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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史研究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发布时间：201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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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在唐宋史研究中，“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起初因为大多数人对于学术界讨论唐宋变革的“由来与发展”知之甚少，不免对概念、问题、范式的理解和解释出现偏差和混乱，所以有必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给予适当的梳理。为此，2007年笔者邀请宋史学界12位师友撰写《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并于2010年出版。在此前后学界也有相当数量的介绍性论著问世。然而毋庸讳言，迄今我们的初衷并没有达到，“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唐宋变革论仍旧像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其混乱状态未能得到改观。不仅如此，还衍生了一系列新的“变革论”，诸如唐中叶变革论、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变革论等。从近20年来唐宋史学界欲通过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来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的实践来衡量，“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弊大于利。因此，笔者认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篇。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五点理由：
第一，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简称“宋代近世说”。二战以后经由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展，将“宋代近世说”概括为“唐宋变革论”。众所周知，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期不能不打上西学“历史分期”方法的烙印。如1917年傅斯年先生所言：“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者，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内藤湖南的假说即是按欧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又按欧洲的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把中国的发展列入西方文明发展的大链条中，以为欧洲的近代化是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假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曾得到欧美宋史学界的赞同，此后开始受到美国学界的质疑。上世纪60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刘子健就明确反对宋代近世说：“这是机械地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是机械地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够画龙点睛地，直截了当地指出每一个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还应当另辟途径来讨论”。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宋史学界已基本否定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观，包弼德（Peter K.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学界在反思西方的历史分期法得失时，看到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的“近代”是根据西欧社会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架构，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分期的预设很容易造成歪曲和混乱。因此，对于“近世”的定性在日本学界有了不同于以前的解释。可以说“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只有日本京都学派的传人在坚持，国际学界（包括日本东京学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以及相当多的新生代）已普遍扬弃或否定。
第二，“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实质是中国文明至宋代便没有再进步，是一种停滞论，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张目，这一点不能因为今天讨论学术问题就应当回避。有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缓停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就是国内社会史大论战的主题之一，但是讨论的实质是“我们的整部世界史都是以西方至上论及其历史的进化特征以及其他文明相对的停滞性为基础的”（谢和耐语）。这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中国文明停滞论是不一样的，后者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宋代近世说貌似一个赞美中国文化光辉灿烂、发达领先的历史理论，但它却是内藤湖南现实的中国观“国际共管说”的思想依据，与一个明显具有殖民色彩的对华设想联系在一起。内藤湖南通过宋代近世说“向读者说明，中国文化在进入近世以后已是高度发达的文化。但是正是这个‘早熟’的、高度发达的辉煌文明，导致了当前衰老的、政治经济困难重重，急待寻求出路的现实中国，对此内藤提出了所谓‘国际共管’的理论”（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内藤湖南虽然尊重中国文化，但是当他站在当时的日本国家利益立场之时，他的宋代近世说在理论上为日本企图“温情”入侵中国张目也是不能回避的。为此，笔者想说对于内藤湖南的汉学成就应当加以总结，但是对其服务于日本政论的观点则必须深刻反思，只有这样才能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而不流于黑格尔感叹历史教训的最大教训就是历史从来不汲取教训的窠臼。
第三，众所周知，唐代以后的历史主线有三条：一是漠北主要是东北政治势力的崛起；二是五代十国、北宋的局部统一；三是西部党项势力崛起，并整合吐蕃、回鹘等政治力量。辽金政权是游牧文明与汉文明的交融；西夏一方面是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枢纽，另一方面自身也融合了来自吐蕃、西域、中亚的文明。五代十国、两宋创造了不同于前代的“宋型文化”。但是“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说）”却只立足于“中国本土”，即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而不包括辽金西夏。杉山正明就曾客观地指出，“一般来说‘中国’在日本的研究中大部分意味着所谓的‘中国本土’。将事物限定在‘中国本土’中来看宋代史研究和元代史研究的差异，这个众人皆知”。“本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单一的汉族社会。可是日本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中国本土’和‘边疆地域’等过分单纯地分割为两大图示化的倾向。有时‘万里长城’（当然在蒙古时代不存在）以外是‘荒野’和‘沙漠’的异象也偶尔出现”（《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为了证明“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脉络，大多数人就把讨论11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范围从北宋的260万平方公里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再转向元明的江南更狭小的地区，历史的空间一步步缩小。在这样日趋狭小的疆域空间内又被侧重于君主、士大夫和科举制，即“精英”文化、地域重心及其相关的议题所主宰。一言以蔽之，这种研究把中国多元的历史发展局限到狭小的江南一隅之地。这是极其典型的削足适履式地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谓的研究）强加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之上的一种表现。
第四，自新世纪以来，“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成为热门话题，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除了东北师大有两篇专门研究内藤假说的博士学位论文外，宋史学界直接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对话的论著甚少。实际上，有关内藤湖南的两个主要命题：一是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二是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在上个世纪国内魏晋隋唐史学界，均有相当多的讨论，内藤湖南的观点并不能得到中国大多数学者的支持，甚至有的论著动摇了日本学者“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立论依据，如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唐长孺先生说“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尽管有的已经衰弱，有的正在衰弱”。近来，杨际平撰写长文论证内藤湖南所言魏晋隋唐“贵族”与历史上实际的“士族”有质的区别。但是某些唐宋史研究者特别是宋史研究者在使用日本宋代近世说基本观点时很少会考虑这些相反或直接反对的意见。这是造成宋代近世说虽然被炒作得很热，但是对于唐宋史研究的实际推进却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
第五，贴标签式的研究可以休矣。“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遭到冷遇的21世纪之前近百年对国内唐宋史研究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如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在经济卷概论中单列“外国学界的唐代社会经济概观研究”一节，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唐宋变革’讨论和唐代经济概观研究”，但未见国内学者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说所推出的讨论论著。而出版于2006年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大陆论著索引中也未见有唐宋变革的条目；进入21世纪以后，虽然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一时成为热议的话题，但是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如同对21世纪之前的影响一样极其有限。譬如从2000年开始，国内宋史学界每两年举行“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评审，迄今已评审九届，共评出34部获奖论著，这些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着21世纪以来国内中青年研究宋史的取向和水平，但是其中并无一部受内藤湖南假说的影响，即是很好的明证。所以进入21世纪以来，对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炒作只是停留在贴标签式的研究上。
根据对中国知网的检索，21世纪以来，有关唐宋之际的论文近千篇，其中有关“唐宋变革”关键词的论文有80余篇，有关“宋代近世”关键词的论文约20篇。按照论文的主旨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介绍性的。第二类是研究性的。第三类是按照日本唐宋变革论的基本范式对唐宋变革期的问题进行研究，这类论著寥寥无几。第四类是从打通唐宋史研究的角度，将讨论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历史发展和变化，归结在“唐宋变革”名义之下。第五类是将其视作不证自明的“公理”，凡是论述到唐宋时期或之际的问题时，都是必言“社会变革”，笼统地使用“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类文章最多。
就以上五种分类做一简略分析，不难看出：其一，介绍性的论著持续不断发表，表明21世纪以来“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仍一直受到关注；其二，由于唐宋变革论的热度不退，从而引发国内学界特别是宋代文学史学界、思想史学界、艺术史学界对唐宋之际社会变化的高度重视，并试图从这些社会变化中为宋以后的文化思想发展定位和寻找发展轨迹；其三，宋代文学界、艺术史学界虽然有学者倡导用“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作为指导理论，但相关诠释缺乏历史的理性思考，因此并未对宋代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的研究起过多少有益的作用，因为这与过去的研究相比最多是新瓶装旧酒；其四，第四类、第五类论著说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实际上对于唐宋史的研究只起到了某种贴标签的意义，于实际研究并无推进和补益。至于以上现象为何盛行，原因比较复杂，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提供了不同的历史分期法，有的学者以为这一学说提高了宋代的历史地位而乐于接受，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对其一知半解的研究者为显示学识高明、与国际接轨而用来装点门面。
要之，唐宋史研究应该走出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是指内藤湖南提出的那个假说。十多年前，柳立言先生撰文《何谓“唐宋变革”？》就指出内藤的假说是有特定内涵的，包括贵族政治、平民社会、文艺复兴说等8个核心要义。如果中国学者研究这段历史，发现其中的变革，应该重新界定，而不是直接套用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样很容易产生误解，不利于学术进步。历史分期问题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至七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史学界和西方汉学界一次又一次地推动了中国的史学研究并吸引西方学者加入了相应的讨论。要走出“唐宋变革论”就需要中国学者对唐宋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发展原貌的断代分期说。这个问题很大，不是只言片语所能讲清，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内藤湖南的假说夸大了唐宋之际变革在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意义，正如许多中国学者所言唐宋变革相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发生的大变革使中国社会逐渐走上帝制时代，和1840年由帝国主义国家入侵等因素使得中国社会发生剧变而言，充其量是一个中小型的变革。其二，何谓长时段？这是提醒研究者不囿于某一个朝代，注意打通唐宋、宋元、明清、宋元明清，而不是简单用像公元纪元、公元时段（所谓上古、中世、近世等）来表示历史变化。用公元时段并不能准确表示中国历史的丰富内容，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举凡大的事件和人物都与朝代浑然一体不能分隔开，譬如说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发展于两宋、完善于明清，清清楚楚，若用公元时段反而不能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被人为剥去时空概念，所以王朝体系依旧是中国学者重新界定“唐宋变革”分期的时空依据。其三，重新界定“唐宋变革”，一定要有关怀辽宋西夏金史的全局意识，这样才能全面书写11—13世纪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及疆界形成的断代史。
（作者：李华瑞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第一，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简称“宋代近世说”。二战以后经由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展，将“宋代近世说”概括为“唐宋变革论”。众所周知，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期不能不打上西学“历史分期”方法的烙印。如1917年傅斯年先生所言：“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者，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内藤湖南的假说即是按欧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又按欧洲的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把中国的发展列入西方文明发展的大链条中，以为欧洲的近代化是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假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曾得到欧美宋史学界的赞同，此后开始受到美国学界的质疑。上世纪60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刘子健就明确反对宋代近世说：“这是机械地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是机械地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够画龙点睛地，直截了当地指出每一个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还应当另辟途径来讨论”。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宋史学界已基本否定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观，包弼德（Peter K.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学界在反思西方的历史分期法得失时，看到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的“近代”是根据西欧社会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架构，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分期的预设很容易造成歪曲和混乱。因此，对于“近世”的定性在日本学界有了不同于以前的解释。可以说“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只有日本京都学派的传人在坚持，国际学界（包括日本东京学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以及相当多的新生代）已普遍扬弃或否定。
第二，“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实质是中国文明至宋代便没有再进步，是一种停滞论，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张目，这一点不能因为今天讨论学术问题就应当回避。有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缓停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就是国内社会史大论战的主题之一，但是讨论的实质是“我们的整部世界史都是以西方至上论及其历史的进化特征以及其他文明相对的停滞性为基础的”（谢和耐语）。这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中国文明停滞论是不一样的，后者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宋代近世说貌似一个赞美中国文化光辉灿烂、发达领先的历史理论，但它却是内藤湖南现实的中国观“国际共管说”的思想依据，与一个明显具有殖民色彩的对华设想联系在一起。内藤湖南通过宋代近世说“向读者说明，中国文化在进入近世以后已是高度发达的文化。但是正是这个‘早熟’的、高度发达的辉煌文明，导致了当前衰老的、政治经济困难重重，急待寻求出路的现实中国，对此内藤提出了所谓‘国际共管’的理论”（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内藤湖南虽然尊重中国文化，但是当他站在当时的日本国家利益立场之时，他的宋代近世说在理论上为日本企图“温情”入侵中国张目也是不能回避的。为此，笔者想说对于内藤湖南的汉学成就应当加以总结，但是对其服务于日本政论的观点则必须深刻反思，只有这样才能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而不流于黑格尔感叹历史教训的最大教训就是历史从来不汲取教训的窠臼。
第三，众所周知，唐代以后的历史主线有三条：一是漠北主要是东北政治势力的崛起；二是五代十国、北宋的局部统一；三是西部党项势力崛起，并整合吐蕃、回鹘等政治力量。辽金政权是游牧文明与汉文明的交融；西夏一方面是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枢纽，另一方面自身也融合了来自吐蕃、西域、中亚的文明。五代十国、两宋创造了不同于前代的“宋型文化”。但是“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说）”却只立足于“中国本土”，即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而不包括辽金西夏。杉山正明就曾客观地指出，“一般来说‘中国’在日本的研究中大部分意味着所谓的‘中国本土’。将事物限定在‘中国本土’中来看宋代史研究和元代史研究的差异，这个众人皆知”。“本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单一的汉族社会。可是日本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中国本土’和‘边疆地域’等过分单纯地分割为两大图示化的倾向。有时‘万里长城’（当然在蒙古时代不存在）以外是‘荒野’和‘沙漠’的异象也偶尔出现”（《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为了证明“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脉络，大多数人就把讨论11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范围从北宋的260万平方公里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再转向元明的江南更狭小的地区，历史的空间一步步缩小。在这样日趋狭小的疆域空间内又被侧重于君主、士大夫和科举制，即“精英”文化、地域重心及其相关的议题所主宰。一言以蔽之，这种研究把中国多元的历史发展局限到狭小的江南一隅之地。这是极其典型的削足适履式地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谓的研究）强加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之上的一种表现。
第四，自新世纪以来，“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成为热门话题，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除了东北师大有两篇专门研究内藤假说的博士学位论文外，宋史学界直接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对话的论著甚少。实际上，有关内藤湖南的两个主要命题：一是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二是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在上个世纪国内魏晋隋唐史学界，均有相当多的讨论，内藤湖南的观点并不能得到中国大多数学者的支持，甚至有的论著动摇了日本学者“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立论依据，如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唐长孺先生说“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尽管有的已经衰弱，有的正在衰弱”。近来，杨际平撰写长文论证内藤湖南所言魏晋隋唐“贵族”与历史上实际的“士族”有质的区别。但是某些唐宋史研究者特别是宋史研究者在使用日本宋代近世说基本观点时很少会考虑这些相反或直接反对的意见。这是造成宋代近世说虽然被炒作得很热，但是对于唐宋史研究的实际推进却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
第五，贴标签式的研究可以休矣。“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遭到冷遇的21世纪之前近百年对国内唐宋史研究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如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在经济卷概论中单列“外国学界的唐代社会经济概观研究”一节，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唐宋变革’讨论和唐代经济概观研究”，但未见国内学者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说所推出的讨论论著。而出版于2006年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大陆论著索引中也未见有唐宋变革的条目；进入21世纪以后，虽然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一时成为热议的话题，但是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如同对21世纪之前的影响一样极其有限。譬如从2000年开始，国内宋史学界每两年举行“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评审，迄今已评审九届，共评出34部获奖论著，这些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着21世纪以来国内中青年研究宋史的取向和水平，但是其中并无一部受内藤湖南假说的影响，即是很好的明证。所以进入21世纪以来，对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炒作只是停留在贴标签式的研究上。
根据对中国知网的检索，21世纪以来，有关唐宋之际的论文近千篇，其中有关“唐宋变革”关键词的论文有80余篇，有关“宋代近世”关键词的论文约20篇。按照论文的主旨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介绍性的。第二类是研究性的。第三类是按照日本唐宋变革论的基本范式对唐宋变革期的问题进行研究，这类论著寥寥无几。第四类是从打通唐宋史研究的角度，将讨论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历史发展和变化，归结在“唐宋变革”名义之下。第五类是将其视作不证自明的“公理”，凡是论述到唐宋时期或之际的问题时，都是必言“社会变革”，笼统地使用“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类文章最多。
就以上五种分类做一简略分析，不难看出：其一，介绍性的论著持续不断发表，表明21世纪以来“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仍一直受到关注；其二，由于唐宋变革论的热度不退，从而引发国内学界特别是宋代文学史学界、思想史学界、艺术史学界对唐宋之际社会变化的高度重视，并试图从这些社会变化中为宋以后的文化思想发展定位和寻找发展轨迹；其三，宋代文学界、艺术史学界虽然有学者倡导用“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作为指导理论，但相关诠释缺乏历史的理性思考，因此并未对宋代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的研究起过多少有益的作用，因为这与过去的研究相比最多是新瓶装旧酒；其四，第四类、第五类论著说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实际上对于唐宋史的研究只起到了某种贴标签的意义，于实际研究并无推进和补益。至于以上现象为何盛行，原因比较复杂，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提供了不同的历史分期法，有的学者以为这一学说提高了宋代的历史地位而乐于接受，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对其一知半解的研究者为显示学识高明、与国际接轨而用来装点门面。
要之，唐宋史研究应该走出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是指内藤湖南提出的那个假说。十多年前，柳立言先生撰文《何谓“唐宋变革”？》就指出内藤的假说是有特定内涵的，包括贵族政治、平民社会、文艺复兴说等8个核心要义。如果中国学者研究这段历史，发现其中的变革，应该重新界定，而不是直接套用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样很容易产生误解，不利于学术进步。历史分期问题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至七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史学界和西方汉学界一次又一次地推动了中国的史学研究并吸引西方学者加入了相应的讨论。要走出“唐宋变革论”就需要中国学者对唐宋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发展原貌的断代分期说。这个问题很大，不是只言片语所能讲清，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内藤湖南的假说夸大了唐宋之际变革在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意义，正如许多中国学者所言唐宋变革相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发生的大变革使中国社会逐渐走上帝制时代，和1840年由帝国主义国家入侵等因素使得中国社会发生剧变而言，充其量是一个中小型的变革。其二，何谓长时段？这是提醒研究者不囿于某一个朝代，注意打通唐宋、宋元、明清、宋元明清，而不是简单用像公元纪元、公元时段（所谓上古、中世、近世等）来表示历史变化。用公元时段并不能准确表示中国历史的丰富内容，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举凡大的事件和人物都与朝代浑然一体不能分隔开，譬如说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发展于两宋、完善于明清，清清楚楚，若用公元时段反而不能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被人为剥去时空概念，所以王朝体系依旧是中国学者重新界定“唐宋变革”分期的时空依据。其三，重新界定“唐宋变革”，一定要有关怀辽宋西夏金史的全局意识，这样才能全面书写11—13世纪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及疆界形成的断代史。
（作者：李华瑞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