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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口述史学研究五题——关于口述史学基本特征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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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祥银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7期
【编 者 按】当下，口述史学以其在挖掘史料与再现社会底层声音方面的独特优势而迅速引得国际史学界的关注。它的出现与发展不仅在研究内容、方法与理论等方面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变革动力，同时也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广泛兴趣，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名副其实的面向大众的科学，其社会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史学研究的大众化趋势和发展动向，体现出一种重返人文的传统。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学界对其既不乏褒扬，也不乏质疑。质疑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口述史学的可信性、口述史学的版权问题、口述历史的学科归属及呈现形式等方面，而相关研究者也迫切需要广泛了解其他地区口述史学的研究状况。为了推动口述史学的健康、快速发展，也为了廓清学界有关口述史学的一些争论，本刊特邀了大陆及港澳台几位学有造诣的学者，分别从口述历史的基本特征、口述史学的社会性、香港口述历史的具体实践、澳门口述历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台湾口述历史的现状及展望等方面进行研究，期冀对口述史学研究有所裨益。
所谓口述史，简单而言，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者录音和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的使用，记录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证词。现代口述史学兴起的标志是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的创建。
现代口述史学的发展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辐射走向，它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兴盛于英国和加拿大，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逐渐流行于世界各地。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口述史学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历史学研究的深化与革新，同时也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图书馆学、档案学、文学、新闻学、建筑学、妇女研究、文化研究、移民研究、灾难研究以及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它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口述史学对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贡献是跟口述史学本身的特征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也正是由于口述史学的这些特征，才令它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青睐。本文试图从民主性、合作性、动态性和跨学科性等四个方面加以概述。
一、民主性
在研究对象上，口述史学一反过去政治史和精英史的传统，把历史焦点转向普通人民群众，其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人民化”(或称“大众化”)趋势。具体而言，就是口述史学暗示了历史研究焦点的转移：军事史学家超出将军而面向其他军阶和普通士兵；社会史学家从官僚和政治家而转向贫民；政治史家从政界精英的竞选而转向关注普通选民的内心感受；经济史家的对象不再完全是雇主，而兼顾普通工人的心声。
在历史的撰述上，它突破了历史学家为人民群众写历史(write history for the people)方式的弊端——研究对象确实发生了变化，可是研究主体却仍然是历史学家。而真正的来自人民的历史应该是历史学家与人民共写的历史(write history with the people)，很多历史学家都主张应该以民主、参与的方式与人民一道“共创”自己的历史。而口述史学正好满足了这个要求，因为口述史学能以一种新的精神来完成这项工作：它能使我们根据那些身历其境者的语言来重新撰写历史。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所说：“通过从底层引入新的证据、转变研究焦点和开辟新的探究领域、挑战历史学家的假设和公断以及重新认识那些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口述史让历史变得更加民主了。”[1](P7-8)
当然，口述史学的民主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明显的“人民化”趋向，因为一开始口述史学只是应用于著名人物的访谈。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英雄史观”的束缚。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宗旨就是如此：“创立某种组织，有系统地从活着的美国著名人物口中和文件中，获得他们过去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更为全面的记录。”[2](P29)但是，在美国新史学思潮以及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和黑人运动等激进运动的冲击和倡导下，一部分历史学家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大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于是，口述史学被广泛地应用于劳工史、美国黑人史、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社区史、城市史和性史等新兴史学领域。
而在英国，由于口述史学从一开始就主要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比如工人阶级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条件等等。而且，主持口述史计划的研究者也往往来自于社会学专业，像上述提到的汤普森就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因而口述史学的民主性在英国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走得有点偏激。20世纪70年代，伦敦东区的下层民众发起了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The People's Autobiography of Hackney)，这个组织来源于一个与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有联系的群体。这个组织的成员全部来自伦敦东区哈克尼及附近地区，年龄从十几岁到七十岁不等，职业也非常混杂。但是，这个组织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群体，他们通过相互记载的生活经历再以廉价的小册子形式出版，有的也得到了当地图书馆的资助。之所以说他们做得有点偏激，是因为这个组织拒绝学究式的历史学家参与他们的口述史学活动。这一方面是出于感情上的不兼容，因为在他们看来学究式的历史学家记录的并不是他们的历史；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历史学家会将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歪曲得面目全非[3](P213-214)。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还通过搜集照片以及一些工艺品，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展示给当地的人民，这样的历史是来自于人民、又回到人民当中的历史。因而，“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一方面旨在通过一系列的个人叙述来建构哈克尼地区生活和工作的组合历史；另一方面，也给人民以回忆和解释过去的信心，使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话为历史的撰写尽一份力量。简而言之，是为他们自己撰写历史”[1](P17-18)。正是如此，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的口述史学活动也被英国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视为一种民主的选择，它挑战了学术精英对于历史研究的垄断[4](P268)。
二、合作性
受访者和访谈者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是口述史学的另一显著特征。也即历史不再是作为主体的研究者的“专利”，口述史学不再是访谈者单方的产物，它是受访者和访谈者共同合作的结果。受访者既是口述史学研究的客体又是口述史学研究的主体。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在给口述史学的定义中就直言：“口述史访谈通常是指一位准备充分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的形式记录下彼此之间的交流。口述史学不包括随意的录音……或者其他不是经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对话而来的声音记录。”[5](P19)
传统的史学研究由于其对象大都是“不能说话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因而在研究过程中，这些档案和文献资料很大程度上只是充当研究者某种假设或结论的证据，只有符合假设或结论，这些资料才能派上用场；反之，它们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而口述史学一改往日的旧貌，受访者有充分的自由为自己辩护，作为访谈者来说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待受访者。尽管访谈者有权根据自己的设想任意设置问题，但是受访者也有权回避回答或故意隐瞒事实，更何况访谈者在出版口述史学著作之前，需要取得受访者的同意。因而，为了更好地记录口述史资料，双方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和诚恳的态度来对待，目的就是为将来的历史研究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
其实，口述史学的这个合作性特征，在口述史学界也曾经引起相当大的争论。一些口述史学家认为有些研究者为了出版或者其他的既得利益，势必会过多地渗透个人的主观偏见，因而他们主张在访谈中，访谈者应该处于“中立”的地位。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创建者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就认为，访问者应该中立、客观地收集他人的回忆。这种观点太极端以至于早期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抄本中完全没有提问，许多自称采用口述史的书都将访谈者的提问删除了[5](P28)。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坚决主张访谈者在访谈中应当处于“主动”的地位，尽管受访者是“主角”。不过，他们照样担心太主动的访谈者也很容易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政治立场影响整个访谈。因为访谈者在设置问题的时候，已经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那么受访者再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在访谈者首次诠释的基础上再进行的叙述。
但是，口述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受访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当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的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可能仅仅是受访者一部零散的叙述史，甚至可能是一场唠叨而已。因而很多口述史学家便极力主张口述史访谈是双方共同合作的结果，双方都肩负着主动权。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在他的专著《共享权威》一书中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观点，即口述史访谈双方都对这一创作过程负责，共享权威[6]。
但有些口述史学家不喜欢“受访者”这种提法，他们认为“受访者”有消极的意味，而主张使用一些更加主动的术语，比如“信息提供者”(informant)、“口述作者”(oral author)或“叙述者”(narrator)①。使用这些术语主要是为了使口述史学家更清楚地意识到访谈者与受访者不平等的关系将影响访谈的进行[5](P30)。不管怎样，受访者和访谈者双方都参与口述史的记录，任何一方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只是双方所肩负的责任有所区别而已。
三、动态性
口述史的获得来源于受访者和访谈者双方的对话，而这种对话时间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是相脱离的，也就是说口述史学具有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事后再认识的背景是纷繁复杂的，它可能受到个人经历、社会环境、记忆衰退、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很多时候对于历史描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都是致命的打击。也正是如此，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把口述史学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动态性)，作为攻击口述史学合理性的主要证据。一位批评汤普森的著作《爱德华时代的人》(The Edwardians)的批评家指出：“归根结底，他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而现在又成了‘伊莉萨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在记忆中消失了，或至少关于这些往事的回忆也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其实，他们童年时期的往事有多少是他们的长者对他们提起的呢？在那以后他们可能读了哪些自传或小说使他们加深一些印象而冲淡另一些印象呢？哪些电影或电视节目对他们的意识发生了影响呢？”[7](P85)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口述史学原本记录的“过去的声音”也变成了“现在的声音”。
那么，口述史学的这种动态性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它是口述史学的特性还是口述史学的缺点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因人而异。传统的主张历史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口述史学的这种动态性违背了历史学的真谛——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当代的口述史学家却认为它是口述史学的真正价值和特性所在。因为他们认为口述史学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而且还要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中得出对历史更深层次的认识，那就是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么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又想从他们的过去之中得到些什么？这是传统的史学研究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它的对象是不能发声的文字资料。只有受访者与访谈者的历史性会晤(historical conversation)才使人们有机会更深刻地认识历史。
意大利著名口述史学家阿利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在研究20世纪40、50年代意大利一位普通工人卢奇之死的过程中发现，对卢奇的死亡时间，官方的记录、不同阶层人士的口述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口述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受访者竟然将他放在一个自己设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叙述，总之，得到的答案各有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都处在变幻和变革之中，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社会地位、个人身份、财产状况以及社会主流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他们便把这些变化所隐含的思想以及内心感受，全部反映在对卢奇之死这个问题上。所以说，至于卢奇是什么时候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口述记忆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和变化，而这种差异与变化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特定的意义。正如波特利在《什么令口述史与众不同》(What Makes Oral History Different)一文中写到：“真正重要的是，记忆不是事实的一个消极的储藏室，而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资料的特殊价值更多的不在于它们保存历史的作用，而在于记忆所能产生的显著变化。”[8](P52)
尽管口述史学的动态性可能会影响历史叙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可是它却有助于让我们看到人们怎样理解过去，他们怎样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相互联系，过去怎样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人们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6](P188)。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诠释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史学名言。
四、跨学科性
随着现代科学知识的分化和整合，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所谓跨学科研究，简单而言，就是指跨越传统本位学科的界限，引进和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加以探讨。不同学科的交叉有很大跨越，从本质上说，主要指“学科术语概念的跨越、学科理论板块的跨越、学科科学方法的跨越和学科结构功能的跨越”[9](P156)。
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历史学研究呈现出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即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围和焦点，而且对历史学的编纂方式也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正如法国学者科林·卢卡斯所说：“同社会科学挂钩引起了法国史学的两大变化。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课题的多样化。……其次，最重大的变化是史学同社会科学的接触对历史编纂法所产生的影响。”[10](P41)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文学、符号学、数学、生态学和医学等几乎全部学科。历史学与上述学科的交叉促使历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即在历史学内部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的分支学科。而口述史学的出现与发展也正好顺应了当时学科整合分化的潮流，其跨学科特性也相当明显。
概括而言，口述史学的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某种程度上，口述史学本身的方法与理论几乎涵盖了全部的人文社会科学。口述史学访谈需要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受访者的选择需要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口述资料的转录和编辑需要语言学和文学的表达方式；口述史学的解释需要诠释学和心理学理论；口述史学的收藏需要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编目和保存知识；口述史学的传播需要掌握现代各种媒体的操作方法。口述史学的著作权、隐私权和名誉权则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影响，口述史学的研究与诠释视角因人类学、人种学、叙事学、文本理论、交际理论、记忆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影响而不断改变与革新。
其次，口述史学也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广泛关注，并在推动跨学科应用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国口述史学家戴维·杜纳威(David K. Dunaway)就将20世纪90年代口述史学的特征描述为对于跨学科性的日益兴趣。综观欧美等西方国家口述史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它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图书馆学、档案学、文学、新闻学、建筑学、妇女研究、文化研究、移民研究、灾难研究以及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在这些跨学科应用中，口述史学不仅被用来搜集和保存相关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同时也直接影响到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和视角。
举例来说，在医学领域，已经有众多学者将口述史学用于临床治疗，希望通过口述史学为那些老年失忆或有心理疾病的患者提供医学治疗，甚至逐渐发展出一门新兴学科——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②。在妇女、农民、土著以及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研究中，口述史学不仅被用来挖掘他们的微弱声音，同时也逐渐成为他们要求获得社会认可和提高政治经济权利的极其重要的赋权(empowerment)工具，其政治性日益突显。而在灾难研究领域，近年来，口述史学成为记录、理解与反思灾难事件与灾难记忆的重要手段。正是如此，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2001年美国9.11事件和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等重大灾难之后，相关部门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口述史计划。而且，灾难口述史研究也受到学术界的积极关注，最近几年，美国主流史学杂志——《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和《口述历史评论》(Oral History Review)都频繁刊登相关的研究成果，而讨论焦点大都集中于灾难(创伤)记忆，甚至思考口述史学对于治疗创伤记忆的医疗价值③。
作为口述史学的几个基本特征，民主性、合作性、动态性和跨学科性对于历史学研究理论、方法与视角的转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当然，口述史学还具有客观性、叙述性和生动性等诸多特征，限于篇幅，本文将不再赘述。
注释：
①美国口述史学家瓦拉利·雷海(Valerie Yow Raleigh)在其专著中就用“叙述者”(narrator)一词来代替“受访者”(interviewee)。详细内容请参考Valerie Yow Raleigh，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Guid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Walnut Creek: Alta Mira Press, second edition，2005).
②详细内容请参阅Raymond Harris and Sara Harris, "Therapeutic Uses of Oral History Techniques in Medic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2.1(1980-1981); 27-34; Willa Baum, "Therapeutic Value of Or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2.1(1980-1981); 49-52; Mary Marshall Clark, "Holocaust Video Testimony, Oral History and Narrative Medicine; The Struggle Against Indiffference",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24.2(2005); 266-282.
③有关口述史在其他学科中的跨学科应用，相关研究请参阅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Baum(eds.)，Oral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6); Thomas L. Charlton, Lois E. Myers and Rebecca Sharpless(eds.), Handbook of Oral History(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006); Robert Perks and Alistair Thomson(eds.), The Oral History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econd edition, 2006).
【参考文献】
[1]Paul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1988.
[2]Allan Nevins. "Oral History: How and Why It Was Born".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M]. Walnut Creek: Alta Mira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6.
[3]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3.
[6]Michael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7]约翰·托什.口述的历史[J].史学理论，1987，(4).
[8]Alessandro Portelli.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9]陈燮君.学科学导论：学科发展理论探索[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10]科林·卢卡斯.前言[A].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法国新史学发展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11]David K Dunaway.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Oral History". in David K. Dunaway and Willa Baum, eds.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M]. Walnut Creek: Alta Mira Press, second edition, 1996.^