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嵌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外国史学史。

摘要：话语通常指具有一定长度的（大于句子）、针对某一主题的讲述或书写，海登·怀特强调话语在现象世界与意识概念之间的“往来奔跑”、居间调停作用。他将历史还原作指涉过去的叙事性散文话语加以考察，认为转义构成了历史话语的深层结构和整合历史中描述及论证的内在规则。不同于结构主义者，怀特强调转义及不同转义模式间的转换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有效工具，它们能够生产出那类有关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知识。通过提出历史话语和转义模式，怀特实际将历史看作一种语言和文化实践的产物，史家利用修辞性语言，为个人和社会编织出一个过去相对于现在的意义之网。

关键词：海登·怀特；历史话语；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

“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是影响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新文化史旗手林恩·亨特（Lynn Hunt）将语言学转向与20世纪80年代初在整个历史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视为两个可相互替代的概念，并把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阐释》誉为这一转向的发端。借用杰弗里·埃利（Geoff Eley）的观点，亨特称海登·怀特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海登·怀特引领了史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这在学界已是一个公认甚至老生常谈的事实，但学界并不常提及怀特的文化史贡献。正如亨特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二者并举的做法所暗示的那样，怀特的代表作《元史学》在把历史还原为语言文本加以剖析的同时，亦把历史写作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怀特促成了史学（historiography）的“文化转向”。在多次访谈中，他径直称自己持续从事着文化史的工作，是一位文化史家，而其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始终不曾脱离史学。出于这一点，本文试图阐明怀特的所谓“语言学研究”如何促成史学的文化转向。可以看到，为怀特和结构主义者共同关注的“历史话语”（historical discourse）成为沟通这二者的关键桥梁，而怀特思想与广义的结构主义观点长期处于复杂的辩证关系中。

一、历史话语：史学研究的新对象

对历史写作的历史、方法和原则进行探讨，即从事那类我们称为史学（historiography）的研究工作，在西方是一项颇为晚近的事业。16世纪法国学者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撰写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可以算作一部较为早期的史学著作。长期以来，不管是专题式分析还是历时性叙述的史学（史）作品，要么专注于讨论某一历史研究的内容，如从何种证据中获得何种结论，要么聚焦于分析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方法和形式，如史家采用或应当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写作体例，而鲜少注意到历史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一层面看，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重要影响的《元史学》，似乎表现为一个“异类”。虽然常常被作为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加以解读，但《元史学》的主体实际讲述了启蒙运动晚期至20世纪前夕西方历史意识的变迁史。然而，区别于大部分史学史著作，怀特并没有详细追溯西方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元史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历史话语，这一研究对象为考察史学提供了另一种分类方式、一个新的范畴。

怀特对史学史尤其是历史观念史的兴趣始自学生时代。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翻译了意大利史学思想家卡洛·安东尼（Carlo Antoni）的著作《从历史到社会学：德国历史思想中的转变》，熟悉并初步评论了包括黑格尔、兰克、布克哈特和尼采等欧洲历史哲学家及史学家在内的历史思想。1955年，以一篇解释和分析11—12世纪基督教教派冲突的博士论文，怀特获得博士学位，并进入美国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任教，在这之后，他很快将研究目光转向历史观念领域。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他评析了一系列史学理论及历史作品，如伊本·赫勒敦（Ibn Khaldûn）、柯林武德、汤因比、克里斯朵夫·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等人的著作，并与同事威尔森·科特斯和J. 萨尔温·夏皮罗合作出版了两卷本的《西欧思想史》，追溯了从文艺复兴至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自由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此外，他还负责编辑了七卷本“世界文明主要传统”（Major Tradition of World Civilization）书系，作为他在罗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所任“世界文明”课程的教科书。在自身的口述史中，怀特如是表达了他对史学史和观念史的兴趣，他说，“我很早就意识到，把自己的历史写得很糟糕的一个专业，正是历史学本身。史学家没有考虑到，历史研究也有其历史，它是演进和发展着的。”然而，恰如怀特放弃了长期从事的专业化的中世纪史研究，抑或如他在学生时代的抱怨——他批评历史学的“职业式教育”几乎没有带给自己任何启发——所表明的那样，他最终没有采用“正统”职业史学家的方法进行史学史研究。

在《元史学》出版前，“话语”已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从词源上说，话语（discourse）演变自拉丁文discursus、discurrō，其词根“dis-”有分离之意，“-currō”有奔跑之意，discourse的原义即指“往来奔跑”或“向不同方向奔跑的散漫动作”，具有动态的特征。据《牛津英语词典》，英文词discourse在14世纪出现时意为“一种理解行为，通过这种理解行为，前提得以传递到结果”。至16世纪，“通过言语进行思想交流”这一含义逐渐出现，discourse可指“一种对话”、“一个叙述（叙事）”或“一种具有一定长度的、针对某一主题的讲述或书写，它可以是一篇论文，也可以是一种说教（homily）或布道（sermon）”。在汉语中，“话语”可指“说的话；言语”；用作学术概念时，指“运用中的语言。其构造单位相当于句子或大于句子的言语作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者真正把“话语”变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一个待质疑的领域。从静态看，这一领域描述着被展现的对象，并拥有自身的规则和策略；从动态看，它亦是一种规则化的实践。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皆将分析话语的规则、结构和生成意义的方式作为话语研究的重要内容。

至于如何理解“历史话语”，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一般认为，历史话语的指涉物即过去实在。由此，一部分学者将历史话语看作完全“经验的”。如米歇尔·斯坦福，他将历史话语定义为“用于传递我们称为历史的有关过去知识的叙事或非叙事手法”。这种特定的话语由一系列有关可知客体的复杂陈述构成，这些陈述经由史学家恰当地运用各类成熟的研究技巧而获得，这些研究技巧包括，对证据的批判和比较研究，对论证的双重检验，建立合理的因果关系，以及对文化相对性及语言运用规范的清晰理解。因此，历史话语的意义必定在精确描述的基础上产生，由史学家依据证据进行合理推断而获得。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历史话语在描述过去的同时，也生成了自身的内容；历史话语的形成虽然离不开证据以及对证据的引用和批评，但不可否认，它依然是形式和修辞的产物。如德·塞尔托，他认为历史话语的经验成分与其修辞描述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中。从历史话语最终呈现的故事看，它是对过去的展演（performance），一种审美性的文化实践。德·塞尔托将史学家用键盘敲下文字的过程称为“隐喻的滑移”，它意味着历史从事件、事实性的体裁向文学式体裁的转变。

从时间上看，上述有关历史话语究竟是经验的还是修辞的争论始自罗兰·巴尔特。1967年，他表达了对职业历史学所谓“历史不同于文学”观点的异议，而他借以展开批评的工具，正是“话语”这一概念。巴尔特将历史还原作以文本形式呈现的话语，并从中提取和分析一系列符号，由此展开批评。巴尔特首先聚焦于史学家在话语中讲述或复述史料的言语行为。通常，史学家需要使用一些听闻式的转换装置（shifters of listening，如“据我所闻”）和组织式的转换装置（shifters of organization），以将史料呈现在话语中，并将历史本身的时间演变转换为史书中的时间变化。后者并不等时，往往离史学家自身时代越近，其时间制就越缓慢；有时，史学家还会为某一事件设置开场白或回溯人物生平，破坏原本线性的时间形式。其次，他剖析了历史叙述的陈述主题和论述类型。他发现，高度结构化的历史叙述往往采用将历史实体名词化（nominalization）的方式，如“文艺复兴”、“文景之治”等。围绕这些名词化的主题，有的史家会采用隐喻的方式表达含蓄的意义；有的史家会依据省略的三段论原则连接不同的话语片段，使整一历史事件呈现出类似推论的特征；有的史家还会在叙述中设定一些关键转折点，来推动叙事的发展。巴尔特认为，上述种种转换，都表明作者在文本背后的实际存在，尽管从表面看，通过运用陈述句和第三人称的方法，历史话语呈现为一个仿佛在自言自语的客观的符号体系。换句话说，在历史话语中，史学家只是用一个“客观”的主体替代了那一“富有情感”的主体。

更进一步地，巴尔特指出，历史话语的“客观性”或许仅仅是“指涉性幻觉”（referential illusion）的产物。一般而言，历史话语至少能够在两个层次上形成意义。一个层次内在于材料所陈述的内容，它包括史学家对历史事件所做的解释以及史学家从历史事件中吸取的道德或政治教训。倘若史学家从历史中获得的“镜鉴”足够彻底，那么便上升到第二个意义层次，即超验于历史话语之外的、通过整个主题化过程来传达的大写历史的意义（the meaning of History）。巴尔特写道，“史学家与其说在搜集事实，不如说是在搜集‘能指’并且将它们联系起来，换言之，组织起它们，以便得到一种积极的意义，以填充纯粹事件序列的贫乏性”。从这点看，历史事实实际成为了超验的普遍意义引导史学家去注意的东西，而不单纯是对发生之事的复制。由此，历史话语，这一沟通实际发生之事和最终标示出之历史领域的中间桥梁，并不是完全经验的和透明的。

可以说，上述观点对怀特充满着吸引力，因为它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和视角探察了历史学中那些“不言自明的教条”。值得注意的是，在1967年，美国学界中对史学理论问题颇具洞见的史学家赫克斯特（J. H. Hexter）同样撰文考察了历史作品中如脚注（footnotes）、引用语（quatation）和列表（list）等“历史修辞”。赫克斯特将这些“历史修辞”看作史学专业化的“外在标志”。他承认，它们不仅影响了历史的外表、乐趣和恰当性，而且还影响着历史的本质、根本的内容，影响着传递过去实际上是怎样这种知识的能力。但与巴尔特的结论恰恰相反，赫克斯特将这些“修辞”看作历史学传递其知识、真实性和意义的，比科学修辞更为恰当的工具。虽然怀特没有直接评论赫克斯特的上述观点，但可以想见他一定对这种看法不甚满意。在怀特数量庞大的著述中，赫克斯特为数不多地出现了几次，尽管他参与了怀特主编的“世界文明主要传统”书系，撰写了《犹太—基督传统》（The Judaeo-Christian Tradition，1966）一书。在怀特著作中，赫克斯特总是以一名古板的、天真地坚信史学家能够“发现真故事”的传统史家的形象出现，并总是被列为批评的对象。而巴尔特则是那个怀特所承认的、引导自身“转向话语理论”研究的启发者。

据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回忆，他在1960年代做怀特学生时，怀特已沉浸于思考历史学的话语层面，并且很不顺利，随后他出版了《元史学》。怀特将这本书称为“结构主义时代的产物”，而整个70年代，亦被赫尔曼·保罗称为怀特的“结构主义历险”时代。的确，除《元史学》外，在70年代，怀特还评析了包括解构主义在内的诸多广义上的结构主义观点。例如他讨论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体系，研习了福柯几乎全部著作，还撰写了如《结构主义与大众文化》《当代文学理论中的荒诞主义时刻》这类反思性作品。可以说，怀特欣赏结构主义者拥有的批判视野，并尤其感兴趣于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工具，来解剖那些留待反省的观点，其中包括怀特最为熟悉的学科门类——历史学。

二、转义：历史话语的规则与编码

可以说，在20世纪下半叶，怀特几乎是美国学界最为热情地欢迎与接纳结构主义方法的历史学者之一，德里达、福柯等人都曾接受怀特的邀请，前往加州大学访学或做系列演讲。对结构主义的青睐，也充分反映在怀特的学术研究中。沿着巴尔特的路径，他尝试打破将历史学看作一门学科的既定分类方式，转而视之为一个与意义制造有关的话语。怀特解释说，“话语是一种操作，通过它，你可以创造一个让人迷恋的研究对象，如‘文学’（literature）”。毋庸置疑，对怀特来说，话语还创造了另一种对象，即作为陈述的历史。在《元史学》导论中，怀特直陈，他考察历史的方式在于把它们看作其明显呈现出的样子，即“一种言语结构，这种言语结构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其形式，同时，它试图成为过去结构和过程的一个模型，或一个符号，它感兴趣于通过再现的方式，来解释过去结构和过程是什么”。同结构主义者在考察不同类型话语时的做法相似，怀特强调历史话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内在融贯的散文叙事作品，它不可还原为单个的陈述句。另外，他赞同“指涉性幻觉”的论断，认为历史话语总是自我生产着某些意义。怀特指出，明确的指涉性可以出现在单个句子中，但“话语不同于具体的句子以及任何简单的句子，因为它通过比喻等手段赋予其指涉物一系列的意义，这个过程就使其从表面文字成为隐喻性话语”。

在结构主义式话语定义的基础上，怀特突显了话语“往来奔跑”、居间调停的动态作用。他强调，历史话语沟通着双方，一方，是呈现为杂乱的原始材料的现象世界，另一方，是史学家在头脑中用以领悟与构想这一现象世界的意识概念。历史话语为史学家靠近历史实在提供了一个途径，同时又在史学家意识概念的引导下规定什么可以被看作是真实的，“话语意在构筑这样一个基础，在此之上来决定所论事物中什么可以算作是事实，什么理解模式最适合对如此构成的事实的理解”。进一步地，怀特区分出历史话语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的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对研究领域中的“材料”进行的描述（即摹仿，mimesis）。第二层面是将材料整合为一个整体的论证或叙事（即叙述，diegesis）。第三层面是以上这两个层面得以结合的基础，怀特称之为“辩证排列”（diataxis，可理解为动态的辩证句法），这一层面也是历史话语最为特殊和重要的部分。对于最后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决定着话语的可能对象，决定着描述和论证相结合的方式，决定着话语在获得其封闭权利的过程中所必定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决定着用以将话语的结尾与开头语连接起来的元逻辑的形态”。通过这些规则，对事件的描述、论证和叙述被整合起来，进而实现对历史领域的总体理解。因此，怀特的工作实际上是对历史话语进行一种“元语言”式的考察，揭露历史话语在现象与意识之间进行沟通的整合规则。而这类整合规则，正是怀特在《元史学》和《话语的转义》论文集中花费大量篇幅加以分析的“转义”（tropes）。在其著名的历史著述理论中，转义构成了文本显性的前类情节结构模式、形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含模式的深层基础，它操控着史家将这些概念化模式应用于史料，进而理解经验世界的过程。

转义，原本是修辞学领域的专业词汇，在古拉丁语（tropus）中意为“隐喻”或“修辞格”。18世纪早期，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贡献了“转义”概念的经典式分析。维柯写道，“转义”与诗性逻辑有关，“凡是最初的比譬（tropes）都来自这种诗性逻辑的系定理或必然结果”，而这种诗性逻辑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神的实体的意义”。例如在人类早期阶段，诗人通过天神约夫、地神库伯勒、海神内普敦这类神话语言把凡涉及天、地、海的事情都说明清楚，这即是隐喻（人格化）在起着作用。对古代人来说，神话寓言通常是凡俗语言的词源，而人对事物的理解即始自词源。维柯进一步从“比譬”中区分出隐喻（metaphor）、提喻（synecdoche）、转喻（metonymy）和反讽（irony）四种类型。它们是“一切原始的诗性民族所必用的表现方式”，通过比譬，“人们创造出一些词，能表示抽象形式，或包括各个分种的类，或把各部分联系到总体”，由之扩大对世界的认识。维柯是怀特理解转义概念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除维柯外，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和文学理论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亦对其思想产生着影响。

不同于维柯，雅柯布森将转义分为隐喻和转喻“两极”（poles）。“隐喻”如“时间就是金钱”，用类比或明喻的方式对主体进行描述，被联系起来的两者按照相似性（similarity）原则被组织进话语中。这类转义尤其适用于如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诗歌及文学作品。“转喻”如“三碗不过岗”，用一事物来代替另一事物，相互替换的两事物基于人类的认识和经验相关，它们按照邻近性（contiguity）原则被组织进话语中。这类转义尤其适用于现实主义小说或散文作品。虽然分类方式不同，但雅柯布森同维柯那样强调，话语中的转义实际牵涉到言说者将怎样看待和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通过考察失语症患者的病因，雅柯布森发现，对一般言说者来说，隐喻和转喻始终在言语行为中发挥着效用，言语者可以沿着这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来对话题进行组织。但就失语症患者而言，其中一条路径受到了抑制或完全阻隔，由此造成对符号意义理解和表达的困难。雅柯布森的转义研究给予怀特很大启发，他亦将转义看作事物之间的一种关联模式，“这种关联使得事物能够用一种语言来加以表达，同时又考虑到用其他方式来表达的可能性”，他说，“转义是话语的灵魂，因而也是一种机制，没有这种转义机制，话语就不能正常运转，也无法达到其目的”。

在分析转义于历史著述过程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时，怀特并没有采用雅柯布森隐喻—转喻的二元组合，而是沿用维柯的方法，并吸纳肯尼斯·伯克四重分类法的观点。除隐喻、转喻外，提喻和反讽亦被列于转义的分类法下。其中提喻指在言说时用部分替代整体。例如，在“我们组织需要新鲜血液”这个表述中，人体中的“血液”被用来指代人，以此借用血液本身的流动性来突出组织需要获得新的激发这一含义。研究者们有时会将提喻置于转喻的范畴之下，因为两者都是用一者代替另一者。反讽则表现为比喻意义与字面意义的不一致甚至对立，它主要以用词不当（catachresis）或矛盾修饰法（oxymoron）的形式来表现。如，“瞎说”这一词汇用原本形容眼睛的“瞎”来描述说的话，“冷酷的热情”即用与热情相对的“冷酷”来描述“热情”。研究者们有时亦将反讽看作隐喻的一种特殊形式。

之所以采纳四重分类法而放弃二元分类法，在《元史学》“导言”的一个长注释中，怀特解释说，他认为二元分类法对分析语言现象（linguistic phenomenon）来说是有效的，但在辨识文字风格（literary styles）上稍逊一筹。正如雅柯布森将隐喻和转喻视为话语之两极表明的那样，语言学家常常把隐喻和转喻对立起来。无论语言内部怎样变化，都只是其中一种对另一种的取代或倒转。但在怀特看来，历史话语的风格（styles）要比这两种模式丰富得多。“保留比喻性语言的四重分析有着许多益处，可以防止落入一种由文体连同语言的两极观念促成的、本质上二元的文体概念中。事实上，转义的四重分类方式将允许一种双重的二元文体分类法按可能的组合运用。据此，我们不再需要像雅柯布森那样不得不将19世纪的文学史一分为二，一方是一种浪漫式—诗性—隐喻式传统，另一方是实在式—散文性—转喻式传统。”怀特的言下之意，即试图打破传统中对诗性话语（浪漫的、隐喻的）与散文性话语（实在的、转喻的；在传统观点中，历史即属这类话语）之间的截然二分。

在确定了转义的四重分类法后，怀特将不同转义模式与史学家头脑中显性的概念化层次一一对应，每一转义类型拥有与自身相亲和的前类情节结构、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含模式，例如隐喻通常与强调相似性的形式主义论证及浪漫剧、无政府主义相亲和，转喻通常与强调因果关系的机械式论证及悲剧、激进主义相亲和，反讽通常与讽刺剧及情境论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亲和。由此，怀特完成了对历史话语规则的完整的结构性解析，他提供了一套方案，这套方案能够对不同的历史话语风格进行分类，而不再沿用先前如浪漫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史学“流派”的分类方式。更重要的，这些以转义为基础的话语规则和包含了亲和性关系的话语结构解释了上述如浪漫主义流派的思想成分存在于何处，怀特在语言的（转义）、伦理的（意识形态蕴含）、审美的（前类情节结构）和认识论的（形式论证）层面上将之定位。在《元史学》冗长的正文中，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和描绘了从启蒙运动末期直到19、20世纪之交，黑格尔（1770—1831）、米什莱（1798—1874）、兰克（1795—1886）、托克维尔（1805—1859）、布克哈特（1818—1897）、马克思（1818—1883）、尼采（1844—1900）和克罗齐（1866—1952）历史话语中隐含的转义修辞与显性的情节结构、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成分，并例证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的转义牵动着史家选择不同的概念化模式，以实现对过去的理解、组织和再现。

三、历史话语的可理解性与认知力：背离结构主义

怀特上述对历史作品的结构式分析明显地不同于通常的史学史研究。在如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波考克（J. G. A. Pocock）和伊格尔斯等杰出的思想史家和史学史家看来，历史研究者最主要的工作即考察写作者在书写其作品时持有的真实意图、艰苦的研究过程以及作品试图传达的确切含义。怀特显然没有这样做，他探讨的与其说是作者的意图和思想，不如说是文本的结构和修辞语言在作者直义表达之外的隐含意义。正是针对这一点，一些批评者把怀特排除出优秀史学史家的行列。如曾专门研究兰克思想的伊格尔斯直言不讳地指责怀特忽略了“考察兰克文本的真正质地，观察他眼中的英雄（和恶棍），了解他的心理状态，领悟他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以及政治暗示”。在伊格尔斯看来，怀特研究似乎全然漠视了兰克本人的所思所想，至少他没有同情地理解兰克作为一名史学家的工作追求及其观点合理性，而这是史学史家的基础工作。

在对伊格尔斯批评的直接回应中，怀特重申了他设计其研究路径的目的，“伊格尔斯说我错在没有考虑史学家们的意图。我认为，当我们关注于历史写作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应当感兴趣的是文本的意图，而不是作者的意图。”可以说，怀特对自身研究的“另类”有清楚的认知，甚至，他精心设计了这种“另类”风格，因为他意图揭示的正是文本本身产生的、作者自知或不自知的“内容”，那些非字面的隐含意义，这些“内容”及隐含意义区别于作者意图在语言中表达的直白含义。从这一层面上说，怀特的话语风格是反讽式的，他怀疑被描述的过去与用来描述过去的语言之间的不一致性，意识到历史叙事或历史再现本身可能具有的荒谬性。怀特持有的这类语言观，以及他对话语结构而非思想的原初来源加以剖析的做法，显然与20世纪60年代占据社会科学研究主流的结构主义相一致。而结构主义，正是在反对连续性的叙事历史、强调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的方法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然而，当结构主义者揭示“指涉性幻觉”，指明所谓实在性话语的建构特征，进而走向更为激进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也就是说，转向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阶段时，怀特出现了与结构主义思想的背离，并退回到文本意义的可知立场。由于接受了索绪尔（Ferdinand-Mongin de Saussure）有关符号之所指与能指间任意性的观点，文本主义常常将文本看作一场能指在“错位、叠加和变化的连续运动中”进行的游戏，甚至文本借以生成意义的编码也是任意的。因此，文本游戏不能为任何作者和读者所掌控，写作和阅读文本的人以及对文本意义的任何确定、准确或合理的理解都将淹没在文本和不断变动的意义的海洋中。

对文本主义的上述观点，怀特持明显的辩证批判态度。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荒诞主义要素》中，他一方面肯定文本主义在思考语言问题上带来的洞见及其对一切文本的“元批评”立场。他指出，在结构主义和文本主义之前，语言被认为不过是包含文学信息的媒介；现在，语言则已被看作“人类最突出的问题”，文本主义表明了人类认识事物过程中语言的隐喻性所可能产生的迷惑作用，它指明了“在语言中透过隐喻而直达字面意思以把握经验的努力”的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怀特批评文本主义“无休止地逗留在文本的表面，研究语言之隐藏和散播意义的力量、抵制解码和转换的力量以及最终通过无限的符号游戏迷惑理解的力量”。这种活动，在怀特看来，已陷入了语言的无常流动和无尽的符号游戏中，最终只能荒诞地“听任自身的崩溃”。可以说，怀特对结构主义的欣赏局限于其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列维-斯特劳斯和雅柯布森正积极地探索“编码”操作中可能生成的各种独特的“意义效果”，同时坚持“文本要基于本体性基础”以及“结构的完整性”。怀特对这两位结构主义者工作的良好评价折射着他对自身工作的希冀。他试图借用结构式的话语分析来表明不曾为史学家重视的历史文本成问题的特性。历史文本一旦形成，便成为一个实体，成为一种象征“我们现存世界的维度”的“符号”，成为一个生成着意义的“待阐释项”（interpretanda）。但与结构主义“分解人”的目的恰恰相反，怀特之所以关注文本产生的“意义效果”，是为了重新“构成历史学家”，突显历史学家居于史料之上的、为过去赋予意义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怀特的历史话语思想中，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占据着特殊位置。这不仅体现于怀特在制定转义模式的分类时采用了维柯的四重分类法而非结构主义者雅柯布森的二元分类法，而且表现在对如何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功能这一问题的解答上。而解答这一问题，正是怀特着手分析历史话语深层结构的目的之一。维柯与结构主义者之间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维柯的确可以被视为结构主义理论的预见者，他发现了语言的比喻特性和在起源上的诗性特征，并强调语言在文化生产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与结构主义者截然不同，维柯从不认为人们无法从根本上把握语言意义，相反，他把语言看作一把“阐释文化现场的钥匙”。

将“语词”（word）看作语言分析的基础单位，一种“索引” （index），从而对语词的含义展开“语文学” （philology）式的研究，是维柯推崇的一种社会文化理解方法。因为在维柯看来（这亦是怀特的观点），修辞性语言的发展逻辑同时也是人类认知的发展逻辑。维柯开创性地将这类逻辑称为“诗性逻辑”，认为它存在于所有原始人理解和认知周围世界的过程中。维柯指出，遵循从熟悉的到不熟悉的思想方向，原始人（或诗性逻辑）总是将自己感受到的、用来描述熟悉事物的特性投射到陌生事物上去，这种投射即命名客体的过程。在这一通过“命名”从而“理解”周围和内部世界客体的过程中，原始人的语言运用便呈现出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语词指代事物的形式总是呈现为一种“投射”，即原始人将自身的“感觉和激情”投射到“无生命的事物”上去。维柯写道，“最初的诗人们就用这种隐喻，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这样就用它们来造成一些寓言故事”，而原始人所投射的这一联系就成为流传于后世之寓言的内容和意义。其次，这种投射关系不是反映性的。换句话说，语词对世界客体的再现并非仅仅是世界的镜像，语词与客体之间的关联是隐喻的，它遵循转义的逻辑，这意味着语言再现必定有想象的成分。维柯将“逻辑（logic）”的最初本义追溯至 “寓言故事（fabula）”，他说，“最初的民族在哑口无言的时代所用的语言必然是从用符号开始，用姿势或用实物，与所要表达的意思有某种联系……因为神学诗人们所说的那种最初的语言并不是一种符合所指事物的自然本性的语言……，而是一种幻想的语言，运用具有生命的物体的实体，而且大部分是被想象为神圣的。”第三，上述被想象的隐喻联系是人类意识最初理解世界的基础，在隐喻语言的基础上，人们逐渐积累语言的敏感性，意识到特定事物之间的相似和差别，进而从隐喻中提炼出转喻和提喻，最终，意识开始将语言自身作为反思的对象，认识到成问题的语言并不能充分再现它的客体。对此，怀特总结维柯的观点说，这一不同转义类型转化的过程，正是人类从情感到理性、从兽性到人性、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想象和虚构成为人类意识获得理性和真理的一个必要阶段，甚至是其基础和前提。

维柯的上述观点，被怀特尽数纳入其以转义为基础的历史话语结构模型中。正在是维柯的引导下，怀特寻求用不同的转义模式来划分不同的意识阶段，并配合不同的情节结构、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含模式，来描述不同阶段历史意识的风格。而不同转义模式之间的动力学，在19世纪不同时期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历史意识发展过程中可以找到。《元史学》冗长的正文实际便讲述了历史意识在19世纪从隐喻开始，到反讽结束的发展过程。甚至，怀特还在结构主义思想本身当中发现了这种转义动力学。1980年代，在评论列维-施特劳斯《餐桌礼仪的起源》一书时，怀特别出心裁地指出，列维-施特劳斯在其结构主义巨著、四卷本《神话学》（《餐桌礼仪的起源》为其中之一卷）中首先用隐喻的方式分析了神话结构中的异中之同，随后用转喻的方式说明了结构中的邻近关系，接着用提喻的方式，如黑格尔般综合出一个野性思维的宏观故事（macro-story），由此，诗性（poiesis）成为了看似科学的神话学自身的主题。可以说，正是凭借着引入维柯思想，怀特得以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中勾勒出一条语言和意识发展的历史性线索，并更倾向将修辞性语言看作人们认知世界的工具。在这里，修辞性语言的确呈现出无法充分反映事物本来面目的特性，但它更表现为一种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力量，激励意识在把握和理解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身，进而实现从野蛮到理性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性观点下，虚构与真理、野蛮与理性之间的对立就被消除了，如怀特所言，“话语的转义理论能够使我们理解错误与真理、无知与理解，或者换种说法，想象与思想之间的存在连续性。长期以来，这几对范畴之间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对立的关系。转义理论使我们明白了，言语是如何在这些假定的对立之间进行协调的。”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维柯理论中，转义及不同转义模式间的转换不仅构成诗性逻辑的基础，而且它们作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有效工具，能够生产出那类有关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知识，这种知识明显地不同于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在维柯看来，人类只能认识那类由自己创造或原则上能够创造的事物，根据这一准则，那些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便被一反常态地划归入不完全知识的领域，因为人们无法再造一个自然世界。而那类有关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知识，由于人们创造了社会和文化现象本身，因此便能够为人所理解和把握。维柯这一“创造即真理”的原则同样被怀特吸纳进历史话语理论中。在他看来，历史话语正生产着这类“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知识”，它们不同于“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获得的科学知识”，它们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意识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创造的产物。借此，怀特实际上便已将历史话语还原为了一种文化和社会制品。历史话语生成的过程，亦是史家在特定情形下积极动用意识，以修正对客体世界的新理解，生成客体世界的新意义，以此来与现实相协调的过程。

怀特对19世纪客观主义史学的分析和批评可以作为一个鲜明的例子。通过将客观主义史学置于当时整体的文化氛围下，怀特指出，客观主义史学的产生或许并不特殊，与之伴随的，还有现实主义小说和摄影艺术的诞生，这些新兴文类都热切地表现出一种对实在（the real）的热情。甚至，我们可以将这种对客观性和实在性的热情和渴望视为19世纪西方文化所抱持的一种“特殊神话情节的症状”，“当时的西方文化正试图应对工业化冲击封建社会体系和农业经济之特定制度与信仰而形成的社会压力”。同意福柯的观点，怀特认为，19世纪这类对实在的热情不仅仅是科学探究的“无私”精神的结果，它还旨在应对一种彻底的文化焦虑——社会文化对先前的知识工具已无法发现和控制社会现实的焦虑与恐惧。可以说，19世纪思想家们将对历史、过去事件和异国文化的兴趣，对确立社会进程模式和规律的要求，以及确立历史“事实”、将之作为仲裁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之手段的需要视为治疗那时文化病症的手段。简言之，与19世纪历史研究专业化进程相伴随的，正是西方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这一专业化进程正与这一过渡相适应。同样的，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向全球的传播和拓展亦呈现为世界商品化的一大表现，它是西方历史意识同最发达阶段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是其重要体现）相协调的结果。从怀特针对19世纪客观主义史学的分析结果来看，他的确将历史学追求客观性和实在性的观念与意识从原先不言自明的准则降低为一种神话般的“狂热”与“幻想”，被视为社会面对文化危机而体现出的一种焦虑症状。但同时，这些“准则”的产生亦是历史家们积极修正、更新和超越原先的意识模式，进而使得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它展现出某种特定的文化风格——与客观世界本身相协调的结果。因此，怀特虽然批判兰克的“天真”实在论，但他同时赞誉兰克为“历史学黄金时代”中的“一流实践者”，兰克实际上践行了将历史学与诗学、科学和哲学的宏大关怀联系起来的史家职责。无疑，对怀特来说，尽管修辞性语言不可否认有虚构的成分，但它却是史学家可以利用的一种有效工具，而非禁锢思想的牢笼。在不同转义模式的转换间，修辞性语言将引导着历史家们“逐渐接近有关世界的真理，这个世界与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复杂和多变”。

结  语

可以说，历史话语这一概念构成了怀特整个史学研究生涯的关键。倘若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在90年代之前，他致力于分析历史话语的结构与规则，并在80年代尝试转换原先结构主义式的研究方法，到90年代之后，他已全心投入到思考修辞式话语如何能够触及与理解实在、并通过实践影响实在的问题中了。这一过程，也是怀特从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到逐渐展现维柯式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立场的过程。在法国文化史家罗杰·夏蒂埃对怀特观点的批评中，他敏锐地指出了怀特思想中两个隐含的方面。一方面，是对历史话语“深层结构”的关注。借由结构主义模型青睐的表面（surface）、深层（depth）、显性（the manifest）和隐含（the implicit）这些概念，怀特论证了历史话语所能发挥的预构作用。这一做法暗示怀特赞成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语言将限制史家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怀特又常常使用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选择（choice；to choose）这些突显人类观念和主动性的、与结构主义处于不同传统中的词汇，强调史学家能够自由地选择不同转义模式和史学风格。夏蒂埃认为，这两方面存在着矛盾。如果说语言真的在无意识中起着预构作用，那势必会牺牲史家的部分自由。由此，夏蒂埃发出疑问，我们“有可能无矛盾地连接起后-索绪尔语言学与史家作为一名文字创作者的自由吗？”在对夏蒂埃的回复中，怀特交代说，虽然转义模型的确“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领域”，“也不曾被广泛地接受”，但他认为这一模型至少有效地说明了他试图提出的问题，即，史家使用的语言并非透明地传递了信息，相反，它对信息实行了种种操作，转移、生成了意义，语言本身是成问题的。某种程度上，怀特选择维柯而非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自身转义模式的理论原型，即已暗示了他对语言及其产生之意义的态度。在晚年，他甚至尝试借用奥斯汀（J. L. Austin）、约翰·塞尔（John Searle）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人的理论，来说明一切阐释所生成的意义都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和把握，出于这一点，言说者也必需对自身的话语创造行为负责。

上述争论将我们引至怀特观点的更一般前提——不论结构主义模型和对史家自由的推崇是否兼容，它们都已把历史还原作一种语言的产物、一种文化实践的产物来看待。也就是说，每一个历史话语都是一个由史家所叙述的语言制品，它借助转义与修辞生成意义，由此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更进一步的，倘若接受怀特对历史话语之可理解性和认知力的说明，那么，每一个历史话语的生成，皆是史学家身处特定文化和社会境况之下，努力使自身的历史阐释与社会实在相协调的结果。从这一层面上看，怀特近乎为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提供了一种文化式解释——克罗齐是怀特思想的最初来源，亦是维柯思想最为热切的推介人之一。克罗齐认为，史学家始终在一种针对现在的兴趣的推动下研究过去事实；现在，怀特指出，史学家总是在借用转义模式为自身话语生成一类面对现实境况、而非过去本身的意义。当格尔茨在《文化的阐释》中写下他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时，海登·怀特正在试图把历史塑造为那个由史学家所编织的“意义之网”。

（原载《中国文化史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