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从五四时期众声喧哗的报刊话语到后五四主义话语的崛起，公共舆论所寄身的文化空间面临急剧的分化和压抑，而从中心到边缘的信息和意见传递，存在一个层级传播和反向作用的复杂过程。地方刊物形成多元而错杂的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了自下而上对于政治权威的抗争意识，并以省籍为单位形成了一种多元主义的地方竞争意识和公共文化。青年成为各种新创刊报刊中想象的政治主体。青年的政治责任、政治能力和政治勇气等维度成为以青年为主要受众的期刊的论述主题。在一个后五四反精英主义的历史语境里，平等理念和阶级话语等更是引发不断激进化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想象。

关键词：公共舆论；秩序构建；发刊词

一、引   言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2017年10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正式写入党章。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进一步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五四及后五四时期的公共舆论与社会思潮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张灏、林毓生等都有专门的论文或著作涉及这个主题，而王汎森的《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高力克的《五四的思想世界》、许纪霖的《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杨国强的《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作品都触及如何理解五四和后五四时代中国社会和思潮的演变。但纵观这些研究作品，大都是聚焦现代中国思想界精英的经典文本，本文试图将眼光朝下，转向地方视野来探测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如何参与政治秩序、文化秩序和心灵秩序的重构，考察影响这些从中心到边缘的思想讨论的基本议题，进而从地方和公共舆论视野出发做一个思想史的“加法”（葛兆光语），试图呈现后五四中国社会公共舆论光谱的复杂图景。

1919年底，访华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家杜威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以“大学与舆论”为主题的公开演讲。他对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师生提出了这样一种期许：“中国今日有多少专门人材都加入作官一途，就是因为没有充实的舆论底监督，作了官便可任意横行的缘故。只凭了宪法和种种规律来治理国家，这个时代过去了。近世国家，无论什么事情底处理，都要依趋舆论底方向：舆论就是真实的政府，真实的指挥。大学自然是个养成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材的地方，他还要养成制成舆论底‘领袖’；凭他们去指导人民，使全国人民对于政府各样事情底处理，有明白的赞成，也有明白的反对。然后才能有社会底‘力’，才能有真实的民治！”蔡元培主持改革后的北京大学将自我定位为研究高深学问的空间，也是培养现代专业主义人才的场所，而在杜威看来，作为身处转型时代中国的大学，除了促成现代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创造之外，还应该注重大学的公共职能，即培养能够引领时代风气、造就公共舆论的人才，进而通过这种从大学向社会的知识扩散和传播，来夯实社会基础和培养一种“社会力”，并借助这种社会力来反向影响甚至监督政治权力的运作。在后五四的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社会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潮流，而这种重新发现社会的思潮，隐含的意味就是对民初之后知识界思维惯习的反思，这种惯习主要体现在过度关切政体和上层政治的变革，而相对忽略对社会层面的自我更新和对公民文化养成的反思。这种历史潮流影响了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杜威的中国弟子。从五四到后五四，从1919年到1925年前后，正是张灏生前学术思考聚焦的“转型时代”的后期。转型时代的前期，中国思想界的主要趋向是从晚清追求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追寻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转型，而从五四到后五四这段时期，因为民初共和政治的挫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带来的影响，中国的思想界又存在一个从个人主义向集团主义，从多元启蒙到革命政治的转向。

五四之后，受新文化运动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中国各地纷纷涌现各种刊物，一些刊物是晚清民国常见的同仁刊物，还有一些是各级各类学校举办的刊物，正如北京大学的《新潮》一样，是依托于学生群体而面向社会发行的，还有一些是面向市民或商界的大众媒体。本文主要依托后五四时期的这些知名或普通刊物的发刊词，来勾勒这个时期试图通过舆论影响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报刊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的地图，进而更好地厘清后五四时期公共舆论和秩序构建的思想路径。显然，从这些报刊发刊词的诉求和宗旨来看，言论、社论或者说政论对报刊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新闻，对于新闻事实本身的搜集、挖掘和重建这一新闻专业主义的取向，在这些发刊词里要么未被提及，要么语焉不详，以意见和言论影响政府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也说明，从晚清开始的中国人自办报刊其实深受中国士大夫“文人论政”思想的影响，意见比事实更重要，也就意味着，在报馆里主笔比记者的地位更突出。比如这一时期创刊的《中国公论》就如此阐明其主旨：

《中国公论》胡为而发刊乎？欲实现我中国国民公共之要求，宣泄我中国国民公共之意见。一切以国家民族之公利公益为前提，绝不容纳一党一派之偏私，而树立一种主张公是公非不屈不挠之公论也。中国国民公共之要求为何乎？我民族生存之确保，我民族障害之排除，我民族新国家之创造是也。中国国民公共之意见为何乎？即我国民人格之修养、革命方略之讨论、建设计划之研究是也。

彰显超越党派的公共意见和象征民众意愿的公共利益，成为刊物当仁不让的责任。面向更广泛读者群体的《京报副刊》在发刊词里强调舆论对政治的监督作用和对民意的代表功能，进而突出通过报刊来养成有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的公民的重要性：“我们确信：政治纷乱而无整理的方案和指针，则愈加纷乱乃是必至的结果！在今日的中国，空谈政治固不足以邀政府的一顾，然而给民众以一般政治的智识，谋人民根本的自觉，在效率上总可说‘聊胜于无’！我们同时也确信：一个民治的国家，是建筑在有政治训练和政治智识的全国人民和可以代表民意的健全舆论上。虽然治事的政府，也不无关系。因为没有有政治训练和政治智识的人民，何以能组成为国治事的政府？没有足以代表民意的健全舆论，何以能监督政府？何以能发出民意？”这一点胡适在《政论家与政党》一文中有深入的分析和论述。他自认为与其同道中人都要扮演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角色，这种政论家“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而不问这是哪一党的人与哪一派的政策：他们立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自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甚至一些影响较有限的地方报刊，也义正词严地声称要承担指导社会的公共责任：“夫文人有启迪文明之天职。报纸为指导社会之机关，是以邦国盛衰，文人是视，风俗趋尚，报纸是系。故不为文人则已，固为文人，亟应以真实学问，匡扶行政者之所不逮。不宜投浊世所好，而博时名。故不欲创报则已，固欲创报，亟应秉正当言论，纠正社会之盲从，不宜随波逐流，以获大利。”

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1926年新记《大公报》附属的《国闻周报》，在发刊词里就难得地强调事实挖掘的重要性：

夫医者治疾必探病源，法吏断狱先审情状。欲使新闻所表现者悉为是非之公，则论断所加，先必基于正确之事实，否则虽极口诛笔伐之能事，受之者固漠然无所动于其中，甚至端人正士痛心于求全之毁，而巨奸大猾反玩弄社会心理于举世不知不觉之中，斯真世道人心之大忧。初不仅新闻家一时之过失已也，吾人苟欲建造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是非之基础，于是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此同人所由。三年以来，屏除百务以从事于通信事业，盖欲搜罗社会各方之事实，一一写照于国人之前，以供其自由判断而为构成真正舆论之资料。

没有事实，何来判断？没有真相，何谈是非？舆论的权威性要依托于真相和事实，否则就是捕风捉影，或者是基于个人偏好的主观臆断。

公共舆论是现代中国公共领域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对于事实的深度发掘和对于理性意见的呈现，又是构成健康而独立的公共舆论最重要的基石，有着这样的公共舆论和公共领域，才有传统社会大大小小的有机体瓦解之后重建秩序的可能。地方刊物着眼的是从地方看中心乃至世界，而从传统中国的脉络而言，地方甚至往往蕴含着天下意识，所谓藏天下于地方，着眼于地方的政治批评也就获得了溢出地方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对于地方和全国的秩序构建都产生了意义。青年文化始终是理解晚清以降的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维度之一，对于青年文化的内涵和多元性的公共讨论，其实是试图为现代中国的秩序建构提供一个重要的价值主体。如果青年人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实现一个长治久安的中国的愿景就不再遥不可及。后五四时期公共舆论一个特别具有争议性和动员力的议题是平民主义和阶级意识，平民主义意味着对传统士农工商等四民社会构成的以士大夫为领导阶层的精英主义文化的翻转，而阶级意识更是脱胎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述。两者的结合其实就是将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边缘化，底层无产者取而代之来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建构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文化秩序和心灵秩序。

二、地方刊物与政治批评

五四时期本来是一个充满内在紧张性和多元性的时代，也是一个国民意识狂飙突进的时代。在短短几年之后，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情绪就从山巅跌入山谷，现实的愤懑卷土重来，而急于改变现状的心理能量也在重新凝聚。雷殷为《民大月刊》撰写的发刊词准确地拿捏到了这个时代变迁的草蛇灰线：

自五四运动伊始，出版界之发达，日新月异，姑无论其内容如何，及贡献于社会者何若，而国人学问欲之发达，已难能而可贵矣。意者欧战告终，迷梦方醒，亚洲民族五千年蕴蓄之文明，将由斯萌芽滋长而发挥光大之于世界也欤？第五四运动，距今才五六载，始则风起云涌，气象万千，继则缓慢弛懈，趋于寂静无声。今则神消气沮，将就衰息。本校恝然忧之，特鼓其余勇，组织斯刊问世，非敢谓必竟五四运动未竟之功，特勉强为之而已矣。……西方文明，既随大战而破产，向有之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体组织、国家组织，大有根本动摇，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社会改造之风，既挟大戈壁之沙砾以东来，帝国主义之说，复鼓太平洋之波涛而西撼，将拒之欤，抑迎之欤？将萎缩而慑伏于其下欤，抑奋起而扑灭之欤？皆本校亟愿与国人熟商者也。

一战的爆发使一部分从晚清开始思慕和追随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幡然醒悟，重新认知中国的文明与传统；以西方民主与科学文化为目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顿挫，也让中国知识分子认知到光靠漂浮在中国社会上空的舶来观念无法真正地改变中国社会。由此，社会改造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而在这个潮流中，社会科学大有取代民主与科学的趋势，成为后五四时期追求进步的中国青年的新大经大法。

对政治现状的批评成为后五四诸多报刊的共同旨趣，而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愤懑，往往又与对未来的强烈期待，以及通过对现状予以彻底改造而迅疾抵达未来之梦的充沛信心交融在一起，形成这个时代公共舆论的一种精神底色，对民国的失望和批评就触目可见。即使偏处陕西的地方刊物《秦钟》也在发刊词里强烈地谴责：

民国成立，于兹九稔矣。回想过去八年吾侪之生活，其在共和国乎？抑在专制国乎？所贵乎民国者自由而已矣。八年以来，吾侪果有一日之自由否耶？外则强敌侵陵，内则军阀跋扈，牺牲我财产，剥夺我生命，拑塞我口舌，摧残我舆论，蔑视公理，蹂躏人权，吾人之不自由，既已如彼其甚矣。而精神上则旧伦理拘束吾人之思想，恶习惯墨染吾人之情性，浊社会减削吾人之能力，使吾人天赋本能莫由发展，终日沦胥于狂风骇浪之环境中，而不克摆脱，以自拔于人生最乐之域。甚至不胜苦恼，愤而自杀者比比皆是。此数千年来专制之流毒也，民国肇造，革其名而存其实，仅有皮毛之变相，而无澈底之改革。故遗此辈贪官、污吏、军阀、财虏，以为吾人生活之蟊贼。及虚文、溽礼、恶风、浊俗，为国家进化之障碍物焉。

内外交困，进退失据，民众陷入外有侵侮、内有军阀的双重重压之下，而在作者看来，民国徒有其表而匮乏其实，在共和民国的外衣下隐藏的仍旧是数千年专制文化的遗毒，因此才会有愤懑于现状而自杀的青年。更有《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在创刊号中直陈当时中国的各种军阀政治乱象：

现在中国的一团糟！一方所谓“中央政府”，直接受巡阅使的指挥；神圣的国民代表，向保定的太上总统行九叩首礼，想领津贴；又在那里闹甚么“最高问题”，想拥出一个冥顽无识的军阀曹锟来作总统。一方各省“督军”“总司令”“民选省长”“善后督办”等，假联省自治为名，实行封建式的割据；搜括民脂，丧失主权的行为，不遗余力。甚么教育、实业、交通、文化、外交……在他们的脑中简直没有，在发展兽性的时候，不惜摧残，或者随着几个领袖军阀在报纸上打几个通电，也不外乎争地盘作用。

政治的失序导致中国民众心灵失序，政治乱象呈现的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失败，而在这种无序与混乱之中，过渡时代所特有的矛盾现象不仅在政治上彰显，也在社会生活上体现出来。李大钊曾敏锐而深刻地揭示出这种从日常生活到政治文化随处可见的悖论：

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那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又想起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旧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谓信仰自由？又想起谈论政治的，一面主张自我实现，一面鼓吹贤人政治。自我实现是新的，贤人政治是旧的。既要自我实现，怎行贤人政治？若行贤人政治，怎能自我实现？又想起法制习俗，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纳妾的习俗是旧的。既施刑律，必禁习俗；若存习俗，必废刑律。

相对于民初将希望寄托于政治体制的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在政治与文化的两难选择中重新回到文化与思想本位的变革之路，到了后五四尤其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再度走向激进主义政治的路途，而且是以政党政治和革命文化的面貌呈现出来。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种杨联陞所言的“朝代的竞争”的话，那么民国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一个地方之间的竞争。这从各种地方自治的浪潮和所谓模范省（比如山西、广西等）的地方形象的构建中可以管窥一二。从公共舆论的视角来看，晚清开始，以省籍为单位的报刊群星闪耀，而以留日学生创办的这种刊物蔚为大观，构建的是一种以省籍民族主义为单位来想象共和国的言说路径。而且，与一般常识假定的不一样，这类地方刊物并不因为“地方性”而丧失其批判性，恰恰是从地方出发，形成了更为激烈的批判话语。我们可以从几种地方刊物的发刊词领略其精神。最知名的地方刊物之一自然是《湘江评论》，青年毛泽东为其撰写的发刊词在理想与现实、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间截断众流，义愤填膺地抨击现实的同时又构想着一种未来的“中国梦”：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对现实强烈的批判与对未来的乐观两种情绪纠结在一起，青年毛泽东那种独断的意志论和早年在《伦理学批注》中呈现的强烈的个体主义精神，弥漫出一种特有的感染力。

广西的刊物《桂风半月刊》则呼吁用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来应对中国的乱局，并认定现代的政治正当性应该来自人民的同意，而人民应该成为政权的主体，不应该成为被各种政治势力操控的对象：

我们的希望是要：扶植民治，使政治清明，入于轨道。民主政治，政权是应该操诸人民，不应受军阀、政阀、绅士阀或某种阶级的操纵。我们要尽民主国国民的义务，收回我们已失的利权，我们便要联合全省民众去努力奋斗，来解放我们现受黑暗政治遏迫的痛苦。林肯说的好：“国家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总之，我们的祈望正是要使广西达到“民治、民有、民享”的广西。

民众的意志通过合理的形式凝聚和表达出来，形成一种体制内外的政治力量和公共领域，进而形成对于政治权力的引导和约束。河南的刊物《河南自治周刊》则倡导以民治和自治精神，来养育一种公民文化和“国民公共心”，换言之，构建抽象的国家与个体的民众之间的联结纽带。民治意味着一种民主的精神气质和政治运作，而自治则象征着对五四散漫无边的自由精神和无政府主义气质的自我约束，个体成为自我管理的终极末端。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河南自治周刊》要培育的恰恰是一种自下而上代表理性的中间力量：“今日者神州分裂，中央既乏集中统一之实力，地方复无自治机关之保卫。彼一二野心家，乃欲利用时机，逞其割据称雄之志，而虎视欲逐之列强。方将以我国国权种种之能否收复，即视我国民自治事业之是否发展为权衡，国际地位，于焉攸关。如是则办理自治，洵足为国家之续命汤。苟仍习故蹈常：如前此十余年之措置乖方，虚悬自治之名，未获自治之实，将豆剖瓜分，祸不远矣。民国国体，宜重民治。国会重开，护法有灵。此后自治事业，自当循名责实，锐意刷新。”自治力量一度成为民初地方政治想象的核心，希望形成某种联邦主义式的中华民国政治架构。

由此可见，后五四时期的地方刊物，除了从地方视野来讨论公共事务，还有着强烈的天下意识和批判精神。地方从来不是中心或者中央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而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极为重要的成分，从地方出发的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府效能的培养，在地方报人和知识人视野之中，恰恰是公共舆论的题中之义，也是构建政治秩序最重要的一环。

三、青年文化与政治意识

五四运动最大的后果之一是让中国社会各界发觉青年群体的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而从晚清开始的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对于青春的崇拜，至此发展到一种极致的地步，李大钊的名篇《青春》足为表征。青年被赋予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之中，青年也被形塑为特定的社会角色，被想象为新陈代谢的历史主体。在后五四时期新创办的报纸和期刊中，青年文化仍旧是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青年被赋予改造社会和世界的时代使命。青年既是认知政治结构和时代精神状况的主体，同时也是改造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行动主体。青年人对现实的认知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对未来世界具有激越的趋向性和想象力，而从灰暗现实转向理想未来的历史路径，则更是由于青年人的群体意识、自我期许和以道自任，似乎在印证梁启超所谓“少年强，则中国强”的青春精神。在这个时期，很多社会和学校的刊物都直接以青年命名，比如《爱国青年》等。张灏在讨论转型时代的危机意识时，曾经极为深刻地指出其内在的三段结构，即：“一是对现实日益沉重的沉沦感与疏离感；二是强烈的前瞻意识，投射一个理想的未来；三是关心从沉沦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应采何种途径。”这种危机意识的内涵恰恰与青年群体的感觉结构高度吻合，青年人对现实的黑暗与朽败最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而又通过对未来的强烈憧憬给予自我一个突破现实的时间结构的动能，他们也更为关心怎样从此岸世界抵达彼岸世界。

《爱国青年》的创刊号旗帜鲜明地倡导青年应该承担政治责任：

要请觉悟的青年们注意政治：中国的政治一天不上轨道，军阀的祸乱一天不会停止，列强的压迫一天不能解除。所以今日中国民族和人民生死存亡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五四运动以后，多数的中国青年们，已经有了普遍的觉悟了。可惜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不能联合民众做健全的政治改革运动。虽然所谓文化运动的精神，很足以表示青年研究兴趣的扩大；只是他们为了这些，注意力便非常涣散；对于我们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反而减少他们热烈奋往的精神。我们固然承认青年学生的要事，在于求学；我们也承认一个入正轨的国家，政治意识政治运动中坚应在于成人社会。但一个危急的国家，靠着青年政治运动的先导，而得建设安全的，是现在民族里常见的事情。

政治问题是中国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源，政治制度是根源性的，而文化与社会是派生性的，在这份杂志的眼里，五四运动之所以影响有限和无法持久，就因为没能与民众实现广泛的联合。青年学生究竟是救国不忘读书，还是读书不忘救国，这在当时也是争论不休的话题。这份刊物也承认救国本来应该是成年人的政治责任，但成年人不济事，只能靠青年学生来冲破社会和政治的桎梏，而自晚清以来，以新学生群体为主体的中等社会就是中国人寄予厚望的。

后五四时代最具有标志性的青年刊物应该是中共主持的《中国青年》。作为编辑的恽代英、张太雷和萧楚女都是一时之选，他们在这个风云突变的时代以这份刊物为阵地，成为一个时代的“灵魂引路人”。很多追求进步而心陷苦闷的青年正是通过阅读《中国青年》的文章，并在与编辑的通信中逐步经由民族主义而走上共产主义之路。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倡导青年应该要有做事的能力和勇气，不要掉书袋做冬烘先生，也不要梦想做隐士和名士，尤其倡导一种强健的体格和精神。这也是对重文抑武的中国文人传统的一种拨乱反正。发刊词如此强调：

青年要学得做事，要用做事以学做事。青年是需要读书的，要读指导怎样做事的那些书。但是同时要做事。只顾读书而不做事的人，纵然把指导做事的知识学到手中了，他会失了他做事的习惯。《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要介绍一些强健伟人的事迹与言论，亦要用种种可以警惕青年的材料，以洗刷青年苟且偷惰的恶弊。中国希望她的国民都能尽他的责任。中国需要强健的国民，只有强健能救拔我们于习俗之中。只有强健能使我们避去魔鬼的诱探。只有强健能打倒一切魔鬼，为中国前途开一个新纪元。

早在1919年，恽代英就曾在日记里强调读书人做事能力的重要性，以及从社会实践中学到的东西远比课本知识有用：

我想最要紧的，学生应该知道读书以外的职分。我们现在的学校，多从日本或欧美抄袭而来，所抄袭的，又多是十九世纪的旧式。所以，这其中有许多不合于国情时势的地方。这如何能适应于我们的社会，完全在学者自己思索，自己变通。现在学生只知读死书，亦怎怪没有用处？又中国一般业儒，四体不勤，两千年已是如此，从书上学的，只知从纸上写去。所以，白面书生，为无用的代名词。这是平素不活动做事的错。做事的本事，惟有从做事上学。现在预备做事的人，却只知读书，这完全不是正当的预备。

另一份题名为《青年友》的刊物则延续着清末以来的青年崇拜，将中国社会变革的希望全都寄托于青少年身上：

社会中最宝贵的份子，莫过于少年；岁序中最宝贵的时期，莫过于青春：因为少年是人群的精华；青春是生长的气候。我们若要拯救中国，造福世界，必得在青春少年的身上着手。什么是少年？就是老大的反面。老大的人，多半没有进取的心，精神衰颓，志气昏惰，玩日愒岁，生气全无；至于少年呢，事事猛进。他的精神充足，敢作敢为；他的志气坚忍，所向无阻；两下一比较，少年人应该怎样才算不辜负？那就更可明白了。

不仅面向社会的青年刊物积极倡导这种关切政治和改造中国的精神，一些校园刊物也同样积极鼓吹青年人应该具有一种政治勇气和践行能力来投身社会改造。比如《民大政治学会月刊》就在发刊词里如此写道：“社会不良固然没有良好的政治产生，然而，没有良好的政治，社会又焉能进步呢？这是解不开的连环，牵着藤条枝叶动，抛开社会谈政治固然没有功效，但只改造社会而不顾政治，也是澈底地改善不了的。”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复杂地纠结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连环，就如当时另一个连环——社会进步究竟是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一样，显然历史的钟摆从五四知识人胡适、鲁迅等主张的文化优先论又摆荡到政治优先论。当时另外一份主要面向学生的刊物《白虹》更是从社会黑暗的改造直接跨越到革命文化的宣扬：

阅者诸君！幸勿误会白虹月刊，是一种通常所谓的革命月刊，我们固然不讳言革命，却不空言革命，也不附和革命，因为现在的社会里许多的罪恶，都假革命的名誉以行，———尤其是政治革命，我们的精神，在打破社会的一切坏的风俗习惯，攻击一切伪的道德人心，树立正当的社会观与人生观，养成健全的青年的人格，所以白虹的主旨：（1）鼓舞青年的正气。（2）鼓励青年的勇气。（3）团结青年的公共心。（4）开发青年的明确知识。

在一种革命文化的时代氛围里，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仍旧是后五四时期知识人着意追寻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这个时期，一方面是极度政治化甚至极端化的革命文化的无远弗届，另一方面也有仍旧坚持教育独立和思想启蒙的价值立场的知识人，也即坚持一种主义时代的去政治化立场。譬如众所周知的鲁迅、周作人和孙伏园等人创办的《语丝》就坚持了这一准则：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著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著这一方面努力。

从晚清的新民到五四的新青年和后五四的少年中国学会，青年一直是现代中国政治动员的对象，也是改造现代中国的政治主体。正如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的主客体转变一样，青年群体既是试图改造中国社会和塑造未来中国的“中等阶层”，又是各派政治力量动员和吸纳的对象。这些后五四刊物的发刊词聚焦于青年群体，其实也折射了时代的一种浪潮和风向，强调从青年开始的政治抗争才是抵达一个更好的中国的可靠途径。

四、平民主义与阶级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精英主义的价值追求和趋向，也有平民主义的文化自觉和社会取向，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张灏提出的“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的题中之义。从五四到后五四时期，一个明显的历史变迁就是从多元的启蒙走向相对一元的革命，而五四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精英主义到了一个平民主义文化主导的时代就显得格格不入了，反精英主义成为革命年代的精神底色之一。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调色板上，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知识精英和文化贵族的色彩，而因平等、阶级等议题而诱发的激进政治思维逐渐主导了这个时代的思想基调，由此而生发出乡村与都市、上层与下层、资产者与无产者、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诸种对峙甚至冲突的情绪。从后五四时期创刊的各种期刊的发刊词中也可以管窥到这一点。

温和一点的刊物自称是平民之友，它对精英不够关注民众的生活和思想状态这一情况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但仍旧是站在一种启蒙者的精英立场来构建舆论，对于平民仍旧是居高临下的姿态。比如《人生》杂志就在发刊宣言中声称：

本刊注重的方向：年来国内的出版物，多竞为高深学理的宣传，对于平民很少注意，故出版物虽如火如荼，仅足供少数智识阶级的探索，所以智识界年来虽很有觉悟，很有作为，而一般智识低下的平民，混混噩噩，不识不知，依然如故，一国里有多数醉生梦死的国民，国事怎能不日坏一日呢，社会里有多数混沌未开的人们，社会怎能望日有改进呢？本刊纯是向一般平民着力的平民良友，说理不务高远，但求切要，文字不取深奥，但求浅白。

还有一些期刊认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市与乡村完全脱节甚至撕裂，都市臃肿化而乡村空心化，应该促进两者的相互了解和互通有无，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健康多元的中国。比如号称为新农民代言的刊物《新农人》就如此阐发其旨趣：

本刊所以定名新农人，就是希望农人，个个都能随着时代进化，不至做落伍的人，这是发行本刊的第一旨趣。现在都市和农村，宛然成了两个世界，都市的文化，农人完全没有享得到；农村的情状，都市人也完全没有了解，这是什么原故？因为交通不便，交通不便可从两方面讲，就是：物质的和文化的，物质的，能够把铁路轮船邮电救济的；文化的，那是要全靠报章和杂志的流播；所以本刊今后的使命：一方面介绍都市的文化；一方面发挥农人的精神。这是发行本刊的第二旨趣。

而以劳动者代表自称的刊物《劳动旬刊》，则质疑精英阶层对劳动者的轻视甚至鄙视是缺乏道德正当性的，并挺身为劳动者辩护，认为是劳动者的勤奋与劳苦支撑着这个社会的运转，并指出劳动者并非天然抵触优雅的生活方式，而是他们缺乏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去打理人生。所以作为一份致力于讨论劳动者问题的刊物，其职责就是“供给劳动者的智识，改善劳动者的行为，提高劳动者的嗜好”，该刊发刊词以极为诙谐风趣而又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写道：

现在有许多自称有知识的先生，像什么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什么著作家，什么报馆主笔等等，见到我们劳动者，往往说我们呆笨，说我们龌龊不讲卫生，说我们习惯不好，因此不齿我们。我们住的屋子，他们走过的时候，是要掩着鼻子；连看都不肯看一看的。在轮船上火车上，他们不肯和他们一道的，他们的看轻我们，和资本家、官僚、军阀等一色一样。不过他们看轻我们的原因，不是直接说我们没有钱，是说我们不读书，不做好人，不爱好看。资本家的看轻我们，有许多人觉得他们是不对的。有知识的先生们来看轻我们，大家都反觉得不错。唉！天下真有这样没有道理的事呵！住洋房，穿洋装，坐头等舱头等车这种卫生，难道我们不晓得吗？读书，难道我们不喜欢吗？我们的所以不读书，不爱好等，实在因为我们读书爱好等种种机会，都被人家霸占去了。有了我们多数不读书不爱好的劳动者，所谓少数的学者教授等，才能够生存。

更具批判性的自然是从社会平等和阶级视角出发的论述。民粹主义和平民主义貌合神离，形似而实异，前者来源于俄国，民粹主义者因对上层精英不满，而将社会变革的希望都寄托于底层民众，认为底层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形态污染的纯粹的美德共同体，也是智慧的象征；而平民主义更多的是来源于中国士大夫的淑世情怀，从精英视角出发将平民的利益、道德和情感等放在首位来考量，尤其注重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对平民的处境和命运的关切。前者更容易与革命导向下的政治动员结合，而后者更常见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情怀和苍生意识。《解放与改造》就是从这样一种视角来理解人类历史演进的：

人类文明的开化，好像山上滚下来的一块石头，不会滚到半山而止，必定一直的滚到平地上。你看那文明史，最初是贵族阶级得势，后来士商阶级（Bourgeois）起了运动，立宪成了，士商阶级因此得势，现在农工阶级（Proletariat）又起了运动，必定也得势的。最初是一种民族开化，后来各种民族必定一齐开化了。这就好像山上的石头已经落在平地上，所以当面的问题，既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又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既然文化普遍了所有的各阶级各民族，就应该把人类全体做一个目标去求全人类均衡的幸福，不应该把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做目标去求他们的幸福。问题的性质既然明白，解决的途径也可以明白了。

这种论述的结构显示出转型时代知识人在认知上的一种含混、暧昧和悖论性，一方面似乎严格按照阶级演化的规律在论证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又具有某种超越民族和阶级的世界主义和人类主义立场，似乎在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道德原则作为社会变革的追求目标。《政铎》则在发刊词里指出：“今世国际间之倾轧，劳资阶级之冲突，被压迫民族之宛转呼号于刀俎之下；何莫非当轴者蔑弃公理，营私自利，恃强凌弱，尔诈我虞，相摩相荡，激而使之然乎？夫公理之义，即大学挈矩以平天下之道。纯以平等对待的关系而始成立，决无片面的权利义务，与夫逞快一己之私，抹煞天下之是非而不顾者。”

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阶级分化与贫富两极化等毫无疑问会带来一种抗争的政治甚至革命的动员，而五四后的刊物大多声称自身代表着被侮辱、被损害的被压迫国家和底层民众的利益。谢瀛洲就如此写道：

所谓革命，不过为被压迫者之反抗力之表现于外者而已。故革命实附随于不平等之事实而发生，且依着于不平等之事实而存在。……然革命不能免于流血，不能免于生命财产上种种之牺牲；革命事业之所以犹能得民众之同情者，以其能致一劳永逸之效，其代价在于将来耳；故实行革命之当时，不可不谋所以避免未来的革命之方法。革命之根基，既在于不平等，则欲避免将来的革命亦惟有铲除国际上、政治上、经济上之不平等地位，而使之回复至于平等而已。地位既平，则抑郁之气涣然冰释，反抗之力，无自而生，革命之惨，不复再见。

革命起源于不平等的政经结构，而要避免革命，就必须打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只有社会平等，民众才不会陷入政治性抑郁和日常性的愤懑之中。不平等造成的问题才是人生在世苦闷的根源，中国文化传统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等主义倾向。抱一就曾在《生活》杂志上一针见血地指出：

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求生活不得，是一大问题；不满足于其生活，亦是一大问题，物质上不满足，而生活穷困，穷困之极，乃至冻饿以死，今既时见之矣。精神上不满足，而生活愁闷；愁闷之极，乃至自杀，今又时闻之矣。天生人，予人以生活之资也，乃受焉而未尽其利；且予人以生活之才也，乃备焉而未尽其长，则生产问题起焉。一部人享优越之生活，致他部人求最低度之生活而不得，则支配问题起焉。人与人相处而有社会问题焉，究之，则人与人间之生活问题而已矣；国与国相处而有国际问题焉，究则国与国间之生活问题而已矣。

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舆论一个特别重要的转变，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引入和传播，这导致追求社会平等取代了政治自由，成为公共舆论更为切要的讨论主题，也成为投入中国社会变革的进步青年的首要诉求。在这种浪潮影响之下，精英文化日益被鄙视和边缘化，而面向民间和大众的平民主义文化迅速崛起。在这个历史语境之中，阶级分析、阶级意识等成为各种后五四时期创办的刊物关切的主题，而它所呼应的就是社会革命和阶级革命。因此，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王汎森所言的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个主义的时代，以及王奇生所言的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个革命文化高度竞争和内卷的时代。这在上文所分析的文本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

五、结   语

对于后五四的中国社会而言，政治、社会、文化乃至心灵秩序的重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这个重构回应的是晚清以后的社会解体、政治失序和心灵危机等。在这个重构过程之中，传媒、学校和学会都在通过各种途径发挥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出的巨大政治能量也激活了这些“制度性传播媒介”的潜能。从上文梳理的公共舆论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可见，后五四时代的中国，尽管就总体趋向而言是从多元向一元、从启蒙向革命转型，但这个过程并非清晰明了、一脉分明的，而是融“执拗的低音”（传统中国的回响）与“时代的强音”（革命中国的生成）为一炉，古今中西思想仍旧存在一种混合性和内在的交融性。当时的一份刊物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秩序就是从神权到军权到民权到人权的演进，这是对典型的欧洲启蒙叙事的化用：“真正的人类社会，正义的国家，建设在这种信条的上面，连续地向上发展；破此信条而向后退的社会国家，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不是正义的国家。现代的社会现代的国家，正向着人权支配的阶程上进化，我们为促进快快地进化到这一阶程，早看着人生的满树花，所以发刊《人权》。我们希望觉悟的人们，抱此信条的人们，大家起来同唱人权社会的进行曲！”而另外一份刊物认为，构建一个理想社会的终极思想资源来自中国的人文传统，尤其是中国的轴心时代———先秦的思想：“吾所持之主义，即以正义人道为基础，最反对者是强权，以予观之，全世界人类中之有常识者，当不以此言为河汉，至于以强权为护符之野心家，其所最惧者，无过于正义人道，此乃少数人之私心作用，因之吾人为自卫计，不应提倡狭义之强权主义，为一般野心家所利用，以暴易暴，永无和平之望。应当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用世界人类全表同情之正义人道，向强权者抵抗。即前面所引之孟子学说，‘以至仁伐至不仁’之义，去谋最后之胜利。”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仁政作为底色的社会，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如果没有正义和人道作为底色，就缺乏精神的力量和安顿身心的能量，因此也就缺乏一种神圣性。

对于五四和后五四时期的中国政治和社会而言，怎样重建秩序所必须依托的神圣性，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份敬畏和虔诚，所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规范都可以被随时颠覆、篡改或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其实从最深层的意义而言，也是在回应神圣性崩解、消散之后的重构问题。从五四时期发其端，到后五四时期蔚为大观的社会科学热，就是在引入西方的革命理论资源和俄国的革命政治经验，系统地回应这一时代挑战。社会科学成为陷溺在后五四众说纷纭、言人人殊的转型时期的诸多追求进步青年所亟须抓住的“大经大法”，它被认为里面隐含着中国社会化解危机、实现秩序构建的所有密码：“一方面，我们固要藉社会科学之研究与昌明，铲除现世一切不人道的罪恶与悲痛；而在积极方面，我你更要设法永远杜绝这些罪恶的渊薮，与悲痛的根源；使人世间一切渺小与狭隘的见解，化为伟大的和旷达的；使各团体各部落间一切残忍的斗争，化为阶级的消灭，和全体的谐和。”王汎森曾经切中肯綮地解释，为何在后五四时期社会科学会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社会科学’之所以在此时成为思想界的宠儿，是因为它与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等层面可以密切嵌合。它远远超过学术，是一种与人生的道路，政治、社会的未来，国家的命运，乃至整个世界的前途都环环扣联的新科学，人们既期待也相信它能够对以上种种问题提供清楚、确定、系统的解答。在当时青年心中，‘社会科学’一时成为解决各种问题的‘大小总汇’，它似乎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种种问题，提出一个认识框架及解答，真、善、美三个层次皆在里面，既是启蒙，又是救亡。人们得到一个确定的框架去思考过去、现在、未来、价值、行动的抉择与方向，这些都是以前庞大的传统思想体系所能提供，而新学术无法提供者。”或许“社会科学”是解读后五四时期的公共舆论和秩序构建较为重要的线索之一吧。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