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建所的第二年，是国内历史理论研究稳步推进、呈现出生机活力的一年。一年来，在防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召开线上学术会议作为一种新形式，逐渐为大家所熟悉和接受。历史理论研究受到空前重视，尽管中外学术交流因疫情影响暂时停滞，但国内学术氛围仍较为活跃和浓厚，由历史理论研究所牵头，召开了“新时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第23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成都）、“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2020年度工作会议，北京）、“中外文明比较视野中的现代化研究”（北京）等系列学术研讨会。对前沿性重大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学科体系建设有所推进，推出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呈现出一些研究新特点、新趋势。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

　　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唯一新建的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之所以不叫史学理论研究所，其名称是中央审定的，含有深意，突出了研究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是为了纠正近些年来唯物史观被边缘化的偏向。新中国成立给历史学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明确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科学解答了历史学为谁著书立说这一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进而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绝对不能动摇，相关研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过，谈到历史理论、史学理论这两个概念，我们多少有点尴尬：现有学会及举办会议的名称大多为“史学理论”；有些会议或论著中，对这两个概念是混用的。按照中央审核的建所方案，《史学理论研究》拟改为《历史理论》，考虑到更改刊名须层层报批，手续多、周期长，也考虑到《史学理论研究》已形成品牌效应，我们暂时未予更改。对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以及强调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旨，我们要有清晰认识。

　　2020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稳步推进，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等方面，形成了一些讨论热点与关注焦点，对一些理论问题的反思和研究有所突破。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基本原理的研究，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经典命题的分析与诠释。周嘉昕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总体理论框架，虽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但马克思已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缺陷，逐渐“走向从生产方式出发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孙琳分析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具体到抽象”和“抽象到具体”两条道路的理论价值，提出“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是合理的抽象方法，其结果是作为‘理论抽象’的理论实践的结果——唯物史观”，“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合理的具体方法，其结果是作为‘理论具体’的理论实践的结果——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都是具有科学性的理论实践……前者是广义的、一般的唯物史观，后者是狭义的、具体的唯物史观”。孙赫认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创立了科学的生产劳动理论，丰富与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问题的研究”。张懿认为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论说“探讨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跃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肯定了‘单线论’和‘多线论’的有机融合，极大地拓展了唯物史观的视野”。谢江平指出马克思“论证了人类社会超越‘动物世界’的可能性，从而将价值评判融入到历史评判之中，真正做到了对达尔文进化论历史观的超越”。这些研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批判反思意识，是对既往研究的一种推进。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学界涌现出不少探讨恩格斯对唯物史观贡献问题的成果。西方学界曾有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历史观上存在对立的说法，张新对此进行反驳，提出恩格斯不仅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独特贡献，而且推进了唯物史观的系统化，至其晚年更对唯物史观作了创新性发展。王海锋指出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做出“系统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覃正爱和郭江勇提出恩格斯是唯物史观原理的“联合表述者”，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建构者”和“补充完善者”。冯景源论述了恩格斯晚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贡献。总的来说，学界充分肯定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贡献，特别是他对唯物史观创立，以及晚年对唯物史观丰富和发展方面的贡献。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演变、创新与发展，既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前进的必然结果。田守雷分析了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思潮与唯物史观传播的关系，指出认同“劳工神圣”者虽未必接受唯物史观，但“劳工神圣”思潮确实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金梦指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掀起的第二次唯物史观热潮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由机械的经济史观向辨证唯物的历史观的转变”。金民卿介绍了1949年前后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包括丰富和发展社会革命学说、唯物史观的国家学说、社会主义学说。吴浩和蔡敏敏考察了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论认知与思考。田鹏颖和綦玮阐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主要体现为创新人民中心论、创新政党决定论、创新“双重革命”论、创新命运共同论等。这些成果反映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丰富与发展，显示了唯物史观研究的与时俱进。

　　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就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最新体现。《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推出“习近平论历史科学”专栏文章。其中，杨艳秋分析指出，新时代史学的“时代精神”包括“发思想之先声”的文化时代观、传承与创新的文化古今观、“交流与互鉴”的文明中外观、答“时代课题”的学术实践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史观。蔡青竹比较深刻与清晰地诠释了习近平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认为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科学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规律更加深刻、理性的思考，以及驾驭历史规律、引领时代发展的宝贵品格。对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进行学术考察与理论阐释，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

　　学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重新将目光转向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近代人物评价、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推出“唯物史观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笔谈文章，探讨战国至明清时期与土地制度变迁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臧知非在侯外庐的“土地国有制”说基础上，提出汉初土地制度虽然“进入了私有制发生和发展的时代”，但“其时之土地私有制是隶属于土地国有制的”。周国林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与自耕农小块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为主线”。耿元骊认为隋唐时期的社会结构、基层社会经济运行，与秦汉以来对土地“私有权”的保障，“大体上具有同一个宏观时代的性质”。李华瑞考察了宋代的土地政策和抑制兼并问题，指出“抑兼并的思想在两宋时期是时代的主流”，但“从消减贫富分化的两极对立而言，则收效甚微”。赵思渊和刘志伟认为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始终未能摆脱以王朝国家的户籍赋役体制为基础的格局，土地所有权的法权形态始终以在户籍中登记的赋税责任为基本依据”。这组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以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的前沿水平。

　　《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推出一组“圆桌会议”文章，就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评价近代历史人物展开讨论。张海鹏指出评价民国历史人物，必须明确“民国是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过渡时代”这一历史前提，参照“近代中国经历从‘沉沦’到‘谷底’再到‘上升’的基本规律”，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框架下进行分析。耿云志认为研究历史人物应关注“历史人物生活的背景”，“准确把握住人物一生的追求”，“关注重要的人际关系”，“突出重大史实，做必要的心理分析”，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郑师渠提出评价思想上具有“流质多变”特点的人物，应以“坚持唯物史观及其阐明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为前提，同时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底线，保持客观学术立场。朱英以近代商人有无政治思想和政治追求、“大商人”与“中小商人”的划分及评价、商人在抵制洋货运动中的表现等为中心，反思了学界对近代中国商人的评价。本组文章是相关作者在多年学术探索与积淀基础上的经验之谈，说理充分，论证周详，体现了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生命力。

　　试图突破以往有关中国古史分期的论说，重新界定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也是本年度学界研究的重点。徐义华“从宗族演变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考察”，将中国古史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四个时期。李治安提出了战国至清代社会性质的“新表述”，即：“帝制地主形态”，认为“唯有‘地主’，能够较好概括多重土地所有、兼蓄工商业以及‘贫富无定势’等社会经济基本内容；唯有‘帝制’，能简要涵盖亲民直辖、‘官无常贵’和帝有天下等行政支配定律及宗法因素”。但是，这些观点作为“一家之言”需接受学界与历史的检验，毕竟中国社会性质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李红岩解剖了“托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指出托洛茨基没有直接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托派”则将之扩展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未否认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夏春涛在主持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集体讨论与研究，赵庆云执笔）中指出，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是个学术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否认中国经历过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说便不能成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就会被颠覆，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及中国道路的开辟，都将失去历史依据，因而必须坚持中国存在封建社会一说，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不容置疑，但民国时期关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各有不同。陈峰分析了陶希圣对唯物史观认知的多重来源，认为他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最大分歧“在于对社会形态理论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态度”。陈峰和殷飞飞考察了陈啸江关于社会史的理论及成果，认为陈啸江代表了“民国时期唯物史观史学的非主流趋向”。李政君分析了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与演变，认为他在生命后期对唯物史观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同。成长于民国时期的“旧史家”经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洗礼后，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家。刘春强认为夏鼐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实际上是其在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延续和发展。武晓兵分析了李光璧在1949年后从擅长考证转移到在史料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成长之路和学术观点，不仅受到学界关注，而且可为探寻新时代史学繁荣发展提供参考与启示。王兴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古史的构建问题，提出“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材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其主要特点。叶毅均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及以后范文澜如何从一位书斋式的学人，“变成一名积极行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进而“蜕变为一位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何宛昱比较了陈翰笙和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指出托尼主张以渐进改良道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走不通。

　　准确界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加强相关史料搜集与整理，并建立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是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民国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如何界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张越在反思如何继续深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时，提出了四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一就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界定。胡逢祥提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应“在更宽广的视野内扩展文献史料的工作范围”，“注意搜寻那些长期遭受忽略或因各种历史原因被置于边缘的相关史学文献”。乔治忠提出应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建成“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防止将唯物史观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任意割裂和肢解，防止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理论与政治任务做绝对化的分割”。张艳国回顾了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探索中前进的历程，分析了寓于其中的宝贵经验，指出这些经验对于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肯定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扬弃进化史观的叙事模式，以及指导中国现代史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的基础上，也有学者提醒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应进行必要反思。例如，吴英以中国学者运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相关理论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为例，指出把经典作家针对特定地区或社会的经验概括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直接套用在中国历史分析中，不仅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历史问题，反而会带来诸多困惑，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教训。反思既往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后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因。

　　总之，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在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史学等方面有所进展，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但整体而言仍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研究，多出自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历史学界的成果不是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的脱节。第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虽出现一些高质量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多是学术期刊引导或提出选题的结果，如何进一步提高学者在相关研究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值得思考。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上，以具体史家研究居多，宏观性、理论性的探索稍显不足。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研究，提升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水平与层次，是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与努力方向。

　　二、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2020年，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在稳步前行中继续寻求突破，在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上，集中体现在对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回顾与反思方面。张越再次分析1954—1956年间中国史学界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的来龙去脉，认为范文澜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所引发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对汉民族形成于何时的不同看法的交锋，实际上是怎样处理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之间关系的问题，在更深层面上还涉及研究与撰述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民族史）以及现实民族政策的制定、民族识别工作的展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范文澜当年所强调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等学术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今天学者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讨论中国民族史问题时应该铭记与深思的。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中国民族史、史学史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史学发展特点，彰显了学界对史学理论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瞿林东特别强调中国史学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分析了这一特点的形成原因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孕育了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而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以丰富的、多种表现形式的历史撰述，雄辩地证明与阐说了中国文明不曾中断的历史事实，从精神和情感层面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族间历史文化认同之趋势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中国之所以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为史学自身积累了厚重的思想遗产和学术话语，成为当今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渊源。

　　中国史学史研究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开创新局，这就是学者所关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姜萌重新梳理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百年历程，将其分为萌生时期、文献学时期、意识形态化时期、唯物史观时期和会通时期，提出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健康发展的三点思考：一是关注史学理论的更新开拓；二是强化既有范式的深化与发展；三是提高研究者特别是新生代研究者的素养，以及对固有的思维、观念和范式进行反向或多向反思。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探索，不仅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新见迭出。赵梅春从历史本身认识的发展过程与史学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两个方面，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阶段性特点、面貌和规律，推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述的发展。向燕南从学科设置、历史认识论、历史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史学史在历史学整个学科中的地位进行反思，认为建立史学史学科的自觉有助于推进对历史的求真。乔治忠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思考，认为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共同的任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探索，大有学术开拓、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河北学刊》2020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对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再审视”的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形成阶段的发展特点进行探讨和总结。

　　中国史学史学术体系的研究，主要从阐释学、中外史学交流两个视角进行。晁天义对阐释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认为阐释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启示，如何立足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努力汲取中西方阐释学的丰富资源，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阐释学，是当前中国历史学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张广智主编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阐述了近代以来域外史学传入中国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和中国史学输出域外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清晰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历史进程，为中外史学史研究与交流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从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与话语风格，探寻如何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赵梅春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向新史学话语体系、新史学话语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在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时，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话语体系等，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刘开军强调概念化是史学从实践层面走向理论阐释的一个重要环节，厘清史学概念史上新旧概念的缘起与流变，无异于是对古代史学话语变迁的一次深度梳理。朱露川指出应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与理论成就，在批判继承中突显自身的叙事传统、风格和话语。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继续受到学界关注和探讨。瞿林东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首次对中国历史上的史学批评现象、观点和代表性成果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探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第二，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料的搜集、梳理、分析、归纳，展开纵向探讨与横向剖析；第三，分时段深入探究史学批评，发掘新史料，提出新问题，推动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围绕“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推出一组“圆桌会议”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王记录、丁文认为刘知幾从史法和史义两个层面看待经史关系，以经史互释的方法进行史学批评，消解了经学的神秘化和神圣化，实现了经学的理性回归，彰显了史学的社会价值。

　　历史编纂学的关注点，越来越多地转向史料来源和史书编纂过程的探讨。赵四方对《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重新考察，在与《史记》相关篇目的互证中，认为两者在历史编纂和历史叙事上相辅相成。陈君考察了《汉书》文本的形成与早期传播，努力探求文本背后知识与权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尝试获得关于《汉书》的一种系统性和整体性理解。苗润博将《辽史》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正史文本生成、流变的大背景下，系统考证《辽史》各部分史料的来源、生成过程、存在问题及史料价值，力图呈现《辽史》本身的生命历程，凸显其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意义。陈新元通过考证《元史》列传史料来源，揭示元朝中前期纂修的《经世大典·臣事》是《元史》列传部分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这一事实。段润秀从文化认同视角考察清代的《明史》纂修过程，进而探究清初至中叶文化认同与官修《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影响，揭示了这一时期史学活动与社会政治之间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

　　在史学史研究中，章学诚研究属老题新做。例如，章益国的《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审视了章学诚研究的旧范式，以“道公学私”命题为中心重建章学诚诠释的新坐标，从而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核心观念如“史意”“六经皆史”“圆神方智”“通”“史德”等在移步换景中进行重新解释，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百年来学界“常规的章学诚形象”；通过对章学诚的不同诠释，进而引发对整个传统史学的新认识，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崔壮从师法“古人之遗意”的视角，对章学诚在方志与纪传体史书编纂领域的理念和设想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路新生尝试对《文史通义》进行历史美学解读等，均属章学诚史学研究的某种突破。

　　顾颉刚及古史辨派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李政君的《变与常：顾颉刚古史观念演进之研究（1923—1949）》对顾颉刚古史观念在其学术发展各个阶段的“变”与“常”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至1949年前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王红霞从文本依据、为学理念、致知门径等方面，分析经学与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意在探讨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经学的创造性转换。

　　总之，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在2020年继续开展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探讨，重点回顾和反思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之路，探索中国史学史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或从新资料、新视野尝试突破以往研究范式和认识，对于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创新发展具有推动意义。不过，本年度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重复性研究依然不少，贯通性研究相对不足，整体性研究和中外比较研究尚需继续开拓。

　　三、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国学界关于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过小高潮，但随着唯物史观指导地位弱化和西方史学思潮涌入而日渐趋冷，知网检索发现2020年仅有两篇代表性文章。一是初庆东考察了第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道娜·托尔的史学研究及其影响，指出托尔虽是语言专业出身，但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为英国工人运动领袖汤姆·曼写传记，同时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她积极推动组建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深刻影响了克里斯托弗·希尔、爱德华·汤普森等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研究，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梁民愫考察了爱德华·汤普森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转向”的关系，指出汤普森在反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借助对斯大林主义历史阐释和资产阶级史学思潮的辨析批判，重构工人阶级历史“经验”，阐释平民文化学说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命题。在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视域中，汤普森实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并对国际新社会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相比此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热，目前的研究有所减弱，这是需要注意的。

　　与之相反，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重点，越来越集中于历史时间、全球史、思想史和概念史等领域。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在《时间的紊乱：现代时间体制的兴衰》中，指出现代社会塑造的现代时间体制在当下已经出现问题，具体表现为“过去”作为一种时间意识，开始以记忆、怀旧的形式重新进入“现在”；而“未来”失去了期待和展望的功能，其原因在于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主流价值的丧失，以及西方人对宏大叙事的摒弃；提出了修正现代时间体制的方案。德国学者于尔根·科卡回顾了西方人对时间概念的思考，认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在于认识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种时间维度的区别，强调“以史为鉴”在当代依然有价值，人们依然可以从过去汲取有效的经验。张旭鹏认为现代时间体制虽然存在着某种不足，比如过于相信理性和迷恋进步，但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全球性危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未来日益加重的不确定感，还是需要人们重建现代历史意识，重新确立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观。

　　全球史与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以及海洋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学者詹姆斯·利夫西在《地方化全球史》中，将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省放在漫长的18世纪中加以考察，指出以往认为近代早期欧洲农业社会静止的观念是错误的，强调朗格多克省的农民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他们积极参与早期的全球化，为法国大革命后现代资本主义在朗格多克省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张旭鹏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为例，分析了全球史与民族叙事或民族国家历史的关系，指出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作与共生的关系。当前的全球史已经超越了早期那种追求总体性和统一性的模式，而是愈发重视其与地方性的关系。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就要发掘中国全球史研究中的民族叙事。海洋史是当前全球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王华以近代对华海洋动物毛皮贸易为中心，考察了北美太平洋海岸、夏威夷和中国之间多角贸易的形成，认为海洋动物毛皮贸易是全球贸易网络的最后一块关键性拼板,促进了近代世界贸易新体系的构建。

　　在思想史和概念史方面，学界的研究也有所推进。例如，《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推出一组题为“全球思想史再思考”的“圆桌会议”文章，五位中外学者分别从文化迁移、思想史的文本和语境、全球18世纪、德国思想史的研究脉络等视角，对全球思想史的特点、价值和意义进行重新诠释。具体而言，全球思想史倡导跨语境和跨国家的研究路径，主张从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角度考察思想或观念的全球流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思想互动、碰撞、迁移、纠缠等现象。方维规出版了《什么是概念史》一书，以德国的概念史为例，探讨概念史的理论设想、具体实践和发展变化，认为历史基本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也是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该书的一个贡献在于考察了概念史在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强调中国概念史的研究尤其要重视跨语境的研究方法，梳理和分析不同的概念在西方、日本和中国的传播，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概念语义的变化。

　　2020年度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综合性代表作，当属王晴佳与张旭鹏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流派、焦点》。该书从“人物、派别、焦点”三个方面入手，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潮流、未来的研究趋向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颇具前沿性。该书描述的这些史学新潮，也反映了当代史学所面临的挑战，而深入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将有助我们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

　　纵观本年度的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可见历史时间、全球史依然是国际学界的研究重点。中国学界在追踪国外研究重点和热点的同时，也就这些问题作出回应，提出自己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对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不能局限在西方或欧美，还应关注诸如印度、中东、拉丁美洲、非洲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尽量展现史学研究的多种样态，从中汲取有益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学界在参与国际对话、提出原创性理论与观点方面还有待提高。我们研究古代和国外的史学理论，说到底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旨在推陈出新。新时代是一个呼唤历史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时代，时代出题、史家作答，我们要有这种使命感和紧迫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要把握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所带来的变化，与时俱进，及时概括提炼，努力推进理论创新。

　　四、历史思潮研究

　　2020年，无论学界还是民众更加关注历史的经验教训，一些民众追看历史剧，一些学者从“史剧”与“史观”的角度参与“公众史学”讨论等，可谓各种历史思潮激荡，反映了多元复杂的历史观。作为中国首部公共史学教材——《公共史学概论》出版，从公共史学的含义、理论基础和学科框架，以及通俗史学、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数字公共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经验等方面，系统展示了公共史学的学术积累与发展成果。谭星指出公众史学是连接史学和社会的桥梁，以史学研究成果服务社会，从而使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在社会中得以呈现。公众史学不能排斥专业探讨，要培养公众的历史感，提高历史作品的可读性与趣味性，保持公众史学的公众性，从而达到专业性与公众性的统一。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从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带有明显的反全球化、反体制、反精英的特征，而其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担忧。德国学者米勒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中，定义了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即：反对多元主义、垄断对人民的定义、剥夺持反对意见者的人民资格。民粹主义在历史研究领域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历史学概念，将所有涉及过去的研究都称为历史研究；二是不认为历史学者是重大历史问题的主体研究者，反而强调“高手在民间”。葛剑雄指出“高手在民间”的含义应是民间也有高手，而非民间才有高手。历史研究核心价值观应由历史学家记录和研究，而历史民粹主义的危害在于依靠所谓“民间高手”研究历史。

　　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本质、目的、动向的深入揭批，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李士珍归纳了近代外国侵华史研究的虚无主义表现，诸如以“促进中国近代化”言论代替西方侵略的史实，以“推动中国文明进步”言论取代西方侵华的殖民主义目的，故意将中国边疆地区历史“去中国化”等；提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牢牢把握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叙事主导权，开展历史、哲学、美学、东西方文化等通识教育，增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鉴别力和免疫力。孙洲认为当历史为娱乐所左右，历史就失去了应有的凝重和庄严。谢茂松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目的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因而我们需要再度深刻认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卢毅、罗平汉针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错误倾向，以实证研究澄清了对长征、抗战、延安整风、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错误认识。

　　一些学者从唯物史观、全球化的视域解析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源，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批驳历史虚无主义。赵雪、韩升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展开，人类文明只有在交流中平等相待，在借鉴中相互促进，才能真正守护历史“本然”的内在超越性，从而走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困局与价值荒漠。韩升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呈现为一种遮蔽历史整体性的碎片化叙事，不但陷入带有强烈主观化的历史言说之中，而且割断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有机联系，必然造成人在世俗化的自我放逐中迷失生活意义。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揭示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才能构建起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价值诉求的历史话语形态。徐家林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强调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根本批判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马振江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必须坚持历史客观性原则和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彻底揭露历史虚无主义否定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辩证法、否定人民群众主体论和阶级分析法的错误历史观及方法论，才能抵御和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

　　文化虚无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的侵蚀，因而对其进行分析批判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高翔指出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不仅赋予中华文明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王炳权认为文化虚无主义是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的一种错误思潮，它以娱乐化、非主流化甚至反智化的面目出现，企图动摇中华文化根基，瓦解文化自信，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虚无主义；强调既要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巩固文化阵地，又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

　　随着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微博、微信等互联网新媒体的普及，网络成为文化虚无主义的新平台。李春艳、刘旺旺指出，文化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呈现出用虚拟文化代替现实文化、用现代文化销蚀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衡量中国文化的特征。治理网络化文化虚无主义需要妥善处理科技进步与文化发展、现实文化与网络文化、制度规约与文化传续的关系，以有效抵御文化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滋生与栖息，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空间。

　　历史虚无主义原本诞生于西方，自然也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唐纳德的《荒诞的幽灵：现代虚无主义的根源与批判》一书指出，应从认知论、宇宙论与语义学的层面深层次思考历史虚无主义的认知维度，认真总结历史虚无主义的教训，才能从本质上剖析历史虚无主义。刘森林、邓先珍选编的《虚无主义：本质与发生》一书，为历史虚无主义问题译文集，致力于还原现代虚无主义自德国、俄国发生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轨迹，追究虚无主义思潮的本质并对其进行批判。其实，历史虚无主义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学界的深入批判。左玉河提出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时，也要注意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理论创新之间的根本差异。

　　2020年的历史思潮研究虽涉及公众史学、民粹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反映等多个方向，但重点仍是历史虚无主义辨析。历史虚无主义虽经学界从各个层面进行批驳，但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甚至通过文学演绎或网络新媒体“借尸还魂”，这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研究热度不减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历史思潮研究不能局限于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应有更加广泛的内容。例如，大数据时代提出史学研究前路与方向的数字史学、信息史学，以及围绕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分歧、历史研究者的主体之争、贴近民众的史剧与史观等，都是历史思潮研究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

　　五、其他相关研究

　　根据中央审定的历史理论研究所学科设置，我们重点就国家治理史研究、中华文明史研究、中国通史研究、中外文明比较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情况，分别予以评析。

　　（一）国家治理史研究

　　2020年的国家治理史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和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学者重新思考疫情与环境的关系。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学者撰写提交《中国古代疫情控制举措及启示》等多篇研究报告，为疫情防控建言献策。余新忠考察了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就此进行了历史反思；韩毅指出，宋代官府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建立了以各级官吏为主、社会民众力量为辅的疫病防治体系。其实，国家治理史研究的现实关怀远不止疫情防控，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有学者谈历代宗教治理的得失，或研究近代以来长三角东部城镇河流污染及治理，或对中国古代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概况进行阐释。高寿仙从基层治理的视角出发，主张中国帝制时代县以下的乡村社会，既不是纯粹的“官治”，也不是纯粹的“绅治”，而是“官不下县”条件下的“官绅共治”。

　　二是重点考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大一统’与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围绕“大一统”与国家治理，从国家、民族、边疆、理论、现实等多个视角展开讨论。贾益指出，“大一统”思想是中央集权制度下各种因俗而治的治理方式的依据。章成分析了伊犁将军长庚在清末新政时期推动的新疆设督讨论，认为清廷虽延续了治疆旧制，但重新布置了疆省的权力格局。王晓鹏指出南海作为中国边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对其管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其成为“内—疆—外”治理模式中的重要一环。李光伟指出清政府在西南边疆财政治理行动的失败表明，良好的制度设计有赖于人事的贯彻执行，制度革新能否协同配套，往往考验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

　　三是展现了“单兵作战”向“集团作战”的发展趋势。夏春涛主持的《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思想体系研究》两项课题就是代表。这两项课题涉及中国历代治理的各个层面，共时性考察同一时代国家治理制度的体系结构，历时性考察各类制度及其整体框架结构的发展演变。课题组提炼总结历代政权兴衰隆替、成败存亡的内在规律，揭示隐藏在历史周期律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5期开辟“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专栏，发表了《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课题组的两组文章，是从大一统、法治、疫情、环境、宗教等视角开展研究的先期成果。

　　（二）中华文明史研究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此次集体学习以“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目的是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高翔认为，坚定文化自信最根本的是认同我们的历史文化，必须以优秀的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增强中华文明的吸引力、感染力。这显示早期中华文明史研究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大课题。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有三个关注点。

　　一是文明起源的标志。王巍提出文明起源的四项标准：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这四项标准突破了过去的文明起源“要素说”，至于如何与考古发现相对应，尚有讨论的余地。

　　二是中华文明之起源及其动力和途径。中华文明起源目前有两大观点，一是多元说，二是中心论。李新伟强调文明起源的去“中原中心论”；陈胜前认为中国境内存在多种文明模式，故中华文明是多元融合的产物。但是，传世文献中的三代文明都产生于中原，更早的五帝时代也主要活动于此，过度地去“中原中心论”，势必使文献中的三代文明成了无源之水。因此，王巍、韩建业等学者坚持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或领先地位。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动力和途径，李禹阶指出巫师对公共资源的占有，促进了早期分层社会向早期国家的转型。江林昌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之一，是文明起源中盛行原始巫术、原始宗教等，并称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韩建业认为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徐义华则强调血缘在早期文明中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集中反思早期中华文明研究的方法论。易建平强调史学理论的创新应该遵循“先破后立”的学术范式，新概念必须服从形式逻辑。陈淳审视中华文明探源的科学方法问题，强调术语概念的重要性。徐良高认为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本质上是历史学家利用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知识作为模式来解读某些考古发现，建构某种历史叙述的研究方法，若把这种方法的建构结果视为历史的真相，则会使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陷入循环论证之中。这说明中华文明史研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融合发展，提供更多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三）中国通史研究

　　2020年中国通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新时代重大史学和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启动。高翔主持召开多次《（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作会议，邀请各卷主编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相关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在充分研讨如何认识和看待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如何在《（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作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等，为后续理论问题探讨和写作奠定基础。《（新编）中国通史》的主旨是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打造历史研究的中国学派。

　　“通史家风”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之一，而追求通识是中国传统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内在的一个结合点，对“通史家风”的总结与理论思考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瞿林东指出“通史家风”旨在于“通”，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陈其泰认为由于中华民族走过连续发展、气势恢宏的道路，古代先民发达的历史智慧，西汉时期昂扬蓬勃的时代精神，加上司马迁本人的雄奇创造力，才产生了“通古今之变”这一揭示历史学根本任务和核心观念的思想。王记录指出“通史家风”的主旨是“通古今之变”，且围绕“通古今之变”形成别具一格的理论体系。李振宏认为“通史家风”的本质是“通识”，其核心在于思维的整体性，而当前中国史学发展所需要的仍是这种重视通识的优良传统。

　　近代以来的通史编撰，既有对中国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理论的批判继承，也有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均受到学界关注。徐国利认为，钱穆、吕思勉、张荫麟、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等人所著中国通史，都注意继承中国传统通史编纂的理论方法，但其继承可分为“非实质性继承”与“实质性继承”两类。邢战国指出，周谷城所著《中国通史》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注重从社会经济角度考察历史；另一方面深受进化论影响，将生存竞争与种族竞争作为考察历史的重要视角，蕴含明显的非马克思主义因素。陈峰认为，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作为基本线索，但注意到社会转型时期“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历史特点，克服了以往公式化和简单化之弊；而2018年版《中国大通史》的分期依据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这两种通史模式的探索和尝试，力图在理论框架上有所突破，但相较于范文澜、郭沫若等主编的通史，在系统性方面稍显不足。

　　（四）中外文明比较研究

　　2020年的中外文明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该领域的理论分析与探讨。刘家和指出，古代西方的理性结构包括逻辑理性、自然理性、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但缺少历史理性，其理性结构以纯粹理性为主导，逻辑理性居于统治地位；中国的理性结构包括历史理性、自然理性、道德理性，有逻辑思想，但未发展出逻辑理性，其中历史理性占支配地位；这种理性结构的不同是中西思维不同的根本原因。王成军指出，刘家和的比较史学实践具有方法论层面的示范意义。穆斯塔法·塞尔达尔·帕拉伯耶克指出，比较历史分析通过比较来处理不同案例，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并运用这一方法检验假设、揭示案例的特殊性和提出独特的研究问题。

　　通过文明比较研究考察中国史与世界史，分析中外史学史、文化史、政治史等，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夏伯嘉指出，当今国际史学界的一大潮流是国别史和世界史相结合，强调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沟通不能仅限于中国与欧洲各国的比较，也应将中东、印度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纳入视野。邓锐指出，宋代和作为西方史学近代化起源的文艺复兴一样，出现了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革新，由此可见中西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一致性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何朝晖指出，中西比较方法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但要规避简单移植西方书籍史理论、不对等比较、本土意识欠缺等陷阱和误区。伊恩·卢瑟福的《赫梯文本与希腊宗教：接触、互动与比较》，提供了使用比较数据的方法论范式。需要注意的是，中外文明整体性的比较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仍较为薄弱，须加大研究力度。

　　（五）海外中国学研究

　　2020年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颇为活跃，重点是探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梳理相关成果与译著。在理论方法层面，初步建立了批评的中国学。张西平指出，批评的中国学不仅包括纠正西方汉学家知识上的错误，更要走出西方汉学研究范式，重建中国学术的叙述方式。他提出要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评判海外研究成果，坚持一个完整的中国观，而不是汉学和中国学分离的中国观。褚艳红提出探索海外中国学体系建设的可能路径，强调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徐志啸认为，海外汉学研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客观看待国外的汉学家与汉学成果；二是对汉学成果本身的特色或价值，要有判断力。汪荣祖认为，目前海外中国史研究存在“离谱的误读”“严重的曲解”“荒唐的扭曲”“不自觉的偏差”“颠倒黑白的传记”“居心叵测的翻案”六大问题。杨天石就蒋介石研究作了回应。

　　海外中国学研究相关成果的介绍与梳理，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顾钧、胡婷婷编的《民国学者论英美汉学》，收录了民国学者对英美汉学界的中国史学、地理、文学、艺术等研究的追踪和评介文章。马军等人对2000—2015年海外与港台地区中国抗战史研究中的新理论、新观点与新资料进行考察，力求突破海外抗战史研究的“欧洲中心论”，唤醒海外学界对中国战场的重视。张德明梳理了费正清对国统区社会生活的描写，为抗战史研究提供新视角与新内容。尹锡南介绍了当代印度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概况，丰富了海外汉学的国别成果。徐志民考察了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指出宏观选题微观化和微观选题精细化趋向，限制了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和关注范围，容易忽略对近代中国留日现象本质的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文库”、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西洋镜”等，均推出系列海外中国研究译著，此处不再赘述。

　　本年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吸引了不同学科的不少学者关注，学术交流范围不断扩大，呈现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的新趋势，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一是不加区别地看待国外学者的中国学研究成果，其实不同国家的不同研究者对中国学的关注点不同，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也不尽相同。二是目前海外中国学研究尚未形成“学科”意识或自觉，加之涉及历史、文化、宗教诸多方面，导致相关研究过于碎片化。三是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虽有强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意识，但这方面的成果远远不够，尚未形成真正体现中国学者学术自信的理论成果。这些都是海外中国学研究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学术方向。

　　综上所述，2020年的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丰硕，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长期以来未被克服的“顽疾”与问题。一是历史理论研究保持了稳中求进的总态势，但各分支学科之间，以及各分支学科内各领域发展进度不平衡。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思潮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受学界和社会关注度高；其他相关研究的五个学科之间发展也不平衡，与现实关联度高的学科发展更为迅速。二是历史理论及相关研究仍以介绍为主，深入分析的较少，与中国现状结合进行分析的少之又少，但历史理论研究不能仅限于介绍，应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为中国史学研究与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三是历史理论或史学理论研究较少，史学史或学术史研究较多；理论性思考较少，实证性研究较多；有的学科定位准确、分野清晰，而有的尚未找准学科定位，存在研究内容与学科领域的偏差。因此，历史理论研究从深度上，应力戒简单重复或泛泛而谈，要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深入思考，不断提升理论研究的水平与层次；从广度上，不能局限于史学史或学术史的梳理与介绍，不宜局限于某个领域的专精研究，要探索打通古今中外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从高度上，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理论“三大体系”，继续推进历史理论研究创新发展，为党和国家重大决策、路线、方针提供理论阐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历史智慧。

　　（原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