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普及,显著冲击着社会文化的各个层次、各个角落。可以说,信息革命已经影响了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生活情境和生活方式,而社会文化的诸多表现形式,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史学领域多数学人也普遍应用计算机技术检索史料、收集信息、整理思路、撰写论著。可以说,今天的史学,在学习方式和研究方式上都已进入以往学者难以想象的新境。清醒的历史学研究者面对这一情形,自然会思考史学方式的革新与史学传统的继承这两者之间的合理关系。

一、“汉宋两司马”面对的学术条件进步

 

其实,史家面对学术条件的重要更新,在史学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前迹。司马迁和司马光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具有时代高峰意义的大家,有人称之为“汉宋两司马”。他们的史学实践都曾经面对史学工作条件的重要进步。

在司马迁撰作《太史公书》即后来通称《史记》这部史学经典的时代,纸这种书写材料的最初出现,已经成为发明史上辉煌的一页。台湾中研院邢义田院士曾经以实验方式,测定了汉代竹木简的体积和重量,进而讨论简册的书写姿态、编联方式、保存制度等等,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他考察司马迁《史记》以简牍为书写材料形成的篇幅,判断以木简的重量计,“达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鲜的竹简计,则达58.33公斤;用新鲜红柳则更重达101.62公斤”!“以13855枚简抄成的《史记》,其体积约达一百八十倍,即284310立方公分左右。”“汉代一部竹木简抄写的《史记》本文,体积上约为现代含三家注本《史记》约九十六倍!”“如果仅计白文,汉代竹木简本的《史记》体积是现代纸本的二百二十五倍!”“也就是说,现在在书架上放一部不含注解的《史记》白文,在汉代就须要最少二百二十五倍的空间。”甘肃天水出土年代为文景时期的放马滩纸,纸面平整光滑,有用细墨线描绘的山川道路图形。考古发现年代稍晚但仍相当于西汉中期的古纸,还有灞桥纸等。有人说,敦煌悬泉置遗址还发现了汉武帝时代的纸文书。

司马迁时代纸虽然尚未全面普及,但以他在朝廷文化中枢部门工作的身份,不会接触不到这种民间墓葬和普通遗址曾经出土的普通人已经使用的书写材料。没有迹象表明他撰写《史记》已经改变了不免辛劳的旧式简牍书写方式,但是也不能绝对否定他曾经使用过纸。不过,司马迁对于史学的重要推进,《史记》史学经典地位的形成,似乎并未借助纸的使用。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时代,则面临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次革命,即印刷术的进步。司马光生于1019年,毕昇时已49岁。《资治通鉴》成书时,活字印刷术应当已经问世。然而至今未闻印刷术的进步对于司马光的创造性的工作提供了怎样的便利。也就是说,《史记》和《资治通鉴》史学成就的伟大,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与学术条件的技术性进步有直接的关系。

二、史学的手段进步与史学的学术进步

回顾史学进步的各个关键点,技术层面的进步,似乎都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决定性的推进力。也许计算机技术与此前的学术手段的进步有很多不同,但是要断言这种技术提升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史学的学术走向或说形成革命性的积极影响,除了开发想象力之外,还需要实践的证明。

过去史学学者做学问,爬梳史料的功夫,主要是靠卡片的制作。据说陈登原教授曾经教导学生,每天抄若干卡片,积功数十年,自然可以成就大学问。有人说,陈直教授去世时,留下40多个大信封,应当都是有所思考,准备进行研究的课题。其中盛装的,大概都是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卡片一类史料摘抄。这种已设定主题之下的资料搜集,现在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替代,节省我们的时间,减轻我们的辛劳了。

利用计算机查找相关资料,现在已经是大家通常的工作方式。记得我第一次尝试采用这种方式写作,是完成拙著《中国盗墓史》时。承陈爽博士热心帮助,为我检索“二十四史”中关“陵”“墓”“冢”“坟”的资料。

说来至今心存感激,我使用的第一台电脑,就是陈爽帮我“攒”的。他帮我检索有关盗墓的资料,是借助台湾中研院的“瀚典”。当然这一检索系统也是以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为文献基础的。陈爽的帮助当然提高了写作效率和研究质量,但是后来回想,注意到当时采用的这种工作方式仍然有明显的不足:

1.当时尚不具备检索“四库全书”等较大规模文献集成的条件,未能得到“二十四史”以外诸多文献更为充备的相关信息。

2.以“陵”“墓”“冢”“坟”为线索得到的资料,远非盗墓史相关信息的全部,如《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绍《檄州郡文》曰:“......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曹)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 所谓“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这一盗墓史的典型情节可以因“坟”“陵”的检索得知。然而《宋书•前废帝纪》“以魏武帝有发邱中郎将、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佑领之”与《南史•宋本纪中•前废帝》“以魏武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领之”的记载,则不能通过“陵”“墓”“冢”“坟”诸字的检索得知。相关类似情形,一定还有一些。

便利史料获得的程序以提高研究效率,自然为历史学学者深心向往。就此而言,古来类书的编纂,提供了一些方便。洪业先生经营的“引得”的编制,是尤其重要的贡献。但是大家都知道,即使全文逐字检索实现,理解文献的历史文化内涵,依然是研究者第一位的工作。虽然检索手段越来越先进,但是检索的主题,必须由研究者凭借主观判断来选定。学术见识的水准,往往可以于此体现。如果选定范围过窄,遗漏了重要信息,不免遗憾。而选定检索目标过宽,形成海量的检索结果,也会使人无所措手足。

计算机技术在史学领域已经应用有年,现今已极少有史学学者不使用计算机。然而通过近期的史学观察可以得知,实现有显著推进性的突出学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似乎是先进思路的开拓和新出资料的公布,并不在于计算机技术作为研究手段的简单应用。

关于学术工具的意义,可以回顾这样一个故事。元代学者许有壬得到朋友赠送的以未央宫汉瓦制作的好砚,感激之余,又谦称“芜学”,表示自己的才质拙劣,并不能使用此“利器”完成美好的作品:“惠然匣送感高义,但惜所与非所宜。公才真是谪仙裔,善事利器方相资。嗟予芜学忝词馆,虽有此器无能为。”借用许有壬自谦之语,可以说史学研究如果只有可以称作“利器”的优异手段,而缺乏高明识见,则必然是“虽有此器无能为”的。

三、“器”与“史识”

史学的突出成就,除了沉静踏实的工作,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面对青灯古卷的辛劳而外,也需要灵性,需要思辨能力,需要创新追求,在一定意义上,也需要艺术素养与美学理念。从这几个方面来说,计算机技术都是无法完全替代的。而后者的优异表现,人们常称之为“史识”。“史识”是“史才”修炼必然的追求和必备的条件。

刘知幾说:“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又说:“史才须有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对于历史论著的品级,明代学者章潢以为合理的评判条件也是“史识、史才、史学三者”。“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善”“事”的向往,往往导致“利”“器”的追求。计算机技术,就是今天学术的“利器”。不过,如果只凭借工具的优化和技术的提升,而缺乏“才”“学”“识”的修养和锤炼,则好比“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仍难以获得真正的成功,“终不能致于货殖”,“终不果成其宫室”,距离“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的境界,当然更为遥远。《西游记》中孙悟空手中“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就是这种寄托了古人对奇效工具之向往的神异“利器”。

孙悟空最初见到,就“心中暗喜道:‘想必这宝贝如人意!’”果然这“海藏中”的“神珍铁”可以“变做个绣花针儿,藏在耳内”,也可以随意而“长”,甚至“上抵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层地狱”。不过,这“宝贝”的变化,却要“如”猴王之“意”,要凭借孙悟空的“神通”。按孙悟空自己的话说:“物各有主。这宝贝镇于海藏中,也不知几千百年,可可的今岁放光。龙王只认做是块黑铁,又唤作天河镇底神珍。那厮每都抬扛不动,请我亲去拿之。那时此宝有二丈多长,斗来粗细,被我挝他一把,意思嫌大,他就小了许多;再教小些,他就又小了许多;再教小些,他就又小了许多”。将这一讲“物”和“主”关系的神话故事看作可以对认识学术工具与学术家的关系有所启示的寓言,也许是适宜的。

显而易见,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毕竟为我们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提高了效率。开掘相关方法以更好地服务史学学术的进步,无疑是应当鼓励的。

可以说,我们今天还难以预想电子技术和信息科学未来的进步。也许这种进步会突破许多成见,开拓超出我们现今想象的新的学术空间和学术路径。那么,我们也只能面对当时的情形决定当时的工作方式。陈寅恪先生曾经以拟首联“孙行者”求对的方式作为试题,据说有应答“胡适之”者。就我们完全无法准确预想的计算机技术进步而言,大概且“行”且“适之”,是比较合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