，汪精卫与蒋介石、胡汉民等人关系的数次戏剧性转变，认为：从汪精卫的这些转变中不难发现，导致国民党派系之争的真正原因并非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胡汉民等国民党派系，彼此之间的政争焦点，更多的是集中于党的权力之争。[29]桑兵通过考察1948年中山大学的易长风波，指出抗战期间国民党过于将大学作为政治地盘或势力范围，与大学本身应有的独立性发生尖锐矛盾，由此导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知识界声名恶化，又由大学的辐射力使之迅速扩张。同时，国民党在大学内部的派系冲突，造成国民党形象的私利化，一方面使得校内师生对国民党日益离心离德，另一方面激起了社会的连锁反应，成为国民党失去大学乃至整个政权的重要原因。[30]张皓则通过考察l947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指出这一宪法的出台是蒋介石集团内部权力斗争演变的结果，国民党内部的CC系以立法院为基地挑战蒋介石的权威，表面上首届行宪立法院“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势力”，但事实上，在773名立法委员中，约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员却是在CC系控制之下。[31]

关于民国政治制度问题，近年来较多关注制度背后的权力与权谋，本年仍有所深入。鲁卫东通过对北洋时期文官考试的参加人数、录取比率、分发情况以及任用等问题的探索，指出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考试出身人员取而不用，通过地缘、学缘、血缘等非制度化的私人关系做官则比比皆是。[32]王奇生通过对l924m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的考察，指出在短暂的两三年间，中政会的名称、性质、人事、组织与职能变动不居，实际上已成为党内精英角逐和国共党际斗争的矛盾焦点，也是北伐前后南方革命政权纷争剧变的一个缩影。其运作虽然都在党章、党纪、党权、党治、党统等旗帜和名义下进行，但实际上一切又以实力较量和权力权谋为依归。作者还指出，从中政会的这些演变中，不难看出传统“帝治”向现代“党治”的转型，变的，更多是外在形式，而不变的，则可能延续在中国数千年的深层政治文化之中。[33]陈瑞云则考察了1949年前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党中央体制的地位，认为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的重要政治机构，即使地位达到训政最高指导机关、政治最高指导机关，仍应对中执会负责，中执会闭会期间对中常会负责，而不是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或党政最高机关。[34]江沛考察了1924—1928年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制度，指出国民革命军早期实施的政工制度仿自苏俄红军，是国民党“以党治军”理念的具体表征。随着国共间的猜忌，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因“清党”运动而产生重大变异，党代表制废除，政治训练部地位下降，军队党部更是形同虚设，理念及制度上的“党在军上”演变为实际运作中“以军治党”。[35]

关于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研究，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严海建通过考察北平当局内部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对l946—1948年学潮处置的歧异，指出这种歧异背后是中央与地方驱使动机、所依持与凭籍的资源之不同，其结果往往是中央政府承受了严重的政治灾难，相反像李宗仁、傅作义等这样的非中央系反而借助学潮的处理收获相应的权势资本。[36]黄天华以l932年爆发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之战为中心，考察了战争期间国民党、共产党和地方军阀等几方势力的纠缠互动，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所领导的“国家统一”运动，不仅受到地方主义的抗拒，也受到中共的强烈挑战，特别是当地方政争与苏维埃根据地发展同时发生之时，南京政府必须站在“中央”的高度，尽力协调地方各派势力，以和中共势力竞争，不然地方势力的捭阖和民心的转向将使其走上被再“革命”的命运。[37]王先明以两湖地区为中心考察了20世纪中国乡制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回旋的历史过程，认为保甲制的“复兴"集中表达了国民政府试图将行政体系直接顺保甲制进入到村庄，使村落成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但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效能却不能如愿。其中表现的近代乡村体制的多变性和反复性，是在中国传统体制文化资源和西方现代体制文化资源双重作用下，不同权力主体不断寻求最适宜自身需求的历史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揭示出权力机制建构的实质在于权力主体利益的适度分域和规范界定，而不只是单纯的制度依赖。[38]魏本权、陈益元和杨焕鹏分别以华北地区、湖南醴陵县和浙江省为例，考察了国民党政权为加强乡村控制而建立起的区乡政权，指出这种介于县与村之间的区乡机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相疏离，制度与实践相脱节。[39]曹天忠考察了民国新县制中政教合一的演进过程，指出其中的焦点是以乡镇保长为主体、以校长为兼职，还是以校长为主体、以乡镇保长为兼职的人事冲突。这在主观上与政教两界，包括掌控教育、内政两部的CC派与新政学系利益博弈相关，客观上则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综合与分工矛盾的制约，不宜简单以加强思想统制进行否定。[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