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些团体和个人出于各种动机与目的，来中国从事文化交流、访古览胜和实地调查活动，把自己在华所见所闻以日记、笔记、报告书、调查报告等形式记录下来并予出版，从多方面、多角度记载了中国社会的整体风貌，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与中日关系是极有价值的。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日本人游记作者在华从事活动的动机与目的各异，记录的重点不同，有深浅差异与拙巧之分，但都能反映他们的中国观和急剧变革时代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今天重读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日记，可以收到温故知新之效，也有助于理解当前的中日关系。

关键词：近代；日本人游记；中华文明；中日关系

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有大量的人员以各种身份来中国从事旅游、访学与田野调查活动，留下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游记，成为中日关系当中一道特殊的风景。这些作品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风貌，以及走向近代的中日关系。这些著作之所以重要，自出版以来不断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在于“这些游记本身内容广泛，其社会影响也较复杂，加之作者身份多样，动机不一，……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等为目的‘勘察记’或‘踏勘记’。正因为这一点，从今天来看，这些游记本身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是涉及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学、经济史学、文化史学等多种领域、多门学科的综合科学，是我们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所必不可缺的重要史料。”明治与大正时期，正是中日关系与地位发生急剧逆转的时期，也是东亚国际秩序发生空前变化的时期。因此，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比较全面而典型地展现了当时中日关系的实态，也透视出来华日本学人游记的广阔而复杂的社会背景。

一、游记中映现出的中华文明与社会生活

在众多来华游记作者当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中国观感，那就是看到中国历史悠久，腹地纵深，文明发展程度高，社会组织、动员以及文明发展连续性等方面明显地高于西方国家。凡此种种，为日本学人研究和考察提供了可能。他们之所以有如此表现，是因为长期以来日本接受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中国文明哺育了日本，或者说日本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中国文明对他们产生了至深至大影响，包括语言、文字、田制、官制、文学、哲学、建筑与艺术，甚至灾异祥瑞观念等。正如京都大学东洋史家内藤湖南（1866—1934）所说：“从东亚整体考虑，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向四周传播，催生了周围各国的文化，形成新的文化。”寥寥数语，表现出他们对中华文明的重视。桑原骘藏（1870—1931）是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家，1907年受文部省选派来中国访学。在华期间，他的足迹遍及北京、河北、山东、内蒙古、河南、江苏、陕西各省。在《考史游记》中他对访问过的城镇、历史古迹、人员往来、宗教传播都有详细的考察，看到中国国内各地许多历史名城、陵墓和碑刻，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特色。有学者评论指出：“书中毫无虚饰之辞，亦无浮夸之言，均以公正、简明、精确为写作宗旨。……是理应将其传授给子孙后代的最宝贵的资料。”他的许多结论绝非随性而发，而是有着作为学者的审慎与严谨，学术史论中有许多珍贵的价值，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思想方法上有更多的时代风貌，热情洋溢地面对中国历史与文化。

在考察中国古城与古迹上，桑原骘藏的观察是深刻的，他是这样介绍古都洛阳的：“东汉以来，洛阳久为天下首善之地，其间名门望族多将冢茔营建于率邙。”邙山位于洛阳之北，历史上葬有多位皇帝和名人，中国民间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之说。中国社会是在不断地变化中向前发展的，没有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他写道：“洛阳是所谓天下之中心，周汉以来屡为天下之都，但是宋代以后逐渐衰落，至明末李自成之乱，蒙受最后一次沉重打击后，昔日壮观场面已荡然无存。”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是他考察历史的一个方法。他之所以对中国历史倍感兴趣，做出了成就，除了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汉学外，还与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长期研究有关，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培养了对中国历史的挚热感情，使他有条件成为同时代的佼佼者，有人把他看作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大师，日本汉学界的另类。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具体生动，可读性强，表明他的研究意趣。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多方面表现中华文明，涉及面广，确有清新厚重之感。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的产生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

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从多方面反映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是每部游记的共同特征，也是作者努力完成的乐此不疲的工作，举凡历史古迹、名人墓碑、山川物产、风土人情、军事设施、交通要道、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宗教文化，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许多方面写得具体生动，落落大方。据说内藤湖南一生十次造访中国，结识严复、文廷式、罗振玉、王修植、沈曾植、柯绍忞、刘鹗、王国维、李盛铎、董康、郑孝胥、张元济、曹廷杰、宋伯儒等一代中国硕学之士，与胡适、郭沫若、梁漱溟等人保持来往。在《燕山楚水》中他是这样介绍中国长城的，写道：“作为人工制造的结果，确实雄伟壮丽。……从远处眺望长城，就像一幅巨大的布帛上绣饰的细花纹，与其说雄伟壮观，不如说纤丽精致。由此可见，与山川之雄，天地之伟，造化之巨大能力相比，人的微不足道。想到这里，一种崇高的感怀，凛然生于心中。”他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这与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有关，与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有关。正因为如此，他的《燕山楚水》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与社会生活画卷，成为日本青年游华的必备指南，于日本对华认识形成有一席之地，成为研究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的珍贵史料。

中国不仅是东亚、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这样的大国引起他们的注意与思考。不仅是内藤湖南惊异于长城之雄伟，工程之浩大，南北之殊异，哲学家宇野哲人（1875—1974）也对绵延数千里、纵横北方10余省的万里长城表现出异常惊羡。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写道：“此雄伟之城墙，蜿蜒千里之外，各要所设烽火台，警戒敌人来袭，一旦有缓急，昼则举烟，夜则点火，警报即可传递不息。只要严守关塞，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真所谓北门之锁钥也。”他把长城的作用与功能说得清晰透彻，实为实地考察所得，非近前而不得窥其全貌。在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中，日本学人的这些观感反映着他们的中国观，包涵着对中国历史内蕴的深层认识，向读者贡献了有价值的成果。他的考察具体深入，《中国文明记》表现了他对异邦文化的崇敬与羡慕。在反映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上，日本学人观察细致，大部分作者能够做到记述客观，真实可信，这些观察构成他们丰富多彩的游记内容，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复杂的心情。近代日本学人舍性理空谈转向国家发展需求，为日本发展谋出路，对周边国家的深切关注开始成为研究和描写的对象，由“虚学”走向了“实学”。

宇野哲人是日本东京大学哲学史教授，以研究中国哲学见长，一部《中国文明记》是他游历中国后写下的珍贵作品，保存了对中国无数历史文化遗产的记载。《中国文明记》译者在“译后记”中说道：“宇野哲人对中国的文化以及遗留在中国大地上无数的文化遗产深深地爱，经常是对之顶礼膜拜，抚摸唏嘘，不忍离去。”中国是文明大国，社会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各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点，这些东西是引人颇感兴趣的地方，日本学人在游记中均有津津记载，也有许多有见地的分析，甚至可以说是有较为准确的评价，显示出他们观察与思考的力度。宇野哲人在北京看到故宫后发出感慨，他说：“不见皇宫，焉知帝王之尊。……故皇宫美轮美奂，壮丽至极。”北京故宫是明清两朝的皇家宫殿，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古代建筑，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皇宫都无法与其相比。“北京内外城中，最繁华之所凡五处。内城中有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后门大街三处。外城中有前门大街及大栅栏。”这些都是较为详细的记载，对于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城市发展极有意义。

城市生活与繁荣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从一个意义上反映大众生活水平。在日本学人的笔下，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生活气息较浓，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秩序井然，不仅东西方文化荟萃于此，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手工工艺，显示出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征。在北京街头，可以看到许多有趣的事情，店铺林立，买卖兴隆，各族民众和睦相处，见面行礼甚恭，卖酸梅汤的货商手摇金铃，口中吆喝“冰盏儿”，敲击声音悠远，以此招徕客人。近代日本学人对中国社会观察细致，看到中国社会在生生不已的演进中发生的变迁。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这也是他们游记的可贵之处。1906年5月和1917年9月德富苏峰（1863—1957）先后两次来中国游历，获得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层次认识。在第二次来中国游历的时候，德富苏峰看到中国人留辫子的少了，除了一些清朝遗老外，绅士阶级留辫子的已经没有了。进入民国后，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发生极大变化，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日益增多，慈善机构、音乐会、公园都有妇女参加，“到处都能看见一些所谓的新女性”，“不管怎样，从这迹象都可以看出社会的变迁。”这些都是作者深入社会详细考察所得，有他自己的理解与判断，可视为有价值的记载。

帝制结束后，中国社会出现许多新气象，人们的精神面貌、知识结构和识字率等都发生了变化，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为之一新，许多中年人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与以前相比，中国社会较之以前进步得多。德富苏峰看到：“十二年前在社会上吃得开的都是些白发老人或者纨绔子弟，但现在却是新式人物的天下了。”在他看来，只有任用那些中青年人国家才有希望，社会才会进步，老人政治是不合时宜的。德富苏峰思想的深刻之处，是把清末、民初与日本相比较，看到民国时期政治人物在年龄上的优势，这种优势可能就是国家与社会未来发展的潜在条件，是一种进步的趋势。他总结道：“我在中国的南方北方游历一番，和十二年前相比，和我们日本的现在相比，不得不承认年龄上的显著差别，大概可以断言在中国老年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年人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年龄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能力与贡献，但是从德富苏峰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老人政治算不上是深恶痛绝，至少是不赞成的，对中国社会已经刮目相看了：“在中国虽然不能说是青年人的天下，但至少可以说是中年人的天下了。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赞叹中国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这样的观察在他们的游记中较多，反映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关注。

近代日本学人在中国的访学问道、考察游历往往因每个人的职业、兴趣、语言基础与师承关系不同而各有侧重，总体上都是从日本社会需要出发的，参与中国社会各项活动，或明或暗，或长或短，留下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劳绩。日本从明治维新进入到近代社会，国内经济基础、对外政策、国民与国外交流发生不同于以前的变化，对外交往空前地增多起来，在以特殊的方式走向世界，对外交往的重点是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南洋各国，进而为国家寻找有益的理论支持。桑原骘藏的《考史游记》，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等，从整体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令急剧发展起来的日本对周边各国日益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对中国的观感大体来说是较为准确的、深入的，同时也有一定的主观成见或急剧发展起来之后对周边国家优越感，甚至有盛气凌人之处。日本学人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地域广袤、文化悠久发达的国度，有优点、有特点甚至有自己的缺点，世界很少有哪个国家可与中国相比，认为：“以四千年光辉灿烂之历史、辽阔广袤之疆域卓绝于世，乃中华民国；拥有五亿国民、一统堂堂之天下者，乃中华民国；以天然沃土吸引世界、以丰富资源夸耀天下者，乃中华民国。这正是中华民国令世界各国羡慕垂涎之所在。”他们在看到中国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时，已经流露出对中国独特资源的羡慕甚或占有之情。

近代日本人游记从多方面反映中国社会风貌，除了记述山川物产、地理风俗、名胜古迹、市井生活外，对社会大众生活困苦、交通设施落后状况也多有介绍。德富苏峰在游记中写道：“中国的道路状况之差是非常有名的。虽然有‘平如砥，直如箭’这句话，但是中国的公路几乎可以用‘行路难’一句话来形容。”日本教习中野孤山对四川的道路交通的印象是“至艰至难”。竹添进一郎在游历四川之后，发出“峻岭悬崖或有巨木，然搬运甚艰”的感慨。长期以来，由于外国侵略，国内战争频仍以及天灾人祸等原因，旧中国经济、科技、交通、文化与大众生活基本上都处于落后状态，经济凋敝，与同时期的日本相比，无疑是落后得多，这些状况在日本学人的游记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即便是为演戏伴奏的乐师也是衣衫褴褛，坐于戏台之上，极其扫兴。

近代日本来华学人当中有许多思想深刻的思想家，看到中国社会的伟力与同化力量深藏在伟大的历史传统当中，认为中国具有极大的吸附力与同化力。以长远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中国，是十分明确和不容置疑的。德富苏峰明确指出：“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新征服者，中国都是中国人的中国，所以，新的征服者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马上被中国化，也不得不被汉化。无论元、清的朝廷怎样采取措施努力保持原有的风俗，也还是经不住被中国化了，这就是寡不敌众。薄不胜浓，野不敌文，文且众，众且浓，这就是中国同化的力量天下无敌的原因。”德富苏峰努力寻找中国同化力量的历史根源，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分析，有的看法甚至是相当深刻的，他说：“为什么中国文明的同化力量如此巨大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但是要说最重要的原因，那还要归结于中国文明其本身。……而且对于这样的文明，所有的外来势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它。”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也是有其价值的。

德富苏峰比较中日历史，看到中国历史远比日本历史悠久和内容丰富深刻，在主观上他是尊重和承认中国文化的。这与他的历史学家身份有关，也与他的评论家的身份有关，思想深处有着中国文化的显著影响。他认为：“日本的历史与中国相比很浅薄，不深奥。中国的历史如果往远古追溯，有《汉书》、《史记》、《国语》、《左传》、四书、六经之类，绵绵不断，无穷无尽，一下子到了史前，……我们只能通过《古事记》、《日本书纪》去想像，就是说日本还处于神话时代，没有进入正史。无论怎么看，中国的历史正当如日中天的时候，日本的历史还是曙光微露。”他评论中国历史比较客观，能够从实际出发正视中国历史，不掩功加罪，他说：“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不是中国历史的悠久，而是它的悠久历史能够永远地延续下去。哪个朝代哪个国家能够和中国相比呢？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历史都是断续的。……无论怎样，今天的中国人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他们肩负着这悠久历史一直到今天。”这些议论值得重视，说明他尊重历史，从理性出发寻找历史发展的逻辑，从中国历史中不断发现新的历史。

二、游记作者与中国社会各界名流的广泛交游

在大量的日本人游记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交往，包括文人学者、政府官员、宗教界人士和商人，以便从这些中国各阶层人士的交往当中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游记中展现的与中国各界的接触与描述并非仅仅是对个人性格、爱好、职业与社会关系的简单介绍，而是从中透视出中日关系日益复杂的国际背景。德富苏峰在北京游历期间访问了段芝贵和梁启超。按照德富苏峰的说法，段芝贵是段祺瑞和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年轻有为，前途远大，是北洋军队中屈指可数的人物。在北京期间，德富苏峰拜访了许多中国政坛人物，如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人。这些人身居要职，权倾朝野，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对他们有较多的介绍与评论。无论古代和现代，每个时期都有大量的外国人来中国从事学习、经商和游历活动，留下他们的劳绩。他们这样做，目的十分明确，也十分现实，就是通过访问交流获得更为直接的了解中国的经验。日本学人来华进行直接的访问调查，并把它作为研究历史、文化与社会的组成部分，无疑是一个极有效的研究方法。

与传统的中国研究相比，近代以来的日本中国问题研究更多地强调了田野调查方法，走出国门，把中国研究置于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不再过多地做书斋里寻章摘句的文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坐冷板凳。德富苏峰说：“来北京最不能缺少的一项要数拜访段祺瑞总理、冯国璋总统了。我们也不能漏掉这一项，前去拜访了他们。”日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不仅仅从书本中获得，也从广泛的社会调查访问中得来，从多方面寻找了解中国社会的材料，人物访问无疑是重要的方面。人物访问的最大好处，是能够获得最为直接的知识，有助于对中国社会的认知。通过拜访之后，段祺瑞给德富苏峰留下的印象是：“他个子不高，脸很黑，颧骨较高，眼光机敏，人非常的沉着。作为中国人，他是那种少有的寡言少语、不善辞令的人。他的外表举止聪明与否暂且不说，一看就是那种意志坚强充满自信的人，还有就是显得有点单调古板而要强。” 这些评论是德富苏峰从访问实践中得出的，可以说是外国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总体印象。

内藤湖南也是如此，特别强调对社会名人、政坛人物访问的重要性。作为一个研究者，仅在书斋里做学问是不够的，还必须走出书斋国门，与中国的士大夫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他说：“如果想了解中国的现状，不如通过和那些希望有作为的士大夫、不得志的人的深交来获得。”他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中国期间，他见到过严复、张元济、文廷式等改革派知识分子，与他们讨论时政问题。内藤湖南对拜访中国政坛名人是有深刻认识的，不认为那是一件小事，写道：“今后的考察，需要突破以前考察的先入之见，具备进一步观察深层背后的眼光。何况一个政党的领袖，他的考察的结果，和他个人谈论的巧拙，两者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从中可以窥出他对社会田野调查的重视。把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与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以及冈千仞的《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等游记并读，有助于看到游记作者的内心深处，窥出他们某些真实的想法。19世纪末和20世纪早期日本知识分子写出的游记多有发人所未发，其价值直到现在还不容忽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改革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率先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进入世界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列，对世界有了更多的参与和竞争，对外关系充满了黩武与血腥。

在近代日本学人留下的游记当中可以看到，许多人都有与中国政界、商界、文化界和宗教界人士访谈的经历，他们考察的视角展现出日本人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对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中日关系极有意义，清晰地反映了近代日本中国观的演变过程。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夏目漱石的《满韩漫游》写得较为详细，反映出一个特定时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基本状态。小林爱雄是日本诗人和诗歌翻译家，他的《中国印象记》记载了在上海期间拜访中国商务大臣盛宣怀的情况。在访谈期间，他看到有十余位仆人在盛宣怀的房间进进出出，哪怕是让他们端盆水，也会有十几个人过来，为他们服务。这是旧中国官僚阶层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小林爱雄与盛宣怀一起用餐，有人热情地用自己的筷子给他夹菜时，他对中国的这种热情并不习惯，甚至认为这是对客人的一种麻烦的好意。《中国印象记》昭示中国官僚阶层的生活状况，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应该说这些记述具体真实，反映出中日两国不同的生活习惯与待客风格。在《中国印象记》中他还写道：“特别是筷子，虽是银制的，好像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前端带着黑色的被牙齿咬过的痕迹，既然这能代表身份的显赫，所以一联想到曾经是怎样的亡灵咬过这筷子，我就不禁觉得筷子上冒鬼气，真是毛骨悚然。”这段话既是中日两国不同生活习惯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本人中国意识的自然流露，中国观的一次对外集中展现。

进入明治时代以后，日本学人的世界观、社会角色以及对外参与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多地走出书斋，到中国大陆、台湾、朝鲜、南洋地区考察和游历，眼界大开，与日本国家的对外政策互动与共进，有的得到国家支持，有的得到财团资助，有的自掏腰包，来华从事研究。这个队伍迅速壮大，力图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甚至提出“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必须是一种新的学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学者提出的。这种将中国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的研究，有的放矢，实践性极强，关系到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了解中国国家与社会，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日本对外政策问题，中日关系发展到一个关键阶段的需要，他们进而主张“去了解中国的一切。学者不可不去了解中国的一切。”应该指出，吉川幸次郎与其他游记作者不同的是，他是以京都大学元剧研究者和杜甫研究的卓越学者身份研究中国文学的，即便是在中日战争年代，他也远离弥漫日本全国的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气焰，埋头于学术研究。相比之下，这样的研究相当可贵。在众多的来华学人当中，德富苏峰可以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位，访问的中国政坛人物级别很高，其中包括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部总长汤化龙以及徐世昌等。德富苏峰对他们是有评论的，认为：“曹作为段内阁的明星人物，其势力正如日中天。他们的职务在我国来说相当于邮政大臣兼铁道部总裁，对外特别是在对日本外交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些评论都是有感而发的，也是有见地的。他以日本新闻记者、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和晚年国家主义思想的代表，成为日本近现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德富苏峰与中国政界高层人物接触交流无疑有一定的目的，交往的高度与深度可以为日本提供有价值的中国研究，达到真正了解中国的目的。在他看来，“汤化龙作为进步党的代表人物，与梁启超同在现内阁供职。汤作为在党之人，其地位举足轻重”。如果深入探讨他与中国政界要人的交流，参之以后来德富苏峰在侵略战争期间的作为，就会看到这些访问都是有明确目的的，其思想动机与目的值得进一步研究。德富苏峰在评论徐世昌时，这样写道：“徐世昌曾经与袁世凯兄弟相称，现在是曹汝霖、陆宗舆他们的老大。他出身翰林，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的后裔，门第学识和经历威望都集其一身。也就是说，他现在身居我国所谓的元老的位置。”访问者的苦心及其受访者的高位，恐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礼节性的拜访，可能超出了访学问道的范围。在近代中日关系当中，不少人主张研究中国，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超越中国，甚至取代中国。他们懂得，中国是亚洲大国，只有彻底了解中国才可以达到超越中国、取代中国的目的。这样的想法在游记中比较明显，表现出他们中国观的基本倾向。

冈千仞（1883—1914）是日本修史馆编修、东京书籍馆干事，与清末中国文人学者交往甚密。他交往的人当中有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中国驻日使馆人员，常出入使馆或其他地方把酒论诗，切磋文艺，与黎庶昌、杨守敬、姚文栋等结下深厚友谊。中日两国外交界、文化界人士直接接触交流，对于推进两国政治、文化交流意义重大，对于向日本介绍一个真实的清晰的中国有重要意义。冈千仞作为一名学者，有着不同于其他人的学术理性与认知。正因为这样，他觉得大有必要来中国实地考察学习，与中国学人建立良好关系。他说：“盖我邦僻在东洋，疆域偏小，以南北不过四五千里，以东西不出七八百里。试展五洲地图，比较我邦、英、俄诸大国，又何异于燕雀于鸿鹄、鹪鹩于鹏鹍乎？方今欧人积巧思，开机器，激水火，行船舶，天枢而赤道热带，地极而冰海夜国，乾端坤倪，无不可航度。顾中土与我同文国，周孔我道之所祖，隋唐我朝之所宗，经艺文史，我之所以咀其英而嚼其葩；九流百家，我之所以问其津而酙其流；历代沿革，我之所以举其详而论其要；鸿儒名家，我之所以诵其书而穷其旨，而不一游其域而可乎？”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对学习特质与交往意义的认识。自古以来，日本是小国，生活在东亚一隅，领土仅限区区四岛，本身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来文明的引进与摄取，因此对国际交流交往有特殊的认识，时刻关注彼时彼地的经验，以备社会不时之需。

为了实现既定的大陆政策，取得甲午战争的绝对把握，日本政府对战争的准备是极为细致的，包括赴中国、朝鲜、欧洲实地考察，访问军政要员、建立情报网络和收集北洋海军情报。1893年4月—7月，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伊地知幸介中佐、柴五郎大尉等先后到中国、朝鲜访问了袁世凯、李鸿章、大院君、高宗等重要人物。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和判断中国、朝鲜对战争的态度、国家的战略意志与物质精神准备情况。按照正常的情况，通过探访战争攸关的实权派人物是可以了解并掌握到战争准备情况的。对于像与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开战，日本不敢轻易进行，必须做多方面的准备、判断与评估。从各种材料的收集、综合与对比当中制定行动计划。日本朝野对外调查和获取情报的功夫是很深的，有时候多管齐下。不仅在近代史上，在古代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在唐代，日本利用遣唐使、来华商人和漂流民了解中国唐朝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安史之乱”加速了唐朝的衰落，出使渤海国的小野田守得到这个情报回国后向朝廷作了汇报，日本担心“安史之乱”后中国唐朝会进攻日本，曾一度引起日本朝野的恐慌。

在国际方面，日本考虑到了欧美大国对战争的态度，力图最大限度地争取欧美国家在战争中的中立。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向日本驻各国代表发出通知，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国都声明保持中立态度，俄国、法国、奥国也发出照会表示恪守中立。有关美国、英国、俄国甚至欧洲其他国家对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外交政策与舆论不断传到日本，尤其美国的对国际事态的政策对日本十分有利。相比之下，中国对日本军事情况的掌握却少得可怜，尤其对日本战前军事准备方面的了解远不及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甲午战争的结果，是导致中国大国地位的完全丧失和日本迅速崛起，引起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化，日本的国际地位急剧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之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完全废绝”。此外，中国还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开辟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赔偿二亿两白银。朝鲜“独立”实际上等于彻底斩断了中国与朝鲜自古以来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置朝鲜于日本的掌控之下，传统的东亚朝贡体制彻底崩溃了。

甲午战争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军事的失败，更是制度、教育与国民信仰的失败，许多方面值得深入检讨。因为战争是一个国家综合力量的展现，国家间综合力量的较量，单纯的军事武器不是战争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即便是军事家也不主张单纯的军事观点，也要考虑多种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制约与事前周密谋划。中国的《孙子兵法》讲：“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早在唐代就已经传入日本，历代兵学家、儒者、政治家都有精湛的理解与把握。战时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有对日本取得战争胜利因素的总结，他说：“在日清战争中我国军队采用欧洲化的作战计划、运输方法、兵站设施、医院，以及卫生的准备特别是以慈善为主要目的的红十字会员的进退等，整顿各方面的组织以及各部机关的活动。”不仅国内方面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在外交也积极开展活动，最大限度地争取欧美国家的中立，避免干涉日本的军事行动。今天重新检讨过过去的惨痛历史，有许多的教训可以深入总结。

近代日本游记作者与中国社会各界名流交流，是中日关系面临剧烈变动时代的产物，注入了许多特定的内涵，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同于历史上的两国交往，实开近代日本学人来华实地踏查的滥觞。总的来说，他们的活动带有某些强势的特征，在华活动以及回国后形成的游记、报告在日本产生了不同凡响，影响了日本社会。中日关系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有其特定的内容与特征。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目的，抱有何种动机，通过与中国各阶层人士接触，无疑加深了对中国社会了解，写出的游记在日本社会起到了酵母甚至催化作用，对日益膨胀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啻火上浇油。

三、游记对中国地理、交通与矿产的调查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更多地关注了中国人文地理、民族、宗教、考古、交通、矿产、农事与时政等方面的研究，以极大热情投入致用之学。因此，地理、交通、矿产、军事调查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日本具有对外国实地调查研究的传统。清末来中国担任各种技术教育的日本教习当中，曾有人担任过测量技术教育工作。甲午战争时期由数百人组成的测量要员通过“临时测图部”，开始了战时真正测量。鸟居龙藏（1870—1953）为研究东亚考古学、人类学，足迹遍及蒙古、朝鲜、东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内蒙古、台湾和西南各省，获得了中国西南地区人类学调查的珍贵材料，成为日本人类学、考古学的早期探索者,留下《蒙古旅行》、《西南中国行纪》等著作。德富苏峰在《中国漫游记·七十八日游记》中较多地涉及了中国的铁路交通运输问题，多方面考察中国铁路交通。他在介绍鸭绿江大铁桥时，是这样描述的：全长三千零九十八尺的大铁桥就像一条巨龙把大陆和半岛连接起来，铁桥中间是列车铁轨，两侧可以走行人和各种车辆，桥下可以船舶往来。这样，就把鸭绿江大桥的作用、功能突出出来，无疑是在中国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与以前注重在书斋里写评论相比，关注中国社会实政研究无疑是重要的。对于关注社会致用之学，许多人提出了新的想法，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的目光转向这些关乎日本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方面了。

德富苏峰在中国游历时关注中国铁路运输和矿产资源情况，每到一处都加以细心考察，看到安奉铁路比以前速度提高了，从安东到奉天只要半天就可以到达。德富苏峰对于铁路沿线的城市、村庄、工厂都很留意。在本溪湖，看到冶铁炉大烟筒高耸入云，每年可以生产钢铁5万吨，第二年的生产能力可以再提高5万吨，采矿业也很兴旺。中国的铁路运输与矿产资源已经引起德富苏峰的浓厚兴趣，不可视为一般意义上的以观光为目的的游历考察。他的游记中有关中国铁路运输的内容较多，为此留下的评论不少。他的许多思想与想法值得研究，确乎有大异于他人之处。1917年10月，他乘坐火车从北京去汉口，经过三十个小时后到达汉口站。他写道：“京汉铁路贯通中原的燕、赵、魏三国，一直到楚国，一路沃野千里，一望无际，只有信阳有一个遂道。不过架桥工程除了二里之长的黄河大桥以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铁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人游记对此记述详细，调查深入，与同时期中国学人对日本考察相比，无疑是深刻而全面的。

与日本对外扩张进程相伴随，游记作者把注意力转向对中国经济与外交的关注，可视为他们为国家服务的实际行动。从长春到吉林的铁路是日本为侵略中国所建，据说已经有了日本风格。中国东北不仅是重要的天然粮仓，而且森林、矿产、资源异常丰富。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一直垂涎这个地区。德富苏峰设想，从朝鲜津浦铺设连接会宁的铁路，将来有一天再铺设吉会铁路，日本与吉林就变得更近了，而这也许将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东北到山东的铁路，德富苏峰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说：“要是想有效地利用山东的铁路，就必须把它延伸到与京汉铁路相接，然后向西穿过山西的矿层地区，再向西到甘肃，一直延伸到嘉峪关外。我们深深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列强瓜分可以说是中国生命的铁路，我国当局听之任之、袖手旁观。”利用并占有中国资源的想法在德富苏峰的游记中是非常清晰的，许多想法令人惊讶。对于中国木石矿产之富，舟楫渔利之利，他是必取之而后快的：“我们必须想到从山东到山西一直到甘肃、新疆有不可测知的宝藏。……这对世界的命运有多么重大的关系，不问自知。难道我们不知道世界的命运就是依靠矿藏来决定的吗？”他的这些思想无疑是对日本扩张计划的预想，今天重读这些为日本以后发展而发出的心声，确实令人感到惊异。

在德富苏峰的著作中，有许多涉及中国地理、矿产与交通运输方面的内容，构成他在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方面有超越时人之处。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对经济、地理、中日关系的论述，都可以看到他思想的倾向性，包藏着对中国侵略掠夺的险恶用心。他强调：“中国如果要与别国结盟的话，首先可以和日本结盟。不论其必要性如何，必须承认，对中国来说和日本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这并非德富苏峰一个人的想法，也非一时之热血，可视为他思想的真实写照。他始终强调中国资源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像其他人那样拘谨自守：“要比较天赋的国土资源的话，也许美国可以与之一比，长江流域土地丰饶，铁、煤炭丰富自不必说，山东至山西、陕西一带的地下矿藏之富，简直到了无法想像的程度。我这次游历了山西省一些地区，不止一次地看到地下的煤炭都露到了地表上来。”这是他的真实所见，也是他那一代人的共同观感。德富苏峰甚至提出发行有影响力的报纸，奴化中国人民：“如果日本人不率先起来做这项事业，那么英、美、德等其他国家就会去做，到时候，无论怎样后悔都来不及了。”他研究中国历史，长于理论宣传，清楚殖民宣传的重要性，有这些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德富苏峰的思想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利用中国的资源，使中国的自然资源为日本所用。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论中国人愿意不愿意，日本人为了自卫必须依仗中国的资源。如果明白了这个必然的形势，中国人最好自己主动地利用日本人，就是说，不要把日本人当作敌人，而是当作伙伴”。此番议论非同一般，是德富苏峰本人思想的真实流露，可视为他的思想的准确表达，其影响不可忽视。在明治和大正时期，日本学界、政界、宗教界来华游历考察者众，对比其他人的著作，德富苏峰的观点比任何人都更加具体、明确，在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上也比其他人广泛得多。怎么才能充分地利用中国资源，德富苏峰是有其具体考虑的，他的考察也较之同时期的人全面得多。他对日本没有更早地侵占中国资源感到惋惜，对日本在中国政策上迟疑感到不满，他的构想是：“要想建立真正的日中经济同盟，长久地依仗中国的资源的话，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想法和态度。即不能把中国当成别国，就像对待自己国家一样对待它，不把中国人看成不相干的人，……而且要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的心理，要无止境地研究下去。更进一步说，对中国必须有负起重任的决心和心理准备。”纵观德富苏峰的思想轨迹，就其对日本政策的影响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展开过程。

对比近代日本游历中国的学人游记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深入其中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研究是异常深入的，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清晰把握，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以冈千仞《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对中国的了解为例，它不仅记述作者与中国政界、外交界、文化界人士的交流，也记述中国经济地理与人口情况。他的《观光续纪》卷二“地理”篇中记载：咸丰四年中国人口为三亿九千六百万，嘉庆十七年人口增加二千五百万。人口的数量众寡反映一个国家社会的基本状况，也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历来受到重视。日本对中国人口数量及其分布是极为关注的。冈千仞《观光续纪》写得富有声色，考察详细，材料充实，举凡地理、矿产、制盐、贸易、河流、货币、厘税、度量衡等都在考察了解之内，全面展现了中国社会风貌。他对地理交通的介绍并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与评论上，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对象加以把握，看到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地理发生的变化。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对于急需了解中国社会的日本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可以说为日本全面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照系。

冈千仞的游记对中国道路交通写得极为细致，各主要城市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有精确的数据，如此之详细恐怕超越一般的观感，不可视为简单的游记。它详细记述北京至各省主要城市间的距离，如北京至直隶省城四十八里，道路平坦，无泥泞陷车之患；到山东济南府一百七十里，到山西省城太原一百五十四里，到陕西西安府三百六十五里，至甘肃兰州五百六十五里。作者对中国城市、村庄的了解如此详细具体，不同于旧学者书斋里纯粹的学问，而是成为了致用之学，以另一种方式积极参与了近代日本的外交活动。他凭借西方科学仪器进行测量，以期获得更为精确的把握。所以，近代日本在在周边各国的实地踏查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土地测量，较多地使用了近代实验技术科学。冈千仞在中国游历时还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吸食鸦片问题。当时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人较多，他认为：“清人嗜鸦片甚食色”。这说明吸食鸦片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茶楼酒馆，必设吸烟室。鸦片为日用必须物。”鸦片自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在中国根绝。可见，当时鸦片危害中国之严重与广泛。他的这些记述对于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有价值的。

日本游记作者已经走出书斋，来中国实地考察，在做着不同于以往的新学问，参与到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关注当中。平心而论，这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带有时代性的、求新求变的全新方法出现在日本的历史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施了“大陆政策”，在朝鲜、中国大陆、台湾和南洋各地开始了所谓的“调查”活动，测绘和出版各类地图。德川幕府时期长期锁国，对外收集情报受到限制，锁国结束后即开始了对外情报收集活动。1874年印刷《清国渤海地方图》、《陆军上海地图》，1875年印刷《清国北京全图》、《朝鲜国全图》、《亚洲东部舆地图》。他们的测量与制图技术较多地依靠了近代科学仪器，在中国使用的测量仪器包括气压高度计、双目镜、计步器、刻度器、长定规、三角定规等。根据既有材料可知，被派往朝鲜公使馆、领事馆的陆军将校们几乎都在当地从事测量活动，涉及汉城、元山、釜山等地。在国家政策整体推进过程当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其外，也无法置身其外。正如该书翻译者所言：“在冈千仞游华的前几年，中日关系史上接连发生过日本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及朝鲜壬午兵变等重大事件。游华期间又正值中法战争爆发，同时还遇朝鲜甲申事变，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多事之秋。而日本国内又正值所谓‘脱亚论’出笼之时。这些时代背景是我们在阅读这本游记时不容忽视的。”在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就不难理解他们在中国所做的一切。

冈千仞对中国的了解远不止这些，还有对中国长江水师更为具体的记述。长江水师上自湖北荆州，下至江苏海门，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各省海军，设长江水师提督一人，总兵数为二万六千二百六十二人，火炮口径二寸至四寸。这样记述详细的游记不可与访胜探幽的游记同日而语，勿宁说是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收集。关于中国水师船只的数量，冈千仞的观察也是细致的，中国舰船大小九十余只，大舰凡四十只，小者五十余只，其中在北洋有十五只，江南有十六只，在福建有九只。自近代以后，由于国门被西方列强打破，中国国防基本上是有国无防的状态，军事设施保密程度差，外国人可以近距离接触中国军港和军事设施，军舰数量完全暴露于外国人的视野之下，无密可保，他们得出中国水师船只的具体数量就不足为怪了。日本游记作者身份十分复杂，背景各异，从来都不是单纯地为文化交流而来，即便有这种情况那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总体上说它是日本急剧扩张背景下的产物，不可等闲视之。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国内的作用不可忽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到了近代，尤其以甲午之战为契机，日本人对中国人由崇敬而变为蔑视。……这些游记不失为解读这种演变过程的一方上好材料。因为它们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起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

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里面有许多为日本国家提出建议的内容，他说：“要洞察观望当今世界之大势，必将目光集中于扬子江流域。汉土十八省中，以扬子江干流为纽带，……最具优势者当推古代巴蜀”。他苦心孤诣地为日本国家提出建议，通宵达旦地设计方案，以期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其目的昭然若揭。他写道：“我们日本与其是近邻，而且人种相同，文字相近。我们以启发东洋为天职，因此，应该说我们对其有启发的义务。更何况我们期待的是维护东洋永久的和平，相互提携，共同富强呢。”中野孤山显然以强者的身份讲话，与赤祼裸地公开掠夺中国资源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相比，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不易为人们所看透。在游历四川之后，中野孤山惊异于天府之国的土地肥沃与物产丰富，日本小国寡民、国土局促实在不可与中国一比，写道：“在中国这个天下宝库里，天府之国四川所展现的壮丽景观，令我等叹为观止。随处一挖就能见到煤炭，还能见到食盐无限地喷出。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底掏起一捧河沙，可见里面夹杂着璀璨夺目的沙金。地下还层层叠叠地埋藏着多种贵重矿石。动植物之多，乃世界之冠；畜牧业之旺盛，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啊！真是一个天府之国呀！”分析这些游记文字，深感他对中国天赋资源的倾心关注是有一定目的的。

由于地理之便，从1880年代起，日本已经向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派遣了陆军将校军官，收集地理情报，其成果编成比例为二十万之一的地图。曾根俊虎（1846—1910）是日本海军军官，为日本海军驻上海谍报人员，富有在中国收集军事情报的经验，著有《中国近世乱志》、《各炮台图》、《法越交兵记》、《俄清之将来》、《俄国暴伏记》和《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等。《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在中国从事军事情报收集的情况。他不仅详细调查军事设施位置、作用与设防情况，也绘制地图，把军港位置、炮台数量、周边居民数量等都标记得清清楚楚。为调查大沽炮台兵力、村落、人口、土地和物产，他通过与当地人谈话，了解到当地有人口一万，人家三千户，兵力三千人，六名外国人，一名英国副领事；又问及新城的兵力，当地人告诉他兵力不住在新城，大多数兵力在南洼屯田，驻扎在城内的兵力很少。曾根俊虎提到在大沽炮台哨兵前观察，看到里面戴礼帽的官员来来往往，没有机会混入，只能在外面边走边看，最后得知炮台常备炮与平日无异。对于中国辽东地区的交通情况，曾根俊虎不遗余力地竭尽搜罗之力，了解到辽东地区运送清兵军器是用马车的。这种马车大约可以装载十个用草包装的东西，乘坐几个人。从当时军事学的角度来说，这一了解极为重要，做到了知彼知己。不仅如此，他对辽东地区中国的驻军情况也有细致的调查。他的《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是在中国搜罗实际材料所得，颇有军事价值，在各个游历者当中恐怕无出其右者。

把日本学人不同时期的游记贯穿起来加以审视，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虽然关注点不同，甚至记述分析上有深浅差异或拙巧之分，但总体上对中国社会的调查是深入而具体的，形成相对完整的中国社会状况的知识谱系。这些研究基本上反映出某一个特定时代日本人的视野与思想状态，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他们走在了国家发展的前面，与日本对外政策相呼应，起到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有资料显示，早在1872年，日本就派出陆军将校军官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彭城中平等来中国，目的就是收集政治、军事情报。他们深入中国社会，匿影藏形，开展经济、文化、民族、交通运输等方面调查，向日本社会展示了一个多面的中国社会图景。他们在中国获得的第一手调查材料并非纯粹的学理探讨，也不是简单的搜罗排比材料，而是对获得的材料做出了深加工，深入堂奥，直取根本，构建出日本学者的实地调查的知识谱系。他们的思想极为复杂，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极大，反映出中日关系进入近代以来日益复杂与曲折的演进过程。

四、游记映现出的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

通过对近代日本人游记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到日本学人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及他们与时代的紧密互动。这些人在社会发生转折的重要关头，不做书斋里空谈性理的咬文嚼字文章，而是走出书斋做直接的致用之学，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以理论与实践影响社会，为国家向外侵略扩张提供一些急需的东西。作为学者从两国交流互动出发从事正常活动，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深入到中国社会有目的地从事地理、矿产资源、铁路交通运输等情况调查，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服务，显然已是极不正常的活动。不可不认，日本学人游记当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俗、海陆交通以及矿产资源等方面，调查统计的数据是大体准确的，表明日本学者专业的田野调查能力和做研究的基本功夫，日本的对华政策的制定无疑离不开这些材料的有力支撑。必须指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一些评述只是一端之见，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或者说对中国的轻视与蔑视。这些都是中国读者不能接受的。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近代日本人来华游记所反映出的中日关系是多方面的，整体展现了中国社会与中日关系发展延伸的实态。1871年9月《中日修好条规》签订，近代中日关系开始。随着日本国力不断发展以及大陆政策的实施，正常的中日关系发生彻底逆转，对中国的态度由崇敬转向蔑视，甚至鼓吹侵略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德富苏峰把中国看作是“文明中毒国”，认为“中国人已经厌腻了文明，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文明中毒国。”他被称为主张战争政策的主要发言人，战后受到过整肃与审判，著作里清晰地反映他的政治目的和立场。德富苏峰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来到中国的，到过大连、天津、北京、上海、南京、长沙、武昌、杭州等地，中国的丰富物产给他留下极为深刻印象，因此而萌发对中国资源的强烈占有欲望，设想通过中日“亲善”达到占领的目的。他设想的中日“亲善”的首要条件，是日本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即无论何时，日本都要以自己的武力，在远东形势上做出支持中国的姿态，并以此为己任，同时还要以一定要成功的决心和实力去贯彻它。具备充足的武力是日中亲善的前提条件，我们一刻也不能大意。”由此可见，他所说的中日“亲善”，其实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下的亚洲秩序，与后来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一脉相承的。

必须指出，近代日本人游记都从不同侧面、不同时间段表现出当时日本急剧向外发展形势下作者本人的思想动态，是当时中日关系大背景下的反映。有的人主观上不一定有明显的侵略意识，来华纯粹是为了学术研究；有的人直接为日本膨胀起来的对外政策服务张目，制造理论根据，配合日本政府的对外宣传；有的较为隐蔽，以经济合作、发展中日关系的面目出现，具有相当大的迷惑力；这些人总体上都程度不同地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不论哪种情况都充分说明，中国将受到日本严重的挑战，对中国来说已经是凶多吉少了。正如译者所说：“像短期内一再重版的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1906年11月初版发行后不出两个星期即再版，一年后则发行第三版）、尾崎行雄的《游清记》等不少游记，对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是决策层在对华态度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游记内容比较复杂，既有客观地反映中国社会的内容，也有对中国表现出轻视或蔑视的内容，更有为日本扩张服务的思想。因此，对这些内容要以客观的态度从容处之，不可不加分析地一概肯定或否定。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列强侵略，国门洞开，自身难保，成为外国觊觎掠夺的对象，我们应该从中得出深刻教训。

虽然这些游记时过境迁，成为过去的历史，这些作者也都成为古人，但游记中涉及的许多事情仍需认真的总结研究，其中的历史教训需要作深入的总结。研究历史并不是记住仇恨，而是通过回溯找出我们应该引以为戒的东西，不让历史上悲剧重演，把中国的事情做好。这一切都需要借助历史，把握历史的契机，关注当下，更好地筹划未来。日本近代学人在华调查是有成就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交通、文化等各个方面，目前国内对其研究也只是刚刚开始。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研究日本近代学人的游记，看看日本是如何研究中国的，我们又该怎样去研究日本。由此可见，这些日本学人游记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日本的他山之石，在借鉴和吸收中完成对日本研究的历史性超越。

（原载《中外关系史研究》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