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秋   《清史参考》2014年第18期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此战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曾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意思是说，中国人做了四千年“天朝大国”之梦，从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后，开始被唤醒了。甲午战争究竟是如何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呢？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使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民族灾难。首先是《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宝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结果日本殖民统治了五十年，资源被掠夺，人民遭奴役。日本还乘甲午战争之机强占了中国领土钓鱼岛。

 

其次，《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对日本的赔款是二亿两白银，这是空前的敲诈勒索。而实际上的赔款还不止于此。辽东半岛因俄、法、德三国干涉而赎回，日本又勒索三千万两“赎辽费”。日本侵占威海卫3年，还要中国交给它“守备费”150万两。所以，赔款总数实际上加起来是23150万两。这笔钱相当于清政府三年多的财政收入（每年七千万两），折合日元是3.6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四年多的财政收入。日本一下子成了亚洲的暴发户。

 

这笔巨额赔款日本是怎么用的呢？我特别查了日本的财政史资料，绝大部分即近3亿日元用于海陆军军费与扩充费。另外2000万日元作天皇皇室基金，1200万日元为台湾殖民费，1000万日元为教育基金，1000万日元为灾害准备基金。日本利用这笔巨额赔款，大力推进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日本还通过《马关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开厂、资本输出等特权。正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野心恶性膨胀，很快实现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

 

甲午战争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并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当时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支付巨额赔款，只好向西方列强借款。先后向俄、法、英、德等国3次大借款，共3亿两，分36年还清，本息合计达6亿两。西方列强一方面通过贷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海关，同时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向中国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险。就在甲午战争后两三年间，德国租借了胶州湾，以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俄国租借了旅顺口、大连湾，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法国租借广州湾，以广东、广西为其势力范围；英国租借了威海卫和九龙半岛，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强迫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所谓势力范围，就是在当地享有特权，清政府保证不把该地区租让给其他国家。

 

当时有位爱国志士画了一幅《东亚时局形势图》，形象地描绘了中国被列强侵略盘踞瓜分的形势。在中国地图上北方狗熊代表俄国，长江流域老虎代表英国，南方青蛙代表法国，从海边飞来的老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控制福建和台湾，山东还插着德国旗。作者在图旁题词号召民族觉醒：“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后来这幅画在各种报刊和民间广泛流传，称为《时局图》（见下图），两边对联为“不言而喻，一目了然”。亡国灭种民族危机的现实威胁，有如一个挥之不去的浓重阴影，开始笼罩在不止一代中国人的心头上了。

 

 

 

古人曾说“多难兴邦”，战争和灾难有时会刺激民族的觉醒，激发民族的精神。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致丹尼尔逊的信）甲午战争既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一个民族的觉醒，通常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民族面对着或者经历了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危机，甚至整个民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长期形成的旧格局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切志士仁人不能不奋起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新出路。第二，这个民族能看到新的出路，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只要奋起救亡图存和勇于变革，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甲午战争刺激中华民族的觉醒，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种意识的形成和高涨。

 

首先是全民族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的形成。

 

中国面临着民族危机，在这之前，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开始有所觉察。改革思想家郑观应写了《盛世危言》一书，他痛感为了使那些沉睡的、麻木的中国人有所警醒，有必要发出“耸人听闻”的“危言”了，但与此同时，他还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依然处于“盛世”。甲午之败、马关之辱以及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大祸临头的紧迫感和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98年4月17日在北京保国会上的演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民族危机意识。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同年，维新思想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华民族如果再不奋起自强，就要亡国灭种了。参加过辛亥革命，解放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曾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四川)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吴玉章回忆录》)

 

危机和救亡意识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传统得到发扬。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说：“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支那现势地图·跋》）次年，严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从此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个悲壮的呐喊，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主旋律，中国人民发出的时代最强音。

 

其次是变革意识的高涨。

 

变革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人们对甲午战败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

 

老大的清帝国过去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这次竟惨败于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这彻底粉碎了中国士大夫们的“天朝大国”迷梦。因此康有为说“经此创巨痛深之祸，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上清帝第一书》）。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会战败？日本为什么会战胜？怎样才能救中国、谋自强？

 

甲午战争的结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它表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企图不变革封建专制旧制度，而仅仅靠学一点西方的科学技术，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通过这种反思，促进了变革意识的高涨，推动了变法维新和革命运动。康有为等人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变法，改革政治制度。尤其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腐败、卖国，使孙中山等人认识到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国，因此走上革命道路。

 

甲午以来，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们，正是怀着强烈的救亡意识和变革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尽管前进的道路迂回、曲折，找到拯救祖国危亡的途径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些探索和斗争，毕竟使中华民族燃起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