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姚汉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师资博士后，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成员。

 

随着《历史的观念》出版，柯林武德哲学思想开始受到英语世界研究者关注，“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柯林武德思想，尤其是他的历史哲学，在关于社会科学解释本质和它是否最终能够等同自然科学解释本质的争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然而，虽然早期研究者对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研究取得众多成果，但该时期研究者对柯林武德进步观念明显缺乏关注，无论是W．H．德雷、A．多纳根、威廉·M．约翰斯顿还是路易斯·O．明克、L．鲁比诺夫等该阶段为代表的研究者，在他们专著中几乎未提及柯林武德进步观念。该时期哲学家的关注焦点已经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学的性质、历史中的真理与事实以及历史学中的解释等问题都成了历史哲学家探讨的主题。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进步观念在柯林武德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涌现一系列研究成果。以研究取向而言，可以分为三种研究类型：其一，罗滕施特赖希、阿特金斯、基塞尔把柯林武德进步观念置于西方进步观念系谱中进行考察，并肯定柯林武德进步观念的合理性。其二，明克、欣茨、何兆武等学者则考察与进步观念紧密相连的进程观念。其三，再比如有些研究者采用柯林武德的“类别重叠”和“形式序列”等观念，以个案研究呈现柯林武德的进步观念。以杜森研究为例，杜森认为理解柯林武德进步观念的前提是以“形式序列”观念理解柯林武德笔下“变化”“发展”“进程”或“进步”等观念，然后从柯林武德著作中总结了柯林武德关于进步观念的四种定义：进步是相对于不同角度而言的；进步是没有意义的；进步是有意义的；进步是必然的。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对柯林武德著作的文本分析，缺乏把柯林武德进步观念置于一个更为宏观的背景下考察。

笔者认为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够从两个方面丰富柯林武德进步观念的研究。其一，通过把柯林武德进步观念置于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进步观念发展脉络中，能够更好辨别柯林武德对进步观念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其二，以往研究者较少关注进步观念与自然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柯林武德对进步观念的阐述与其对自然观念的论述基本上处于同一时段内，柯林武德认为自然观念的变迁往往改变了人们对历史进程的看法，从而也改变了进步观念的内涵。

 

 

一　进步观念的演变及柯林武德进步观念形成的背景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进步观念形成的时代背景。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众多领域里取得惊人的成果，但从他们创作的理念来看，他们只是为了复兴希腊－罗马时代的成就，并没有产生要超越古人的意愿。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家发现古人的自然科学成就存在错误，如果再把古人的成就当作完美的典范，势必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今人在自然科学领域胜于古人的观念，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例如，笛卡尔坚持理性的至高性和规律的永恒性，坚信哲学家能够运用几何学原则，得到牢固的知识，并以几何学为方法，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培根坚持知识来源于经验，经验则能够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地积累，因此他得出“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这一论断。从培根这一论断出发，人们能够得出两条结论：其一，相对于古人，今人在获得知识的数量上，明显多于古人。换而言之，今人相对于古人，是进步的。其二，如果时间进程不被打断，那么进步将得以持续。

自然科学能够取得进步的观念在帕斯卡笔下得到清晰地阐述。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是法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天赋。关于什么领域能够取得进步，帕斯卡提出了后来被大多数哲学家认可的观点，即在自然科学领域，今人能够获得进步。帕斯卡认为，我们必须区分两种知识类型，一种是我们仅仅知道作者写了什么，例如历史学、地理、法学、语言学，尤其是神学，那是权威能够教导我们的。另一种是经验和推理的产物，例如几何学、算术、音乐、物理学、医学、建筑学，所有这些科学都能够趋向于完美。帕斯卡的区分表明，自然科学在近代和古代存在明显区别。虽然一些人文学科在近代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未必能够超越或取代古代的成就，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帕斯卡明显更加看重在近代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对于自然科学领域而言，古人权威对今人的自然科学研究是没有用的。

显然，帕斯卡只把人类能够取得进步的事物限定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而使人类在其他领域也能够超越古人成就的观念得到认可的关键事件，则是源于17世纪的“古今之争”（Quarrel　of　the　Ancientsand　the　Moderns）。伯瑞写道：“这场争论的确在观念的发展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它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智力束缚进行反叛的组成部分；作为攻击者的现代人的目标显示出批评要从亡者的权威下解放出来；尽管他们不无鉴赏力反常之过，但他们的辩论即使在法国批评发展过程中的纯文学方面也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正如布伦第耶令人信服地阐明的那样。”这场争论后来以当今人类在人文领域的成就优于古典时代的结论占主流地位而结束，预示着把进步观念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成为可能。

在“古今之争”这场争论中，为知识进步论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是丰特内尔。丰特内尔（Bernard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是近代社会一位宣扬知识进步的思想家，伯瑞称丰特内尔为“现代自然主义者的灵魂”。罗伯特·尼斯比特把丰特内尔和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并称为现代主义的捍卫者。丰特内尔这位笔锋尖锐的文学家，认为古人并没有比现代人高级，因为古人在时间上是先于我们的：“如果我们曾经处于他们时代，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成为发明者；如果他们处于我们的时代，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在这些发明的基础上作出更多的发明。”显然，丰特内尔持有一种“人性恒定”的观念，这是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普遍信奉的观念（这种观念后来受到哲学家的批评，例如柯林武德）。丰特内尔深受笛卡尔的影响（17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大都受到笛卡尔的影响），以至于笛卡尔在他眼中成了一个偶像。丰特内尔论证古人与今人优劣的方式通俗易懂。首先，他证明了古人和今人在本性上是相同的，即拥有一样的大脑。其次，他认为推动事物进展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诸如时间和政治等事物。最后，他提出由于大自然的永恒性，那么不可避免的是，时间越往后，人类所取得成果就越可观。

知识进步观念盛行为哲学家把进步观念运用到人类社会中奠定了基础，自然科学取得惊人的进步给予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也是朝前进步的信心。尤其是孔多塞在逃亡期间写下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表明了人类整体将朝一个完美的状态前进，并在第十个阶段迎来这种完美的状态：“我们对人类未来状态的希望，可以归结为这样三个重要之点：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个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最后是人类真正的完善化。”在启蒙运动期间，认为人类社会不断趋于完美并最终达到“千年福王国”几乎成为启蒙思想家的共同信条。这股由自然科学发展所带来的进步思潮，终于在19世纪达到了巅峰。18世纪的思想家并没有宣称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但19世纪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坚信进步是一种必然的观念。正如自然科学家能够从自然界找到规律一样，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试图从历史中找到规律，从而证明社会进步的必然性：“18世纪的思想家只是将进步视为一种基于非常不充分的归纳的纯粹假设；他们的继承者寻求通过发现亦如物理学万有引力定律那样站得住脚的社会规律，将其提高到科学假设的高度。”这种科学假设在法国由孔德、在英国由巴克尔完成。

不难发现，近代以来的社会进步观念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人类社会能够作为进步的单位。孔德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从神学、形而上学到实证阶段；J．G．弗雷泽则把人类社会从古到今分为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阶段。第二，人类社会的进步呈现一种类似于规律的趋势。19世纪的哲学家更进一步，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必然的。第三，人类社会进步的终点都设定在未来（黑格尔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康德认为人类将在未来实现永久的和平，而孔多塞也认为人类社会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最后一个阶段。然而，这种对未来充满期待的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保罗·福赛尔写道：“‘让盛行的社会向善论神话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尽管它曾是过去一个世纪支配性的公共意识’，从而推翻了‘进步的观念’。”柯林武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时说，“战争是自然科学的空前胜利”，虽然自然科学实现了培根对“知识就是力量”的承诺，但也为战争的空前惨烈性提供了条件，而战争的爆发是因为人类对另一个问题的无能为力，“现代欧洲精神在控制物体和物力方面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面对人类存在和人的精神，却表现得无能为力”。人类社会朝前的观念，在战争的冲击下，逐渐走向瓦解。因此，重塑进步观念，成了柯林武德构建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柯林武德的进步观念

 

 

柯林武德认为自己毕生致力于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融通”，为了达成这种“融通”，必须创立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来处理史学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在柯林武德看来，这些问题包括两个方面：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问题可以归结于“历史知识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而形而上学问题则涉及历史学家研究题材的性质，即对事件、进程、进步、文明等诸如此类观念的阐述。柯林武德对诸如进程、进步与文明之类的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进步观念在柯林武德著作中随处可见，但柯林武德并没有就这一观念，如约翰·伯瑞那样留下一本著作，而只是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进行阐述。这些文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和盛行于西方历史上循环论观念的批判，构成了柯林武德论述进步观念的早期文本。其二，1929年发表的《进步哲学》是柯林武德在20世纪20年代末对这个观念所做的一个总结。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柯林武德对进步观念给出的最终论述，而更像是阶段总结。其三，收入《历史的观念》“后论”第七节题为《历史思维所创造的进步》一文，出自柯林武德1936年历史哲学讲稿的第二部分“形而上学后论”中。在笔者看来，收入《历史的观念》中的文字，是柯林武德对进步观念最为完整的论述。这不仅是因为柯林武德在《进步哲学》一文中没有展开的部分（历史与自然之间的区别）在《历史思维所创造的进步》一文中得到了阐述，从而把进步观念放到自律的位置上，而且相对1929年，柯林武德在1936年对进步观念的思考，由于在时间上更具有优势，在思考深度和系统性方面，显得更为成熟。

柯林武德不认为人类社会作为整体存在进步。论证一个社会是否存在进步或退步，意味着需要对一个社会进行了解、比较，最终得出结论。然而，早在1924年发表的《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中，柯林武德就认识到历史学作为一门总体史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掌握过去所有的历史知识。再者，柯林武德在《历史循环理论》中谈道：“就我们能把历史看做一个整体而言，这就是我们怎样看它的。它是每一阶段都是由前一阶段留下的人类问题的解决组成的一种持续发展。但是这对历史学家只是一种理念，如果他可能把历史看成一个整体，那就是他了解的历史的样子，而他从未做到。”由此看来，柯林武德认为把文化类型当作一个研究单位，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是柯林武德驳斥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持循环论观念历史学家的一个关键论点。在柯林武德看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错误地认为历史学类似于自然科学，从而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学，即把文化类型当作独立的事物。

因此，问一个时代是否比另一个时代更为进步，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柯林武德说：“就其全体来判断某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一任务，乃是一桩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从没有这类的事物是以其全体而成为历史知识的一种可能的对象的……要判断一个历史时期或人类生活的一种形态作为整体而言，是不是比起它的前人来表现了进步，———这种企图就造成了一种很容易识别的类型的错觉。”柯林武德之前的哲学家倾向于认为人类历史能够被划分为几个阶段，这些阶段构成的链条呈现了人类社会进步的趋势。然而，柯林武德明确反对这种观念，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能够宣称掌握了过去所有的知识。因此，由于人类无法认识人类的整个过去，换言之，历史学家只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把整个人类的过去当作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是采用一种“鸽子笼”式的研究思维。

柯林武德认为进步只能以问题作为衡量单位，即新的问题如果能得到新的解决方法并把过去的解决方法保存下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存在进步：“如果思想在其最初阶段，在解决了那一阶段的最初问题之后，就由于解决这些问题而带来了另一些使它遭遇挫败的问题；并且如果这第二种思想解决了这另一些问题而并未丧失其解决第一种的据点，从而就有所得而并没有任何相应的所失；那么就存在着进步。”从以上柯林武德对进步观念的定义看，进步包含两个关键因素。其一，进步的单位是问题。进步以问题进行界定意味着历史学家能够获得解决问题的证据，也能够驾驭解决一个问题所需要的材料。其二，进步体现了“类别重叠”与“形式序列”。进步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其特点是其特定类别的重叠；这些重叠的类别一方面展现了各自共性的本质，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一个在程度和类别上存在着对立和区别的形式序列。进步研究单位是问题，而不是时代或者文化类型，正如阿克顿所教诲的，“要研究问题，不要研究时代”。然而，虽然问题能够被作为进步的单位，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以进步进行衡量。因此，柯林武德从经验层面对能够取得进步的事物进行了区分。柯林武德并不认为一切经验都能够成为进步的对象，尤其是艺术领域，“虽然米开朗基罗和托瓦森都被叫做雕塑家，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做同样的事，因而哪一个做得更好这一问题没有出现过”。艺术家处理的都是新问题，是艺术家未经反思的经验，“但是艺术好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历史关系，因为它们的问题是出自未经反思的经验之流，而这一经验之流并不是一种历史过程”。

作为一种哲学观念，进步观念的特点在于其体现“类别重叠”与“形式序列”。以历史学为例，柯林武德把历史学分为“剪刀加浆糊历史学”“批判历史学”和“科学历史学”三种。从宏观角度看，柯林武德认为西方社会经历了“剪刀加浆糊历史学”“批判历史学”“科学历史学”三个阶段。从微观角度看，一位历史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剪刀加浆糊历史学”与“批判历史学”等阶段，最后才能到达“科学历史学”“科学的历史学家无疑地花费了大量时间来阅读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所一直在阅读着的同样书籍……”。但是，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还是从微观的角度，三种历史学形式之间的过渡不是截然分明的，而是重叠的，最终三种历史学形式构成了“形式序列”。新历史学形式是历史学序列中新出现的种类，“这不仅是一种增添到旧方法中新方法；相反，它实现了学科根本转变，不再局限于记忆的限制。新方法增加了———一种不同的程度；学科已经改变———一种不同的形式”。

柯林武德反对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学，也意味着柯林武德反对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进步观念。自然科学事实“是被感官知觉所直接确定的”，自然科学所追求的规律“是根据归纳法来概括这些事实而构成的”。柯林武德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用于进步观念研究，在于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研究对象性质的不同。历史学并不像自然科学，并不能通过实验方法获得知识，因为历史学家面对的都是过去的事实，而过去的事实并不能为历史学家直接观察到：“战争与革命以及它所论述的其他事件，都不是历史学家在实验室里为了进行研究而以科学的精确性有意地制造出来的。它们甚至于也不是在事件之被自然科学家所观察到的那种意义上而被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相反，历史学家能够获得过去的知识，是因为过去并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存活于现在的过去，“历史学家研究的过去并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在现时世界中活着的过去”。具体而言，“构成历史的并不是‘事件’而是‘历程’；‘历程’无始无终而只有历程的转化；如果历程P1转化为历程 P2，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标志着P1的结束和P2的开始；P1并没有结束，它改变形式成为P2继续存在着，P2也没有开端，它以前就以P1的形式存在着了”。存活于现在的过去即为证据，是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能够知道过去的条件。过去，正如柯林武德总结道：“对一般心灵而言，这种积累被称为经验；对意识而言，它被称为记忆；对一个社会单位而言，它被称为传统；对知识而言，它被称为历史。”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研究的过去是以证据存在于当下的过去，是活着的过去。对自然科学家来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种没有时间和空间规定的经验，他们从一连串经验中归纳出规律，至于这些经验为何产生，自然科学家并不感兴趣。对历史学家来说，自然科学家不感兴趣的地方，却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起点，因为他们必须理解这件行动为何产生。因此，对历史学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在柯林武德看来是荒谬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内—外之分，决定了历史学不能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就自然界来说，一个事件并不发生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别……对科学家来说，自然界总是、并且仅仅是‘现象’，———并不是在它的实在性方面有什么缺陷的那种意义上，而只是在它呈现于他的智力观察面前成为一种景观的那种意义上。但历史事件却绝不是单纯的现象，绝不是单纯被人观赏的景观，而是这样的事物：历史学家不是在看着它们而是要看透它们，以便识别其中的思想。”柯林武德反对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进步观念，因为一旦把归纳逻辑运用在历史领域，势必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对建立在更广泛的归纳基础上的观点的比较，就像我们在斯摩莱特和皮特里教授之间所作的比较那样，将表明分歧直达根本点”。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对象，意味着：“每桩事实都被看作可以通过一项单独的认识行为或研究过程而被确定的事物；于是，历史可知的整个领域便被分割成无数细微的事实，每件事实都要单独予以考虑。每件事实都要被思考为不仅独立于其他一切事实之外，而且也独立于认知者之外，因此历史学家观点中的一切主观成分（像是它们被人称为的）就必须一概删除。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对事实作任何判断，他只应该说事实是什么”。因此，历史学家获得过去的知识，只能通过历史学的形式，即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做出解答，从而取得进步。“重新想他人之所想，他自己也就思想了他人的思想；知道了他人思想过的那一思想，他因此知道自己能够思想那一思想；发现自己能做什么就是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通过重新思想而懂得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的思想，那么他必定是具有多种类型特征的人，他实际上就是他所了解的那些历史的缩影。因此，他的自知同时也就是对人类事务的认识。”

同样，柯林武德也认为人类社会不存在“进步的规律”，因此人类社会的进步无法由“规律”所决定。因为人类本身无法控制这一历史进程（例如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使进步规律失去有效性，“人的理性只是做到了使他成为最凶恶的和最有破坏性的动物，那倒不如说是大自然的一桩错误或者一种残酷的开心，而并不是什么她的最崇高的杰作……导致他的存在的那种自然过程，就不能再被看成是一种进步了”。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并不存在必然的进步，进步的规律并不成立。柯林武德认为“进步规律”的说法是一种思想混乱，因为按照“进步的规律”，人类社会是服从于自然的，而人类的每次创新都是一种进步，势必与人类社会是服从于自然的相矛盾，因此“进步的规律”是“人类对自己超过自然的优越性的信念和自己只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的信念这二者间的一种不自然的结合而哺育出来的”。人类的进步仅能通过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研究，在获得过去知识的前提下，对当前问题的成功解决，既保存了过去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获得新的解决方法。

柯林武德强调历史学家不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因此柯林武德认为历史进步并不存在于将来，而是体现在当下。孔多塞认为人类社会将在第十个阶段迎来完美的形态，康德也认为人类最终将实现“永久和平”。柯林武德认为人类社会进步是相对于当前而言才有意义，因此他欣赏席勒把进步的目标置于现在的做法，“康德把进步的目标置于一个未来的千年福王国，而席勒则把它置于现在，并且声称普遍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明现在，包括像近代的语言、近代的法律、近代的社会制度、近代的服装以及诸如此类东西，是怎样成为它现在这样的。在这里，席勒就确切地改进了康德，这无疑是由于他在历史工作方面有实际经验的缘故，它向他表明了历史并没有照亮未来，而且历史的系列也不能被投射到现在之外去”。柯林武德一直认为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在于历史学无法给予历史学家预测未来的能力。过往的进步观念都蕴涵人类社会将在未来到达某一完美的状态。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忽视了人性的历史性。人性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丰富自身，因此人类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终极的状态，“事实却是，如果人类的心灵逐渐理解其本身更多，它就会由此而逐渐以不同的新方式而活动”。由此，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获得预测未来的能力，也就排除了肯定未来能够取得进步的条件。进步是历史思维的产物，实现进步的条件随着人性发生改变而不断变化着，从而也决定了预测未来进步的条件永远得不到满足。历史学家对未来是否取得进步，并不具备做出判断的条件，因此进步仅能在当前获得，这也是柯林武德进步观念有别于过往拥护进步观念的哲学家或历史学家之处。

综上所述，柯林武德的进步观念在进步的对象、进步如何获得以及进步是否永远拥有终点等三个方面与过去盛行的进步观念区别开来。首先，时代、社会形态无法成为进步的对象，除了因为某些经验无法成为进步的对象外，还因为作为研究者无法拥有认识那些能够成为进步对象的条件。其次，过去的哲学家或历史学家以时代或社会形态作为进步的单位是因为他们误认为能够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这一对象，然而却由于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这一方法落空，因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家研究的对象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最后，由于人性处于永恒变动的状态中，因此人类的进步并不存在终点，只要历史进程不被打断，新的问题就会不断出现，而进步将不断获得，也将一直持续。显而易见，柯林武德进步观念与以往进步观念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而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在于其背后所认可自然观念的差异。

 

 

三　“机械论”与“进化论”影响下的进步观念

 

 

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对于社会的总体看法与每个时代盛行的自然观念紧密相连，进步观念作为近代以来对西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观念之一，其产生在于自然观念的更新。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占据欧洲心灵的“目的论”在17世纪后逐渐被“机械论”所取代，这为近代进步观念的形成、并成为近代以来影响西方社会最深刻的观念之一奠定了基础。“机械论”假设大自然作为一架机器，其内部结构不变的特征意味着人类能够穷尽这架机器奥秘的可能，完善认识机器的过程就是进步的体现。而近代西方社会思想家宣称人类历史存在进步就在于假设人性等同于自然事物、人类社会等同于自然世界。然而，现代自然观念却宣称自然界也拥有历史，一切知识都是历史知识，从而使近代以来进步观念的基础产生动摇。虽然柯林武德的进步观念与现代自然观念紧密相连，但柯林武德并不认为自然界存在历史，更不存在进步。

近代“机械论”假设自然世界是一架机器，自然界既没有智慧也没有生命。“因此，它没有能力以理性的方式操纵它自身的运动，并且它根本就不可能自我运动……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字面意义和严格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心灵，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设计出来、并组装在一起的躯体各部分的排列。”由于这架机器的运作是被给定的规律所决定，而规律又能够为人类所认识。所以，这种观念由于背离了基督教赖以成立的自然观念，也就解释了为何教会对近代科学的非难。因为“机械论”认为自然界由必然和盲目的规律所统治，人类不再被视为神圣计划的执行工具，人类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够掌握自然的秘密，而不再对大自然表示恐惧。既然自然界是一架机器，是由给定的规律所控制，并且规律能够为人类所认识，在自然科学取得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哲学家把这种观念运用于人类或人类社会中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当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梅特里（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写下“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时，就表明近代自然观念已经为研究人类的哲学家所接受。同时，近代自然观念也影响了哲学家对人类社会的总体看法。如果自然界由给定的规律所操纵，发现规律就能够操控自然界，那么为什么与自然界相似的人类社会不能够存在同样的规律？英国的巴克尔（Henry　ThomasBuckle，1821—1862）和法国的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就曾论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具有同样的性质，从而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自然界能够为人类所认识，并且这种认识是随着时间推进而增加的，也就是进步的。那么，人类社会也同样是进步的，也就是人类历史是进步的。

近代自然观念的核心在于假定自然界的规律是恒定的，其本质是不变的。自然界是一架由上帝根据规律制造出来的机器，当它被制造出来后，就根据被设定好的规律所运作，这是一架没有生命的装置，因此人类能够通过不断地深入探究而最终认识它的所有秘密。当哲学家把这种观念移植到人类社会时，哲学家也假定人性是恒定的，其本质是不变的。这种观念给予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普遍持乐观态度的基础，“一种是前瞻式的或者说更实际的或政治性的发展，在预示着并且企求着实现一个千年福王国，那时将会确立理性的统治”。然而，这种假定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即人并不是机器，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而随着人性的变化，人类社会也会发生变化，新的问题也会接踵而来。“事实却是，如果人类的心灵逐渐理解其本身更多，它就会由此而逐渐以不同的新方式而活动。”柯林武德认为人性将无法保持在一种恒定的状态下，因此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将无法达到终点，因为根本上就没有终点，而这意味着千年福王国将不会到来。

柯林武德进步观念与深受近代自然观念影响的进步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柯林武德并不认同人性是恒定不变的，这是他与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最大的不同，柯林武德完全是以历史的思维看待人性。换而言之，人性是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事物。同时也表明柯林武德进步观念与现代的自然观念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由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柯林武德的进步观念，我们必须认真考察柯林武德所认同的自然观念。

现代自然观念的发展，在柯林武德看来，经历两个阶段：一个是生物学阶段，再就是宇宙论阶段。生物学阶段与达尔文紧密相连，“生物学阶段就其与自然的一般理论的关系而言，有着格外的重要性，因为正是这场思想运动，最终打破了老旧的笛卡尔物质心灵二元论，引出了介于它们两者之间的第三项，即生命”。达尔文的贡献，在柯林武德看来，就在于他证明了“生命的历史被看成一部无尽头的不断实验史，在自然的部分中创造出越来越强壮有力的生命机体”。最后这种进化观念被造就成生物学的概念由柏格森推向高潮阶段。但是，对柯林武德进步观念造成重要影响的不是生物学阶段，而是宇宙论阶段，这个阶段由现代物理学所开启，推动了柯林武德进步观念的形成。新的自然观念与旧的自然观念相比，首先在于物质观的区别，旧的物质观认为，“每个微粒都是原子的，也就是说，是在物理学上不可分和不可毁灭的；但它不是几何学上的不可分，即，它具有某种形状和大小”。新的物质观认为，“物质根本上是过程或活动，或某种非常像生命的东西”。显然强调运动变化的现代宇宙论对柯林武德的进步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现代自然观念是通过亚历山大和怀特海，尤其是亚历山大，影响了柯林武德进步观念的形成。

近来的研究表明亚历山大与柯林武德在私人关系和哲学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前者对后者在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上的影响，“柯林武德在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深受亚历山大的影响，并且1930年代柯林武德在他自己关于宇宙论的著作中寻求发展和改进它们”。而且柯林武德也承认他们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在柯林武德逝世后出版的著作中，《自然的观念》着重提到亚历山大对现代宇宙观做出了重要的阐述，而《空间、时间和神性：格拉斯哥的吉福德讲座（1916—1918）》一书则是亚历山大阐述现代宇宙论的重要文本。例如，柯林武德认为亚历山大用“突现”来形容世界，强调物质世界的特点，“他用‘突现’这个词来说明，更高品级的存在不只是过去事件的后果，过去并没有像结果包含在原因之中一样包含在更高品级的存在之中。因此，高级者不只是低级者的一个修正和复杂化，而是某种真正的、在质上新的东西”。正如对待每个历史阶段，柯林武德并不认为每个历史阶段在前后之间是因果关系，每个历史阶段都具有各自独有的特征。因此，亚历山大在《历史之物》一文中认为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事物都归于历史的进程，这种进程表明不仅是人类社会，而且自然界也存在所谓的进程，这样一来两者在黑格尔那里的区别就消失了。因此，心灵将是一个进程，而进步也将是一个进程。正如自然界的进化是无限的一样，人类历史的进步也是无限的。柯林武德与旧的进步观念论者在人性是不是恒定的和进步是否有终点这两点上区别开来。在旧的进步观念论者看来，进步的终点要么在不久的将来，如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认为人类将在第十个阶段迎来进步的最后阶段；要么进步的终点在当下已经得以实现，如黑格尔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世界精神展开的最后一站。然而，虽然柯林武德高度赞同亚历山大的观点，承认自然界存在进程，但柯林武德坚持自然事件不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这一点使他与亚历山大区别开来。

第二位对柯林武德的进步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怀特海。柯林武德欣赏怀特海著作中体现出来的历史感，这一点与同样属于实在论者的威尔逊迥然不同：“他的哲学著作，构成了20世纪实在论运动的一部分，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而，那场运动的其他领导者，是在接受了19世纪后期的唯心主义训练之后才达到实在论的，因而他们的实在论带着皈依者的狂热，并且病态地惧怕重犯他们年轻时的过失，这就给他们的著作以一种紧张的气氛，好像他们关心发展哲学知识，还不如关心证明自己是唯心主义的死敌。怀特海的工作完全不受这些事情的影响，他没有遭受任何成见。很显然，他不在乎他说的是什么，只要所说的是真的。”实在主义者轻视历史思维是柯林武德在《自传》中对实在主义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柯林武德与实在主义者的主要不同之一。

怀特海认为：“自然由变动着的模式所组成，这些模式的运动是它们存在的本质；这些模式又被分析成他所称的事件（events）或机缘（occasions），与亚历山大的‘点—瞬间’相对应。”柯林武德认为怀特海宇宙论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了实体和活动的统一，宇宙的本质就在它的运动过程。怀特海的这种宇宙论（自然观）与柯林武德的心灵观相对应：“在这种意义上，凡是被称为结构的，实际上都是功能的一种方式。在任何另外的意义上，心灵都根本没有功能；除非是成为一个心灵来完成构成其为心灵的那些活动，否则无论对它自身或对别的什么，它都没有价值。”简而言之，心灵不是一个精神实体，心灵就是其活动的一个总称。因此，在怀特海看来，“自然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循环的或有节律的变化，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增进；有机体在经历或寻求一个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每一部分不断获得并产生新的形式”。由于心灵如同自然界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因此，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性永恒论”，在柯林武德借助现代自然观的基础上被瓦解了。人类社会是由不断变化和生成的人性所构成，其本身并没有一个终点，也意味着人类将面临不同的问题，因此人类社会进步并没有终点。

柯林武德坚信人类社会存在进步，但把自然视为一架机械的自然观已被现代自然观所抛弃，因此柯林武德进步观念是建立在人性是持续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作为一种认识人类过去的科学，本身并不具有认识所有过去的能力。人性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对人性的认识不存在终点，因此社会进步也不存在终点，人类社会进步永远处于一种进步的过程中，这种进步的进步表明柯林武德的历史思维，同时也是有别于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进步的特点。

 

 

四　结　　语

 

 

进步观念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对西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观念之一。进步观念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形成，认为今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能够超越古人的观念推动了进步观念的形成。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思想家把进步观念运用在人文科学领域，最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以进步观念予以描述。进步观念是在自然科学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因此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进步观念是18、19世纪的普遍做法，即把人类事物等同于自然事物，把人类社会等同于自然世界。在实证主义者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知识后，在人类社会如同在自然世界寻找规律就成了人文科学能够成为知识的前提，而进步也成了一种规律。当进步成了一种必然后，19世纪的欧洲沉浸在一种普遍的乐观主义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这一思潮。

进步观念的退潮与循环论的盛行是柯林武德重塑进步观念的时代背景。柯林武德认为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是因为培根与笛卡尔等人解决了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融通”的问题，从而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因此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处理人类事务的学科发展相对滞后，从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步观念思潮受到冲击不是因为人类社会不存在进步，而是因为思想家未能发展出适合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在柯林武德看来，适合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就是历史学，因此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融通”是历史学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也是解决由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率先“融通”带来的人类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不平衡矛盾的前提。因此，柯林武德运用历史学思维重塑的进步观念与使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进步观念明显区别开来。

哲学家关于人类社会的看法与时代所盛行的自然观念紧密相连，近代自然观念认为人类不但能够增长认识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拥有改变人类社会的能力，因此他们持有一种与古希腊－中世纪不同的社会观，即进步观。柯林武德进步观念又不同于近代的进步观念，原因就在于柯林武德信奉一种不同于近代的自然观念。柯林武德进步观念深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开创的现代自然观念的影响。现代自然观念取代近代以来把大自然当作一架机器的自然观，认为大自然只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以亚历山大和怀特海为代表的现代自然观者，深刻影响了柯林武德的人性观。心灵的本质就是心灵在时间过程的所为，并不存在所谓心灵实体。这种心灵观念是柯林武德进步观念的前提。因此，柯林武德接受现代自然观，并把现代自然观当作现代心灵观的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柯林武德的心灵观念深受现代自然观念的影响，但柯林武德并不认为心灵与自然物质是同一种物质。心灵活动不同于自然事物的运动，前者体现在发生在过去的活动能够为当下的心灵所了解，因此使得过去的经验能够为当前所利用，从而保证进步观念在人类社会中成为可能。然而，自然世界并不存在所谓的进步，自然世界物质的变化没有目的，即使有，也不是人类能够掌握的。正如达尔文并没有宣称新物种的出现是自然进化必然的结果，而只是一种适应环境的产物，这种适应与其说是主动的，不如说是被动的，因为生物本能在柯林武德看来，并不是一种思想的产物，因此不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范畴，也就不构成所谓进步对象。柯林武德从接受现代自然观开始，进而区分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不同，是他构建历史哲学体系的需要，也意味着他的历史哲学大厦完成后，它们作为脚手架必定会被移除。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