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玉河，河南大学讲座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专家

20世纪初，随着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等文化论争的展开，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并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史研究遽然冷却，思想史、文艺史研究取代了文化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迅速恢复。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沿着传统文化史范式快速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但因研究视域及方法备受诟病,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随之勃然兴起。社会文化史与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及研究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并重视采用其他各专门学科的新方法，推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但同样带来了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的困扰：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存在着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的局限；新文化史范式观照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存在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偏向。如何破解两难困境而创建中国特色的近代文化史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重学科轻方法：传统文化史范式的局限及学术困境

一门独立学科必须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文化史学科必须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方能成为独立学科。改革开放后复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事项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学问，将研究对象定位为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以外的“文化”，属于狭义文化史。因此，它是与近代经济史、近代政治史并列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学科属性并长期被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加以建设。

首先，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是按照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展开的。传统文化史以历史学的研究理念为主,坚持历史学的求真宗旨，着力弄清文化发展的基本历程，揭示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探求文化发展的规律。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既然将“文化”视为与政治、经济并列的客观实体，并定位为关于“文化”的历史且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那么，就要按照历史学的规范和方法进行研究。故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沿着历史学的实证主义研究理路推进，以发掘和证实历史事实并追求历史真相为学术目标。其主旨是揭示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文化事实之间的关系,并探究这种关系得以展开的各种因素。

其次，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主要采用历史学方法，重视历史考证法及分析方法,关注历史上文化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探求历史事实基础上揭示事实之间联系和真相，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不重视“解释性研究”。它将“文化”置于社会历史环境和发展脉络中加以审视，进而揭示文化发展进程及其规律，避免了就文化论文化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而是着力从政治社会的角度来审视文化现象并解释文化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着力从社会经济方面探寻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将社会经济变动作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体现了唯物史观指导下传统文化史研究的优点和特长。

所以,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属于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范畴，将文化史视为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独立学科，采取历史学的实证性方法，关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及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着力于通过考察历史现象,发现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及主流路径。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因有较大局限而受到诟病。

首先，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将“文化”视作客观实体,以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重视事实描述而忽视理论分析，可以基本弄清“是什么”问题，但无法深入说明“为什么”问题,因而研究流于表层化和肤浅化。正因它重视对文化起源及发展过程的梳理和叙述,故忽视“文化”本身的特性,忽视对文化史自身内在理路及理论方法的建构，缺乏深度的文化意义发掘及文化解释，因而流于表层的事实描述而短于深度的文化分析。

其次，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偏重于对文化现象进行历时性考察及外部因素的社会分析,偏重于从外部看文化，从外部描述文化演变历程，而短于从内部解释文化内涵。它对文化本身的内在义理及其意义关注不够，缺乏对文化本身义理的深切体悟和深度解释。换言之，重视对文化“外史”的研究而短于文化“内史”解释，重视外在解释而短于内在分析，缺乏必要的文化解释力度，忽视了文化的独立性和传衍性。这是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短板和局限。在这种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便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肤浅化、表层化局限。

所以，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因研究方法局限于史学方法，忽视借鉴其他各专门学科的理论方法，未能自觉地运用文化分析方法,故长期处于对文化现象进行实证性的叙述层面，仅仅停留于表层的文化现象描述和浅层的表象研究,缺乏研究深度和文化解释力。正因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忽视“解释性研究”，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缺乏阐释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本土性创新理论，在理论方法上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学术研究体系因而陷入方法论困境之中。

二、重方法轻学科：新文化史范式的挑战及引发的学科危机

为了克服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局限,中国学界在探索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同时，积极引入西方新文化史研究范式。新文化史对传统文化史范式所采用的实证主义理念及方法提出质疑，对因果关系及宏大叙事进行反思，主张文化史研究应由实证性研究转向文化解释，由因果分析转向意义阐释。它注重从文化内部审视文化现象,重视探究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尝试从文化的视角解释文化的历史,发掘其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因此，新文化史之“新”,是治史视角、观念及方法的革新,是用新视角、新理念及新方法重新审视文化史研究。

首先,研究视角上,新文化史范式将文化史视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赞同将文化史作为独立的实体。因任何事物都包含有文化特性，故一切事物都可以进行文化分析，以发现其文化意义。一切历史中都包含有文化因素,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在审视中发掘并解释其文化意义。既然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均可从文化史角度加以阐释，那么一切历史皆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既然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皆可作为“文本”加以探究，那么文化史研究范围就得到空前扩大，并开辟出许多过去忽视的新领域，如概念史、图像史、阅读史、观念史、情感史、性别史、身体史及记忆史等。这样,因视角转换导致文化史研究对象无限扩大，几乎涵盖社会历史的所有领域。

其次,研究理念上,新文化史范式不满足于传统文化史研究所强调的“求真”理念,更注重“求解”，着力探求历史表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它主张由社会的分析转向文化的解释,强调发掘历史事项蕴含的文化意义并阐释历史活动背后的文化内涵，注重对历史事项进行解释和说明,而不是描述和呈现。它旨在发掘意义，必然采用阐释和理解的方法，故说明和解释成为新文化史的突出特点。它强调和彰显文化象征及其意义、文化主体性和能动性、文化主义和人文主义等,带有鲜明的文化建构主义色彩。

最后，研究方法上,新文化史强调根据“文化”的特性研究文化史,从文化内在理路进行文化史研究，从文化内部结构研究文化事项，故格外重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特别是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意义、话语、叙述、表象、文本、语境等概念,成为解读文化及文化史的分析工具。故新文化史实际上是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看待。正因为它将文化史作为视角方法而非独立学科，故注意从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及符号学等）引入新概念新方法进行文化分析。

可见,新文化史范式与传统文化史范式的最大区别,不仅仅体现在研究领域的扩大或下移，而且体现在研究视角、理念和方法的根本转变。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分析方法的独特性，用文化观察一切历史现象,从文化建构角度解释历史现象，发掘历史现象的文化意义并进行文化解释，是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突出特点。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不仅仅是研究领域和研究空间的扩大，更是研究视角、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更新，是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和研究内容的深化。

新文化史范式翻转了传统文化史范式对文化史的认知，不再将近代文化史视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新文化史范式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都可以进行文化分析，弥补了传统文化史范式主导下的研究方法陈旧及分析深度不足的局限，对突破传统文化史范式下的方法论困境是有益的。但新文化史倡导“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将研究领域无限广泛，研究内容无所不包，则根本动摇了文化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基础。研究领域的无限广阔，意味着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取消了文化史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前提,意味着不再将“文化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也就根本否定了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属性。由于文化史研究没有确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那么作为学科意义的文化史就不复存在。如果文化史不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那就意味着文化史丧失了生存的机会而从学科体系中抹去,也就更谈不上文化史学科建设问题。这是新文化史引入后所造成的严重的学科困境。

新文化史对传统文化史研究过分强调因果关系、历史的客观性等历史原则进行严厉批评，放弃了实证主义的学术理念及方法,过分强调解释主体性和主观性因素，过分强调研究者的解释作用和主观建构作用，过分强调文化分析和文化解释,导致“过度诠释”,带有明显的文化建构主义和文化阐释主义倾向。它放弃了从社会经济角度解释文化发展的思路，转变了传统文化史将文化变迁归因于社会结构及经济因素的认识，根本翻转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认定不是社会存在决定了文化，而是文化形塑了社会的真实。当文化被提升到决定历史变迁的首要因素后，自然会偏向“文化决定论”，从而使文化史研究存在陷入文化主义的危险。这同样是新文化史引入后所造成的严重理论偏向。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后复兴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先后采用了传统文化史和新文化史两种研究范式。两种范式主导下的近代文化史出现了因学科属性及方法论属性差异而导致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传统文化史视域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坚持文化史的学科属性,但相对忽视了文化史的方法论属性,导致了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方法陈旧、研究表层化和肤浅化的学术困境；另一方面,新文化史观照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强调文化史的方法论属性而否认文化史的学科属性,不仅存在解释过度和“文化决定论”偏向,而且因研究范围无限扩大而取消了文化史的学科前提，导致了严重的学科生存危机。传统文化史范式与新文化史范式在文化史学科属性和方法论属性上的根本分歧，严重困扰和制约着当前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三、超越与突破之路：构建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范式

传统文化史范式将文化史作为研究对象而注重其学科属性，但因忽视理论方法创新而陷入研究表层化肤浅化的学术困境。新文化史范式在研究视角及方法上有所创新,深化了文化史研究内容,但因无限扩张研究范围而取消了作为学科前提的文化史研究对象,导致了严重的学科生存危机。为了破解传统文化史范式和新文化史范式存在的偏向及由此带来的两难困境,进而确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方向,必须超越这两种研究范式,开辟一条新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新路径。

实际上，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复兴不久，学界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史范式的局限并开始加以变革，提倡并尝试进行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文化史作为新范式兴起后,学界围绕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及方法论属性产生较大分歧,形成了两种不同认识：一是仍将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确定为特定的文化现象，并将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加以建设，承认文化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所不同的仅仅是扩大（下移）研究领域并更新研究方法；二是不赞同将文化史仍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这实际上与随后引入的新文化史理念颇为相似。

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后因强调文化史的方法论属性而导致文化史研究陷入学科生存危机的困境,提醒人们必须重新回到强调文化史学科属性的理念上来。笔者主张将传统文化史范式与新文化史范式加以综合，坚守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并吸纳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及方法，将中国近代文化史视为有确定研究对象及范围并采取新研究视角及方法的独立学科加以建设。

首先，确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坚守文化史的学科属性。文化无所不在，一切历史皆有文化因素及意义，都可以进行文化解释,这是新文化史倡导“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的根据所在。但这无疑取消了文化史作为学科的独立性，根本否定了其学科属性,因而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严守文化史研究的学科属性，确定其特定的范围和对象，保持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研究对象限定于文化现象及其发展情况，研究范围大体以传统文化史所确定的对象和范围为限（可适当扩大和下移），但决不能像新文化史那样将一切历史都划为文化史研究对象。在首先承认和保障文化史的独立学科地位前提下，适当扩大研究范围并将研究重心下移：从精英转向民众,从上层转向下层，关注底层民众及其活动，注重过去较少关注的领域。但这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重心下移而已,并非研究范围的漫无边际。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文化史研究必须优先采用实证方法探寻“真相”，重建历史事实。在文化史研究的史实层面,必须采用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充分重视其“描述性研究”的特性，在史实层面上弄清文化史的“是什么”问题，发挥其“实证科学”的特性。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将研究建基于史料之上，占有丰富而扎实的史料并对其进行细致的解读，进而弄清文化事项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没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任何高深的解释都是虚空漂浮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仍然以传统文化史范式为主导，以翔实史料和实证研究为基础，然后借鉴新文化史方法进行理论阐释。

其次，必须采取新文化史的视角、理念和方法，用文化分析、文化解释探究被限定的文化现象，着力发掘文化事项的内涵及其意义，充分关注新文化史“解释性研究”的特性，将文化史研究提升到一门“解释科学”的高度加以重视，在历史学重建史实的基础上，进而对文化事项作深度解释，重点解决“为什么”和“怎么样”问题。文化史研究必须注重深度解释，是由文化特性及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决定的。文化是描述的，更是解释的；文化的演进是可以描述和叙述的，但其包含的深层意义必须以文化学的阐释和深度解释才能呈现出来。文化包括有形的文化符号和无形的文化观念。文化符号包涵着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借文化符号得以呈现，文化符号所包涵的文化观念，就是文化意义。文化研究的本质是以解释文化符号的方式寻求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格尔茨指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发掘和解释象征符号背后的文化意义。既然文化是人们编织的“意义之网”，那么文化分析就是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既然文化史是“意义之网”发展的历史，那么文化史研究就是对“意义之网”发展历史进行分析解释的工作。因此，文化史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弄清历史文化事项,而是要寻求文化事项的意义。文化史研究的重点，自然要集中于对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进行深度解释。而要对历史活动的历史意义和社会现象的文化意义进行深度解释，就不能采用传统文化史范式下的实证方法,必须借鉴新文化史范式所强调的理念和方法，借用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引入文化分析方法、文化阐释方法和意义解释方法。

再次，文化史研究进行文化解释所采用的方法，不同于实证史学的实证方法，不是历史叙述法而是文化解释法。格尔茨强调：“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文化史研究注重的是逻辑推理的解释方法而不是举证式的证明方法，注重演绎方法而不是归纳方法，注重推理方法而不是举证方法。它主要不是像实证史学的叙述方法那样解决“是什么”问题，而是通过逻辑推论和文化分析进行深度解释，解决“为什么”和“怎么样”问题。其主旨不仅仅在于呈现历史事实和描述历史现象，还在于探寻和解释其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因此,以叙述和探究真理事实为基础，而以解释现象和发现意义为主旨，一方面采用传统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重建文化史实；另一方面则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进一步解释文化史实，将求真的历史学方法与求解的文化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将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结合起来，将“白描”与“深解”结合起来，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探究传统文化史领域的内容，既弄清“是什么”的历史层面的史实问题，又着力解决“为什么”的文化层面的解释问题，无疑将会强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度。

最后，文化史研究必须辩证地考察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综合地审视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作用，避免“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建构论”的偏向。新文化史范式片面强调文化形塑社会的“文化决定论”，这一倾向是错误的。文化及文化解释尽管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但文化毕竟是蕴含意义的客观实体，绝不能因强调其主观性及其意义，而否定其实体性及其客观性。“文化决定论”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文化因素毕竟只是历史发展（包括文化变迁）的部分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真正决定文化及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仍然是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经济因素。在承认社会经济因素为历史发展根本原因的前提下，充分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才是科学的历史认识。

总之，新型近代文化史研究将传统文化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研究加以综合：既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对象，保持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又将其视为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注重文化分析和意义解释。它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史研究注重考证、描述和叙述历史事实的求真特性，又吸纳并扩展新文化史注重历史阐释、深度解释和意义发掘的求解特性，引入了文化分析和文化解释的新方法。既解决传统文化史忽视方法探究而导致的研究表层化和肤浅化，又克服了新文化史研究对象的漫无边际而带来的学科危机及碎片化问题。综合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两种范式,坚守学科属性与方法论属性之统一,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方向。

综合两种研究范式后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近代文化史学科及学术研究体系，是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是将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并融合传统文化史范式而形成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体系。经过综合后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体系，具有三个特性。

首先，它是“历史”的和“实证”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属于中国近代史的一门分支学科，是文化的发展演变史，是历史学视野下的文化发展史，是动态的文化演变史，注重研究文化的历时性变化，着力探究近代文化之起源、发展、演变及影响等。正因它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故它必定是“实证”的。它必须首先遵守历史学的规范，采用史学实证方法，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弄清文化事项并对其作出描述性叙述，着力解决“是什么”问题，将文化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考察，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探寻并总结近代文化发展规律。

其次，它是“文化”的和“解释”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是与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并存分立的近代中国的“文化”领域，必须观照文化自身特性及文化史研究的特性，按照文化自身的特性及发展逻辑从内在理路进行研究。正因文化史研究是“文化”的，故它必然是“解释”的。文化史研究不能满足于一般历史学层面的叙述和实证，需要对文化事项进行文化解释。文化史研究主要任务是发掘文化事项的内在意义，而意义是无法仅仅通过叙述就能呈现出来的，必须通过解释方能展现，故必须采用文化分析方法，从文化内部审视文化发展，以解释的方式发掘其文化意义。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是叙述性的，但文化史研究的过程必然是解释性的。惟有“解释”的文化史研究才能深入、深化和深刻。

最后，它是“整体”而非“碎片”的。新文化史范式无限拓展研究领域，导致研究内容细密繁复和研究对象泛化，加速了文化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新文化史开辟的领域越广大,解释越多样，就越难以形成共识，就越容易出现碎片化。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后导致的严重碎片化偏向，成为制约目前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发展的瓶颈之一。新型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必须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妥善处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碎片的关系。文化是复杂多样、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只是为了研究方便而加以分别，故整体性是文化及文化史的特性，文化史研究的目标始终是展现整体性的文化，故文化史研究必须采取整体性研究方法。从文化整体性出发揭示文化事实及其意义，对文化碎片进行意义分析和深度解释，是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在碎片研究基础上进行整体归纳和宏观概括，是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目标。因此，整体性关照下的碎片分析，碎片分析基础上的整体概括，是近代文化史研究既避免空疏肤浅、又克服碎片化倾向的可行办法。

总之，综合两种范式后的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是引入了历史学之外各学科新研究方法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它既弥补了传统文化史范式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的不足，实现了传统文化史研究的新飞跃，又纠正了新文化史范式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偏颇，并有效克服了“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建构论”倾向。它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及学术体系，是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是将新文化史范式引入并融合传统文化史范式的新型的近代文化史研究体系。求真基础上的求解，实证基础上的深度解释，是新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突出特征。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