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英国采取遣人入藏勘察、人为制造“边界线”、设立哨所等环环相扣的策略手段，侵占了沿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延伸的中国领土。英国对中印边界西段，派遣约翰逊、阿尔达、铿宁等人进行勘察；对中印边界中段、东段，派遣史密斯、卡维、巴利、莫尔斯赫德、卢德楼、谢里夫、华金栋等人进行勘察，以掌握西藏山川河流之地理位置及走向、植物分布。依此，英国制造了“边界线”，分割中国领土。进而，英国采取派遣军队、官员巡视、施压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划界等系列手段，企图侵占中印边界西段的林济塘洼地、整个羌臣摩河谷、奇普恰普河谷、阿克赛钦等地区，中印边界中段的确母多曲上游流域地区和罗纳克曲上游地区，以及东段的达旺、瓦弄等地区。这样，英国沿着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延伸，企图夺取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国领土，从而形成其有利的对华态势，制造了日后中印边界争端与冲突的祸根。

关键词：中印边界；英国；策略手段；领土侵占；达旺；瓦弄；华金栋

居于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军事价值，因此成为世界强国觊觎的对象；绵延不断且将南亚次大陆同中国大陆隔开来的喜马拉雅山，成为世界强国争夺的焦点。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自晚清到民国时期，按阶段、按步骤采取各种策略手段，竭力侵占喜马拉雅山的中国领土，以确立南亚次大陆对华的战略态势。虽然学术界对英国侵略中国西藏领土的情况和中印边界问题作了研究，但仍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归纳总结英国在整个晚清至民国时期为侵占中印边界中国领土所采取的策略手段。

一、针对中印边境的情况遣人入藏进行勘察、调查

英国吞并印度后，开始染指中国西藏并遣人入藏调查。1774—1775年，东印度公司派秘书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入藏，对西藏特别是藏南以亚东峡谷为主的数个大峡谷的地理情况进行了调查。波格尔此行使英国了解到入藏通道。为把入藏通道连接起来，英国加紧修建印度铁路。

进入20世纪，英国分阶段对西藏各个地区进行了勘察和调查。首先是对毗邻不丹、锡金、尼泊尔的西藏中部地区进行勘察和调查。1903—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荣赫鹏（Francis Yonghusband）带兵进入拉萨。在雅鲁藏布江之南至喜马拉雅山脉北坡，“自1903至1904年英国‘使团’到拉萨后，著名植物学家如威廉·怀特·史密斯（William Wright Smith）、卡维（Cave）和卢德楼（F. Ludlow）在帕里和江孜周围搜集植物。早期的植物搜集活动中，著名的有胡克（Hooker）在东卡山口（Donkia La）周边，以及荣赫鹏‘使团’成员在贸易线地区的搜集活动”。包括军人卢德楼在内的“植物学家”，借1903年荣赫鹏远征军入侵西藏之机，对从东卡山口（位于锡金东北端境内，与西藏岗巴与亚东交界处相对）经江孜到拉萨一带地区进行了“植物搜集”。接着是对西藏东南地区的勘察、调查。最初，赫定（Sven Hedin）是英国“唯一探险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旅行者”。1913年，巴利（Bailey）、莫尔斯赫德（Morsehead）“探险”雅鲁藏布江山谷。1911年至1948年，上尉军人华金栋（Frank Kingdon Ward）以“植物学家”身份多次入藏进行勘察和调查。1941年，曾在印缅战场作战的军官谢里夫（G. Sherriff）进入西藏东南地区进行勘察，随后担任了英国驻藏“代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通报外交部：“抗战期间，英人利用当地土人为向导，由门达旺及察隅两地入境，从事勘察工作，时来时去。”抗战结束后，谢里夫又前往调查。国民政府驻印高级专员公署指出，英国前任“驻藏代表”谢里夫“本属军人兼植物学家”，1946年春奉令“欲往江达、贡布一带采集植物标本名，向藏政府接洽”，“其路线为由曲水沿雅鲁藏布江，经桑野、梓塘谷以至贡布”；谢里夫“此行不限于采标本，或将作多种之调查”。依此，“英人在西藏正向各地作有利计划的种种调查，地不限于门达旺，调查种类不限于季候”。

在英国派遣入藏进行勘察、调查的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华金栋。他是英国踏遍西藏东南部地区各战略要地的典型“探险家”“旅行家”。1911年和1913—1914年，华金栋专门探险西藏的亚洲巨大河流断裂地带，穿越了缅甸和中国“人所未知的边界地区”。1924—1925年，华金栋进入北纬30°、东经95°之处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和“阿萨姆喜马拉雅山（Assam Himalaya）”。他“穿越锡金，翻越那土拉山口（Nathu La）进入春丕山谷，经过帕里（Phari）到江孜，翻越卡惹拉关（Karo La），绕羊卓雍措（Yamdrok Tso）南岸、沿雅鲁藏布江到泽当（Tsetang）”。他“翻越喜马拉雅山两个山口东松拉（Doshong La）和那木拉（Nam La），往北经过东久（Tongkyuk）到阿査（Atsa）和江达（Gyamda），沿着江达河（尼洋河）到汇入雅鲁藏布江的色拉宗（Tsela Dzong）”。1926年，华金栋“从仰光穿越缅甸到位于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密支那，从密支那往北，沿着迈立开江（Mali Kha）河谷到坎底（Hkamti Long）。穿越群山到赫兹堡（Fort Hertz）之东，在赫兹堡之上不远处就到了与塔绒河（Taron）汇合处的讷塔麦河（Nam Tamai）。沿此处北上到西昂库河（Seinghku）汇合处”，“从西昂库山谷（Seinghku Valley）翻越杜普拉山口（Diphuk La），抵达鲁希特河上的日玛”。赫兹堡是英军在缅甸北部葡萄（Putao）设置的前哨。

1928年，华金栋“到阿萨姆——西藏边界的米斯米群山（Mishmi Hills），主要在鲁希特河的德赖山谷（Delei valley）搜集植物：北纬28°15′、东经96°30′”。他“从萨地亚沿鲁希特河而上到德赖河（Delei）汇合处，沿德赖河而上到德赖河谷之头和阿尔卑斯（Alps）”；“从萨地亚到迪邦河（Dibang river）上的尼柴姆加特（Nizamghat），穿过山脚到雅鲁藏布江（印度称为底杭河，Dihang）上的巴昔卡（Pasighat）。从巴昔卡沿雅鲁藏布江而上到空辛村（Komsing）”。巴昔卡位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出口处。1930—1931年和1933年，华金栋“穿越北纬29度、位于察隅河源头西岸的巨大白雪皑皑的山脉。抵达那贡河（Nagong river）源头甘登（Shugden Gompa）”。他“探查西北走向的雪山大约50英里，以及此点与南迦巴瓦峰之间大约80英里的峡谷”，翻越雅鲁藏布江和萨尔温江之间分水岭念青唐古拉山。1935年4月底至5月，华金栋进入错那调查。6月，华金栋翻越色拉关进入马果（Mago）地区调查。他穿越藏南地区，往北到雅鲁藏布江，往东到了波密。1938年，华金栋第二次到门隅地区“进行更集中的植物调查”。他说：“以德让宗为基地，我更深入地探险东门隅，终于好好了解了周围地区。”1938年6月，他“从德让宗往西到不丹边界”，经过萨丁（Sating），到“连接门隅和玛纳斯山谷（Manas Valley）的塔希冈宗”。

上述勘察和调查为英国侵占中国领土提供了重要“依据”，华金栋就向英国政府提出分割中国领土的地理“依据”和政治“依据”。其中，最为霸道的“依据”就是声称西藏东南地区属于“强度结合地带”与“不管区”。他把西藏高原分为三部分：姜塘地区，包括柴达木在内；外层高原（outer plateau），包括“印度河和苏特莱杰河源头的拉品错（Manasorawa）”，湄公河、萨尔温江、扬子江的源头可可洛地区（Koko Nor），包括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Baltistan）在内；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包括所有位于东南之雅鲁藏布大峡谷（东经92度）和东北之扬子江山谷（东经98度）、北纬28度和北纬32度之间西藏部分”，雅鲁藏布江峡谷往南延伸与缅甸和阿萨姆边界相连接。他进而提出，“与西藏地理划分相适应的植物带划分如下：姜塘、柴达木和外层高原并不属于中亚植物地区。雅鲁藏布江上峡谷地区，部分属于中亚植物，部分属于东亚植物，部分属于喜马拉雅山植物，部分属于本地植物。雅鲁藏布江下峡谷地区是印度-马来亚、喜马拉雅山和东亚植物种类的强度结合地带”。

华金栋称与西藏东南部相连的地区为“不管地区”：上缅甸的西昂库山谷，北纬28°10′，东经97°35′，海拔9000到10000英尺；阿萨姆北部的米什米群山和德赖山谷，北纬28°15′，东经96°30′。三个地区交接处为杜普拉山口，“北纬28°10′，东经97°30′，坐落在海拔14300英尺、伊洛瓦底江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分界之处”。“群山虽高达16000英尺以上，但远远背靠着南面和西面高耸入云的山脉。季风雨在这里放慢步伐，导致其雪线比印度-喜马拉雅地区高得多，达17000英尺。这一主要分界线穿过布拉马普特拉河系。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入干旱地区，而气候带逼近西藏高原地区。”

依据西藏的植物分布和地理情况，华金栋提出“边界必然是不确定的、不固定的”，可以人为划分西藏边界。他认为，“习惯上依据人为的边界线来编制植物分布地带，因为人为划分的边界线能够准确描述植物的分布。既然植物分布界线是人为划分的，也可以随时人为改变，所有边界线都是随意的，别再说什么”。对此，华金栋提出，喜马拉雅山脉“沿着西藏南部边界延伸几百英里，直接从平原耸立而起，构成绵延不断的屏障”，可以被视为“印度农业平原和西藏畜牧高原的屏障”。

依据“强度结合地带”和“不管地区”理论，华金栋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侵占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的具体方法。在中印边界东段西端，要侵占环绕阿萨姆平原西北部地区到门隅的中国领土。华金栋提出了所谓的巴里帕拉边界地带。他声称：“提斯塔河（Teesta）和苏班西里河（Subansiri）之间大多数喜马拉雅山地区为独立的不丹国拥有，但是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西南极端有一条宽约50英里的通道。它位于不丹边界和巴雷利河（Bhareli）之外潮湿地区之间，称为三个边界地带之一的巴里帕拉边界地带（Balipara frontier tract）——环绕阿萨姆平原的马蹄形山脉因为行政需要而划分的地带。这些边界部落地带先前属于阿萨姆，现在为‘排除之外地区’（excluded areas）。”这样，华金栋将所谓巴里帕拉边界地带位于不丹边界东部之外、环绕阿萨姆平原的马蹄形地区，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来，宣称其属于“化外之区”。

华金栋提出要以“红线”为起点侵占中国领土：“在阿萨姆山脚画一条线，将治理的领土同未被治理的领土——也许被置于‘政治控制’之下——区别开来；此线以‘内线’（inner line）著称。”他提出“内线”的标志：沿阿萨姆山脚而划，将平原地区与高山地区分开。

华金栋进而提出要远远越过“内线”侵占高山地区：“大多数巴里帕拉地带属于无治地区，没有人知道它向喜马拉雅山延伸多远，也不知道边界究在何处，这一地区甚至未在地图上标示出来”，“事实上根本没有边界，因为从未划界”。由此，他否认这段传统边界线的存在。他提出要把边界线远远地往北推，声称“印度政府或许以其平淡方式温和地认为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顶峰线是边界线”，因为“英国喜欢以分水岭或类似的‘自然’地理作为边界线”。他强调，虽然喜马拉雅山主脉可以成为中国与印度的法律边界线，但是毫无疑问，英国可以让一步，将实际边界线划在喜马拉雅山主脉南面穿越错那宗和达旺，因为这样一来，印度政府可以更好地对整个门隅地区实行统治。本来，中印在藏南的传统边界线是沿着阿萨姆平原北部边缘地带而非所谓的喜马拉雅山主脉，华金栋却为了夺取藏南西端的整个门隅地区，一面声称“实际边界线”并非沿着阿萨姆平原的传统边界线，而是穿越了错那宗和达旺，一面又提出越过此一“实际边界线”，将喜马拉雅山主脉作为“法律边界线”。

华金栋提出要在侵占巴里帕拉边界地带的基础上，进一步侵占门隅地区。门隅地区的战略要点为达旺。他认为达旺是“阿萨姆喜马拉雅山”，“恰好位于喜马拉雅山主脉之南、被称为门隅的地区里”。“从德让宗到达旺和西藏的道路，溯山谷而上几英里，跨过河流，爬上环绕山脉肩膀的一段石阶，到色拉山脊山嘴，然后升高……7000英尺到色拉山（Ze La）。在大约9000英尺处是申隔宗。申隔宗是坐落在沿着草地山脊延伸的色拉山脉南侧的最后一个村子，是贸易中心。”这样，华金栋提出要侵占自“紧靠阿萨姆平原”的达旺到位于色拉山脉南侧的申隔宗的中国领土。

华金栋建议英国侵占沿着阿萨姆平原北部边缘地带中印传统边界线直至喜马拉雅山主脉的中国领土。他认为，“1914年前，色拉山脉是阿萨姆和西藏边远地区门隅之间的事实边界。虽然西藏的影响和行政在事实上以某种方式越过色拉山脉，比如藏传佛教信仰在色岗村（Shergaon）和鲁帕（Rupa）盛行，但是根据1914年‘条约’对边界的‘修正’，喜马拉雅山主脉成为了边界”。按照这个“边界”，噶厦将“包括达旺和喜马拉雅山主脉以南所有地区在内的门隅让给印度”，“门隅变成巴里帕拉边界地带的一部分”。他声称：“必须承认印度对门隅拥有特定的权利，我们不用过多强调门隅位于喜马拉雅山主脉以南的重要性。”

在中印边界东段东端，华金栋提出要侵占雅鲁藏布江下峡谷地区的中国领土：“包括察隅、白马岗等地在内的雅鲁藏布江下峡谷地区，虽然在政治上属于西藏的一部分，但地理上并不属于西藏”，可以“完全从真正的西藏高原地区（包括上峡谷地区）切割开来”；“在人种上，下峡谷地区居住的是藏缅人（Tibeto-Burman），比如非雅利安人（non-Aryan），而非真正的藏人，藏人不能生活在潮湿的气候里”。雅鲁藏布江下峡谷地区包括鲁希特河流域，雅鲁藏布江在巴昔卡出中国境，到印度萨地亚与鲁希特河等汇合，被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华金栋提出，要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东端地区差不多覆盖整个西藏东南部地区。他强调，印度西边的沙漠“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印度一侧”；印度东北边界“会成为进入印度的大门”。“如我们所见，这一后门因为各自独立的部落提供的一线哨所而得到稳固。虽然这些部落是双刃剑，不断给我们制造麻烦，但它们构成了一道保护墙，极大地保护而不是削弱我们的利益。”西藏的扬子江上游地区，“离印度最近。在喜马拉雅山这座曲线环绕我们印度帝国东北边界的巨大屏障之北、之东地区，高而干燥”。

华金栋还从掠夺自然资源角度，阐述了英国侵占雅鲁藏布江下峡谷地区的必要性。“位于尼柴姆加特之北的群山上覆盖着绵延不断的、高大的森林，这些完全未被我们涉足过”，“一些有价值的树木却几乎毁于土著人或汉人或藏人之手”。华金栋分析了相关战略要地和木材运输的情况，认为巴昔卡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之嘴”，“大约在巴昔卡之上至少150英里，底杭河可用于林木漂浮”；底杭河“从尼柴姆加特（Nizamghat）群山发源出来”，“在巴昔卡邻近地区砍伐林木，沿着底杭河漂浮到科坡（Kobo）”；“鲁希特河发源于萨地亚之东大约40英里的群山”，“林木可以从日玛邻近地区沿着鲁希特河漂浮”；“取道鲁希特河的路线，是丛林覆盖的平原地区和干旱的西藏地区之间的最短路线”。华金栋分析了雅鲁藏布江下峡谷森林的经济价值，强调英国要侵占自巴昔卡到位于察隅河中段上瓦弄的地区。他声称：“这个地区尚未在行政管辖下，没有必要谈论什么。”

华金栋提出，要以喜马拉雅山脉的支脉为分割雅鲁藏布江下峡谷地区中国领土的界线。他说：“锡金以东，喜马拉雅山脉按照东—北—东方向延伸，在海拔25500英尺高的南迦巴瓦峰（Namcha Barwa）达到顶峰，南迦巴瓦峰像尖塔一样耸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之上，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延伸在这里终结。”到西藏外层高原，要穿越一条白雪覆盖的山脉。这条山脉在“1933年被发现，位于察隅河源头”，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延伸”。“这个白雪皑皑山脉之南地区被河流分割为杂乱的山脉，构成难以渗透的外环防御体系。这片地区即雅鲁藏布江下峡谷，严格说来根本不属于西藏的一部分，因为它从来不是西藏高原的一部分。穿越这条白雪皑皑的山脉，旅行者就到了上峡谷地区，站在外层高原的门口。因此，这片河流-峡谷地区像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进一步往西延伸一样，构成了缅甸—阿萨姆和西藏高原之间高高的雨水隔离墙。”

总之，华金栋提出要以喜马拉雅山脉及其支脉为分割中印边界东段中国领土的界线。他指出，“喜马拉雅山主脉从不丹边界之点出发往东北方向延伸，而山麓丘陵朝着东—北—东方向继续蔓延，从而在喜马拉雅山主脉和平原之间构成了极为宽阔的屏障”。他宣称“西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唯一的领土，只是春丕山谷。至于南迦巴瓦峰之东的白马岗、察隅等地几乎完全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延伸之南”，这样就能把西起达旺、东到察隅的中国领土划出去。可以说，华金栋的谬论集中反映了英国遣人入藏进行勘察和调查的目的与成效。

二、根据战略目标人为制造“边界线”

在派遣人员入藏进行勘察和调查的基础上，英国提出了数条中印“边界线”，企图竭力夺走中印边界各段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国领土。

 1. 中印边界西段：英国直指阿克赛钦中国领土

19世纪30至40年代，锡克王国统治者多格拉族人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在英国的唆使下，侵占被称为“小西藏”的拉达克，进而侵略西藏地区。清驻藏大臣和噶厦派军抵抗入侵，双方互有胜负。1842年10月，双方“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它规定双方尊重对方的领土，但并没有规定双方之间的边界，而只是提到‘古老的、久已存在的疆界’”。此约签订后，英国政府派遣边界官员前往中国边界“勘察边界，并且在地图上画出界线来”，指示他们“要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一条实际的界线应当在那里”。

奉命勘察的英国官员组成了边界委员会，“经过一八四六和一八四七两年的工作，划了一条从班公湖（Pangong Lake）稍为偏北的地方到司丕提河（Spiti River）的界线，并到此为止”，被称为1846—1847年英国边界委员会线。一名英国官员声称，从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Karakoram Pass）继续往北一段，“应被看作是未知的地区，因此，朝东北方向的西藏边界无法准确地加以确定”。他宣称：“既然那个地区渺无人烟，因此边界走向关系不大。”然而，正是这一地区成为后来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问题之一。

1865年，英印政府派遣印度测绘局官员约翰逊（W. H. Johnson）进入中国西部地区“旅行”。他深入新疆和田，然后取道阿克赛钦返回，其间特别调查了阿克赛钦地区。“在一张地图上把阿克赛钦以及一大块喀喇昆仑山以北地区都画入克什米尔境内”。在1868年出版的地图集中，“约翰逊线”成为克什米尔同西藏的“边界线”。

英国陆军少将约翰·阿尔达（John Ardagh）于1896年调查中国西部地区之后，于1897年1月1日提出“阿尔达线”：“为了防止俄国向印度推进，英国不仅应当把整个阿克赛钦包括在英国边界以内，而且应当把根据约翰逊在一八六五年所画的边界走向划归克什米尔的绝大部分的领土，也划入英国边界以内。”他宣称：“喀喇昆仑山的自然条件，它的广度、高度、交通极难以及人口稀少等因素，使得我们对它的实际分水岭进行警戒成为不可能。我们如果要充分地维护边疆安全，并收集敌人行动的情报，就必须要在它的北面的斜坡下，沿着那些与山脉平行的河谷（在山的北面由于自然条件所形成的这些河谷距离山峰较近）自由巡逻。”为了“严密防止我们的敌人占领这些与山脉平行的河谷并进而准备对山口进行突然攻击”，英国“应当建立一条可以使英国拥有各山口北边的邻近地带的边界”。他提出了一条“边界线”：“不是沿着喀喇昆仑山的分水岭，而是沿着喀喇昆仑山以北的一系列山脉（包括昆仑山脉）的山峰。”这样，可以把“阿克赛钦以及叶尔羌（Yarkand）和喀拉喀什河系的上游地区都划入了印度境内”。英印总督埃尔金（Algin）则反对阿尔达的主张：“目前以这道大山（即喀喇昆仑山）为界的边疆大概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地区。在山的另一边的地区是人烟稀少、崎岖不毛之地。如果我们向前推进，就会使我们自己同我们的前沿哨所之间，出现一条交通最困难的地带。这样做，就会不适当地延伸和削弱我们的军事阵地，而在我们看来，又得不到任何相应的好处。从来没有侵略者从这个方向侵入印度，因为自然界在那里设置了极其艰险的障碍。”

埃尔金于1898年向英国政府提出：“从喀喇昆仑山口起［边界将沿着］山脉的山峰向东行约半度（即一百华里［三十三英里］），然后向南到略低于北纬三十五度处。在我们地图上所画的喀拉喀什河河源处拐弯，再沿着山向东北行，一直到克孜勒吉勒尕（Kizil Jilga）以东的一点，然后再沿着拉宗山脉向东南，一直到该山脉与昆仑山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支脉相会合为止；这条支脉在我们的地图上一直是作为拉达克的东部边界标出来的。两山汇合处是在东经八十度略为偏东处。”这样，“按照一条沿着拉宗（Lak Tsang，或称洛宗Loqzung）山脉的边界线将阿克赛钦分别划归英国和中国，拉宗山大体是东西走向，这道山把北面的阿克赛钦腹地同南面的林济塘洼地分割开来”。英国政府指示驻北京公使窦讷乐（Claude MacDonald）于1899年3月14日提出马继业—窦讷乐线：“根据这条线，整个喀拉喀什河谷、一条商道、一个自古以来的玉石产地以及阿克赛钦腹地几乎的全部地区将划给中国。同时，由于这条线是沿着拉宗山脉，因而划归印度的有林济塘洼地、整个羌臣摩河谷，以及更北面一些的奇普恰普（Chip Chap）河。”对此，清政府未予答复。

1898年左右，英国派遣驻克什米尔助理行政官铿宁上尉（Captain Kennin）往来于列城与西藏西部地区进行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899年正式送达中国政府一份《关于喀什米尔和新疆之间边界的说帖》，声称多年的印度测量局地图都显示克什米尔与新疆的边界“沿着昆仑山一直到东经80°以东的一点上”，需要审查的是东经80°“西北角的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大致从那里沿着一条南行的、传统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北段“穿过了荒无人烟的地区直到朗纳拉（Lanak La），这是拉达克与西藏之间早已确立的边界点”。“朗纳拉以北人迹罕到的荒原”就是阿克赛钦，“不论是西藏还是中国当局也没有在这里执行主权”，“现在印度政府所要求的边界，从1856年以来印度政府测量局官员所绘制的地图上，已经标示出来了。朗纳拉以南部分曾于1846年进行了测量，传统线已体现于印度测量局的地图上”。为此，英国要求划界中印边界西段，将中国领土阿克赛钦划入印度，声称1856年的印度地图已经标示阿克赛钦是印度的领土。

英国对中印边界西段提出了数条“边界线”时，“从未企图对阿克赛钦行使权力，或在那里设立哨所，更没有到另一边的昆仑山脉的那条线上设立哨所和行使权力”。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英国的目标是使“阿克赛钦成为西藏的而不是新疆的一部分。其原因是在一九〇七年，英国曾与圣彼得堡谈判一项关于俄、英双方都保证不进入西藏的协议；因此，假若阿克赛钦属于西藏，俄国人也就不得进入该地”。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印总督哈丁（Charles Hardinge）拾起“阿尔达线”，建议英国政府：“为了预防俄国并吞新疆，英国应当要求中国承认一条把阿克赛钦不但划在俄国之外，而且要划在英国领土之内的边界。”英国政府一时未采纳这一建议。

2. 中印边界中段：英国企图以分水岭为界确立此段对华战略态势

英国在变锡金为其“保护国”的同时，认为与锡金“邻接之西藏境界，不可不确定”。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第1条规定：“藏哲之界以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时人概括：“藏哲之界，以自不丹交界之支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称：“以东至不丹、西至尼泊尔藏哲间一带分水岭为两国国界。”其中，支莫挚山即支挚山，今称吉姆马珍雪山。这一带地区即指确母多曲上游流域，如果中国失去这片地区，英印军队就能以此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显然以分水岭为界使中国丧失了许多领土。因此，噶厦对第1条提出反对。噶厦“引乾隆五十九年鄂博为据，言干霸纳青甲冈邦顶及纳项仲洽纳山图龙蒂纳山一带迤南暨降仓纳以内，确系藏属边界”。《中英藏印条约》第3条又规定：“中英两国互允以第一款所定之界限为准，由两国遵守并使两边各无犯越之事。”依据该条，中英双方进行划界。1893年，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奉命“以干霸边境之支莫挚山南北流分水为界”，进行划界。噶厦反对，并批评升泰“未经查明，遽与英人订约，以南北水流分界”。

1902年，英国政府派人“修建界桩”。次年3月21日，英国外交部通告驻俄公使馆称：“哲孟雄与西藏交界之处，因立界桩，致生龃龉。我国出于无奈，派员前往该处，要索藏人，将界桩重立。”英国政府在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后，于1904年强迫噶厦接受《中英藏印条约》第1条。根据《拉萨条约》规定，“西藏遵照光绪十六年中英所订印藏条约切实施行。又依该约第一条所定哲藏边界，建立界碑”。

英国通过《中英藏印条约》侵占确母多曲上游流域地区270平方千米、罗纳克曲上游地区590平方千米，获得越过喜马拉雅山战略地区的权力。由于噶厦的最初反对，几次划界谈判未能进行，但最终因为英军侵入拉萨而被迫放弃确母多曲上游地区。关于怀特“界桩重立”的情况及结果，英国外交大臣西蒙（John Allsebrook Simon）于1934年11月23日致电驻华使节说：“尽管遭到当地藏人的强烈反对，怀特还是奉令修建了界桩，但是据我所知，怀特修建的界桩现在并不存在。”由此看来，英国尚未完成对确母多曲上游流域地区和罗纳克曲上游地区的侵占。

3. 中印边界东段：英国竭力将“麦克马洪线”向北推移

首先，在中印边界东段西端，英国提出以色拉山脊为界。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1943年备忘录《印度东北边境与西藏局势的历史》（History of Situation in India’s North East Frontier with Tibet）提出，“阿萨姆与西藏之间边界在1910年前的局势是这样的：英国与西藏各自行政管辖区域之间是一个宽阔的地带，居住的主要是野蛮部落，如米斯米人、阿波尔人、阿卡人，无论是英国还是西藏都未控制”，英国“要向部落地带派出一系列远征队”，以建立“一条好的边界”。阿萨姆总督府关于阿萨姆部落地区事务的顾问米尔斯（J. P. Mills），于1945年5月29日在德让宗大本营提出了《关于色拉山脊作为行政边界的备忘录》，将“红线”具体落实为色拉山脊，并宣称：“从行政角度来看，色拉山脊相对于‘麦克马洪线’作为这一地区的边界来说，具有超强的优势。”

米尔斯列举了将色拉山脊作为阿萨姆与西藏“边界线”的理由：其一，在地理上，色拉山脊是一条“自然的地理边界线”。“这一自然的边界线，从位于ENE不丹边界15010之处延伸，穿过色拉关（Se La Pass）到15945之处；然后向北到16090之处；从这里向东到泽拉关（Tse La Pass，更准确的是Tsen La）；从泽拉关东北向，成曲线往西北，沿着哥里曲（Gori Chu）和比冲河（Bichom，更准确的是Bichung）上游之间分水岭到麦克马洪线上的哥里城（Gori Chen）。只有两个山口色拉关、泽拉关穿越这一边界线，两个山口都很高。不意地，在这一地区分水岭两边的河流分别流入不丹和阿萨姆。”其二，色拉山脊是人文与行政的“界线”。在当地居民看来，“虽然色拉山脊北面、南面的居民包括藏民统称‘门巴人’，但事实上人种和语言都不同”。在行政上，“色拉山脊之北地区完全在西藏的行政控制下。在现地了解情况之前，我并未认识到西藏在色拉山脊之南的行政管理是多么薄弱。在这一地区没有行政官员驻扎，只是从位于迪吉恩河（Digien）上游及其支流地区的大约9个或10个村子征税。无司法权的德邦村（Tembang）之东和曼达拉山脊（Manda La Range）之南地区，看来也是印度可以索求的土地”。其三，色拉山脊是宗教信仰的“界线”。“色拉山脊北部地区盛行佛教，除一两个例子外，达旺寺僧多来自这一地区”，“色拉山脊北部地区至南部地区可以被充分描述为摩奔德（morbund）佛教盛行的地区，该教派目前的代表只有达旺寺的一名年迈寺僧。沿着不丹边界线，或者换句话说，沿着以色拉—曼德拉—埃米拉托拉（Amratulla）为边界一线，到平原地带，是有名无实的佛教地带。让位于此线以东的泛灵论者皈依佛教的努力屡屡失败。从色拉山脊下来征收寺税的宗本，即使在有名无实的佛教徒中也普遍不受欢迎，村民仅视之为贪得无厌的征税官，并认为自己与达旺寺并无联系”。

由上述三方面，米尔斯宣称色拉山脊不仅是自然的地理“边界线”，而且是人文、宗教和行政的“分界线”。

其次，在中印边界东段东端，英国力图往北调整“边界线”。1945年1月，米尔斯向阿萨姆总督伊利吉白（Illegible）报告，对“日玛临近地区的麦克马洪线”作出了初步调整：“从藏缅边界沿着拉特河（Lat Te）到特鲁河；穿过特鲁河，沿着赛洛廊（Shelolang）山嘴——将桑曲和瑢土曲分开来——延伸；由此循着桑曲、绒渠河和位于瑢土曲南面之德雷曲（Delei）之间河床延伸，瑢土曲位于北面。”根据米尔斯的建议，伊利吉白于次年1月提出了《对日玛之下“麦克马洪线”的调整》：将瓦弄哨所往北推进，“在靠近桑谷古村修建一个哨所”，使“边界线”从“大致位于桑谷古村土地的北部顶端”起，沿着瑢土曲盆地、迪曲之北山脊延伸，然后“沿着桑曲对面的岩面直接西转”。伊利吉白宣称，这一“边界线”，“对于我们整个沿着鲁希特山谷而上的政治、战略和商业地位来说极其重要，鲁希特山谷是唯一连接东藏和印度的通道”，将使英印占有整个杂瑜-瑢土曲一线、桑曲、绒渠河和豆赖（Dolai）盆地，噶厦“只丧失价值不到300卢比的实物收入和2个非藏民杂瓦村沙玛、桑谷古14户人家的强征劳役”。伊利吉白指出，对于英国来说，这样的调整极其重要：其一，只有越过瓦弄，才能侵占瓦弄以东地区。虽然“非常紧迫而且有必要将我们的边界地集中在瓦弄，但是展望未来，在鲁希特山谷修建道路，并使其直接穿过山谷到边界之时，使东藏所有商路和马路都可以通过鲁希特山谷道路到印度之时，位于边界线以南18英里的瓦弄山谷不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空间，不能给重要货栈和贸易中心提供较大的耕作场地，也不能扩大我们在东藏地区的影响和提升搜集情报能力。如果鲁希特山谷最终只是一个死谷，东藏地区就应被纳入我们边界线的一侧”。其二，必须越过瓦弄向北占领沙玛和桑谷古两个村子。“如果我们想为瓦弄中心获取所需的广阔耕作空间和资源中心，就必须将边界线沿着山谷主道的西侧向北推进大约7英里，抵达日玛村或者日玛杂瑜藏人总部（Zayul Tibetan Headquarters of Shika）对面的位置。这样，就能占领沙玛和桑谷古这两个拥有7户人家的村子。”其三，要想“控制从桑谷古起的整个杂瑜平原”，就必须将“麦克马洪线确定在绒渠河（Tho Chu）和迪曲之北”，这样才能控制两条干线：“（1）经由绒渠河关（Tho Chu Pass）进入鲁希特山谷和达维山谷（Dav Valley）的便利夏季路线；（2）进入缅甸北部的地补拉路线（Diphuk La route）。”如果不越过瓦弄，“就无法控制这两条线路”；如果不调整“麦克马洪线”，“要控制这两条路线中任何一条都很困难”。

可见，英国制造数条“边界线”以夺取中印边界各段重要的中国领土。在西段，英国不仅企图侵占林济塘洼地、整个羌臣摩河谷及奇普恰普河谷等中国领土，还进一步直指新疆境内的阿克赛钦。在中段，英国企图通过条约和划界，以支掣山即吉姆马珍雪山分水岭为界，越过喜马拉雅山侵占确母多曲上游流域地区和罗纳克曲上游地区。在东段西端，英国企图以色拉山脊为界，侵占达旺地区；在东端，企图将“麦克马洪线”往北推移至瓦弄以北，侵占瓦弄地区。

三、英国侵占中印边界中国领土的具体行动

依据数条“边界线”，英国采取具体行动，夺取中印边界各段具有战略地位的中国领土。

1. 侵占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葱岭至葱莎一线

首先，英国通过夺走原属中国的拉达克和坎巨提（Kanjud），从西藏阿里西端向东南端一线逼近中国本土。拉达克又称纳达克，即今天以列城为中心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紧连西藏阿里。《西藏志》中记载，康熙年间，“查阿里地方甚大，稍西北乃纳达克酋长得中南木查尔地土，一半系谷古结塞地土。谷古结塞酋长之女与朱尔吗特策登为妻。三部通好，其纳达克、谷古结塞二姓，乃新抚之地”。拉达克属于西藏阿里三围（玛域、古格、布让）之玛域。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五四七《西藏》记载：西藏在拉达克城即列城设官“宗布木”进行治理。1846年，英国吞并拉达克，制造查谟-克什米尔邦。“现属印度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在过去的吐蕃王朝灭亡时期是一逻莎（今拉萨）赞普王子首创王国地，是纯粹的藏地，这是中外所共认的，只是到了清道光朝，由于内忧外患，再加上当时的驻藏大臣对历史不了解，才默认了英印对拉达克的统治权。”

坎巨提又称洪扎、罕萨、棍杂（Hunza），位于叶尔羌西南约1500里，“实际上是洪扎和那噶尔两个山邦的统称，它处在由帕米尔通往印度北部的要道上”。《一统说图》将坎巨提列为中国郡县之一，记载坎巨提“作喀楚特，图载其北在中国界内”。李光庭的《西域图》将坎巨提列为中国的藩属国，称坎巨提“作乾竺特，则划于界外，以其系属国，别于郡”。《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及国民政府有关文件中指出，坎巨提位于“帕米尔东南隅，喀啦昆仑山脉中一崇奉回教之小酋长王国，面积九万三千余里，人口约二万至四万人”。唐朝时，坎巨提及其南部的吉尔吉特（Gilgit即小勃律，Little Pola）被纳入版图，但至“第八世纪末，中国在该地之统治即告式微”。乾隆时期，“葱岭诸小国均内附。坎巨提于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内附”，“岁贡沙金一两五钱，得缎二疋之赏赐”。同治、光绪之交，英俄两国“均有窥坎巨提之意”，英国侵占克什米尔后“捷足先得筑路”，由吉尔吉特“直达坎巨提”。控制坎巨提后，英国特设军事管制机构吉尔吉特管理机构（Gilgit Agency），“将坎巨提包括在内”。国民政府认为，“英对坎巨提之政策，亦为宽大羁縻，予以充分内政自由，以迎合坎巨提王独立自尊心理”；“坎巨提在传统上固有纳贡中华之心情，但在实际上，自清末以来，坎巨提渐入英印势力范围内”。

其次，英国企图侵占中国领土葱莎，控制中国西藏西南、尼泊尔西北、印度西北相连的战略要地。拉达克位于阿里之西的克什米尔东部地区，坎巨提则位于克什米尔东南。英国自阿里之西往西南夺取两地，进一步从坎巨提继续往东南即阿里之南，侵占中国领土，从而将中印边界西段自西北向东南的线连起来。20世纪20年代，英国以划界为手段，企图侵占中国领土葱莎。1924年7月，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巴利（F. M. Bailey）向噶厦司伦夏扎提出，通过勘测来解决西藏与特赫里土邦的领土争端。1925年冬，巴利送给噶厦一幅特赫里土邦地图，将一大块中国领土划入特赫里邦。巴利要求噶厦派出代表从普兰到靠近争议地段的村子尼朗，与英国代表艾克顿会面，谈判时间定为1926年6月15日。英国严重挑战中国主权，将葱莎混淆为印度领土尼朗，要求噶厦代表从普兰到尼朗去会谈，企图将葱莎从中国割占出去。尽管英印政府坚持要在西藏境内的葱莎即其所称的尼朗进行谈判，但是其野心被噶厦识破，而不得不同意在边界地点古木古木桥谈判。英印采取树立新界标、偷走或移走旧鄂博等手段，企图将交界处从古木古木桥往北移到藏孔拉山口。该山口指里普列克山口（Lipulekh Pass，又称强拉山口），位于紧邻印度、尼泊尔两国的中国普兰县境内。噶厦反对道：“有边界线标志的古木古木桥之上的领土毫无疑问属于西藏，桑、葱莎的居民属于西藏居民，他们每年向普兰宗本纳税。”该谈判无法继续，“双方代表各自返回”。1926年9月1日，噶厦致函接任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的威廉森（Williamson），要求其“向大英政府提出早日向特赫里大公下令，不仅停止在古木古木桥鄂博之上的伐木或修路或建桥，而且停止向桑、葱莎的居民征税”。虽然英国侵占葱莎的企图未能得逞，但是它有意将葱莎混淆为尼朗，制造了日后中印两国围绕葱莎地区的领土争端。

最后，英国企图越过坎巨提，侵占中国塔什库尔干地区的大尔瓦沙，直指阿克赛钦、林济塘洼地、羌臣摩河谷、司丕提河谷等中国领土。1938年4月20日，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白克满照会新疆喀什区警备司令兼行政长蒋有芬，提出强烈抗议。抗议称，3月9日，“有一队持械不规则军人约二十人，由于现在驻守蒲犁地方，而在一人名沙米尔管带之下者，侵入印度区域，近大尔瓦沙地方，强行劫掠，拿出五人，并犁牛六十头”；3月11日，“另有一队持械不规则军人八名，作同样之劫掠，在近大尔扩［瓦］沙地方，拿出十人，并羊六百头、犁牛六十头，此等牛羊乃在大尔瓦沙之西部二英里吉苛尔地方食草者”。英国政府声称大尔瓦沙属于印度领土，并指责中国军队两次“非法”进入蒲犁（今称塔什库尔干）的大尔瓦沙地区进行“劫掠”，共计掠走15人、120头犁牛和600只羊。蒲犁位于坎巨提之北，英国侵占坎巨提后即指向蒲犁。新疆省政府于4月答复道：“新疆政府对于此事甚为警［惊］奇，因大尔瓦沙系属中国版图，为中国军队经常驻扎地也。”并指出，“不但大尔瓦沙属于中国领土，而且中国政府对坎巨提向来亦未承认系属于印度”。

由上可见，英国首先夺走了拉达克，控制了坎巨提，接着企图侵占葱莎地区，然后指向大尔瓦沙地区，并企图侵占阿克赛钦、林济塘洼地、羌臣摩河谷、司丕提河谷等中国领土。英国侵占葱莎和大尔瓦沙的企图虽未得逞，却留下了中印边界西段争端的祸根。印度政府声称中印边界西段为“已经确定并得到公认的国际边界”，“碟穆绰克、奇普恰普河谷、喀拉喀什河源、加勒万河谷、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等地区……都深处在印度境内”。

2. 对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实施“前进政策”

1935年后，英国的侵占行动逐渐转向中印边界东段。英国先将目标指向了西端，并采取下列措施，企图侵占达旺地区。其一，派出军队，设立哨所。1936年，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古德（B. Gould）向英国政府提出：“我方要不畏艰险、抓住时机，毫不拖延地确立对达旺地区的统治。同时，采取充分措施，在整个‘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至日玛（Rima）地区消除中国的影响。”古德建议英国政府要抓住时机，采取实际行动消除中国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影响，以侵占达旺地区。1938年春至7月，英印政府从恰图瓦“向达旺派出探险队，告诉门巴人从此属于英国臣民”。这一年，英印政府“派大批人员至提郎宗附近，实地调查测量道路，架设桥梁”。1942年，英印政府“派兵五十名进驻提郎宗以西之斜香买地方，建筑营房，并筑了望台，严密检查行人；又于兵营附近辟菜园、畜牛羊，员兵每日以平地为务，似欲建筑大规模之兵营或机场”。1943年，英国向相关地区派遣军队。1944年，英军已完成对一些“特定地方”的占领，“在‘麦克马洪线’西段、靠近不丹的边界，英国在达旺地区的德让宗建立了哨所”。至1946年10月，“英军二千名分驻提郎宗门达旺、白马岗等地”。11月，英国派飞机侦查阿萨密至达旺、桑昂曲宗等地航线。为维持这些哨所，英国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按期空投物资，“总体而言，从1945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英国皇家空军对瓦弄、哈尤良（Hayuliang）、旁金（Pangin）、日嘎（Riga）、德让宗和如巴等地的哨所空投供应物资”。其二，派官员巡视，实施殖民统治。英印政府宣称门隅自1914年以来就属于阿萨姆，华金栋提出“有一个真正的、唯一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建立直接的行政体系”。英国派遣官员，以“管辖者”身份巡视所要侵占地区。伊利吉白安排巴里帕拉边界机构政治专员阿里、阿萨姆总督府关于阿萨姆部落地区事务的顾问米尔斯负责巡视达旺地区。1945年3月中下旬，阿里“在成功到米基（Miji）和阿卡地区进行巡视后返回。此行，他到了此前从未有政治专员到过的重要村子”。阿里、米尔斯于5月19日抵达德让宗。6月上旬，米尔斯“在视察色拉分处之后”返回。6月下旬，阿里从布谷河（Bugun，即科瓦河，Khowa）地区返回，“在上迪吉恩河山谷（Upper Digien Valley）巡视。除两名宗本外，所有僧官离开色拉分处”。7月上旬，阿里“访问了位于色拉之南的最后两个村子——略马东村和申隔宗，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一地区寺院财产的报告”。在实施侵占的过程中，英国剥夺了西藏牧民在色拉山脊以南地区的放牧权，并阻止村民在农奴主的庄园中耕作；同时，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止错那宗本对色拉山脊的南部地区征收粮食税。

英国接着将目标指向中印边界东段东端，采取下列措施企图侵占以瓦弄为中心的察隅地区。其一，派遣军队进占瓦弄。1943年，英军入侵察隅和科麦。英印政府决定在1944年秋侵占瓦弄，并沿着“麦克马洪线”建立哨所，占领鲁希特山谷。1944年初，一队英军侵入瓦弄，建立哨所，负责“警戒上鲁希特河山谷的印藏‘边界’”；这段“边界线”“大致从西南往东北，亦即沿着位于曲水（Chu River）之北的山脊穿越鲁希特河。鲁希特河从帕提河（Paiti）西岸（West Bank）的草地流向对岸的山嘴。从山嘴而上，沿着正好位于迪曲河（Di Chu River）之北的山脊与迪曲平行而行”。截至1944年10月，蒙藏委员会指出“英军四十名在察隅建筑营房”。英印军队在1944—1945年侵占了瓦弄，并以瓦弄为支撑点占领察隅地区。至1948年，云南省政府调查员报告：“距察三日之吾弄地，英军在此建有茅屋一所，外围土墙，墙外环以沟，驻有印人军官兵约四五十人。”

其二，派遣政治专员、助理政治专员巡视鲁希特山谷地区。巡视工作主要由萨地亚边界机构的政治专员和助理政治专员进行。第一期巡视开始于1944年10月，结束于1945年3月。在伊利吉白确认瓦弄哨所重建后，威廉斯开始巡视鲁希特山谷，直至1945年1月才返回阿萨姆。梅恩普赖斯接替他巡视鲁希特山谷，1944年12月5日“出发到鲁希特山谷”，1945年1月上旬到达瓦弄，2月“巡查特鲁河南岸各村”。第二期巡视开始于1945年7月，结束于10月。

其三，在鲁希特山谷地区构建交通网络。首先是筑路。1945年2月，英国开始实施鲁希特山谷道路开凿计划，工程师抵达瓦弄。3月，“鲁希特山谷I路开凿继续进行”；4月，“已经完成大约18英里的道路开凿”；5月，“从梯第河（Tidding）到斗德雷的鲁希特山谷道路开凿工程开始”；至6月，伊利吉白高兴地表示：“鲁希特山谷的运输情况有所改善，道路开凿进展到哈池玛（Hachima）。”其次是选择交通要地修建桥梁。一是所谓瓦弄与西藏边界之间的河流。1945年4月17日，威廉斯致函米尔斯称：“在瓦弄和边界线之间两条较大河流克鲁梯河（Kruti）和绒渠河（Tho Chu）上，迈耶藏噶（Maiyi Tsanga）今年修建好了桥梁”，“无论是戈德弗雷在1940年还是梅恩普赖斯在1944年，都没有发现控制这一地区的西藏当局在瓦弄和边界之间的河流上修建过任何桥梁”。1945年6月8日，威廉斯高兴地表示：“位于瓦弄和边界之间的桥梁大约4个月前刚修造完成，在目前的条件下十分合适。”二是迪加罗河流（Digaru）。伊利吉白宣称：“大水冲毁了跨越在标志为3月20/21日高度上的迪加罗河桥梁，但是车辆在30日处能够过河，并留在邓宁一侧渡过雨季。”三是按照伊利吉白的说法，“须在桑谷古附近被称为‘摆渡（Ferry）’的地方，修建一座桥。‘摆渡’一词，藏民从未用过。事实上在桑谷古附近没有‘摆渡’，因为藏民不会摆渡。在北面的瑢土曲和杂瑜曲的汇合处与南面的瓦弄的连接之处只有绳桥，居民并无什么工具可以用于渡河。因此，在日玛附近修建一座好桥，会极大地增进贸易”。四是鲁希特河。所谓“瓦弄和麦克马洪线之间的鲁希特山谷仍很狭窄，并不适合作为空运物资的投放之地，更不用说建造飞机场；跨越鲁希特河的桥梁的最佳地点，毫无疑问在麦克马洪线以北一点的地方。梅恩普赖斯强调，必须将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几英里，以便将沙玛村和桑谷古村囊括进来”。最后是在萨地亚和瓦弄哨所之间建立无线电。伊利吉白报告英印政府：1945年1月，“哈隅梁（Hayuliang）和萨地亚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已经建立，不久后将在瓦弄开始实验”；到5月，“瓦弄哨所的无线电联系情况非常令人满意”。

其四，向鲁希特山谷移民。一方面，将对英国“忠诚”的居民迁移到瓦弄。梅恩普赖斯提出，“瓦弄明显需要大量居民”，因为“瓦弄目前处于危险的无人地带；如果我们想拥有令人满意的足够人口的边界，就须移民到这个地带，因为在麦克马洪线穿越特鲁河的地方并无自然界线。一旦我们确立起边界，迈雅人（Meyar）就要在我们的保护下迁移过来”。基于此，英印政府首先设法将瓦弄以北的黎木（Lim）居民迁移到瓦弄。另一方面，关注瓦弄往南至传统边界线广大地区的移民。1945年3月22日，梅恩普赖斯向萨地亚边界机构提交了备忘录，提出“姆尼尔克来和麦克马洪线之间地区的藏人定居问题”：“需尽早决定是否准许或鼓励包括迈雅（Meyar）藏人在内的藏人，在位于姆尼尔克来之上边界线，我们一侧的沿着特鲁河22英里的适宜区域内定居”。“杂瑜帕斯人特别是迈耶人、杂瓦人、基池人和其他日玛邻居的当地族人则完全适合，完全忠诚于我……对藏人族性没有意识，与其他藏人没有什么婚姻关系，完全不喜欢他们的藏人统治者。”伊利吉白宣称：“位于地邦山谷（Dibang Valley）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现无藏人居住。”

在对中印边界东段西端、东端实施侵占的过程中及之后，英国对中印边界中端的洛隅地区进行了侵占。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蒙藏委员会和军委会军令部呈报行政院：“狢㺄河区内，因山岭陡峻，河谷深邃，绝少开阔地带，仅东南距瓦龙三日之结拉，建有竹篱之茅屋十五间，驻有英兵十人。又西南距结拉二日之四郎公建草屋数椽，住有英兵五人。向西三日程，即至狢㺄。与印度交界之突郎林，有房屋七、八间，住有英人三名，突郎林为狢㺄至萨地亚之捷径，亦为中、印两国分界之天然分水岭。”英印军队在结拉、四郎和突郎林驻扎军队。1947年，英印军队入侵波密，要求“波密土司将白马岗等地‘献与英国’”。可见，英国大体上分阶段对喜马拉雅山中国领土采取了侵占行动。从晚清时期至1938年，英国通过军事手段、施压和划界谈判，首先夺取了中印边界西段历史上属于中国的拉达克、坎巨提，然后企图侵占与印度西北、尼泊尔西北交界处的葱莎地区，接着指向阿克赛钦地区。大约从1935年起至印度独立前夕，英国的注意力转向中印边界东段，采取了派遣军队建立哨所、派遣官员实施殖民统治、构建交通网络以便利军队输送、移民实边等一系列手段。首先侵占了中印边界东段西端的达旺地区，然后侵占东端的察隅地区，再侵占中端的洛隅地区，竭力将“麦克马洪线”往北推移。

 总结全文所述，可以清楚看出英国侵占喜马拉雅山中国领土的策略手段。在晚清时期，英国注意力集中在中印边界西段，派遣约翰逊、阿尔达、铿宁等人入藏进行勘察和调查。进入20世纪，英国派遣史密斯、卡维、巴利、莫尔斯赫德、卢德楼、谢里夫、华金栋等人对中印边界中段和东段进行勘察。在深入掌握西藏山川河流之地理位置及走向、植物分布及各战略地区的基础上，英国官员提出了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的数条“边界线”。根据这些“边界线”，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包括派遣军队、官员巡视，以及向西藏地方政府施压，进行谈判划界等。英国在中印边界西段，企图侵占林济塘洼地、整个羌臣摩河谷、奇普恰普河谷、阿克赛钦等中国领土；在中段，越过喜马拉雅山侵占战略要地确母多曲上游流域地区和罗纳克曲上游地区；在东段西端，企图以色拉山脊为界侵占达旺地区，在东端将“麦克马洪线”往北推移，以侵占瓦弄地区。通过这些策略手段，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形成了对华的有利态势，为日后中印边界争端埋下了隐患。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