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齐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传媒文化史。

摘要：纸张是文化的载体，是报业的“血液”与“食粮”，是衡量报业发展状态的重要指标。由于造纸工业的落后，中国近代报业高度依赖西方进口纸张，长期受到纸荒的困扰与侵袭。清末民初，中国报业开始普遍使用进口纸张，一战及20世纪20年代的抵制日货让纸荒问题初现。“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前，中国报业纸荒每4-5年呈现周期性往复爆发，且在全面抗战期间尤为突出。抗战胜利后，纸张进口限制让纸荒卷土重来。回顾近代中国，我们发现纸荒是中国报业发展的痼疾，裹挟报价上涨，催生纸张投机与黑市交易，加剧报界的异化与纷争。为应对纸荒，中国报界采取参与纸张生产、尝试使用传统土纸、重视纸张囤积与节用、合作发行“联合版”等措施。纸荒形塑了报纸的外在形态，深刻地影响中国报业的经营理念与媒介生态，更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物质困厄的缩影。

关键词：纸荒；纸张；近代中国报业；媒介文化史

自1815年马六甲出版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以来，近代报业即以迅猛发展之势，成为传播西学开通民智的重要利器。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业遂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报纸印刷与出版离不开充足的纸张供应，尤其是新闻用纸，不仅关乎报纸美观更与报业利润息息相关，堪称其生存的“血液”“食粮”。世界近代报业用纸生产，其技术包括备料、制浆、漂白等诸多复杂工艺，优质报章用纸需具有良好的强度和韧性，以适应印刷机大规模印刷的需要。遗憾的是，尽管造纸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传统中国纸张质地柔软，无法满足近代报纸印刷的工艺需要。因此，自清末以来中国报业即开始大量进口和使用西方新闻纸，并由此形成了对西方工业纸张的严重依赖。一旦在特定时期，世界纸业对中国的纸张供应时断时续，即会引发中国报业印刷用纸短缺，纸价暴涨的局面，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报业“纸荒”。

纸荒是近代中国报业发展顽疾，正如报人包天笑所言：“一个国家，欲求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能自己造纸，差不多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中国纸荒发生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成为制约中国报业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桎梏。物质基础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前提，纸张是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尽管中国近代纸荒问题与新闻出版和文化事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却始终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也往往忽视对物质生产和技术环境因素的讨论。本文即尝试从近代报业纸荒这一“物质”技术视角切入，以报业这一微观剖面，揭示近代中国生产资料匮乏与生产技术的滞后，带给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困厄，为学界多维思考中国近代文化发展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野与思路。

一、中国近代报业的“纸荒”症结

中国近代报业是受西方影响而诞生的产物，它不仅在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需要外国指导，还一直依靠纸张、印刷机器等进口技术和物料的供应。纸荒症结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国内孱弱且滞后的机器造纸工业难以满足报业的用纸需求，而不得不长期仰赖进口纸张。一旦中外时局发生动荡，中国的纸张进口必然受到波及，严重时便会引发纸荒。

（一）清末民初中国报业纸荒问题的初现（19世纪末-1930）

“报馆为纸张消费之最大者”，中国早期报纸多用国产“毛太纸”手工印刷。该纸质地薄脆，不堪久用，后改为“赛连纸”“油光纸”代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华外报迅速扩张，进口“洋纸”开始在香港等通商口岸逐渐被使用。这一时期《广州记录报》《上海新报》都曾尝试使用纤维棉厚、不易撕扯的进口纸张印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早期报纸印量少，进口纸价虽高，未能引起新闻业的广泛重视。清末新政后，印刷机械印报开始普及，传统纸张易断裂，产量低等问题开始制约报纸印刷速度与生产效率。到甲午战后，伴随着平板印刷机的普及，上海《苏报》《申报》业已陆续采用机械印报，中国报业使用“洋纸”渐成趋势。

据戈公振记载，清末民初的报业进口洋纸，分“平纸”和“卷纸”两种。前者长43英寸，宽31英寸，每500张称为1令。后者则形如“布匹”，由印刷机随印随裁，每卷12令。据资料显示，“清末门户洞开，欧化东行，纸张一项，遂被倒注，演成洋纸充斥之现象。”光绪时期中国纸张进口不过数十万元，然到民初报业勃兴之际，对新闻纸需求骤增，报业纸张进口和花费逐年增加。据海关统计，1912年中国纸张进口达432万两海关银，其中3/4用于报业。另据全国报业俱进会统计，民国元年（1912年）全国报业进口耗银约319万两白银，至1924年已增至3000万两，到1933年更上升至6260万两。纸张进口量的逐年攀升，显示中国报业对西方新闻纸张的强劲需求与高度依赖。

一战前，中国新闻用纸多从瑞典、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进口。一战中，北欧至中国的海运被阻，中国改从北美和日本进口纸张。一战结束后，由于马克汇率低迷，德国纸张曾一度占据中国市场，但旋即被日美取代。1919年美日两国合计占据中国进口纸张总量的79%。1913-1919年日本纸凭借价格和运输成本的优势，在中国进口纸市场份额从18%跃升至54%，取代欧美成为中国新闻纸进口第一供应地。据海关统计，至1928年日本对华廉价纸张倾销迫使加拿大纸张在华价格下跌了30%，形成“日本纸商对于白色及色油光纸与白报纸皆能操纵市面”的局面。仅“普通印刷纸”一项，日本纸在中国市场即已“颇占优势”。

20世纪20年代，受频繁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日本纸在中国的市场扩张受到遏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台湾、东北地区兴办纸厂，其对华新闻纸倾销卷土重来。抗战前，日本王子造纸株式会社的“纸价低廉”，“厂址距离其他国家为近，船只往来方便，交货最为迅速，纸质并不比欧洲差”，诸多优势使其成为上海报业用纸的供货商。抗战时期，日本又陆续在中国内地建立江南制纸、大中华制纸、上海制纸株式会社等企业，彻底排挤欧美纸商形成了对中国报业用纸市场的垄断地位。据专家统计，抗战前中国新闻用纸生产完全不能自给，洋纸进口每年支出达4500万元，绝大多数用于购买“印刷纸”。中国的“报馆、书店及印刷所等全用外国纸张”，“自制之手工纸及机器纸仅供书写、焚化及其他杂用”。近代中国报业从其发展之初就先天不足，形成了对外国纸业的严重依赖，成为纸荒频发的主因。

一战期间，欧洲对中国纸张出口被阻断，导致国内纸价迅速飙升，报业纸荒问题开始凸显。1916年《华兴》杂志以“纸荒”为题，报道世界各国用纸短缺困境，同时警告国人“若不乘机积存废纸，恐不数年间……报纸亦必减少其篇幅而限定其张数。”到1928年，受国内抵制日货运动和国际局势动荡的双重作用，北平、上海、天津等报业中心城市相继爆发纸荒。据《申报》报道，1928年末“华北纸奇缺且贵”，北平纸价“平时每令价值四五角，连日来已涨至六元以上”，“各报馆颇形恐慌，即有无纸印报之虞，报界纸荒将在目前也”。在天津报界，“大小报馆十九家”因“抵制日货之故，即告纸荒”。报界被迫派代表“请反日会通融，准各报暂购日本纸被拒”，否则“全市数十家报馆，惟有停版”。在上海，报业亦缺纸严重，各报“为救国前途计”，只得“先行采办瑞典报纸以供应用”。《申报》为此疾呼，“设不幸洋面有战事发生，各报必至停版”，至此纸荒对报业经营的威胁，已初步显现。

（二）抗战时期中国报业纸荒困局的往复（1931-1945）

“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前，中国报业纸荒呈现每隔4-5年周期性往复爆发的态势，且逐步突破区域局限呈现全国蔓延的趋势。1931年天津新闻用纸价格从每令3.2元上涨至6.4元，“津市消耗纸数最多者，莫过于新闻纸”，在津各报“广告价目即不能增加，而纸类又复腾涨不已，无日不处危境”。1935年受“华北事变”影响，平津纸张价格从3元/令涨至5元“尤无货”。《西京晚报》称，纸张“求过于供”“倘绥战扩大，外纸断绝，影响华北新闻业”。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报业繁荣本得益于，“白报纸”低廉和供应的稳定，但随着“近年来报纸低廉，因此其用途日广”，纸价逐渐具备了上涨的趋势。1935年上海报人和纸商预期纸价上涨，望风囤积纸张，结果供过于求纸价暴跌，蚀本巨大，相继缩减了纸张库存。然到1936年，上海“纸市渐有纸荒之危险，若干纸张已经绝迹，且暂时无法迅速增加纸张存储”，纸荒旋即爆发。乱局之中，上海报业对世界纸业市场变动紧密关注。1937年美国水晶木造纸公司总经理蓝克来华洽谈业务。上海报界争相采访蓝克。他表示，“纸荒中纸厂不与各大报社签订半年和全年预定纸张合同”，新闻纸“规定价格之订单”，以“运出之前三十天定价”。纸张短缺，使得美国纸商对于上海新闻界而言无异于救命稻草。与上海报业尚有纸张供应相比，华北地区报业则更为困窘，“外纸断绝”平津“报纸缺乏尤甚”，即使新闻纸价格上涨一倍，仍呈“无货”可供之状。

“七七”事变后，华北纸张来源断绝，纸价涨至8元仍无货，一时成为“新闻界空前之难关”。淞沪抗战后，日机轰炸“纸张运输”受到“重大影响”。到1938年“海口封锁，舶来纸张，全告断绝”，大后方“纸张供应日渐趋紧”，“洋纸价格激涨”，报业用纸又复“甚为缺货”。日本的长期围困和封锁，导致内地纸张供应异常困难。1937年广东爆发纸荒，当地政府饬令“各地报纸一律缩减纸张出版张数”，缩为一大张至多一张半，“以示同赴国难”。全国范围的纸荒随后接踵而至，内地白报纸价格“一再昂涨”至“十数倍”，尽管后方纸厂“昼夜开工不停生产，还是求过于供”，各地报馆无处购纸。有报人担忧“各家报馆，存纸用完，势必也得改用土纸，恐怕纸价的飞涨，发生纸荒，必不能免。”

在西北地区，纸荒肆虐则已到了“令人心焦”的地步，由于西北仅陕西“勉强出一点土纸，其他各省无论土纸洋纸悉数要靠输入”，因此纸荒发生后西北报馆陷入到“拿钱买不到纸”的绝境之中，有的报馆直到“排校完毕上了版，才去东拼西凑找纸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舶来纸输入愈为困难”，“洋纸来源枯竭”，大后方报业被迫采用粗糙的浅绿色土纸替代洋纸，如此“亦不能自行供应”，“印刷纸呈现恐慌”始终“甚为严重”。有报人为此哀叹，“近三年来我国纸张供应之困难盖为不可讳之事实，亦为战时必有现象”。1942年初，重庆爆发纸荒，纸价从每令40-50元涨至120元以上，仍有行无市各报被迫提高定价，读者怨声载道。次年，因纸张免税政策调整，重庆纸价再次飞涨不已，形成“断庄”，各报用纸大多用罄。直至抗战结束后，上海、宁波、沈阳等地仍频发纸荒，国民党宣传部为此不得不从发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纸张纾困。

（三）纸荒与民国末期报业的混乱与崩溃（1946-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援助和没收日伪存纸，一度稳定了“白报纸的价格”。然到1946年末美国、日本等国相继爆发纸荒，受此世界性纸荒危机的延宕及内战因素的叠加，国内新闻界再次深陷纸荒危局中。1946年，沈阳、西按、天津相继爆发报业纸荒。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以节约外汇为由，限制纸张进口，强制全国各报“减缩篇幅”，“最多出两张不得擅出增刊”。其后又颁布《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用纸节约办法》《白报纸配给标准》对纸张的供应和使用严格限制，实行纸张配给制，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剧了纸荒危机的蔓延。当年，国民党政府计划配给全国报业纸张5万吨与报业6万吨的预估最低用纸量“相去甚多”。国内纸厂纸张减产，进口纸张的限购，最终酿成国内新闻用纸供求严重失衡，纸荒骤然爆发。

1947年，由于纸张配给制度落地实行“颇为迂缓”，导致当年国内“白报纸”价格从2.5万元/令暴涨至120万元/令。纸张匮乏导致全国报业经营“不敷甚巨”陷入“空前难关”。面对纸荒的汹涌之势，国民政府被迫采取放宽外汇进口纸张，给纸厂贷款促其增产，敦促各报压缩篇幅等措施,然收效甚微。1947年5月，长春28家报纸无纸可用，被迫到沈阳、吉林等地求援。武汉、浙江等地记者公会纷纷请愿要求放宽进口限制，提高纸张配给数量。当年11月，太原及华北各地爆发纸荒，“纸价奇昂”，北平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增加纸张配额。此时，国民党政府深陷内战旋涡，纸张配额奇少，已无暇顾及纸荒，至1949年西南地区十余省数千万学生的课本也因纸荒而停印。

这次报业纸荒从1946年末持续到1949年，与其伴生的纸张配额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弊端百出，饱受报界抨击，加剧了国统区新闻业的混乱与崩溃。在地域上，国民党将纸张配给的大额分给党报系统发达的上海地区。据统计显示，1947年第四季度全国报业纸张进口资金总额为250万美元，上海即分得140万美元，占全国份额的56%。如果外加上海国民党党报的纸张配额，“在全国白报纸的配额中，上海一地所分配的几乎占到总额的70%以上”。纸张分配的“地域歧视”，引发其他地区报界的强烈不满，天津报界为此抱怨，“上海书报业享受的配纸数额太多”，“上海的配纸最多，而糟蹋的也最多，上海得到的纸张配额超过了发行的一半以上”。北平报界应和称，能否公平与全国民营报纸生死存亡，所关最大。北平20多家报纸每月配额白报纸仅85吨，京汉平津四地配额总共仅700吨，占配额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上海一地及特种配额则可占四分之三。地点设在上海的报纸核赔委委会仅允许上海报业公会代表参加，却将全国其他地区代表摒除门外，此举引发报界的强烈不满。全国报界为此疾呼，“以整个国家为单位来看，我们不能同意这种分配是公平的，天津、北平、重庆、广州……各有其优秀报纸，在各区域的地理岗位上负其宣传文化的使命，我们决不能厚于上海一地而薄于全国各地。”

在地域之外，国民党政府纸张配给还掺杂了钳制报业控制舆论的险恶用心，导致全国报界同国民党政府疏离。1947年北平报业公会通电全国报界，直指国民党纸张配给“甚为失平，人所共见”，呼吁公平分配纸张。按照纸张配给的规定，部分国民党党报用纸由其中宣部单独负责办理，《中央日报》更是享有不受配额限制的特权，换言之，纸张配额着重针对民营报刊实行。1947年2月，全国进口卷筒纸2000吨，其中1500吨被国民党直接调拨各地党报使用，留给全国民营报业用纸仅有区区500吨，“与各报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据不完全统计，仅1947年3月到10月短短半年时间，国统区报馆即因纸张匮乏而停刊报纸达58家，俨然成为一场弥漫全国的报灾。

1947年的报业纸荒是国民党政权人为制造的一场报灾。它无视国内有限的纸张产能，强行限制纸张进口。后续推出的纸张配给制度又造成报界用纸分配的严重不公；加之国民党政府举措失当，应对无序，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剧了新闻界的动荡，使之成为国民党统治崩溃的表征之一。

二、纸荒与近代中国报业的困厄

回顾近代中国，纸荒是伴随报业发展的难以忽视的问题。据笔者统计，从19世纪末到1949年，仅《申报》对各地报业纸荒的报道就有60余次，地域涉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武汉、沈阳、西安等地。纸荒肆虐引发报业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文化事业发展的顽疾。

（一）纸价裹挟报价，导致读者的流失

“报业支出，纸为大宗”，纸张是中国近代报业最主要的成本支出。纸价涨跌关乎报纸价格，影响报业盈亏。清末时期，各报使用纸张的成本之别已是报纸价格战的主要手段。1872年《申报》称：“窃思新闻纸一事，欲行之广远，必先求其法之简、价之廉。”该报用手工“土纸”印刷，售价仅为8文，而同期《上海新报》使用进口纸张印刷售价却高达30文，后者终因纸价成本过高停刊。

通常而言，近代报纸的纸张成本大都直接与报纸的发行价格挂钩。1945年《申报》售价为30元/份，但因纸价暴涨到1946年3月该报售价已涨至100元/份，截止到1947年2月又涨至300元/份。储安平为此感叹：“今日中国的出版业无论是报业、书业，无不为这高涨的纸价压的喘不过气来”。纸荒时期，《大公报》甚至一度以纸张成本标价售卖。1949年该报曾推出每日六种纸张，四种价格的出售策略（表1），以满足不同消费读者的阅读需求。

表1 1949年《大公报》印制纸张与售价

需注意的是，报业纸荒引发的报价波动时常与外汇汇率、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等问题纠缠伴生，因其牵扯的关系复杂多变，进而增加了报界解决纸荒的难度。据储安平考察，1946年9月《观察》杂志用纸价格为2.5万元/令，然到1947年12月其价格已涨至150万/令，用纸价格涨幅近60倍。这一时期中国通货膨胀已相当严重，据资料显示1946年6月美元市场汇率为2.665，然到1947年12月以涨至149.615，汇率波动涨幅达56倍。而另据上海批发物价指数显示，1946年6月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为378.217，然到1947年12月该指数已涨至10063.000，涨幅近27倍。对比上述各项指数涨幅数字说明，这一时期报业纸张价格上涨幅度不仅超过了同期美元汇率，更远超物价指数。而《观察》杂志在此间的零售价格仅仅上涨了14倍，远低于同期物价、汇率和纸张的涨幅。在经济数字涨跌的变化之间，报刊利润与用纸成本形成倒挂，极大挤压了报社的盈利空间，使报社陷入到“越是销的多，越是赔本”的怪圈之中。民国报人哀叹“血干汗尽，跨了完事”，在纸价高涨的重压下，报业关张歇业势成必然。

纸荒引发报价上涨，报人“想让报纸涨价又怕订户减少，想不涨价，事业又无法维持”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如果报界提高“报价”，将成本压力转移至读者。这让对报纸价格敏感的读者被迫放弃读报习惯。抗战时期纸张奇缺，抗战后方报业竞相提价，此举随即引发读者的批评有。有读者陈言，“最使读者失望的，第一是加价，第二是加价，第三还是加价”，“纸价之涨，比报价高得多”，“原订两份报纸的，减订一份，原定一份报纸的，不订报了”。另有读者写道：“纸张和印工太贵……真正爱读书者，也以书报定价过高，无力购买，于是报纸愈涨，出版业与读者之间的那垛墙也愈筑愈高，报业不景气更成为确切不易的事实”。报人储安平则抱怨说：“售价的增加使得买得起（报刊）的人越来越少，而销路越少则售价必须增加”如此循环则报业的“前途便越来越暗淡消沉”。1947年华北报界亦指出，对开白纸成本“已逾千元”导致“人民购读负荷奇重，万一报纸涨价至万元一张，报纸将与读者绝缘。”

（二）纸荒催生纸张投机与黑市交易

纸荒频发，使得纸张的价格波动极大，尤商人因此发现商机，囤积纸张，低买高卖，大发横财，催生了报业纸张黑市。抗战初期，成都爆发纸荒，商人乘机操纵，货栈堆积国有纸张数百万张，但报刊却因“纸价高涨”“缺纸而停刊”。抗战时期，不法奸商即屯纸牟利酿成纸荒，1942年重庆突发纸荒，原本当地土纸存量丰富供应无缺，甚至纸张有过剩，纸荒凸起其原因实为人为囤积而起，不法之徒利用不正当之势力，操纵市场，阻碍运输，报业为此疾呼，解决纸荒，首先严厉禁止囤积居奇。

在民国末期纸荒中，报界参与纸张的黑市交易尤为普遍和猖獗。1947年纸荒危机最为严重时，国民党报系却热衷创办党报，原因只为获得官方的外汇补贴购买纸张，进而转手通过黑市交易，倒卖给民营报馆，从中谋取暴利。一方面，国民党党营报纸配给的纸张过剩，报纸无人问津；另一方民营报纸销售虽好，却因无法享受纸张配特权嗷嗷待哺，被迫从黑市购纸。纸张暴利使得民国报界意识到，办报卖报“倒不如卖纸还有赚头”，纸张多余“不出售留着做什么”，纷纷放弃常规经营，在纸张黑市中牟利。

在国民党统治末期，报社间的纸张黑市交易已是行业的公开秘密，其利润之高令人咋舌。马星野写道：“目前中国报馆的纸……售价为每吨150美元，如果囤了一百吨纸（15000美元），一转眼便可发了三亿六千万元的横财，如果囤了一千吨纸（150000美元），便可以发三十六亿元的横财，这是何等容易”。在黑市交易中，纸行往往与报馆沆瀣一气，表面上购纸报社似乎可以按照政府规定售价去纸店购纸，但往往“只配给1-2令”，远不及实际需要。但“如果多给钱”，自会有报社出让纸张，“让你买到够用的纸”。在暴利驱动下，卖纸成为民国末年某些报社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大量有心经营的报纸则因无力购纸放弃经营。有报人悲愤写到，“因为纸价的狂涨，压死了多少报，压伤了多少报，那贩纸的人，囤纸的人，操纵纸价的人扬眉吐气，破了产的是办报的人，失了业的是做报的人，直接受害的是读报的人，报纸减张了，报纸关门了。”

（三）纸荒加剧民国报界的异化与纷争

民国末期，借助纸荒问题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报界的监管与控制，导致报业格局的分化。国民党在执行纸张分配过程，众多报刊曾遭受限制纸张配给的处罚。颇具左翼色彩的上海《联合晚报》曾抱怨称，“一无存底充足的纸张，二无请求外汇的便利，三无购买黑市的资力”，面临着“要么替国民党说话”，“要么自动停刊”的抉择，最终被当局关停。除左翼报刊外，一部分标榜言论客观的民营报刊出于生存考虑，亦不得不采取与国民党当局“合作”的态度，默许其对报界事务的干涉。1947年国民党因掌握纸张分配的话语权，将势力安插入各地报业行会。在上海，在原有上海日报公会基础上，国民党成立了上海报馆同业公会，具体负责纸张分配。新行业工会的主要负责人多为国民党报系的社长和经理，其活动亦听命于国民党的指令，此举强化了国民党对于上海报业的控制。

在报业中心城市，各大报纸之间为了获得稀缺的纸张资源，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同业关系视同水火，加剧了行业的对立与分裂。以上海为例，为了获得足够配纸，上海各报虚报销量，骗取纸张配额几乎成为惯例。例如某报社向行业公会上报报纸销量6万份，报业公会知其“有诈”，仅打对折按照3万份销量配给纸张。该报经理一面假意抗议“不合理”，一面却窃喜，因为该报实际销量仅为2万份，骗得的纸张旋即在黑市售出套现。上海各大报社为谋取自家纸张配额的最大化，相互攀比，手段无所不用。《大陆报》指出，每次报业公会的配纸会议，“力争者可以多得，否则即予少分，以致危及一报生存”，于是在配纸的会议上各报都“依样画葫，不再保持缄默”。为了抢夺其他报社的纸张资源，报社之间除了暗斗还有明争。1946年，上海各报曾以《字林西报》《大美晚报》未能遵守配纸公约为由，强行裁减外报纸张配额，引发两家报社激烈反弹，“几乎成为一个涉及国际性质的外交问题”。纸张配额引发的分配不公问题，加剧了报界内部的纷争与混乱。而报业公会在纸张配额制定中常因难以兼顾各方利益，成为众矢之的饱受质疑与攻击。

三、纸荒困局与近代中国报界的应对

尽管纸荒成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严重桎梏，报界仍千方百计寻求破解之道，在极为困难的物质技术条件中逆境求生。事实证明，在纸张供给完全受世界纸业、纸市的左右的大局下，中国报界纸荒应对的效果十分有限。

（一）报界参与自办纸厂，破解纸荒之困

报业发展的纸荒之困，很早即引起中国报人的高度警觉，他们提出“有远见之报社，对于造纸握有实权，实为必要之条件也”。出于用纸安全的考虑，民初报界热衷自办纸厂，思考从源头入手破解危局。事实上，世界近代知名报业兼营纸业早有成功先例。清末时期，清政府筹办“开中国造纸机器之先河”的龙章机器造纸公司，即有“报馆与纸厂相互接近，乃有改用国货之决议”。然而国产新闻纸价格“较瑞典纸昂3/5”，但“货质仍不如瑞纸之坚洁”。据包天笑回忆，《申报》早年曾尝试使用国产卷筒纸印报，但“夜半开印时，不旋踵机器就停了”，“这种纸机器一卷便即破碎了，需停十五分钟方能接上”。对此史量才无奈地说：“我报夜半三点半开印，六点钟要运火车站，经得起每次停十分钟吗？”早期国产新闻纸因质次价高，难以得到报界青睐。

民国初年，中国最早的报界团体—全国报界俱进会成立，其“第一议案即为自办纸厂”。提案计划由全国报馆认募股份，在京、沪、粤、汉四地筹办纸厂，终因耗资巨大流于空谈。1928年中国进口纸张支出达五千余万元，新闻用纸几乎完全仰给外货，这对于“明达的新闻界同人是久已痛心”，为此上海《申报》与商务印书馆曾有合办纸厂的构想，但终因意见不合未能实现。30年代初纸荒频发，有学人称：“我出版界眼睁睁受纸荒的痛苦和摧残”，“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大规模造纸厂”，呼吁团结起来“提供人力物力”兴办纸厂，这是解决纸荒的“根本办法”。1933年，国民政府事业部主持、书报两业参加，选定浙江温州筹建温溪造纸厂。次年4月，温溪造纸厂筹备委员会成立。汪伯奇、王云五、陆费伯鸿、马荫良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史量才更被聘为“筹备副主任”。造纸厂资金总额450万元，申报馆、新闻报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认股30万元，并负责招募30万元。该纸厂规模庞大，仅配套“所需设备，电力，厂房”耗资即达500万元，计划年产纸张1.25万吨。温溪造纸厂的筹建让民国报界翘首期盼，卲力子在《十年来的中国新闻事业》一文中称此事为“我国新闻业十年间第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不幸的是，纸厂尚未建成，即因抗战爆发而流产。

淞沪抗战时期，上海各大纸厂“大半毁废，正在计划中者亦无法进行矣”，部分纸厂转移至重庆及西南各地。遂有报人呼吁要在四川建立大规模造纸厂。抗战时期，中国在大后方建设嘉乐、新蜀、龙章、川嘉等纸厂，引进瑞典造纸机器，纸张产量逐年增加，成为缓解战时纸荒的关键一环。《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迁至重庆、成都的诸多报纸都曾使用国产嘉乐纸印制。这种纸“不论磅只论令，每令要到廿四元”，尽管质量层次不齐，但却比手工纸张耐用，从而保证了抗战新闻业的用纸需求。抗战胜利后，在接收日伪纸厂基础上，各地纸厂先后兴办。但是，刚刚复兴的中国机器造纸工业受洋纸倾销的巨大冲击，行业整体呈现一片减产、停工、歇业的衰落景象。随着内战的旋起，报界兴建机器造纸厂的计划复为一纸空文。报界为此哀叹，“现纸已到严重时期，土造报纸已无形淘汰，尚无有人筹设机器纸厂之事实，不知何年能达到实现？”中国新闻界希图自办新闻纸厂的宏图终成泡影。

（二）采用手工“土纸”替代机器“洋纸”，以解报界燃眉

由于自办纸厂困难，报界亦试图尝试使用传统土纸替代洋纸印报。尤其“自抗战以来，洋纸来源断绝，土纸一时风起云涌”。1938年国民参政会前，陶希圣、邹韬奋等人上书经济部协助土纸的增产。战时浙江、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均因生产土纸而闻名。在“以求自给，以养国力”的初衷之下，中国报界被迫尝试使用土纸印制报刊。土纸印报纸，质地粗硬，颜色灰暗，油墨吸附能力差，常令读者“甚难阅读”。为此，抗战时期国人不断实验改良工艺，研制出以竹叶为原料，颜色淡蓝的印刷土纸。这种纸张“质地较毛边纸为厚，富有绵软吸墨性”，价格比进口纸低廉1/3，而且无论在“卷筒机还是平板机”均可使用，“各报采用之，咸感满意”。有读者在阅读了土纸印制的报纸后感到，“最初看起来有些不舒服、不顺眼，后来习惯了觉得也很好”。1938年重庆、成都、桂林等地原来用洋纸印制的报刊大多已被土纸代替。据报人回忆，抗战时期重庆《大公报》几乎完全使用四川夹江生产的“土纸平版印刷机印刷”，发行量超过十万份，且“版面还是相当精致”，因这一时期的重庆大公报馆“是相当赚钱的”。由于土纸的“销量日佳”，重庆周边广安、铜梁等地兴建了大量土纸作坊。到1940年前后，大后方土纸生产达到极盛，仅湖南一地即有纸工30万人，“纸商获利颇丰”。土纸的改良和使用有效缓解了抗战大后方纸张匮乏的局面，遏制了报业纸荒危机的蔓延，提高了中国报业的自立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土纸制作成本虽廉，但却存在难以突破的技术壁垒，中国报界使用土纸替代洋纸，乃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土纸生产工艺繁复，手工制作产量有限，一旦报纸印量较多即供应困难。即使是“上等的浏阳丁贡”和“宣纸”也不能双面印刷，影响报纸出刊。民国末期，《南京人报》曾尝试使用包装茶叶的“招贴纸”印报。这种土纸只适用于平版印刷机，但印制两万张以上即会出现“无纸可买”的局面。土纸印报质量参差不齐，纸纹太粗，消耗的油墨多，无法印刷清晰图片。长期的报业生产实践让中国报人得出结论，“如果产量上无法增产，质料上不加改良”，土纸印报“并不比白报纸为优”，这导致土纸难以撼动洋纸在报业中的地位。

（三）开源节流——民国报界对纸张的囤积与节用

近代纸荒的频繁发生使中国新闻业极为重视纸张的供求变化与价格的波动，甚至直接参与纸张期货交易。知名报社大多提前囤积纸张，力求有备无患。上海《新闻报》为保障自身印报需要，常年存储一年以上的用纸量。一战时期，经理汪汉溪考虑到战争的长期性，以报馆房产机器为抵押，向银行借贷，购买了足够该报使用六年的纸张。果然，随着战事扩大，欧洲来华纸张运输线被封锁，上海纸价飞涨，《新闻报》因早有准备而获利颇丰。无独有偶，《大公报》在经营中亦重视存储纸张。王芸生回忆，“购纸价款”是《大公报》的“大宗支出”，“印报用的是洋纸，纸价涨落，主要随外币汇率的变动而变动，掌握不好便受损失。”这一重要业务由商业银行家出身的吴鼎昌负责，他“对世界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情况较胡、张为熟悉”，《大公报》的纸张买卖都由其“考虑决定”且“从未失算过”。持续的纸张供应，保证了该报始终能稳定出版，成为近代少数受纸荒影响较小报纸。

抗战时期物资短缺的，报界储存纸张以备不时之需已成常态。在重庆，报刊缩减广告，正文标题缩小，以此减少足以浪费纸张的面积的编排。报纸“油墨等印刷材料极度缺乏，白报纸无论卷筒平板皆无购处”，当时“扫荡，大公，时事，新蜀，新民，国民，大江”等报都是“用着旧存的纸”。为缓解纸荒，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奖励造纸工场，一方面禁止婚丧祭用之金银纸，对于教科书之印刷，也是使用汇集碎纸以谋再生。战时，新华日报社与小纸厂密切合作，生产、存储纸张，得以维持战时的正常发行。发行量曾达9.7万份的重庆《大公报》，为保障战时发行需求，其经理曹谷冰“经常向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各银行接洽短期借款”，“购储纸张”足够该报维持“半年使用”。战时重庆金融借款3个月的利息通常为21％～24％，而同期纸张价格涨幅超过50%，重庆各报联合会为此“每年调整报价数次”。“大公报馆一面用早期购存纸张油墨印报，一面按新的报价收费，如此循环往复，几年之间财富大有积累。”

在纸张存储之外，压缩版面、节约用纸也是民国报界抗击纸荒的又一选择。民国初期知名大报为增加收入，争相扩大版面，报纸“杂志化”曾是报业发展的趋势。戈公振鉴于报业用纸的困难，曾提醒“报界应有节约用纸之觉悟”。此后，受纸荒影响，中国报纸杂志化倾向被遏制，压缩版面，减少张数成为报纸出版趋势。七七事变后，华北报纸“北晨”“华北”“世界”三大报纷纷从原来的2张，缩减为一张或大半张。到全面抗战时报纸缩版已经成为常态，如《新蜀报》所载，战时各报纸张以不刊登无聊的广告，正文标题缩小减少，减少“浪费纸张”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为应对纸荒，严令上海、南京等地报纸压缩版面。此举曾遭到各报的激烈反对，但随着纸价的走高，版面缩水已成为了各报“自觉”。

《申报》全盛时期的30年代，曾日发行7-8张，到40年代已减至2-3张，1949年上海解放前则仅为一张。纸张供应充足的《中央日报》原每日出6-8张，1947年纸荒时该报将版面缩至3张，到1948年又缩减至1张半。纸张供应充足的国民党报纸尚且如此，民营报刊更难堪纸价重负。日发行4张的《大公报》自1947年以后将版面缩减至两张，天津《益世报》《正言报》则仅发行一张，勉强维持运营。即使财力丰盈的在华外报，纸荒中亦难“全身而退”。抗战后上海《大美晚报》版面缩减了25%，《字林西报》缩减了20%，《大陆报》则缩减了16%。报纸缩版虽能暂时降低纸张成本，但无形中亦流失了广告份额，内容缩减亦使读者流失，对报纸经营而言实为一把双刃剑。

（四）报界合作发行“联合版”抗击纸荒

除互不相让地争夺纸张资源外，纸荒困难下的中国报业还以发行“联合版”的方式，抱团取暖，共担风险。纸荒无形中加强了不同报纸间的团结与合作。1939年5月3、4日，日军猛烈轰炸重庆，致使“西南、中央、新华”等数家日报纸张供应断绝。当时重庆各报支出以“纸为最巨”，日消耗纸张约“八九百令”。轰炸之后，各报纸张筹措无术，“往往奔走数月，仅能苟延残数日”，重庆新闻界被迫发行“联合版”，前后历时3个月零7天，“十家大报同舟共济，以百折不挠之精神，开报史一新记录”。

重庆各报联合版的成功，为各地报人联合应对纸荒提供了新思路。有人甚至提议既然“纸张来源如此竭蹶”与其“眼看着大家停刊”，不如让“经济情形大致相同的报纸联合起来”。1946年纸荒发生后，报业同舟共济发行“联合版”已然成为常态。1946年2月，上海19家报纸因纸张不足，拟发行联合版。同年6月，无锡的《大无锡报》和《锡报》联合出版。1948年1月浙江《民国日报》《人报》等六家报纸联合出刊。而1947年1至11月间，仅长春一地即因纸荒被迫三次发行联合版。据不完全统计1946-1947年，有记载的报纸联合版发行既有21次，地域波及开封、汉口、南昌、昆山、广州等多地。

结  语

民国时期有报人曾这样概括纸张对于报业经营的重要性，他说：

以我们的本行——新闻事业来说……每天发行的报纸，用以写作的新闻，首发电报的稿纸，编辑先生的标题纸，活版部的打样纸，以至发行课的收据，会计室的账册等等无不是洋纸，若是洋纸不能输入，土纸不够需用，那么这种纸荒即成为报社最严重的问题。

纵观世界近代新闻业发展，欧美新闻业强国虽曾受纸荒问题的困扰，但在纸张工业支撑下，多能应对有余。反观近代中国，由于造纸工业长期缺失，始终未能给新闻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稳定的纸张供应，并由此形成了对西方纸业的严重依赖。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列强侵略，战乱频仍，各种因素相互叠加，致使近代中国报业纸荒困厄久拖未决。

纸张与文化事业密不可分，除报业外图书出版、教育、艺术等文化事业都与纸张有着直接关联。近代中国纸荒频发，严重阻滞了文化事业的良性发展。于报业而言，纸荒形塑了报纸的外在形态，深刻影响了报业生产的观念和模式。为摆脱纸荒带来的报业“饥馑”，报界处心积虑囤积纸张、不惜重金高价购纸，空耗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因纸荒而导致的版面缩减，减少了报业了广告收益，压缩了报业盈利空间。纸价捆绑报价，限制了廉价报纸推广和普及，降低了民众购报阅报需求。纸荒对近代报业的影响表明，近代文化事业作为社会生产的高级形式，其对物质基础的依赖极高，物质生产的不足，对于文化事业而言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报界纸荒裹挟着近代报人身份的异化，为了摆脱纸荒的困扰，新闻同业之间即对抗又合作。有人投身于纸厂的兴办，有人投机于纸张的交易，更有甚者不惜以丧失“独立报格”为代价换取纸张配额与经济救济。报人职业身份的选择与变幻，其目的唯求报纸的生存和境遇的改善。在物质和技术极端匮乏的近代中国，无论多杰出的报人，亦不免在报业纸荒之中如履薄冰，其所能辗转腾挪的空间是极其逼仄的。

近代新闻业的发行特点和用纸需求，使得其应对纸荒的抗压能力更为脆弱。为了消解纸荒的破坏力，报界多以缩减报刊版面或关停报纸为应对，不少民国时期的优秀报刊被迫关停，而大量劣质读物却乘势充斥侵占市场，抢占着国民的阅读空间。有时人为此哀叹：

如果你肯站在书摊傍看上一些时候，那一定会奇怪现在怎么会闹纸荒……由于大报的缩减篇幅，叫人感到纸荒的相当厉害。然而，对着那些琳琅满目的书报，却又疑惑纸张好像并不缺少。如果大型日报省下来的纸张，就为了要供应市场需要，给那些所谓的出版商出这一类黄色刊物的机会，那就太可悲了！

这里纸荒不仅危害了新闻业，其对国民精神文化的侵蚀亦难以估量。

（原载《中国文化史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