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蒋凌楠，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阶级”一语在晚清始为大量使用，内涵仍是传统官阶等级制度的延伸。近代国民平等观念传入东亚后，传统等级制的合理性颇受质疑。这种遭到反思、批判的传统品位政治特征，被概括称为“阶级制度”。清末革命和民国设计上都吸收了近代日本“四民平等、破除阶级”的政治、社会双重改革目标。康有为、刘师培等人进而构建了一套中国“阶级制度”与“阶级压迫”的历史叙事，成为民初一代新青年熟识的思想资源。192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流行，阶级问题重新引起关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进化史观始终引人注目。“阶级”概念近代语义由此过渡生成而来，其内涵从以“阶级制度”与“阶级压迫”的历史反思为主，逐渐向“阶级斗争”的横向社会分析转化。

关键词：阶级；等级制；阶级压迫；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话语中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回忆1920年代初接触社会主义书籍时对阶级斗争印象最深：“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如何吸引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知识青年，学界已有一些研究。1980年代末李泽厚提出，早期中共党人选择吸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因为近代救亡急需与中国思想的实用理性，尽管它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这一思路为同时代著作广泛采用，但作为学术解释略嫌疏阔，后代学者多从联系性来解读这一关键问题。2000年以来，学界从知识考古或语言学探源角度讨论阶级概念与思想变迁的研究逐渐增多，如赵利栋提出早期“阶级”理解以“均贫富”为主，黄冬娅考察“阶级”初传入时联系进化论、平等和谐、公私观等观念，还有汪晖用西方学者概括的马克思“阶级”概念双重性特点来分析中共的阶级认识与划分等。近年解读“阶级”概念与历史语境的研究仍在增多，不一而定。

“阶级”话语意涵如此之丰富，留给研究者充分的解读空间。既有研究多是抓住“阶级”概念中的新要素加以深入讨论，揭示其“新”之所在，或将新义联系固有思想观念进行解读。但若想探究这一新概念与传统的关系，及其在1920年代迅速流行的原因，对于概念本身的“旧”义理解，仍是关键。相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晚清思想家所理解并建构的“阶级”，既是传统观念的集成，又是新义的过渡。本文尝试从词语、文本到思想，辨析“阶级”在20世纪初的早期内涵，探讨近代思想家所理解的“阶级”如何从对传统等级制的批判，转变为对社会群界结构的分析，其近代转变过程中的思想过渡与新旧转换。

传统社会分层与秩序观念颇为复杂，可以确定的是，古汉语中“阶级”词语出现晚，使用频率低，汉代以后社会层秩结构以官阶品位为主，或称“等”“等级”。社会与经济地位是政治地位的附属，法律、礼仪上规定不同品级对应不同配享。至于平民以下的身份区隔如奴婢等，另有规定与专门用语，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秩序话语之外。清末民初，政府文件中开始较多使用“阶级”语汇表示行政与军事领域的官阶等级，这与近代渐次引入的西方军衔制有关，翻译而来，仍不出传统的政治等级意涵。相较而言，传统“阶级”用语表达强调官僚制度下的等级层秩，而今义“阶级”以社会主义理念为基础重新划定了社会分层，尤其重新审视了每一位国民的政治身份。其中近代转化，自清末革命追求“平等”“国民”等政治理念始。

一、传统政治“阶级制度”在清末的历史建构

“阶级”新义与近代日本密切相关。古代日本社会的“身分”固化程度远强于传统中国，也引发了近代日本知识人的强烈反感。明治以后，日本以西方国家为蓝本进行现代化转型，进化论、自由平等人权思想传入的同时，思想界也关注着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1880年代开始在少数期刊如《六合杂志》中有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其后社会主义专著与专刊陆续出版，相应的社会主义用语逐渐出现。因而“階級”汉字词的出现，既延续了传统身份制语义，也有社会主义背景，更多被运用在自由民权的语境中，批评传统社会等级制的不平等。尽管出身背景复杂，“階級”一词明确表达了近代日本人对传统社会身分等级固化的负面印象。“四民平等，破除阶级”，正是明治维新的口号之一。这既是政治平权的主张，也包含了社会平等层面的诉求。

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平等诉求形塑了清末旅日知识人心中的“阶级”概念。20世纪初，日本流行的欧洲近世史观传入趋新知识界。所谓欧洲近世史，就是讲述欧洲对传统政治革新的历程，即同时铲除“君主专制”与“社会阶级”两大障碍的历史，代表就是法国革命“平民政治”。典型描述如“经法兰西三次革命之震荡之洗刷，风潮所遍轰动全欧，自由钟振而专制之妖氛灭绝，平等旗张而阶级之毒焰扫清，所谓平民政治者，乃大出现于十九世纪”。又译作名篇《近世社会主义》讲述法国革命之作用：“铲除君主之尊严，打破贵族之阶级，绝灭僧侣之特权，各国效之……于‘不公平’、‘不平等’、‘专制’、‘压抑’等，皆讳言之，一洗旧来之面目，而高唱民权。”书载法国革命的口号便是“四民平等，无有阶级”。

清末革命党人在设计革命时，显然也受到这种影响。最著名莫过孙中山“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构想。又如革命派所论“国民”概念的内涵之一就是“平等”。最终“四民平等、破除阶级”成为辛亥革命的基本要求之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时，第二章人民部分第一条就是“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其后的民国约法也保留了这样的说法。

自20世纪初，清末趋新士人便由“阶级”新义出发反思中国历史，批评传统社会存在严格区分的等级制度。但平等观念先行的论述思路，面临一个最大问题：如何在古代中国寻找与“阶级”概念相符合的社会现象。康有为建构的传统价值观是最早的尝试。

康有为较早地受到西方乌托邦思想影响，将之融入传统思想，重塑价值体系，《大同书》集中体现了该理念。康氏把西方博爱、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与佛教的众生平等观结合，批判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夫人类之生，皆本于天，同为兄弟，实为平等，岂可妄分流品，而有所轻重，有所摒斥哉？”

康氏重塑的理想价值体系，又以维护传统的形式论证。按照他的世界历史观，各国都有“阶级”之分，唯独中国不然，但这要归功于孔子：“自孔子创平等之义，明一统以去封建，讥世卿以去世官，授田制以去奴隶，作春秋立宪以限君权，不自尊其徒属而去大僧，于是中国之俗，阶级尽扫……无阶级之害。此真孔子非常之大功也，盖先欧洲二千年行之，中国之强盛过于印度，皆由于此。”

康氏所论“阶级”实指先秦的封建制、贵族制与奴隶制。“中国有一事过于大地者，其为寡阶级乎？当太古春秋时仅贵族、平民两阶级，故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楚之屈、景，齐之国、高，周之刘、尹，世执政权。虽以孔子之圣，颜子之贤，不得大位焉。孔子首扫阶级之制，讥世卿，立大夫不世爵、士无世官之义。经秦汉灭封建后，贵族扫尽，人人平等，皆为齐民。”

在保皇立宪时期的作品中，康氏的立论更显夸张：“吾中国二千年，改郡县后既无世诸侯大夫，人人平等，无封建之压制。”“若法人所矜夸以无量血购之平等自由，则我国久得之而忘之。”“我国人以孔子道义之故，经秦汉大革之后，平等自由已极。”康有为所论，政治策略高于政治思想。他鼓吹孔子之平等精神，意在与法国革命相区分，主要用来为保皇立宪的主张张目。

康氏关于“阶级”的观点也得到同时代士大夫赞同。如康有为认为，传统等级制下的“阶级”体现在贵族与奴隶两端，对平民无大影响；而章太炎从“阶级”限制平民从事“世业”的角度，认同秦以后无此制，“百姓不以阶级相丽”。

除了先秦贵族制之外，康有为描述另一种不平等的“阶级”，现于“忘孔子之大义”的后代。《大同书》中论述了一个压迫与奴役的后世历史，集合了封建、爵位、门阀制度、奴隶、贱民、酷刑等等所有“阶级压制”的现象，后又因“胡狄之俗”入侵，中国“阶级压制”至今不绝。这种压迫与奴役的历史，不独中国存在，从部落酋长开始，他历数特权地位与等级产生、发展的历史，再列举埃及、印度、波斯等古国的社会阶级，讲到欧洲：“欧洲号称文明，而贵族、僧族、士族、平民族、佃民族、奴族，虽经千年之竞争大戮，而阶级终未能尽去，至今贵族、平民两院尚争峙焉。”这时的“阶级”开始从品位等级制度转化为一种人群区隔、压制行为。

梁启超此时大体继承乃师观点，将等级制度与压迫行为两种“阶级”混合论述。他认为中国的阶级制度存于先秦，废于孔子，宋元以后又见。“吾华阶级制度，至战国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谓喀私德Castes中世纪欧罗巴所谓埃士忒德Estaes者”；“商鞅去国，而魏遂弱于秦。游士之声价，重于时矣。贵族阶级，摧荡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梁氏也历数后世的上尊与下贱：“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元代一百年中，吾国民遂束缚于阶级制度之下”，明清之后，奴婢制复生。

此时，康、梁所理解的“阶级”是古代社会固化的等级制与压迫行为，并认为中国相较其他文明的社会流动性较好。康有为更因为保皇的政治立场，书写各国阶级的历史之后，不愿进一步提到社会革命的议题，只留下一句“大抵愈野蛮则阶级愈多，愈文明则阶级愈少”，给更激进者发挥。

果然，刘师培几乎是整合了同样的素材，彻底否定了传统的社会等级。他寻找的“阶级”依然是在政治制度之下的不平等现象。但是刘师培不再像康、梁一样兼顾传统中国的独特性，他要寻找中外相同的“阶级制度”内在逻辑。

 

二、20世纪初“中国阶级压迫史”与阶级史观的雏形

1904年，《警钟日报》刊刘师培文《论中国阶级制度》，此后《东方杂志》《国粹学报》《政艺通报》相继转载。1912年《民权报》《东方杂志》又重新转载此文，可见辛亥以后，社会不平等现象仍备受关注。

刘师培在此文中表达了强烈的中西历史一体观念，自世界各国论起，普遍性及至中国。“昔印度当上古之时，区国民为四级，而希腊罗马各邦亦有贵族、平民之别，是阶级制度固野蛮社会必经之级也。中国古代，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而阶级制度亦与西国差同。”

在中西比照之下，中国历代“阶级”区分史赫然而显：上古汉族对苗族，“以种色而区阶级，至称苗族为黎民，与西人法原那之称，若出一辙”。周代宗法分封以后，“君臣之关系皆宗法之制度也，军民之关系皆农奴之制度也”。“秦皇之时，贱视赘婿、贾人，西汉之处，贱视司空、城旦，则舍奴隶而外，固别有所谓贱民矣。”“东汉以来，渐崇门第。”唐代的贵族政治混杂着氏族因素。辽夏金元以后，“自异族入主中夏，而阶级之分愈密”。贱视汉民，蓄奴之风又盛。“明代继兴，此制未革。中叶以降而投献田产之例兴，致权势之家欺凌佃役，惨祸频仍，不可谓非吾民之巨厄矣。”这其中既有种族、封建等级之分，又有贵族、门第与奴隶、贱民、佃户等身份之别，“阶级”一语涵盖了历史上大部分的不平等身份现象。

刘师培又总结中国特点，与西方历史比较，比照进化公例：“吾观西人之言社会学者，谓等级制度之进化，大抵由家奴而田仆，由田仆雇工。而中国之阶级制度也，则又由雇工而田仆，由田仆而家奴，与社会进化之公例相背而驰，此诚吾中国不可思议之一事矣。”在刘师培看来，西方的阶级越进化越削减，而中国反之。

同时期的《浙江潮》也有这样的观点。“彼当上古希腊、罗马时，专鞭挞奴隶，役使生产；降至中古，贵族专擅，农仆土隶之风犹存焉；暨市民兴而贵族仆，其时组织文化悉柄自市民；至十九世纪末，始达于第四级之平民时代。若我社会，殷助周彻，共产制度阅千余年，乃由平民时代而为贵族时代，复由贵族时代而为奴隶时代。……彼愈演而愈上，此愈演而愈下。”

刘师培与《浙江潮》的论述都表达了“阶级制度之进化公例”即“由家奴而田仆，由田仆雇工”。1903年同样留日的马君武也有过类似论述：“由圣西门以降，社会党人皆以为人群生计之大发达，自古至今，经三级焉。三级者，谓由家奴变为农仆，由农仆变为雇工。”思路来源便是20世纪初流行的《共产党宣言》，它是接连传统等级观念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重要一环。

马克思以前已有学者提出社会阶级的存在，而马克思对阶级理论的贡献之一是证明了“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将阶级的存在与对立看作历史性的，也就是唯物史观的内容之一。这种阶级对立的历史观在20世纪初即引起了中国士人的关注。

1908年，《天义》报刊登译自日文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因为是选译本，译者强调和读者接受到的重点，明显是有限的。而选译的部分正是“阶级斗争之历史”，在回顾历史上的“压制、被压制二阶级”之后，大篇幅讲述“绅士阀”与平民的对立和斗争演变，传递出浓厚的对立“阶级”随时代而进化、演变的意味。在中译后记和序言中，刘师培和何震都提到，阶级斗争的历史演进是该文的最大关注点之一。“《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 “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

《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史观，在20世纪初旅日知识分子中影响甚著。马君武称“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朱执信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 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在时人的世界进化观念中，这样一个由西欧历史导出的世界公理公例，中国自然难脱。这就是刘师培所谓“阶级制度之进化”的公例与历史的由来。这时期的论述重点都在政治革命与历史进程上。

 

三、五四时期阶级斗争史观的流行

十多年后，阶级斗争学说重新引起人们关注，缘于欧洲和苏俄革命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和观念革新，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入。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开始从社会学说的角度引介唯物史观。表面看来，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仅是众多社会学说的一种，“阶级斗争”与儒家传统社会秩序论差异巨大。实际上，经由清末趋新思想家关于传统阶级政治、进化史观等论述作为思想铺垫，“阶级制度”“阶级压迫”已成为民初思想界熟悉的资源，成为新一代学人思考并接受“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

处于新旧过渡中的民初学人，不同人知识结构中“新学”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如保有旧学根底且留学日本的沈定一，偏爱用清末思想资源来论述新问题。1920年代初，沈定一已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仍在清末的阶级观基础上理解中国阶级制度历史，讨论民国的阶级区分与压迫，进而强调当前的劳动者问题：

历史上所陈列的种种阶级：在古代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有领主，家臣，行东，佣工，徒弟，农奴；在中国最近君主时代有皇族，大臣，科第，官吏，幕僚，胥吏，地主，店东，伙友，佃户，奴，仆；民国以来，约法上虽说“无阶级之分”，但是军阀，党阀，官僚，财东，地主，佣工，苦力，显然有种种不同的阶级层层压迫；约法的虚伪，在劳动者和妇女的地位上彰明较显著地呈露了出来。阶级制度有一日存在，劳动者和妇女就活受一日的压迫。

而同样留日归国的李大钊对“阶级”的理解，则更接近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19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论及马克思“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经济因素引起“阶级”团体间竞争，乃至引发政治战争。他总结这一动态的历史过程为：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与冲突，发展出阶级自觉，进而阶级竞争（斗争），发生社会进化：

至于社会为什么呈出阶级对立的现象呢？马氏的意见以为全是因为一个社会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的原故。但这两种阶级最初不过对于他一阶级，可称一个阶级，实则阶级的本身还没有成个阶级，还没有阶级的自觉。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争政治的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

李大钊还具体概括了“阶级”的两大特征：

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

李大钊对阶级的理解第一个特征是受河上肇等日本经济学者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总体偏重于经济学；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李大钊在解释古代战争与争夺历史之时，不完全认同私有制根源说，他仍有意归因于个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伦理、道德与社会进化，因而文中提到斯宾塞、克鲁泡特金。阶级之间“压服”“掠夺”与“竞争”等关系，是他理解“阶级”的第二大特征。这一特点之所以尤为重要，在于它广泛的适用性，包括中国，与前述清末“阶级压迫”言论一脉相承。

李大钊的“阶级”认识，始于产业社会的经济因素，落实到了超越时代限制、有历史进化论意义的“压服”与“掠夺”关系，融合了进化论、互助论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这反映了他对理论的通读与思考。而马克思学说本身就具有综合性，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要深入理解并不容易。在当时广泛流传的还是《共产党宣言》中传递的阶级矛盾的历史观。

《共产党宣言》简明易懂，后世马克思主义者为广泛宣传，还着力强调了马克思阶级历史观与进化论的关系。恩格斯曾将马克思比作达尔文：“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也曾强调：“达尔文阐明了生物个体底进化，马克思却阐明了人类社会底进化。”经由山川均等多重文献引介，这一说法为中国倾心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所熟知。

进化史观明显推进了阶级斗争史观的接受，影响远不止中共党人。1920年，胡适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演讲进化论，首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进化学说。胡适先提到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但是“觉得论社会进化最好的，还是马克斯”。演讲中重点引用了《共产党宣言》里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从古代罗马到中世、近世的阶级对立演变。“所以社会阶级这种东西，伦理上来看，似乎不应有；但在社会进化上，是不能不有的。只有以新阶级代旧阶级，那就是社会的进化了。”胡适还从个人的角度解释阶级斗争与社会进化的关系：“大凡一个社会底经济组织，日子久了，就有许多不适应于那社会生活之处，于是生出社会底不安，所谓社会底不安，就是社会里大多数人——社会里某阶级——受了痛苦，这社会里大多数人或某阶级受了痛苦，他就要求解放，这解放底运动，就生出社会底进化。”

从胡适论述中可察觉出，他的重点在归纳社会阶级的更替与进化现象，赞同马克思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待历史的演进，当然并不意味着他赞成以革命的方式主动完成这一过程。

同时期，国民党人明确表示赞同阶级进化史观一说。为因应五四新思潮，1919年8月在孙中山授意下创办的理论刊物《建设》，由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胡汉民、汪兆铭、吴敬恒、李石曾、林云陔等撰稿，既秉承三民主义理想，又倾向社会主义思想，欲先行预防阶级斗争激化。胡汉民在其中论说阶级历史的必然性，如同常识一般：“人类社会由分业的差异，和生活物资的剩余，渐渐于一个社会内发生不平等的现象，其初区别甚微，日久便成有阶级的趋势。自有史以来，我们晓得所有社会，都是阶级的社会。”而林云陔以“进化的公例”来证明阶级对立的存在与趋势，劝服“不表同情者”：

夫阶级斗争原理，社会主义学子所主张，俱谓为社会进化之公例，故只能认为有此公例，不能对于此公例之存在而负责。……阶级斗争之公例，为马克斯所发明，不能谓为马克斯所创作，在未有社会主义运动千年以前，已有等级之斗争，彼以为社会主义足以产出阶级斗争与憎恶者，实为背谬。

林云陔也用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序言为证：“不论何时代，社会机关无不依其时之经济状况与经济变迁而成立，自经过原始社会之后，历史中无不有役人者与被役者、治人者与被治者之互相斗争。此阶级斗争之历史，已成为一种进化之程序。”

此时，同样对社会主义学说抱有兴趣的《改造》派，也从进化史观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之优胜。梁启超对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的态度一直有所保留，但他也接受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进化观点。他在著名的《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一文中重复了《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历史叙述：

全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阶级争斗史”。他们的阶级有种种分野：或是奴隶对市民，或是平民对贵族，或是贵族对皇族，或是原住人民对外来征服者，或是外来侨寓者对原住人民，或是这教对那教，或是一个教里头这派对那派。

他强调其中的历史进化过程：“每经一次阶级斗争，那政治便一次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到多数人手里。如是，由少数而多数而最大多数而全体，便是政治的极轨，也是政治进化一定的程序。”

费觉天曾举《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第一段为例，认为“马克思底阶级斗争学说，优胜于其他人底地方，就在历史底观念，和经济的解释，以致能有系统”。他并将马克思与达尔文类比，“生存竞争，就是阶级斗争的别名”。同时认为“阶级斗争是建设在科学的事实上面”，而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则摧毁一切，不值得提倡。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独具吸引力的问题。

 192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涌入，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竞相吸引青年。马克思主义正因兼具科学性与革命性而吸引了诸多青年拥护者。1921年，蔡和森曾致信陈独秀，表明赞同马克思派，自陈理由：“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陈独秀不久也专门写道：“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结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而且，在陈独秀的理解中，唯物史观、进化史观与阶级斗争是相互关联、可论证的：“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

可见，早期接触社会主义思想者，无论有怎样的政治背景，都视阶级斗争为进化史观的重要部分，即《共产党宣言》所论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的历史现象。经过清末民初对中国阶级压迫历史的建构与批判，五四时期的新潮学人不再怀疑“中国历史上夙有阶级”这一结论，也接受了“阶级”作为一种广义的身份政治意涵。五四后期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社会改造”的理念受到普遍推崇。在蔡和森等新潮青年看来，“阶级斗争”号召劳工运动的社会实践，更具有改造社会的积极意义。

 

结语

“阶级”成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常用，直到晚清官制改革大量出现官阶、等级意义上的“阶级”用语，实是传统等级制度与秩序观的延伸。传统等级制度，在中国表现为官阶品位，在古代日本则形成了更加严格的身份制社会。

近代国民平等观念传入东亚社会之时，所谓“阶级制度”的合理性遭到根本性质疑。明治维新与辛亥革命都从设计伊始就致力破除之，追求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平等。这种质疑与反思构成了晚清中国阶级历史观的负面基调：反思政治等级制，同时突出批判“阶级社会”的人群区隔、压迫与奴役等特征。康有为、梁启超、刘师培等旅日知识分子都参与构建了中国阶级历史观，在历史中寻找不合道义的不平等现象，以论证中国历史上存在阶级制度。这也是辛亥革命的合理性基础之一。

因而清末民初思想界已存在这样一种“阶级压迫”的历史反思：传统政治既存君主专制与官阶等级制，四民社会以外还有贱民奴婢，这些积弊都应予以破除。20世纪初开始传入的《共产党宣言》，也成为社会二分阶级区隔、对立、进化历史的重要思想资源。其谓“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被知识界广为推崇。

1920年代初，世界秩序重组，社会主义思潮流行，阶级问题伴随社会主义讨论重新引起关注。《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被不断仔细研读，其中的阶级斗争进化史观依然引人注目。表面看来，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仅是众多社会学说的一种，“阶级斗争”与儒家传统社会秩序论差异巨大。实际上，经由清末趋新思想家关于传统阶级政治、进化史观等论述作为思想铺垫，“阶级制度”“阶级压迫”已为民初思想界熟悉的资源，成为新一代学人思考并接受“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

民初一代旅日知识人如沈定一、 李大钊、李达，在继承清末批判“阶级压迫”的基调上，大规模引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不仅早期中共党人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胡适、林云陔、梁启超等不同政派人士都以《共产党宣言》为圭臬，从进化史观的意义上赞同“阶级斗争”的概括性特征。蔡和森等更新一代青年，在阶级斗争进化史观的影响下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阶级”概念近代语义的生成过程中，其思想内涵首先以“阶级制度”与“阶级压迫”的纵向历史反思为主，1920年代后在进化史观的基础上又增添了“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等横向社会分析，成为了一种既囊括古今中外、又含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复杂概念。

（原刊于《史林》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