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耀煌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三期

近一、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學界出版越來越多關於大陸時期國民黨政權的研究，其中關於國民黨政權對農村統治的研究有否提出什麼新的觀點呢？由於這些研究所涉及的範圍極廣，數量又甚多，自不可能逐一予以介紹評論，本文揀選三本直接探討與國民黨政權的農村統治有關的專著，進行評論。其分別是：趙泉民，《政府？合作社？鄉村社會─國民政府農村合作運動研究》（2007）；魏文享，《國民黨、農民與農會：近代中國農會組織研究（1924-1949）》（2009）；以及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2010）。其中王奇生的著作，筆者僅就其中與國民黨政權農村統治有關的最後三章進行評論。這三本書（以下簡稱為趙書、魏書與王書），分別從合作社、農會與政權三個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討國民黨政權深入農村的失敗及其原因。乍看之下，此一問題意識不免讓人聯想起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國家內卷化 （involution）之說。確實，三位作者在其著作中皆引用了杜贊奇的著作，但他們還是有其獨特之處。以下就先從內卷化開始談起。

根據杜贊奇的說法，國家的內卷化是二十世紀中國國家政權擴張與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現象，其具體表現即正式與非正式的機構同步增長。正式的國家政權透過非正式的機構推行自己的政策，卻無法控制這些機構。在農村中則可以發現，國家政權的深入，加深了農村領袖與群眾間的分裂。這些農村領袖原來多是舊式鄉紳，他們面對來自國家和群眾兩面的壓力，有的選擇投靠依賴國家的暴力來駕馭群眾，有的則選擇讓位，給予不肖之徒乘虛而入之機，借用趙書的說法，此即農村領袖的「痞化」。

本文評論的這三本書，大體上也是承繼了國家內卷化的觀點；像保甲、農會抑或合作社，都是國民黨政權擴張與現代化下的產物，而且結果都適得其反。但似乎又有些不同的是，首先，鄉紳的讓位，與其說像杜贊奇所言般，是國家內卷化的果，毋寧說是國家內卷化的因。趙書與王書中皆指出，在廢除科舉後，學校制度改變，農村讀書人潮湧離鄉，知識分子不願回鄉服務，以致農村領導無人。這就說明，在國家內卷化以前，鄉紳即已讓位，而且他們不是由於國家的勒索壓迫，而是出於自身前途利益的考量，才離開農村。

在杜贊奇的書中，現代化因為是國家內卷化的動力，因此帶有負面的形象。與此觀點相反，這三本書對現代化卻有較正面的肯定。據魏書所言，農會不僅在組織上帶有「現代」的意含，還致力於推動現代的農業技術改良。作者對這兩點都相當肯定，只是遺憾農會仍沒能達成其作為現代性職業團體所應起的作用，即提高農民的政治覺醒與參與。趙書也誇讚合作社有助於推動農業的現代化建設，並有效地抑制農村中的高利貸。過去 1930 年代的左翼人士與中共，批評合作社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入侵農村、剝削農民的機制；在經歷改

革開放後，今天的大陸學者放棄了過去的階級史觀，同時也比杜贊奇一代的學者，更多地正面評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建設，這可說是當代中國大陸學者關於國民黨政權農村統治研究的一個特點。

現代化建設固然好，可是國民黨政權人謀不臧，貪污腐敗，領導無能，以致各樣深入農村的建設，皆未能達到其預計成效，反倒適得其反。王書即指出，國民黨雖然建立了一個比較具有現代色彩的上層機構，卻未能構築一個相應的下層實體，所以再好的政策與理念也無法付諸實施。為什麼呢？因為自從鄉紳讓位以後，農村缺乏領袖人士，迄國民黨政權時期更加嚴重，因為國民黨基層相當薄弱。可是，國民黨政權又不願意發動群眾，所以，不論是保甲政權，還是農會與合作社，全都是透過由上而下的政治力量推動。如魏書所談的農會，由於國民黨害怕重蹈國共合作時期「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覆轍，所以在 1928 年執政後重辦農會之際，即欲把農會約束於體制之內，以致程序上雖然規定農會應是由下而上建立的，但真正的權力來源卻是由上而下的。趙書也指出，在1927 年以前，合作社完全是自發的社會行為，南京國民政府則把合作社當成 其政治活動的一部份，予以倡導，合作社的強制性也愈益突顯出來。

1934 年，合作社配合保甲制一同展開，既協助政府推動農村建設，也負載有統合農村的政治任務。在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政權進一步深入農村，據王書所言，這時保甲不僅逐漸由一個單一的社會控制工具演變為全能的行政基層組織；特別是在 1939 年新縣制實施後，國家政權機構進一步下沉至保。據魏書所言，農會方面亦呈現同樣的趨勢，甚至在國共內戰爆發後，農會組織還成倍數遞增，會員數量增長十餘倍。

然而，此一擴大與增長現象，完全是空洞的，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一方面，政府可分配的資源不足，如許多農會既無自身的經費來源，只能等待政府與黨的補助，結果卻又總是少得可憐，如此一來，各項事業難免就窒礙難行。事實上，豈只是農會如此而已，據王書所言，連縣政府本身資源都不足，甚至還是有責無權，工作根本無法開展。

資源既然不足，擴設機構也只是徒增冗繁，無助於提高統治效率。事實上，這三本書探討的三個對象，即合作社、農會與政權機構，彼此間職權劃分即不明確，有疊床架屋之嫌，如魏書所證，村長、保甲長、農會職員、黨員等等，許多身分是重疊的。

尤有甚者，這些機構很多還被所謂的土豪劣紳霸佔。如前所述，據這三位作者所言，較有能力的鄉紳在科舉廢除以來，逐漸地離開農村，導致農村缺乏有能力的領導人物。隨著國家機器的下沉，政府對農村領導人材的需要提高；可是，由於政府資源不足，所以無論是政權機構還是群眾團體，其自身所能支配運用的資源也不多，在其中服務人員的收入也隨之減少。不得已，政府當局只好默許這些基層人員向農民浮收攤派，以維生存。一些野心與不肖人士，也進入這些政權機構與群眾團體當中，藉其合法之名號，中飽私囊，擴張權力。根據這三本書的研究，無論是基層政權還是群眾團體，咸由地主豪紳支配。不過，據王書所言，最基層的保長則是由地位較低下的人擔任，因為保長被夾在政權與紳權之間，並不好過，有文化和社會地位的人不屑擔當。

從以上的介紹來看，這三本書的論述不是很像國家的內卷化的說法嗎？不過，這裡還要指出這三位作者與杜贊奇間的一點不同，即這三本書都是採取由上而下的視角，而杜贊奇卻是採取由下而上的角度切入。前者依據官方的檔案，較多著墨在政府的決策，其次才談下層的實際狀況；後者則主要是依據滿鐵的田野調查報告，從婚姻、宗教、市場等所謂「文化權力網絡」談起，再論說國家建設與此一文化權力網絡的差異。因為杜贊奇較少探討上層的政策，只是把政府當成一個籠統的國家掠奪機器，沒有仔細分辨其間的差異，也忽略了除了保甲制外，農會、合作社等群眾團體也是政府深入農村的一個機制，而且它們確實也在農村現代化建設上，發生正面作用。而這三本書也因為忽略了下層的實際情形，所以他們也都理所當然地認為其所探討的對象全部缺乏群眾基礎。因此之故，國民黨的國家機器就不可避免地內卷化，涉入其中的地主豪紳，也就成了「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土豪劣紳或痞子了，此即趙書所謂農村領袖的「痞化」，或魏書所謂的「劣化」了。

這三位作者以為，自科舉廢除以後，正直的鄉紳讓位了，土豪劣紳才得以竄起。但是，筆者以為，民國時期農村領袖合法性的來源更加多樣化，沒有道理認為他們像魏書所指摘般，非常缺乏道德的感召力及群眾的基礎。如王書所舉鄂西地區靠武力與財力興起的地方權勢人物，難道他們果然只是光桿一條嗎？湘鄂西蘇區的共產黨幹部中有幾個人不也是一樣的背景出身，難道說賀龍也算是土豪劣紳嗎？趙書的作者在書中舉證合作社與宗族等地方既存的社群常有重疊，既然如此，為什麼還稱農村領袖「痞化」了呢？難道科舉廢除後的宗族領袖咸由「痞子」來擔任了嗎？論者有謂，中國大陸學界傳統的民國史研究，側重於政治史的單一研究方式，對工人、農民等下層民眾政治反抗鬥爭的籠統性論述較多，對上層官僚群體的研究則多限於揭露其腐朽和反動的一面。（朱英，〈民國史研究的重大成果與發展空間〉，《近代史研究》，2012 年 第 1 期，頁 139）本文所評論的三本書，與過去大陸學界傳統的民國史研究比較下，顯然有較大的進步，如更多地肯定國民黨政權的正面貢獻，以及從更廣泛的視角切入探討民國史；但似乎仍難以完全擺脫上述大陸學界傳統民國史研究的政治史觀點。

一如杜贊奇所言，國家有否內卷化，還必須要同時考慮到文化權力網絡。如果國家機構脫離了既存的社群，如杜贊奇所謂的文化權力網絡，這就會產生內卷化。日本學者飯塚靖也研究國民政府時期的農村合作社，他在《中国国民政府と農村社会─農業金融？合作社政策の展開》（東京：汲古書院，2005） 一書中指出，他不像石田浩、內山雅生般，那麼強調中國的村落共同體。所以他以為，合作社的普及，是由上而下政治權力的作用。所謂的村落共同體，就相當於杜贊奇所說的文化權力網絡。飯塚靖自稱其與石田浩、内山雅生的不同，就好比本文所談到的這三本書與杜贊奇的不同是一樣的。石田浩和内山雅生長期作田野調查，他們和杜贊奇一樣，都是採取由下而上的視角，也特別關注國家政權與既存之農村社群網絡的異同。而飯塚靖以及本文所選論的三本書，都是依據官方檔案與文書資料來研究國民政府時期的農村統治，也都同樣強調由上而下的政治因素。由此可見，從不同的視角切入，就會看到不一樣的景象。

當然，這裡並不是說像杜贊奇般由下而上的視角，就一定比本文評論的三本書所採取的由上而下的視角更好。杜贊奇一方面既認為國民黨政權因為脫離了既存的文化權力網絡而發生內卷化的危機，同時也暗示了共產黨政權因為與既存的文化權力網絡結合而獲致成功，這一點筆者便不甚贊同。而本文所舉的魏書在論及國共的成敗時，則認為其中關鍵在於中共能夠動員佃農和僱農起來進行土地革命，也就是階級革命，此一說法較能夠使人接受。只是善於動員群眾的中共有否擺脫內卷化的魔咒呢？其與國民黨的政權比較又是如何呢？期待這三位作者，將來也能為我們帶來更多關於國民黨與共產黨農村統治的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