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玉娟，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古罗马史。

摘要：“文明”（civilization）和“文化”（culture）形成于18世纪末的欧洲，是启蒙主义影响下的重要语言概念，二者都可追溯到古典拉丁语，但词根和意涵并不完全相同。civilization的拉丁语词根与“城市”有关，culture的拉丁文词根与“农业”有关。“文明”与“文化”拉丁语词根中的“城乡”元素与柴尔德提出的文明起源于“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的学术假说不谋而合。拉丁语“文化”（cultura）一词源于“耕种”（colere），衍生词“犁头”（culter）、“屠刀”（culter）和“服饰”（cultus）象征古罗马文化的各种特质。罗马人以此认识自己的文化，评价“他者”文化，从而形成罗马人独特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通过古典语言的接受史对现代“文明”、“文化”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近代思想和学术范式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键词：文明（civilization）；文化（culture）；古典；语义变迁

一、civilization（“文明”）一词的由来

civilization（“文明”）和culture（“文化”）作为独立的语词形成于18世纪末，是启蒙主义影响下产生的重要语言概念。civilization起初是18世纪中期形成的一个法语词汇；1772年，这个法语借词开始进入英语词汇表，1775年首次被收录到英文字典中；到18世纪末期，尤其是19世纪，civilization才具有“文明”的现代意涵：强调优雅的礼仪与行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科学发展。

“文化”一词的英文culture与civilization长久以来互相影响，不易厘清。18世纪末，德语Cultur（19世纪起拼为Kultur）作为civilization的同义词出现；19世纪末，英语culture与civilization也是同义词，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直到1900年，德国语言学家洪堡才做了词义区别：culture指的是物质层面的发展，civilization指的是精神层面的发展。

civilization和culture这两个近义词都源于古典拉丁语，但词根和意涵并不完全相同。civilization源自拉丁语civilis或civitas，与“城邦”密切关联。civilis的意思是“公民的”（亦译“市民的”），civitas的意思是“城邦”。例如，古罗马人把各城邦的（civitatis）法律称作市民法（ius civile），而把所有人的（omnium hominum）共有法称作万民法（ius gentium），相当于现代国际法。

civilis和civitas在中世纪的古典语言接受中保持其政治含义。14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城邦共同体”译成拉丁词语societas civilis（“公民社会”），用拉丁文civilis（公民的）对应希腊文politike（城邦的）。

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英语政治词汇civil society。英国神学家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在《教会政治论中》（1594）首次使用civil society一词。他说：“与个人所具有的孤独本质相比，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给人类本性予更大的满足”；“所有家庭的最高地位者，通常情况下都类似王者，当多个家庭聚集到一起，组成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时，这些王者就是最早的统治者。”显然，civil society是由societas civilis演变而来的。

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但丁（Dante）发明的一个新拉丁语词汇civilitas，它与古典拉丁语civitas有区别。但丁用拉丁文撰写了一部《论王权》（De Monarchia），他在书中首次使用了Civilitas humana（“人类社会”）这一概念。该词相当于一个理想国，其特点是政权世俗化，不受教会干涉。公民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但丁的Civilitas humana针对的是奥古斯丁的Civitas Deii（“上帝之城”）。在中古拉丁语境下，civitas指代神学共同体，而civilitas则指代世俗共同体。

17世纪启蒙运动时期，civilitas一词从意大利传播到西欧，衍生出古英语civility，但词义发生了质变。脱胎于古典拉丁语civitas的中古拉丁语civilitas仍保持政治性术语的特点，而中古英语civility的政治性意涵大大减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社会性术语，特指市民阶级“优雅的礼仪和行为”和“良好社会秩序”。

civility是启蒙时代“文明—野蛮”二元对立思想的产物，作为barbarity（“野蛮”）的反义词出现，具有“文明”的意涵。不过，civility在现代英语语言中不如civilization常见。civilization产生于18世纪中期，最初是一个法语词汇，18世纪末被收入英语词汇表，它最初的词义指“世俗的、进步的，人类自我发展的过程”，从19世纪开始，该词的现代含义基本形成，指“文明”、“文明的生活方式”或“文明社会的状态”。

二、culture（“文化”）一词的由来

culture是17世纪初期形成的英文词汇，与civilization相比，culture出现的时间更早，与古典拉丁语的关系更近：最接近culture的拉丁语词是cultura。该词有着较为复杂的词义演变史。

cultura原意是“农业生产”，最早的词源colere（原意“耕种”）。除“耕种”以外，colere还有居住、栽种、教育、崇拜等不同意涵，以及系列衍生词：cultus、culter、cultor、cultura等，其中cultus具有“文化”的意涵。

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观念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古希腊人的文明观体现了狭隘的族群意识，他们把非希腊人都称之为“蛮族人”（barbaros）。言下之意，只有希腊人才是“文明人”。罗马人虽然接受了希腊文“野蛮”，但他们表示“文明”和“文化”的词汇是一个与族群血统无关的humanitas和cultus。

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说：“所有这些人中，最勇悍的是比尔及人，因为他们住在远离行省文化（cultus）和文明（humanitas）之地。”与“文化”（cultus）相对的“蒙昧”（incultus）这一概念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也已出现。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把无文字（litterae），无知识（doctrinae）的人类发展阶段称之为“人类的蒙昧生涯”（inculta hominum vita）。。

从cultus到拉丁语同源词cultura，从cultura到现代英语“文化”（culture），发生了较复杂的词义演变。15世纪，cultura演变成古英文culture，该词继承了拉丁语cultura的“农业”意涵，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事物，如栽培和饲养，还特指一种农具“犁头”（coulter，后来拼写为culture）。17世纪初的英语文学中有“hot burning cultures”（烧烫的犁头）之说。作为“犁头”的culture是从古典拉丁语词汇culter（犁头）演变而来的。

15世纪的中古英语culture还有“礼拜”之意，由拉丁语cultus（“敬神”）演变而来，如西塞罗说：“罗马人和其他民族都敬神，都祭祀（cultus deorum religionumque sanctitates）”。

Culture的词义在英语中不断演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又引申出第三层含义“教育、教化”，并且逐渐成为主要意涵，还产生了一个衍生词cultivation（教化）。“教育”、“教化”的意涵在古典拉丁语中也早已有之。例如，贺拉斯说：“侧耳聆听师长训诲”（patientem commodet aurem culturae）。

Culture也指“某种生活方式”，如文化人类学家泰勒著《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0）。这层语义也源于古典拉丁语，如“恢复质朴的生活方式”（Rediit cultus agris）。

值得注意的是，culture与civilization的拉丁语词根中的“城乡差别”：civilization的词根为“城市的”（civilis），而culture的词根为“农业的”（cultura）。巧合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化传播论学派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多把“城市”和“农业”视为文明起源最重要的标志。

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在《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 1936）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从史前进入文明时代，先后发生了三次革命：“农业革命”（the Agricultrual Revolution）、“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和“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其中，距今1万年到8千年前在近东地区发生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狩猎—采集者转向农业定居生活，标志着文明的曙光降临（the dawn of civilization）；公元前3500-前10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建造了城市和国家，发明了文字和制度，“城市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civilization）。

柴尔德的“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假说与civilization和culture词根中的“城乡”因素之间存在的潜在联系不禁引人思索：以农业、城市、国家、文字、制度作为“文明”标志物的观念是否也来自古代罗马？

古罗马人的“文明”、“文化”观念往往隐藏在文字中。与现代“文明”和“文化”含义最接近的拉丁语术语是cultus et humanitas（“文化和文明”）。humanitas作为拉丁语借词进入英文词汇表后，语义发生了较大变化，英文humanitas的意思是“人性”，失去了“文明”的原意。cultus演变成英文词汇cult、culture、cultivation，其原始语义大多保留下来。

在拉丁语中，cultus具有多重语义，象征古罗马文化的各个层面。对cultus（“文化”）一词的古典语义考辨将揭示罗马人眼中的“文化”/“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文明/文化与“我们的”文明/文化有何不同。

三、城市、乡村与罗马文明

现代术语“文明”（civilization）的字面意义是一种“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意味着便利、富足和优雅的生活品质。古罗马人对城市生活的心态比较矛盾：一方面认为“城市”体现了罗马文明的优越性——塔西佗说：“日耳曼人中，没有一个部落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另一方面又担心罗马公民沾染了城市的奢靡生活习惯，导致意志品质衰落。相比之下，乡村生活似乎比城市生活更有益于身心健康。

公元1世纪的罗马作家科鲁美拉在《论农业》（De Re Rustica）中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赞美农夫的品德，把农村生活视为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

“即使一个国家（civitas）没有上述各行业的专业人员，整个国家（res publica）仍然能像上古时候一样繁荣。过去没有戏剧这一行业，甚至没有那些夸夸其谈的诉讼辩护律师，但各城市（urbes）都曾经很繁荣，将来没有这些人也能同样繁荣。但是如果没有人耕种土地的话，人们却显然没得吃也就无法生活了。”

“瓦罗早在我们祖父那个时代就抱怨说：‘一切像我们这样的一家之长都放下了镰刀和犁头（falce et aratro），跑到城里去了。我们是在竞技场和剧场里挥舞双手，而不是在田地和葡萄园里。’”

“当年真正的罗慕路斯的子孙是从不间断其狩猎和农耕活动的，并且他们以体魄强壮著称……而且他们中农村平民（plebs rustica）比城市平民（plebs urbana）受到更高的尊重。因为人们认为长期在家内工作的人，比在田野里耕地的人要懒散……在那个时代，国家领导人经常在农村生活，当需要进行国事讨论时，临时把他们从农村召唤到元老院来。”

“昆图斯·辛辛那提据说就是在田野中犁地（ab aratro）时接到召唤的，他来到城里受命为独裁官去救援一个执政官和他统率的军队。在胜利完成任务后，他比接受任命还要迅速地交出了军权，重新回到他的耕牛身边，回到了他祖传的4尤格土地上……同他类似的还有盖约·法布里奇乌斯和库里乌斯·坦塔图斯，他们以拿起武器战胜敌人时同样的精力耕种自己的份地（non minus industrie coluerit, quam fortiter armis quaesierat）……很多其他有名的罗马军人都同样以耕种和保卫祖国（vel defendendi vel colendi）的土地这种双重的奉献而负有声誉。”

公元2世纪的希腊演说家“金嘴”狄奥（Dio Chrysostum）在《优卑亚演说》中列举农村生活的好处和城市的坏处，认为从事农耕和打猎才是自由人最高尚的职业和生活：

“清白的穷人在城市里找合适的工作不容易，谋生也不易……清白的穷人最好离开城市，让城市只住有钱人，不容自由劳动者住在城里！”

“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在各方面比后来在城里成长的人更好，更温和有礼；城里培养出来的那些议员，陪审员和书吏们才真是又懒又蠢的群氓。”

由此可见，古罗马人的文明观与现代文明观有所不同。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城市化”的过程，“城市”是先进、富足的生活方式象征，“农村”则是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象征。然而，在古罗马人看来，“城市文明”固然是罗马文明高于蛮族的体现，但对于罗马公民而言，乡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有益于健康和美德。

古罗马的乡村生活以农夫扶犁耕种的形象为象征。拉丁语“犁铧”（aratrum）前端的“犁刀”叫culter，犁地的“农夫”叫cultor，皆与cultus同源，都是动词colere（耕种）的派生词，其他派生词还有colonus(雇农)、colonia（殖民地）等。因而，拉丁语“文化”（cultus）字面意思就是一种“犁耕文化”。

“犁耕文化”赋予罗马人更优秀的德性：罗马人靠农业劳动（cultus agrorum）获得食物和衣服（victus et cultus），蛮族则靠抢劫夺取财物。

西塞罗说：“如果不是由于双手的辛勤劳动，我们怎么可能从无生命的事物中获得好处？如果没有人的劳动，我们也不可能饲养、驯化、养殖动物，又怎能从动物那里获得好处？”

恺撒说：“他们（日耳曼人）对农耕不怎么热心，他们的食物中间绝大部分是乳、酪和肉类，也没有一个人私人拥有数量明确、疆界分明的土地。”

塔西佗说：“（日耳曼人）很多高贵的青年自愿地去寻找那些正在发生战争的部落……财源都是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的。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

“犁耕”（culter、colere）构成了拉丁语“文化”（cultus、cultura）一词的第一层意涵，代表罗马人早期的质朴品质和简朴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帝国时代，自耕农经济衰落，维拉庄园和拉蒂芬丁大庄园经济崛起。“农田荒废的可怕景象令人觉得也许经营农业真的对于自由人来说是有伤体面，在某种意义上降低身份，有失尊严！”。大庄园奴隶主依然以远离城市的田园生活为乐，但他们所推崇的文明生活方式不再是扶犁耕地，而是读书、写作，修身养性。

四、服饰与罗马文明

小普林尼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表达了城市生活的无聊和田园生活的愉快：

“如果拿一个人在罗马城度过的一天来看似乎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但在你离开罗马城到乡下后，你会更感到这些事无聊。那时你会回想自己在毫无价值的琐事上花费了多少宝贵的时光！我在劳兰汀别墅时时常如此反省，特别是当我又开始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时候，甚至在我修养身体时，我也常这样想……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愉快而有价值的生活！也许比高官显爵更令人向往。”

这里呈现的是一种有“教养”的生活方式。这种“教养文化”(cultus litterarum)，由“耕种文化”（cultus agrorum）的隐喻发展而来：知识的传授与学习的过程与农夫栽培庄稼，培育家畜的过程非常相似。拉丁语docere(“教学”)一词由de-colere合成，前缀de有“放下”、“树立”之意。de-colere“教育”的意思是把某些东西（知识、智慧）注入学生的心中，正如农夫把种子播撒入土壤。

与docere灌输式教育不同，另一个表示“教育”的词educatio则体现了教育是一种启发心智的过程，该词由ex-ducere合成，意思是“启发心灵中固有的理性”。ducere原意是“驱赶牲畜”，因而educatio也是一种关于畜牧业生产的隐喻。

良好的教育（recti cultus）使人变得内心丰富多彩（cultus animi），知识渊博（cultus litterarum），能言善辩（in verba cultis），举止文雅（cultus humanus），反之，缺乏教养的人则显得行为粗俗（cultus rusticus）。

“教养”构成了“文化”（cultus）的第二层意涵。一个人的“教养”不仅体现在气质、风度、言谈举止方面，还体现在身材、容颜、服饰方面。因此，除了研究学问，还需要掌握“修饰”的技巧。拉丁文动词“修饰”与“耕种”是同义词（colere）。兹引《拉丁汉文辞典》例句如下：

(colere)domicilium stramentis.Varro.以茅草覆屋。

(colere)corpora.Ovid.修容饰貌。

(colere)lacertos auro. Curt.以金饰臂。

formam augere colendo. Ovid.佩带增益其貌之美。

cultus除了“耕种”、“知性”之外，还有“服饰”的意思。服装得体与否能直观地反映一个人的教养文化程度。

服装是人与动物像相区别的第一标志。西塞罗说：“哪些东西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使人与野兽在食物和服装（victu et cultu）方面远远区别？”

服装也是罗马人的文化身份标志。第二次迦太基战争中，小西庇阿曾被人诟病：“统帅的服饰（cultus）不仅不是罗马的，甚至也不是军队式的：穿着希腊式长袍（pallio）和便鞋（crepidis）在运动场上散步。”

服装也是规范男女两性关系的标志。男人穿女人的罩袍（stola）被视为有同性恋嫌疑。哲学家塞涅卡说：“就像一个勇敢的男人穿着女人的罩袍（vir fortis stolam indutus）：尽管你的节操岿然不动，男子气概安然无损，你的身体没做任何羞耻之事，但在你手中有一面小鼓（注：指“阉人”）。”

服装具有区分等级尊卑的功能，穿著过分华丽的紫袍会引起图谋僭主的嫌疑。撒鲁斯特说，喀提林在家中“穿戴、饮食皆与王者相同。”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罗马人热衷于打扮、美容和装修房屋，美容、装修行业应运而生。但是，罗马知识精英对过度追求美容、装饰导致奢侈、虚假风气盛行进行了批评，甚至建议禁止美容、装饰行业及其从业者。

“染色，制造香水，男女头发的卷烫梳妆——今天男女两性在装饰头发上几乎同等注意——其他装饰，不仅衣服，还有用胭脂、白铅粉、各种油脂以及其他化合物装饰头发和皮肤，不外是试图把人装扮得年轻一些，画成伪装的假人。还有房子的装饰，屋顶、墙壁、地面都加以装饰，有时用油彩绘画，有时镶嵌宝石，或用黄金象牙点缀，或直接雕刻石墙本身。这些行业最好是城市根本不容许它们存在。”

尽管罗马人对过分讲究穿戴、美容的行为进行反省，但是相比于完全不懂修饰的蛮族人，罗马人却显露出一种高人一等的文化傲慢心态。

恺撒和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衣不蔽体，穿着寒酸：“（日耳曼人）遮盖身体的只是一片兽革或一块鹿皮遮布，身体的大部分都听其裸露在外面。”“日耳曼人从来不讲究衣着的装饰”（Nulla cultus iactatio）“在衣服方面，他们都披一件斗篷，用钩子束紧，要是没有钩子，就用荆棘代替。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衣服，终日围在火炉边。最阔气的人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另穿一件内衣；……他们也穿野兽的皮；沿河居住的部落的衣着比较随便，而内地居住的各部落则穿得整齐一些，因为他们不能从商人那儿得到衣服……女人的服装和男子们是一样的，不过她们经常穿亚麻布的衣服，缀以紫色的边，而它的上部并不放宽使成为袖子；因此她们的胳膊、肩膀和胸部附近都裸露在外边。……在每个家庭中，孩子们都是赤裸着的和很肮脏的……”

身体肮脏、赤裸，衣不蔽体，穿兽皮，佩荆棘，不加修饰，缺乏审美趣味，这些是塔西佗给日耳曼人贴的“野蛮”标签。不过，换个视角来看，保持“野蛮”状态，拒绝奢侈生活方式，更有助于培养勇敢善战的品格，才能更好地捍卫独立与自由。相反，那些自愿接受罗马教化，过上舒适、平静的生活的“蛮族”却变成了真正的罗马文明的“奴隶”。

恺撒在《高卢战记》开篇介绍高卢人的情况时就暗示，罗马行省文化对高卢人的分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继而在第6章指出高卢人逐渐丧失“勇武”精神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所有这些人中，最勇悍的是比尔及人，因为他们离行省文化和文明（cultu et humanitate）最远。”

“过去有一个时期，高卢人的英勇超过了日耳曼人……正因为它们处在和日耳曼人同样的贫乏、穷困和艰苦环境之中，就也采取同样的食物和衣着（eodem victu et cultu corporis）。但是高卢人因为邻近我们的行省，又接触了海外的奢侈品，日用品供应充足，就逐渐屡战屡败，自甘堕落，就连与日耳曼人对决的勇气也没有了。”

罗马文明通过商人和高卢人的传播，也使部分日耳曼人间接受到影响。“按照日耳曼人的标准，乌皮人也是一个很大而且很繁荣的国家，比起他们其余的同族人来，要文明一些，因为他们的边境紧接莱茵河，商人们常到他们那边去，再加上因为与高卢毗邻，不免逐渐染上高卢人的习俗。”

塔西佗说，罗马人在不列颠行省的统治使当地居民逐渐沦为罗马文化的奴隶。“这些从来不接受拉丁语的居民现在居然学起罗马人滔滔不绝的辞令来了。并且，他们也以穿着罗马人的衣裳为荣，穿托迦之风大为流行。他们逐渐为一些使人堕落的器物设备如柱廊、浴池和风雅的宴会等迷惑。所有这些正是他们被奴役的一种方式，而他们却愚笨地把这些东西称为‘文明’。(humanitas)”

城市、农业、教养和服饰成为罗马人与蛮族相区别的文明和文化指标。不过，cultus的最后一层意涵“敬神”却不唯罗马人所独有。

五、献祭与罗马文明

以上colere/ cultus的多种意涵都属于世俗性质，除了这几层含义之外，还有一层宗教性质的含义：“敬神”、“尊敬”。例如，cultus religionis （“宗教仪式”）、cultus deorum（“敬诸神仪式”）。这层含义是如何由“耕种”演化而来的呢？

“耕种”与“祭祀”看似毫不相干，但耕地的犁头叫culter，祭祀时宰杀牺牲的屠刀也叫culter。从“犁头”（culter）到“屠刀”（culter），从“耕种”（cultus）到“祭祀”（cultus），从耕地的人（cultor）到祭祀的人（cultor），从而完成了colere的词义演化。

“屠刀”（culter）作为祭祀(cultus)的象征物，体现了罗马文明的宗教属性。古罗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都离不开宗教的参与。宗教在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影响力大为不同。从“文明”一词构造的演变也能看出古今文明特性的差异：现代“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词根civil意味着“世俗性”；而古罗马文化（cultus）带有“宗教性”。

罗马人敬天礼神，以“虔诚”（pietas）为美德。“敬神”（cultus）构成古罗马文化（cultu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总结罗马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就在于“顺应天命”：“罗慕路斯掌政37年，创立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国家支柱——占卜（auspicia）和元老院”，第二王努马“确立了能使国家长久存在的两件事情：敬神（religio）和宽仁”，“罗马人民强大起来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智慧和制度，并且完全顺应天命（adversante fortuna）。”

罗马人认为“敬神”是罗马的民族特性，他们对于外邦人的评价往往也以是否“敬神”为标准。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最大的对手迦太基将军汉尼拔被罗马人认为是一个“邪恶”之人，因为他既不守信，也不敬神。李维说：“此人兼具勇敢与邪恶的天性：他残忍之极，无人能比，对人毫无信义，对神毫不虔诚（nihil sancti），无畏神灵（nullus deum metus），不守信用，不尊祭礼（nulla religio）。”

李维又借西班牙蛮族部落首领之口赞美罗马人的敬神和正义，抨击迦太基人的邪恶：“他们只是身体在迦太基人那里，心灵已经在崇敬法律和神明（ius et fas）的人方面。无法再继续忍受暴力和不公正的人们，怀着恳求逃到神明那里。”

在某种程度上，罗马人似乎把布匿战争解释成“不敬神”的迦太基人与“敬神”的罗马人对抗，其失败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罗马人对高卢、日耳曼地区的蛮族的看法却有所不同。在尤利乌斯·恺撒和塔西佗的笔下，高卢人和日耳曼人虽然显得形象粗俗，文化落后，既无城郭，也无文字，不事农耕，专营抢劫，但在宗教生活方面，他们的虔诚不输罗马人。

恺撒在《高卢战记》中对高卢人的宗教习俗进行了客观报道，对高卢人的活人献祭，他表示可以理解，还用罗马神的名字称呼高卢人的神。

“所有高卢各族都异常热心于宗教仪式，因此，凡染重疾的人，或即将参战，出生入死的人，都要举行活人献祭，要么当时就举行，要么许愿承诺将来再举行，这种祭祀都请祭司主持。他们认为，要赎取一个人的生命，只有献上另一个人的生命，不朽的神灵才能应允。”“神灵之中，他们最崇敬的是墨丘利……除他之外，他们还崇拜阿波罗、战神马尔斯、宙斯、密涅瓦。他们对这些神灵的看法，大约跟别的民族差不多，阿波罗驱除疾病，密涅瓦倡导技术和工艺，宙斯掌握天堂的大权，马尔斯主持战争。”

恺撒对日耳曼人的态度不同于对高卢人，对日耳曼人的宗教习俗大不以为然：“日耳曼人的习俗与高卢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没有祭司替他们主持宗教仪式，对祭祀也不热心。”

塔西佗关于日耳曼人的信息可能大多出自恺撒的报道。不过，与恺撒不同的是，塔西佗强调日耳曼人的宗教习俗与罗马人的相似性——崇拜相同的神，占卜方法也大体相同。

“墨丘利是他们（日耳曼人）最崇拜的神，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杀人来祭他也不为非法。对于赫丘利和马尔斯则以比较合法的牺牲品来奉祀他们。有些人也祭祀伊西斯……这种宗教仪式是外来的。此外，日耳曼人认为把诸神围在墙垣中或将诸神塑成人的形象都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他们将森林献给神……他们对于占卜的重视不在其他种族之下……在日耳曼人中也流行着根据鸟鸣和飞翔来占卜的方法。但他们所特有的占卜方法是从马的身上看出一种征兆……他们倾听着这些白马的嘶鸣和鼻息之声，没有比这种占卜方法更可信的了……在重要战役之前，他们另有一种预测胜负的方法。那就是设法从敌人那边捉拿一个俘虏，使他和本族中挑出来的一名勇士搏斗，各人使用本族的兵器，从这二人的胜负来看出战争的预兆。”

另一方面，塔西佗对日耳曼人杀人献祭风俗的态度却不像恺撒那么宽容，他称这种献祭是“野蛮的宗教仪式”（cultus agrestis），把不列颠人、日耳曼人所独有的宗教习俗说成是“迷信”（superstitionum）和“愚昧的虔诚”（sancta ignorantia）：

“这一带居民（不列颠人）的迷信（superstitionum）和宗教仪式（sacra）与高卢人的习惯最为近似”“每逢一定的时期，所有属于这一族（Semnones）的各个部落都派遣代表聚集在一个丛林之中……在这里，当众杀一个人作为牺牲，这就是举行他们野蛮宗教仪式的恐怖开端。对于这丛林的崇敬还不止于此。他们进入丛林的时候，必须套上锁链，以表示属下对该处神力的皈依。如果不幸跌倒了的话，不得站起或由人扶起，而只许匍匐爬行出来。所有这些迷信（superstitionum）都是由于他们相信他们种族就起源于此，并且相信万物之主的尊神就住在这里的缘故。”

“他们共同崇拜大地之母（Nerthus），他们相信她乘着神车巡行于各部落之间。……如果你相信的话，据说神车、车上的长袍和女神本身都要在一个神秘的湖中沐浴。送去服侍女神的奴隶们这时立刻就被湖水所吞没。因此引起一种神秘的恐怖和愚昧的虔诚（sancta ignorantia），认为只有注定了要死的人才能见到女神的沐浴。”

这就是罗马人眼中的“我者”与“他者”的分界：他们是“渎神的”迦太基人，“迷信的”高卢人，野蛮、愚昧且虔诚的日耳曼人，我们才是有文化的“敬神者”（cultor）。罗马军事的胜利更增强了罗马人的宗教自信，并且推动行省居民走向“罗马化”（Romanization）。

“罗马化”（Romanization）研究是19世纪兴起的一种罗马研究范式，根据罗马帝国行省的一些“罗马化”景观，考察罗马文明在行省地区的传播。历史学家往往把罗马式庄园（cultus domicilium住宅文化）、葡萄园、橄榄园（cultus agrorum农业文化）、罗马托迦袍（cultus corporis服饰文化）、拉丁语（cultus litterarum语言文化）、罗马宗教崇拜（cultus deorum Romanorum）视为典型的“罗马化”现象，这些现象恰好与拉丁语cultus的各种意涵重合。如何解释这种巧合呢？罗马研究者之所以关注这些“罗马化”现象很可能是因为尤利乌斯·恺撒、塔西佗等古罗马作家注意了罗马文明和文化（cultus et humanitas）对行省居民的影响，记录了行省居民主动模仿罗马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言谈举止和宗教礼仪等。古罗马作家的“文明观”和“文化观”建立在这两个词汇的拉丁语义基础上，并且通过拉丁语言和文献的古典接受史影响了近代历史学家对罗马文明和文化的认知，也间接对“罗马化”研究范式造成了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古典时期的“文明”、“文化”观念通过古典语言的接受史对现代“文明”、“文化”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近代思想和学术范式的形成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原载《中国文化史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