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茜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法国大西洋世界研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大西洋史的一个分支。法国大西洋世界研究始于保罗·布特尔的跨洋贸易研究，近年来转向全球史。学者们受英语学术界和本土传统影响，探究了革命、大西洋贸易和帝国的殖民扩张等领域，发现法国大西洋世界的统治是绝对君主制的延伸，深受重商主义的影响，但这不是法国单向征服和“文明化”大西洋殖民地的过程，而是大西洋周边地区和人民相互影响，共同构建起大西洋两岸物质、人员和思想联系网络的进程。法国大西洋世界历史反映了法国学界近年来重新审视殖民史的趋势，推动了官方正视殖民扩张带来的创伤。

关键词：法国大西洋世界；大西洋史；殖民帝国；跨洋贸易

大西洋史的规范性研究始于20世纪中叶。学者们希望借大西洋打破国界与洲界，将欧洲、美洲、非洲的历史囊括其中。我国学者对大西洋史已有一定的梳理与研究，但对“法国大西洋”（French Atlantic）研究尚缺专门文章总结。法国大西洋研究是指用海洋史将大西洋两岸与法国相联系的区域纳入法国史的研究中，通过大西洋上人员、物质、思想的流动，发现法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探究欧洲、非洲和美洲的不同因素对于大西洋世界的影响。下文将分别考察法国大西洋世界研究的兴起历程、当前的研究进展及其局限，并探讨这一研究对法国史书写的推动作用。

一、法国大西洋研究的兴起

法国大西洋世界研究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兴起于英语学界的大西洋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但这一主题在法国本土遇冷，仅引起了部分大西洋沿岸城市的大学和研究中心的兴趣。

1、英语学界的影响及法国本土的传统

英语学界引领大西洋史研究的潮流，其开拓者伯纳德·贝林强调一战以来形成的跨大西洋政治合作的影响，将冷战中形成的《北大西洋公约》和政治倾向看作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西洋史研究的重要驱动力。到八九十年代，大西洋史逐渐与现实政治分离，成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英国大西洋世界研究发端于殖民史和帝国史，与英、美两国历史均有交集。其核心区域是英属北美殖民地，学者们致力于用大西洋流动的人和物重新解释北美与英国本土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宗教上的联系。这一研究具有典范意义，诸多学者受其影响，分别研究了以各欧洲殖民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世界。英语学界对大西洋史的贡献也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中心的形成，其他国家的大西洋世界被建构成相对落后的一面，如有学者突出了西班牙在大西洋上的专制和野蛮，或是忽略了18世纪相对衰落的荷兰依然在各帝国间的大西洋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国大西洋世界是英国大西洋世界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参照物，在18世纪与英国的竞争中，法国最终处于劣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与大西洋的联系和互动弱于英国，学者们也从法国史的传统中构建法国大西洋世界。法国人对大西洋两岸历史的书写并不晚于英国学者。早在1855年，茹斯特-让-艾蒂安·鲁瓦在叙述法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发展历程时，就已经介绍了大西洋上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等岛屿的状况。19世纪后期，在对外拓殖野心的刺激下，法国出现了众多关于大西洋地理、历史、冒险经历的书刊。虽然法国人很早就开始书写大西洋，但大西洋史在法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学者们未能提出被广泛接受的大西洋研究范式。

二战后，法国史学家雅克·戈德肖于1947年率先出版了《大西洋史》。50年代他和帕尔默共同提出了“大西洋革命”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在当时因其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布罗代尔开创性地将历史研究从陆地拓展到海洋，然而其研究方法被之后的大西洋史家认为并不适合于地理环境、种族等各种因素高度复杂的大西洋世界。不过，完全忽视布罗代尔的贡献也是不可能的，正是他意识到了16世纪的大西洋是由多个洋面拼合而成：“英格兰人的大西洋和法国人的大西洋横向铺开，通常以墨西哥湾及其多风暴的航道为中轴线……西班牙人的大西洋呈椭圆形……葡萄牙人的大西洋在大洋中南部展现出一个大三角形。”布罗代尔的描述展现了以各国航线粗略分区的大西洋，这也是之后的大西洋史学者们最常采取的研究路径。此外，肖努夫妇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用计量史和系列史的方法研究大西洋封闭的经济世界。布罗代尔与肖努突出了大西洋世界的一致性，忽视了其内部复杂多样的发展状况。

2、法国大西洋研究的问世

在七八十年代，法国学者陆续转向了本土的区域社会文化研究。大西洋成为地方性的学术兴趣，与大西洋贸易密切相关的南特和波尔多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1968年，南特大学建立了法国大西洋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a France Atlantique），该中心创立了连续出版物《调查和文献》（La Collection Enquêtes et Documents），介绍法国西北部、大西洋和殖民地的历史。在波尔多大学，保罗·布特尔建立了大西洋史中心（Centre d’Histoire des Espaces Atlantiques）。布特尔主要研究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往来，他在1986年明确提出了“法国大西洋”的概念并参与到英语学界讨论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法国的大西洋研究已经初具规模，虽然大多数学者没有主动使用“法国大西洋”一词，但他们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本土，逐渐将港口城市乃至法国内陆地区与大西洋相联系，还有少数学者开始构建殖民地之间、帝国之间的互动。

布特尔在1997年出版了《大西洋史》，他较为客观地记述了大西洋上往来的人和国家扩张的历史。他将英、法看作是18世纪主宰着大西洋的两大巨人，它们分别从北美切皮萨克和安的列斯群岛获利。英国用政府垄断确保了切皮萨克烟草贸易的成功，并从广大的北美和加勒比市场中获益。法国殖民地移民较少，并且殖民地的产出也大多最终销往其他国家。飓风、债务威胁着群岛种植园的生产，法国大西洋的经济虽然表面繁荣，但十分脆弱。美国人在英法角力的过程中，逐渐侵入了法属殖民地的市场。七年战争中，与英国相比，法国海军受限于财政压力和购买军需时的高昂价格、海员征召困难等因素，最终败给了英国。但英国未能长期垄断大西洋，美国逐渐崛起。其中可以看到前辈学者遗留下的痕迹：热那亚人连接起的地中海和大西洋以及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塞维利亚。但与之前的研究不同，布特尔更多着墨于大西洋沿岸的贸易往来、人口流动和海上战争。在法国对殖民地单向的控制外，他发现了跨洋贸易对法国历史产生的影响。以西印度群岛为中心的法国大西洋轮廓在布特尔对跨洋贸易的研究中显现，其研究奠定了法国大西洋史叙事的基本模式。

3、“新”大西洋史研究中的法国大西洋世界

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大西洋史逐步走出了冷战意识形态。在后殖民主义、庶民研究、全球转向等潮流的影响下，学者们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与中心-边缘范式，用海洋史的视角探寻互动、多样的历史进程，这被视作“新”大西洋史研究。21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其介绍到法国。他们在布特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勾勒法国大西洋世界形成的历史进程，界定了其时空范围。其地理范围通常包括法国在大西洋两岸的殖民地，以及商人、军队经过的海面。但它也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在与其他帝国和海洋之间的互动中，法国大西洋世界的范围超越了法国属地。

大西洋史的开端通常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或欧洲各国开始殖民扩张。法国在大西洋世界的大规模殖民开始于16世纪中期。西尔维亚·玛尔扎戈里认为法国大西洋从16世纪延续到了18世纪，与跨大西洋贸易的兴衰密切相关，从渔业、皮草贸易到三角贸易，法国在大西洋上的影响力在17世纪末达到了顶峰。但英法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法国在大西洋上逐渐处于不利地位。七年战争成为法国大西洋世界走向衰落的关键节点。肯尼斯·班克斯与玛尔扎戈里的观点相近，但他不再将大西洋贸易作为法国大西洋研究的重心，而是探究法国的海外帝国与法国大西洋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在路易十四时代，科尔贝将法国海外殖民地纳入国家体系中，为海外帝国奠定了基础。在路易十四去世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之前，“大西洋和平”（Pax Atlanticum）促进了贸易的持续扩张，但此后直至七年战争期间，法兰西帝国和法国大西洋世界走向了衰落。艾伦·福里斯特认为法国大西洋在大革命开始后走向终结，旧制度时代建立起的大西洋秩序在大革命之初仍然继续运行，中立船只和私掠也维系着大西洋两岸的贸易。虽然海地革命导致法国失去了圣多明各，但给大西洋贸易带来沉重打击的是1792年以来的连年战争，海上贸易因此中断。此外，殖民地人民公民权和奴隶贸易合法性的问题也困扰着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后，法国大西洋彻底走向了衰落。从七年战争到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失去了有形的领土，但仍然深刻影响着大西洋世界。拿破仑帝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征服改变了拉丁美洲地区政治格局。大西洋史研究通常止于19世纪初，贝林认为在新的交通、通信手段的影响下，大西洋已经更深入地与其他地区相联系，成为更广阔的全球历史的一部分。学界一般认为法国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开始于15、16世纪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在七年战争后走向衰落，最终结束于19世纪初，但其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并不限于此。

与英美学者对法国大西洋世界的研究相比，法国学者关注的地理范围更为广阔，没有局限于奴隶贸易兴盛的几个港口，而是更全面地考察了法国多个地区与海外的联系，利用当地一手史料，在地方叙事上更占优势。他们也没有被大西洋史的框架限制，自由地游走于帝国和海洋之间，反而更容易融入全球视角。随着英语和法语学术界交流的增进，双方都越来越重视大西洋，将其作为物质、信息交换和文化沟通的场所。

二、法国大西洋世界研究的进展与路径

进入21世纪，学者们关注大西洋世界的革命、跨洋贸易和殖民扩张，涉及跨大西洋的物质、人员和思想的流动。大西洋革命问题可参考高毅、庞冠群、黄艳红等学者的论述，下文试从跨洋贸易和殖民扩张两个方面分析近年来法国大西洋世界的研究动向。

1、跨大西洋贸易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法国大西洋世界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布特尔、玛尔扎戈里等学者对法国大西洋世界的轮廓和时间范围的定义源自法国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和衰落的过程。虽然学者们用丰富的数据勾勒出法国大西洋世界跨洋贸易的具体细节，但与英国大西洋世界的研究相比，法国缺乏对商业网络和文化的研究。其他致力于法国港口贸易研究的学者，虽然分析了圣马洛、鲁昂、勒阿弗尔、波尔多等地的商人及其贸易活动，但未能将其编织成一个跨大西洋的商业网络。商人之间的联系更多建立在共同获得特许权的贸易公司和家族的基础上，而商会、私人交往等角度未能得到深入研究。加拿大地区的学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代表了“殖民地视角”，善于发现因当地环境产生的不同需求，以及宗主国政策、文化对当地商贸的影响。如皮毛贸易对路易斯安那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殖民公司的发展状况等。加勒比地区和非洲地区或许也面临着相似的处境，但目前还很少能看到当地学者以法国大西洋世界为主题书写他们的历史。

法国大西洋贸易高度依赖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计划。法国重商主义由黎塞留奠定，在科尔贝时期进一步完善，特许公司、排他性贸易禁令维持着法国跨洋贸易。法国的特许公司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其资金筹备、人员组织都受到政府的干预。法国商人认为公司的目的是为君主增添荣耀，并不是以利润为导向。公司大多由官员经营，很难实现盈利。但国王对特许公司的干预也受到各种力量的限制，如港口商人时常联合起来反对国王将特许权给予某一港口，天主教与新教徒、原住民、王室、商业精英等群体之间的博弈影响着公司的发展。法国商人与英、荷相比，力量相对薄弱，缺乏可以维护他们权利的机制，他们的行动受到国家和社会传统的限制。对大西洋世界的研究有助于在商贸联系中重新解读法国的商业文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状况。

大西洋贸易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奴隶贸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奴隶贸易研究成为反思殖民历史的重要途径。奴隶贸易主要服务于加勒比群岛的种植园。在17、18世纪，种植园被认为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模式。它被称为“田间工厂”，整合了劳动力、土地等资本，产品面向全球市场，是早期工业化的一种形式。黑人奴隶被转化为高度流通的资本，种族压迫和歧视逐渐强化。这一解释源于詹姆斯-威廉范式。早在1938年，C.L.R.詹姆斯指出法国工业发展所需的货物和资本几乎都来自非洲和美洲地区。南特、波尔多等地在长期的跨洋贸易中形成了“海洋资产阶级”，他们是法国最强大的一支经济力量，可以与贵族相抗衡，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主导者。繁荣的大西洋贸易为法国准备了社会转型所需的资本和领导阶级。之后，埃里克·威廉进一步构建起奴隶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欧洲人利用奴隶制和垄断为商业资本主义积累了财富，为19世纪实现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创造了条件，工业资本主义反过来又摧毁了奴隶制。詹姆斯-威廉范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视角，使学者们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因素，影响了此后的依附论等流派。但问题在于法国在18世纪海外贸易量达2500万英镑，英国只有约2000万英镑，法国贸易增速也快于英国，为什么反而是英国率先实现了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法国在帝国竞争中最终落于下风？

法国大西洋的贸易困境或许解释了这一问题。高度单一的种植园经济以及法国重商主义禁令，导致法国殖民地高度依赖法国商船提供生活必需品。由于法国自身产能不足，只能依赖转口贸易，比如从爱尔兰进口咸肉供给殖民地。生活必需品的不稳定供应导致法国大西洋世界时常出现饥荒。饥荒威胁着殖民地的统治，人们将其归罪于垄断贸易的商人和政府。而且殖民地产品也只能卖给法国商人，导致种植园利润受到影响。种植园主反感官方对贸易的限制，当北美商人在七年战争后介入殖民地贸易时，他们成为走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侵蚀着帝国的统治。始于重商主义的经济帝国，最终因帝国在战争和革命中控制力的下降而结束。法国不仅产能不足，国内市场也无力消费殖民地的产出，大部分殖民地商品经由法国转口到了其他欧洲国家，未能像英国那样将其转化为促进工业生产的动力。法国从种植园盈利，但除生活必需品外，殖民地未被开发成倾销法国产品的市场。英国在北美地区虽未获得与法属圣多明各相媲美的丰厚利润，其手工业品却半数出口到了北美，助推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法国虽然在大西洋贸易中占据了量的优势，但未能将优势转化为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的动力，它的繁荣背后潜藏着危机，最终导致法国大西洋世界的衰落。

学者们通过考察大西洋贸易建立的跨国和跨洋联系，揭示了贸易不平等和剥削的一面，剖析了贸易与帝国扩张之间的互动。但学界需要将地方性研究所关注的商人群体、港口船只记录、航行日志等细节融入大西洋世界的整体叙事中，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2、大西洋帝国的殖民扩张

考察法国大西洋世界的另一维度是帝国研究。“新帝国史”兴起的时间与大西洋史相近，二者是在八九十年代“全球转向”和“文化转向”影响下形成的两条彼此交叉的研究路径。大西洋是近代欧洲殖民帝国崛起和海外扩张的重要场所，很多大西洋史学者也耕耘新帝国史。

旧制度下的法国拥有大片海外殖民地，自16、17世纪，除大西洋两岸的殖民地外，法国的势力也延伸到了印度洋。长期以来，学者们分散地研究每一个殖民地，很少将其整合为一个“帝国”。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才逐渐将旧制度时期的法国视为一个殖民帝国。它具有扩张性，由帝国中心建立起对边缘地区的统治，并通过法律、官僚体系、财政、军事等手段维持帝国内部的秩序。从16世纪到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帝国是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区别于19—20世纪上半叶的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大西洋史推动了法国殖民帝国研究的发展，新帝国史的方法和视角也被广泛运用于法国大西洋世界的研究中。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新帝国史不限于大西洋地区的殖民地，而且新帝国史某种程度上仍然在延续帝国中心-边缘的结构，大西洋世界则可以提供一个形式上更加平等的视角。大西洋史也具有新帝国史本身的缺陷，虽然引入了对社会、文化层面的殖民主义批判，但其碎片化的叙事掩盖了更宏观的政治历史背景，对殖民扩张本身的批判性不足。大西洋史所强调的互动和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形式上的平等遮蔽了实质上的剥削与压迫。

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是国内绝对君主制的外在延伸，政令从国王的凡尔赛宫传达至大西洋彼岸。学者们致力于打破帝国集权化管理的刻板印象，班克斯发现了遥远的殖民地和复杂的地理环境给帝国维持通讯带来挑战，信息无法有效、及时传达的不利因素削弱了法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最终导致法兰西帝国和法国大西洋的衰落。旧制度时代的法国无力在殖民地建立起集权体系，为革命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在复杂的地理和经济环境下，法国殖民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法律体系的一致性。法国在各殖民地建立起法院，负责审理当地奴隶、土地所有权、贸易纠纷等案件，法官、律师等专业人士将帝国的法律知识和实践融入当地，构建了一个殖民统治的法律网络。这是法国绝对君主制的外在延伸，国王利用立法和司法体系不仅建立了国内的权威，也强化了帝国管理。南希·克里斯蒂等学者在研究法国殖民地法律时发现立法的过程不仅是帝国中心向边缘地区的强制推行，也留有殖民地自行裁决的空间。名义上帝国的法律是绝对君主制的产物，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法律体系。对于帝国内部多元因素的考察使分析殖民地的能动性成为可能。

新帝国史注重分析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科学知识也是强化帝国统治的工具。法国科学家在大西洋上进行了早期科学实践，如植物勘探和实施催眠术等。他们身处国家主导下的机构体系中，为了获得旅行的赞助或是在国家机构中的认可和晋升，用知识服务于种植园的建设、奴隶制的维持和政府管理。詹姆斯·麦克莱恩将国家主导下的科学实践、专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殖民行动称之为“殖民机器”。隆达·施宾格进一步揭示了植物的地缘政治学，展现出殖民地知识进入科学知识体系中遭遇的筛选和误解。大西洋世界为法国科学家们提供了实践场所，他们用科学的名义对殖民地进行了知识上的征服，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固化了殖民地的权力秩序。

学者们还分析了帝国统治对大西洋世界的影响。最典型的现象是人员在大西洋上的流动，他们以商人、殖民地官员、探险家等身份出现，个人欲望推动着帝国的建立。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正向的，殖民地官员晋升道路受到阻碍会影响他们在当地的权威，他们内心的不满扩大了殖民地与母国的裂痕，进而形成了一股离心势力。而且法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者人数相对较少，素质较差，其中一部分人是被流放到殖民地的“放荡者”，他们也加剧了殖民地管理的困难。法国殖民者本身构成了导致帝国分裂的一个因素，另一个问题在于黑人奴隶的大幅增长，圣多明各的奴隶是白人殖民者的数倍。当法国在七年战争后放松了对圣多明各的商业垄断和政治控制时，种植园主对奴隶的压迫加剧，刺激了奴隶起义的爆发。大量的黑人奴隶造就了帝国的繁荣，但一旦黑人奴隶觉醒，他们的抗争与解放就成为大西洋世界不可抵挡的潮流。法国在大西洋世界的帝国统治改变了大西洋世界的社会文化，但殖民地不完全驯服于帝国中心，他们的反抗推动着帝国的变革。

大西洋史常以沿海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沿海与内陆是两个截然分离的世界。内河航运和陆路交通联系着内陆与沿海，法国民众对海外产品的需求推动着跨洋贸易的繁荣，如果没有内陆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跨洋贸易将难以维系。大西洋世界也改变了法国的政局，巴黎作为帝国的中心，平衡着内陆与沿海、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关系。但贸易波动和大国竞争时刻威胁着帝国的统治。

三、法国大西洋世界研究的全球史走向

法国大西洋世界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全球史的冲击下，大西洋史的合法性遭遇了危机，法国学者的迟疑也禁锢着法国大西洋世界的研究。这些问题也为未来的研究提示了方向。

1、法国大西洋研究面临的质疑及回应

马塞尔·多赫涅在梳理法国大西洋史研究的历程时，提到了1781年启蒙哲人雷纳尔神甫在里昂学院提出的问题：“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有害还是有益？如果其结果是有益的，那么如何维系并巩固它们呢？如果造成了伤害，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呢？”多赫涅认为，这一问题与大西洋史的几个主题有关：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奴隶贸易、欧洲人的殖民统治、大西洋贸易和新人种的发现以及北美“自由共和国”的诞生等。这些问题在大西洋史出现以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探讨，如果仅仅是这些问题的叠加，殖民史和帝国史的成果已经足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大西洋史？维达尔认为其原因在于大西洋史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多元文化和多种族，强调非洲人和美洲人的作用，而不是欧洲人对大西洋的发现和统治；二是大西洋超越了国家或帝国的边界，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突出了局部与整体的互动。既然强调“多元”和“超越民族国家”，为什么又回到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大西洋？一些怀疑者认为国家的大西洋不过是帝国的另一种更容易让人接受的说法，维达尔指出帝国扩张与资本主义是大西洋世界的起源，不应将大西洋史简化为帝国的历史，它还包括跨帝国联系，大西洋是各个国家交汇的地带。如果完全去除国家，人和物的部分身份将会消失，我们将迷失在复杂的融合与流动中。

法国大西洋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法国史学家的迟疑，法国作为殖民帝国的历史是被法国人长期以来刻意回避的一段记忆。法国的殖民史曾在20世纪初辉煌一时，但20世纪后半期，非殖民化进程使其失去了政治支持，殖民史学家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宣扬遭到了批判。殖民史又是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的代表，与年鉴学派主流观点不符。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法国对殖民史避之不及。殖民与共和主义的理想相悖，被认为是法国历史上的次要环节，逐渐从集体记忆中淡出。进入21世纪后，法国不再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在殖民史研究上裹足不前。在黑人运动和移民问题等多重压力下，法国人越来越重视殖民扩张给其他地区人民造成的伤害。2001年，法国通过了“陶比拉法”（La Loi Taubira），承认奴隶制是危害人类罪。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法国重新重视殖民史，启蒙运动、大革命等传统主题因此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强化了民众对法国在奴隶贸易过程中的罪恶和有色人种对法国历史贡献的认知，推动了法国社会对殖民问题的反思。

法国学者虽然不常使用“法国大西洋”一词，但仍延续了布特尔将大西洋视作一个整体的视角。大西洋通史类著作更重视国家以外的历史参与者。布里奥斯特强调大西洋不仅是欧洲列强竞争的空间，也是商品交换的经济空间和海军、船工、商人等群体生存的社会空间。什那肯伯格侧重人口、物质的流动，补充了移民、消费和环境史的新进展。法国以外的法国大西洋研究小组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主要研究新法兰西地区。加拿大学者更多将法国大西洋世界看作是探寻加拿大早期历史的途径。魁北克和圣多明各占据了法国大西洋研究的核心地位，其他地区则被忽视，这些缺憾或许也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这些问题一方面是法国学者对法国大西洋史的犹豫所致，也与“大西洋内部的历史”（Cis-Atlantic History）的方法相关，学者们希望从某一区域发现大西洋的内部联系，但片面注重港口也导致了与内陆的脱节。法国是一个多元的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大西洋对港口以外地区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加拿大与安的列斯群岛以外的大西洋世界也需要更多的关注。

2、全球史视域下的法国大西洋世界

大西洋史展现了一个美妙的图景：超越国家边界，建立跨洋联系。阿米蒂奇乐观地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大西洋史学家”。大西洋史的巅峰过后，学者们发现大西洋史研究远未达到当初设定的目标。以欧洲国家为中心的大西洋不可避免地仍是研究的主要模式，而物质、人员的流动并不局限于大西洋，大西洋有时反而遮蔽了视野。全球史等领域提供了更吸引人的框架，大西洋史陷入了危机。阿米蒂奇结合其他海洋史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三种方法作为未来的指导。其中，超区域的大西洋史（extra-Atlantic history）强调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全球海洋本质上是一片连通的水域，人口、商品、物种的流动从来没有限制在大西洋内，而是在各大洋之间流通。超区域的大西洋史是在全球的背景下，通过发现大西洋与其他海洋的互动对历史产生的影响，将其作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子集，以回应近年来学界对大西洋史的怀疑和回避。

此前，学者们已经开始研究全球视野下的大西洋，《全球史中的大西洋（1500—2000）》选择了移民等流动性较强的对象作为样本，展现大西洋的联通性和全球性。大西洋与全球史之间的关联不仅限于此。凯伦·库珀曼没有分别书写某个国家在大西洋上的活动，而是将彼此相互串联，用相遇时的记忆和流通的商品等梳理出一部《世界史中的大西洋》。克里斯托夫·斯特罗贝等学者将大西洋的历史拓展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1500—1750年间形成的大西洋体系改变了传统的贸易联系，将全球各地区连接在一起。他们将大西洋看作推动近代世界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学者们尝试推翻国家中心的模式，但国家作为身份标识无法彻底忽视。大西洋不应取代国家成为一个新的中心，使其他地区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又一次染上被动的色彩。“全球大西洋”强调了跨越边界的物质和人口的流动，为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大西洋的书写提供了借鉴。

全球史提供了“比较”和“联系”两条路径。通过法国大西洋与其他地区的比较，我们将发现法国大西洋世界的特点。英、法的比较最为常见，布特尔不仅比较了英法，还建立起了美国与法国大西洋世界之间的联系。戈文达·摩根和彼得·拉什顿进一步分析了英法之间的不同之处，即英国商业性更强，更深入地参与到奴隶贸易中，宗教动机更强，殖民地的立法和管理更加自治和独立。在种植园机制上，博纳德和加瑞古斯比较了英属牙买加和法属加勒比，他们也强调法国更强的政府导向对殖民地发展方向的影响。虽然英国的自治和法国的集权符合普遍印象，但二者面临的环境仍然差异巨大，在比较时仍需谨慎。

大西洋与印度洋、地中海是联通的海域，南特等大西洋港口也是远东贸易的转口地。自17世纪以来，布列塔尼地区的洛里昂长期是东印度公司的重要基地，主宰着印度洋贸易。在科尔贝主导的东印度公司倒闭后，圣马洛商人获得了印度贸易的特许权，建立起圣马洛的东印度公司。洛里昂和圣马洛都是法国北部重要的大西洋港口城市。法国大西洋世界的研究者们更加重视法国南部的南特、拉罗谢尔、波尔多等城市，忽视了北部地区，它们联系着大西洋和印度洋，需要更深入的研究。黑海地区的贸易主要经过地中海周边的黎凡特和马赛，马赛又通过内陆河流与其他地区相通，这条线路将大西洋周边产出的靛蓝、烟草等销往俄罗斯。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则依靠美洲大陆作为中转，马尼拉大帆船等亚洲东部的太平洋航线也是不容忽视的部分。通常学者们更加关心大西洋内部的联系，除了布特尔提到的美国商人外，荷兰、爱尔兰商人也参与了法国大西洋世界的贸易往来。荷兰商船长期承担着法国殖民地商品的转运，在战争中，中立的荷兰船只更是维持跨大西洋贸易不可或缺的因素。由于英国的打压，一些爱尔兰人选择离开本土，在大西洋两岸建立商业社区。大西洋研究令荷兰、爱尔兰等“小国”历史进入全球读者视野。因此，两国学者近年来对大西洋史贡献颇多，探讨“小国”如何承担帝国之间交往和联系的中介作用。此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波旁家族继承了西班牙王位，伊比利亚的大西洋与法国建立了联系。法国大西洋世界不是一个封闭世界，而是在与其他地区的互动中形成的。

综上，法国大西洋世界需要融入全球，发现非洲、美洲与法国的联系和互动，而不是单向扩张；同时应正视法国不光彩的历史，在对殖民历史的反思中，重新认识大西洋世界与法国本土之间的联系。

四、结 语

法国大西洋世界研究作为大西洋史和全球史的一部分而兴起，它从新的角度展现了近代早期法国的海外扩张，为法国史研究的传统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法国大西洋研究的视域之下，绝对君主制在帝国建立和管理过程中的作用被充分挖掘，绝对主义问题与知识史相衔接，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得以更清晰地体现。大西洋史也为理解旧制度下法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危机提供了新视角。同时，法国大西洋研究强调了种族分化和歧视是在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有色人种不是等待着被欧洲人贩卖和解救的客体，而是具有自身的主体地位。非洲和美洲的思想文化在大西洋上传播，当地的物种、经济贸易和政治变革也塑造着法国社会。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提醒我们不能陷于法国人对殖民历史的回避和美化，要从法国大西洋世界的流动和联系中更加客观地认识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的历史。面对全球史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法国大西洋世界需要进一步融入全球转向的趋势，在与其他帝国和海域的比较和联系中发现法国大西洋世界在全球历史上的定位。

（原载《史学月刊》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