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晴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比较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摘  要】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家的过去，其内涵在于研究历代史学家所发展和实践的著史观念与方法。史学史的早期发展包括各种形式的关于过去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这些叙述虽然形式各异，但往往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来编写。史学史成为一个研究领域是19世纪历史学走向职业化的一个结果，其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域则以20世纪初《近现代史学史》《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等奠基型著作的问世为标志。其后，在新的环境下，史家对历史的性质、范围和方法论有了与前代人截然不同的新理解，即史家们摒弃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类历史单线进步的观念，倾向于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多中心、多方向的过程，近年来全球史和环境史的遍地开花就是明证。21世纪初也有一些新的著作出版，有助于读者预测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尝试用全球的和跨文化的视角来考察世界各地历史实践的传统与变革；二是许多从业者正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史家的作品之外；三是人们开始分析未来科学技术新进展对人们认识和表述历史的影响。这三种发展趋势敦促历史学从业者：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落实全球化的视野；将关注的焦点从史家的论著扩展到整个有关过去的知识；检讨和应对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对未来历史书写的潜在和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史学史；全球史；职业化史学；史学现代化；历史学未来

 

一、何谓“史学史”？

如果说历史研究以过去为研究对象，那么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则是历史学家的过去。通俗地说，史学史就是研究历史是怎样被书写的。英文historiography一词，系指历史的书写，亦即“历史编纂学”。不过，有时英文中也会用history of history来指称史学史，因为history一词既有“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意思，也有“书写、记录的历史”的意思——后者与historiography相类。近代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常以著名史家的代表性著作为主要内容。精确一点说，史学史的内涵是研究历代历史学家所发展和实践的著史观念与方法。历史学家的著述反映了某个时期人们对过去的一种态度，而同时这种态度又影响了那个时代历史的书写，重塑了史家对历史的本质、功能和方法的理解。由此，史学史需要考察和分析历史学家的著作如何保存与表达了的对过去的理解及其变迁，并分析和解释这些历史著作如何与当时的文化与整个社会之间产生的互动。

需要指出的是，用历史学家的作品来界定史学史的研究范围，有一个明显的局限。因为如果把历史学理解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书面记录只是其中之一。在非洲和世界各地的其他角落，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习惯上是以口述传统来保存的。此外，在所有包含过去知识的文体中，历史学家的文体，或者说历史书写这一形式，并不是在所有的文化中都被选择为唯一记录过去的方式，而在传递与历史有关的知识时，它也并非总是与其他文体表现得那么截然不同。例如，在古印度，人们对过去的记忆被保存在itihasa-puranas传统中，从现代的角度看，这一传统介于历史和文学之间。史学与文学接壤，并不奇怪，因为用歌曲、诗歌和史诗来表达对历史的记忆是古代文明中很常见的做法。如果说《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开创南亚文学的两部经典，那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则是欧洲著名的例子，中东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和中国古代的《诗经》也同样如此。

二、史学史的起源和传承

当然，古代文明中也早有用平实的语言记录历史的尝试，这就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史书体裁。在其形成的最初阶段，该体裁包括各种类型，代表了不同的传统。这一记载历史的传统最早出现在古代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如国王的继位名单、国王的讲话和书信记录，还有各种宫廷文件，从行政命令和条约到各种宣言和声明。这些历史记录很多都被刻在石碑、石刻和其他文物上。而作为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的《尚书》，也由类似的朝廷记录组成，只是刻写在竹简和木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书写系统的完善，这些记录开始增添了更多的叙述内容，从而形成了传说、纪年、编年史、传记、宫廷日记 等新形式。同时，由于人们提高了对时间流逝的认知，诸如编年史之类的写作开始出现，因为编年史的一个功能就是帮助记录王朝的兴衰和王位的继承。在缺乏大一统政体的古希腊，奥林匹亚被用来作为纪年的手段。因此，史学史的早期发展包括各种形式的关于过去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这些叙述虽然形式各异，但往往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来编写。

叙述内容和时间顺序这两者在历史书写中形成的关系，在古代各文明中的表现有着很大不同。就中国而言，“史”是政府设立的一个职位，其主要职责是记录人类世界的重要事件和宇宙中观察到的奇特现象；后者于是有助留下了人类最早的彗星和日食记录。这些记录按照四季的周期性出现被载入纪年。因为春秋两季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这些编年史于是被称为《春秋》，而其中一部留存的《春秋》以后成了“五经”之一。大约到了公元前6世纪，孔子（前551—前479）和他的同时代人左丘明（前556—前451）对上述史官传统作出了重大变革。孔子修改了史官的《春秋》，通过修改个别字词来表达道德训诲，被后人誉为“春秋笔法”。左丘明很可能便是一个“史”，他的《左传》为枯燥无味的《春秋》增添了许多生动的叙述，脍炙人口。

大约在同一时间，希腊的历史记载亦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导致了由米利都的贺卡泰乌等所建立的“故事收集”的传统发生了明显的变革。贺卡泰乌等“故事收集家”（logographers）的书写，也结合了各种文体。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则选择用散文来构建他的记录。当然，他也喜欢猎奇，告诉读者他在旅行中目睹或听到的许多诱人而奇特的故事。同时，希罗多德又表现出了一个史家的良知，关注他笔下记录的事件的真实性。对希罗多德来说，“历史”（historia）是一种“探究”：他在记录历史，比如希波战争之重要，同时也想如实报告他记录的历史是如何发生的。也许是由此之故，希罗多德被古罗马的西塞罗（前106—前43）授予“历史之父”的称号。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个称号其实可能最好给希罗多德的晚辈修昔底德（约前460—前400）。修昔底德曾是雅典的将军，他撰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Peloponnesian War），描述了古希腊发生的另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他曾亲历此役，在晚年被雅典放逐流亡时才写下了这本书。与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不仅报道了这场战争给希腊人带来的灾难，而且他还对发生战争的原因作出了解释。易言之，如果说历史写作对于希罗多德而言是一种“探究”，那么修昔底德的著述则加入了分析，对其赋予了更为完整的含义。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让我们看到，对于古代史家来说，战争是一个值得铭记的重大历史书写主题。马其顿人征服希腊后，亚历山大大帝向西亚和南亚发起了远征。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军事冲突，在色诺芬（约前 430—前355或354）的《希腊史》中得到了部分反映，而色诺芬写作此书，本来是想接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他自己之前的《长征记》。在此之后，亦即当罗马人崛起成为地中海的统治者时，战争及其多方面的影响也成了古罗马史学中的一个主题，在波利比阿（约前200—前118）、恺撒（前102或100—前44）、萨卢斯特（前86—前34或35）、李维(前59—公元17）和塔西佗（约55—120）的作品中都有反映。

当欧洲目睹罗马人崛起、建立帝国的同时，中国于公元前221年由秦朝实现了统一，接着又有汉朝（前206—公元220）的建立。在汉代，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对中国官修史书的传统作了进一步改造，对之后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书写产生了典范性的影响。司马迁与其前辈左丘明一样，也是一位史官，不过其分工更注重记录天象。但不幸的是，由于得罪了汉武帝（前156—前87），司马迁被处以宫刑。或许正是经此罹难，司马迁发奋著史，从天人相应的角度考察、描述人的行为；他的《史记》于是希望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史记》的篇幅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4倍，其写作形式或许可以被称作“集体传记法”（prosopography），以远古至汉代的各类历史人物为主角，写成了许多生动、逼真的传记。同时，司马迁又像以往的“史”那样，注意将这些叙述按年代顺序排列。由此发明了“纪传体”，亦即“纪年”加上“传记”。在他之后直到20世纪初，纪传体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官方历史书写最受欢迎的形式之一。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后，有不少人为他们的作品接续。司马迁的《史记》也在不久之后便有了后继者。在司马迁去世一个多世纪之后，班固（32—92）发誓要继续司马氏的遗志，为汉朝提供一部完整的历史。在他的《汉书》中，班固不忘列入一章，称赞前人的工作是“实录”。在他看来，司马迁的叙述“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同时，班固还提到了司马迁的“缺点”：“其是非颇缪于圣人……此其所蔽也。”读到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大概会让我们想起普卢塔克（约46—119）对希罗多德的批评。普卢塔克是一位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多产传记作家和散文家，然而他对希罗多德颇多不满。在其《希罗多德的恶意》一文中，普卢塔克认为希罗多德有恶意，因为他的文章对希腊同胞多有批评，却反而“偏向”野蛮人。作为一名希腊人，他写道：“我觉得有义务捍卫我们的祖先和真理，反对他的这些文字”。普卢塔克指责说，希罗多德的恶意表现在他的叙述“转弯抹角、迂回曲折，因为他想以此来夹叙一个人的不堪、无礼或鄙夷的行为。很明显，希罗多德津津乐道于讲坏话”。接着，他又详细列出了希罗多德记载的多处错误。如同与他同代的班固一样，普卢塔克认为历史写作应表现出公正性。然而，也像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那样，普卢塔克对希罗多德的指责其实也表现了自己的道德立场。普卢塔克哀叹希罗多德没有呈现“一些优良的和值得赞许的行为”，而班固则不满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

普卢塔克和班固对前人的评论，有助于说明史学史如何在东方和西方起源。事实上，既然“historiography”系指历史是如何被书写的，那么对早期历史作品的评论，或者说批评和研究，就构成了史学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发展的主要素材。史学史一般从三个基本层面考察史家如何反思历史书写的发展。（1）什么是历史？它有何特点和功用？（2）历史应如何被记录和撰写，亦即什么是历史书写的方法？（3）评价前人历史著述的利弊。这些反思往往发生在史学实践经历明显转折或发生变化的时候，而这种变化又往往与那时历史的变化，切切相关。举例而言，当班固着手写作《汉书》、评价司马迁之时，汉朝已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以王莽（约前45—公元 23）的篡位为标志。普卢塔克是希腊人，但如前所述，他生活在罗马统治下，而罗马之征服希腊等地，显然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事实上，古罗马史家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希腊史学的遗产，但他们的著作在总体上呈现出自身特色，那就是其历史书写与政治权力之间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关系。李维和塔西佗等主要罗马史家相对接近权力中心，故其书写对描述、解释权力的兴衰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与修昔底德一样，罗马历史学家也认为人的行为尤其是有权之士的作为是历史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在这方面的探讨是注意到历史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即关注政治领袖的道德行为是否以及如何改变历史的进程。作为史学家，塔西佗写了《编年史》和《历史》，内容更像是罗马帝国早期四位皇帝的传记。而普卢塔克除了批评希罗多德外，主要以写《希腊罗马名人传》而闻名，该书将48对希腊和罗马的名人配对作比较，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政界人物。塔西佗和普卢塔克都认为，政治领袖的道德美德或恶行会影响历史的进程。李维写了《罗马建城以来史》，视野更为宏阔，认为引发罗马共和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罗马人整体道德水准的衰降，而比李维早活一个世纪、见证了罗马人崛起的波利比阿（约前200—前118）则认为，虽然罗马人挟天命而所归，但天道之轮回，则反映在人的道德行为上。波利比阿写道：

只要有一些经历过寡头统治弊端的人幸存下来，他们就会对目前的政府形式很满意，并对平等和言论自由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当新的一代人产生，民主制度落入其创始人的孙辈手中时，他们已经习惯了自由和平等，以至于对它们不再珍惜，而开始追求个人的卓越，这在财富丰厚的人中特别明显。当这些人开始贪恋权力，而又不能通过自己或自己的优良品质获得权力时，他们就不惜倾家荡产，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诱惑和腐蚀人民。因此，当他们对名誉的愚蠢渴求在民众中造成了对贿赂和腐败政治渐成习惯时，民主制就会被武装和暴力统治所取代。

在他同辈的史家中，波利比阿被认为是最有哲理的人，因为他不仅描述历史而且还解释历史是如何衍化的意图。正如上面引文所显示的那样，波利比阿认为，道德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而这一认识在古代世界似乎是相当普遍的。司马迁在评论汉朝的兴起时，以前代王朝的更替为背景作了如下评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

与波利比阿相似，司马迁认为历史是一循环往复的过程，表现为道德水平的起落和变更，而这些变化亦有助解释历史的变动。因此，历史著述成为古代世界道德教育的宝贵工具。更具体一点儿说，这一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训和训诫政治领袖，以使他们整顿自己的道德行为，成为仁君和良臣。因此，西塞罗将历史定义为“人生之师”（Magistra vitae）。一个世纪之后，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约前8）则说：“历史是以事实为训的哲学。”这两句格言为后人所熟知，在西方被用来解释史学的功用。有趣的是，在地球另一端的亚洲也有类似的描述。孔子尝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了这一说法。

如果历史的研究和书写有这么一个功利的目的，而且为大多数史家所普遍认可，那么这一目的是否会影响历史书写的可靠、可信？换言之，古代史家在方法论层面上是否关注历史表述的真实性？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尽管传统史家大体上都希望历史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用的教训，但在评价前人作品时又都强调，如实直书是史家的美德。例如，班固尽管对司马迁的道德判断持有保留意见，但他还是对《史记》作为一本历史记载的“实录”而加以称赞。而如果说普卢塔克指责希罗多德充满“恶意”，那正是因为在他眼里，希罗多德没有做到“坦诚直率”“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

上述例子说明，无论中外，古代史学的传统有许多共同之处。具体言之，西方和东亚的史家大致形成了三种共识：第一，尽管他们对历史走向进步还是倒退，意见不一，但大多数人均相信历史会周期循环。第二，上述历史观念（早在古以色列的《传道书》中就有“太阳底下无新事”（Nihil novum sub sole）的谚语）让他们对历史的用途作了界定——既然历史在未来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复，那么过去的经验中便可能保留了有益的教训，可以指导人在当前的行为。在西方，西塞罗的“历史为人生之师”的说法最能概括这种思想；而在中国古代，则有《论语·为政》中的“温故而知新”的谚语。第三，由于深信古今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他们认为历史书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由此古代史家觉得有必要确保史学的真实性，并就如何达到这一目标而提出了各种看法。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上述关于史学性质和功能的三点共识，推动了历史著述进一步发展衍化。但这一时期所经历的一些显著变化也导致了观念上的一些重要改变。例如，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基督教会在西方的崛起，引入了一种新的历史变化观念。圣奥古斯丁（约354—430）等基督教的教父们不认为历史的周期循环是一个永恒的现象，而是力图阐明这样一个概念：如果历史是重复的，那只是尘世之城领域中的一种现象，在千年王国到来之时，尘世之城最终会被上帝之城所取代。虽然这种观点似乎只是针对一个不定的未来，但它有助于更改人们如何去看待历史，其表现是在考虑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时引入了断裂或突变的概念。同样，伊斯兰教在中东的兴起也带来了新的历史观——穆罕默德（约570—632）的天启和他在622年前往麦地那的朝觐被视作一个突变，标志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

历史进程可能出现断裂或突变的概念，对历史思维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人们对历史连续性的看法，亦即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认识。如果一个人认为过去的性质与现在和未来的性质根本不同，那么过去的经验就可能变得不那么有用，甚至毫不相干。另一方面，断裂和突破的概念也促使史家重新认知和呈现历史的意义。中世纪欧洲出现的教会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近代早期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历史书写的主流。在中东，为了记录穆罕默德的预言、功绩及其划时代的意义，导致了几种初步的历史写作形式。例如，“圣训”（hadith）记录了先知的言行，而“史记”（khabar）则描述了他和他的追随者的功绩。“传述世系”（isād）为的是证明这些传承的真实性，验证其如何以口述的形式代代相传。当然还有外来语“塔里赫”，指的是结合年代和叙述过去事件的体裁；随着时间的推移，“塔里赫”在阿拉伯语中具有了“历史/史学”的含义。

公元7世纪不但目睹了伊斯兰教在中东的兴起，而在东亚，经历了汉亡后长达四个世纪分裂的中国，也获得了第二次大一统。在隋唐时期，历史写作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唐代史学家为其前朝编修了多部断代史，总数约占传统中国断代史总量的1/3。而且，这些史书大多是在官方设立的史馆里面编撰修成的。官修史书虽在唐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制度化则在唐朝确立，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传播到中国周边的国家，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下半叶。这是中华文化圈的一个独特传统。不过，在中东、欧洲和南亚也有官方赞助修史的例子。当然，对于官修史书，也有批评者。比如，曾任史官、兼修国史的刘知幾（661—721）便撰著《史通》，对从古至今的史学书写作了总结和评价，以此角度来探讨官修史书的利弊。《史通》于是也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史学史著作之一。

在欧洲，至少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文艺复兴的出现表现了历史的一个重大突破或断裂。但其原因可追溯至庞大蒙古帝国的建立，有助于亚欧之间长途贸易的繁荣，意大利商人（如马可波罗）大发其财，经商致富之后赞助艺术和文化，也相应扩张了政治权力。在商人的支持下，意大利半岛上城邦政治兴起，与古希腊有点类似，整个文化氛围越来越世俗化。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迫使拜占庭的学者逃亡到意大利，带来了由拜占庭帝国保存的古典文化。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欧洲人看到了一个古典的、迥异于中世纪的过去，引发了他们的时代感以及复兴前者、超越后者的兴趣。比如，被誉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的彼特拉克（1304—1374），便十分渴望成为西塞罗、李维等古典作家的同代人。他十分鄙视中世纪，称其为“黑暗时代”。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学者对古典世界的兴趣，让他们逐步走出了图尔的格雷戈里（538—594）、可敬的比德（672/3—725）和奥托的弗莱辛（1114—1158）等史家为代表的中世纪史学传统。与那些希望在历史运动中展现天启的中世纪基督教史家相反，文艺复兴的史家像修昔底德那样，从人世的角度描绘和解释历史的变化，于是也相对重视人的美德或恶行。当时一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表现在历史方法论上：借助人文主义研究，加上博古学的研究，史家们更为认真地核实资料来源，以确保其真实可靠。从15世纪开始采用的印刷术也刺激了对精确学术的渴望；为了在手稿付印前确定其准确性，学者们使用文字学、字体学、词源学和书迹学等方法进行文本注释。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将历史写作，亦即之前的“历史之艺”（Ars Historica），变成了“批判之艺”（Ars Critica），即通过批判、审定史料将历史书写变成一项研究的学问。由于这种转变，历史书写逐渐获得了自主性，摆脱了以前从属于修辞学的传统。

文艺复兴后期，鉴于历史学科本身发生的显著变化，一些学者写作了讨论历史的性质、方法和效用/功能的著作。让·博丹（1530—1596）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对历史书写的范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摒弃了基督教的历史观念及其历史分期，即见诸于《但以理书》的“四大王国”说。更重要的是，基于人文主义学术的发展，博丹列举了有助保证历史书写真实性的方法和步骤。当然，博丹的著作只是在历史转折时刻史学出现转向的一个例子。当时出现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博丹的崇拜者朗瑟罗·拉·波佩利尼艾尔（1541/1545—1608）所著的《史学史》，该书堪称欧洲第一部对历代史书的综述。与博丹一样，波佩利尼艾尔很注意改进历史方法论，反思过往的传统并展望未来的走向。他不仅讨论了自古至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历史书写的各种形式和变化，而且还指出应如何在未来走向完善。他的另一本著作《完美历史的理想》对此作了详论。值得一提的是，像他的前辈一样，波佩利尼艾尔认为历史书写要为大众提供社会服务，强调了历史学有其社会功用。显然，他所追求的可能体现了一种内在的矛盾或张力，预示了传统和现代史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那就是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平衡历史学的真实性和实用性。对古今史家来说，这是一个必须应对但十分棘手的问题。

三、近代以来的演变和转化

到20世纪初，史学史已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域，其标志为几部奠基型著作的问世。爱德华·福艾特（Eduard Fueter）的《近现代史学史》（Ge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写于1911年，乔治·古奇（G．P．Gooch，1873—1968）则在1913年出版了《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这两部著作问世后曾几度重印，是为历史系学生讲授近现代历史学如何形成的基本教材。其后也有一些竞争者出现，如詹姆斯·肖特威尔（1874—1965）的《史学史导论》、哈里·埃尔默·巴恩斯（1889—1968）的《历史著作史》、詹姆斯·韦斯特福尔·汤普森（1869—1941）的《历史著作史》，以及到了20世纪下半叶，又有了恩斯特·布雷萨赫（1923—2016） 的《历史学：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和唐纳德·R·凯利的三部曲——《历史的面目》《历史的命运》和《历史的前沿》。与富艾特和古奇不同的是，这些著作均具备从古至今的规模，并且不仅仅讲述近现代的变化，同时无视了西方之外的史学传统。

史学史成为一个研究领域，是19世纪历史学走向职业化的一个结果。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欧洲出现了一个新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史书由在高校任教的教授撰写。而在这之前，亦即从古代希腊、罗马一直到18世纪，主要的历史著作，如爱德华·吉本（1737—1794）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都是由业余历史学家撰写的。当然，如前所述，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曾出现过由官方出面赞助历史书写的情形。

不过，19世纪欧洲开始的历史学的职业化则有明显的不同，因为如果说有赞助的话，那么这一赞助来自于由史家自己成立的组织。职业化的特点包括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的标准化、从业者组织了自己的学会并出版专门的期刊等等，而上述这些大都是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这些机制的设立，让作为历史学会成员的史家们就什么是好的历史作品，如何写出这样的史书和运用何种方法等，通过交流意见而达成了某种共识。在上述史学史的奠基型著作出版之际，也有人希图就历史方法论予以探索。其中，古斯塔夫·德罗伊森（Gustav Droysen，1808—1884）的《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最初出版于1858年，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此后多次重印。恩斯特·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的《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Methode）于1889年出版，查理·浪洛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1863—1929）和查理·塞涅博（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的《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则在 1897 年问世。与《历史知识理论》一样，后两部著作也广受欢迎，不仅在欧美，而且在亚洲及其他地区被用来讲授历史研究和写作方法的课程。

如果说19世纪欧洲的史学家对研究及书写历史的标准和方法达成了一种共识，那么利奥波德·冯·兰克在其1824年出版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序言中，就已经表达了这一信心。此书不但为他赢得了柏林大学的教授职位，而且有着塑造近现代史学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兰克宣称，“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本书并不企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如实直书而已”。这句看似谦虚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在兰克及其以后的时代，欧洲史家逐渐相信，通过谨慎的史料批判，他们可以改写以前所有时代的历史，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过去。换句话说，至少在那个时代，兰克学派的史家们认为可以做到在史学的事实性和功用性之间获得一种平衡，成功解决曾困扰波佩利尼艾尔及其他前辈的棘手问题。他们的做法是，强调运用原始的史料，特别是国家档案。在他们看来，由于档案和政府文件的保存，没有体现当事人的主观意图，因此更为可靠，用之可以帮助重建一个真实的过去。换言之，19世纪的欧洲史家并没有意识到，由于档案是由国家收集和提供的，因此档案材料中不免包含着明显而严重的偏见或失误。他们还相当天真地认为，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可以通过史料批判来保证，而上面提到的历史方法论著作，如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浪洛瓦、塞涅博的《史学原论》便就此提供了详细的指导。

此外，服膺于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人类理性普遍性的信念，19世纪的欧洲史家们相信，他们对史料的谨慎批判，既体现了理性的运用，而且将历史学改造成了一门科学。伴随着西方在全球扩张，他们也认为这一科学的研究史学的方式应该为世界各地的同行所效仿。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不少非西方人士那时认可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明治日本的历史职业化进程，即是一个例子。事实上，早期的史学史著作中，有一本即是由乔治·古斯塔夫·策而非（George Gustav Zerffi，1820—1892）于1879年撰写，题为《历史科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策而非本是匈牙利的一位革命家，后来在英国自学成才，成了一位史学家。其《历史科学》一书是受日本政府的编史馆委托而写，希望能提供科学的史学样板。策而非一口气写了700多页，完成后送往日本，由编史馆找人译成日文，题为《史学》，不过翻译没有终卷。尽管如此，编史馆邀请了兰克的年轻助手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于1879年到日本任教。在东京大学任教的15年间，里斯帮助日本同事成立了日本历史学会，并于1889年编辑出版《历史杂志》。此杂志之名称是德国《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翻版，而后者由兰克最杰出的弟子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在30年前主编出版。日本的例子表明，史学的职业化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已衍化为一个全球的潮流。继德意志之后，1876年法国出版《历史评论》，1884年意大利出版《意大利历史评论》，1886年英国出版《英国历史评论》，1895年美国出版《美国历史评论》。

从那时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史书一直是由专业史家所著。他们在发表论著之前，先在国际国内的各级学术会议上提交论文，介绍、交流个人研究成果。一旦史家完成了研究和著作，其手稿在大多数情况下会经过同行的审阅，然后才能正式发表。而这些经过同行评审之后才出版的作品，也是史家在其工作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求职或晋升等之必要条件。

易言之，自20世纪初以来，历史研究和书写已经出现了一种模式，直到今天仍为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史家在从事研究和撰写著作时所遵循。这种模式由德国的兰克学派所代表，其实践包括了三个有机组成的部分。第一是主张在历史写作中使用原始/档案资料。第二是强调史料批判在历史研究中的首要地位。自兰克时代起，他就将研讨会（seminar）而不是大堂授课确立为历史教学中培养未来史家的主要手段之一。第三是将描述民族国家的崛起树立为现代史学的主体内容。兰克以身作则，在出版了《罗曼和日耳曼诸民族史》之后，尽可能地利用档案资料写作了一系列涵盖欧洲主要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兰克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或大国之间的互动或竞争，勾勒了近现代历史的主线。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则形成了兰克学派，在德国被称为“普鲁士学派”，因为他们中不少人主张普鲁士成为德国统一的领导者。兰克的影响又超越了德国的边界，产生了国际效应。他的许多追随者模仿他的方法写作史书，以国家为单位、使用国家档案，通过描述政治家和军人在这一过程中的成就，详述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

虽然兰克学派的影响深远，但也不乏批评者。不过，批评所针对的更多地是该模式背后的观念，而非其实践本身。以后人之视角观之，促使19世纪欧洲史家将历史研究和写作职业化有如下的观念：（1）通过史料批判，他们认为史学可以变成一门科学；（2）历史学的科学化，又能帮助史学更好地汲取过去的教训以指导现在，从而增强历史学的价值和功用。海因里希·冯·西贝尔在1859年为《历史杂志》创刊号所作的序言很有代表性：

这份期刊首先应该是一份科学期刊。因此，它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代表真正的历史研究方法，并指出任何与之不符的做法。……而另一方面，我们不想出版一个博古研究的刊物。因此，我们希望最好是研究那些与当今生活有 着重要关联的史料和这些史料阐明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可历史思考的首要任务是承认所有生活和经验都有其合法性和统一性，那么，最好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证明过去仍然与我们同在，并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西贝尔在这里所说的，代表了他的同行们对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一个共识：科学的史学实践可以成功地把过去和现在统一起来。他们也认为，欧洲的崛起是世界历史演进的一个高潮——过去的所有时代都为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作了准备，其标志是民族国家在欧洲首先建立并逐渐形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

然而，这种共识是短暂的。事实上，兰克学派的科学史学观念和注重民族国家史的书写，很快便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莱比锡大学文化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指出，史料的收集和批判本身并不足以使历史书写成为一种科学，国别史写作也不应该只关注少数民族英雄的功绩。兰普雷希特并非孤掌难鸣，而是有人呼应。得益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兰普雷希特和他前后的同道者，如亨利·托马斯·巴克尔、弗朗索瓦·基佐、詹姆斯·哈维·鲁滨孙和查尔斯·A.比尔德都希望拓宽历史写作的范围，以更综合的方式和更宏观的视野来考察民族历史的演变。这些史家因此对“文明”的演变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并希图将之取代国别史而作为历史书写的主体。这一新的方法论尝试，亦在西方之外的地区产生了共鸣。日本的福泽谕吉（1835—1901）安排翻译了基佐和巴克尔的文明史，而中国的何炳松（1890—1946）则将鲁滨孙的《新史学》译成了中文。兰普雷希特在德国对兰克学派的挑战虽然进展甚微，但他应邀在美国作了“什么是历史学”的系列演讲，其讲稿译成英文出版，不久又出版了日文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海因里希·冯·西贝尔所认定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同质性。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民族国家的竞争和扩张。确切一点儿说，19世纪中叶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帝国主义时代，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其灾难性的后果。此后，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西方众多知识分子质疑了民族国家在历史演变中的首要地位。例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撰写了《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不仅嘲讽了上个世纪大多数历史学家习以为常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历史分期，而且主张历史学家在观察历史变迁时，需要考虑文明及其兴衰，以之替代民族国家的视角。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是一部极具独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但并没有改变史学家对国别史的关注；作为一种历史书写的形式，国别史在今天世界许多地方的历史学实践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其原因将在下面再述）。同时，超越国别史的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今天，逐渐强化。1929年出版的《社会和经济史年鉴》和围绕这个杂志所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便是一个显例。从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1886—1944）开始的年鉴史家，主张采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更注重研究前现代史或欧洲中世纪史，规避了兰克史学所提倡的国别史。费弗尔的弟子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这个方向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他于1949年问世的巨著《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不仅以整个地中海流域为主题写出了一部相当于广大地区的文明史，而且通过更多地借鉴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法，重新定义了历史写作的科学方法，实践了分析历史现象的“长时段”方法。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不仅见证了布罗代尔《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出版，可谓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更重要的是见证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结束和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这些发展对历史专业产生了矛盾的影响，其进程至今仍在持续。一方面，如前所述，欧洲历史学家在19世纪确立的历史研究模式，如档案利用、史料批评和同行评审等，已经走向了全世界。非洲历史研究和书写的职业化便是一个最新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欧洲、亚洲和中东的情况一样，非洲的历史学家（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新成立的大学里任教）也组织了历史学会，并在他们同行编辑的专业期刊上发表作品。此外，尽管非西方地区传统上采用了不同的历史书写形式，但他们现在基本上都采取了叙述史的风格来写作历史。最后，虽然大多数历史著作，特别是那些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历史教育，往往是用母语编写的，但英语已日益成为当今许多专业史家的通用语言，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产生国际影响。

而在另一方面，19世纪末的历史学家曾拥有的共识，即认定历史学为一门科学的信念，可以通过史料批判来显示其科学性，却受到了进一步的挑战和严重质疑。在1930年代，查尔斯·比尔德和卡尔·贝克尔（1873—1945）等美国历史学家已经对兰克及其追随者所标榜的客观史学提出了挑战，责备它只是一个“高尚的梦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思想环境的显著变化，以1960年代广泛的反战、女权、民权和学生运动及抗议活动为标志，历史理论家们对18世纪以来启蒙哲学家提出的进步理念和科学理性等预设形成了批判性的看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著作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他有批判的理论，还因为他的作品帮助开辟了新的领域，如研究性史、疯狂史、医疗史和后人类史学等。他怀疑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观念，严厉批判了近代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他强调，知识生产是政治压迫的一种手段，这种压迫扩大了国家权力，同时又将西方的霸权扩展到了全世界。

延续1960年代思想界所产生的重大变化，1970年代出现了三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为当代史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第一本著作是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1931—2018）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1972年）。克罗斯比承认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约 1451—1506）从欧洲到美洲这一历史航行的重要意义，但批判地审视了它的遗产。他不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新的一页，而是认为它预示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可怕后果。克罗斯比从生物学、人口学和病毒学的角度将这一后果描述得淋漓尽致：新发现的美洲为其他地区提供了马铃薯、番薯和玉米等高产作物，使世界的人口成倍增长，而美洲居民却遭受了一场世界末日般的灾难———由于欧洲的探险家和定居者带到美洲的疾病（如梅毒、天花和麻疹），致使当地人口几乎绝迹。

第二本著作是海登·怀特（1928—2018）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年）。怀特在原则上同意之前人士对兰克所代表的近代史学的那些批评，但他另辟蹊径，从一个崭新的方面来加以考量：不仅考虑到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历史的书写，而且还认为，如果说客观的历史学不过是一个“高尚的梦想”，那是因为叙述方法的使用，使得历史与文学不分轩轾，可以相提并论。承继米歇尔·福柯和罗兰·巴特（1915—1980）等后结构主义者所倡导的概念，怀特径直认为，历史书写只是“一种言语结构”，并无客观性可言。

第三本著作是爱德华·赛义德（1935—2003年）的《东方主义》（ 1978年）。受福柯对现代欧洲学术批评的启发，在中东出生和长大、年轻时经历过西方殖民主义的赛义德指出，西方对“东方”（包括书中所涉及的中东、亚洲和北非）的学术研究，其特点是将东方视作“他者”，与西方加以对立和对比。赛义德举例说，欧洲学者把东方描绘成专制压迫、停滞不前、冥顽不灵和放荡不羁的文化，而西方则是民主、自由、进步、科学和慈善的象征。一言以蔽之，东方主义或东方研究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部分; 它不能说是客观的，也不能说比其他知识传统更为优越。

上述三本著作的出现是思想环境变化的一个缩影。在新的思想环境下，史家对历史的性质、范围和方法论有了新的理解，与前代人的理解截然不同。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1926—2017）在其《欧洲史学的新方向》（1975年）切时分析了那个年代历史学的重新定位，并提出了如下看法：“在现代社会科学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影响下，19 世纪以来指导了一大批专业历史研究的方法程序、兴趣焦点和解释观念，对于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似乎越来越不合适。”事实上，克罗斯比、怀特、赛义德以及米歇尔·福柯的著作，都导致了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新的重要导向，而这些导向从那时起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历史研究和著述。也许是受到克罗斯比和赛义德的启发，今天的史家们继续批判近代历史学含有的欧洲中心论。他们没有将西方视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令人钦佩的领袖，向世界其他地区辐射出它的典范影响力，而是质疑西方的崛起是一种历史之必然，并对其影响和后果作了许多批评。由此，史家们摒弃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类历史单线进步的观念，倾向于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多中心、多方向的过程。近年来，全球史和环境史遍地开花就是明证。前者强调区域间、跨文化的碰触和相互联系，后者则强调西方现代性对世界的负面影响，希望超越民族国家的窠臼，以宏观的眼光看待人类历史及其与地球史、宇宙史的内在联系。

由于福柯、怀特和赛义德对史学的后结构主义批判，从1990年代开始，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这通常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改变了人们对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既定观念。对于“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我们可以用《历史与理论》杂志资深编辑理查德·范恩的话来形容：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的写作过程不再那么直截了当，而是觉得荆棘丛生、充满挑战，那么“我们要感谢海登·怀特”。换言之，当历史学家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利用幸存的资料重建过去的时候，他们也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历史书写也是一种表征，或者说是一种话语实践，甚至是一种艺术再现，其中不但包含意识形态的倾向，而且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史家个人在理性和情感层面的偏向。从1970年代开始的新文化史、妇女史、性别史、家庭史、儿童史、情感史等流派的蓬勃发展，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论立场的明显变化。

四、史学史的多重未来

近一个世纪以来，历史学的重大变化在史学史的研究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这些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史学史这一研究领域。如果说20世纪初史学史出现了一些奠基性的著作，那么21世纪初又有一些新的著作出版，有助于读者预测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尝试用全球的和跨文化的视角来考察世界各地历史实践的传统及变革。一个世纪之前，爱德华·福艾特的《近现代史学史》和G．P．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专注描述欧洲史家的成就，而20世纪末的同类著作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这一领域。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丹尼尔·伍尔夫（Daniel Woolf）是这一尝试的先行者。伊格尔斯在1979年与哈罗德·帕克共同编辑了《国际历史研究手册》，这是超越福艾特、古奇等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的最早尝试。1998年，伍尔夫主编了两卷本《全球历史书写百科全书》，随后又主编了五卷本《牛津历史著作史》，并于2011年撰写了《全球史学通史》。大约在同一时间，还有拉尔夫·托尔斯顿达尔（Ralf Torstendahl）主编的《二十世纪历史学评述》（An Assessment of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og-raphy）和卢兹·拉斐尔（Lutz Raphael）主编的《极端年代的历史学：1900年以来的理论、方法和趋向》，均涉及西方以外的历史学传统。而马尔库斯·福尔克尔的《历史学的全球视角》和伊格尔斯、王晴佳与苏普里娅·穆赫吉合著的《全球史学史》则包含了大量非西方地区历史实践的内容。史学史研究出现的这种“全球转向”，延伸并反映了近年来全球史的蓬勃发展。如同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在其名著中所认为的那样，我们需要在历史思维和实践中“将欧洲地方化”。基于这一强劲的思潮，史学史研究的全球化将在未来继续和扩大。

史学史未来发展的第二个趋向是，许多从业者正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史家的作品之外。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虽然“历史学”一词主要指的是历史著作，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不再满足于描述和分析主要历史学家的作品。作为一种兴趣，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起源，并在过去几十年中日益强化。举例而言，福艾特和古奇都把重点放在伟大的个人身上——一个时代主要的史家往往是他们书中一章或一节的主角。相比之下，近来的史学研究则倾向于研究知识潮流的变化及其对历史写作的多重影响。例如，林·亨特在《全球时代的历史书写》一书中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塑造历史著作的四种意识形态范式：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年鉴学派和身份认同政治。由于历史观念的变化，人们对呈现“自下而上的历史”的愿望日益强烈，对社会政治环境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不仅考察史家如何撰写作品，而且研究历史知识如何在国家和整个社会中产生与传播。从1980年代开始，妇女史的发展及其向性别史的过渡，后殖民主义理论寻求“底层”声音的举措，以及最近兴起的记忆研究，都有助突破史学史研究的精英模式，分析人们如何形成对过去的认知以及这一认知如何传播、接受和记忆的复杂、多样的过程。伊格尔斯、王晴佳与穆赫吉的《全球史学史》和伍尔夫的《简明历史学》（《全球史学通史》修订版），都注意到了历史知识构造过程中的多种层次和不同声音。还有一些人则专门编辑了女性的和女性主义的史学史。扩大史学史研究范围的尝试还包括考察历史教育的形成和变革，特别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使用、不同层次学校的历史教学等。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都积极参与其中，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著，在今后的岁月里，历史教育也必将进入史学史研究的眼帘。

史学史上第三个显著的变化趋势是，人们开始分析未来科学技术新进展对人们认识和表述历史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与上一代的前辈相比，今天的历史学家在知识获取方面的手段有了很大提升，这要归功于大量以前难以获取的史料——即政府档案其他史料的数字化。由于这些数字化项目通常是由官方主导启动的，因此在全球史兴起的同时，民族国家史学的书写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与之形成一定的对抗关系。事实上，最近在世界许多地方兴起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无疑也将加强民族国家在当代和未来历史思维中的地位。除了他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外，今天的史家也大大改善了其发表研究成果的方式。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数字人文学科这样的花哨项目还很陌生，但在大学课堂和学术会议上，他们已经越来越仰赖电脑技术的平台，播送和演示音频及视频图像。此外，近来科学技术的突破，如人工智能和药理学的巨大进步，也要求历史学家在重新认识历史学的过程中预见到一种后人类的状况，即人类的活动在历史写作中并不处于中心地位。这是世界各国历史学传统中尚未出现过的现象，但对今天和明天的史家而言，又是必须面对和应对的挑战。总之，随着历史研究格局的变化，历史学的写作方式相应地在不断发生变化。展望未来，史学史研究领域正在出现三种发展趋势，敦促历史学从业者：（1）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落实全球化的视野；（2）将关注的焦点从史家的论著扩展到整个有关过去的知识；（3）检讨和应对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对未来历史书写的潜在与重大影响。

（本文原载《河北学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