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青，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副教授。

摘要：本文将清末民初“公教育”架构下出现的各类不同国民/公民读本还置于它们原初的历史脉络中，讨论了有关近代国家政体变革的早期知识化与普及方案。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类不同目标在近代中国作育国民的“公教育”方案中皆有体现，从县、省到朝廷相应组织编纂的各类国民/公民读本各有脉络，它们对近代国家转型的政体变革方案进行知识化的路径也并不一致：有的侧重政治认同，有的则偏向参与共同政治生活的实践性常识。从清末至民初政体变革与国民教育的发展来看，近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知识化是在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两个框架下展开的，在新的三级制学堂体制内走向了普及化与专业化，在旧有的社会教化宣讲框架及日用类书出版传统中完成知识下渗与常识化。这与现代西方及明治日本主要由近代大学制度与政治学专业团体、期刊主导的政治学学科化有很大区别。这一历史脉络构成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发生发展的一个颇为特殊的本土语境。

关键词：知识史；知识化；常识化；政治学史；国民读本

一、晚清政治变革与知识普及

在近代中国，20世纪是与一系列重大的主动变革相裹挟着而展开的。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避乱于“西安行在”的慈禧太后尚未“回銮”，即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以两月为限，“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讨论“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等具体问题，逐条建议，以确定举办新政的方案。同年七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出奏，先后以《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请专筹巨款举行要政片》共三折一片洋洋三万余言，勾画了改制的蓝图，并得到朝廷的批复。清末这一朝向近代国家形态转型的体制改革，将变革的合法性牢牢锚定在“富强”二字，历经数载反复与波折，竟骤然落地于一时。

江楚会奏方案首重教育考试制度，提出参考古今，会通文武、育才兴学（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试、奖励游学），建立新式学校，改革科举制度等变革方向。由此，全国自京内部衙到各省行辕，皆有派员游历东、西洋考察教育之举，以获得在各自辖区“参酌西法”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的依据。在此过程中，明治日本很快成为改制最重要的参考对象。究其原因，张之洞《劝学篇·游学第二》（1898年）中指出“路近、费省、同文同种、风俗相近。加之西学繁杂之处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易仿行，事半功倍”，这一说法世人向来引为的论。不过，汪婉认为，这些其实只是表层因素。实际上，明治日本在1890年天皇《教育敕语》公布后，确立了一种“国家主义国民教育”体制，要求国民效忠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遵循以儒教为根本的国民道德。教育成为实现天皇制国家统治的重要手段，与明治前期的改革诉求大相径庭。到20世纪初中国的“清末新政”时期，这一模式恰好吻合了清廷在竭力维护皇权政治秩序的前提下推动各类制度近代化的基本要求，因此被择为最佳模式引入与推广，这才是日本模式得以确立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国家近代化模式有一个重要概念“公教育”，它不仅仅指与“私教育”相对的、由国家财政与管理配套的现代教育建制，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它来实现近代国家关于“公”的全民知识训练，以便将国民高效动员到国家活动中来。这一点到20世纪初，在受到明治日本国家近代化方案辐射的邻国，如韩国、越南等地同样得到仿行。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朝野出现的各种“国民教育”方案，参考的便是这一模式。

从庚子新政到1908年下诏“仿行立宪”，清廷政体改制的大方向终于明确，并同时制定了“九年预备立宪”方案，以规定各部按进度展开具体准备工作。其中，学部承担的任务是编纂部编版《国民必读课本》和《简易识字读本》，这是开列在《预备立宪逐年应行事项》清单上的两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国民教育”被朝廷设定为政体改制的前提之一。换言之，这项工作意在把新的政体方案以某种标准化形式知识化，作为改制的认知基础。同时，有关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常识和公共政治伦理同样也需要迅速知识化，借助新的机制推广普及并向基层渗透。

20世纪初，上述特殊的知识普及与下渗是在旧有的社会教化机制、新的三级制学堂课程体系及职业教育（包括新式军校等）框架内规划展开的。士绅精英团体、省级政府学务处、民间出版机构都各自组织编译过有关近代国家政体知识、国民伦理与常识的教科书，以供各自发行能力辐射所及区域试行“公教育”时选择使用。自1908年“九年预备立宪”，学部承担编订《国民必读课本》的“筹备事务”始，至1910年底清亡前夜，代表清廷中央立场的近代国家公教育课本才正式出版试行。这一系列课本受日本“国家主义国民教育”体制影响很深，以维护皇权为近代国民伦理的大前提。

自清末至民初，国民教育又生转折。民国肇建，即有商务印书馆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编订的《共和国民读本》出版，重定关于近代国家政体的知识化方案，以供各类“公教育”择用。至1927年北伐战争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又有数种公民科教科书出版，并出现了《人民须知》《国民快览》等日用类书性质的常识性手册。这表明，有关近代国家政体的知识化方案另有了新的发展与普及方向。

作为晚清政体变革的一个环节，近代国家政体知识化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同时，这一知识化过程，实为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发生发展的一个颇为特殊的本土语境。故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助于重窥中国在现代政治学科专业训练之外另一个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湮没的本土历史语境，揭示发轫之初中国近代政治学学科的核心关怀和政治诉求。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清末民初“公教育”架构下出现的各类不同国民/公民读本，还置于它们原初的历史脉络中去观察，梳理清末民初不同近代政体变革知识化与普及方案的特征，兼及相关知识普及的制度框架，并顺带对中国近代国家合法性建构的特征稍作讨论。

二、晚清近代政体知识化的文本类型及其普及渠道

大体而言，中国近代政体的知识化过程经历了晚清和民国初年两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受当时政治变革不同思路的影响，先后出现过几种不同的知识化脉络，这些知识的普及渠道，也因时代的嬗递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一）翻译日本教科书——“整体拿来”与特定论说普遍化

清朝末年，在清廷组织编纂的教材出台之前，民间团体、私营出版机构或地方政府已经编纂过一系列以“国民读本”命名的，宣传公民知识及近代国家观念的教科书。不过，在这些自编教科书出现之前，国内较早的国民读本主要还是译作，尤其是对日本公教育课本的编译。

1901年5月，罗振玉主持的期刊《教育世界》创刊。该刊主张“日本成例,载《教育法规类抄》，当逐渐译登本报”，设置“译篇”“学校”“卫生”等栏目，指定东文学社的学生王国维、樊炳清等按计划成规模翻译刊登与日本教育制度相关的书刊。学界认为该刊对张之洞1903年推出中西体用俨然，以尊君为前提的“癸卯学制”有很大影响。桐乡人沈纮曾是东文学社学生，后留学欧美历十二载，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沈纮的译作《国民教育资料》在《教育世界》以“上”“中”“下”三篇从1901年连载至1902年，后又有单行刻本出版，分上下两卷共三十五章。此书底本为日本岐阜师范学校校长峰是三郎于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4月所著《国民教育资料》，属于日本东京同文馆所发行“最近教育丛书”的第二种。沈纮译作的单行本完全按照峰是原著划分卷册，可以说是比较忠于原著的直译，仅仅略去底本开篇峰是三郎所著的作者《绪言》。

峰是三郎原著《绪言》解释了他分篇及章节安排的宗旨：上篇专门说明国民教育的“无形”旨趣，希望使用此书教学者仔细玩味这些原则，并考虑如何加以应用。至于教学的具体临场手段，书中不规定方案。下篇专门涉及有关“国家组织”的“有形”旨趣，说明制度、文物、社会等各类现代国民所须知的事项。作者希望教授者能够仔细领会这些知识，并在修身、阅读、作文、地理、历史等各学科的教学中随时连带讲授。此外，峰是三郎还提醒教授者应注意寻找与上述旨趣及具体内容有关联性的适宜教学时机，不可牵强硬授，不然很难达到教学目标。作为师范学校校长，峰是三郎将“国民教育”的知识化方案划分为三项内容：国民伦理、国家体制和近代国民常识。在这三项内容中，国民伦理是被作为某种内化原则来对待的，要求教授者灵活教化，而国家政治体制和近代国民常识是被作为知识来规划的，需要教授者细加说明。

然而，沈纮的译本并没有翻译这个绪言，而是直接从正文开始。上篇关于国民教育“无形”的旨趣，包括“国家之本义”“国家之思想”“国民之解释”“国民教育之必要”“爱国心”“国民之风气”“国民之公德”等章节；下篇“有形”的内容包括“国宪国法”“帝国议会”“法律制定”“行政机关”“官吏”等共二十五章。沈纮以浅文言对底本进行直译，唯略去原文所引注英文专用名词。如第三章《国民之解释》：

居一定邦图内之民不得直称为国民，止可单称为人民。人民发达至为国家之团结，始得称为国民。国民者，与国家共存亡者也。如欲令人民进为国民，亦不外启其政治团结之知觉而已。人民为组织国家之质点。其质点自有维持国家之责任，保护国家，经营社会，从军纳税，以己之劳力资财，供国家用，实分内事。知此者斯无愧为良善之国民矣。……政治学家有谓无政权之人民，不得袭国民之名者。

原文在辨析“人民”与“国民”的区别时，分别在括号内注了英文字“people”和首字母大写的“Nation”，而译文则将之略去。另外，译文对原文作直译时，增加了“言外之意”。如原文在阐释“国家”与“国民”的逻辑关系时，以“如果没有国家的话，就没有国民”（原文为“國家無ければ國民なし”）一句总领，既表示仅从逻辑而言没有“国家”就无所谓“国民”，又领出下文对国家与国民间各种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列举与阐述。译文将之译作“国民者，与国家共存亡者也”，还略去原文此句括号内的英文引注（“no State no Nation”）。本来，西文原句似更侧重于表达没有特定的政治实体“国”，就没有特定的政治族群“国民”，强调政治族群对政治实体的依存关系。峰是三郎在著作中引用时已将这层意思淡化，转而强调国家与国民的近代权利义务关系。到了沈纮的中译，则更将两者之间的近代权利义务关系转变为更加古典的无限责任绑定。

虽然几个文本之间有上述细微的意义转生关系，但译作在文字上仍可以说是大体忠实于原著的。真正使得书籍在知识化定位方面发生微妙变形的，其实是《绪言》、文内引注等“附加文本”的变动。首先，因为略去绪言对“无形”原则与“有形”知识的区分，书中所述国民伦理、政治体制与近代国民必备常识等内容就被视为整体的客观知识来介绍，并不强调体用层次，而且原著作为“教科书”的定位，也变成只是一种写作体裁，教师作为主要目标读者不再被强调。这样一来，国民教育的主观“中介者”视角被隐去，教科书的应用性功能也削弱了，该书基本成为一般性普及的知识读物。最终，有关近代政治体制的解说和国民伦理建构纽结在一起，无形中增强了它们作为客观知识的匀质化特性。其次，译文略去英语专名和引文，客观上将原文从自身限定的脉络中剥离了出来，相关论述便从某种自有知识脉络的选择性阐释变成了更具普遍性的“原理”。可以说，20世纪初日本教科书的直译作品呈现出一种整体拿来，并将特定论说普遍化的态度。这是有关近代国家政治体制的第一种知识化实践方向。

（二）自编国民教育课本——相互交织的三个脉络

1908年8月底，当学部接到旨意编订《国民必读课本》以配合筹备立宪的任务时，实际上是有可资参考的基础的。该部在1909年1月具折汇报筹编《国民必读课本》基本情况时，就提到“受命以来”曾“先集坊间所出各本，详加核阅”。总体来说，清末自编国民教育课本主要有三个脉络——民间、地方与中央，共同组成清末自编国民教育课本体系。

第一个来源是民间的，出自民间士绅及其团体或他们主持下的民营出版社，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由当时以出版蒙学教科书闻名的上海文明书局在1903年所出的朱树人编《国民读本》。文明书局版《国民读本》初版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屡次再版。该课本一共有两册，共101课。按照朱树人的规划，“国民教育”共须涵盖三个板块的内容：（1）立国民“公德”；（2）释国政之原理；（3）述国计之知识。课本第1-27课的主要目标是“发明社会国家国民之名义，以立国民之公德，变国民之气质”。这部分从“社会缘起”开始论述“爱群”的新伦理，并努力区分“公”“私”领域，如特意指出“恋家恋乡非爱群”。在对“新国民道德”的教育规划中，近代化的“公”伦理是其基础与核心。第28-75课，课本以最大的篇幅“论述政体、官制、学校、军政、赋税、法律、交通、警察、民政、户律、宗教之名义制度、国民与国政之关系、国民于国政上应享之权利、应尽之职分。”第76-101课则“述计学要义之切于民用者”，设立的课目为“产业、国法保护产业、专利……货币、赊借、银行……钞票、公司”等。朱树人的《国民读本》从整体上分辨了“国民教育”与“人民教育”的区别，认为前者最大的特点与任务是告诉民众自身与国家的关系，在国家中的位置及相应的权利与义务，以此激发民众的“爱国爱群之念”，培养“自治自立之才”。很明显，“社会”与“群体”在清末文明书局版《国民读本》所规划的有关近代国家改制的知识化方案中，是具有核心性质的纽合性范畴。

除文明书局本外，当时民间精英主持下的民营出版机构还出版了另外两种发行量颇大的国民读本：一种是1907年中新书局出版的由上海立宪公会孟昭常编的《公民必读》与《公民必读二编》。此书在地方自治的背景下成为各地督抚争相购买的对象，曾出到27版。另一种是1910年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所编《立宪国民读本》二卷本。这三种清末流行的国民读本，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非官方色彩。

第二个脉络是地方的，来自清末自治实验期间由省级政府学务处，出于推行区域内近代公教育目的而出版。这一类主要是1905年由直隶学务处出版的陈宝泉、高步瀛所编《国民必读》课本。此书出版后曾印行10万册，并经过学部审定，列入《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中，成为各地宣讲所的宣讲本。根据陈宝泉的自述，他于1904年从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在天津各小学担任教务长。那年冬天严修任直隶学校司督办，调陈往学校司任事，陈宝泉在学校司规划了直隶劝学所宣讲所各章程，并得到推行。1905年春天，直隶学校司改名学务公所，从保定移到天津，陈转任图书课副课长，编辑《直隶教育杂志》并分编《国民必读》一二三编、《民教相安》(二书均与高阆仙君合编，曾印行十万册)、《格致教科》等书。这一年冬天，严修升任学部侍郎，将陈宝泉调入学部办事。陈在学部由主事至郎中，一直任职到1914年。他主要负责的事项就有“（学部）图书局之组织及教科书之编纂”。因为之前编纂直隶《国民必读》课本的经历，所以，当时分管学部的大学士张之洞就派他主要参与学部《国民必读》课本的分编工作。

上述两个脉络的国民读本各自拥有不同的背景：有的属于民营新式出版机构编制的新式学堂教科书；有的是省垣推行新政，仿效日本公教育模式编纂的地方性教材；还有的是在1906年朝廷明确宣布“仿行立宪”后，由各地民间士绅立宪团体编制的公民常识宣传书册。因此这类以“国民”“公民”命名的读本，其基本立场是地方政府或非官方团体的，它们大多强调“民权”多于“君权”。在阐述“宪政”思想、“国民”“国家”观念时，其知识来源、叙述方式、理论结构基本模仿来自东、西洋的范本，有些甚至直接是对那些本子的编译。

第三个脉络中央的，为清末学部部编《国民必读》系列课本。1910年部编本颁行之前，尚无代表中央政府立场的国民必读课本。清末学部自1908年开始，历经波折与延宕，直至1910年12月最终编定试行了两种难易程度的《国民必读课本》。这两种读本与此前诸本皆不相同，乃完全从中央朝廷的立场出发，强调皇权政治秩序下的国民行为伦理，在这个大前提下，普及包括天文、地理、政体、外交、历史、医学、度量衡、博物等近代国民“公教育”知识与常识，体用俨然。这一特点，与最后主持这项工作的管部大学士张之洞有莫大的关系。这是清末国民教育课本的第三种脉络。

从自编国民教育课本的三个脉络可以发现，在清末变政的背景下，朝野对于新“立宪国民”的理想与规划存在不小分歧。比如在定义上，民间和地方的各个版本刻意分疏源自《孟子》的“人民”与新的“国民”概念之间的区别，而部编本却将臣民、人民与国民混用。在国民道德的塑造上，部编本试图在传统三纲、五常、六德、六行的架构内安置“国民”伦理，希望能从传统的修身、齐家、孝亲、忠君的准则自然过渡到近代化的公伦理——“爱国”。不过，清廷这一近代公伦理的主要模板是明治日本，而明治后期日本发展出的特殊的“国家主义国民教育”乃是针对单一民族国家的。换言之，公伦理效忠的对象从帝国君主转移到近代民族国家元首，这于明治后期的日本来说较为顺畅，而对君主族群身份暧昧的清廷来说，却产生了逻辑瓶颈，因此，其不得不应用“文明”“进化”等更为普世的概念来完成论述。这些问题，对民间和地方两个脉络来说，却没有太大的逻辑压力。在国民必须具备的知识方面，部编本希望从地理、历史等科目中完成国族认同，而“坊间各本”则认为政法与财用类知识才是新国民所必须具备、对参与政治生活有助益的常识。显然，部编本重认同，民间和地方脉络偏实践。

不过，有趣的是，就《国民必读》课本的编纂而言，民间或地方政府的主张除了与中央政府有明显区别以外，也有互相牵缠、彼此影响的地方。比如在人事上，分派承担学部配合立宪两大任务的主要人员便是编纂直隶学务处《国民必读》本的陈宝泉和高步瀛，而这个直隶学务处本在学部部编本出台之前，还得到学部的审定认可，准予作为覆盖面广泛的各地宣讲所的宣讲教材。此外，上海文明书局朱树人编《国民必读》课本，也曾被当作高等小学修身课的部定教材而推行。

（三）新旧两种国家知识普及的制度框架

清末近代国家知识的普及，主要依托的是两类制度框架：其一为旧有社会教化框架——宣讲、简易学塾，其二为新式三级制学堂。

1910年部编本试行前，各省自编《国民必读》课本先是在既有社会教化框架（如宣讲所、简易学塾）中推行与使用的。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1906年9月17日），学部以《通行各省宣讲所应讲各书文》附于《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之后公布。在学部开列的宣讲所应讲书目中，就有《圣谕广训》、直隶学务处编《国民必读》三册、文明书局朱树人编《普通新知识读本》二册等书。在直隶《国民读本》的提要中，明确标注“是书专在国民教育及道德教育，正合宣讲之用”。

清学部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之后，就规定“凡本部教科书未出以前，均采用各家著述先行审定，以备各学堂之需”，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就国民必读课本而言，是将经本部审定的“坊间各本”置于三级制学堂教育体系的“修身课”等科目下展开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部成立图书局，开始编写拟在全国划一推行的部编教科书（这是近代中国中央政府有计划地编写成套教材的开端），同时先后公布了经学部审定的初、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宣讲所应用书目，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女子小学教科书和官话课本等，供各地选用。在1906年颁布的《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表》中，就规定以前述文明书局朱树人编《国民读本》作为高等小学第五、六、七、八四个学期修身科的学生用书。其中第五、六两个学期用第一册，七、八学期用第二册。而此前一至四学期该科采用蒋智由编的《中学修身教科书》。按照学部的规定，1906年的这次审定“应准通用四年”，也就是说理论上可以延续到1910年。

三、民初“国民教育”与国民教育课本

民国肈建，帝制覆亡，新政权的合法性论述自有必要进行调整，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两类以打造“国民”为目的的新知识化方案，同时知识普及的渠道也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

（一）读本的知识化形式：民初“共和国民读本”

清末仿行东洋近代制度，朝廷在“公教育”方面亦选择明治后期日本的“国家主义国民教育”模式为改制模板，以尊君为国民伦理的第一义。在新的三级制近代学堂教育体系中，主要以“国民必读”类课本在“修身”与“读经”两种课程中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工作，并通过宣讲所等社会教化机制向下进行知识渗透。不过，如前所述，直到1910年下半年，学部本才正式颁发试行，此时已临近武昌起义爆发，帝制行将终结。因此，近代中国在君主制政治框架下推行的国民教育，虽酝酿时日颇久，真正实行的历史却极为短暂。

民国肇建，政体在形式上一变而为共和制，国家的“公教育”规划也相应改变，近代政体知识普及的渠道也发生了转变。

在文本方面，民初即有一些知名的民间出版机构组织编写出版了适应共和体制的国民教育课本，以供新的公教育课程选择使用。如中华书局1912年2月初版的《共和国民读本》上下册和商务印书馆1912年4月初版的《高等小学校用共和国民新读本》二册。中华书局民国元年出版的这套《共和国民读本》由庄泽定、秦镐编辑，戴克敦、沈颐、陆费逵审阅，1912年2月初版，课本为上下两册，每册各30叶，32开线装。读本主要编者庄泽定是民初的一位律师，1881年生，浙江秀水人，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专门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毕业于该校法科专业。1909年6月以浙江附生资格参加廷试，1911年得到举人身份。1912年上海律师公会在江苏教育总会会所成立，任该会评议员。另一位编者秦镐出身于无锡的锡山秦氏家族，而秦氏家族等不少无锡家族与近代新学在中国东南的兴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读本出版的一年后，庄氏又撰写《论民国小学宜设国民科》一文，发表于《中华教育界》期刊，阐述了他对于共和国国民教育的基本主张。庄泽定的看法主要有几点：（1）国民教育应从童蒙开始，以造就“异日之国民，异日之公民也”；（2）国民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授以必要之智识”来造就国民“贵重之资格”，并且“共和国民宜参与政权。欲参与政权，必须了然于政体、政治之大要”，即，政治体制的知识化是扩大国家政治生活参与者基数的途径；（3）国民科教育别立于“普通教育”之外，要以“国民之权利义务为主而又以启迪关于组织国法之智识者”为两项基本内容；（4）民国的国民教育可以参考欧美各国如瑞士、比利时、北美合众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的现行公民教育，并以这些政体各异的近代国家现行政治制度及沿革作为知识依据，即应将共和政体的知识化被置于人类近代国家建设整体进程脉络之中。

庄氏对民国国民教育的这些基本看法，在由他主要参与编纂的中华民元版《共和国民读本》中体现得颇为完整。这套课本在“编辑大意”中开宗明义，陈述了要使共和国的“国民”具备“政治知识”，以满足“参与政权”需要的目标。实际上，这也体现了民国“国民教育”课程本身别开生面的目标设置。这里所说的“政治知识”，指的是“共和国组织大要”。具体来说，这些国民“参政”的必备知识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共和知识”，由上册“专述”；另一类是“普通国民知识”，是下册的主体内容。由此可知，政治体制变革的知识化和常识化，确实是从民国肇建伊始就明确了的一项全民公教育目标。

中华书局民元版《共和国民读本》上册“共和知识”共设置了30课，主要为：国家、国体、政体、国民、权利、义务、中华民国人民权利义务、行政、司法、行政裁判所、行政诉愿及诉讼、国会、选举、主权者、宪法、自治制度、民主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法美政治之异同、美国各州之组织等。下册“普通国民知识”亦设置了30课，分别为：集权及分权、法律、成文法及不文法、公法及私法、普通法及特别法、国际法、条约、外交官、领事、阶级、国籍、教育、学校、警察、预算、决算、财政、国债、军政、宗教、货币、度量衡等。

中华民元版《共和国民课本》上册有21个主题，下册有22个主题，共30课，覆盖了“共和国民”了解、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常识内容。上册述及“共和政治”时，乃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主，参以法、美两国的制度作为知识化依据，下册则介绍近代国内及国际政治的法理基础、基本规则及近代国家的主要行政职能。从篇幅来看，上下册各30叶，每叶150-180字左右。也就是说，无论近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原理与实际行政内容多么艰深复杂，必须在300字左右一课或至多600字左右两课的篇幅内完成其知识化讲述。在语言文字上，课本力求“平易”，政法名词也采用我国惯用的提法，务求简便易解，实际上采用的是清末以来的偏向书面语的“浅文言”文体。这种简明、普及同时不放弃书面语的常识化取向，与它面向“高等小学及初等小学补习科”或“未受国民教育”之“中学校师范学校学生”的定位是比较一致的。换言之，它的知识化、普及化与常识化面对的是有阅读经验与受过相当精英教育的人群，其目标不在于提高读者的读写能力，而是推动其完成知识转型。

除了中华书局以外，商务印书馆也发行了一套影响颇大的《高等小学校用共和国民新读本》。这套课本比中华本稍晚两个月于1912年4月初版，也是上下两册共80课。版权页所署“编纂者”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过，根据《东方杂志》刊登的书籍广告，实际编者应该是前述清末上海立宪公会《公民必读》系列作者孟昭常的兄弟常州武进人孟森和无锡人秦瑞玠。有意思的是，秦瑞玠与中华本编者秦镐同样出自锡山秦氏家族，此为清末民初苏南地区介入新学事务颇深的家族群体。这套课本同样取法“法、美共和国制度”，与中华书局本的区别是，除了介绍共和政治制度和国家司法行政知识之外，还收入了“欧美政治大家学说”，即政治思想论说内容，并且还注意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势人情”来加以阐述。1913年，商务印书馆将这套课本呈送教育部报批审定，并获准作为“完全审定之本”的“春季始业用书”。

福建人林传甲（1878-1922）自1906年受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调，赴该省办学，任学务处提调等职，1912年任黑龙江省教育科科长。林氏在黑龙江办学十年，将每日与该省新学务相关的工作一一记载，录为《黑龙江教育日记》。1913年9月25日，正好是壬子年中秋。林传甲在那一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审查《共和国民新读本》”的工作：

商务印书馆新刊《共和国民新读本》二册共八十课。所言皆共和国民应有之知识。凡民族、国家、国民、主权、国体、政体、政治、宪立法、行政、司法、外交、内政、自治、警察、财政、租税、国债、预算、决算、军事、教育事业、交通、社会团体、公益罔不具备。洵国民人人应读之书。江苏省初等小学尚能通用国文教科，高等小学国文教员往往以《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书为读书。学生多属成人，尤应以国民常识为教科必需之书，但法理虽浅，未习者或不能讲授。教育界当加解释一遍通行。师范中学亦应加课以成共和之治。

作为一省新教育事务的实际推行者，林传甲赞同将共和国法理、行政制度等知识内容作为国民常识编入读本，认为此读本应为“国民人人应读之书”“教科必需之书”，于“成共和之治”颇有裨益，同时也认为对于法理知识的讲解需要教育界介入，统一“解释一遍通行”。也就是说，“国民常识”需要由有专业修习经历的人来讲授，而不仅仅是把标准化的内容作匀质推广，故而中间存在一个知识渗透次第的问题。这应该是民初公教育架构内，以公民教育课本来进行近代国家建设的基础工作——将政体改制内容知识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二）读本的常识化倾向：“日用书”性质国民读本的兴起

近代国民知识的传播，除了以读本知识化的形式在三级制学堂教育体系和社会教化架构内下渗之外，还出现了常识化的倾向。如民元以后，上海书业公所将《官商快览》改名为《国民快览》，1932年又改称《新民快览》。书业公所每年以石印出版，分配同业经销，岁有二厘盈余经费归公所充作经费，一直延续至民国末年。自1917至1929年，《国民快览》每年印数在34000-50000本之间，平均每年印行44577本，由商务印书馆、鸿宝斋书局等书局分别购买，再进行销售。《国民快览》看似一种大型历书，却与一般熟知的形式不同，编辑者的自我定位是民元以后“日用书之鼻祖”，有些接近日用百科。其内容涉及意识形态论述、阴阳合历通书、中西合璧纪元、历法、司法、时事、科技、教育、军事、交通、邮政、民俗等各类常识。此书编者为“五凤楼主人”常熟人毕公天。毕氏曾任《苏州日报》主笔，自清末至民国三十多年间，一直在为上海书业公所编辑这种《国民快览》。

至1928年，《国民快览》年刊出至第十七期，遂在旧的《国民快览》不加价照旧出版的前提下增出一种《新国民快览》。其内容为：“新言论”“新农人”“新工人”“新商人”“新交通”“新学海”“新法令”“新插画”“新春秋”“新市政”“新教育”“新桎梏”“新游艺”。1929年的第二期《新国民快览》又调整为“新言论”“新学海”“新法规”“新教育”“新农民”“新工人”“新商业”“新交通”“新文牍”“新计划”“新问题”“新调查”“新惨剧”“新春秋”“新道德”“新格言”“新常识”“新验方”“新插画”“新游艺”“新謌曲”“新漫谈“新问答”“新余墨”。从书中内容可以看出，到这个时候，应当具有国民常识的“新时代的新国民”，不仅从“工商”扩展到“新农人”“新工人”“新商人”等群体，常识的具体内容也拓展到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新国民”建立“国民常识”的目的此时悄然发生了变化，已经从了解与参与国内政治生活变成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成员参与国际政治生活了。编者明确指出，此书“非惟足以增进其新智识，建设其新中国，而达废除二百四十年间各国对中国之种种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使我新国民亦得享世界自由平等之幸福也”。

这类“日用书”性质的国民读本年刊，自民元以后长期盛行并增出改版，体现了中国在近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围绕新政体改制的知识化进入了常识轨道的一种走向。这种走向使得向为专家精英垄断解释的伦理性申说变成了应用性实践指南，并逐渐融入到新国民生活常识的整体中。

四、结论

在《想像的共同体》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西方世界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重新建立民族认同的新基础，并因此出现了官方民族主义与官方帝国主义这两种应对这一瓶颈的方式。相比之下，中国自清末至民初的类似过程则遇到了不同层面的困难。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以异族元首或殖民主体来整合民族身份多元的现代国民，而在于如何在”传统-近代“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展开近代国家的合法性论述。这其中，与近代国家政体有关的知识化方案就变得极为重要。

具体来说，相较于欧洲一些先发现代化国家或印度等完全笼罩于西方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的国家与地区，中国进入近代国家建设这一全球化进程的路径有属于自身的特殊情况：首先，它是在拥有普遍王权政治文化传统的帝国疆域内展开的。其次，它又是在19世纪50年代后县域、省与中央朝廷三级官府的政治同一性发生“内、外”“轻、重”格局变化之后被动酝酿的。因此，清末十年间各级官府各有选择改制模板及侧重点的相对主动权。最后，清廷君主的族群身份较为暧昧，其统治合法性从传统的“奉天承运”型帝国共主向现代民族国家元首转换时，无法如它的主要改制模板明治日本那般顺利。重建近代国家合法性的出路似不得不指向“野蛮—文明”“传统—近代”之类的二元对立框架，因为“文明”与“近代”这类源自基督教文明的普世价值，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通过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自救变成了从外部压力下将国家引向富强的医国之方。基于上述国情，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呈现出有别于西方、日本、印度等国家、地区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向了三个较为明确的方向：其一，在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下解决县域精英、省与朝廷的政治同一性问题。其二，选择迅速扩大政府的动员能力，重建近代国家财政基础并建立分工更为明确、高效的行政体系，而不是仅靠缩小中央财政规模与容忍大量游离于国家正额财政以外的资源汲取与分配方式，来应对急剧扩大的社会对近代国家职能的需求。其三，以明治后期日本的“国家主义国民教育”为模板，在旧有伦理框架内，重建清室君主在近代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及其与国民间新的伦理基础。前两者需要迅速扩大参与政治生活的人口基础，后者则需要在“传统-近代”的二元对立中寻求政治权力新的普适合法性。

上述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类目标都体现在了近代中国作育国民的公教育方案中。我们发现，清末从县域、省到朝廷相应组织编纂的各类国民读本于是各有脉络，将朝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政体变革方案进行知识化的路径因此也并不一致：有的侧重政治认同，有的则偏向参与共同政治生活的实践性常识。如果从学科史角度来看，发轫之初的中国现代政治学，较之学科化发展较早的一些近代国家，如德国、美国以及同在亚洲的日本，走向颇为异趣，差别主要在于各自的核心关怀和政治诉求。德国现代政治学(Politikwissenshaft)的前现代亲缘学科“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en）、“官房学”( Kameralwissenschaft)以及“行政学”（Verwaltungswissenschaft）等，皆与现实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密切相关。这些学科长期关注诸如帝制时代的国家性质及组织形式、或关注对构成“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进行治理和管理的综合政策体系（重点在于人口增长和保障民众“生计”），以及关注公共行政技术问题，并通过观察国家机构之间的相互依存行为来讨论政治控制的可能性等极为具体的问题。而美国现代政治学则是在三权分立框架下展开，依托于现代大学制度与专业期刊的学术共同体的出现与发展，实现各分支学科的归并与标准化的。一战前后，德国政治学学科的一些教授辗转至日本讲学，影响了日本近代政治学学科偏重实践层面的发展取向。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脉络显然并不尽同，从前述具体观察来看，其核心关怀乃是如何在现行体制框架内理解与阐释当时将合法性深植于“富强”诉求之上的制度变革。在变革的前提下，重建从县、省到中央的政治认同，以及依照那些更早“富强”了的模板国家的方案扩大共同政治生活的覆盖面等，是其具体的现实诉求。这些情况在前述清末国民或公民读本所呈现的知识化方案中，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从清末至民初政体变革与国民教育的发展来看，近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知识化是在国家主导与社会参与两个框架下展开的，具体来说，是在新的三级制学堂体制内走向了普及化与专业化，并在旧有的社会教化宣讲框架及日用类书出版传统中完成知识下渗与常识化。这与现代西方及明治日本主要由近代大学制度与政治学专业团体、期刊主导的政治学学科化有很大区别。因此，这一历史脉络应该是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发生发展的一个颇为特殊的本土语境。也正是经由这些框架，近代政体变革的相关知识得以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从而在“国民”的打造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原载《学海》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