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中古胡汉关系史。

摘要：本文以唐朝成德镇胡系军将个案研究为例，探索他们以仕职的方式与所在社会发生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突出地表现为“本地化”趋势及其与此联动的（原有）族性文化之转型。作为河朔藩镇之一，成德镇胡系军将的上述活动，既是所在地区的展现，又是河朔整体现象的反照。揆诸后期的唐朝，类似的现象遍及各地节镇，但成德镇在趋同的状态下其自身是否潜藏着某种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在与长安朝廷疏离下的成德镇，胡系军将的族属文化转型纠缠于本地化之中，而这种本地化却以助长该镇“自立”的相貌而呈现。它提供了一个超出人们“胡人汉化”的一般性理解，如何将这一问题置诸具体的情景之中而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是本文的专攻方向。

关键词：唐后期；成德镇；胡系军将；本地化；旧有（胡系）认同之消解

本文关注的是唐后期成德镇胡系军将通过长期仕职由外来者变成本地人（抑或本地化、在地化）的现象，以及由此联动的胡系族属文化随着本地化而渐趋消解的倾向。

进入唐朝控辖之内的非汉系族群，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有一个从外来者到本地人转化的过程，所谓“入乡随俗”是通畅而简洁的概括，它的确经得起检验。本文描述的几个胡系成员同样有此问题予以面对和解决，只不过本文的主角限定在唐朝后期河朔中的成德镇，但这也不是该镇所有的胡系成员，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的人数，以及前后者之间的关联。以个案为例是不得已的办法，它至少能够从遗存至今的文献和记载里寻觅到某些信息。这里主要依据数合出土的墓志，考察志主的行迹，并与文献相结合，将他们在成德镇如何担任军职、怎样落居于此、他们旧有的文化习俗是否发生了变化，乃至（胡系）族性文化是否有所转移，等等，作为本文的要点给予考察。

一、成德镇胡系军将本地化的前提

军队将士的本地化（或曰“在地化”），是后期唐朝节镇的普遍现象。它与节度使的设置及其体系的固定化密切相关，或者说它本身就内生于节度使系统。这是因为唐廷将原来非固定的军队（包括前期的府兵、行军等）转化为节度使的固定驻防，节帅握有军、政、财权为一身，并与所在地区的社会相结合，这种常驻化就变成了地方化，或者说二者成为了因果关联。

就中唐时期的内外形势而言，节度使直接对应着后突厥、吐蕃以及变化无常的契丹等势力，常驻化的目的是增强它的防御能力，这与那个时期周边外围势力重新崛升的形势密切相关。简而言之，当唐朝征服东西突厥、草原铁勒诸部纷纷降附之时，朝廷采取羁縻府州外加都护府等方式统辖这些游牧人，一度相当奏效。但高宗末年突厥的复辟立国和吐蕃的不断进攻，打乱了唐朝南北兼跨的一统格局，朝廷采取都护府和行军的打压无法缓解局势，遂采纳节度使体系用以防御这些曾经的属部，它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然而节度使的常驻化，尤其节帅集诸种权职的一身统摄，使得节帅个人的权势暴涨，安禄山就利用这个条件扯起叛旗冲向长安，造成7年多的震荡，最终则是人们熟知的朝廷与叛军余孽双方的妥协，河朔割据的局面就此形成。这就是成德镇军胡系将本地化的前提。

二、成德镇胡系军将族属文化的转向

如上所述，节镇军士的本地化是唐朝后期的普遍现象，成德镇亦不例外。然而本文关注该镇胡系成员的本地化，既表现为他们与汉系外来者本地化的趋同，又表现为他们顺随本地化过程中胡系族属及其文化发生的转变，也就是说地域与族属的二者合一，使得这些胡系成员在成德镇的活动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和博弈的复杂，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地域转移。这二者在事理上虽可清晰明确，但在历史的实际过程中却相伴而随、混淆难别。

为什么胡系成员族属及其文化要素发生转移呢？最根本的就是他们脱离了自身生活的环境，进入到一个与他们不一样的社会和文化之中；他们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处于少数和弱势的地位，被主体所裹挟或者受主流所支配就成为趋势。从道理上讲，当两个不同文化塑形的成员或群体相遇之后，彼此就会遭受文化和心理上的碰撞，引起一系列的相应举措；朝向哪个方位呢？这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地位、分量、人数的多少和文化的包容、凝聚等诸多要素。中原文化的主流与强势，一旦吸引外来者之后，就会将他（们）的文化（包括族属）朝向自身而转移。邓小南教授曾有论文专门讨论“胡/汉”语境的消解，意思是说胡汉各自畛域经过密切联系、彼此互动的磨合，原来的界限会逐渐模糊直至畛域的最终丧失，也就是融为一体不再分作彼此了。这个消解正是唐朝尤其后期百数十年磨合的结果，“消解”的是胡系而非汉系的语境，这就是后者强化的结果。这里汉人众多且儒家文化主导，外来者进入之后，由于势力单薄抑或“孱弱”，他们面临的就是自身文化及其连带的族属如何与中原相适应，而不是反过来由他们塑造中原文化。这种趋势应当是十分明确的，它也构成了我们考察这一时代成德镇胡系人群文化转型与族属变迁的基本依托。

三、成德镇胡系军将本地化的案例

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以往通常采用“汉化”予以表述。这种思考以（广义的）中原地区、儒家为标识的耕作文化为要旨，融合的结果是改变了外来者自身进而成为中原世界及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此而言，中华群体正是历经数千百年人群和族群的相互交往和彼此联系，她的整体如同“滚雪球”一般才得以扩大。这种立足中原及其主体文化的思考，是从一个“中心”出发、以圈层的拓展为方式，形成内外相连的结构，这也是前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就静态场面而言，这固有其道理，也是那个“真实”世界的反照。但近年来历史学尤其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揭示出族群认同的延续抑或更改，其复杂超出了以往的预想，也就是说历史的实际情况可能比人们做出的结论还要复杂和难以捉摸。就史学的研究而言，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步入中原的外来者经过若干时期的生活、经历，他们的文化、族属和身份发生变化乃至转型，虽有着基本的趋向，但具体情形则相当复杂和多变，表现的方式和步骤也并非单向度的等同和一致，这就远非“汉化”一词的表达所能含括了。具体到成德镇这几个出身胡系的军将，他们的族属随着他们仕任和落居该地，同样发生了变化。

先看第一个案例张孝忠。

据《旧唐书》本传：

本奚之种类。曾祖靖、祖逊，代乙失活部落酋帅。父谧，开元中以众归国，授鸿胪卿同正，以孝忠贵，赠户部尚书。孝忠以勇闻于燕、赵。时号张阿劳、王没诺干，二人齐名。阿劳，孝忠本字。

张孝忠奚人族属的记载分明，毫不隐晦。他之归入成德镇是被节帅即同族的李宝臣所器重，并在宝臣死后其子李惟岳的叛乱中因站在朝廷一方被授予承德节帅，旋后刺任定州和义武军节度使，其父子经营30年而落居定州。另据《张锋墓志》记载：“府君姓张，其先上谷人也。洎远祖太师致立易定，节制易定，以其树功勋之德望，建军府之基业，肇自隆盛，占于一时，则太师之迹也。”这里的张太师就是张孝忠，他的奚人身份在这里没有反映，张锋墓志涉及他的曾祖张庭光、祖父张英竭和父亲张政文，均以张姓的身份呈现，尤以“幼习军书，复宗儒学”，表明这个家族的后人文化风习发生了遽变，抑或改变了骑射尚武的贯习。身为节帅的张孝忠，在藩镇与朝廷的纠缠之中，以其忠诚长安被朝廷接纳，以汉名颁赐获得认可，节帅的授予更表达了朝廷对他的信任。在这种职务和身份的赐予中，其家族的族性与文化便发生了相应的转化，张锋的墓志接着“是以薄清河之旧望，诮范阳之本宗”的描述，将他们与河北旧族牵连起来，抑或怀有超越高门旧望的期盼。这方墓志的撰写者陈轩系张锋之妹婿，他对家族的认定殆非个人私见，应属同族之共愿。

第二个案例王武俊。

《旧唐书》本传：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讷干，父路俱。开元中，饶乐府都督李诗率其部落五千帐，与路俱南河袭冠带，有诏褒美，从居蓟。武俊初号没诺干，年十五，能骑射。上元中，为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宝臣裨将。

入职李宝臣属下的王武俊，同系胡人，上文所言张孝忠出自奚，王武俊则出自契丹，这二者同属“两蕃”，关系极为密切。然而仅到他的儿子王士真一代，墓志就有了不一样的记载：

公讳士真，字公一，其先太原人也。岳状际天，海量苞地，□□□则崇不可极，远派长源，纷荡□古，鸿勋茂烈，振耀当今。自帝喾盛德以开基，周文代殷以受命，灵王垂休，以□□晋轻举，以上宾追高□而不及命，厥后为王氏。秦汉已降，贤达继兴，布在方册，今可得而略也。晋、宋或播于江南，周、隋或迁于蓟北。五代祖毅，赠邓州刺史；高祖越，赠陈州刺史；曾祖可讷于，赠尚书左仆射，自公之秉钧衡也，改赠太子太保；王父路俱，□金吾卫将军，赠司空，始自北落，仕于圣朝；皇考武俊，成德军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瑯瑘郡王，赠太师，自公之领旄钺也，重赠太师兼扬州大都督。咸立□流庆，成功业祥。公即太师□元子也。

这方墓志的用词及其语气，完全采用了中原汉系之标准。“其先太原人”，即将契丹人王士真通过“汉姓”的赐予（始于其父王武俊），就视作太原王氏一族，进而纳入到汉人大姓郡望的表述之列，上溯至帝喾的“古老”传统。这种贯通性的书写，已成为胡人族性文化转型采纳的习惯，至少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径呼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苗裔”就开启了先例。它有如王明珂所说“英雄徙边记”那样，通过历史记忆及书写，将华夏以外尤其北方那些人（或群体）以炎黄子孙为称谓，获得华夏的正统脉系。同为唐人，粟特出身的安金藏，其父安菩的墓志毫不隐晦自身的族属及其文化倾向，但仅至第二代，安金藏就以“京兆长安人”自居，遮盖了粟特的痕迹，他以忠诚皇嗣即后来的唐睿宗受到嘉奖而被列入正史的“忠义传”，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汉人”。后期的何文哲，历经数代的汉地任职和生活，早已脱离粟特干系，但他墓志尚有与粟特国王这类上层衔接的描述，应属追忆或者自抬身价。如此看，入华粟特人在中原文化的氛围中自身族系的保持与变型，即步入中原之后历经时代的变迁，以及距离中原核心腹地的远近，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大致呈现出从第一代至随后的数代、从西部至中原内地，其族属、文化以及意识之“胡”“汉”的转轨逐渐变强的趋向。单以粟特为例，如果说粟特本族胡语书写的志书尚能保留自身文化之遗痕，那么转到了汉语书写的墓志，就更多地与中原文化相契合，中原风貌的全面覆盖就成为了主导。正如有学者指出，就中古墓志胡姓家族放弃原有祖先而选择汉系祖源所表达的族属与文化的转型，最终整合到一统化的唐朝民族关系的网络之内，实发轫于北魏，完成于唐朝中叶。

王士真墓志之选择太原王氏这一大族，祖源置入帝喾、周与秦汉的正统行列，家族中所可追溯的先人亦镶嵌于他们所在的当下王朝之内，他父亲王武俊凸显分明的契丹人族系被节帅一职所替代，这就如同初唐贺跋亮家族那样，原本高车族属的他们自从跟随拓跋势力起家而变换了自身族属，再随他们南下汉地与中原大族联姻，以仕职朝廷高官的方式改变原有的族系和文化，表现出了顺随主体势力的自立和主动的选择。王士真墓志揭橥的族性改变，具体的细节虽有诸多差异，但与贺跋亮家族迈进的道路异曲同工，还是颇为明确的。这是否表达了北系胡人南下中原的某种共通之路呢？

第三个案例王廷凑。

按《旧唐书》本传：

王廷凑，本回鹘阿布思之种族，世隶安东都护府。曾祖曰五哥之，事李宝臣父子。王武俊养为假子，骁果善斗，武俊爱之。以军功累授左武卫将军同正，赠越州都督。祖末怛活，赠左散骑常侍。父升朝，赠礼部尚书。皆以廷凑贵加赠典。祖父世为王氏骑将，累迁右职。

王廷凑出自回鹘族属阿布思之部，他的先人隶属李宝臣，到了他这辈仍保持回鹘的身份，这从两《唐书》的本传上表露无遗，但是到了其子王元逵，他的墓志却说：

公讳元逵，字茂远。其先晋阳人也。……昔在高辛，帝喾以基德；姬文续兴，……谓胄嗣以命氏，绵历秦汉，魏晋以还，至于江表，代续其美也。惟皇家建中际，值天步艰难，则族祖忠烈公，立匡靖之业，又其著也。曾祖末怛活赠左散骑常侍。祖升朝赠礼部尚书，累赠太师。祢庭凑皇成德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公即赠太师之次子。

这份墓志将王元逵家族的回鹘族系抹除，转而采用了晋阳大族王氏之后的书写，与高辛、帝喾的中华对接，衍化成秦汉至魏晋的续列。到了其曾祖，也就是其父王廷凑之祖父末怛活，只留其本名，尚有胡族之痕迹，但即使如此，也绝不提及族属了。这个记载与张锋、王士真的墓志几无差别，它们都有这样的趋势：第一，凡涉及先祖无法确切追溯者，一概依托与墓主汉系姓氏相关者的名贤，追溯至西周以降，作为有迹可循之冒托。第二，再依此上延高辛、帝喾乃至尧舜禹，进入到今人所谓虚无缥缈但古人十分崇仰的始祖境界。这套虚构的先祖，其价值就在于它能为墓主家庭地位的提升带来引人注目的“传统”，如同王明珂所说的“根基历史”。它以“共同起源”为记忆，以“过去”（祖先）之血缘、地缘关系的流转说明“现在”的我们为何是同一族群或民族的后人，以此唤起族群成员的情感联系。作为先祖的追溯，不论是其他文本的记载还是碑刻书写，都已汇合成为中原（汉系）家族书写的法则，这应是东汉以降大族盛行于世带动的家族谱系及其影响的产物。家族名分与特定地望的结合，成为大族的品牌和象征，人们熟知的渤海高氏，清河崔氏、张氏，太原王氏，京兆（弘农）韦氏、杜氏等等，都是盛行隋唐社会前后的典型。即使旧族在权力更替与朝代轮回的过程中其地位有所下滑，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社会身份也随之丧失，相反，这种变动却给了那些与他们姓氏相同的中下民户向上攀附的机会，倘若他们实际攀附不成，那就在家族的记载和口语相承中保持这种地位，至少“颜面”上过得去。这应当就是先祖大族郡望反复出场于墓志之内的因由。

现在再回到王元逵的墓志之上。

前文已论及张锋、王士真等胡系成员改变族属与文化的情况，这些案例并非个别且具有普遍性，例如成德军将曹弘立，墓志记载他的曾祖曹治、祖父曹玉、父亲曹长分别充任易州□将、□州衙前兵马使、易州衙前将，他本人“幼□诗书，长闲韬略，文可以经济，武可以匡时，进退可观，威仪□克”，担任过兵马使、□州押衙兼靖边将等职务。这个曹氏家族以及他的妻子武威石氏，显系粟特身世，然而志文都将此遮盖，就像王士真、王元逵的墓志那样。这种情况之如此，如同上文所及，是这些外来者因应中原社会的主导趋势做出的选择。以外族的身份进入河朔并留居成德镇的张锋、王士真、王元逵，凭借他们父辈在奚、契丹和回鹘中的地位，通过成德镇将职的获得，也就是说在走上中原仕宦道路的过程中他们通过寄家于成德的方式本地化了，其族属文化的改变则尾随其中，这就是本文摘要所谓“胡系军将的族属文化转型纠缠于本地化之中”的含义。

四、成德镇胡系军将本地化的实质

这里需要指出的，成德镇胡系成员的本地化不等于他们丧失了族（祖）源的记忆。虽然他们放弃先民的族性文化而选择了中原的汉系传统，然而作为深存的记忆却挥之不去（当然因人而异）。以上文王士真的儿子王承宪为例，他的墓志在延续先祖“太原”一系之后，便有“由余去虏，来仕于秦”的描述，这分明就是金日磾入华效忠的再版，它鲜明地表达了这一家族的外来者身份。与此适成对应的《康志达墓志》，志文也有“本会稽人也。自曾祖曰延庆，皇朝左威卫大将军，徙居为京兆长安人”的表述，这同样将粟特族源的特征表达了出来。其中值得指出的是“会稽”这个地名，它实际上是粟特人从西域迁往东方途经河西走廊的一个地理坐标，通过它以及类似的暗喻，那些采纳中原传统或被主流文化遮盖的非汉系成员的旧有身份，才若明若暗地展示出来。这突出表现在那些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身上，成德军属下的将领石神福，墓志记载“金谷郡人”，表达的同是“建康”之涵义，他的父亲石何罗烛，更明确地表露出粟特人的特征。

但尽管如此，这些记载更多的是志主或墓志的撰写者在叙述家族祖源过程中的一种追忆，或者说与他们就官任职的现实适成对照的一种情怀，他们当下的活动，尤其随顺中原社会的主导趋势才是生活的全部，也是意义所在。就此而言，我们似可这样推论：成德镇军将的胡系成员，当他们步入该镇之时，就与此前或其他地区的同类相似，同样面临着原有身份、族性与文化的转型。这个转型在中原汉系社会强大的氛围中，其中原化的指向和定位就成了主导。只是他们族属和文化的转变，是在成德这个特定地区以充任武职、与本地社会结合的方式实现的，因此，他们族性与文化的转型体现出明显的地方化和区域化特征，又因这一地区与长安朝廷对峙，他们的转型就表现出分割化的倾向，这也强化了节帅固守本地与朝廷抗衡或讨价还价的“资本”。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成德镇胡系军将成员本地化的实质。

（原载《中国文化史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