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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对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三方面影响
发布时间：2013-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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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对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三方面影响
朱志敏 《河北学刊》 2013年第1期
摘 要：近十余年来，中国现代口述史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一些著名史学家高度肯定口述史的价值，一些口述史学者热议“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一些著名文化史学者预言口述史将会引起史学领域的革命。的确，大量的口述史成果为当代中国文化增添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内容，也对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资料，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纵深研究、细致描述的途径，并有助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和书写范式的创新。
关键词：口述史；中国当代学术史；影响
一
口述史本来是一种古老的历史叙述形式，远古的神话传说其实就是一种口述史。现代口述史兴起于1940 年代，美国学者 A． 内文斯在 1938 年出版的《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中，最早提倡开展现代口述史研究。1984 年，英国学者保罗·汤普森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面世，成为现代口述史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近十余年来，伴随着海外口述史学理论的逐步引进，各个领域的口述史研究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戴逸先生认为，现代“口述历史”是在现代社会“记录、保存、传播历史知识”手段取得重大进步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过去的“历史学家奉‘文省事增’为概写历史的准则，但文字过于简略，就不可能把历史过程的细节详细地笔录下来，就会有简化、省略、遗漏及错误的地方。而录音则能够保存耳闻目睹者原始的叙述，每字每句毫无差错，连语气口音都不会走样，而录像更能够保存口述者生活和行动的某些片断形象，使后人与原始口述者几乎零距离”［1］。刘志琴教授则把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和口述史的兴起视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并指出，“这两者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 世纪的重要倾向。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来说，口述史学无异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2］。随着一些著名史学家肯定口述史的价值，一些口述史学者热议“口述与文献谁能还原历史”，一些著名文化史学者预言口述史将会引起史学领域的革命，以及一系列口述史学术会议的相继召开，不仅学术界连年出现了口述史、口述史学、口述方法之类的广泛研讨，同时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口述史研究成果，中国口述史研究蓬勃发展，方兴未艾。
在现代口述史研究中，一大批生动的研究成果借助报刊、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广泛传播，内容涉及到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各个方面，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诸多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大众生活面相。涉及政治、外交、社会、政策理论、经济、教育、文学艺术、影视、灾荒与赈济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大量口述、访谈、纪实、见证、见闻以及老百姓日常生活经历感受的各类口述叙事蜂拥而起。卸任官员、社会名流、资深教授、著名学者、演艺名家、一代知青、各层民众、特殊职业或群体中人……纷纷成为口述历史的主体。人物自传性口述备受读者青睐。电视节目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转为情景再现式述说，切入家庭伦理、道德与法以及群体、个体社会经历记忆。《我的抗战》之类口述已见续集，著名作家以口述材料讲述灾荒的《温故一九四二》被搬上了银幕……执政党和政府坚持思想解放的方针、知识分子探究真实的理性良知和国人渴求真相的普遍心理夹杂窥伺隐情的欲望，成为口述历史、口述文化持续不衰的市场需求。
总之，口述史规模的扩展及其成果的持续积累，为当代中国文化平添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内容，对学术史研究将会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提供大量的资料，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提供纵深研究、细致描述的途径，并有助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和书写范式的创新。
二
口述史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第一个影响是，口述史可以为之提供大量生动的资料。学术史如同一般史，具有历史存在和历史记忆两个层面，中国当代学术史亦即新中国迄今六十余年来学术发展至今的存在及学者笔下有关这个存在的记忆构建。就前者来说，运用录音、录像承载资料的现代口述史之前存在一个“回忆录”形式的口述史。笔者曾经做过论证，那是传统的范围较狭的受政治影响较大的史料学意义的口述［3］。尽管它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但著述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史料学、文献学却不能不开辟专章专节讨论“回忆录”。如果说史料学是史学不可或缺的内容，那么，对于回忆录的研究事实上已经是当代中华民国史学、中国现代史学、中共党史学的组成部分。诸如回忆录如何产生发展变迁，如何形成规模并长期延续流行，其推动因素及其学术社会文化影响如何? 学者如何判定其价值与局限，以及如何规范使用回忆录等，都当成为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内容。
而以录音、录像工具革新为标志的现代口述史，其十余年来取得的大量成果所反映的历史存在，在两个方面为中国当代史学增添了材料: 一是为更丰富、全面、准确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已有文献无法提供的史实记忆。口述形式的历史固然有着因为各种原由造成的非真实讲述，但不容否认的是，其中有许多历史真实存在于文献记载未能涵盖的记忆历史真实的空间、触及文献记载未能展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感受，亦即涵容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成果所没有提供的一部分实际存在过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叙事应当补充这一空间的史实，传统的史学理论应当直面这一空间史实的相关问题、价值及意义。二是从事历史及史学研究的学者自身的口述，可以直接成为史学学术史的材料，从中亦可以得到文献无法提供至少不能完全提供的许多历史细节，对精致的学术史叙事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就记忆层面的史学而言，口述叙史方式的强劲呈现，特别是当它涉及同一史境、史事时呈现的与传统文献证史所示不完全一致甚至迥异的历史画面或感受时，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如何、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本相的问题，的确对传统史学提出了严峻挑战，逼使历史学者特别是史学理论工作者正视并思考: 是否承认口述史是记忆历史的一种方式? 口述史成果即便更多地体现在“史料”层面上，但“史料学”即是“学”，强调客观史学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之说更否认截然分开二者; 那么，口述史是否可以称为“学”? 如果承认口述史的确具有“学”的资格，它在史学的大范畴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与其他部分构成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口述史本身的生成发展所体现的十余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只是资料意义上的变革，还是具有叙史方式意义上的变革? 如果这一变革的趋势的确存在，未来的史书应当怎样写? ……即便对这些问题不能一时得出定论，将口述史这一叙事方式的出现以及有关口述史、口述方法、口述史学之类的讨论作为当代历史学术的建构记忆即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组成部分，也是不应当有疑问的。这样一来，现代口述史的出现及其研究就改写了中国当代史学史。口述史相关理论的讨论及口述史著成果，则为当代历史学术史的书写提供了新鲜资料。
三
口述史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第二个影响是，口述史可以为之提供了纵深研究和细致描述的途径。
中国学术史的记忆，大抵自刘向、刘歆父子撰《别录》、《七略》记载图书并分类，《汉书·艺文志》简述诸子百家，迄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到20 世纪梁启超、钱穆分别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直到当代学者写《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其中学术生存发展的时代背景，学术潮流，入史学者的学术创建，所涉人物的家世、师承、心路、经历、为学缘起、讲学著述以及官学、私学书院，学人萃聚，学派洐生，乃至师生问答、回忆记述等，无不依据文献资料。相对于汉唐时期简单的学派分类、学术内容概要介绍，从明清以学者为中心到近现代以思潮发展、学术进步为中心，围绕著述成果，尽可能扩大相关资料范围，应当能够将学术发展的历史描述下来。
今天的情况则不同了。以钱穆、梁启超为例。钱穆的学术史所涉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经学学术，讨论的内容无非明末、清初以迄晚清儒林学者如何梳解、释发先秦至宋代儒者的仁、礼、义、利、理、气、心性之类的道德伦理。梁启超的学术史虽然以传统的“反动”即学术革命立意，以思潮、学人、学科、成就等经纬，观照历史进步大势和西学分类，但所涉“近三百年”是尚未进入现代的中国学术，其经学、小学、音韵、古籍、史学、方志、地理、谱牒、历算、乐曲之类多非现当代学术内容。明清至民国，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迁，晚清迄今的学术与西方现代科学理论相关，学者的研究思考、时代给予学术的影响固然仍是考察的对象，但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传统经学让位于现代科学，学术分科复杂化，学术机构组织化，学者个体研究之外，学科式、学院式、集团式研究成为主导，师承学派关系愈益复杂。学术成果以印刷图书杂志代替讲学、问学、刻版，周期缩短，批量剧增，研讨交流面陡然扩大。以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基本渠道，学术成果体现学术进步，从中反映出极其复杂的主客关联与群体效应。注重问题意识使学术与遽变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导致了研究主题多出而频繁变化，古今中外文化进一步融会交流的语境和学者自由研究意识的觉醒，导致了价值取向复杂化、研究方法多样化，不同观点的学术论争与对研究主体理性和语言科学性的质疑，导致了学术本身出现诸多问题……这就使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研究需要拥有更宽阔的眼界、更强的驾驭能力，从更多层面和视角讨论问题，处理更为复杂的关系。
中国当代学术史即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的学术史，有其自身建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及规律。其中，既有承袭古代经历近代民国延续下来的学术传统，也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渊源及其不同时期的理解发展，既有发达国家现代学术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从闭关锁国到开放、重新走向世界的曲折经历，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大起大落复杂变动、经济社会转型对学术和学者心灵造成的影响。就其内容而言，仅人文社会科学即有文、史、哲、政、经、法诸大门类，若以二级学科划分，有数十个专题领域。运用传统的依据文献为主的方式进行研究并非不可，问题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口述史的成果和口述证史与文献证史的分野［4］，人们已经意识到口述对文献的重要补充作用，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研究便有了一个新的方法选择。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媒体影响的日益扩大，新闻采访得到广泛应用。此外，社会学的田野考察、政治学领域如阿尔蒙德以多个国家和地区调研问卷访谈为依据研究比较政治文化的成果［5］，以及近些年被普遍接受并流行的注重“深度访谈”获取资料途径的“质性研究法”［6］等，与口述史的勃兴相呼应，口述方法已为多门学科借鉴和采用。就学术史而言，以学术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人为主体的口述，可以提供党和国家不同时期制定、实施方针政策的情况及其对知识分子思想、生活、心态和研究活动，以及在学术层面所产生的影响; 以研究机关、学校院系和学会、学社群体负责人或知情人为主体的口述，可以了解相关研究机构的形成和发展变迁及其与学术发展的关系; 以专家学者为主体的口述，可以提供关于学术潮流发展、学风变化、研究课题转换、科研体制变革、成果评估、学术规范、学术交流等情况; 以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体的口述，可以从就近感受不同学者的成就、思想、人格风范、教育、传承等方面情况，了解学人、教育与学术的关系。通过口述，可以在文献之外了解许多史实细节，使学术史的构建和讲述更为真实可信，细致入微。这是传统的以文献证史的学术史研究所无法相比的。
还需指出的是，当我们重新走向世界感受20 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巨大变化，回应和消化分析哲学、存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语言学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新理念、新视野、新方法带来的极大冲击之际，反思六十年余来当代中国学术之路，愈发感到有许多问题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满足于表面上的理解，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而已往的六十余年又恰在口述可及的取材时限之内，可以提供相对比较完备的口述史成果。从事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学者若能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口述访谈获取那些无法在文献中得到的资料，同时与文献材料对照互补，则能更加全面、细致、深入、准确地掌握史实，对于写出更为完整、真实的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生存心灵史相关联的学术史，一定会有十分重要的帮助。
四
口述史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的第三个影响是，口述史有助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和书写范式的创新。
一般认为，已有的学术史研究范式大抵为以学人为中心的“学案体”和以学术思潮、机构设置、学科体系建构、学术成就为主要内容的“综合体”。笔者认为，实际上学术史可以有不同的体例和表现形式。宽泛地说，常见于学术刊物的综述性文章，以不同学术范围、不同主题为中心，讨论一段时期学术发展的趋势、研究进展，介绍学术活动、热点问题、学术争鸣、新成果、新资料，评价学术观点，展望学术前景，就是一种简略而直观地反映学术核心内容的学术史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增多的由各出版机构出版的年鉴体学术报告，评述上一年度学术发展成就，综述学科内不同领域的研究状况，介绍学者、新著，报导学术活动，是一种分科的、定期的关于学术发展的整体性总结，也是一种学术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但一般来说，这类成果缺乏一定范围界定的、系统性的、高度概括性的以及深层次的反思，尤其是较为分散和庞杂的门类与内容，并未给了解、书写学术史带来多大的便利。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学术史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进行撰著: 一是相对具体的分科学术史。可以根据学科本身的范畴、内容特点及其自身发展的历史，体现学术思潮、学术组织、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发展等。二是宏观学术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学术发展的整体面貌，涉及学术发展的时代背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学术组织的建构与变迁，学术与文化繁荣进步、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联，探索六十余年学术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与教训。从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宏观视野上立意，大体来说应当涉及如下各方面内容，比如新中国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意识形态主流和学术指导思想，到党和国家领导下社会主义学术体制的建立发展，从国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高等学校教育科研体系的建立到各门学科的形成及曲折发展，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及“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学术的破坏，从闭关锁国的自我发展到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国门感受全球化浪潮，实现新一轮现代学术引进、与世界发展潮流接轨，中国当代学术经历了大变动、大曲折、大发展，学术史与中国当代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发展密切关联，并伴随着整个民族、文化、知识分子的动荡坎坷，走过了十分曲折的历程。这样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学术史，迥非以往，其重点之处可以不放在具体的学术内涵上，而应考虑其整体的生存状态，即重写学术与社会时代的关系，精写学术的内容及其发展线索。这样，就需创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研究和书写范式。可以想见，有关学术环境、学术体制、方针政策、院所设置、高校教学科研体制、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及其自身彼此相互的联系和思想状态、从封闭到开放引起的学术变动等，都可以而且必须借助口述方法和口述史成果。即便研究学术本身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不同层面学者的访谈口述，增补档案文献类资料无法提供或至少无法提供具体细节的内容。
已有的口述史成果可以在两个层面上有助于宏观学术史研究: 一是有关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即当代中国学术的参建者、亲历者的口述，无疑可以成为直接的主题资料。二是一些涉及其他阶层和非学术的口述如“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类，有不少内容可以作为学术史与社会关联的间接参考资料。对此，有经验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做这样的区分并非难事。以上从三个方面粗略论述了口述史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的影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也是笔者先前发表的几篇有关口述史文章曾反复强调的，若使口述史真正能够引起史学的革命性变革，真正成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甚而引起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创新，不仅要加大口述史采集的规模，尤其是要加强口述叙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因此，在“学”的层面上认真研究口述史，规范其科学性，是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应当重视的课题。这也是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 考 文 献］
［1］戴逸． 漫谈口述历史［J］． 口述历史，2004( 2) ．
［2］刘志琴． 口述史与中国史学的发展［N］． 光明日报，2005 －02－ 22．
［3］朱志敏． 口述史与回忆录［J］． 北京党史，2005( 6) ．
［4］朱志敏． 现代口述史的产生及相关几个概念的辨析［J］． 史学史研究，2007( 2) ．
［5］阿尔蒙德．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制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8．
［6］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