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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及其路径的独创性
发布时间：20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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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
原载《新华文摘》2010-11
中华文明从传统的农耕文明、政治大一统、德性至上的泛伦理主义。正在实现向现代文明的全面转型。经由一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中国人终于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独创性的转型路径，正在成功地解决着外铄与内生、大一统与人的普遍自主化、人的德性知性与诗性全面发展诸矛盾。
一、中华传统文明的三大特征
中华传统文明至少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1.这是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商业和手工业予以维系的复合型文明（“一体两翼”或“多元一体”的文明）。
中国农耕地区很早就已形成相当成熟的农耕文明。自从商鞅变法以后，中国就已形成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的农耕文明，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根基的农耕文明。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源于直接生产者——农民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生产工具具有较多的支配权，具有较多的人身自由，这就使他们对于家庭中全部人力、畜力、物力能够较为合理而充分地予以利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又特别能够节省与节约。小农的土地可以买卖，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流动，这固然会导致土地集中，社会两极分化，但它们又可使小生产者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并因此而能够在受到严重摧残后，顽强地迅速恢复与再生。正是这种小农经济，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长时间绵延不断存在与繁荣的主要基础。
然而，中华传统文明的形成，离不开北方与西部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广大地区山林农牧文明；离不开它们同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的农耕文明持续不断的积极互动。这三大区域人们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很不相同，彼此力量对比也经常变化，农耕文明区域虽较小，但人口集中，生息在这一区域的人口经常占全体人口的80％以上，因此，正是它构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轴。这三种文明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激烈冲突，但更经常的是和平交往。在长时间的积极互动中，三者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密切关系。当将中华传统文明概括为农耕文明时，必须不忘它是由“一体两翼”共同构成的。
2.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轴，以血缘网络与地缘网络为两翼，并借助众多经济共同体及文化上高度认同而予以强化的大一统文明。
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隋、唐、宋、元、明、清，毫无疑问是大一统的朝代；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虽呈分裂态势，但那只是追求大一统而未达目的的结果。分治的每一方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实现由自己主宰的大一统。
大一统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要载体。中国早就建立了非常发达完备的文官制度，有效地对国家进行管理。大一统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之所以产生和长久运行，首先适应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发展的需求，分散的小农经济需要集中统一的行政权力，解决他们无法分别解决的一系列共同问题，同时，它也适应了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之间建立稳定的秩序，使它们不再彼此冲突，而能积极地相辅相成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主要的职责，就是保障农业生产，确立稳定而有效的社会秩序，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
3.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尚君子。以伦理为本位的泛道德主义文明。
中国古代有所谓“三不朽论”，它出自春秋时期鲁国叔孙豹之口：“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论语·子路》中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樊迟请学稼，子日：‘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所突出的正是尊德性、崇礼义。
教化的使命，教化的内容，不是技术、技能，而是德性，是为人、知人。这可见之于《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教化，就是要让人们了解什么是人，学会怎样做人。怎样做人？《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泛道德主义。
以伦理为本位的泛道德主义，体现了小农经济对于家庭及社会长久保持和睦与稳定的强烈诉求，也体现了大一统国家有序与稳定运行的原则需要。泛道德主义，将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贯通与统一起来，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又较易操作。在两千多年历史演进中，尽管受到过各种挑战与冲击，一直保持着主导的地位。
4.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要局限与主要弊端，也正源于它的以上三大特点。
其一，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农耕、游牧、山林农牧三者互相制约，尤其是土地可以流转，官僚的财产和商人的利润最终都用于购置地产。沉淀于土地之上，限制和阻止了资本、劳动、技术向城市和工业集中。其二，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由于没有足够的制约力量，防止它自身向全能权力绝对权力蜕变，防止它自身不断膨胀并演变为因民众不堪负担而与民众越来越对立的寄生者，最终都难以避免它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产生巨大的自发的社会动乱。各种矛盾在这些社会动乱中得到自流性的解决或缓和，再在小生产基础上重建原先的秩序，以王朝更迭为重要标志，形成中国古代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一动乱一重建一繁荣一危机”的周期性运动。其三，知识分子主要精力用于研习四书五经，好通过科举考试挤进官僚队伍。而为践行德性而教化民众。则或潜心于理气心性学说，或纵情于诗词歌赋文章，轻视或漠视生产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科学的探求，完全脱离生产实践，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很少贡献。因视科学技术的探求为雕虫小技，反而屡屡自觉不自觉地压制生产技术的革新与发展。正是以上主要局限和主要弊端，使中华传统文明在小生产基础上虽发展到其他农耕文明难以比美的极高水准，却一直未能突破小生产与手工劳动，内生出近代机器大工业，也无法像欧洲那样基于商业资本和土地经营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以及狂热的海外殖民，内生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文明。
二、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主导，以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为两翼，整个社会经济正经历着全面的转型。
2.大一统国家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实际上统领和决定着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并在这一转型进程中使自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3.知性上升至主导地位（知识就是力量），整个社会正在走向知识化。
4.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仍在进行过程中，古代、近代、现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将继续并存共生。
三、转型路径的独创性
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曾师法过多种模式，选择过多条道路，经过几代人艰苦探索，在付出沉重代价，取得正面与负面丰富经验之后，终于逐渐找到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乎世界潮流，具有鲜明独创性的转型路径。
这一转型路径的独创性，主要表现于它非常成功地解决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以下三大问题：
1.这一路径非常成功地解决了外铄与内生相悖和对立的问题。
中华文明转型的成功路径，属于外铄催化内生，内生与外铄互动型。中华文明的转型是在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严重威胁与空前危机中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明转型属于所谓的“外铄”型。但转型真正开始。还是通过“外铄”引发的“内生”。先是西方国家的机器生产，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市场，然后是西方各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刺激了最先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中国官僚和中国士子，以及中国商人、中国买
办，他们学过英、俄、普、日，又学过法、美，希望走西方这些国家所走过并取得成功的资本主义道路。然而，走这些道路，虽然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效，却又引发了中国极为激烈的社会冲突，引发了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激烈反弹。这是因为“西化”道路本质上原就是剥夺农民和广大殖民地人民，中国自身就处于半殖民地地位，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集聚积累的负担更全部落在本国农民身上，他们迅速破产，却无法在现代工业、现代城市、现代市场中找寻到新的出路，分享现代文明的成果。在苏俄十月革命刺激下。不少志士仁人又转而学习苏联，希望走苏式社会主义道路。走这一条道路，取得过成效。但“苏化”道路，就迅速实现工业化而言，本质上其实也是依靠剥夺农民，通过剥夺农民对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对生产、产品流通、产品分配的自主权，乃至若干人身自由权利，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对劳动力流动的全面控制。这一条道路，使广大农民付出了沉重代价，也遭遇到亿万农民各种形式的抗拒而最终无法走通。
从孙中山开始，许多人很早就已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根据中国农民是小农经济的农民这一最基本的国情，发动广大农民起来进行以平分土地为核心的土地革命，让他们直接享有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的成果，赢得了广大农民对于这一革命的热情拥护和积极支持。这是新民主主义取得辉煌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改革开放中，广大农民重新获得了对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自主支配权，农田和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农村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产品市场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育，传统农业经济开始全方位地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变。农民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现代经营管理能力，培育现代精神、现代理念、现代素质，能够自觉吸收世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优秀成果来充实自己。中华文明转型路径的独创性，首先表现在广大中国农民成为现代化的强大的内在动力，而其前提则是他们必须成为这一转型的主要得益者。
2.成功地解决了大一统国家权力全能化绝对化和人的普遍自主自立相悖和对立的问题。
“西化”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苏化”是取消市场经济和消灭自由资本主义而走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官僚资本主义。经过一个多世纪艰难探索，中华文明转型终于明确，唯一正确的路径必须是将国家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大一统国家中，由于各级政府掌控着国家和地方经济命脉，直接掌控着各种生产要素的主要分配权，政府实际上成了“经济人”。利益的驱使，必然会形成大量权力寻租、权力越位、权力缺位问题。权力本身，成为牟利者追逐的目标。这就和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的普遍的自主自立相悖，甚至形成尖锐对立。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一是使国家权力从全能主义的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化基础上的有限权力，变成真正受有效监督、制约、制衡的权力；二是使公民社会公众社会健康成长、早日成熟，真正成为全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目标就是将国家政权的有效运作与主导作用同人民大众真正当家作主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将国家权力变成严格在宪法与法律规定范围内运作的有限权力，借助成熟的公民社会与公众社会对于各级权力实施的有效制约、制衡与监督，确保各级政府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省级与县级地方权力机构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国家总战略的主导下，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协调，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既都充满活力，又不会走向互相对立，更不会走向互相冲突、互相对抗。
3.正确解决了人的异化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相悖和对立的问题。
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除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重大差异外，还面临着现代文明下人的异化所带来的新的问题。现代化所造就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比较充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将人引向了新的异化。现代文明一方面带来了人的新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异化。二者常常是一体的两面。
如何在中华文明转型过程中，既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又克服现代化所带来的新的异化？坚持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未来发展的最根本的准则，将是一条既具有独创性又具有普适性的路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将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精神生活、人的政治生活、人的社会生活作为整体综合加以把握。人的知识传授、积累、更新、创造，不仅是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人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需要。人除了知性生活、知性世界外，还有情感生活、情感世界，还更有德性或神性或佛性生活、德性或神性或佛性世界，即人还有比物质生活及知性生活、情感生活更高的意志生活，这就是人的理想、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人向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样一种境界的追求。只关注物质生活的发展，有片面性，精神生活中，只关注知识水准的提高，只关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水准的提高，将人文的发展、艺术的发展、信仰和意志的发展，都从属于经济建设或政治秩序，同样有片面性。人文的发展，艺术的发展，信仰和意志的发展，能够“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取于欲，两者相持而长”（《荀子·礼论》），它们都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轴，正在推动工业化进程和生态化相结合，城市化进程和人性化相结合，市场化进程和社会公平化相结合，世界化进程和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相结合，还推动着经济成长和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密相结合，推动着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东部中部和西部、汉族和所有其他各民族的协调发展。
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的德性、知性和诗性的发展，既相统一，又相矛盾。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既是全球化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自身创造性的转化。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推动着中国在传承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伟大创造。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继承了中国人本主义传统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又高于这两大传统，它不仅对中国的今天与未来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世界的今天与未来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明的转型已取得辉煌成就，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重要的是一步一个足印。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摘自《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原文约18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