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何谓历史时间

　　历史时间是当前西方史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不能按字面理解为是对时间的历史研究，即将时间这一概念置于历时性的脉络中，考察其形成、发展与演变；也不是对时间进行共时性研究，即探究不同地区或文化传统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同样不是对时间进行历史社会学或社会史的研究，如分析时间的社会内涵、时间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等等。所谓的历史时间，主要是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相互关系背后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的变化。

　　一般认为，“历史时间”这一问题主要由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勒克提出。虽然科塞勒克并没有为历史时间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从其多篇涉及这一问题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历史时间就是指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变动关系。科塞勒克在其文集《过去之未来：历史时间的语义学》中指出，他要考察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个既定的当下，过去与未来的时间维度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它涉及这样一个假设，即在区分过去与未来，或者（人类学意义上的）经验和期待时，有可能把握像历史时间这样的东西”。

　　为此，科塞勒克提出了“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这两个概念，用于分析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塞勒克认为，经验空间代表了过去，期待视域则指向未来。在现代社会之前，人类的经验空间处于连续性的状态中，过去不仅是现在的参照物，更为应对未来提供了方法和范例。未来因而是既定的、可知的，人们对之不会再有过多的期待。但是自18世纪以降，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持续冲击着这种以过去为中心的时间体制，过去的经验对现在和未来不再有指导意义，人们将希望和期待都投射到一个新的未来之上。过去的经验空间和未来的期待视域由此发生了断裂，而历史时间即诞生于这种断裂之中，它指向了未来，代表了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意识。

　　受科塞勒克的影响，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提出了“历史性的体制”这一概念，试图厘清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阿尔托格看来，历史性的体制指的是人们生活于其中且服从于它的强大的时间秩序，分为古代的、现代的和当下的三种类型。其中，古代的历史性体制以过去为导向，对应的是科塞勒克所说的“经验空间”；现代的历史性体制以未来为导向，从中产生出了“期待视域”。阿尔托格对科塞勒克“历史时间”理论的推进之处在于，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当下的历史性体制”这一概念，并用“当下主义”加以概括，即当下取代了过去和未来，成为人们行动的唯一的参照系，构成了人们今天的时间经验；另一方面对每一种时间体制的不足都有所反思，既不希望人们沉浸于过去的经验，也不希望人们停留在当下而驻足不前，更不希望人们只注重发展而忽视了它的可持续性。相反，他希望人们去协调不同时间体制的关系，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

　　历史时间与历史意识

　　科塞勒克“历史时间”概念的背后，体现的其实是历史意识的变化。正如科塞勒克指出的，期待视域的出现，意味着对经验空间亦即对过去的抛弃，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历史意识，它以进步主义和未来主义为特征。进步主义表达了今胜于昔的强烈信念，而未来主义则是进步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它强调对一切价值的判断和重估都要以未来为导向。也就是说，无论过去和现在如何，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

　　对现代历史意识来说，过去与现在的分离是其产生的前提，也是人们得以摆脱历史的重负，面对未来的先决条件。科塞勒克以经验空间的失效，说明了过去与现在的断裂，但更多地侧重于个体或集体的日常经验。阿尔托格则不同，他从政治事件入手，强调了社会秩序的变动给人们的时间体验带来的巨大冲击。阿尔托格将法国大革命视为现代的历史性体制的开端，原因就在于法国大革命在革故鼎新方面史无前例的特征。他特别以夏多布里昂这样的保皇派为例，分析了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时代断裂感。

　　1793年，流亡伦敦的夏多布里昂开始创作其处女作《试论古今革命》，试图将法国大革命与欧洲历史上的诸多革命进行平行对比，进而证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一古训的正确性，即法国大革命并非“史无前例”，它的人物和特点都是古今革命的再现。然而，夏多布里昂在写作过程中却深刻体会到，革命事态发展之迅猛、变动之剧烈，是以往任何经验都无法认知和把握的：“常常，晚上就要把白天的草稿涂掉：事件跑得比我的笔迅速；突然一个革命让我所有的对照都变成谬误。”夏多布里昂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已经催生出一个与旧有的时间关系冲突不断的时代，这是一种无法逆转的现代时间秩序。

　　如果说现代的历史性体制对应的是现代历史意识，那么当下的历史性体制——阿尔托格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视为其开端——则可以接续二战以来在欧洲逐渐兴起的后现代历史意识。1989年之后，冷战所铸造的世界格局消失，新自由主义的一支独大似乎宣告了历史的“终结”。然而，新的国际秩序给人们带来的却是一种更加强烈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文明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文明内部的冲突——族裔之间、文化之间——也在加剧。以往那种将人归属于某种群体的情感和认同消失了，代之以个体性的张扬，而这种个体性在以满足自我为目的的消费主义中达到顶峰。与此同时，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加速发展，它创造出一个急速膨胀的当下，占据了人们生活的全部。在当下的历史性体制中，关于时间的体验是即时性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转瞬即逝的状态中，再无永恒的价值。甚至人们的历史意识，也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特征。对此，阿尔托格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当下主义的自我封闭和短视关闭了未来。

　　超越当下主义与现代历史意识的重建

　　关于当下主义，阿尔托格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由于时间被极大地压缩，一分半钟的话题可以涵盖三十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如此，在当下主义的时间经验中，人们对过去和未来都不再感兴趣，只专注于当下。其结果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与行为都以当下的价值来衡量，而与未来无关。当下主义的这一弊端，在近年来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等对全人类造成威胁的问题前，显得尤为严重。因为对环境和生态的消耗，完全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透支人类未来的表现。

　　而与当下主义相伴随的，是一种力图重新回到过去的历史意识的悄然复兴，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回潮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民粹主义排斥全球化，强调民族利益优先，它期望回到过去，回到一个国家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这种以过去为导向的历史意识的再次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下主义的不满和挑战，但却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

　　今天，在当下主义和重新回到过去的历史意识的双重夹击下，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既不能沉湎于当下，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在某种意义上，重塑现代的历史性体制或者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时间意识依然有其价值。因为只有以未来为坐标，人类的历史才会有既定的方向感，人们才得以在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框架中，有效地思考重大议题，解除那些困扰人类已久的不确定性。

　　当然，对现代历史意识的重建，需要我们同时考量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并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不是仅仅以某种时间向度为重。唯有此，人们才能兼顾经验（过去）、期待（未来）和利益（当下）的合理性，从而使人类通向未来之路，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更具开放性和多样性。而这一点，或许正是历史时间之于实践中的历史学家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